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三国史话-吕著三国史话-2

月 10 日签定了《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此后，国① 1935 年 11 月 4 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至1946 年，法币已急剧贬值。1948 年 8 月 19 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已崩溃的法币。民党军队的进攻行动暂时有所收敛。六恢复交通线之争在紧张激烈地进行停止军事冲突问题谈判的同时，叶剑英还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了关于恢复交通问题的谈判。早在 1945 年 8 月至 10 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恢复交通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中共代表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必须停止国民党部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和侵占。国民党代表不同意中共方面意见，并以“遣返日俘”和“恢复经济建设”为名，要求解放区军队让出铁路线。由于双方立场、主张尖锐对立，虽经多次会谈，均未达成协议。随着停战令的颁发，恢复交通的问题随即提上了军事调处的重要日程。在军调部三委员讨论如何恢复交通的会议上，叶剑英提出，恢复交通与停战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双方冲突地区，只有先停战，交通才有恢复的可能。而且，恢复交通还有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和物资准备问题，以及铁路、公路、水路的恢复修整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他建议先作调查，制定一项计划，然后由三委员讨论决定。他还主张把对日军的缴械与遣返，铁路警戒与路线管理等问题，同恢复交通放在一起讨论。此时，蒋介石正积极调兵遣将，部署全面内战，急需靠铁路运兵。郑介民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极力主张先讨论恢复铁路交通，其他问题暂时放后。美方代表虽说法不同，但实际上与国民党代表唱的是一个调子。后来，三委员同意授权三方的参谋长拟定一项恢复交通的基本方案。争论了两个星期，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为进一步阐明中共方面的原则立场，叶剑英于 1 月 28 日下午，邀请美方委员饶伯森和执行主任白劳德进行私人谈话，就如何改革交通机构，实现民主管理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交通部门在组织上可采用过渡时期的办法，设立交通委员会，在军调部领导之下，处理一切交通问题；各级交通机构，应实行民主管理，应有中共代表参加；鉴于遣送日本俘虏与恢复交通有关联，应把受降与遣俘问题包括在交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之内。饶伯森对叶剑英的三点建议表面上不置可否，但行动上继续寻找借口支持国民党代表提出的“先恢复铁路交通，其他问题暂时放后”的主张，会谈没有结果。后来，经重庆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达成一项关于恢复交通的协议，作为“和字”第四号命令下达双方部队执行。2 月 14 日，军调部三委员据此就修复铁路的程序问题举行会谈，确定在华北、华中 8 条铁路线上，设立 7 个交通小组。在交通小组出发前，叶剑英、罗瑞卿于 2 月 18 日对中共方面执行“和字”第四号命令应注意哪些问题，提出八项措施，报告中共中央。中央立即全文批转给各战略区执行。这个电报，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应当怎样贯彻，对未答成协议部分应当如何对待，以及执行协议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采取什么对策等问题，都作出明确规定，为交通小组中共代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经过一系列磋商，7 个交通小组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先后签定了一些地区性的临时协定。按照协议规定，解放区军民积极开展铁路修复工作。他们在技术、器材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动员一切人力，不分昼夜，不避风雪，抢修铁路、桥梁，主动平毁在解放区交通线上的堡垒、壕沟和工事。在短短的 20多天内，津浦、胶济、陇海、平绥等铁路的干线和支线，就有 851 公里通车，其余也在修复中。但是，国民党军队却拒不执行“和字”第四号命令。他们在津浦、平汉、平绥、胶济等沿线不仅不平毁工事，反而大修特修新的堡垒工事。他们还违令调动 51个军、 129 个师，共 131 万多人，并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对此，叶剑英进行了全面揭露，多次提出抗议。在执行“和字”第四号命令的过程中，国民党代表还就解放区的铁路和邮政管理问题无理纠缠，妄图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委任人员管理解放区的铁路，并企图以考试为名剥夺解放区邮电人员的资格。叶剑英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经过时剑英和军调部中共方面人员不屈不挠的斗争，国民党政府和美方代表被迫同意：在 2 月 15 日前（军调部第十一号公报发出时间），中共方面在铁路、邮政所委派的人员继续留任，以后委派需经再度讨论。这样，挫败了国民党妄图插手解放区铁路和邮政管理的企图。七安平事件1946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之间的停战协议，以 30 万大军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以此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此危急形势下，中原军区部队顽强反击，分几路主动向预定地区进行战略转移，经过多次激战，于 7 月底以前分别到达华中解放区和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地区，建立了陕南、鄂西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随着战火的蔓延，军调部的斗争更趋激烈。1946 年 7 月 29 日，在位于河北省香河县平津公路线上的安平镇，发生了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中共军队的严重事件。本来，驻天津和塘沽一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以“帮助”中国遣返日俘为名来华的。他们为了顺利在平津之间通行，多次向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请求，准予他们通过解放区军队驻守的香河县路段。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给他们发了护照，并且规定美军通过这段公路时，必须插上美国国旗作为标志，以免发生误会。然而，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守信义，屡次向解放区军队挑衅。为此，叶剑英曾多次以备忘录形式，向美方委员饶伯森提出抗议。7 月 29 日这一天，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向安平镇发动了进攻，解放军被迫自卫。战斗持续 4 个多小时后，国、美方面派出增援部队，并以美机多架助战，解放军被迫撤出安平。国、美军队遂占领该镇。