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坏脾气--张廷伟

我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当时，我用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话说，我一直称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当德克勒克似乎不想实践他的诺言的时候，我曾经多次想起这些话。　　我决不会屈服，并且斗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刚刚开始。让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重申，我是“一个忠诚的、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鼓励大家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加强斗争，共同走过这段最后的历程。　　到我讲完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我们被簇拥着回到汽车上向主教大院驶去。当我们进入那片古朴的建筑群时，我看到几百张黑色面孔正在等待着迎接我。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突然唱起歌来。当我看到图图大主教的时候，我张开双臂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用语言和胆识鼓舞整个国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我们被领进屋内，在那里，有更多的亲属和朋友在迎接我们。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时刻还是当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我立即意识到打电话的人是谁。奥利佛·塔博的声音比较低弱，但是，他的声音绝对不会被人听错。在这么多年没听到他的声音之后，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当时，奥利佛正在瑞典接受康复治疗，他于1989年8月患上了轻度中风。我们约好尽快见面。　　我一直在梦想，一离开监狱就从从容容地开着车去特兰斯凯，去看一看我的出生地，看一看我小时候曾经在那里玩过的山丘及河流，看一看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的我母亲的墓地。但是，我的梦想必须推迟，因为我很快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为我制定了繁重的工作计划，而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项是去特兰斯凯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　　112　　尽管很少有人能记住1993年6月3日这个日子，但是，这一天却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在这一天，经过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了几个月的和谈之后，多党会议投票确定了南非第一次进行全国性、不分种族、一人一票式选举的日子：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历史上，占多数的黑人将第一次走到投票地点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根据协议，选民将选出400名代表，组成一个宪法起草机构。这一机构将既负责起草新宪法，又起到议会的作用。选举产生这个机构之后，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总统。　　谈判在4月份就已经恢复。当时，26个党派，包括因卡塔自由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保守党，几个月以来一直敦促政府确定选举日期，但他们却一直敷衍搪塞。然而今天，这个日期被实实在在地确定了下来。　　一个月后，即7月份，多党会议同意先起草一部临时宪法。其中规定，在全国和地区党派名单中，按比例选举成立400人的两院制议会，而参议院则通过地方立法机构间接选举。　　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与全国大选同时进行，地方立法机构可以起草自己的地方法规，而地方法规必须符合全国宪法。　　布希勒兹酋长要求在选举前起草宪法，并站出来抗议在完成起草宪法之前确定选举日期。8月份起草的临时宪法第二稿虽然赋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但是，却仍然没有平息布希勒兹酋长和保守党的不满。保守党把这些决议描绘成违背了南非白人的利益，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南非国防部前部长康斯坦·维尔强将军领导的名为“南非白人人民阵线”的组织，企图联合白人保守组织，统一到所谓“人民国家”，即“白人家园”的思想上来。第86节：自由(5)　　11月18日午夜刚过，多党会议举行了一次会议，批准了临时宪法。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协手搬掉了其余的障碍。新的内阁将由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组成，形成决议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政府建议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全国大选将在1999年举行，这样，全国统一政府的任期将长达五年。最后，政府同意我们所坚持的一次投票选举办法，而不是由全国立法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分别选举。两次选举只能使多数选民产生混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在选举前的一个时期内，由各党派人士参加的一个过渡性执行委员会将确保为选举创造合适的气氛。事实上，过渡委员会就是1993年12月22日至1994年4月27日大选期间的临时政府。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将负责选举的管理工作。我们真正地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我从来没有过分关心对个人的奖励。一个人不会仅仅为得奖而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但是，我与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深受感动。对我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到南非的历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给予这种殊荣的第三个非洲人。阿尔伯特·鲁图利于1960年获得过这个奖项。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人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他在种族隔离制度最恐怖的岁月里无私地与种族隔离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属于全体南非人民，特别是属于那些在斗争中战斗的南非人，我要代表他们接受这个荣誉。但是，诺贝尔奖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种奖励。即使是在罗本岛上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大赦国际也未曾支持过我们，这个组织不可能为坚持暴力的人撑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绝不会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人。　　我对挪威和瑞典人民怀有特别的感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我们去西方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在挪威和瑞典，我们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为我们合法的自卫行动提供了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奖学金和其他资金，并为政治犯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在挪威，我利用发表演讲的机会，不仅感谢诺贝尔委员会，而且也向他们介绍了南非将成为一个正义和平等的新南非的未来蓝图，而且也称赞了我的获奖伙伴F.W.德克勒克先生。　　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　　常常有人问我，我怎么能够在那么严厉地批评德克勒克先生之后与他一起接受这个奖项。尽管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批评，但是，我可以说，他对和平进程做出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贡献。我不想损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为他威信越低，和谈进程就会越慢。要想与对手和平共处，你就必须与对手一道工作，使对手变成你的伙伴。　　尽管正式选举全国宪法起草机构直到1994年2月才开始举行，但是，我们在新宪法被批准通过后就立即开始准备竞选。其实，我们算不上超前，因为国民党从释放我们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　　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遥遥领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胜利已经在握。我告诫大家，要克服过分的乐观主义。我们阅读了好多关于某些政府有望赢得大选而最终却得了个第二名的资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竞选对手。　　我们的竞选是在由珀珀·莫莱斐、特罗尔·莱库塔和凯特索·戈德汉组成的领导能力很强的竞选班子的领导下开展的，他们都是联合民主阵线中善于动员群众的活动家。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估计将有2000万人参加投票，而且他们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选举。我们的许多选民都是文盲，投票的场面也有可能把他们吓回去。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全国将设立一万个投票站。我们设法对十多万人进行了培训，对他们实施选举方面的教育。第87节：自由(6)　　我们选举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开展被大家称作“人民论坛”的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候选人将走遍全国各地，在乡镇和村子里召集会议，听取人民的愿望、担心、想法和不满意见。“人民论坛”与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美国问鼎总统道路上举行的选民见面会差不多。“人民论坛”就相当于人民的议会，与我小时候在“大地方”看见的那种酋长会议是完全不同的。　　我醉心于“人民论坛”这种形式，11月份，我在纳塔尔开始参加“人民论坛”，然后去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北部的PWV地区。有时，我一天参加多达三四个“人民论坛”。人民当然也非常喜欢“人民论坛”这种形式，过去没有人就他们自己的国家应该做什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把“人民论坛”的建议搜集起来之后，我们开始走向全国各地，把我们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主张把竞选活动简化成一种解放选举，并告诉人民：请投我们的票，因为我们使你们得到了解放。我们决定，向他们描绘我们创建的新南非的前景，请求人民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票，这不仅因为我们与种族隔离政策斗争了80年，更因为对于建立一个他们所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南非来说，我们是最有资格的。我认为，我们的竞选应该着眼于将来，而不是盯着过去。　　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了一个长达150页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作《建设与发展纲领》，简要说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将通过发展公共事业创造工作机会，建造100万户带有供电设施和水冲厕所的新房子，扩建基本卫生设施并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10年义务教育，通过土地产权法重新配置土地，停止对基本食品征收增值税。我们还将致力于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采取一系列更广泛、更积极的措施。这个文件被编写成一个名为《为全南非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宣言，这个标题后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竞选的口号。　　