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卡因传奇：揭露史上最早毒品的真实世界-6

首先流行的毒品还是老一套：大麻，吗啡和海洛因，但是巴比妥酸盐和迷幻剂之类的新发现也不甘落后。然而可卡因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力。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63年的报告说，“查获的可卡因大多数来源于合法渠道，从数量上看，现在还不足为虑”。可卡因大灾难的大本营亚洲的情况十分相似，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有报告说查获有可卡因；但涉案数量不足为虑”，委员会报告说。同年，整个美国没收的可卡因也不足五公斤。但是，其他各种毒品消费量都在上升，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61年在美国，白宫第一次就滥用毒品的问题召开会议，认为美国的确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被禁止。1965年，安非他明和巴比妥酸盐也成为非法药品。1966年，林顿.杰克森建立了“卡赞巴赫委员会”，建议从源头和需求两个层次来制止非法毒品交易。对毒贩子的刑罚再一次加重，但到了此时，这股潮流已经是无法阻挡的了。很快，抽大麻成为非常常见的消遣行为，就连吸大麻烟者的杀手或是暴力罪犯的形象也迅速崩溃，同时也打败了当代的麻醉剂联邦立法的重重条款。从1965年到1970年，因私藏大麻而被逮捕的人数激增了百分之一千，对美国大众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两百四十万的美国公民因吸毒而有意犯法。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决定滥用毒品现象的“不断上升的病态现象”采取行动。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一项意在阻止大量大麻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轻率的计划。从表面上看，他这项代号为“拦截行动”的计划的愚蠢程度几乎可以等同于它的野心程度：尼克松派遣了超过2，000名海关人员到边境线，命令他们拦截并检查每一辆试图跨越边界进入美国的交通工具。拦截行动三个星期拦下了超过五百五十万名旅行者，每个人跨越边界的时间都要拖延上半天。然而尽管这次行动堪称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搜查行动，却没有查获哪怕是一份数量较大的大麻。作为一次禁毒行动，它完全失败了。不过，在给墨西哥施加压力遏制大麻交易方面，尼克松政府还是颇有成效的。但是这也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副作用。首先，墨西哥的大麻产业搬到了哥伦比亚，而哥伦比亚很快就意识到可卡因优于大麻的潜在的优势，从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此外，大麻最初的短缺造成追求非法刺激的人到别的地方寻找快乐。最后，一直在旁边等待时机的可卡因来到了。传统观点认为，可卡因在美国再次融入主流是在1967.1968年，因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提到可卡因的，不过其实可卡因出现的时间比这要早。约翰.考勒曼是1991年到1994年的禁药取缔行动的负责人，他回忆起纽约六十年代中期遇到可卡因的情况是这样的：1965年出现了可卡因，但数量非常少，大多数来自于秘鲁，多由到达纽约的海员一次几公斤走私带来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大宗运输。我当时见到的最多的是五到六公斤。使用这种毒品主要是娱乐界的家伙：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这是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毒品。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37节 卷土重来(2)在英国，保罗.麦卡特尼报道说他第一次尝试可卡因是在他写“佩勃军士孤心俱乐部乐队”（1967）的时候——这张唱片甲壳虫乐队从1966年底开始录制。最初介绍麦卡特尼（现在是保罗爵士）接触可卡因的，是伦敦艺术馆的所有者罗伯特.弗拉泽，他也是——这也许很关键——个海洛因使用者。我们从这个联系上可以看出，可卡因是如何跨越“严重”的瘾君子和偶尔的吸毒者之间的界线的。可卡因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英国，但数量非常少：1951年对卡纳比大街上的爵士夜总会进行突袭检查时逮捕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海洛因瘾君子，身上带有少量的可卡因。可卡因基本上只为海洛因圈子里人所了解，甚至此时了解它的人还为数不多。从1957年对海洛因上瘾者所作的调查可以看出，英国的359个瘾君子中只有16个人尝试过可卡因。这个吸食可卡因的专门的小集团渐渐开始吸收新成员，到1959年的时候，英国有30个海洛因上瘾者尝试过可卡因。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增加，这要部分归咎于现在臭名昭著的心理学家伊莎贝乐.法兰考夫人的行为——她是当时治疗海洛因上瘾方面的重要人物。法兰考认为，只有让瘾君子们能够通过正当的渠道而不是从声名狼藉的毒贩子那里获得他们渴望的麻醉剂，他们才能集中精力戒掉毒瘾。她理所当然地很快作为愿意开处方的医生而在上瘾者人群出了名，瘾君子们很快在她门前排起了长队。他们要求开的可卡因总是比实际需要的多，拿到药后，就跑到大街上卖掉。然而伊莎贝乐夫人开的不仅仅是海洛因。她还给瘾君子分发可卡因。尽管她很清楚这种药会让人上瘾，还是很乐意把它交给那些说自己需要它的人，而且很快还把它交给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可卡因的海洛因上瘾者（我们再一次看到可以用可卡因来戒掉海洛因瘾的老掉牙的神话）。人人都很喜欢伊莎贝乐夫人的可卡因。他们要得更多，而且都得到了。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海洛因瘾君子的数量已经达到1，729人。当然，413人尝试过混有可卡因的毒品。然而这也几乎不算什么问题——据苏格兰场认为：瘾君子会偶然进行少量的海洛因和可卡因交易，来源一般都合法。在伦敦大约有400个这样的瘾君子，但是就伦敦西区而言，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穿着制服的警察或是便衣警察专门负责侦查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英国中央情报部，新英格兰场——PROHO305/10.1965年十一月二日但是就在此时，正如巴罗斯在美国发现的那样，使用可卡因的几乎全是有鸦片瘾的人。麦卡特尼回忆起，1966年的时候，包括甲壳虫乐队在内的大多数熟人都认为可卡因不为人知，可能会带来危险，位于可接受的“软”毒品和会让人上瘾的“硬”毒品之间的分界线上。尽管甲壳虫的许多追随者十分乐意来试一试弗雷舍的可卡因，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尝试他四处吹嘘的“速度球”，就装在从一套化学仪器中偷来的一支试管里。因此，作为使用海洛因过程中的附属物的可卡因，同自身成为可供独立使用的毒品的可卡因之间的交叉似乎就发生在弗雷舍把它介绍给甲壳虫乐队的那一刻，至少对英国的一个社会圈子而言如此。他们使用可卡因，他们的朋友也使用可卡因，从而证明这种麻醉剂用起来没有什么严重的毒副作用：正如麦卡特尼回忆的那样，他对其他的甲壳虫乐手说，“‘别担心，哥们。我能对付它’。而且我刚好对付得了。”可卡因一旦跨越了这道线——一旦人们把它视为可以拾得起放得下而不受什么惩罚的东西——它流行的机会就为时不远了。一旦诸如甲壳虫乐队这样的领导时尚潮流的人开始涉足可卡因，显然这个星球上其他所有三十岁以下的人都会模仿他们。但是可卡因最早是从哪儿来的？弗雷舍最早又是从哪儿听说它的？根据哈瑞特.维呐的精彩自传《帅哥鲍勃》所述，把可卡因介绍给弗雷舍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名叫比尔.威里斯的美国室内设计师，他拥有他自己所说的“绝对纯净的可卡因稳定的供应来源”。可能威里斯把弗乐士介绍给了自己的供应商，因为弗乐士似乎有充足的可卡因来介绍给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以及他们大部分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包括年轻的玛丽安.菲斯福（第一次给她一条可卡因，她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一下子把弗雷舍所有的可卡因都吸了下去）。比尔.威里斯本人第一次接触可卡因也不是在美国（当时可卡因在那儿还非常罕见），而是在他去意大利见的朋友那里。但是他们又是从哪儿弄到的可卡因呢？