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杀人灭口)。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王之寀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做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他交往也很密切。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辞,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他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今湖北湖南)为主的楚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奇Qīsuu.сom书,先例即由此而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此时出现?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刘廷元、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但疑问在于,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答案是,对人不对事。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所谓公愤,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故称公愤。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叶向高,因为私仇,三十二年的私仇。三十二年前(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嘉靖三十八年生人。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世,就经历了生死考验。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地说,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相信,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打的底。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累赘),独自逃命,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她说:“要死,就一起死。”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考试】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攻克横屿,收复福清,并最终平息了倭患。必须说明,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只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就不介绍了。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事实告诉我们,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还是很有效的。隆庆六年(1572),叶向高十四岁,中秀才。万历七年(1579),叶向高二十一岁,中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二十五岁,第二次参加会试。考试结束,他的感觉非常好。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他考中了第七十八名,成为进士。现在,在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关——殿试。殿试非常顺利,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因为从此刻起,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虽然此前,他们从未见过。要解释清楚的是,叶向高的第七十八名,并非全国七十八名,而是南卷第七十八名。明代的进士,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而是按照地域,分配名额,具体分为三个区域,南、北、中,录取比例各有不同。所谓南,就是淮河以南各省,比例为55%。北,就是淮河以北,比例为35%。而中,是指云贵川三省,以及凤阳,比例为10%。具体说来是这么个意思,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那么分配到各地,就是南部五十五人,北部三十五人,中部十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南部人,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哪怕你成绩再好,文章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你也没法录取。而如果你是中部人,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你就能当进士。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从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登基时,就开始执行了,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南北榜案件。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于是有人不服气,说是考官舞弊,事情闹得很大,搞到老朱那里,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也不争论啥,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可干完后,事情还得解决,因为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无奈之下,只好设定南北榜,谁都别争了,就看你生在哪里,南方算你倒霉,北方算你运气。到明宣宗时期,事情又变了,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别说读书,混碗饭吃都不容易,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就算是绝户。于是皇帝下令,把此地列为中部,作为特区,而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还特别穷,特事特办,也给列了进去。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基础不同,底子不同,在考试上,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我管这个,叫考试地理决定论。这套理论很残酷,也很真实,主要是玩机率,看你在哪投胎。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江苏、湖北之类的地方,就真是阿弥陀佛了,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据我所知,有些“乡镇中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学生,高二就去高考(不记成绩),大都能考六百多分(七百五十分满分),美其名曰:锻炼素质,明年上阵。每念及此,不禁胆战心惊,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如果想上北大,六百多分,只是个起步价。应该说,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逼急还能玩点阴招,比如说……更改户口。不幸的是,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作为南卷的佼佼者,他有很多对手,其中的一个,叫做吴龙徴。这位吴先生,也是福建人,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按沈一贯的想法,这个人应该是第一,然后进入朝廷,成为他的帮手,可是叶向高的出现,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于是,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而且他认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主考官固然大,可再大,也大不过首辅。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却有实力。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申大人一看,也高兴得不行,把沈一贯叫过去,说这是个人才,必定录取!这回沈大人郁闷了,大老板出面了,要不给叶向高饭碗,自己的饭碗也难保,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于是最终结果如下:叶向高,录取,名列二甲第十二名。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因为若要整人,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就此了事,不给状元,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实在让人费解。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自然是要教训的。但问题是,这人是申时行保的,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如果要敷衍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还要给足。而二甲十二名,是最恰当的安排。因为根据明代规定,一般说来,二甲十二名的成绩,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也不会太风光,恶心下叶向高,的确是刚刚好。但不管怎么说,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十五年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人选由礼部确定。众所周知,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形势,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不愁前程。所以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运气好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是他的老朋友。名单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十五年前那档子事,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闽人岂可作讲官?!”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在明代,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相当阴险。张位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叶讲官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拿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一年后,风来了,却是暴风。万历二十七年(1601),首辅赵志皋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位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顾宪成是他的朋友,朱常洛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他被提名了,最终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里,他还要呆很久。很久是多久?十年。这十年之中,朝廷里很热闹,册立太子、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整整十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了。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被冷漠地抛弃,对叶向高而言,这十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痛苦的挣扎。但十余年之后,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同党是不够的,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未来,他将超越赵志皋、张位、甚至申时行、王锡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但沈一贯的一切,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所以刘廷元、胡士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梃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所以浙党的方针是,平息梃击案,了结此事。而王之寀,是一个找麻烦的人。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