“安平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外舆论和各方人士的关注。在军调部，国、美代表不顾事实，首先向叶剑英递交了所谓“抗议”备忘录，称美军在安平遭到解放军“预谋”的伏击，伤亡 15 人。叶剑英则根据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从承德的来电，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一事，分别向饶伯森和郑介民提出抗议。军调部三委员就三方递交的备忘录举行会谈，最后确定成立第 25 特别小组进行调查。其任务是调查谁先发动进攻，以及冲突部队的番号及其主使者。小组代表出发之前，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代表团党组会议，研究斗争策略。他在会上指出，“安平事件”同以往冲突事件的性质不同。它表明美军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侵犯了中国主权。小组会谈开始，应反对美方继续担任主席；小组的一切活动，应先确定调查程序，谁不按程序办事，谁就要负破坏调查工作的责任。第 25 小组的活动一开始，就围绕着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问题争论不休。由于国、美代表对这些问题持不公平态度，致使小组先后举行 11 次会议，均未得到任何结果。为了打开小组会谈出现的僵局，三委员多次举行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一再提出，应按照三方对等的原则，首先解决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问题。经过反复协商，三委员终于在 8 月 14 日达成八条协议草案。然后，叶剑英与饶伯森又飞赴南京。周恩来、叶剑英与马歇尔、饶伯森在南京再次进行协商。最后，由周恩来和马歇尔批准了第 25 特别小组调查程序和主席由三方轮流担任的协议。根据调查程序的规定，特别小组到安平镇察看了事件现场，听取了美方三个“证人”的报告，访问了香河县中共方面的 5 位证人，最后还访问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经过反复调查，事件经过终于搞清楚。就在小组准备向三委员写出调查报告之际，美方代表忽又节外生枝，提出有两个新“证人”，要求小组询问取证。叶剑英接到小组中共代表的报告后，同意再作一次让步，并提出除询问他们的新“证人”外，还要询问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有关官兵。但是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表示反对。小组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后来，马歇尔竟令小组的美方代表单独询问所谓的新“证人”，并说必要时可单独发表公告。由于国、美方面代表的破坏、阻挠整个调查工作时断时续，一个多月后，终于无法再继续下去。中共方面不得不于 9 月 9 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单独公布事件的真相，叶剑英向记者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中共方面参加小组的代表黄逸峰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书》。叶剑英明确强调，安平镇发生的事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必然结果。他向美方提出四点强烈要求：（一）美军应向我方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三）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以维护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叶剑英的声明和中共方面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事实真相，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借此类事件将美军拉入中国内战漩涡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 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至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是解放区军民在中共的“针锋相对”方针指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也是叶剑英在军调部谈判桌上进行斗争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叶剑英在军调部领导中共方面人员，还就全国其他地区军事冲突的调处问题，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代表进行了反复的谈判和斗争。其中主要有：东北地区，华北的河北、山西、绥远等省的部分地区，中原的新乡、安阳等地、华东的山东、江苏省的部分地区，等等。通过斗争，在一段时间内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赢得了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捍卫了革命利益。第二十一章在军调部的四百天（下）一坚守阵地，岿然不动1946 年，北平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特务警察横行，流氓地痞肆虐，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群众的安全自由没有任何保障。叶剑英带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战斗和工作，犹如身在虎穴。国民党当局对军调部的美方和国民党方面人员，严加保护，周到备至，而对中共代表团及其在各地执行小组工作的中共人员，则违反协议，多方刁难、威胁，制造事端，甚至肆意逮捕和暗杀，严重危害中共方面人员的安全与自由。叶剑英在执行调处全国各地军事冲突任务的同时，还要同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危害中共方面人员安全自由的行径进行斗争。2 月 20 日上午，叶剑英像往常一样，从景山东街住处到达设于协和医院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办公。11 时许，他接到中共方面有关人员报告：东四牌楼一带，有所谓“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纠集数千人举行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反动口号，并散发反共传单。获此情况，叶剑英立即同参谋长罗瑞卿等人冷静地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一事件有可能是国民党当局有预谋的反共活动，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防止那些特务和反动分子到军调部来捣乱。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叶剑英所料。下午 2 时，自称为“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的一伙暴徒，由少数特务率领，包围了军调部，进行所谓示威“请愿”，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代表团。当暴徒夺门而入时，在军调部门前值勤的警察却不加阻拦。暴徒们狂呼反共口号，要求中共代表叶剑英委员出来见面。这时，叶剑英正在办公室同美方委员饶伯森商谈工作。他得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立即对郑介民、饶伯森说：“这事你们都看到了，我出去见面，看他们能怎么样！”