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方士与儒生-7

宋代怀疑《孟子》的人很多，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云：王充作《刺孟》，冯休著《删孟》，司马公作《疑孟》，李泰伯（ ）作《非孟》，晁以道作《诋孟》，黄次伋作《评孟》。可见宋代疑《孟子 始于冯休（ 宋史 艺文志 “冯”作“马”），著有《删孟子》一卷，后来司马光、苏轼都有怀疑的言论。司马光的《疑孟》、《史剡》是继承刘知几的疑古思想的。但专就仁义立说，而不从事实进行考辨，是不能使人首肯的。但他认为“答桃应之问”是委巷之言，“瞽瞍杀舜”为闾父里妪之说，则是很正确的。又他的《问景仁（范镇）以正书所疑书》里说：“舜无涂廪浚井之事，……光探揣，谓其当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与景仁如合符契，豁然决矣。”可见，范镇的《正书》也疑《孟子》。又洪迈《容斋三笔》卷五《舜事瞽叟》条说：《孟子》之书，上配《论语》，唯记舜事多误，故自国朝以来，司马公、李泰伯及吕南公皆有疑非之说。其最大者，证《万章》涂廪浚井，象入舜宫之问，以为然也。这样疑《孟子》的队伍又增加了吕南公和洪迈两个人。另外，商务印书馆所编《旧小说》丁集载宋人李孜《纂异记张生》条，借梦寐以疑孟子，与袁枚《子不语》所记为同一方式，是反孟的别开生面的一种形式。宋人辨伪始于欧阳修，与他的后继者郑樵、朱熹实为宋代三个最主要的人物。欧阳修是一个勇于疑古的人，陈澧《东塾集跋欧阳文忠公集》说：第　１８０　页欧阳子掊击经、传何其勇也！其于《易》，则以为《系辞》非圣人之作；又以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其于《周礼》，则以为实有可疑，反秦制之不若。其于《中庸》，则以为其说有异于圣人，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其于《春秋三传》，则以为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至其通论诸经，则以为自秦之焚书，“六经”尽矣，至汉而出者皆其残脱颠倒，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又以诸经所载凤皇、玄鸟、河图、洛书、龟、龙、六鹢、 鹆、麟暨驺虞，皆为语怪。启秦、汉以来诸儒所述之荒虚怪诞。然则如欧阳子之说，“六经”真可焚矣！欧阳修的辨伪著述，还有辨《帝王世次图谱》，辨《石鼓文》，辨毛、郑《诗》说等。陈澧尚未叙及。欧阳修为什么能这样勇于疑古呢？这是由于他于韩、柳“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宋史》本传），继承了他们的疑古辨伪思想，敢于摆脱汉、唐旧注疏的桎梏，发表自己的见解，成为有宋一代新学风的开创者。他批评《九经正义》说：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卷十六 《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欧阳修对旧的注疏所作的议论，他的儿子所写的《事迹》里说：其于经术，务明其大本，而本于情性。其所发明，简易明白。……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务在勇断不惑。……其于《诗》、《易》多所发明。（《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可见欧阳修的超越注疏，只是对先儒注疏无法说通的地方，不牵强附会 第　１８１　页地把它说通，而是根据人情本性来说明，因此他对经义的解说，简易明白，超越前人。欧阳修著有《诗本义》十四卷和《易童子问》三卷，里面所讲的都是前世人不以为非，未有说者”（《事迹》）。他指出《诗序》“非子夏之作”“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 驺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为信。疑此二篇之序，为讲师以己说汩之；不然，安得缪论之如此也。”“《序》之所述乃非诗人作《诗》之本意，是太师编《诗》假设之义也。毛、郑遂执《序》意以解《诗》，是以太师假设之义解诗人之本义，宜其失之远也。”（《诗本义》卷一，《麟之趾》条）他还指斥毛、郑解《诗》“文意散离不相终始”“不成文理”，《诗本义》卷二，《野有死》条）或“自出其意，各增字以就其己说”。（《诗本义》卷十四，《时世论》条）他辨正毛《传》郑《笺》谬误的有一百十多篇。