在寻找第一个再次发现可卡因的人的过程中，我决定给威里斯打个电话。后来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开始，威里斯对同我谈话不太热情。接着发现他住在马拉卡克。房子里没有电话。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同我谈谈1966年那时的鲁莽岁月。后来发现他显然不会给我回信，我又换了个策略：给麦卡特尼打电话。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保罗爵士愿意谈论自己三十五年前吸毒的事？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不愿意。看，就是这样。可卡因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出现，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诸如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这样的引导潮流的人在使用它，还因为它一直同另一类兴奋剂安非他明保持着联系。安非他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引进的，同可卡因一样，它一开始也是作为神奇的万能药，春药和补品推向市场的。同可卡因一样，制造商吹嘘它能够治疗海洛因瘾——同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一点同可卡因相同的是，军队也靠服用它来试图提高作战能力，结果二战时作战双方的士兵都大量服用它（它非常受欢迎，就连战时的流行歌曲都这样唱道：“是谁把苯丙胺放进了墨菲太太的阿华田里？”）。战争结束的时候，复员的士兵便把安非他明也带回了家，于是这种药开始在平民人口中间广泛使用，它可以提高行为能力，消除无聊之感，还能减轻体重，然而老百姓弄不到足够的这种奇妙的药片。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安非他明完全无害，但是人们对它的广泛使用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包括对这种药的严重的心理依赖，精神抑郁症，循环问题和过量使用可卡因产生的那种偏执性幻觉。经常使用安非他明的多是体力劳动者，例如卡车司机，因为他们发现它可以让他们长时间保持清醒：六十年代早期他们常见的习惯作法是“西海岸转个圈”——司机开着卡车从美国的这个海岸跑到那个海岸，然后再跑回来，中间根本不睡觉。安非他明的确使得有些司机可以连续赶路；还有些司机给弄得晕头转向撞了车。不久，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药很危险，开始有人抱怨说应该对它采取措施。由于医生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意识到安非他明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开处方时开始限制这种药的数量。然而医生并不是安非他明唯一的来源。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安非他明类药物是作为解充血药出售的，用来减轻流感，哮喘和枯草热的症状，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一次性吸入剂形式的安非他明。到五十年代晚期的时候，那些找不到地方购买可靠的安非他明药片的人常常买这种吸入剂，把包装撕开，或是吃掉里面注满苯丙胺的药条，要么把药条放到水里煮沸，让里面的药溶解到水里去，然后把溶液喝掉。纽约营业到深夜的咖啡馆显然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服务生和其他用餐的人闻到屋子里满是薄荷脑的味道时，会放任地对享用苯丙胺的人报以微笑。新一代的吸毒者是通过“无害的”鼻腔解充血剂认识毒品的。六十年代的医生开始减少安非他明处方的数量时，警方也开始取缔毒品的非法来源，关闭迅速出现的大量非法的“安非他明工厂”。但是安非他明很难取缔，而且当人人都知道注射安非他明比吞食它产生的刺激要强烈得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迅速升级。六十年代晚期，美国的验尸官对大量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尸体迷惑不解：他们显然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怎么会早早夭折？随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们的内脏器官衰老得像八十岁的人。这似乎就是静脉注射安非他明的真正问题：它会要了你的命。与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相对应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使用安非他明的宣传战，警告年轻人说“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在数不清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下，这场宣传战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公众对安非他明的看法。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如果弗兰克.扎帕对你说一种药很危险，那它可能真的是坏消息。安非他明失宠之际，可卡因正恭候多时要来取代它的位置。当反对安非他明的立法开始发挥效力，使得“上层”的市场门户大开，那么可卡因的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麻醉剂和危险药物局的发言人在1968年发表看法说，“可卡因走私——有极大的提高。直到1965年可卡因还不算大问题。现在它是个大问题。”待他作此番讲话的时候，美国海关查获的可卡因总量是45公斤，大大高于1965年的17公斤。到197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又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但是还没有人把反对安非他明之战同可卡因数量的提高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将勾勒出接下来二十年的可卡因交易的前景。这一次，这些事件还是围绕着古巴进行。并不是只有黑帮人物梅尔和西格尔对最近卡斯特罗政权下发生的转变不满。继美国黑帮人物被逐出古巴之后，古巴难民成群结队地逃离卡斯特罗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六十年代到达美国的难民每周都超过1，700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利用这些愤怒的古巴年轻人，于是便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召集起来进行训练——目的是要派他们替资本家们夺回古巴。当然，整个“猪湾行动”（即1961年企图推翻古巴政府的那次失败的行动）遭到惨败，结果大量接受过各种各样秘密行动技能训练的古巴人最后仓惶回到了佛罗里达。这些恶毒的反共产主义分子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身无分文。他们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在倒霉的猪湾行动之后，这些出了名的2506旅的士兵们自己开始私下里同共产主义作战，把自己在中央情报局接受的训练运用到各种以前没有料想到的目的上去。一些人最后完全卷入了二十五年后的“伊朗叛军丑闻”之中，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一场毫无希望的革命运动运送武器和各种供给品，徒劳地试图推翻一个合法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同其他此类秘密行动一样，这次行动既有悖道德和法律，而且还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2506旅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问题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太过投入。要打败共产党，古巴人认为自己首先需要的就是钱。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刚刚学到的秘密技能来贩卖麻醉剂赚钱。古巴流亡者成立了一家公司，这是一家地下贩毒集团，致力于筹集资金来打倒红色政权，无论是什么地方的红色政权——不过尤其针对的是古巴的红色政权。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打着伟大事业的旗号。