工作人员担心叶剑英的安全，劝阻他不要出去。叶剑英说：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真理，代表正义，不惧怕任何邪恶反动势力。他坚持要出去。同志们无奈，只好向叶剑英建议，让那些“示威”者推举出代表，再予以接见。叶剑英从容地来到院中。面对那十几个气势汹汹的“代表”，大义凛然，高声说道：“我就是中共代表叶剑英，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由我转给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我的房子被共产军分了，地也被占了，要立即追还！”“我们村子被八路军占领，全家被赶了出来，有家不能归！”“我们要求取消解放区！” 几个人在起哄。叶剑英冷静地听完了“代表”们的叫嚷，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土地不能只归少数地主所有，而应当使广大农民都获得土地。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的：耕者有其田。现在，我们解放区有的实行减租减息，有的已经开始土地改革，这是合情合理的。当然，个别地区可能有过火行为，我们一经发现，是会纠正的。”叶剑英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众人，继续说：“你们这样胡闹是非法的！我们军调部三方面都不赞成你们这样干。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干下去，我就上告到你们的蒋委员长那里去！”然而，少数暴徒在特务唆使下，不仅不听叶剑英的解释，反而强行仲入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办公室，对中共方面人员肆意侮辱和威胁。在这伙暴徒中，除了地主“还乡团”分子，地痞、流氓外，还有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职员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关报《建国日报》的记者等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时，执行部美方委员和国民党方面的委员也不得不出面加以劝阻，但暴徒们继续捣乱，直到天黑，才呼啸而去。这起严重危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安全的政治事件，是在当时平津国民党特务机关暗中指使和反动报刊进行反共叫嚣的鼓动下发生的。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多次向饶怕森、郑介民交涉，饶、郑二氏才同意以执行部三委员的名义，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蒋介石从严惩处为首分子。与此同时，叶剑英决定由参谋长罗瑞卿出面，向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揭露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活动。郑介民虽然答应了叶剑英的正义要求，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在军调部本部和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人员安全受到危害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二、三两个月中，国民党军队、特务危害中共方面人员安全事件共发生 13 起；4 月至 6 月达到 34 起。国民党方面企图通过制造这些事端，迫使中共方面从军事调处机构中自动撤退，以配合其加紧内战的准备和发动。但叶剑英遵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领导中共方面人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二《解放》报事件1946 年 4 月 3 日，在北平又发生了一起警察、特务无理搜查和逮捕新华社北平分社和北平《解放》报社人员的严重事件。早在军调部成立初期，叶剑英根据三委员达成的有关新闻问题的协议，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北平领导创办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中共中央确定由徐特立任北平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社长，钱俊瑞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报社和新华分社的社址设在北平宣武门外方壶斋 9 号。两社均于2 月下旬正式成立，并向北平市有关当局办理了登记手续。2 月 22 日，《解放》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第一张公开在北平发行的共产党报纸，立刻在各阶层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千份报纸被抢购一空。报社加印 3000 份，很快又告售罄。这张版面不大的报纸，由于宣传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与腐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心声，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该报为二日刊，自 27期起改为二日刊，其影响日益深远。军调部的国、美两方代表和国民党北平地方当局感到这张报纸对他们极为不利，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派出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甚至威胁印刷厂，不准印《解放》。在这些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便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法西斯手段。4 月 3 日凌晨 3 时，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警察总局出动军警宪兵及便衣特务等 200 余人，突然包围了新华分社及《解放》报社。许多武装军警、宪兵登上屋顶，以两挺机关枪封锁报社大门，然后由便衣特务胁迫当地甲长上前敲门。门刚打开，武装军警多人即冲进院内，闯入各办公室、寝室搜查，声称是检查户口。全副武装的士兵不断挥舞刺刀、盒子枪，高声叫嚷。警察不但对全体人员搜身，而且在寝室和办公室里，肆意翻箱倒柜。最后，由于未找到任何武器或违禁品，只好暂时退去。事情还未了结。天明后，军警、宪兵、特务 100 多人又强行闯入社内，来势更凶。他们以所谓新华分社一部分工作人员户口登记未竣为名，捣毁分社，绑架新华分社全部人员，押往北平警察局外二分局。与此同时，北平市军警宪特又非法逮捕了《解放》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发行科主任马建民等 10 人，还逮捕了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的秘书李新等。中共方面人员被捕总数达 44 人。当天上午，经过中共方面严正交涉，北平警察当局被迫将滕代远的秘书等 5 人放回，其余 39人仍关押狱中。这一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即分别致函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他严厉谴责国民党北平军、警、宪、特当局非法逮捕中共方面人员的罪行，严正提出：“非法逮捕执行部工作人员与家属及其他负有和平使命而来的中共人员的严重事件，已再一次严重地损害了执行部的尊严，危及目前中国初步奠基的和平团结的局面，极端违反国、共、美三方关于成立执行部并由政府方面负责保障安全之协议，也违背蒋介石代表政府在政协会上所作的庄严诺言。”