欧阳修在《易童子问》里，纠正王弼的误失数十处，认为“《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欧阳文忠公集 易童子问》卷三）“《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汉初虽有《归藏》，已非古经。今书三篇莫可究矣。”（《欧阳文忠公集 崇文总目叙释易 类》）另外他有《泰誓论》疑《尚书》，《帝王世次图序》及《后序》，疑《史记》黄帝以来尧、舜、禹、汤、文、武世次之谬。于《周礼》、《尔雅》、《石鼓文》等亦皆有辨难之作。他在《答宋咸书》中说：“经非一世之书也，其传之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补缉亦非一人之能也。”（《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七）看到了辨伪是一件艰巨而长期的工作。他的治学的精神为文名所掩，使人不能见其学问精神，黄震谓之文人，章炳麟谓之佞人，都不能真正知道他学术上的革新精神。能看到欧阳修创新功绩的是朱熹。《朱子语类 卷八十说：第　１８２　页因语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功。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如《诗本义》辨毛、郑处，文辞舒缓，而其说直到底不可移易。”所以朱熹在《诗集传》里很多地方采用了欧阳修的新释，摒弃了毛、郑的谬说。在欧阳修的提倡下，北宋出现了不少辨伪人物。王安石疑《春秋》，视为断烂朝报（《宋史》本传），说《孝经》为浅近（见明吕维祺《孝经或问》），都是极有勇气之语，可惜他的著作却不存在了。苏轼疑《庄子》，以《让王》、《说剑》、《渔父》、《盗跖》非庄子作（ 东坡集》卷十二《庄子祠堂记》）。程颐是这一时期杰出的辨伪者，他虽是最严肃的理学家，而议论实甚通达。如谓封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秦法纵不善，但罢侯置郡守的制度却不可改变（《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又如论孔、孟不同之处，以为孔子之时诸侯都是周所封建，诸侯称霸，非挟尊王之义则不能自立。到孟子时，周王已为独夫，故孟子勉齐、梁为王，与孔子之所以告诸侯不同（同上，卷二十一下）。可见他对春秋、战国时代背景的不同有很深的了解，因而敢说拘儒们所不敢说的话。他对于伪书伪史也有很多匡正，不但疑诸子传记，如说“《老子》书甚杂”（《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其言自不相人”（同上，卷十八），以《老子》为集录众家之言，《素问》、《阴符经》作于战国之末（同上，卷十八）等。而且敢进而疑经。他说：“《尚书》文颠倒处多，如《金縢》尤不可信”，周公欲代武王死事，“其辞则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后人自作文足此一篇”（同上，卷二十二上），他认为“《诗序》必是同时所作，然亦有后人添者”（同上，卷六）。对《周礼》则指出讹缺甚多（同上，卷十八）。《仪礼》只能“信其可信，如言《昏礼》云，问名、纳吉、纳币皆须卜，岂有问名了而又卜；苟卜不 第　１８３　页吉，事可已耶！若此等处难信也”（同上，卷二十二上）。《礼记》的《儒行》、《经解》，他认为非孔子之言，煞害义理（同上，卷十九），《儒行》“如后世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同上，卷十七），“《经解》只是弄文墨之士为之”（同上，卷二十二上）。又说：“《祭法》，如‘夏后氏郊鲧’一片，皆未可据”（同上，卷十九）。他以为《春秋》有脱文，如“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他说：“此是‘伯’上脱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脱字，别无义理”（同上，卷二十二下）。“《左传》非丘明作”（《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又说：“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至于《公》、 穀 ，“则又次于左氏”（同上，卷二十）。他还以为《论语》有错简，如“‘诚不以富，亦祗以异’，本不在‘是惑也’之后，乃在‘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文误也”（同上，卷二十二下）。