正如我们告诉人民我们将要干什么那样，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告诉人民我们能干什么。许多人认为，通过自由、民主选举，生活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但是，情况远非如此。我经常对大家说：“不要指望大选之后，马上就能坐上奔驰车，在自己后院的游泳池里游泳。”我告诉我们的支持者：“除了你们将增加自尊心并成为你自己国家的公民之外，生活不会戏剧性地发生变化。你们必须要有耐心，可能必须等上五年才能看到结果。”我向他们提出挑战，我说不会资助他们。“如果你们想继续在贫穷中生活，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饭吃，”我告诉他们，“那么你就到那些黑酒店里去酗酒吧。但是，如果你们想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我不能为你们包办一切，你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劳动。”　　我还告诉白人听众，我们需要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南非人，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直言不讳地说，我对隔离制度十分反感。但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把精力集中到为大家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上来。　　每逢集会，都要告诉大家如何投票。选票本身是一张窄长的纸条，左边是按降序排列的政党的名称，右边是该政党的符号和政党领袖的照片。选民要在靠近他们选择的政党的下一栏中打上一个“×”号。我告诉我的听众：“选举那天，认真看一下你们的选票，当你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人，就打个‘×’号。”　　114　　我于4月27日参加了投票选举，这是四天的投票时间中的第二天（某些特定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和住在国外的南非人被允许在4月26日投票选举）。我之所以选择在纳塔尔参加投票是想向住在这个分离省份中的人民显示，去投票站投票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是在位于德班正北一个青翠的小山城伊南达的奥哈兰治高等学校参加投票的,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任主席约翰·杜比就安葬在这里。这位非洲爱国战士于1912年帮助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他的坟墓旁边投上我神圣的一票,让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82年前开创的历史使命马上就要完成了。第88节：自由(7)　　当我来到位于一所小学上面的土坡上，伫立在他的坟墓前的时候，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当我走到投票站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些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英雄们，他们为了现在即将完成的事业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想到了奥利佛·塔博、克里斯·哈尼、鲁图利酋长和布拉姆·费希尔。我怀念那些伟大的非洲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几百万南非人才能在这个日子里参加投票选举。我想起了乔西亚·古麦德、G.M.奈克、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莉莲·恩高义、海伦·约瑟夫、玉苏福·达杜、摩西·考塔尼。4月27日那天，我并不是一个人去投票站，我与他们一起投上了我那神圣的一票。　　在我走进投票站之前，一位不恭敬的媒体记者问：“曼德拉，你要选谁？”我笑了，说：“你知道，整个上午，我一直在为选谁而感到苦恼。”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个字后面的空格中打了个“×”号，然后把折叠起来的选票投进了一个简易的木箱中。我投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张选票。　　非洲人那天去投票站投票的情景一直在我记忆中燃烧。耐心的人们排着长龙，蜿蜒穿过乡镇和城市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街道。那些等了半个世纪才等来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选举的老年妇女说，她们一生中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人类；白人则说，他们为最终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而感到自豪。投票期间，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之中。暴力和爆炸事件也不再发生，我们的国家宛若获得了新生。投票选举工作中，后勤服务方面发生了问题，选票放错了位置，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法投票站和骗人的谎言，但与民主和正义的压倒性胜利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统计投票结果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全国选票的62.8%，略低于我们希望的三分之二的得票率（不需其他政党帮助就可以通过最终的宪法），从而使我们有资格在国家机构中的400个席位中占有252个席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北德兰士瓦和东德兰士瓦、西北地区、东开普和自由邦取得了绝对优势。在西开普，我们的得票率是33%，而国民党在这个地区获得了胜利，他们在有色选民中的得票率特别高。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获得了32%的选票，因卡塔自由党在这一地区的大选中胜出。在纳塔尔，由于害怕发生暴力和恐吓，我们许多选民都待在家中，没有能参加投票。有人举报，出现了许多假票和废票。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大局。我们低估了因卡塔自由党在夸祖鲁的力量，他们在选举那天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力。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人因我们没有进入三分之二这个门槛而感到失望，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如果我们得到三分之二的选票，并能够起草宪法而不受因别的政党的介入而带来的影响，那么，人们就会说我们通过了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而不是南非的宪法。我要的是一个真正全国统一的政府。　　5月2日晚间，德克勒克先生发表了一个措词温和的讲话，承认竞选失败。在经过了三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占少数的白人终于承认在大选中失败，并把权力交给了占多数的黑人。那天晚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卡尔顿大酒店舞厅里举行庆祝大会。当时，我患了重感冒，我的医生要我待在家中休息。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去参加庆祝大会。大约9点钟，我走上了舞台，看到的是一个个幸福、快乐的笑脸。　　我向大家解释说，我的声音由于感冒有些沙哑，我的医生劝我不要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然后我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告诉他我没能遵守医嘱。”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他表现得很得体。我感谢所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主运动组织的成员，他们工作得如此出色，如此长久。那天晚上，伟大的自由战士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雷塔·斯科特·金也在舞台上，当我引用她丈夫那段不朽的名言时，我敬重地看了她一眼。第89节：自由(8)　　这是我们国家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满怀骄傲和欣喜站在你们的面前——我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而骄傲。你们表现了这样一种镇定而有忍耐的决心，要求收回自己的国家政权。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公开大声宣布：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为你们的勇气所折服，并怀着对你们大家充满热爱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时刻，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誉。我是你们的公仆……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现在，医治旧伤、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时候已经到来。　　自从统计结果明确显示将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组建政府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呼吁和解、包扎这个国家的伤口、加强信任和信心作为自己的使命。我知道，许多人，特别是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正在对前途感到忧虑，我希望他们放心。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我利用一切机会表明，全南非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我们要携手并肩走向未来。　　115　　5月10日拂晓，天空中万里无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高兴地忙于接待政要和前来在就职典礼之前表示敬意的各国领导人。这次就职典礼将是国际领导人在南非土地上的一次最盛大的聚会。　　就职典礼在比勒陀利亚由工会大厦组成的一个美丽的圆形露天戏场举行。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白人霸权的象征，现在，这里却变成了各种肤色和民族织成的一道彩虹，南非第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政府就要在这里诞生。　　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我在我女儿泽尼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在讲台上，德克勒克先生首先宣誓就任第二副总统，然后，塔博·姆贝基宣誓就任第一副总统。当轮到我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庄严地说出了自己的誓言：遵守和坚持宪法，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共和国的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面对在座的嘉宾和全世界的目光，我说：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新生的自由带来了光荣和希望。经受了太长太长的人道灾难之后，一个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社会就要诞生了。　　……我们，不久前还是囚犯，今天却被给予了宝贵的特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主人接待世界各国的客人。我感谢我们尊贵的国际友人出席这个大会，与我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个属于正义、和平、人类尊严的伟大胜利。　　我们终于获得了政治解放。我们决心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决不能让这个美丽的国家再次发生一伙人压迫另一伙人的悲剧，决不能！决不能！……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让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　　不长时间之后，当南非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军事运输机壮观地编队从工会大厦上空呼啸着进行各种造型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奇地抬头望着天空。这不仅是尖端技术和军事力量的展示，而且也是军队忠于民主、忠于自由公正选举出来的政府的表现。仅仅不长时间之前，南非国防军和警察的最高将领，胸前挂着功勋带和功勋章向我敬礼，并宣誓效忠。我不由得想起没有多少年前，他们不但不向我敬礼，而且还逮捕过我。最后，排成V字形的黑斑羚喷气式飞机在其尾部喷出了黑、红、绿、蓝和金黄色的彩烟，那是新南非国旗的图案。　　那天，我认为更有象征意义的是黑人、白人分别用考撒语和南非荷兰语演唱我们的国歌——《上帝保佑非洲》。