叶剑英就这次严重事件同时向郑介民、饶伯森提交了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这些事件，以及秘密袭击和搜查我军事顾问滕代远将军的住地，逮捕滕的秘书，是破坏和平与民主的预谋的一部分。袭击和逮捕执行部的人员，则进一步违反了国共双方关于设立执行部的协议。我已向有关方面提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并向被捕人员、向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道歉，要求惩处肇事者，赔偿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叶剑英还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致电，详细报告了事件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等联名致信王世杰等人，转述了叶剑英关于北平“四三事件”的电报全文并要其转呈蒋介石，指出：此一连串行为，显然是与全国各地一切反共反政协反民主的破坏罪行相联系的，是有人操纵指使之有计划有布置的阴谋。因此，敝党特再一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二）严惩北平军警宪负责当局，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发生。（三）停止全国特务活动。（四）向执行部中共代表及《解放》报社、新华分社道歉并赔偿损失。在北平，叶剑英一面派人向被捕人员传达他关于“坚持斗争”的指示，一面继续同北平地方当局交涉。4 月 3 日，他亲自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当面提出抗议。熊斌在事实面前，只好承认这一事件不该发生，口头保证以后不再歧视中共人员，并交待北平警察总局负责人向被捕人员道歉。叶剑英遂与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等人驱车至北平警察总局。中共方面被捕人员见到他们，激动不已。在警察总局负责人当面道歉后，由叶剑英率领大家乘车出狱。路经东西长安街时，大家点燃鞭炮，高呼口号：“要求民主！”“取消特务！”“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行动，伸张了真理和正义，在群众中造成了声势和影响。出狱人员到达军调部中共方面驻地以后，中共代表团召开了欢迎大会。叶剑英在会上首先致词，高度赞扬了被捕人员的革命精神和气节，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他要求大家继续为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钱俊瑞在会上报告了斗争经过。与会人员受到很大教育。出狱人员返回报社驻地，立即恢复了新闻出版工作。在新一期报纸上，全文刊登了北平警察当局无理逮捕中共人员的事实和中共人员斗争经过，再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有力打击。1946 年 5 月 29 日凌晨 2 时半，国民党北平当局以所谓“未经中央核准”、“于法不合”等为借口，又勒令《解放》停刊。当日晚 8 时，竟在《解放》报社门口贴上布告和封条，将报社及新华分社查封。同一天，北平市的报纸、杂志、通讯社被查封者竟达 77 家之多。叶剑英一面向党中央和已到南京的周恩来报告这一情况，一面向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向军调部国民党方面的代理委员蔡文治、美方委员饶伯森连续发出备忘录，严正指出：《解放》报及新华社北平分社，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华北地区中唯一的言论机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及各地小组中共代表遵照执行部三委员新闻协议，均将执行部之各项公报、命令委托该报及通讯社代为发布。现在政府方面已封闭中共方面报纸及通讯社，中共认为，今年 1 月三委员达成的新闻协议及联合新闻科 1 月 19 日协议的条件，均已被国民政府当局破坏，该项协议将自然失去效用，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及各小组中共代表将不再受这些协议的约束。5 月 30 日，叶剑英带领在北平的中共方面驻石家庄、太原、高密、晏城小组的代表和军调部中共全体人员，至宣武门外方壶斋 9 号，慰问被国民党当局非法查封的《解放》报及新华分社工作人员。叶剑英在现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北平《解放》报每日销售四万余份，为北平市报纸销数之冠，这是一种最好的民心测验，是人民事业胜利前途的象征。《解放》报和新华分社，因为替老百姓讲话，宣传正义，无情揭露反动派罪行，才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而不惜破坏诺言，强行封闭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猖獗一时，但在人民的力量面前，终会自食其法西斯暴政的恶果。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一定会胜利！”当日下午 4 时，叶剑英举行中外记者报告会，严厉揭露和斥责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他对到会的 50 余名中外记者说：“北平市的反动当局，在5 月 29 日封闭了 77 家报纸、杂志、通讯社，迫使 77 家言论机关不能继续与读者见面，这是扼杀民主与自由的反动行为。”他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机关报《解放》及其通讯社新华社，一贯地为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而努力，对好战分子的内战阴谋，经常给以无情的揭露。因此，反动的好战分子视之为眼中钉，不断地给以压制和破坏。今天，当他们坚持在东北继续扩大内战，企图造成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的时候，公然查封我们的《解放》报和新华社，这是对全国和平事业的严重打击。”叶剑英呼吁中外记者：“要以高度的警惕性来重视这一严重的事件，要以十分明确的真实性来报道这一真相，动员起全国和全世界的舆论，来制止国民党这一反动措施，挽救陷入危机中的中国民主。”①① 《叶剑英同志慰勉北平（解放）报人员》，载 1946 年 6 月 14 日《解放日报》。① 《叶剑英同志发表谈话，严重抗议当局摧残言论空前暴行》，载 1946 年 6 月 2 日《解放日报》。三黑暗中的灯塔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的一个公开合法机构。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指示，利用各种机会，在北平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代表团内部，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统战、联络工作的小组。叶剑英对这个小组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反复交代说：“我们到北平来，不光要同国民党和美国人作斗争，还要广泛地进行联络、争取工作，要利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宣传解放区的优越性和政策，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他还特别强调：“解放区非常缺乏知识分子，缺乏人才。党中央要求我们多做工作，尽量多争取一些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人士到解放区去工作。”统战组的干部们想了很多办法，广交朋友，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有一次，统战组的艾大炎等接待了住在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的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陈瑾昆。