他对《孟子》的夸大不实之词提出了纠正，如说：“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则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旧恶，则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同上，卷十八）孟子极诋杨、墨为无父无君之禽兽，后世学者只看孟子之书，依声学舌，杨、墨为大罪人，早成定谳，惟韩愈《读墨子》提出不同的看法。可是程颐却说：“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同上，卷十五）。又说：“杨子似出于子张，墨子似出于子夏”（同上）。将此案根本推翻。以正统的理学家而能脱去卫道的偏见，平心以对敌人，正显示出程颐对古代学术史有深彻的了解。其后，郑樵、朱熹、黄震、王柏诸儒接踵而起，更定古籍，无所顾忌，程颐实为先驱。他对神话传说也有很通达的解说，如“传、记有言，太古之时，人有牛首蛇身者”，他说：“既谓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鸟喙或牛首者耳”。他不信枫树化为老人、望夫化为石之说，认为：“莫无此理，枫木为老人，形如老人，岂便变为老人。 若望夫石，只是临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边有石立者，皆呼为望夫石，如呼‘马鞍’、‘牛头’之类 天下同之”（同上，卷十八）。此外评卜筮为 第　１８４　页偶中（同上），以心理现象解释鬼神托梦（同上，卷二），斥堪舆之妄，辨城隍、泗州大圣（同上，卷二十二）龙女善济夫人（同上，卷十五、十八、二十一上）诸祀之非，都是极有见地的。还有一个晁说之，是留意“六经”真伪的人，他的著作没有传下来，幸而在洪迈的《容斋三笔》卷一《晁景迂经说》条节录他辨经、传的大概：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其论《书》日：“ …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乎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且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睹序耶！……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穀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穀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汲然不敢异同也。”洪氏评论说：“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自信笃而不诡随”一语写出宋儒精神。他辨今本《尚书》与古本《尚书》的差别，是很对的。他辨《诗序》，打到痛处，《序》的时代在西汉以后，确实无疑。他说《穀梁》晚出，故有因袭前传，亦有改正前传，眼 第　１８５　页光犀利，但我终觉得《穀梁》尚未见到《左传》。他还著有《景迂论语讲义》十卷，“多取古人之说，以正近世之失”。（《文献通考 经籍考》十一）还有一个曹粹中辨《诗序》出于毛《传》之后。他说：毛《传》初行之时，犹未有《序》也。意毛公既托之子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至宏而遂著之，后人又复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则或以为子夏，或以为毛公，或以为卫宏，其势然也。（《经义考》卷九十九）曹氏有《放斋诗说》三十卷，见《宋志》，《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条不知从何处转录，不知在《诗说》内否？但立说甚精确。郑樵生在北宋之末，是南宋识见卓绝的辨伪人物之一。他继续欧阳修的工作而疑《毛诗》，著《诗辨妄》，指斥毛《序》之妄，说“《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附会作《小序》美刺”（《朱子语类》卷八十）。朱熹的怀疑《诗序》就是郑樵引出来的，他说：“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朱子语类》卷八十）郑樵在《诗辨妄》中还说：“《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又说：“《易》有《彖》、《象》，皆出仲尼之后，往往战国时人作，《彖》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书》无《彖》、《象》之文。”