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90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第一个，叫做潘季驯。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看起来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算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原因很简单，他太贪。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然而高拱说：“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陆树德急了：“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事实确实如此，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幸免，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二十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只有四处，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宣大、蓟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顺便说一句，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飞来横财】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鞑靼的帐篷中走出，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了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说起这位俺答兄，也算是老朋友了，当年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恋爱问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把汉那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把汉那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这位孙媳妇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把汉那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老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思前想后，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能出一口恶气。于是事情就闹到了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作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三天之后，俺答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十几万蒙古骑兵。但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大同宣府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不断挑衅闹事，但边防军牢记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身为一名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俺答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整套流程了如指掌，而现在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式——绑票。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省成本。可惜的是，王崇古是狡猾狡猾地，不吃这一套。俺答失望地走了，王崇古却犯了愁，该怎么处理这位把汉那吉呢？你把他留在这里，俺答自然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要管饭，实在是个累赘。大多数人建议：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养在这里费粮食，咱们把他剁了吧，也算是立个功。也有人说，还是放了吧，省得他爷爷来闹事。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高拱接到了报告，即刻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最为可恶的汉奸非赵全兄莫属。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估计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他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俺答，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历史证明，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是因为这位汉奸实在坏得离了谱，坏出了国际影响。俺答虽说喜欢抢劫杀人，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耿直，抢完了就走，不在当地留宿过夜。但赵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赵全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答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的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十几年过去，连根毛都没逮到。现在机会终于到了。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答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任务，但实际上非常复杂。使者踏入了俺答的营帐，等待他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死亡的威胁扑面而来，因为这位俺答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万幸的是，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出众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嚣张是可以升级的。“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敢来？！”然而嚣张的俺答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虽然俺答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肯定，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因为在此之前，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答是一个怕老婆的人。虽然俺答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答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把汉那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俺答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答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俺答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这么个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实在受不了，可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打滚的，要论玩阴谋手段，俺答还得叫他一声爷爷。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俺答开门见山：“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他的近况很好，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情况摸清楚了，下面谈条件：“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随时都可以。”鲍崇德笑着回答道。“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俺答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把汉那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俺答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历史又一次证明，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他身体还不错，割了上千刀才死，把汉那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才刚刚开始。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封贡互市。所谓封贡互市，具体讲来是这么个过程，明朝封鞑靼，发给俺答等人新衣服（官服）、公章（官印）等官僚主义用品，承认他们的土财主地位。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当然了，俺答虽说读书少，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你就得给钱。实际操作方法为，每年俺答向明朝进贡土特产（马匹牛羊不限，有什么送什么），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来往商贩把摊一摆，你买我卖，这就叫互市。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梦里时常也能见到。可是没办法，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掉，实在也是太不划算。体育就是和平——顾拜旦说的。贸易也是和平——这是我说的。有一点必须说明，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边境有王崇古、谭纶、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谁抢就收拾谁，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否则还是抢劫划算。对于封贡互市制度，蒙古是一呼百应，极其欢迎，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明朝的屁股。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不感冒，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给点好处让他们消停点就行了，做生意？做梦！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反对派气势汹汹，其主要观点是：东西我大明多的是，但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溶，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衡也是反对派的干将，真可谓是一脉相承。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张居正一帮人，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算是皇帝的秘书，不便公开表态，他是个聪明人，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便见风使舵，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方法，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而这个办法，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溶，可还没等他说话，张溶就叫嚣起来：“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绝不同意！”“没问题，”高拱笑着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们来表决。”张溶目瞪口呆，因为事实证明，高拱并没有开玩笑。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大家不闹腾了，开始投票，据史料记载，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四十四人，在会议上，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经皇帝公证，验票统计如下：赞成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反对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这下白闹了，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皇帝说了不算，内阁说了也不算，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实在有负“黑暗专制”的恶名。当然，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实在是另有企图。根据我的估计，在此之前，他一定曾算过票数，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才提议投票，因为一旦投票不成，事情就会推给皇帝，可是皇帝不会管事，自然就会推给内阁，而内阁，是高拱说了算。于是一圈绕回来，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既然大臣解决不了，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隆庆五年（1571），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自朱元璋起，折腾了两百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此后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这是高拱立下的不朽功勋。第七章 死斗【决裂】潘季驯、殷正茂和王崇古的任用，证明了高拱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在他的统领下，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而他的声名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出现在他的背后。张居正并不是个老实人，他或许是个好人，却绝不老实，对于高拱同志，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论资历，高拱比他早来三年，论职务，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部长、大学士，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劳苦功高，而他却是从一个从五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论能力，高拱可谓是不世出之奇才，能够善断，相对而言，他还只是个愣头青。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张居正都只能乖乖当小弟，而一直以来他也是这样做的，凡事唯高拱是从，遇到大事总是请示再请示，十分尊重领导。可问题在于，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他还要当爹，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服从他的指挥，谁要不听话，是要被打屁股的。刚开始的时候，张居正也没啥意见，毕竟高拱是老同志，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时。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士儋，关于此人，那真是说来话长。嘉靖二十六年（1547），殷士儋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之后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讲官。既有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官运也不错，隆庆二年（1568）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在明代，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时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现在想来，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却实在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为什么呢？因为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要知道，各科科代表虽说平时管收作业，实在是威风八面（特别是对我这种不爱交作业的人），但他们不是班委成员，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卫生委员就不同了，虽然每日灰头土脸，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时，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那是相当的牛。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就是内阁，老师就是……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就是这个道理。殷士儋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而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还得怪他的那张嘴。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一个胖子，体重一百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殷士儋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裕王当讲官时经常严辞厉色，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裕王登基，对这位前老师也没什么好感。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这很正常，高拱要听话的人，而殷士儋明显不符合此条件。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人员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到了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入阁了。这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太监。殷士儋一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偿所愿，对此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但老奸巨滑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都给事中韩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