陈瑾昆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十分不满，主动要求接近共产党。叶剑英亲切会见他，表示欢迎。彼此寒暄以后，叶剑英诚恳地告诉他，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教授的话匣子打开了。“我是搞法律的。说句不自谦的话，在当今的中国，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制定宪法，也搞一些法律，但是，许多东西都是骗人的。他们实行的，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党的党法，姓蒋的一家的家法。这个政权腐败到如此程度，还有什么希望！”教授说着说着，浑身激动得颤抖起来，“我把国民党同共产党作了很长时间的比较。我发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全国老百姓谋利益的。我佩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能为共产党做些事情。”叶剑英听了教授的话，由衷感佩。他对陈瑾昆说：“我很佩服教授的见识。我们中共代表这次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同更多的北平知识界、科学界、教育界的人士交朋友。如果教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将非常欢迎。” 陈教授满口应允，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住所，作为中共接触各方面人士的一个联络点。此后，中共代表团联络组的人员，便经常利用陈教授的住所开展活动。不久，叶剑英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借陈教授住所举行了一次宴会，宴请在北平的其他民主人士和著名专家、知识分子，其中有张东荪、李锡九等人，气氛相当热烈。1946 年 12 月，陈瑾昆教授抛弃住房和家产，到了延安，成了解放区的一位法学专家，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代表团住在北平，就像这黑暗古都中闪闪发光的一座灯塔。广大人民群众，各界进步人士时时都在仰望着这座灯塔，不断有人主动找上门来，靠近共产党。许多人指名要见叶剑英委员。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常常想让别的干部代替叶剑英出面接待，叶剑英知道后，批评说：“人家来找我，并不是找我个人，而是找共产党。如果我不出面接待，岂不使人家感到失望吗？安全工作是要注意，但更要注意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的影响。”一天，翠明庄中共代表团接待室走进来一男一女。男的自称是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下的一名少将，女的是他的妻子。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打内战，特来向叶剑英委员报告重要情况。接待人员马上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想了想，说：“立即通过地下党的线索，查明此人的真实身份。” 第二天，地下党组织报告，来人确实是孙连仲部下的一位少将。于是，叶剑英要求尽快安排会见。然而，如何会面，却成了一个难题。中共代表团住地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自然不便，只好在外边另找地方。而代表团的人员、车辆，只要一出大门，立即就有特务跟踪。叶剑英委员出门，目标更大，跟踪的特务更多。怎么办呢？叶剑英同统战组的艾大炎、警卫人员李树槐等一起商议。大家提了几种办法，都觉得不理想。最后，还是叶剑英想了一个“甩掉尾巴”的计策，大家听了齐声说“好”！这天上午，叶剑英同艾大炎一起，带了两名警卫人员，乘车离开了翠明庄。驻地附近的特务一看，叶剑英的座车出门了，立即跳上早已伪装好的小车，远远跟在后面。叶的座车左转右转，兜了好几个圈子。特务们紧紧跟随，咬住不放。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座车开到东安市场大门口，突然停住。一行人下车后，装作买东西，走进了市场。特务们也赶紧停车，留下二人盯住叶剑英的座车，其余二人一阵小跑，紧跟上来。只见市场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特务们四处搜寻，却不见叶剑英一行的踪影，只好垂头丧气地转回来，同留下的特务一起看住座车。他们心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的车在这里，看你能飞到哪里去！他们哪里晓得，叶剑英一行进了东安市场以后，立刻迈开大步，分开众人，很快从另一个门走出去，乘上早已由地下党安排好的另一辆车子，飞快驶去。在东城青年会旁边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叶剑英同那位国民党少将夫妇见了面。少将向叶剑英报告了孙连仲部准备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叶剑英对他们表示感谢，热情地鼓励他们夫妇追求光明，站到人民方面来。时剑英还给他们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如果蒋介石继续进攻解放区，坚持打内战，最后必将走向灭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赢得全国的胜利。少将完全同意叶剑英的看法，并表示以后要跟着共产党走，决不再为蒋介石政府卖命。叶剑英请他暂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帮助共产党工作，并让他以后直接同艾大炎联系。后来，这位少将又几次向中共方面提供了有关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在解放战争后期，他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加入了革命队伍的行列。①叶剑英还经常向军调部翻译人员王光美询问了解大学校园里的情况，了解北平学生和教授们关心的问题，以及社会动向等，并经过王光美等多方联系，接见了许多教授，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后来，王光美去延安前向他辞行，叶剑英亲切地嘱咐说：“青年人要有理想，要把学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到解放区去，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知识青年要正确看待工农出身的同志。”① 访问艾大炎谈话记录，1986 年 3 月。四“我们一定会回来的”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一手策划的全面内战爆发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调部的工作变得日益困难起来。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十分险恶的条件下，继续领导代表团坚持斗争。但叶剑英对斗争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和伟大的胜利。这从他写给在莫斯科学习的大女儿叶楚梅的一首长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心境：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急进吧！遣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急进吧！再追上一程。那里有广漠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播，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地起来作绝望的抗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急进吧！