又说：“鸟兽草木之名惟陶隐居识其真，如《尔雅》错失尤多。”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看了他的《春秋考》，“虽三尺童子亦知《三传》之妄”（《夹漈遗稿》卷二）。可见他对《春秋三传》也是怀疑的。他还对毛、郑辈斥为“村里陋儒”，又云“郑书生家，太泥于《三礼》刑名度数。”“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不知大道之本，自汉儒始。”（《诗辨妄》）说出了前人所决不敢说的话，锋芒更为 第　１８６　页锐厉，更为精到劲悍。可惜他所著的书大都散佚了。南宋初年的洪迈在他所著的《容斋随笔》中，不仅疑《孟子》，而且论《周书》多过实，指出《战国策》的错乱，书中有很多疑古的言论，卷一《史记世次》条说：《史记 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国语》所载太子晋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在卷七《姜嫄简狄》条又说：《史记》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简狄行浴，见燕堕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贤辞而辟之多矣。欧阳公谓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子《史记》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讹缪之世次。按《汉书》毛公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然则在司马子长之前数十年，谓为取《史记》世次亦不然。盖世次之说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书今亡。夫适野而见巨迹，人将走避之不暇，岂复故欲践履，以求不可知之禨祥；飞鸟堕卵，知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尔，而谓古圣人之后妃为之，不待辨而明矣。按《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悉据《世本 帝系篇》，而《帝系》为战国时代民族融合与天帝降为人王过程中的产物，本不可信。司马迁既已 第　１８７　页编排《三代世表》，其诞妄至为彰明，但是竟不能辨，直到宋代欧阳修始抉其谬，洪迈继续揭露，其非事实更为明显。但洪氏以《国语》文为“不然”，则尚可商。太子晋谓自后稷至文王为十五代，乃周人所定。后稷的时代仅相当于商太戊、仲丁之间，并不上攀唐、虞，与契为兄弟辈。与洪迈同时的程大昌，在他的《考古编》中也有辨伪的言论，如《诗论》认为《小序》是“国史随事记实”的古序，《大序》为卫宏之语。欧阳修、程颐、郑樵等人继续唐代的辨伪工作，积累既多，注意力越深，方面也就越来越宽阔，到了朱熹就作了更深更广的开拓。朱熹是所谓“道统”的继承者，他仿效了《春秋》的体裁作《通鉴纲目》，具体地使用了“三纲”的教条来一一评定前代的历史人物，无疑是一个拥护封建道德的领导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实事求是地从事于辨伪的工作，敢于推倒腐朽的传统的说法，却是一个反对前代封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假托了圣人们的说话来骗取群众信仰的急先锋，又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他在这一方面，先作了《诗序辨说》，揭破整篇《诗序》是没有得到甚至极端违反《诗经》的真意的叙述；继作《孝经刊误》，证明《孝经》中有许多话是钞录《左传》而又钞得不像样的，必不是孔子所说。他在吴棫的疑《古文尚书》的启发下，又屡次辨《古文尚书》，说：“孔壁所出《尚书》……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又说：“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为什么伏生口传的都难读而藏在壁中断烂难认的偏又易读，他提出这个问题确实使得伪《古文尚书》受到了致命伤的打击。他想整理《尚书》，可是感到自己的年龄已来不及，只得交与蔡沈作了。蔡沈遵守了他的意思，在所作的《书集传》里，每篇下注明“《古文》、《今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使读者们一览之下即了然于《今文》和《古文》的 第　１８８　页区别，伪《古文》马上失掉了若干高级知识分子的信仰。