只是不知怎么地，事情并不按希望的那样发展。随着美国的麻醉剂市场日渐繁荣，没过多久就赚进了成吨的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神秘地装进了个别古巴人的腰包。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涌入佛罗里达，这个秘密团体也在壮大，他们的麻醉剂销售网络也在随之扩大。任何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比较活跃的毒贩子都会告诉你有关古巴人的故事：不管毒品是从哪儿来的，销售它们的一定是古巴人。他们经营着整个市场——由于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受过良好的训练，要制止他们变得极其困难。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在七十年代早期曾经同古巴贩毒网络有过亲密接触，他告诉我说，“是谁训练他们？中央情报局。他们把古巴人训练得这么好，结果你要是在南佛罗里达州进行麻醉剂交易的话，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便是找找看周围有没有反监视人员。他们竟然建立起了自己的反监视系统！他们可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我们把他们训练得可真不赖。”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38节 卷土重来(3)美国禁毒官员直到麻醉品和危险药品局在1968年把所有的毒品情报汇总起来——忽然发现一切似乎都是通过西班牙网络进行的——美国的禁毒官员才清楚地认识到古巴人/2506旅网络的全部活动范围有多大。把古巴人同贩毒联系起来的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官员哈瑞.弗里特，当时一个线人没有预约突然来到他这儿，提出可以让他同一群正在把大量可卡因运进芝加哥的前古巴军官接触：这最初是一个由古巴人发起的贩卖可卡因的活动，我们从芝加哥的那些古巴人手里购买毒品。接着他们把我们介绍给了住在纽约的古巴人，这些人又把我们介绍给了迈阿密的古巴人——[我们]对他们在迈阿密，芝加哥和纽约的活动进行了窃听，想把这些组织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所有的小组织都连接在了一起。1970年六月，他们发动突然袭击，一个早晨就逮捕了150多个古巴贩毒集团的头头。他们中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曾经参与过猪湾的那次失败的行动。然而这也不过是贩毒网络的小小一隅。在接下来的二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古巴人仍将掌管着可卡因产业。古巴人擅长的不仅仅是运输和销售可卡因：他们在追踪新的可卡因来源方面当作也相当快。他们最初发现毒品来自智利——专业的可卡因药剂师就是在这里把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精炼成可卡因的。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对这一情况有任何的了解。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杰瑞.史兹克说，“我们知道可卡因来自智利，因为他们所有的信使和管理员几乎都是智利人——[但是]谁也没想到南美洲会有秘密实验室。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当时有个线人报告说有一个非法的可卡因工厂，一个月能生产13.5公斤的可卡因，一个官员说：“这不可能！”人们笑着把他轰了出去。似乎人人猜得出是智利，但是这个国家在可卡因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决心要把介于古柯种植园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人踢出去的古巴人就开始亲自同安第斯人联系。与此同时，智利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销售商，想把古巴人踢出去。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双方雇来帮忙的被证明是所有毒贩子中最投入一类人，他们最终夺去了整个市场。当然，他们就是哥伦比亚人。哥伦比亚是个天生就适合进行走私的国家。它具有辽阔的海岸线，大部分地区还不怎么发达，而且与巴拿马交界，使它可以方便地联系运河自由贸易区而从中获利。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哥伦比亚已经在走私方面久负盛名——走私电器和奢侈品，咖啡，酒，和绿宝石。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海岸线尤其适合走私。虽然地理位置和经验非常重要，但是哥伦比亚在争夺世界可卡因市场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法宝：大麻。最重要的是，优质的大麻。整个六十年代，南美洲大部分的大麻都来自墨西哥，但是墨西哥大麻有问题。一开始它的质量就不太好。接着边境线不断出现新问题。还要冒着遇到穿便衣的缉毒官员的危险。位于所有这些原因之上的是墨西哥人自己，他们太靠近内陆了，简直就像是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似的。艾伦.朗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曾经走私过400吨的大麻（罗伯特.萨博格的新书讲的就是他的生涯），他告诉我说，“他们根本就不好好做生意。他们有时候冒出来，有时候又见不着人影。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会来”。这样的生意做起来有点麻烦。一般说来，你往墨西哥南部走得越远，带回来的大麻质量就越好——但是你做成生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北美洲的毒贩子很快厌烦了标准的提瓦那大麻和墨西哥人昏头昏脑的经商才能，开始寻找其他的货源。哥伦比亚看起来很有希望。哥伦比亚的大麻以其劲儿大而出名，哥伦比亚人在走私方面也是久经考验。与墨西哥人相比，同他们做生意是一种享受——他们会在该到的时间，带着该交的东西，出现在该到达的地点。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游击队叛乱的问题，不过只要你通情达理的话，就连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朗回忆起他七十年代早期运送满满一卡车哥伦比亚大麻时遭遇游击队埋伏的事。他意识到自己被一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荷枪实弹的叛兵包围了，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提出要给他们钱。谈好赎命的价钱后，他马上意识到身上没有带现金。没问题，他们说，这些事情可以安排好的。简短地交谈一番后，他们友好地分手了，他向着落日开去，一车的大麻和他的五脏六腑都安然无恙——游击队朝着营地走去，身上揣着他在美国大通银行帐户上的私人支票。在哥伦比亚，没有人会多管闲事：人人都愿意得到好处。真是再妙不过了。尽管这儿不生产可卡因，哥伦比亚人还是很聪明地意识到这其实不是问题。这儿也不生产电器，但他们还不是一样走私电视机和收音机。他们同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进行接触，自己当起了可卡因产业的中间人——介于智利人和古巴人之间的那种。接着他们就开始同时朝着两个方向拓展。哥伦比亚人开始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购买古柯膏或是纯可卡因，然后自己运到美国大陆去，接着还是自己进行销售。他们非常成功，到1970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已经开始挑战古巴在非法可卡因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显然，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增长。有证据证明，并不仅仅只有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吸食可卡因——1967到1968年的流行歌曲中有不少心照不宣地提到了可卡因的地方。这些地方暗示可卡因只有少数有钱人才用得起，为这种产品勾勒出一幅昂贵，专供富人享用，时髦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显而易见，这东西会流行起来：诸如年轻人想要穿得像他们的偶像一样，因此他们也会想要效仿他们的行为。随着数量惊人的可卡因的到来，首先沾染它的便是富有的引导时尚潮流的人，它高得让人瞠目的价格更多地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可卡因是在1969年真正卷土重来，即“消遥骑士”上映的那一年。