再追上一程。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爸爸 1946 年 12 月 6 日北平①由于斗争形势急转直下，从 1946 年 9 月开始，叶剑英组织中共方面人员开始分批撤往解放区，留下少数人坚持工作。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本人早日撤离军调部，但他向中央说明情况，坚持同少数干部一起冒着危险战斗到最后。1947 年 2 月 21 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打了 7个多月之后，叶剑英才带领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乘军调部提供的三架飞机离开北平，回到延安。离开北平前夕，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同各界友好人士话别。他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离开北平只是暂时的。我相信，过不了几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叶剑英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率领中共代表团战斗了约 400 天，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巨复杂的谈判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从全局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① 叶剑英：《给叶楚梅的信》，载《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版，第 73 页。第二十二章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工作一从延安到临县三交镇叶剑英从北平回到延安的时候，延安城正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之中。1947 年 3月，国民党军队由于无力继续进行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中央指定叶剑英、杨尚昆负责驻延安各机关撤退的组织指挥工作。3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西北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全部撤离延安。同时，任粥时电告晋绥军区的贺龙和李井泉，中央直属队将转移到晋西北。3 月 29 日，中共中央于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3 月下旬，叶剑英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地区。从延安撤退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 3000 余人，经过艰苦行军，至 4 月上旬陆续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的 10 多个村庄。三交是一座山乡小镇，东倚吕梁山脉，西临滚滚黄河，是山西省通往陕西省的要冲之一。三交又是 1941 年即被八路军解放的老解放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听说中央机关要来，他们主动腾出窑洞，准备物资，热情迎接。4 月 2 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贺龙、叶剑英在三交开会，讨论中央工委、后委的工作。这次讨论的问题，由周恩来回陕北同毛泽东、任弼时研究后确定了下来。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的中央后方委员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摊子。它包括：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一部分，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办公厅、城工部、交际处、外事组、立法委员会、妇委、工委等部分单位以及中央警卫团的一小部分，还有烈士家属等。以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中央后委领导的人员最多时达 5000 余人。中央和军委机关撤到三交以后，许多人听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又听不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一时不了解战局的发展，十分焦急。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立即决定给后委的干部们作一次形势报告。4 月的一天下午，后委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听说叶“参座”作报告，一个个急切地涌进会场，坐在老槐树底下静候。不多时，叶剑英来到会场。他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并告诉大家，毛主席很好，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很好，他们仍转战在陕北。接着，他介绍了解放军在西北和全国其他战场的战况，说：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给胡宗南留下了延安一座空城。敌人虽然进了延安。但他们背了个包袱。我们在延安附近连续打了胜仗。当然，战争是残酷的，艰难的。同志们要有精神准备，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要有胜利的信心。大家听了叶剑英的讲话，消除了自延安撤退以来笼罩在心头的沉闷情绪，受到了很大鼓舞。①为了加强对后委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叶剑英明确提出：中央机关合① 访问张明、任友青谈话记录，1985 年 5 月。并后，要加强集中领导；各机关的任务，按组织系统落实；加强组织纪律性，纠正某些散漫的现象；充实业务人员，减少杂务人员；各机关只开展补助性、供给性的生产，使工作人员集中精力从事工作；适当地、妥贴地安置老弱、幼小、疾病人员，减少工作机关的负担。为此，特设中央直属纵队管理处，在中央副秘书长直接指导下，统一管理中央直属机关的供给、卫生、党务、教育、行政各事项，形成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后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叶剑英的意见。②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后委的组织系统很快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统一了领导。接着，叶剑英要求各部门立即恢复业务工作，并向军委机关提出一些题目，责成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这些专题主要是：自延安到临县的行军总结；保卫工作；保密工作；情报保障；通信联络；后勤供应保障等。尔后，叶剑英多次主持后委领导同志开会，对上述题目逐个进行研究讨论。参加讨论的除后委负责人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不久到中央工委工作）等人外，还有帅孟奇、戴镜元、王诤等。经过多次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各部门迅速将各项业务工作开展起来。② 叶剑英：《关于后委机关调整和业务工作的意见提纲》，1947 年 7 月。