白人唱的是“Nkosi Sikelel? iArika”，而黑人唱的是“Die Stem”。尽管那天黑人和白人都不熟悉各自唱的歌词，但是，他们将很快从心底里体会到这些话语的含义。　　就职典礼那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历史感之中。20世纪中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也就是残酷的英布战争之后以及我本人降生之前不几年，南非的白人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建立起了一种白人统治本土上的黑人的社会制度。他们创造的这种制度，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社会基础。现在，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也就是在作为我个人的第八个十年里，这个制度被永远地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承认所有的人，不分他们是什么肤色，都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制度。第90节：自由(9)　　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难以想象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这些人作出的牺牲是绝对无法计算的，也是绝对无法得到回报的。正如过去的那么多其他日子一样，那一天我感到，我仅仅是那些先我而去的南非爱国者的代表。那条漫长而崇高的斗争道路似乎已经到了终点，现在将由我把它延续下去。我为不能向他们表示感谢和他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牺牲换来的今天而感到难过。　　种族隔离政策在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伤痕。我们大家要从深深的伤害中得到康复，即使不需要花费几代的时间，也可能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但是，几十年的压迫和野蛮统治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它造就了像奥利佛·塔博、瓦尔特·西苏陆、鲁图利酋长、玉苏福·达杜、布拉姆·费希尔、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的时代伟大人物。对于这些如此勇敢、智慧、慷慨大方的人物，可能再也没有人去了解他们。也许，只有如此深重的压迫才能打造出这种高尚的人格。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蕴藏着许多矿产和宝石，但是，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还是它的人民，他们比最纯正的钻石还要纯净和宝贵。　　我正是从这些斗争中的同志身上弄清楚了勇敢的含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不分男女，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冒险和牺牲生命，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人民勇敢地、不屈不挠地面对攻击和折磨，显示了难以想象的力量和坚韧。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对发生这种伟大转变丧失希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而且也因为我们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皮肤、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一条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　　我们睁大眼睛开展斗争，决不能幻想斗争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同志为他们的信仰付出的代价，并且，这种代价往往是十分昂贵的。对于我自己，我决不会为献身于斗争而后悔，我随时准备去面对影响我个人的各种困难。但是，我的家庭为我献身斗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或许，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在生活中，每个男人都有两项义务：一项是对家庭、对父母、对妻子、对孩子的义务，另一种是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在文明的社会中，每个男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尽到这些义务。但是，在像南非这样的国家里，对于像我这样的出身和肤色的男人，要想尽到这两项义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南非，一个黑人要想作为一个人去生活，可能会受到处罚和隔离；在南非，一个想为他的人民尽义务的人，必然会被迫离开他的家和家人，去过一种孤身奋战、带有秘密和反叛性质的生活。我并非一开始就作出了把我的人民置于我的家人之上的选择，但是，为了为我的人民服务，我被剥夺了我作为一个儿子、兄弟、父亲和丈夫尽自己的义务的权利。　　这样，我献身于我的人民——我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面的数百万非洲人，是以牺牲我最了解、最热爱的人为代价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在一个孩子问他父亲时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这位父亲一定会说出这样一句近乎可怕的话：“还有与你一样的别的孩子，许许多多的孩子……”然后，他的声音就渐渐地听不清了。　　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渴望着自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种方式享受着自由：我在我母亲那个小房子周围自由地奔跑，我在穿过我村庄的清清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我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骑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只要我听我父亲的话并遵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人间和天上的律条都不会找我的麻烦。　　只有当我开始知道我童年的自由之梦其实是幻想的时候，我才发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因此，我开始渴望自由。开始，作为一个学生，我仅仅是要我自己的自由：晚上能待在户外的自由，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这些都是一些暂时的自由。后来，作为约翰内斯堡市的一个年轻人，我渴望得到基本的、有尊严的自由：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维持生计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和拥有家庭的自由，这些都是在遵纪守法的生活中不受束缚的自由。　　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不仅我没有自由，而且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自由。我发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而且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正是这种更大的渴望，即为人民争取尊严和自尊地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因此，我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我并不比别人道德高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我发现，我甚至不能享受在我知道我的人民不自由的时候我被允许享受的最起码、最有限的自由。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人民任何一个人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　　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岁月里，我对我自己的自由的渴望才变成了我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我同时也知道，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是可恨的囚犯，他被锁在偏见而心胸狭窄的铁窗背后。如果我要剥夺别人的自由，我也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就像当我的自由被别人剥夺时我也一定不自由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　　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我们还没有迈出旅途中的最后一步，而且在更漫长、更困难的道路上，我只不过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还刚刚开始。　　我已经走过了漫漫的自由之路。我一直在努力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在这条路上，我也迈错过脚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我在这里稍停片刻，悄悄地看一看周围的壮丽景观，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的那段路程。不过，我只能稍息片刻，因为伴随着自由而来的责任，使我不敢就此却步，我的漫漫自由路还没有到达终点。�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少数人觉得事情不妙，开始贱价卖出球茎，一些敏感的人立即开始效仿。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恐慌性抛售浪潮，暴风雨终于来临了。大国衰落到1636年底，最后残存的理性都早已远离了荷兰的郁金香市场。郁金香的“狂热”与“疯狂”，已经使人们的灵魂与心态严重偏激，投机者与花价就像一个在酒吧喝得烂醉的疯子。不用说，此时的价格已不是郁金香价格的真实反映。虽然人们大都知道郁金香球茎的价格早已远离其正常的价值，但是他们宁愿相信别人会比他们更“傻”，会心甘情愿地付出更高的价钱。但无论如何，投机狂潮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事实也的确如此。郁金香狂热的终结，终于在1637年2月4日不期而至，最大的“傻瓜”最终还是出现了。市场突然崩溃：一时间，卖方大量抛售，市场陷入恐慌状态。这时的郁金香简直成了烫手的山芋，无人再敢接手。球茎的价格也犹如断崖上滚落的巨石，一泻千里，暴跌不止。荷兰政府发出声明，认为郁金香球茎价格无理由下跌，劝告市民停止抛售，并试图以合同价格的10%来了结所有的合同纠纷。但这些努力毫无用处，一星期后，郁金香的价格平均已经下跌了90%，那些普通品种的郁金香更是变得一文不值，甚至还不如一只洋葱的售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不知有多少人成为不名一文的穷光蛋。富有的商人变成了乞丐，一些大贵族也陷入无法挽救的破产境地。受害者当中既有文化程度颇高的知识分子，也有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由此可看出，贪婪是没有任何阶层界限的。那些为了购进昂贵的球茎而举借了巨额借款的人，现在没办法偿还。以前在过高的价格上签订了购买契约的人，现在只好违约。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动摇了，大家都争相抛售郁金香球茎。再没有地方可以借到贷款，反之，债主们都紧催着别人赶紧还债，普遍的信用危机由此爆发。暴涨必有暴跌，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下跌的狂潮刚过，市民们怨声载道，极力搜寻替罪羊，却极力回避全国上下群体无理智的投机这一事实。他们把原因归结为那个冒失的水手，或埋怨政府调控手段不力，恳请政府将郁金香球茎的价格恢复到暴跌以前的水平，显然这是自欺欺人！人们纷纷涌向法院，把求援之手伸向法院，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力量，兑现合同，挽回损失。那些原已签订合同要高价购买的商人全部拒绝履行承诺，只有法律才能督促他们依照合同办事。很快，法庭就淹没在郁金香的官司之中。然而，法律除了能干预某些具体的经济行为外，是绝不能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的。法官无可奈何地宣称，郁金香投机狂潮实为一次全国性的赌博活动，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于是，所有人在郁金香投机中的未偿债务均被荷兰法院认定为可以豁免。事态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政府不得不出面解决，但他们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也束手无策，最终所有的“苦果”只能由投机者自己咽下。1637年4月27日，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合同，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此时，人们彻底绝望了！