朱熹又揭破所谓“孔安国”所作的《传》和《序》（即所谓《书大序》）的伪，说西汉人文字粗枝大叶，哪会这般软郎当地，牵连及于《孔丛子》，说它正和这个孔安国的文字一致，这就启发了清代学者来判定王肃作伪的案子。朱熹在漳州时刊“四经”，把《易经》和《易传》分开，把《书经》和《书序》（即所谓《书小序》）分开，把《诗经》和《诗序》分开，把《春秋》和《左传》分开。这样地“经”归“经”，“传”归“传”看似平常，而实在是他的历史观念的高度发挥。这不仅使“经”和“传”不相混，而且是把两周的史事、制度、学术放在一边，战国、秦、汉间所传的古代史事、制度、学术放在另一边，因而划出了两种不同时代的文化的分野。他曾在给吕祖谦的信里说：其（“经”）可通处，极有本甚平易浅近，而今《传》、《注》却化为高妙的圣道，它的质是变了！由于他这般地分开“经”、“传”，所以传到清代，崔述要考信于“经”而屏去“传”、“记”和种种附会，龚自珍又要写定群经，替“六经”正名，厘定了各种经书的性质。朱熹的考辨工作最有成就的是“经”，但他是“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的人，学问广博，各种书籍他都注意到，因此凡有疑问的地方，他决不肯轻易放弃提出问题。可惜他的读书笔记《困学恐闻编》不曾传下来，我们只能就他的弟子们所记的《朱子语类》里抽出他对于六十种书籍的考辨。由于南宋的偏安，朱熹的讲学区域不出今福建、江西、湖南、浙江等省。他死后，他的弟子们和他的信仰者形成了一个极有势力的学派；因为国都所在的关系，这个学派以浙江人为最多。明代的胡应麟和清代的姚际恒都是浙江人，他们遥遥地接受了他的辨伪的见解和方法。曾跟从朱熹治学的赵汝谈， 是一个目光犀利，勇于疑古的人。《宋史 赵汝谈传》说：第　１８９　页尝从朱熹订疑义十数条，熹嗟异之。朱熹的赞叹，正见得他的识见卓越。他的著作已亡佚，只在《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了两部书：一部是《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夫子作，其说亦多自得之见”；另一部是《南塘书说》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然于伏生所传诸篇，亦多所掊击觝排，则似过甚”。可见他辨《十翼》非孔子作是非常彻底的，而他不仅疑《古文尚书》非真，而且连《今文尚书》中的毛病也看出来了。《宋史 赵汝谈传》又说：其论《易》以为占者作，《书 尧舜》二典宜合为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范》非箕子之作，《诗》不以《小序》为信，《礼记》杂出诸生之手，《周礼》宜傅会女主之书，要亦卓绝特立之见。所著有《易》、《书》、《诗》、《论语》、《孟子》、 《周礼》、《礼记》、《荀子》、《庄子》、《通鉴》、《杜诗注》。这说明他不仅目光犀利，看问题深透，勇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考辨的范围很广，可惜的是这些著作都散佚了，无从看到他具体的论证了。稍后于朱熹的叶适，反对性理空谈，并对理学家所崇拜的道统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在辨伪方面，也极有识见。因为他是反理学的，所以他能怀疑朱熹所不能怀疑的问题，敢讲朱熹所不敢讲的话。他疑《易》，比前人更大胆。欧阳修疑到《系辞》，已使学者骇然相非。郑樵比欧阳修要勇悍，但也只疑到《彖》、《象》为止。也就是说怀疑的范围只限于《易传》。到他则竟怀疑到《易经》本身，推翻了《汉书 艺文志》里的宓戏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的说法，斥为“相传浮说，不可信”（《习学记言序目》卷三，《上下经总 第　１９０　页论》），而说“《易》不知何人所作”，“《周易》者，知道者所为”，“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同上卷四十九，《皇朝文鉴》）。至于《易传》，则说“所谓《十翼》者，独《彖》、《象》为孔子之文，其他或先或后，皆非也”。“孔氏有述无作；《彖》、《象》述也，非作也”（同上卷四十四，《太玄》），也就是说“《十翼》非孔子作”（同上卷四十九，《皇朝文鉴》）。他反对《史记》的孔子删《诗》、定《书》之说，认为：“‘《诗》三百’，孔子举其在者也。后人矜夸，谓孔子自删为三百篇，大妄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论语》）《书》“藏于史官。孔氏得之，……何所不足而加损于其间，以为孔氏之书欤？