尽管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彼得.方达，丹尼斯.霍博，和杰克.尼科尔森骑摩托车穿越美国的故事，但令它出名的还是里面对使用大麻和LSD的刻画，它也是可卡因的一座里程碑：电影开始的镜头里他们送到菲利.斯派特那儿的包裹里装的是可卡因或是——正如他们的墨西哥亲戚开玩笑地称之为——“Puravida！”（纯粹的生活）。霍博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他和方达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们扮演的人物应该带什么样的毒品：大麻块头太大，把摩托车装满也值不了多少钱，而海洛因的名声又太坏。他们忽然想到了可卡因。“我选择了可卡因，因为它是毒品之王”，霍博说，“我从音乐制作人宾尼.沙博理那里弄到的可卡因，他是从埃林顿公爵那里弄到的。”完全不同与甲壳虫乐队初次接触可卡因的方式——从黑社会的海洛因——现在的好莱坞沾染上它，通过的是一直在秘密使用可卡因的另一个堡垒，爵士乐舞台。霍博后来称可卡因在美国的普及应该归功于他的电影：“美国的可卡因问题其实是因为我——‘消遥骑士’之前，大街上没有可卡因。‘消遥骑士’之后到处都是可卡因。”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美国和欧洲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就有可卡因。不过这话还是有些可信之处：“消遥骑士”获得了两千万的票房收入，在1969年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五十多年来它第一次把可卡因猛地用力弹回主流的流行文化之中。然而可卡因是什么呢？人人都知道海洛因是坏消息，“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离开世界毒品舞台很久了，这意味着人们对它的危险性不再具有什么真正的了解。这种无知更增加了它的诱惑力。此外，它使用起来也不需要注射器——这一点使它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且当时还有谣言说它可以当作春药用——正当六十年代向七十年代迈进的时候，可卡因也开始卷土重来。流行文化走在最前面。1970年到1972年突然冒出了大堆的躲躲闪闪提到可卡因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还上了流行音乐榜，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滚石乐队”，“感恩而死乐队”，“斯泰朋狼乐队”和“老鹰乐队”，所有这些都大大美化了可卡因的形象。到1972年的时候，显然任何“知道”可卡因的东西都好卖，当年还有三样东西大大美化了这一概念：电影“超级苍蝇”（刻画了一个虚构的可卡因毒贩子），小说《庄家》（讲述的是一个可卡因毒贩子的真实故事），和一本巧妙地命名为《可卡因美食手册》的书，教读者从如何检验纯度到如何用水冲洗鼻子来避免鼻粘膜受伤的一切方法。一种流行体恤衫强调“可卡因”这个词是可口可乐商标的一部分（可乐公司把制造商告上法庭并打赢了官司）。1970年，《滚石》杂志授予可卡因“本年度之毒品”的称号。主流媒体也不甘落后，而且造成了较大的伤害，不过这一点尚有争议。《新闻周刊》在1971年刊登的一篇题为《这是真东西》的文章，几乎把可卡因描绘得罪大恶极，重点讲的是它的两个特殊的细节，这两点保证会让读者一头冲出去找可卡因去：性和金钱——这种药是用南美洲的古柯叶子造出来的，可以产生强烈的性感受，超自然的力量和自信——“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能增强你所有的感受，”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女生说，“有了可卡因，高潮感觉更好。”《新闻周刊》，1971年九月二十七日啊呀！怎么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她这样的女生呢？《新闻周刊》接下来继续预测说一磅（大约半公斤）的可卡因在纽约城可以卖到125，000美金，在圆满结束本文之前还加了条错得离谱的引语：“对海洛因的宣传已经做了那么多，现在人们都不想尝试它了”，芝加哥麻醉品局的一位副主任欧文.斯芒克说，“不过可卡因可以让你兴奋，却不会让你上瘾。”《新闻周刊》，27/9/1971这些看法——可卡因可以带来快乐却不会有危险，它价值125，000一磅，它可以让田纳西大学的女学生高潮感觉更好——加在一起，足以让我这一刻就扔下笔，从屋里蹦出去，马上去弄点可卡因来。然而要把这写成篇正面的报道，我就不得不提示，如果你吸着可卡因，身边还有乳房丰满的赤裸的女人喂你吃软糖，同时一直用温暖的烤箱用的羊毛手套给你按摩，你必须得为此付出代价。就在九个月后，新闻界故伎重施，这一次拿出了统计数据来证明染指可卡因产业能赚到多少钱。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一公斤的纯可卡因目前在秘鲁的售价是3，500到4，000美金，而在美国大陆——如果你动作足够快的话——一公斤可能就可以净赚300，000美金。万一你没有足够的现钱，《新闻周刊》甚至还出主意，告诉你如何把少量的可卡因带过海关：“你可以把一勺子的可卡因用铝片包起来放在舌头底下——走过关口的时候对海关的人说话”，说“纽约人”。可卡因在这里再一次被描绘成一种“不会造成生理上上瘾”的药物。此后不久的另一篇文章报道说，一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曾这样说道：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到那儿去花上4，000美元买一公斤可卡因，然后以20，000美金卖出。而且只要情况依旧如此，我们就一直会有麻烦。“VO5勾当”，《新闻周刊》，1973年十二月七日持续刊登有关可卡因及其对感官的作用的报道的，并不是只有《新闻周刊》一家。人人都在这么干。《纽约时代周刊》称它为“麻醉剂中的香槟”。就连《消费者协会报告》杂志也刊登了对可卡因的表示肯定的报道，预测说大街上卖的可卡因纯度介于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九十之间（如果今天的《哪一个？》杂志刊登更多像这样的文章——给人们提供如何弄到质量好的毒品以及如何检测其纯度方面的建议——人们订阅它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些。）有了所有这些经典的成分——性，金钱和惟我独尊的派头——可以的香槟形象又回来了。时不时出现的有关毒贩子倒台的报道描绘的不是这些家伙违反了哪些法律，而是张大了嘴，对他们在违法过程中设法给自己弄到的那么多的钱表示惊愕。早在1970年，美国的执法官员缴获的可卡因数量就第一次超过了海洛因。这个趋势仍将继续下去。然而在此刻，可卡因对普通的美国大众而言仍然相对很稀罕：它的价格非常高，因而其使用范围仍局限于少数极其富有的人，实际上，你可以在“娱乐产业”方面的报道上发现这一点。然而这个特点即将发生改变，因为两个陌生人一次巧遇将把非法可卡因的价格降到连大街上的人都能卖得起的程度。这最终也会改变一切。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39节 乔治，卡洛斯和可卡因激增(1)有个人你得会会。可卡因世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英雄。他名字叫乔治.容格。乔治是个体面人，他顺其自然就能赚到成百万的钱（他赚了一个亿）。他很会逗乐。一个名副其实的饶舌而友善的家伙。你一定会喜欢他的。我第一次听说乔治是在到达大英图书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听起来正像是我应该见见的那类家伙，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给他打电话。然而听说有人正在把他的一生拍成一部故事片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必须快点：如果我等到这部电影开始放映后再和他联系的话，那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记者都知道了乔治，他们会一窝蜂地跑到美国来缠着他，给他买酒喝，听他讲的笑话就哈哈大笑，成为他最好的伙伴——然后回家去，在聚会上交谈的时候提起他的名字，好向别人证明自己结识了多么迷人的人物。他很快就会厌烦一次又一次回答同样的问题，而我就得靠边站了。这可真是太可惜了，因为乔治要讲的是个严肃的故事，我怀疑你们这些一般的电影观众可能无法体会它真正的价值。我马上给他写了封短信，问他是不是愿意见见我，他立即给我回了信。“那就让英国人来吧！”他用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的笔迹写道，“我答应清晰，明白，勇敢地给你讲讲……不过你必须带着土耳其香烟来。”因此，六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把录音机，记事本和几盒香烟塞进背包里，把背包扔到租来的汽车的后座上，向着纽约北部就出发了。