二中央的“耳目”中央后委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此，既要担负中央的后方保障工作，更要做好参谋部的工作。叶剑英在统筹后委全面工作的同时，将大量精力放在领导军委总参谋部的工作上。总参谋部机关除留下少数机构和人员跟随中央前委以外，大部分都撤到了三交，由中央后委领导和指挥。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要了解全国的战争动态和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主要靠后委提供情报。中央同全国各战略区的通讯联络，也主要靠后委保障。因此，后委的任务十分繁重。叶剑英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他说：情报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的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他经常听取情报部门的汇报，及时给予指示。1947 年 5 月18 日，叶剑英在听取情报工作负责人戴镜元的汇报后，作了明确指示。他说：情报工作的方针，应以抓战略侦察为主。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央重要的军事部��成都武侯祠内的刘备塑像要知道赤壁之战的真相，先要知道当时曹、刘、孙三方面的形势。　　刘备是个有领袖欲的人，他是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的。所以当他和曹操联合破灭吕布之后，他很可以依附曹操，做一个资深望重的大员了。他却不肯甘心，又和董承勾结，反叛曹操。到被曹操打败了，则始而投奔袁绍，继而投奔刘表。这时候，他和曹操业已成为不可复合之势。简单明了些说，他若再投降曹操，曹操必不能容他，而他也决不会是真心的。所以他对于曹操，无论兵势如何，总是要抵抗到底的。　　孙权像　　至于孙权，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们要说到孙权，又得先说到他的哥哥孙策。孙坚有四个儿子：大的唤做孙策，第二个就是孙权，第三个唤做孙翊，第四个唤做孙匡。孙坚是和袁术联合的，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自然是依靠袁术。孙策也是个轻剽勇敢的人，大有父风。袁术看他不错，就把孙坚手下的人都还了他。他曾替袁术打过好几次仗，都是胜利的，袁术是个赏罚不明、不能用人的人，派他出去打仗时，允许他战胜之后如何酬劳他，后来都不能实践。　　孙策心中失望，觉得在袁术手下，一辈子没有出路，就自告奋勇，愿去平定江东。江东就是江苏省里长江以南的地方，现在称为江南，古人却称为江东，而把对江之地，称为江西。古人所说的江南，是现在湖南地方。这是闲话，搁过不提。后汉时，江东西同属扬州。扬州刺史本来驻扎在寿春，就是现在安徽的寿县。这时候，寿春给袁术占据了，扬州刺史刘繇只得寄治在曲阿，在现今江苏省丹阳县地方。虽然兵力有限，也还能和袁术相持，袁术一时不能吞灭他。到孙策渡江而东，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孙策是最剽悍善战的，一渡江，就把刘繇打败，刘繇逃到现在江西的湖口，不多时就病死了。于是从江苏到江西沿江一带，全成为孙策的势力范围。孙策就不再服从袁术，袁术称帝时，公然写信和他绝交了。　　曹操在这时候，势力还顾不到江东，而且他和袁术是反对的，自然要拉拢孙策。于是表荐他，加他讨逆将军的称号，封为吴侯。　　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绍正在隔河相持，孙策也要出兵渡江而北，不想还没有开拔，就给人家刺死了。你道是为什么呢?原来当孙策到江东时，有个吴郡太守(后汉分会稽郡所置的郡，治所即今江苏的吴县)唤做许贡，密表汉帝，说孙策骁勇，和项籍相像，该把他早些召回中央，不可听他留在江外，致成后患。孙策是立意要割据一方的，听得这个消息，很不高兴，就把许贡杀掉。许贡的门客，有几个潜伏在民间，想替许贡报仇。孙策最喜欢打猎，他骑的马又好，从人都跟随不上。这一次出去打猎，和许贡的门客狭路相逢，就给他们打伤，回来不久就死了。　　孙策这一次的出兵，《三国志》本传说：他是要袭击许都，迎接汉献帝的，这也是痴话。曹操是善于用兵的人，虽然和袁绍相持，后方不会无备，上一节中业经说过了。江东离许都，比河北更远，孙策有多大兵力能去攻袭?别说不能战胜，能否达到，还是个疑问呢！孙策也是个善于用兵的人，有这样傻的么?况且挟着一个天子，实际上并无多大用处，前文也早经说过了。然则孙策的出兵，到底是什么主意呢?这里面，却有一段大家不很注意的故事。　　当时有个沛相(汉朝的郡和王国，是一样的等级。王国治民之权在相)，唤做陈珪，他是个归心中央的人，看得吕布和袁术一班人很不入眼。当袁术要想称帝，又替他的儿子向吕布的女儿求婚时，陈珪怕他们两人联合，更难平定，就去游说吕布，把他破坏了。又叫儿子陈登去见曹操，说吕布勇而无谋，反复无常，不可相信，要早些设法收拾他。曹操大喜，便拜陈登做广陵太守(广陵郡，本治现在的江都，此时陈登治射阳县，在今淮安东南)。临别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道：“东方之事，便以相付。”叫他暗中收合部众，预备做个内应。后来曹操攻吕布时，陈登曾带着本郡的兵，做曹兵的先驱。吕布灭后，汉朝因他有功，加给他伏波将军的名号。《三国志·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说他在这时候，慨然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的用兵，几于所向无敌，独有两次攻陈登，都是失败的。孙策心中甚为愤怒。他临死前的出兵，《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是想去攻陈登的，这大约是实情。　　孙策用兵甚锐，这一次大举而来，假如不死而渡过了江，陈登能否抵抗，自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陈登不是像刘繇等武略不济的人，即使一张昭像时失败，必不至于一蹶不振，总还能收合余烬，求救于中央，或者和别一支兵马联合，和孙氏相持。况且孙策善战，陈登未必和他野战，还可用守势对付呢。所以陈登在广陵，确是孙氏的一个劲敌。现在孙策北伐未成，先已自毙，那是中央最好的机会了。曹操却把陈登调做东城太守(汉县，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此时临时设置太守）。于是隔江之地，就无能牵制孙氏的人，这是曹操的一个失策。到后来，再临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之计(亦见《先贤行状》。元龙是陈登的字）”，就迟了。　　孙翊的性质，最和孙策相像。孙策临死时，张昭等都逆料他要把后事付托给孙翊，他却把印绶佩在孙权身上，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几句话，不知道真是孙策说的?还是后人附会?孙权足以当之而无愧，却是实在的。只要看他赤壁战时任用周瑜，袭取荆州时任用吕蒙，猇亭战时任用陆逊，就可知道了。孙策虽然长于战阵，然而平定江东，开创基业，也不是一味勇敢就能办得到的。或者他亦有些知人之明，所以把后事付托给他罢。孙权继任之后，一面整理现在江、浙、皖、赣之地，又频年出兵，攻击江夏（江夏郡在今湖北黄冈县）太守黄祖。到建安十三年（208），把黄祖杀掉。于是孙权的势力，达到现在湖北省的东南部，再向西，就可到现在的汉口，窥伺江陵和襄阳了。而曹操也在这一年进攻刘表。　　刘表的性质，究竟是个文人。他只会坐观成败，图收渔人之利，而不会身临前敌，去攻城夺地。此等人物，在天下扰乱时亦足以保境息民，偷一时之安，到天下将定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八月，刘表病死了。他大的儿子唤做刘琦，小的儿子唤做刘琮。刘表和他的夫人蔡氏，都心爱刘琮，要立他为后。刘琦觉得不安，去请教诸葛亮。诸葛亮对他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刘琦明白了。恰好黄祖为孙权所杀，就乘机请求外出，做了江夏太守。刘表死后，襄阳一方面立了刘琮。对于曹兵，自然无法抵御。九月里，曹操的兵到新野，刘琮就举州投降了。　　这时候，刘备屯驻在襄阳对岸的樊城。他对于曹操，是不能投降，而又无从抵抗的，只得渡过汉水，西南而走。