《书序》亦由旧史所述，明记当时之事，以见其书之意，非孔子作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五，《书序》孔安国《序》）他还反对孟子的孔子作《春秋》之说，认为：“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习学记言序目》卷九，《春秋》）修，不过是把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修订一下，和个人的写作当然是不同性质的两件事。他虽不承认孔子有删《诗》、定《书》的事情，但却认为孔子做过校订的工作，他说：孔子之时，……《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六，《诗总论》）这种说法，虽不一定合乎历史事实，但比起删《诗》、定《书》来却要近情合理得多。他又推测孟子说孔子作《春秋》的理由，说：意者以是书接禹、周公，有大功于世，其道卓越，又欲揭而异之乎？（《习学记言序目》卷九，《春秋》）第　１９１　页但他并不赞成这种“揭而异之”的作法，认为：“考索必归于至实，然后能使学者有守而不夸。”（同上）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对于诸子，他也有怀疑。今本《孔子家语》连孔安国《序》、孔衍《序》，虽则他不知道全是王肃伪撰的，但已看出“集《家语》往往在《左氏》后，则固本之《左氏》，而《左氏》不本《家语》”（《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七，《孔子家语》） “或者皆非其本真而相传以为说，穷乡委巷之人所以道圣贤之事，与夫当世之鄙儒求以自附于圣贤之名者，无不在焉”（《水心别集》卷六，《孔子家语》）。他怀疑这些都不是孔子之言。可见他虽没有能道破是后人伪撰，但也知道得差不多了。对于《老子》的作者，他认为：“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五，《老子》）他认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他推测当是春秋末年“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而后世信之”（《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五，《管子》）。这些怀疑和推测，都提出了问题，并为以后解决问题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此外他对《握奇经》、《六韬 、 孙子 、 司马法》等兵书和《神农本草》、《黄帝内经》等医书都有怀疑，且都颇有见地。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是朱熹以后最勇敢的一个人。他在《诗疑》中不信毛、郑的《传》、《笺》，不信卫宏的《诗序》，不信《左传》中的记事（如吴季札观乐说），甚至连他的太老师朱熹的话也不服从（如《扬之水》、《伐檀》等篇说），而单就《诗经》的白文致力，这种只服从理性的精神，在过去的学术界中是很不易见到的。最能了解王柏的学问的是黄百家，他在《宋元学案》卷八十二说：鲁斋之宗信紫阳、可谓笃矣。而于《大学》则以为“格致”之传不亡，无待于补。于《中庸》则以为《汉志》有《中庸说》二 第　１９２　页篇，当分“诚明”以下别为一篇。于《太极图说》则以为“无极”一句当就图上说，不以无极为无形，太极为有理也。其于《诗》、《书》，莫不有所更定。岂有心与紫阳异哉！欧阳子曰：“经非一世之书，传之谬非一人之失；刊正、补缉非一人之能也。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以俟圣人之复生也。”后世之宗紫阳者不能入郛廓，宁守注而背经，而昧其所以为说，苟有一言之异，则以为攻紫阳矣。然则鲁斋亦攻紫阳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学也！这个评价对王柏来说是很确切的。王柏惟其笃信朱熹，所以才用了朱熹的方法作出比朱熹进一步的研究，这才是真正研究学问的态度，也才是真正继续大师的工作的态度。王柏对《诗》、《书》的研究，敢于撇开前人释经的框框，对经文作直接的研究，使得久已土蚀尘封的古籍显现了些真相。他看出了诗经 中有三十二篇是“淫奔之诗”，所以在 诗疑》中，他从卫道出发，主张把它们统统删掉。在《书疑》中，他以为《大诰》、《洛诰》等篇不足信。这些主张和看法的是非，固当别论，但都见到他是很大胆的。因为他太大胆而别人太胆怯了，所以虽同样地卫道，他的主张终于没有人敢接受。在他的《鲁斋集》里，有一篇《续国语序》，现在看来正是崔述的见解滥觞，兹摘录数语于下：大抵翻空者易奇，核实者难工。