我们在康乃迪克州一个名叫斯维尔的小镇外面共进午餐。我来晚了一小会儿，不过他似乎不是太在意：他也不像当年的乔治大哥那般威风了。我怀疑现在也没有多少事情能让他太在意了。他从一个柱子后面冒了出来，很舒服地穿着件宽松的卡其布衬衫，套着条斜纹的棉布裤，对我露齿而笑。真是魅力无限。乔治属于那种在任何圈子都能完全轻松自如的人：既可以在夜总会把同你约会的女朋友偷走，又能够在喝茶的时候把你奶奶迷得一塌糊涂。还可以谈论严肃的话题。乔治最擅长断断续续地讲述漫长的逸闻趣事，讲着讲着就东拉西扯起来，等他讲完了，你也记不起来自己一开始问的他什么了。他常常信口开河讲些错综复杂的长故事，让你怀疑这肯定他多年讲故事的过程中逐渐编出来的，其间还点缀着他标志性的口头禅——“我是说，真他妈的棒！”——然后对自己滑稽的行为报以富有感染力的大笑。非常自然。我觉得，幽默某种方式上已经成为了他的生活：他过去的三十年来一直在嘲笑执法机构。所以在六月的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坐在外面，喝着可乐，阳光洒在身上，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给我讲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尽管乔治出生在1942年，他真正的生活是在——同美国的其他千百万个十几岁的少年一样——六十年代开始的。他在高中时是个足球明星，上过好几所大学，直到一次运动中受的伤让他无法重返球场。他接着就辍了学，回到威茅斯的家中，想弄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我开始听鲍勃.迪伦的歌”，他说，“你知道：‘上二十年的学，他们就会让你上白班吗？’我信他。我对朋友说，‘听听这家伙说的。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乔治来到了马赛诸赛州，在剑桥的金色名利咖啡屋听迪伦演奏，这时他认定上白班不是个很好的选择。他同朋友图纳一起作了个决定：“我说，‘这太糟糕了，图纳，”他说，“是啊，的确很糟糕”，我又说，“我们去加利福尼亚吧。”他说，“什么时候？现在吗？”我说，“不，等几个星期再说。”圣诞节过后我们两个觉得“好吧，我们现在就走！”这两个人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TR6型敞篷车横跨美国，一直开到加利福尼亚的长滩市。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关掉了引擎，四处张望。他们的眼睛瞪大了。“简直就像梦中的世界。感觉像‘真他妈的妙！这儿是怎么回事儿？’女人，还有游泳衣——简直就是想像中的世界！”乔治和图纳忘情地拥抱西海岸文化，留起了长头发，吸上了大麻烟，服用迷幻药，最重要的是，能睡多少女人就睡多少女人。当一个朋友在1965年从家乡来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弗兰克来看我们，我们抽了满满的这么一大杯的大麻——每个人都抽。在洛山矶南部，你花六十美元就能买到一公斤。他看了看大麻，然后问，‘你们从哪儿弄的？值多少钱哪？’我说值六十美元。他说，‘所有这些吗？你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在马塞诸赛大学要花多少钱吗？三百美元！’于是我说，‘弗兰克，我们做生意吧！’”乔治开始从一个在曼哈顿海滩上经营发廊的，名叫理查德.巴瑞尔联系人那里购买大量的大麻然后运到马赛诸赛州去。一开始他吧大麻装在手提箱里，找上几个空中小姐，让她们飞航班的时候把箱子带到北方去。但是空中小姐也带不了多少。他决定更上一层楼。“我们想，这可真他妈的棒！找上几处露营车营地，一路跨越美国把这些东西运过去！于是我们往汽车上装了一千磅，两千磅的货，开着车跨越美国，一路上听着吉米.亨德里克的歌，抽着大麻烟……我们开始赚到成百万成百万的钱。那时候，要是你有个一万两千五百美元的工作和一辆车，那就算很了不起了。而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钱。真是棒极了！”乔治再次把生意做大，买了架切诺基6型飞机，直接从墨西哥的普尔塔.瓦拉特运大麻，因为在那儿一公斤他只需要花上8.10美元。现在他每公斤可以多赚50美元，这时钱真的开始像潮水般涌进来。到26岁的时候，乔治就不再自己运输毒品了，而是找了一群飞行员给自己干。他和当时的女朋友站在可以俯视飞机跑道的一所租来的房子的阳台上，一面喝着“玛格丽特”，一面监督他们干活。这种好景当然持续不了多久。经历了几次小型逮捕行动之后，乔治被指控贩卖大麻，于是他从库克县监狱获得保释后马上逃跑了。他东躲西藏地过了几年，然后会到家乡去看望他父母——他们马上向警方告发了他。1974年他被判在康乃迪克州的丹伯里联邦教养所服刑四年。而后来他发现，这是他一生中所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丹伯里是个白领监狱，是“高级罪犯的犯罪学校”，乔治这么说。“那里面有第一流的走私犯。他们真是大好人。真是棒极了！我就是在那儿遇到卡洛斯的。”“我就是在那儿遇到卡洛斯的。”这是对二十世纪犯罪史上的一次较为成功的会面的不太成功的描述。不过要理解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点有关这个“卡洛斯”的事情。卡洛斯.恩里克.莱德.里瓦斯是个年轻的哥伦比亚人，背景很复杂：他父亲是个德国人，母亲是哥伦比亚的一个选美小姐。他在哥伦比亚和美国长大，所以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和西班牙语。他比乔治小七岁，个子也不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1.7米），非常英俊，就是看起来有点文弱，而且聪明得要命。但是他同法律发生了冲突：他的一个哥哥桂勒摩在哥伦比亚开了一家汽车经销店，他们俩一起做生意，把车从美国运到哥伦比亚来，不付进出口关税，然后把车卖掉。卡洛斯发现，要是一开始就把车偷出来的话，就能从这一行赚到更多的钱。他的这个发现标志着他遭遇法律的问题的开始。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在长岛的米尼欧拉因为偷车被逮捕，接着，第二年他又因为贩卖被盗车辆在底特律被捕。保释之后他紧接着跑到了迈阿密，不出所料的是，再次被捕仍是在另一辆偷来的车里。不过这一次，后备箱里装了90公斤的大麻。莱德有麻烦了。他被判了四年徒刑。在丹伯里。乔治.容格绘声绘色地回忆起改变了他生活的四月那一天。你有两个铺。一个是空的。我选了下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谁，兰博，还是查尔斯.曼森，明白吗？我刚到那儿。大概是第三天吧。两张床都是空的，我就选了下铺。几个小时后，卡洛斯走了进来。他还是个孩子：很年轻，很帅，彬彬有礼的——就好像刚刚上完学前班似的。我感觉像是“哇！好极了！我遇到的这家伙还不错！”我很高兴：你知道，没准遇上个混蛋呢——真让我松了口气。他自我介绍说：“卡洛斯。”我说：“嗨，你好吗？”故事讲到这儿，乔治停了下来吸了口烟。他深深地把烟呼出来，摇了摇头：“是神把他带到我面前的。他们把他带到我床前的。”不管有神还是没有神，乔治的魅力很快发挥了作用，他开始询问莱德的过去。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可能性更大的是，非常喜欢与人交谈的乔治用自己的一桩趣事打破了坚冰。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没过多大一会儿就聊得很热乎了，再没过多久，话题就转到了他们是因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卡洛斯告诉乔治他怎么样把汽车运到哥伦比亚卖掉。这段故事乔治是这么讲的：你知道，我开始对他产生更大的兴趣：这家伙不仅仅是个该死的偷车贼。他很聪明。所以我感觉，“不错，我再听听。”于是他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从墨西哥运大麻”。他说，“你一定很了解飞机，一定认识许多买毒品的美国人吧？”我说，“对。”他说，“那你知道可卡因吗？”我说，“不知道——给我讲讲吧”。……他说，“你知道吗，它在美国一公斤可以卖上五六万美金”。我说，“那你多少钱买的呢，卡洛斯？”他说，“大约——五千美金吧。”一直在讲故事的乔治说到这儿，停下来又抽了一口烟。他扬起眉毛，身子很专心地向前倾过来：“我说，‘把你知道的所有有关可卡因的事情都告诉我，卡洛斯。所有事情。’”接下来的十六个月里，莱德和容格谈论着可卡因，谈一旦他们出去后，该怎么样把它卖到美国各地。莱德说他有个朋友能弄到无限量的可卡因。容格同时也保证说，无论给他什么，他都可以运出去卖掉。容格现在承认说，尽管两个人的话里都有真实的成分，但可以他们两个都有点虚张声势：尽管知道有可能，到底能不能办成自己告诉对方自己能办的事，他们还是没有把握。不过没关系。他们计划出狱后一起做生意。与此同时，莱德服刑期间一直询问其他囚犯，看是不是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些什么。各种各样的白领罪犯教他如何开飞机，如何把钱存到海外的银行，如何洗钱。其他人都躺在牢床上混日子，他却在记笔记。乔治最后先于卡洛斯于1975年春天出狱，警察把他送回家，让他在家度过假释期。