《三国志·先主传》说：他走过襄阳时，诸葛亮劝他攻击刘琮，荆州可取。他说：“吾不忍也。”这话也未必确实。当时的襄阳，人心自然不定，攻破他自然是容易的，转瞬曹操的大兵来了，却如何能守呢?“诸葛一生惟谨慎”，怕不会出这种主意罢?　　刘备于是再向南走。《先主传》说：刘琮的左右和荆州人，归附他的很多，到当阳时，人众已有十几万了，一天只走十几里路。这话或者当阳长阪坡　　张翼德大闹长阪桥有些过甚，却不是毫无影响的。因为要做事业，手下一定要有人。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一个光干，到了什么地方，要发动该地方的民众替自己战斗，决不是容易的，所以基本的队伍决不能弃掉。再加以荆州人不愿降北的，其数自有可观。而两汉三国时代，去古还近，社会的组织含有大家族的意味较多，做官、从军和避难的人，往往带着家族、亲戚走，所以其数之多如此。惟其这样，自然走不快了。------------赤壁之战的真相：赤壁大战（2）------------　　曹操此时，颇有一举而肃清荆州的决心，于是发轻骑，一日一夜走三百里去追击他，追到当阳东北的长阪，追上了。刘备自然不能抵抗，就逃向夏口(就是现在的汉口)去依靠刘琦。　　这时候的刘备，显然是日暮途穷。倘使没有人和他联合，大约只好逃向现在的湖南。汉时的湖南还未十分发达，在那里，也决然不能立足的。所以这时候的刘备真是末日将到了。而不期事出意外，却有个孙权来和他联合。　　论起孙权的资格和他对曹操的关系来，都和刘备大不相同。　　刘备虽然屡战屡败，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地盘，这只是时运不济；他从灵帝末年起兵，在北方转战十余年，和曹操、二袁、吕布等都是一样的资格；而且素有英雄之名；当时确亦有一部分人归向他；所以曹操见了他，确亦有几分畏惧。　　至于孙氏弟兄，虽在江东手创基业，然而当时江东之地，比较上还是无关大局的。所以大家心目中还不甚觉得有这么两个人。《三国志·张昭传》说，当孙策平定江东时，北方士大夫的信札，还是专归功于张昭的。《张纮传》说，孙策死时，曹操要乘机伐吴，张纮把他劝止了。曹操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而以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后汉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都尉是武职，称为某部都尉的，亦分管一部分之地，有治民之权），要令他“辅权内附”。所谓“辅权内附”，就是运动甚而至于胁迫孙权来投降。孙策死时，北方的问题多着呢，曹操如何会想到去伐吴?这句话也是不确的。但以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欲令“辅权内附”，这句话却该不诬。当时北方人心目中，看了孙权是怎样一个人，就可想而知了。曹操破了荆州，就想顺流东下，本来犯兵家之忌，贾诩曾经劝止他鲁肃像　　，而他不听，大概对于孙权，不免低估了些罢？然其所以低估之故，也是所谓资格限人，是极容易犯的错误，怪不得曹操了。　　刘表的死耗，达到江东，鲁肃便对孙权说：荆州是个紧要的去处，请借吊丧为名，去看看情形。如其刘备和刘表一方面的人没有嫌隙，我们就得联合他。如其彼此乖离，就得另打主意。孙权允许了他。鲁肃就溯江西上，走到汉口，听说曹操的兵已向荆州，鲁肃也昼夜兼程而清宫戏曲图册——《柴桑口》进。走到南郡界内，听说刘琮已降曹操了，刘备向南奔逃，鲁肃就径迎上去，和他在长阪相会。劝刘备和孙权联合。刘备自然欢喜。而刘备手下的诸葛亮亦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于是鲁肃回去复命，诸葛亮从汉口东行，到现在的九江，和孙权相见。------------赤壁之战的真相：鲁子敬力排众议------------　　这时候，在孙权一方面，就要决定降战之计。据历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孙权聚群下会议，大多数主张迎降。其理由是：(一)曹操托名汉相，和他拒敌，似乎是反抗中央。(二)曹操已得荆州的水军，又有步兵，水陆并进，并非专靠马队，所以长江之险，并不足恃。而其(三)则为众寡不敌。只有鲁肃不开口。孙权出去更衣，鲁肃却跟了出去。孙权知道他有话说，握着他的手道：“你要说什么呢?”鲁肃道：“刚才众人的议论，是要误你的，你别要听他。像我是可以投降曹操的，你却使不得。为什么呢?我在你手下，不过做个官儿，投降了曹操，官还是有得做的，你却怎样呢?”这几句话，正合孙权之意，孙权便表示采纳。这时候，周瑜因事到鄱阳去，鲁肃便劝孙权把他召回，共商降战之计。周瑜到了，就决定迎战。他的理由是：(一)北方并未大定，加以关西还有韩遂、马超，曹操的兵决不能作持久之计。(二)北方的人不善水战，荆州的人又非心服。(三)而且大寒之际，缺乏马草，天时亦不相宜。诸葛亮游说孙权的话，理由也大致相同，于是孙权就决意联合刘备，抵抗曹操了。派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去和刘备协力。　　三江口周瑜纵火当时两方的兵力：大约北兵是十五六万，荆州的兵有七八万，合计共二十余万。刘备一方面，合水陆兵共有万人，刘琦手下的江夏兵，亦有一万。周瑜、程普的兵，《三国志》上有的地方说各有万人，有的地方又说共有三万，大率鲁肃手下还有些人，合计之共有三万。孙刘之兵，约在五万左右。两方的兵力，约系一与五之比。但在地利及军队的长技上说，南方的兵却是占了便宜的，而黄盖又进火攻之计，就在嘉鱼县赤壁地方，把曹兵打得大败。------------赤壁之战的真相：黄盖像------------　　曹操果然不能持久，留曹仁守着江陵，自带大兵北归。周瑜又跟着攻击，曹仁守不住，只得把江陵也放弃了。于是长江流域无复北兵踪迹，而南北分立的形势以成。　　赤壁之战，军事上的胜败，真相颇为明白，用不着研究。其中只有孙权的决心抵抗曹操，却是一个谜。读史的人，都给“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两句话迷住了，以为曹操是当然要抵抗的，其中更无问题。殊不知这两句乃是周瑜口里的话，安能作为定论?何况照我所考据，曹操确系心存汉室，并非汉贼呢?然则孙权决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周瑜、鲁肃等力劝孙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这系从公一方面立论，从私一方面说，也是这样的。　　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自此以后，曹操幸而用兵于关西、汉中，未曾专注于南方。倘使曹操置别一方面为缓图，尽力向荆州或者扬州攻击，孙权的能否支持，究竟有无把握呢?孙权和刘备不同。刘备投降曹操，曹操是必不能相容的，所以只得拚死抵抗。孙权和曹操，本无嫌隙，当时假使投降，曹操还要格外优待，做个榜样给未降的人看的。所以当时孙权假使迎降，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而以孙权一家论，亦系莫大的幸福；裴松之在《三国志·张昭传》注里，早经说过了。然则孙权的决意抵抗，周瑜、鲁肃的一力蹿掇孙权抵抗，不过是好乱和行险侥幸而已。　　《三国志·鲁肃传》说：鲁肃初到江东时，回东城葬其祖母(鲁肃是东城人)，他有个朋友，劝他北归，鲁肃意欲听他，特到江东搬取家眷，周瑜却劝他，说从前人的预言，都说“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劝他不要回去。又把他荐给孙权。见面之后，甚为投机。众人都退了，孙权独留他喝酒。谈论之间，鲁肃便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后来孙权称帝时，“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三国志·鲁肃传》)《张昭传》注引《江表传》又说：孙权称帝之后，聚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也举起笏来，要想称颂功德。孙权却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可见自立的野心，孙权和周瑜、鲁肃等，早就有之。赤壁之役，孙权聚众议论降战时，反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不知帝制自为的，毕竟是谁?事实最雄辩，就用不着我再说了。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