异哉太史公之为书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黄帝、曰颛顼、曰帝喾。论其世次，纪其风绩，惊骇学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 学至于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书，太史公何从而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为学夫子也。至我本朝苏黄门始曰：“太史公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子屡称此言最中其病。及观黄门之古史，又上及于三皇，以伏羲、神农、黄帝充之，若与《大传》同，以少昊、颛顼、帝喾、唐、虞谓之五帝，终与《大传》异。其轻信何躬自蹈之乎？…… 第　１９３　页出于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于诸子百家之书，非吾之所敢信也。此中宛然有一部《考信录》在，呼之欲出。他们虽因信孔子而辨伪史，不是因为疑伪史而辨伪史，然孔子的史伪者少，他们已算捉住了这要点了。与王柏同时，在北方金朝有一个王若虚，也是一个能大胆辨伪的人。吴澄称他“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他的著述有《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其中《五经辨惑》，“颇诘难郑学，于《周礼》、《礼记》及《春秋》亦时有所疑，然所攻者皆汉儒附会之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他说话极大胆，如说“刘歆之见，固无异于儿童”（《五经辨惑》上），斥郑玄为“其说甚陋”，“郑氏之谬妄如此（《五经辨惑》下），甚至直斥《孟子》为文法不通。宋代继承柳宗元辨子书真伪的是高似孙，他所作的《子略》四卷是他读子书时的笔记，从《阴符经》到《皮子隐书》，共搜罗了三十八种子书，有的是抄撮，有的是列举历代注释本书的书目，有的是批判书中议论的是非和本书著作的真伪。其中考辨真伪的有《鬻子》、《孔丛子》、《曾子》、《列子》、《文子》、《战国策》、《尹文子》、《亢桑子》、《鬼谷子》等九种。由于这本书是随笔性的，所以体例不谨严，文辞又拖沓，心得也稀少，在学术上的地位不高。不过，他总是上承柳宗元，下开宋濂、胡应麟的一个人，不能抹杀他的筚路蓝缕的功劳。南宋末年的黄震，做了一部《黄氏日抄》，也是读书笔记性质的书，但范围不限于子书，而遍及四部，其中亦有不少辨伪的论述，如指责郑玄“以《礼》说《诗》，于人情多不通，及多改字之敝”（卷四），《读春秋》，反对褒贬凡例（卷七）等。此外还有一些目录书，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不仅引用了许多前人 第　１９４　页辨伪的论述，也有不少自己的创见，为后人提供了辨伪的资料，他们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宋代疑古辨伪的风气虽然盛行，但是宋人在整理古史时，却是“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司马光《资治通鉴外纪序》），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因此宋代所编的古史，不仅没有把伪史剔出去，反而是伪史充斥其中，如章衡的《编年通载》始于帝尧，讫于宋治平；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起自庖牺，止于周考王；司马光的《稽古录》起自伏羲，终于宋治平；苏辙的《古史》，自伏羲、神农讫秦始皇；无名氏的《宝历歌》自开辟太古讫于周世宗；胡宏的《皇王大纪》，始于盘古氏，终于周末；胡卫的《通史缘起》，则是“推盘古以来众说之异同”（《郡斋读书志》卷五上）；罗泌的《路史》，起自初三皇至夏履癸；金履祥的《通鉴纲目前编》，自盘古至周成王。宋人编古史，由于不删去伪史，也常常自相矛盾。司马光作《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刘恕为此对司马光说：“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 “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资治通鉴外纪序》）司马光不同意刘恕把《资治通鉴》起自上古或尧、舜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他说的孔子的《春秋》不能“包”不能“续”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刘恕反驳说：尝思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而包牺、神农阙漏不录。