从前那些因一夜暴富喜极而泣的人们，如今又在为突然降临的一贫如洗仰天悲哭。穷人还是穷人，乞丐照样一文不名，最可怜的是那些原本富有，现在则倾家荡产的人，一旦成了穷光蛋，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一时间，整个城市陷入了大混乱，一场由投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宛如一场噩梦……世界投机狂潮的始作俑者为自己的狂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荷兰经济的繁荣仅此昙花一现，从此走向衰落。有意思的是，沉重的灾难虽然导致了人们对郁金香的无比痛恨，但画家们却得到了发挥才能的天地。在著名画家扬?勃鲁盖尔创作的一幅讽刺画中，一群愚蠢的猴子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郁金香交易。在这幅画中，无论是种花人、花商，还是参与其中的投机者，都受到了画家无情的嘲弄。在这场郁金香的狂热中，几乎没有人不是受害者，尤其是那些在1637年以高价买进郁金香球茎的人因投机的崩溃而遭到了毁灭，甚至那些提前抛售离市的人也遭受了随后经济大萧条的冲击。郁金香狂热对荷兰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因为荷兰当时大多数的手工艺人和商人都为投机狂热所迷惑，放弃了他们的作坊和账房而去搞郁金香投机了。如果几天之中就可以发财致富，那为什么要在作坊里辛辛苦苦地劳累呢？如果能在隔壁的酒馆里欣赏着芬芳的郁金香的同时以转手之劳就可以赚上几千甚至上万荷兰盾，又何必整天劳碌奔波去从事贸易往来呢？于是，资本和储蓄从生产和商业方面撤退而转到投机领域。郁金香球茎的贸易愈火爆，真正用于商业和生产的资金就越少。这一场郁金香泡沫所带来的经济灾难无可避免地殃及到金融领域，荷兰的金融信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其货币信用制度也被动摇了。后来，荷兰金融信用的重建以及商业的恢复，又差不多花费了数十年的工夫。与此同时，郁金香球茎大恐慌给荷兰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沉重打击了举世闻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更使荷兰的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使之处于长期的经济大萧条，而这也加速了荷兰由一个强盛的殖民帝国走向衰落的步伐。这一次狂热，其影响不仅限于荷兰，一直扩展到伦敦和巴黎。因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到17世纪后半期，荷兰在欧洲的地位受到英国有力的挑战，欧洲繁荣的中心随即向英吉利海峡彼岸转移。有趣的是，当世界经济中心从荷兰转移到英国的时候，泡沫也跟着去了英国。从此，荷兰从世界头号帝国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一蹶不振。“郁金香现象”也成了经济活动，特别是股票市场上投机造成股价暴涨暴跌的代名词，被永远载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历史的重演郁金香的“狂热”告诉我们：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投资者的行为是盲目的，甚至是丧失理智的。过分的贪婪致使人们无所畏惧或视死如归，在这种心态支配下的投资行为的后果将会是毁灭性的：要么血本无归，要么一夜暴富――这是一种纯粹的赌博行为。如今，这起发生在17世纪的郁金香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起大规模投机泡沫事件，已经被永久载入了经济发展史。而由郁金香导致的荷兰经济危机，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郁金香投机背后隐藏的经济理由，就是“巨额资金流入荷兰”。17世纪中叶，荷兰击败当时海上贸易的强者西班牙，掌握了独占性的贸易地位。历史学者将此时期称为荷兰黄金时期，特别是1625～1628年，更是“黄金时期如日中天的正午”。说起荷兰当时的威势如何，只要看荷兰籍谷物船只驶入西班牙国港口，而西班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得知。掌握了当时重要货品贸易的荷兰，开始试着向印度方面扩张。而荷兰船只所到之处，金融机构也会随之而来。这就像现在只要道路贯通，出现地下铁或电车站，附近就会冒出银行一样。荷兰金融业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也是从那时开始的。通过掌握海上贸易，金钱源源不断涌入荷兰，“原来只是个小渔村的阿姆斯特丹，因着交易量与船舶的激增，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都市”。都市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开始提高，全国国民某种程度上都分享了海上贸易的成果。手中的钱一多，人们就开始关心投资方面的事情了。此时荷兰人最欢迎的投资标的之一，就是“美术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富们，对自己的事业成就非常自豪。当时荷兰的画家们，常帮这些有钱人画肖像画，这也反映出那个年代的一个社会层面。人们开始对画作产生兴趣，造成美术品的需求急增，到后来连贫穷的人或者农夫，也会没事就跑去买幅画。过剩的资金并不只引发郁金香投机潮，连房租与土地价格都水涨船高。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金钱的力量是可以全方位拉升资产价格的。依照变现的容易度，钱首先会流入股市，之后再进入房地产或美术品等实物资产的市场，把价格全面抬高。在房地产方面，也是从变现最容易的住宅开始，直到投资范围扩大至土地。荷兰人之所以会把投资的主意打到郁金香头上，很可能就是因为地狭人稠，甚至很多土地都是填海造出来的，海拔比海平面还要低，一般人不太容易插手房地产投资。要是该国土地广大，那么土地应该也会成为大众疯狂投资的对象。事实上，历史上所有投机风潮与泡沫，几乎都是出现在经济景气的时候。17世纪的荷兰以海上贸易为基础，拥有强大的金融支配力。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8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上述的例子中，国民的生活水平都已经提高到一定程度。个人储蓄不断增加，也开始有空闲时间，从国家经济的主流获得收益后，开始寻找再投资的机会。然而并不是经济繁荣就一定会出现投机风潮。经济繁荣也是股市上涨、房地产与贵金属市场活跃的重要因素。（摘自《逆向思考投资的不变法则》）从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风潮，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经济危机爆发的两个前提。首先，经济景气支撑出的繁荣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扬。投资上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景气、货币流通量以及利率，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其次，要产生大规模的投机热潮，绝对要有“多数大众的参与”这个前提。如果只有少数人活跃于市场中，是很难产生投机风潮的。不管郁金香还是美术品市场，开始过分活络的主因都是中产阶级的大举投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若说全国人民都在炒房地产，也不算夸张。韩国因为资讯科技产业革命，掀起纳斯达克热潮时，也可以说是“全民投资股市”。2001～2003年韩国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也是因为国民的大举投入。大部分群众在参与投机热潮期间，到底能赚到多少钱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不言而喻了。现在，每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这起“郁金香狂热”事件时，常会觉得非常可笑，毕竟郁金香这种植物成为投机对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人甚至认为，这起事件只是属于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偶发事件，以后绝不会再度发生，至少在荷兰不可能再度发生。但令人震惊的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就在郁金香狂热事件过后不到100年，还是在荷兰，人们又一次陷入到狂热之中，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变成了另一种植物――洋水仙。从1720年左右开始，荷兰洋水仙的价格迅速上涨。鉴于对郁金香事件还记忆犹新，有人随即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警世性文章。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压住投机狂热的进一步升温。在这种情况下，洋水仙投机者迅速扩展到非专业栽培者，不再需要验看和拥有球茎，仅仅通过书面合同交易，就可以获得倒卖收益。交易价格开始游离于实体经济，先行独步上涨。这样的机制与先前的郁金香事件完全相同，至于事件结果，可想而知：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有人说，泡沫就像细菌一样，只要有它存在的土壤，就会蔓延开来，泡沫本身具有“只要投机继续就可以产生利益”的本质特征。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经济泡沫在它膨胀的时候，只有公众的追风心理才可能使其成为具有严重破坏力的投机浪潮。因贪婪而失去理智的人们，会为泡沫的吹起寻找各种“合理”的依据，不断提升对价格的预期，引起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此时，任何发出泡沫预警的观点都被看作另类，就像那个指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男孩一样。在泡沫面前，因为狂热，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老百姓。而真相，只有在泡沫破灭时才能大白于天下。要繁荣，发纸币（1）劳被那些信徒与野心家紧紧围绕着，有的人把他的屋门挤坏了，有的人从他的花园翻窗而入，还有一些人从他办公室的烟囱里爬了下来。――圣?西蒙回忆录中的记载劳成天被人追逐着，不分白天与黑夜，没有间歇。有一位公爵夫人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了他的双手，而既然一位公爵夫人已经亲吻了他的双手，那些普通的女士又该亲吻他身上的什么地方呢？――奥尔良大公夫人记载要繁荣，发纸币1661年3月，法国的红衣主教马扎然去世。他在遗嘱中向已23岁的路易十四传授教诲：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由于当年法国王室在“福隆德运动”中被迫外逃的惨况给路易十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位年轻的国王早就有意凭借“君权神授”观念强化绝对君主制。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即向大臣们宣布：“此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在亲政的54年中，他从未委任过首相。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乾纲独断。权力的集中让路易十四获得了极大的威严。但是，他是一个野心极大的人，为了让他和他统治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为了扩###兰西的疆域和法国在欧洲的霸权，他在亲政的54年中，竟有31年让法国处于战争状态。在路易十四统治前期，他重用柯尔伯，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使法国经济出现繁荣的局面，曾经空虚的国库也一度充实起来。然而，随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国库再度变得空虚，法国人民也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1685年，决心统一法国人宗教信仰的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赦令。敕令下达后，胡格诺派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最重要的是，这个命令迫使许多胡格诺派教徒移居国外，大多数移居荷兰、普鲁士、英国和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许多逃亡者是非常好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技巧与他们一起流亡国外，这给他们到达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战争与手工业者的外逃使法国的经济陷入持续衰败状态。1707年，沃邦侯爵在《谈十一税》一书中描述了当时法国的穷困：“几乎十分之一的人成了乞丐……若再无补救之法，人们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这阶层(下层阶级)的人们因战争的需要和节省，如今已生活于衣衫褴褛和破旧草屋之中，任其田地荒芜。”路易十四对沃邦侯爵的担忧不屑一顾，他耻笑说沃邦侯爵的计划在战争的危机中会颠覆王国的经济，并让人们耻笑《谈十一税》这本书。很快，沃邦侯爵去世。法国的农工商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况，里昂大多数企业纷纷倒闭了，而税收和战争仍在继续。到了1715年，法国为它的奢侈生活和对外战争付出的代价是25亿里弗尔(注：法国古代货币单位名称，相当于一磅白银)的巨债，而当时每年的税收不过亿里弗尔，政府支出需亿里弗尔。这一年，路易十四去世，法国的经济面临着破产的境地。