他父母一开始很高兴看见他，接着就开始对他坐过牢耿耿于怀。所以在1976年，当收到一封来自哥伦比亚的电报时，他非常高兴。卡洛斯出狱了。“天气很美。来吧。你的朋友，卡洛斯”。由于他保释期无法离开，所以派了一个朋友到哥伦比亚去。他们很快安排了一次15公斤的行动，交货很简单，在安提瓜交换一下手提箱就行了。乔治买了两个新的“新秀丽”皮箱交给几个女朋友，她们便动身去度“一切费用已经支付”的假期。当然，两个星期后回来的时候，她们带回的手提箱已经不是原来带走那几个了。乔治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见过可卡因。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拿到他的新货的时候有多激动：我拿到它的那一刻就立马试了点。当货从安提瓜来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劈开了箱子，立即猛吸了一些，我说，“这东西真棒啊！这该死的东西真是太妙了！”我干脆一直吸个不停……我觉得它真是妙不可言。就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你明白吗，就好像永备电池广告里的电动兔子一样！跟你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它是种邪恶的毒品。我当时认为它还不错。这桩生意乔治分了五公斤，其中四公斤他总共卖了180，000美元。就这一趟买卖，他就清楚地认识到，他就要开始赚到多得不可理喻的钱了。莱德和容格现在一起干起了可卡因运输的生意。哥伦比亚人安排人把可卡因带到美国，告诉他们怎样拿货，这两个人把货送到分销商手里，从中赚取一份利润。接着，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77年的二月，容格在迈阿密拿到了50公斤的货，他把货送到会波士顿，因为按计划，莱德会在那儿见他。莱德没有出现——他从加拿大过来的时候差一点被抓住，现在正在逃亡之中。由于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也不愿意把五十公斤重的这么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容格把货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联系上以前认识的大麻贩子理查德.巴瑞尔。巴瑞尔马上看清了形势：这个国家只有几个地方的人才富到可以买下这么多的可卡因，其中之一便是好莱坞。他火速行动，两个星期就卖掉了所有的货，拿到了大约两百五十万美金的现金。好莱坞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过质量这么好的可卡因了。最后，一个星期之后，卡洛斯一路追踪到他。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40节 乔治，卡洛斯和可卡因激增(2)“我接到我母亲的一个电话”，乔治说，“她通知我说，有个很不错的拉丁青年和他的漂亮妻子正坐在起居室里，他们急着要同我讲话。”乔治的母亲把电话递给了卡洛斯。他急得发疯：可卡因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剑桥见了面，乔治给他看了赚来的现金。他的朋友没有携款潜逃，卡洛斯放下心来，马上出去买了辆全新的宝马——用的是现金。此后不久，卡洛斯的同伴乔治不仅两个星期就卖掉了50公斤的可卡因，而且还带着现金回来的消息传到了哥伦比亚，乔治和卡洛斯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哥伦比亚人同外国佬做生意一直都遇到麻烦，因为他们老是带着可卡因——或是带着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信任外国佬。他们在美国不认识任何拥有真正良好可靠网络的人。直到现在为止。乔治是上天赐给哥伦比亚人的宝贝。乔治和卡洛斯现在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搬进了“海上之阁公寓”里的一套房子，这个公寓位于考林斯大街上，俯视着迈阿密海滩。他们现在开始销售的可卡因数量多得至今没人听说过。乔治负责美国这一端的生意。他在迈阿密每个星期都要收到40公斤的可卡因，然后搭飞机到洛山矶交给巴瑞尔，巴瑞尔会交给他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很快，乔治和卡洛斯赚的钱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光是乔治一公斤就赚10，000美元，所以如果他每星期跑两趟25公斤的生意，一个星期就可以净赚五十万美元，还不用缴税。你拿到这种钱会怎么办？你要做的，就是盖座房子，把木匠叫来，让他们给屋子安上暖气管子，然后吧所有的钱都塞到空暖气管子里去，希望没人能看得出来。不幸的是，你还会做另一件事——如果你是乔治的话——那就是大量服用自己卖的东西。乔治头脑开始有点糊涂了，不在乎是不是会被警察抓住。他讲到有一次差一点坏了大事：有一次回来路上到洛山矶的时候，巴瑞尔和我带着装满现金的照相机箱子。通过X射线机的时候，那个女人说，“哇！这么多面包！”我们坐上了开往波士顿的飞机，巴瑞尔说，“我们可以把货藏在男厕所里，把里面的嵌板打开，把东西藏在那里面。”我说，“见鬼，理查德。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要上楼去喝点酒，因为如果他们正在那儿等着我们，我宁可喝醉点。要发生的总会发生，它发生的时候我要喝个酩酊大醉。”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成功的消息开始传到哥伦比亚，他们走私的货物量也就随之越来越大。到1977年夏天的时候，乔治一个星期能卖掉了100公斤——每一次都疲惫不堪地带回来五百万美元的现金。他决定雇一架利尔喷气式飞机来做这个生意。接着争论就开始了。一开始是卡洛斯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应该吸毒。乔治反驳说他说这话倒很容易，因为每个星期带着所有的可卡因和现金到处走的不是他。这是个压力很大的工作。这个理由对卡洛斯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钱才是一切。（据说卡洛斯有一次竟然派他自己的母亲把毒品带到洛山矶去。“人人都得工作，”他说，“再说她想去迪斯尼乐园玩”。）接着是乔治的联系人的事。卡洛斯缠着乔治把卖掉所有这些可卡因的那个在加利福尼亚的人介绍给他。乔治意识到，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卡洛斯会不通过他而直接同巴瑞尔联系，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而洛山矶的巴瑞尔也想见见卡洛斯。两方面都想把乔治挤出去。还有另外一件事，事后看来更重要，因为它涉及乔治和卡洛斯为可卡因设计的新路线。还是在丹伯里的时候，乔治就建议说他们应该用小型飞机运输可卡因——他六十年代晚期运输大麻的方式。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于是便开始寻找飞行员。当时他们找到飞行员后，这个人告诉他们说，小型飞机装不了那么多的燃料，没法从哥伦比亚飞到美国。他有个好主意。为什么不从迈阿密飞到巴哈马群岛，假装在那儿度周末，实际上偷偷飞到哥伦比亚，装上可卡因，再飞回到巴哈马群岛，把飞机和可卡因留在跑道上，等到星期日夜晚再飞回来？一架小飞机在周末结束时候混在那么多飞机中飞回来，几乎不会引人注意。似乎是个不错的计划。这的确是个很好的计划。1977年八月，第一批货由提出这个计划的那个家伙，巴里.凯恩驾着飞机送了回来，这次行动简直像时钟一样准时，凯恩带着250公斤的可卡因毫发无损地回来了。乔治和卡洛斯两个人平分了一百万美金。这两个人看到了可卡因走私的未来，它就在巴哈马群岛。然而同加勒比海的联系是一切开始明朗化的地方，也正是乔治开始失去控制的时候。自从离开丹伯里以来，卡洛斯一直在琢磨着在某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创造一个罪犯的避难所。他从同狱的一个犯人（一个因为造假入狱的医生）口中得知，伯里兹城（洪都拉斯的首都）没有引渡法，于是认定他要居住在某个那样的地方。某个他可以违反一切他想违反的法律，却没有人能动他一根毫毛的地方。他决定创造这样一个地方。发现巴哈马群岛是个理想的转运货物的地方后，他决定要在那儿动手。乔治拼命地反对。他想建立一个货物中转站和罪犯的避难所，你知道吗，就是同任何政府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地方……但是我没有理会它，因为我认为这只不过是疯狂的孩子话……我说，“瞧，卡洛斯，做这种生意唯一的方法就是捞一把就逃。持续改变走私路线，永远不要呆在同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就不会受任何人的支配。我们自己每人怎么着都能赚上几个亿。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是他脑子里一直丢不下[这个主意]。我也没多加注意——我现在想当时应该注意点的。当时我觉得我可以控制他，只要我能控制他，一切都不要紧。