公为历代书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学者考古，当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若鲁隐之后，止据《左氏》、《国语》、《史记》、诸子，而增损不及《春秋》，则无与于圣人之经，包牺至末命三晋为诸侯，比于后事，百无一二，可为“前纪”。（同上）第　１９５　页于是他就一个人编辑三家分晋以前的古史为《通鉴外纪》。但他对传说纷纭的古史，也是怀疑的，为此他又撰《疑年谱》和《年略谱》。此两书已失传，《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说：先儒叙包牺、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略谱》。这个提要清楚说明了刘恕又有对古史的怀疑和想剔除伪古史的一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然坚持托始的意见，但在撰《稽古录》时，他自己也放弃了原来的看法，从伏羲开始了。他说：伏羲之前为天子者，其有无不可知也。如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之类，虽于传记有之，语多迂怪，事不经见，臣不敢引，独据《周易》自伏羲以来叙之。（《稽古录》卷一）司马光认为伏羲是《周易 系辞》上有的，《系辞》又历来认为是孔子作的，所以他就从伏羲讲起来了。所以他的古史真假的标准，仍旧是继承了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的标准。又王柏在《续国语序》里批评了苏辙的《古史》，指出苏辙一面批评司马迁“在唐、虞之上增加三帝”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可是苏辙自己在《古史》中“又上及于三皇”，其轻信的程度反而超过了司马迁。而朱熹则是一面对苏辙的批评司马迁，“屡称此言，最中其病”，一面又竭力称赞司马光的《稽古录》。这种自相抵牾，正是他们既疑古又怕阙漏的思想矛盾，归根到底，则是辨伪工作没有做得彻底。元代虽然不重学术，但是辨伪的工作还是不绝如缕，继续有人在做。如王柏的学生金履祥，撰《尚书表注》，对《尚书》中的有些篇章表示怀疑。吴澄继承吴棫和朱熹之说，著《书纂言》，辨《古文 第　１９６　页尚书》及《孔传》为伪书。（一七）明代的造伪与辨伪到了明代，学风为之一变，理学家劝人不读书，名士家劝人读小品文字，学者则劝人读奇书，宋人疑古辨伪之风几为歇绝。例如汉代的谶纬久佚，孙穀替它辑集起来，编为《古微书》，原是很好的事，但他的序上说：予小子亦窃有爱焉，曰爱其古。……辄从羲、颉以降，断乎陈、隋，取其凡蒂于古，线于古，骈枝于古，响象依悠于古者，聚而成书。又《略例》说：虽细，录也；虽伪，收也；虽断章者，亦取焉。可见他编辑的动机只是为的好玩，固然他的成就超过了他的动机，但这是何等的危险。试看明初宋濂集中有《燕书》四十首，摹仿《左氏》为书（《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七、《金华丛书》本《宋学士全集》卷二十七）。其《引言》说：“辨士设喻，以风以陈。”《跋尾》又说：“余为《燕书》四十篇，盖取郑人“误书举烛”之义。读者好之，谓有秦、汉风。”假使他要充作秦、汉书，他只要不具名好了。钞出一段如下：宋襄公继霸，将与楚子会于盂，以乘车往而不设兵备。通国人皆忧之，莫敢言。昆吾之臾曰：“君安则臣宁，君设有难，宋社且不血食，吾属将焉置诸！请昧死言焉。”俟宋襄公出，歌而遏之 第　１９７　页曰：“有虓者貔，其毛栩栩。冠弁而揖，吾不知死所。密密者阹，鲜鲜者矛。仡仡者夫，始可貔与居。貔乎，貔乎，良足畏乎！君何之乎？”襄公怪之，召而问焉。昆吾之臾对曰：“闻君将与楚子会，有诸？”曰：“然。”曰：“闻君武备弗之戒，有诸？”曰：“然。”曰：“礼务从时，政在体要。佩玉锵锵，不可薪于山；荷戈与祋，不可酬于庙：其礼然也。今楚人貔而冠者也，君欲以文德合之，其术迂矣。君之莅政，动法文王。使文王遇貔，亦使勇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与之揖也。”襄公曰：“人皆相率约君以礼，子奈何欲兴戎乎！坛坫之间，玉帛交错，而使甲士厕之，人其谓我何！”不听。往与楚子会，楚子以兵车至，执襄公。君子曰：“宋襄公为万世笑者，以胶柱而鼓瑟也。胶柱而鼓瑟且不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