一些巴黎穷人用宗教文体写了控诉文：“我们在凡尔赛的父，人们不再尊您的名为圣，您的国不再伟大，您的旨意不再行于地上和海上。”这段话可以视为路易十四时代辉煌的终结，而法国此后经济危机的动荡乃至密西西比泡沫的出现都肇基于此。路易十四去世后，掌管法国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为了填补国家财政的巨大窟窿而伤透脑筋。为改变局面，摄政王使用传统伎俩，下令重铸货币，新货币的金属含量只有原来的4/5，货币贬值1/5，但流通时还按原面值交易。借助这个手段，政府的财政压力稍稍缓解，然而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国家的经济困窘状况。要繁荣，发纸币（2）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劳（John Law）来到了法国。劳是一个苏格兰金匠(银行家)的儿子，出生于英国爱丁堡，刚满14岁就被父亲带到会计室中工作了三年。劳对数字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很快就在算术上显示了非凡的才能。他后来还就学于英格兰银行的创办人威廉?帕特孙的门下，从而接受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但是，在伦敦时，他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决斗，并将对手杀死，被判终生监禁。就在上诉期间，他冒险越狱逃至荷兰。约翰?劳在阿姆斯特丹、意大利和布鲁塞尔等欧洲城市流浪时期，仔细观察了各国的银行、金融和保险业，从而更加充实了他关于金融方面的知识。和许多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认为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可以在不提高物价水平的前提下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国民产出。一旦产出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也会相应跟上来。在实现了充分就业之后，货币扩张能够吸引外部资源，进一步增加产出。他认为纸币本位制要比贵金属本位制更好，纸币本位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给了发行货币的银行更多的运转空间和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说白了，采用贵金属本位制，发行货币要看手上有多少金子银子。纸币本位制就没有这个限制，如果金融当局愿意的话，启动银行的印钞机，要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其实，纸币本位制的这个特点像一把双刃剑，在增强了金融货币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导致通货膨胀的危险。只不过，信奉“要繁荣，发纸币”的约翰?劳坚持认为，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应当提供生产信贷和足够的通货来保证经济繁荣。他所说的货币供给中，包括了政府法定货币、银行发行的纸币、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不难看出，在约翰?劳的理论中，已经蕴藏了当代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约翰?劳在欧洲大陆游历了多年，每到一个国家，他上午的时间一般都是用来研究该国的财政、贸易，以及货币与银行方面的业务，晚上则是泡在当地的赌场里。大概在1700年，他在29岁的时候返回了故乡爱丁堡。在那里，他开始推销自己早在欧洲大陆游历期间就逐渐形成的理念：国家要繁荣，就要发行纸币。他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相比传统的金币或银币，用纸币进行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1705年，他出版了《论货币与贸易：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当时苏格兰的经济正处于不景气时期，约翰?劳相信自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济不景气与货币有关。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说法――“货币需求”，试图向读者说明，由于货币供给量太少，所以货币的利率太高，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供给量。约翰?劳声称，扩大货币供给量能够降低利率，而且，只要国家以全部生产能力运行，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他还提出了另外一项建议：在苏格兰建立一家“土地银行”。该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但发行银行券的价值绝不超过国家所拥有土地的价值。持有银行券的人可以获得利息，并且有权选择在特定时间将银行券兑换成土地。这个新的方案有两方面的优点：● 它将减轻国家的负担，即避免为了适应经济增长而购买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来铸造钱币。要繁荣，发纸币（3）● 它将使国家更容易管理流通中的货币量，以便适应国家需求的变化。这个建议非常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同时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嘲弄这是一个“沙滩银行”，将会破坏国家的命脉。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则支持劳的想法，最后，议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辩论。然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部分议员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方案。约翰?劳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再加上他又得不到英格兰法庭对他过失杀人罪的赦免（当时的英格兰与苏格兰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于是， 他又回到了欧洲大陆。但是，雄心壮志的约翰?劳在向卢森堡大公推销自己的纸币计划时再次碰了一鼻子灰，卢森堡大公对他说：“我的国家太小，实行不了阁下的宏伟计划，我是欧洲最穷的国王，经不起失败破产的打击；不过我觉得法国人会对您的计划感兴趣，您可以去法国碰碰运气。”没人知道卢森堡大公为什么要约翰?劳去法国碰运气，也许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谈，却把法国推向了经济破产的深渊。约翰?劳来到了巴黎。奥尔良公爵是约翰?劳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多年以来在赌桌上结识的密友。心怀鬼胎的约翰?劳最终说服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提出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必须要有纸币辅助。他还特别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来阐明纸币的好处，并用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真实论据来说明重建法国货币信誉的办法。鉴于当时法国货币在欧洲诸国中不景气的现状，他还建议摄政王建立一个银行来管理国家的税收，再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劳氏想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型创办一个银行，以动员闲散的资本，而予实业家以低廉的信用。针对这些方案，马克思评价说劳氏“具有一种诈欺者和预言家的有趣的混合性格”。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摄政王无暇考虑更多，面对20多亿里弗尔的举债，只要能够弄到钱，就是建立10个银行对手握大权的他来说也不成问题。于是，在法国政府的特许下，1716年约翰?劳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Bangue Genarale），也被称作“劳氏银行”。这家银行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其货币可以用来兑换硬币和付税。“劳氏银行”用发行的纸币来支付国债，并根据特权可以随意购买和兑换，发行后价值也保持不变，这便使“劳氏纸币”被认为比经常因政府干预而贬值的金银更能保值。通用银行的股本为600万里弗尔，共分12000股，每股500里弗尔。当时因为财政混乱，利息一般高达20%～30%，劳氏对较可靠的期票，按6%予以贴现。通用银行建立后经营得非常成功，资产总额迅速增加，它的纸币在公众心目中的价值迅速升高，比同样面值的金属货币价值高出1%。人们心中对纸币的信任完全建立了，一年之中，通用银行发行的纸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面值的15%，而国库券，或者说是由政府发行、用以偿还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证券，则下滑到了面值的。这个对比对约翰?劳太有利了，他的信誉蒸蒸日上，他也逐渐成为法国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疯狂的“劳氏股票”（1）在约翰?劳声誉蒸蒸日上之时，一个叫安托尼?克罗扎特的商人得到了与法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从事贸易的许可。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安托尼?克罗扎特不得不于1717年9月把许可证交还给法国政府。得知此消息的约翰?劳发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他迅速找到摄政王并说服他，取得了在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的贸易特许权以及在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垄断权。这样，约翰?劳于1717年8月成立的“西方公司”（Compagnie d’Occident）也就获得了为期25年的自由开发路易斯安那的权利。为了组织贸易，约翰?劳为新公司注入了1亿里弗尔的资本，并将公司改名为“密西西比公司”。据麦克斯?韦特的记载，密西西比公司拥有整个路易斯安那已经发现的财产和统治权以及正在查明的地产，垄断了加拿大海狸毛皮的贸易。“殖民地的全部政府财产、要塞、武器、生活资料和现金储备，一概无偿地转移给该公司。特权的有效期限为25年。”新公司的资本被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尔。尽管面值500里弗尔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160里弗尔，但约翰?劳仍规定新公司的股票可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于是，投机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良好的信誉，使得劳所做的任何承诺以及他认为合适的承诺都让人们坚信不疑。在如潮的赞誉声中，劳和摄政王如痴如醉，他们忘记了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须的资金来支持自己发行的纸币，就只有死路一条。劳氏不断宣称密西西比河流域“遍地黄金”，那里的山都满是金、银、铜、铅、水银，只是当地野人看不出它们的价值，所以他们拿金块和银块来交换欧洲的商品，如小刀、盆子、枪矛、一个小镜子或一小盏白兰地。公司还宣称在阿肯色河流域有一个纯绿宝石山，并已悬赏促其早日发现。从这样的宣传鼓噪看来，很明显，只要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谁都会分享到巨大的利润。公众被丰厚的利润前景所诱惑，申购新股的人昼夜排队，甚至等上几星期。公司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有时几个小时就能涨20％。收购国债的钞票流入股市，股价暴涨又刺激了新股的发行。雪球越滚越大，整个法兰西沉浸在致富的狂热中，经济似乎也真的繁荣起来。随后， 1718年11月，约翰?劳又成立了塞内加尔公司负责对非洲的贸易。1719年他兼并了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改名为印度公司。至此约翰?劳拥有对好望角、非洲东岸、红海岸，对太平洋诸岛，对波斯、蒙古，对暹罗、中国、日本、南非洲等地的独占贸易权，垄断了法国所有的欧洲以外的贸易。所以，整个法国殖民地贸易都归劳氏公司独占了，这种垄断性的海外贸易也为约翰?劳的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超额利润。1718年，摄政王将劳的银行变为皇家银行，于是劳就把密西西比公司与已存在的东印度公司合并，新的印度公司首先发行了5万张股票。劳向法国人民展示了异常辉煌的前景，他保证每份500里弗尔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200里弗尔。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国库券一直在贬值，500里弗尔的面值只抵得上100里弗尔的实际价值，因此，这样算下来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200%。一直热情高涨的人们无法抵御如此看好的前景诱惑，劳的保证一发布，至少有30万人前来申请购买这5万份新股。