我相信这一点，这就是我的愚蠢之处。两人意见相左的背后，是两人性格上存在的根本分歧。乔治的货走得相对比较少，还可以经常四处走动，所以他对现状十分满意。他原来从墨西哥用飞机运大麻的时候对自己就很满意，现在他已经比以前梦想的走得还远。他因为结婚而成为一个哥伦比亚贩毒网络的成员，他的小舅子可以给他提供稳定的货源。他已经很满足了。而卡洛斯的目标要高得多。他想用可卡因来改变世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即便是在他们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就非常明显。同其他大多数早期的大麻贩子一样，乔治干这一行，部分原因是为了刺激。莱德则是想要得到更多。他是个刻苦的小混蛋。即便是他结了婚，我也得同他们一起住在迈阿密，他有公文包和其他的一切东西。我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面——我走私毒品可不是为了夹着个他妈的公文包到处转！你知道吗，我想当个海盗，而他是个他妈的小商人。他真应该去给IBM干活。一次乔治离开迈阿密到洛山矶度周末的时候，卡洛斯联系上了他的一个女朋友，她姐姐有条船。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地点。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地方，一个名叫“诺曼之洲”的孤零零的巴哈马小岛。在乔治不知情的情况下，卡洛斯认定这就是他开创自己的可卡因革命的地方。这一切仍然是在乔治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他决定不让乔治参与这件事。现在他已经设法从他口中套出了洛山矶的那个联系人的身份，乔治现在变成了多余的人。卡洛斯把老巢连根搬到了”诺曼之洲”。当乔治找到他那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要把他挤出去的时候，卡洛斯对他下了逐客令：我去看他。你知道吗，他说，“已经结束了。你有你的小舅子，还有这这那那的关系，你可以做自己的生意，但是，这是我的小岛。我拥有它。”人人都知道我就是那个成就了卡洛斯的人。就像一切都是唰地一下就开始了一样，它也唰地一下就结束了。只是它还没有结束。容格和莱德之间的关系具有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就在他们的关系已经死亡之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的确仍然存在。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我们会在后面谈到这一点。乔治和我交谈了整个下午。我扫了一眼手表，意识到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我应该回家了。我接下来还要开车走上很长一段路程才能回到纽约。我还意识到，如果想弄清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也许必须得到”诺曼之洲”去考察考察。到巴哈马群岛去。真讨厌。我们离开之前还聊了聊乔治的电影和我的书。他想知道我还要采访哪些人，并且建议我同他的一个朋友联系，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家伙。他是谁？一个走私贩子吗？我问他。原来加西亚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一个很不错的家伙”是乔治对他的评价。“我们就好像是最好的朋友”。他给了我加西亚私人电话的号码。“告诉他是乔治让你打电话给他的，他就会和你通电话了。在禁药取缔机构你和谁交谈过？”我告诉他我的主要联系人的名字。“你开玩笑的吧！”他说。为什么？他认识他吗？“噢，天哪！”他说，脸上浮现出大笑的表情来。“他就是84年突然把我抓回来的那个家伙！替我向他问好！”我觉得非常奇怪——毕竟犯了法的人一般没有时间注意那些抓住他们的人——特别是被抓的后果是在监狱里服刑（像乔治就得在监狱呆上十二年）。他们之间难道没有点深仇大恨吗？乔治可是一点也没有。“啊呀！”他咧着嘴笑着说，“这家伙很不错。真的。替我问候他。”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哥伦比亚人觉得他很好打交道了吧：他喜欢所有的人。在电影里扮演他的约翰.迪普完全被他迷住了，甚至邀请他同他一起住到法国南部去。“他现在就像是我的儿子”，乔治说。然后采访就结束了。我们握了握手，他把身子探了过来。“你人还不错啊，”他说。接着他拥抱了我一下。看起来乔治甚至连我都喜欢。我离开的时候他喊道，“喂！等电影到英国的时候，咱们巡回宣传的时候见！”我可以想像得出，任何有乔治参加的巡回宣传活动都会演变成重大事件。我向他保证说，等他真的到了英国的时候，我请他喝啤酒。“啤酒？”他惊呼道，“去他妈的啤酒！威士忌！要威士忌！”好吧，乔治——我说——那就威士忌吧，然后我就走了。在穿过奥蒂斯维尔联邦监狱的时候，我问陪同的狱警乔治是不是真的能够到英国。他悲哀地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想不行吧，”他说，“至少2014年之前不行。”到那时候乔治就72岁了。会不会提前释放呢？如果表现得好呢？要是有要求呢？能不能参加电影的巡回宣传活动呢？他脸色很难看：“这里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年底就能出去。如果你在这儿已经呆了二十年，那你有的就只是梦了”。我猜，你的威士忌只能等等了，乔治。不过它等着你呢。不管你什么时候出来。我走过架着剃刀网的围墙，进入一个防弹大厅，站在一盏黑色的灯下，我左手手腕上的印记便在灯光下发出荧光来，于是我便可以回到那排金属探测器那儿去。同狱警握了握手（“一个很不错的家伙，”乔治这样说他），领回了我的相机，背包，驾照和车钥匙。心里想着乔治——仍然微笑着——我开着车离开了。卡洛斯的计划并不新鲜。巴哈马群岛一直都是个走私中心，从十七世纪的时候开始，哈瑞.摩根及其同伙定期地对南美洲发动大劫掠，大肆抢劫满载着波托西白银回国的西班牙帆船。这个地方无法无天的传统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大禁酒的时期，当地人靠经营朗姆酒为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巴哈马群岛由大约七百个岛屿组成，散布在100，000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其范围如此广阔，警方即便使用现代技术也无法将之完全控制起来——就在这个季度，还有大量的麻醉剂途经加勒比海进入美国。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毒品就已经从这里经过，但是卡洛斯的到来还是标志着某个转折点。他下定决心要不仅仅当个毒贩子：他想当独一无二的毒贩子。他的冒险行为，伙同他哥伦比亚的同行的行为，将令可卡因在美国泛滥成灾。问题只不过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而已。我去看乔治之前就试图了解有关“诺曼之洲”的情况。由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着手，我便给巴哈马旅游部打电话。“诺曼之洲？”接电话的那个女人说，“没有人到那儿去。没有人住在那儿。现在没人在那儿住。”“为什么？”我问她。“难道那儿不好吗？”“是这样……”她嘀咕道，“那地方名声不大好。”停顿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像是六十年代汉默电影公司拍的电影里的漂亮傻瓜一样，在当地酒馆门口停下来，问到吸血鬼城堡的路怎么走的，蓦地一下，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当地人都盯着你看，玩飞镖的人也停了下来，长着鼓鼓的大眼睛，露着乳沟的酒吧女招待小声问你：“你该不会真的……要到那儿去吧？”我到巴哈马群岛的时候要幸运得多了。在拿骚机场问了几句话后，我便进去了：“诺曼之洲？没问题，”服务台后面的家伙说。当然没问题，只要你有现金自己包下一架飞机。显然这要花不少钱。不过我又一想，到“诺曼之洲”去看看的机会又能有多少次呢？没有几次啊。尽管乔治和卡洛斯已经把可卡因流行的大雪球滚动起来，在美国出售了大量的可卡因，然而真正重要的，还是“诺曼之洲”：就可卡因而言，这个地方就是“原爆点”。一定要不虚此行。我交上了信用卡，他们给我介绍了我的飞行员，一个穿着短裤和马球衫的名叫大卫很随和的家伙。我看他似乎很年轻。“你当了多久的飞行员，大卫？”我们走过停机坪向飞机走去的时候我问他。“上个星期拿到的驾照”，他回答说，“我还没有撞坏过一架飞机呢！”啊呀，著名的巴哈马幽默感。至少，我希望这是著名的巴哈马幽默感。等我们走到飞机旁边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做了一笔交易：大卫会尽力不把飞机撞到任何岛屿或是山峰或是海洋上，尽量把我送到“诺曼之洲”，作为交换，我要尽量不从驾驶舱掉出去。这个安排似乎还挺管用的。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42节 乔治，卡洛斯和可卡因激增(3)“诺曼之洲”位于拿骚东南部71公里处，处于埃克萨玛群岛的最北端，有8公里长。