疯狂的“劳氏股票”（2）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申请人的需求，公司负责人宣布新的股票持有人的名单要在几周后才能敲定。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们每天都在劳的门口等候几个小时以探听结果，最后，等候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并充斥于大街。为防止互相推挤，他们搬到了相临的套间内暂住，以致邻近房租都以黄金来计算租价，那些房主都变成了富人。甚至游手好闲的人也都发了财，他们帮助抢购股票的人挤到办公桌旁边去。在整个国家金色梦想的诱惑下，新的申请人源源不断。最后，公司认为可以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5000里弗尔；这样的话，摄政王就可以利用公众普遍的热情还清所有的国债。陷入一片狂热的全国公众早就忘记了什么叫风险，对他们来说，即使三倍这样数额的金钱也在所不惜。此时，劳这位新财神成了国内最重要的人物。无论是贵族、法官还是主教们都涌进他的办公室；陆军、海军的将领，地位尊贵的女士们，以及每个世袭有爵位或身居要职、认为自己有优先购股权的人都坐在劳的会客室，乞求卖给他们印度公司的股票。但是此时的劳实在是太繁忙了，以至于申请者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策略以接近他。有一位努力几天仍不能如愿的女士，放弃了在劳家里访问劳的希望。她命令自己的车夫，当她外出时，他必须仔细观察，如果看到劳走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下。这位女士在城中一连转了三天，心中一再祈求上帝赐给她被摔下的机会。第三天快结束时，她终于看到了劳。她马上对车夫大声叫道：“快让马车翻倒！以上帝的名义！”车夫驾车向柱子撞去，这位女士尖叫着，车子翻了。看到这场事故的劳当然跑到出事地点救助，狡猾的女士向劳道歉之后坦白了自己的计谋。劳微笑着记下了女士的名字，并允许她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另一个故事讲的是布莎夫人。她得知劳在某个饭店吃饭后，就驱车前往，谎称饭店已经失火，于是人们立即离开饭桌向外逃命。当所有的人往外跑时，劳却发现有一位女士急匆匆向他走来，他觉察到其中必定有诈，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跑了，布莎夫人的狡计最终没能得逞。不是所有聪明人都能成功的，何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布莎夫人来说并不算坏事。此时的劳已处于财富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实际上，当时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经营得比较成功，所以人们认为只要公司每年派遣更多的贸易船只去东印度，加上路易斯安那的殖民开发，那么每年都可能得到250％的股息。在这样的心理预期下，股票价格一时猛涨。以后，劳又发行了几次股票，到1720年共发行了3亿里弗尔的60万张股票。由于新股票的不断发行，旧股票的行市就不免稍稍跌落一些。1719年6月20日劳颁布新规定，要呈示四张旧股票才能购买一张新股票，由是被人们称为“母股”的旧股票又回涨起来。人们为了得到一张“女儿股”，必须持有四张“母股”。1719年7月27日发行“孙女股”即第三代的股票万张，票面价值500里弗尔，认购时已提高到1000里弗尔。要购买一张“孙女股”，必须呈示四张“母股”和一张“女儿股”。疯狂的“劳氏股票”（3）这样一来，疯狂的投机，即抢购股票的风潮，就掀动起来了。大家再也不问股票的实际价格如何，就是说，不是希望将来分到红利，也不是希冀密西西比的实际财富，每个人都只想趁着行市高涨，赚取价格的差额而致富。当约翰?劳的公司为包收捐税和筹集12亿里弗尔政府借款而发行第四代股票，即“曾孙女股”时，500里弗尔一张的股票竟达到5000里弗尔；这种股票，人人都可认购。现在只要稍有一点积蓄的人，都来参加股票投机了。人们的热情被再次点燃，他们不分昼夜地聚集到公司的办公处前，不怕饥，不怕渴，也不怕层出不穷的危险，甚至断肢折臂也不顾惜，拼命挤在那里，等待认购时刻的到来。在三个星期中，劳氏共发行了股票30万张，计票面价值亿里弗尔，由于大家争先恐后地抢购着这种纸片，使公司总共得到了15亿里弗尔，即额面价值的十倍。而在所谓黑市中，市价曾达到30亿！其疯狂正如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谁也不知道行市什么时候会暴落，所以最后大家都把股票囤积起来，直到500里弗尔一张的股票涨到万里弗尔之高！随着新的印度公司取得包税权、烟草专营权以及铸币权，到1720年1月，约翰?劳被任命为法国的主计长和监督长。此时的约翰?劳一手掌管政府财政和皇家银行的货币发行，一手控制法国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发展。他和他的印度公司负责替法国征收税赋，持有大量的国债。随后，印度公司干脆接管皇家银行的经营权。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猛涨不落，吸引了大量欧洲各国的资金流入。约翰?劳为了抬高印度公司的股市行情，干脆宣布其股票的红利与公司的真实前景无关。他这种深奥莫测的说法进一步鼓励了民间的投机活动。但是，如此数目惊人的股票投机，自然要求流通手段。要使股票交易进展顺利，就需要大大增多货币的发行，而这又是由“劳氏银行”来执行。仅仅1719年，约翰?劳发行的货币数目如下：年份 货币数（单位：里弗尔）1719年7月10日 5000万1719年7月25日 亿1719年9月 亿1719年10月 亿1719年12月 亿也就是说，约翰?劳在5个月中共发行了亿里弗尔。每次增发股票都伴随着增发货币。约翰?劳坚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增发银行纸币→换成股票→最终可以抵消国债。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的根本性错误，甚至还有约5000万里弗尔的伪币在流通着，所以当时法国除股票投机盛极一时外，还存在着一种纸币膨胀。因而发生了这样奇特的情形：由于投机狂热的结果，纸币的行市反而高于金银。不可否认，货币和股票的大量发行，确实一度活跃了整个经济，法国的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似乎都注入了一种兴奋剂，各种交易量都大大增加了。但是，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这一切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第一次股灾（1）疯狂的投机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1720年，法国议会一再发出警告：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但是这些警告被置若罔闻，对财政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就不应该对发行进行任何限制。如果5亿里弗尔的纸币就有如此的优势，那么再发行5亿就能有更大的好处。对这种门外汉的认识，精通金融知识的约翰?劳竟然没有反对。人类极度的贪婪支撑着这个海市蜃楼：印度公司股票的价格越高，银行就同步发行越多的钞票。第一次小小的警告发生在1720年初，孔蒂亲王由于没能买到新股，一怒之下把装满三辆马车的纸币拉到“劳氏银行”兑换硬币，此举被摄政王用行政手段压制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孔蒂此举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每个人都谴责孔蒂的吝啬和贪婪，都认为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直到此时，劳和摄政王还没有明白紧缩银根的紧迫性。但是，出于不信任，又有许多人模仿起孔蒂的举动来。精明的股票投机者都正确地预见到股票价格不可能永远攀升，对银行投资颇为精通的布尔东和拉?理查迭赫悄悄地、分批次地把他们的纸币兑换成硬币。他们还买了许多金银器皿和昂贵珠宝，然后秘密运到英格兰或荷兰。一个名叫韦尔马莱的投机商嗅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就购买了价值超过100万里弗尔的金币和银币，将其装到马车上，用干草和牛粪盖好，然后，他装扮成一名浑身肮脏的农夫，将一车贵重的财富安全运到比利时，又从那里运到了阿姆斯特丹。渐渐地，流通中的硬币逐渐减少，贵重金属不断流向英格兰和荷兰。普通群众见势不妙，也把身边仅存的少量硬币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最终，国内硬币到了极度匮乏的程度，贸易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更坏的情形随之而来，随着殖民地坏消息的传来，股东们的信心大受影响，加上一些投机家的阴谋活动，最终促成了一场抛售股票的浪潮。为了维持印度公司股票价位，约翰?劳动用了手中所掌握的财政大权，以便维持行市。因为在股票陡落中，大量发行了的货币也不免受到牵连。他把股票价格强行固定在9000里弗尔，并且维持在这个价位上两个多月。约翰?劳的政策使得股票货币化，进而迅速推动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在171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为4%，到1720年1月就上升为23%。如果说在1720年之前只是一些经济学者们对约翰?劳的政策表示怀疑，通货膨胀则直接给广大民众敲响了警钟。另外，为了维持货币的行市，劳禁止人们运输金属铸币和贵金属，压低铸币的价值，并实行住宅搜查，发现有价值500里弗尔以上的贵金属，一律没收，违者还要被处以数额很大的罚款。他还鼓励人们寻找违规者；他保证告密者可以得到发现违法金额的一半作为报酬。自1717年冬到1720年12月，黄金铸币的名义价值改变28次，白银铸币的价值改变35次。在这种闻所未闻的政策下，摄政王和劳遭到人们雨点般的咒骂，印度公司股票的价格急剧下跌，再没有什么人相信这个地区蕴藏巨大财富的神话了。为重树公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政府采取了最后的措施。政府宣布了强制征兵计划，巴黎所有贫穷的流浪汉都被强制入伍。大约六千多名街头地痞流氓像在战时那样被拘留，并由政府提供衣服和工具，装船驶向新奥尔良，据说要在那里的金矿上干活。他们排成队，肩上扛着镐和锹，一队队地穿过巴黎街头，然后分成小队来到各个港口，等待被装船运往美洲。但是他们之中有2/3没有上船，不到三个星期，他们中的一半人又出现在巴黎。即使这样，这个策略还是造成了股票稍微的好转。第一次股灾（2）但一切措施似乎都于事无补，投机终归要有结束的一日。行市已高到再不能与所期待的利得相适应了――这种利得当然是很可疑的，因为公司专门搞股票投机，殖民地商业并没有大力进行。事实上，路易斯安那并没有多少事业可以开发，因为那里不过散布着印第安人的一些聚居点而已，而东印度的贸易实际上由英国人和荷兰人垄断着，法国很难插入。即使有那样的情况，即名义资本真正分到了12%的红利，但按高行市实际筹集起来的资本也不过得到的利息而已。股票持有者一旦意识到这点，定会崩溃，每个人都会尽力把这种没用的纸片赶快卖掉。1719年9月30日，约翰?劳在印度公司年会上约许40%的红利，而非原先预定的12%，大概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到了1720年5月，约翰?劳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发布了股票贬值令，计划分七个阶段将股票的价格从9000里弗尔降到5000里弗尔，同时也降低纸币的面值。约翰?劳和他的印度公司制造经济奇迹的神话突然破灭了。约翰?劳的指令马上导致民众的恐慌，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争先恐后地抛售股票。股价在1720年9月跌到2000里弗尔，到12月2日跌到1000里弗尔，1721年9月跌到500里弗尔，重新回到了1719年5月的水平。到1721年10月10日，货币已根本没有行市了。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法国以在歌唱中发泄不满而闻名。下面这首讽刺诗就出自那个时期：星期一，我买股票去；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星期三，我买家具；星期四，我买好衣衫；星期五，我跳舞去；星期六，我进了乞丐收容站。尽管约翰?劳使出了全身解数希望能够恢复民众的信心，但是在人们愤怒的呼喊声中，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股票崩盘，众多的法国人倾家荡产，他们认定约翰?劳就是头号骗子，人们对他厌恶之极。下面的一个小故事就足以说明人们对他的态度如何了：据说一个名叫布尔赛的绅士一天乘坐马车前往圣安杜瓦纳大街，经过十字路口时，他的马车被一辆出租马车挡住了。布尔赛的仆人不耐烦地要求那位出租马车车夫把道让开。马车夫正赶上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断然回绝了仆人的要求。仆人年轻气盛，挥拳打在马车夫的脸上，吵闹声引来了一大群人围观。这时，布尔赛走出马车想调解一下，可那位马车夫认为他又是一个攻击者，于是干脆放声大叫起来：“救命啊！杀人啦！劳和他的仆人想杀死我！”听到马车夫的叫喊，人们顿时都手持棍棒和其他武器冲出来，路边的人则收集起石块向想象中的“银行家”发起报复。幸运的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前方不远处的教堂大门敞开着，布尔赛和他的仆人在人们冲过来之前赶紧跑了进去。暴怒的人们在牧师的再三劝说下才渐渐离去，当他们返回头来看见布尔赛的马车还留在大街上时，就把怒火发泄在了这上面，把马车毁得面目全非。由此可见，原本风光无限的约翰?劳在此时声誉降到了极点，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1720年10月，政府规定第二年9月以后所有面值在1000～10000里弗尔的钞票都将没有任何价值。印度公司被剥夺了造币权、代收赋税权以及其他所有的优势和特权，成了一个地道的私人公司。这个措施给整个纸币系统以致命的打击。约翰?劳已失去了对法国议会的任何影响，公司也被剥夺了豁免权，再也回天无力。印度公司股价一泻千里，创造了至今仍保持的跌幅一次达99%的世界股市最高纪录。在四面楚歌中，约翰?劳只得连夜出走比利时，此刻的他身无分文。在约翰?劳的一生中，他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得像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但此时他却表现得非常慷慨，他不愿以毁灭一个国家为代价来使自己变成富人。在人们对印度公司股票的痴迷达到顶峰之时，他毫不怀疑他的计划将要达到最后的成功：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他用自己全部所得购买了法国的地产――这个举动可以证明他对自己计划稳定性的信心。他没有积聚一件金银器皿或珠宝，也没有像不诚实的投机者那样把钱送往国外。除了一颗价值约五六千英镑的钻石外，他的所有收入都投资在了法国。约翰?劳于1729年在威尼斯去世，去世时他的处境非常悲惨。下面就是当时人们为他写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那个著名的苏格兰人，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他用简单的代数规则，把法国变得一贫如洗。被诅咒的银行这次股票投机在当时被称作“密西西比泡沫”。密西西比泡沫以彻底的破产而告终结，它造成25亿里弗尔的亏空。在这场投机风潮中，只有少数及时抛出股票的投机家大获其利，而无数普通股民则赔得倾家荡产。此次财政危机，正如荷兰的郁金香狂一样，对生产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把人们诱入歧途，使生产的劳动者不安所业，而只想到股票投机中去碰运气。作坊都停工了，因为它们的主人挤到印度公司办公处前面去了，以便把自己的名字列到“幸福谱”上去。劳氏“制度”的崩溃对于许多小手工业者和资本家影响特别大，他们把钱赌掉了，现在再也找不到生产资金。投机及其崩溃使得贸易和运输都陷于紊乱，很久以后都还受着这个可怕的危机的影响。法国的支付方法又恢复到以硬币为基础的旧体制。密西西比泡沫的破产连累“银行”这个名词在法国被诅咒了一个世纪。约翰?劳的伎俩来自他对货币和银行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反映在他1705年所写的《论货币与贸易：向国家供给货币的建议》中。约翰?劳有三句名言：一国的实力和财富与人口、军火和外国商品的数量有关；商品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如想和其他国家一样强大富有，就必须拥有与该国数量相等的货币；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约翰?劳其实是一个赤裸裸的货币至上论者，他以为货币和财富是一回事，创造货币就等于在创造财富，而没有想到货币其实只是财富的象征。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和郁金香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荷兰郁金香泡沫基本上是民间的投机炒作，但是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却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郁金香泡沫所炒作的只不过是一种商品，牵涉到的人数有限，而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发生在股票和债券市场，把法国广大中下阶层的老百姓都卷入其中。从这一点来说，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更具有现代特色。尽管约翰?劳的大胆实践彻底失败了，但是在他的经济理论中也包含着不少合理性的因素，他在金融理论上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他认为纸币本位制优于贵金属本位制，而且不受贵金属产量的限制，但纸币可以流通但不贬值的基础是信用――国家信用或私人银行可兑换的信用。可惜他后来违背了这个原则，以致酿成大祸。在约翰?劳时代，他不可能对泡沫经济以及相关的理性预测学说有所了解。在他扩大货币供给的时候，没有料到会导致金融投机的热潮。他非但没能及时制止这种金融投机，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大局败坏，以致不可收拾。密西西比泡沫从此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反面教材。政府主导的“圈钱计划”（1）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轨道，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在“南海骗局”中损失了2万英镑的牛顿感慨如果我将我所知道的全盘揭露出来，那将是一个奇观，而会令世人惊愕不已。――南海公司会计 赖特政府主导的“圈钱计划”1688年，英国正面临一场危机。当时，国王詹姆士二世置大多数国民为新教徒的国情于不顾，企图重新将天主教定为国教，而且强行镇压反对派，解散议会，这使他处于众叛亲离的边缘。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者威廉三世看准时机，接受英国议会的邀请，亲率万余大军在英国登陆，英国人纷纷倒戈，使他轻而易举地攻下了伦敦，将岳父大人赶到了法国。威廉三世与其妻玛丽一起加冕为英国国王。上台后的威廉三世在第二年，也就是1689年，就带领英国参与了欧洲殖民争霸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689年到1697年，共持续8年之久。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事体制的变革（由臣民自备武器随国王参加战争转变为雇佣军），使得英国的军费膨胀，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战争的巨大支出无疑消耗了财富，货币贬值成为必然。1696年，英格兰银行已经出现挤兑风潮。由于金价上升、银价降低增加了政府维持战争和军队的成本，政府被迫考虑货币重铸的问题了。决定实施货币重铸以后，英国皇家铸币局和另外六个较小的造币厂同时开工铸造新币。这个时候，牛顿被调进英格兰皇家铸币局担任总监，并于1699年晋升为铸币局局长。但是由于铸币局的产量要比预想的少得多，在1696年3月26日至1697年1月1日，铸币局几乎没有承担什么铸币义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忙于从国外进口金币。由于大量白银流失，铸币局几乎无银可铸，所以，到1696年6月底，只有12％的银币重新回到了流通之中。虽然牛顿在铸币的重量和纯度上实行了最严格的标准，但也无济于事，直到1699年，货币重铸也没有完成。公众对铸币失去了信心，议会也无法抑制黄金价格的上涨，因此，一方面在进行货币的重铸，一方面由于金银兑换率的不稳定，导致白银外流，黄金内流。牛顿也注意到，一个金路易在法国价值为17先令旧便士，而在英格兰为17先令6便士，这就使得金子大量流入伦敦。而银块的价格继续高于银币所代表的价格，货币重铸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在重铸期间投入到流通中的700万英镑银币很快就退出了流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17年。重铸货币以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一直在持续的战争又需要英国政府拥有大量的货币，这就不可避免地让英国陷入了庞大国债的困境。1691年，英国的国债还只是稍多于300万英镑，而从1692年到1713年，英国的国债竟然增加到了5370万英镑。为了确定这种浮动不定的国债并炫耀将有较大固定利润来吸收资本，1711年，奥克斯福特伯爵注册创立了南海公司。公司全称是“大不列颠商人与南洋及其他美洲各地通商并促进渔业公司”，公司以认购政府债券的方式成为当时英国国债最大的债权人，债务总额高达近1000万英镑。这个数目是由国家债权人以公债券的形式缴付的，规定年息6%，政府则永久性地把酒类、醋、印度货物、精制丝绸、烟草、鱼翅以及其他一些商品所得的税收支付给南海公司。南海公司还获得英国政府所授予的专营当时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南美洲和南太平洋的贸易特权。之所以选择南美洲，特别是那里的西班牙殖民地――当时为“南洋”――作为南海公司的经营范围，完全是为了使人感觉该公司预期的利润是很有希望的，因为这个地区在当时尚很少探勘和开发。并且在公司的管辖范围内，英国政府还赋予了它拥有立法和惩罚的权力。为了防卫居留地，公司甚至可以募集军队。政府主导的“圈钱计划”（2）为了进一步融资，南海公司对外宣称在这一地区拥有诸多开发项目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公司可以把英格兰的商品送到南美东部海岸，而秘鲁和墨西哥的地下埋藏着巨大的金银矿藏，当地的土著会付给英国人价值百倍的金锭银锭。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金砖银石”就会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而且，西班牙还将允许南海公司在智利和秘鲁沿岸使用其四个港口。但事实上，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并不允许这些殖民地和外国人交易，南海公司只是获得了亚细安托商业公司――即黑奴贸易的垄断组织――30年的特许权，并且必须向西班牙国王缴纳固定的租税。这样看来，从一开始，南海公司对股票购买者的大笔黄金和白银会从南美洲源源而来的许诺原本就是一个大骗局。但是，公众对南海公司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坚信这家公司定能赚大钱，而且又有政府的支持，应该是很好的投资对象。在1711年至1712年，南海公司股票的行市还是停留于75%到80%之间。为了筹措营业资本，公司发行了20万英镑公债券。但即便如此，公司对“南洋”的商业还是没有起色，公司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还受了损失。营业上的失败更加迫使南海公司走上利用公债来从事投机的道路。1715年它借到一笔新的国家贷款，数目高达万英镑，这样一来，它由国债券组成的资本便增加到1000万英镑了。1717年，政府同意将总数170万英镑的不可收回的国家奖券调换为南海公司股票。但是直至1717年止，所进行的国债调换还是非常不够，国库每年所须付出的利息，仍高达310万英镑，这种调换仅约减去30万英镑。由于有巨大数目的不可收回的年金，所以要从事更进一步的调换是有困难的。在1717年的议会会议上，急于摆脱债务困境的英格兰国王发表演说，暗示公共信用需要改善，并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减轻国内债务所造成的压力。5月20日，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这两家大型金融公司均向议会提出了建议。南海公司提议，以认购或其他方式将其资本金从1000万英镑增加到1200万英镑，每股收益率为5％。英格兰银行的提议也同样优厚，听起来对民众很有诱惑力。议会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终通过了三项法案，分别是南海法案、银行法案和通用基金法案。在南海法案中，议会接受了南海公司的建议，准备发行200万英镑的股票，以清偿安妮女王执政的第九年和第十年分别发行的四批彩票基金的本息。从此，南海公司的名号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虽然它与南美洲各国的贸易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收入，但作为一家金融公司来说，它的业务却是蒸蒸日上，尤其是股票分外的抢手。此时，约翰?劳在法国的“密西西比计划”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约翰?劳的成功传到英国，给南海公司的股票持有者极大的鼓舞，他们抛掉了仅有的一点小心翼翼，愿意接受英国的全部债务。为此，南海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希望“通过购买、过户为公司股票或与持有者进行其他协商，而将其余一切不可收回的年金和可兑换的国债的未清偿部分，一起并入公司的创立资本中”。公司想用这样的方式，将全部确定公债(除对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以外)统一起来，而转成对南海公司的同一种债务。为了贯彻这一措施，公司愿提供350万英镑，而将此数与它的创立资本合并起来，公司的总资本便增为4270万英镑。政府主导的“圈钱计划”（3）为实施这一措施，南海公司向国家要求给它的总资本5%的年息至1727年为止，以后减为4%。因为公司所接受的国债大部分都只有4%的年息，这一举便可得到约150万英镑的利益。但是议会并没有采纳南海公司的这个“计划”，却听从了英格兰银行的一个相反的提议。当英格兰银行将他们的提议提出并约许出价400万英镑后，南海公司又向当局陈述了一个新的提议，建议用南海公司的股票偿还英国国债的持有人，并建议全英国的国债都用南海公司的股票偿还。1720年1月22日，下议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国王演讲中提到的关于公共债务的问题，以及南海公司就偿还债务所提的建议。不过，下议院里有很多议员都与英格兰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当然希望银行从中大赚一笔，这样自己也可以受惠。于是，他们代表银行宣布，在英国此前经历过的诸多困难时期里，英格兰银行曾经做出过卓越的贡献，现在，如果这场即将发动的公共交易能够造福国民的话，那么英格兰银行至少也应当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无端插了这么一杠子，南海公司的建议书在下议院搁置了5天，暗地里推波助澜的英格兰银行利用这一时机草拟了一份计划。南海公司怕英格兰银行开出的条件更优惠，就把原计划又做了一番修改，使它看起来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其中最大的改动是把原来七年的国债偿还期提前为四年。在这场独家拍卖中，英格兰银行也不甘示弱，重新对先前的计划做了更正，又给议会提交了一份新的报告。这样一来，两家公司均提出了两份建议书。下院议员们为此进行了讨论。罗伯特?沃普勒先生代表银行一方发言，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则是南海公司的主要支持者。最终，英国政府接受了南海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因为“南海公司的计划对国家更为有利”。这就是1720年被国王批准并实施的“南海计划”。此时，议院里几乎只剩下沃普勒先生还在坚持己见。他以严肃而又激切的语气告诫议员们：南海计划将是一次危险的股票投机，英国的工商业精英们将会被股市所主宰。它就像魔鬼撒旦，施放出种种诱人的花样，令人们陷入对金钱的幻想中无力自拔。人们将变得越来越贪幕虚荣，以至于鄙薄用正当的劳动去赚钱。它会把人们引向一条毁灭之路。这个计划在实质上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激起大众的癫狂，并把这种狂热持续不断地保持下去。股票的价值将被人随意操控，直到高到看不到顶，它那些口头承诺的红利，将永远不可能被兑现。他还以一种先知般的预言补充说，如果这项计划取得了成功，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就会操控整个政府，变成大英帝国的新主人，这些股市新贵将可能因此控制立法，干预国家行政。而如果它失败了，结果将会激起全国人民最强烈的不满，甚至使国家彻底地崩溃。这是一场由幻觉主导的噩梦，当灾难降临时，人们才会如梦方醒，然后问自己：这一切竟然是真的么？沃普勒的慷慨直言纯粹是对牛弹琴，得不到一丝回应。人们把他看成是个失败的预言家，再不就是一只嘎嘎叫的不祥的黑乌鸦。但是，只有他的挚友们才了解他高明的见解，把他比作《荷马史诗》中的女预言家卡珊德拉，能够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灾难。而那些被贪欲冲昏了头的人，只有亲眼见到灾祸的发生才会恍然大悟，可这时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高高在上的议员们也是如此，刚开始他们还能认认真真地倾听沃普勒的发言，但是，当他们听到他疾言厉色地指斥南海公司的阴谋时，纷纷离席退场了。“投机公司”的兴起（1）虽然英国政府拖欠了庞大的国债，但是长期的经济繁荣却使英国的私人资本不断集聚。当时的现状是，社会储蓄不断膨胀，但投资机会却相应不足，大量暂时闲置的资金迫切需要寻找出路，而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是一种特权。在这种情形下，南海公司接受整理公债的消息一经传开，股票价格就涨到了126%。此后股价犹如脱缰野马，狂升不已，原本每股126英镑的股票，一下子涨到500英镑，后来竟狂涨到2000英镑。在股票价格狂涨的形势下，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狂潮。这些投资者来自各个阶层，贵族、市民、商人、乡绅、法官、教士等都争购股票，连王室也被卷入这一大潮之中。当时的国王也禁不住诱惑，竟也认购了价值10万英镑的股票。一时，社会上兴起一股“南海热”，涌现出“南海服饰”、“南海马车”、“南海钻石”，甚至“南海仆役”，各种时髦货无不冠以“南海”之名。民众的狂热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于是，我们在巴黎曾经看到的事件，又在伦敦街头重新上演。甚至就是在议会还在为是否实行“南海计划”激烈辩论的时候，南海公司的股票行市已由300%涨到400%。1720年4月12日，南海公司举行了第一次股票募集。本来是要按300%的股票行市募集100万英镑，但应募者异常踊跃，以致总数被提高到250万英镑。几日之内，行市涨到340%。为了能够将公司股票的价格哄抬得更高，在4月21日的董事会上，南海公司宣布夏季发放的股利为10%，所有认股的股东都将享受到优厚的股利。这似乎更进一步印证了假想中公司无比光明的盈利前景。4月30日，公司举行第二次募集。初尝了股利的甜头，人们的投资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开来，投资者趋之若鹜。公司原本是要按400%的股票行市募集100万英镑，结果总数被提高为150万英镑。5月中旬，南海公司股票行市被抬高到500%，到6月22日已涨到890%。紧接着，公司第三次募集以1000%的股票行市募集500万英镑。结果也超额募集了，行市涨到1100%。此时，伦敦的投机狂热继涨增高，一切社会阶层都参与进来。南海公司的经理、董事之类，摇身一变成了伦敦的一流人物。“正如劳氏在法国变成国家元首以下最有势力和最受尊敬的人物一样，南海公司的理事们和主管人员也是红得发紫，前者中有的甚至被提升到从男爵爵位。在交易所街(伦敦街名，当时的交易所即设此街)，各种身份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上下贵贱，都聚集到那里，拥挤得简直不成话。”一夜横财的故事总是那么的吸引人，当时的社会风气甚至发展到不拥有南海股票就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地步。在南海公司股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全英国所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都成了投机对象。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军人和家庭妇女，甚至连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都卷入了漩涡。以至于在事后牛顿不由得感叹：“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轨迹，但我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随着股票一天天地增值，许多人放弃了工作投身股市。还有什么比又容易又快速来钱更使人着迷的呢？贪婪是永无止境的。南海公司股票价格的一路狂涨，导致各种其他股票价格的上涨。股票上市来钱是如此容易，以至于在社会上引起了创办公司的热潮，到最后掀起一股公司滥设狂潮。按英国当时的制度，公司必须经国王特许才能成为独立法人，即成为“特许公司”。但无特许状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未被禁止，而政府却保有禁止权。若干年来的习惯做法是：企业创办人先成立公司，然后再设法取得特许，或干脆在没有特许状的情况下经营。“投机公司”的兴起（2）因此，在伦敦街头，数百家无奇不有的公司被创办起来，以此招募股份和发行股票或票签。这些莫名其妙的公司都试图将其股票向大众推销，然后拿去投机。人们此刻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不在乎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只相信发起人所说的能获取巨大利润。而那些没能尽早买到南海公司股票的民众，生怕失去碰到下一个南海公司的机会，纷纷把大把大把的血汗钱投入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公司。实际上，这些公司大多数是子虚乌有的“泡沫”公司，其公开业务也往往荒诞不经，但从只有几便士的穷汉到百万富翁，无不上当受骗。麦克斯?韦特在他的危机史著作中把当时创设的公司罗列了出来，总共不少于202家。这些公司的骗局性质，往往在公司的招牌上就标明了。现在只略举几个，以见一斑，如：永动车轮开发公司、专营人类头发买卖的公司、专营从西班牙进口翠鸟的公司、英国养马促进公司、利用锯末制造交易机械的公司、重振格林兰捕鲸事业的公司、马保险公司、庭院改良公司、孩童运气提升公司等等。只要稍稍思考一下，不难发现这些公司是绝没有任何营业利润可言的，然而还是有那么多的股份公司为它们而设立起来，并实行招募股份，成为投机的目的物。这些新成立的公司有的只持续一两个星期，就销声匿迹了，有的甚至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到就寿终正寝。但大家并不是为了公司本身，而是专为投机利润而来。一位伦敦的印刷工人登记了一家“正进行有潜力生意”的公司，他声称“他有一个新计划，要筹集200万英镑来从事一项利益非常优厚的企业，它的目的暂不宣布，日后大家都会知道”。 虽然没人明白该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是人们仍然应募这种“企业”，并把他们的钱交出来，在六小时之内这家“公司”卖出了2000英镑的股票。要知道，2000英镑在当年可是笔巨款。不过很快这位印刷工人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类骗局公司的名义资本，通常都不少于100万英镑。但第一期交款数额很低，半先令、1先令，直到100英镑，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也能够参加到投机活动中去。类似这类骗局公司的设立，都没有得到议会的准许，或者只是以过时的许可证为根据，都是不合法的。虽然如此，那些社会地位高贵的人也还是会去参加泡沫公司的投机。例如，英国皇太子威尔士亲王做了非法创立的“威尔士铜公司”的理事长，并由此而赚到据麦克斯?韦特所说的4万英镑，但据鲍尼香说是6万镑的利润。甚至英王自己也于1718年就任南海公司的行政长官，并称南海公司为他的“爱子”。此时，整个英国社会只有一个要求：股票！投机家们则用越来越大的股票发行，或者说用越来越广泛的股份募集来响应这一要求，行市越涨越高。在1720年夏，投机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所有这种股票价额，总计约5亿英镑，相当于那时大不列颠全部不动产价值的2倍和当时整个欧洲流动资金总数的5倍。泡沫公司取缔法（1）在对巨大财富的憧憬中，公众的理性防线彻底崩溃，完全任由股份公司发布的消息牵引，迷失了方向。当公众不再考察股份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再辨别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只为股价的一时上涨而买入股票时，他们的投资行为已经演变为一种投机性行为。于是，那种尽人皆知的状况，在这里又重新上演：当股票行市上涨时，凡参加投机的人，个个都赚了钱。因此，被卷入漩涡的人愈来愈多，而行市也愈来愈高。一切股票行市都涨起来，连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也是如此。前者的股票行市在1720年1月为150%，6月便涨到260%，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行市在同一时期内由200%涨到440%。但这种投机也绝不能永久继续下去。1720年7月底，南海公司的股票行市达到了它的最高点1100%，由此开始稍稍降落。8月4日，公司开始了一个新的募集，招收不可兑换的年金和可兑换的公债。然而，这次募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行市继续降落，8月中旬降至850%。南海公司担心公众的钱是被众多的“泡沫公司”中途截走了，于是便鼓动政府于1720年7月间颁布了一个叫做“Scire facias”（《 泡沫公司取缔法》）的著名条例，规定凡非法举行募集或参加这种募集者，概由官厅法办。被检举的有四家公司，其中包括“威尔士铜公司”。南海公司原本希望把“泡沫公司”消除，这样就可将资本都吸引到自己的股票上来，借以阻止行市的跌落。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泡沫公司取缔法》引起了大众的恐慌，人们从对一些“泡沫”公司的怀疑逐渐扩展到南海公司身上。从7月份开始，首先是外国投资者抛售南海股票，紧接着国内投资者也纷纷跟进，南海股价很快一落千丈。股票行市到1720年8月22日再降为820%。尽管如此，南海公司仍然于8月24日举行第四次资金募集，总数100万英镑，按行市1000%，在三个钟头就超额募集了。但南海公司股票行市继续降落着，到8月30日，降为750%。为了再次点燃人们的投资热情，理事会作了一个空想的分红约许：最近半年30%，半年以后的12个月至少50%。但这似乎毫无用处。9月12日，南海公司董事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应对股市下跌的问题。由此，外界风传英格兰银行愿意为南海公司融通600万英镑的债务。但传言到当天下午就被证实为空穴来风，南海公司的股票应声而落，并一直跌到了每股400英镑。事态的发展引来了恐慌，英格兰银行被迫进场挽救大局。经过协商，英格兰银行同意预购南海公司300万的债券。然而，人们普遍对南海公司的债务缺乏信心，即使英格兰银行如此努力仍不能扭转大局。南海公司的股票继续滑落，甚至引发了大量的银行挤兑现象。英格兰银行抵住了挤兑风暴的冲击，但南海公司却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股票价格跌落到了150英镑，几经动荡后跌到了135英镑。在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在恢复公众的信心，阻止毁灭性的股票抛售狂潮方面也已经无能为力了。理事会于9月23日举行了一次南海公司证券的登记，但恐慌已是再也阻挡不住了。9月29日，南海公司股票的行市落到120%，东印度公司股票的行市落到170%，英格兰银行股票的行市落到185%。危机已经达到它的顶峰了。泡沫公司取缔法（2）这个于1720年上半年袭击英国投机狂热的情景，由南海公司股票行市的动态很清楚地表现出来。该公司股票行市的涨落，有如下表：年份 股价（英镑）1711～1712年 801720年初 2161720年4月初 4001720年4月中 3401720年5月中 5001720年6月底 11001720年8月中 8501720年8月22日 8201720年8月30日 7501720年9月19日 4001720年9月29日 120到1720年底，政府对南海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理，发现其实际资本所剩无几，那些高价买进南海股票的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许多财主、富商损失惨重，有的竟一贫如洗。只有那些懂得及时将股票抛售的人，才在这次投机中赚了钱。在股价越涨越高的时候，许多官员，如当时英国的财政部长，在南海公司的内幕交易中，就赚取了90万英镑的巨额利润。丑闻败露之后，他被关进了著名的英国皇家监狱――伦敦塔。但是，比他更悲惨的却是那些不知情的投资者，那些盘算着在7、8月及以后行市还会上涨的人，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他在南海泡沫中的损失超过2万英镑。以他就任英格兰皇家铸币厂局长的2000 英镑年薪来算，他赔掉了整整10年的薪水。下面的两个例子非常具有代表性，它们代表了当时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