各种各样的书都说它呈鱼钩或是伞把的形状。如果你换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更像个￡（英镑）符号。然而要是从空中靠近它，你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岛屿的形状，而是环绕在它周围的水的颜色。在岛屿的弯曲处有一个完美的浅浅的淡水湖，湖水如此的清澈，近乎乳白色。这就是那种你在照片上看到的，以为是摄影师在镜头前面巧妙地加上了滤光镜才看起来有那样的颜色。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加滤光镜。“诺曼之洲”周围的水真的是蓝色的——如此清澈完美，使得它就像磁石一样，不但吸引了游艇和潜水的船只，还吸引着野生动物。淡水湖这里还有着无法解释的特点，吸引了整个加勒比海的哺乳期的鲨鱼来到这里繁殖后代。鲨鱼们在这里诞生，和沙丁鱼一样，它们每年都成群结队地回到这里来产卵。你无法责备它们：这个地方是天堂啊。真的。这多半也是卡洛斯.莱德1977年夏天到这儿的时候的想法。卡洛斯一到这儿，就马上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地方，他急着要动手得到它。但首先是保密的问题。岛上只有十间左右的房子：他得把它们都买下来。莱德带着满满一箱子现金，出现在最大的一户人家的门口。他把钱给主人看，问他是不是愿意把房子卖掉。他买到了岛上的饭店，酒吧和飞机跑道的所有权。接着他便在飞机跑道末尾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黄色的X（国际飞行术语中的“不要在此降落”），不让其他任何居民使用它。酒吧和小小的潜水学校都被关闭了。诺曼之洲上的情况开始变得非常古怪。当时弗罗伊德.泰尔就是岛上的一个居民。我在玛莎葡萄园找到了他，问他是不是还能回忆起莱德到达时的情景。他说他最初知道那儿有什么事要发生，是在碰巧遇到他的新邻居，一个莱德称他杰克.里德的运输毒品的副飞行员的时候：一天在镇上遇到他，我说，“我是你的邻居。我叫弗罗伊德，就住在这条路上。”“噢，”他说，“我是杰克.里德”。我又说，“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因为我觉得他们一般秋天来，春天就会回去。“噢，”他说，“下半辈子吧。”虽然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这种话还是很令人耳目一新。岛上的居民很好奇，想见见他们的新邻居，这个自称是“乔.莱德”的，大把大把到处撒钱的英俊的年轻人。这种情况很奇怪，因为他对他的手下很好，而且很擅长随机应变。他对待女士和住在岛上的每个人都很随和——至少在把他们都踢出去之前是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我说，“乔，你身价多少哪？”他说，“噢，大约两千五百万美元吧。”他们的好奇很快变成了忧惧，然后变成了害怕。卡洛斯开始购买所有人的房子，以便把这个岛据为己有。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把房子卖掉。然而莱德不是那种愿意别人对他说不的人。随着他对这件事越来越关注，他引进了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人物——保镖，毒贩子，运输毒品的飞行员——并开始对居民施加压力要他们搬走。他最终强行赶走了所有的人。一个居民被告知说，“再给你说明白点，你要是今天不离开这个岛的话，你的老婆孩子就得死。”另一个居民在枪口下被塞进了自己的飞机，他们用枪打坏了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命令他立即起飞。只有在他飞上天空以后才发现卡洛斯的人早已抽走了他油箱里油：由于没有足够的汽油飞到其他最近的跑道，他不得不在附近岛屿的沙滩上强行着陆。现在的情况更是古怪得厉害。一直对德国的军国主义饶有兴趣的卡洛斯又进口了四十个德国保镖，并给他们配备了全自动武器和德国种的杜博曼犬。前来观光游览的游艇没到码头就被赶开了——其中比较出名的便是载有曾经获奖的美国广播记者华特.克朗凯的那条船。开得离小岛太近的游艇乘客惊奇地发现，装满荷枪实弹的准军事士兵的吉普车沿着岸边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弗罗伊德是个熟练的干零活的，他在”诺曼之洲”上的房子就是自己盖的。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之所以允许他比别人呆得久，是因为有活要他干。卡洛斯买了几个预先制造好的机库，用来装飞机和可卡因的，但是机库运到后，发现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把它们安装起来。他叫弗罗伊德把它们搭起来。一天，正当弗罗伊德干活的时候，一驾飞机降落了，一切都清楚了。我看见一架飞机开进来卸货。几个拿着自动来复枪的人跳了下来，还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把车的手提箱搬上飞机后便走掉了。我当时正在搭机库，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那儿。一辆三菱车一路趟着水就开了进来，卸完货后马上又离开。搭好机库之后，弗罗伊德意识到他在这儿没用了，但还是不愿意离开：到了最后，情况非常糟糕，我是被逼着离开的。我给他的监工说我有意卖掉房子，他告诉我说，“他用不着买。他打算拿过来用就是了。”……他的工头走过来说，“瞧，他过来了。他这儿有些非常厉害的人，他们也许不会要了你的命，不过他们的刀子肯定不会要你好受的。”弗罗伊德仓惶撤退。他有两年多没有再回过岛上，这时卡洛斯和他的朋友已经毁了他的一切，他们砸坏了窗子，把房子拆得七零八碎，把家具和财产扔得到处都是。弗罗伊德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到卡洛斯离开的时候，岛上的一切都已经毁掉了。现在诺曼之洲完全属于他了，卡洛斯越发完全失去了控制。那里有狂野的聚会，有女人坐飞机来呆上很长时间，有暴力。莱德自己也开始大量使用可卡因，最后出现了严重的偏执狂症，岛上其他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很危险的情境，别忘了，他们可都武装到了牙齿。有了毒品，暴力，烈酒和放荡淫逸，诺曼之洲上的生活就变成了《苍蝇王》在生活中的真实再现——最后人人都疯了。它是不会有美满结局的。没有人真正知道卡洛斯在那儿五年左右的时间到底通过诺曼之洲走私了多少可卡因，但绝不是他以前同乔治一起干的那种每次交换装有25公斤可卡因的手提箱的小打小闹。飞行员一次一般运送300.500公斤的货。后来一个飞行员承认说他自己运输了3，000公斤，估计总价值大约为一亿五千万美金。另一个飞行员的飞行日记上列出了总共1，500公斤的运输量。莱德不仅拥有一大批这样的家伙，他还允许其他各种各样的走私贩子用”诺曼之洲”上的飞机跑道。只要支付费用，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些设施。很快，经过这里的就不仅仅是可卡因了，还有大麻，安非他明，安眠酮。真是应有尽有。审判他的时候，据估计他个人单是从1979年到1980就赚得三亿美金的利润。很有可能这个数字只是实际数量的一部分：一个对此进行过调查的记者说，莱德每天都要运输三十架次的可卡因。果真如此的话，三亿美金可真的是太低估他了。不管总量到底有多少，都比这个世界以前所见到过的可卡因要多。而所有这些可卡因都进入了美国。二十年过去了，诺曼之洲依旧伤痕累累。我从空中靠近这个岛屿的时候，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时不时还是可以看见一些痕迹，表明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情曾经在这儿发生过。岛上只有一座山，从山顶上的植被中突兀而出的，却是一条游艇。有人说，把它放在那儿是当了望的岗哨；另外一些人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的荒唐之举——是莱德的那些惟利是图的伙伴闲得无聊的时候把它拉上去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为什么把这么大的一条船戳在山顶上就会很好笑——如果你吸食了足够的可卡因的话。接着便是飞机跑道末尾上的那个大大的X，虽然现在已经褪色，但在卡洛斯让他的手下把它画下的二十年后依然清晰可辨。最后是所有的标记中最出名的那个：撞落在淡水湖里，正在慢慢锈掉的那架DC.3型飞机。这要么是走私可卡因的飞行员让自己的货物弄得不成样子，以至于连跑道都没看清，就载着满满一飞机的可卡因错降落在了水中，要么是上面下的命令，就要它这样呆着——有什么要紧的——把它丢到海里去吧，这要看你相信谁的话。飞机残骸依然清晰可见，就躺在水下4.5米的地方，机尾像条机械巨鲨的鳍一样伸出水面。地面上，戴尔.哈士巴格穿着短裤和体恤衫，吸着雪茄冒了出来。他现在经营岛上唯一的一家旅馆。我感觉有个潮湿的鼻子凑到我腿肚子上，跳了起来，吓了一跳，发现原来是岛上的狗在作自我介绍。“这是卡洛斯”，有人说，“取的是……的名字。”但是他们没有把话说完。人人都知道卡洛斯用的是谁的名字。我们爬上了戴尔的小货车四处转转。岛的南面有家古老的旅馆，码头和几间房子，都成了残垣断壁。沙滩上散落着海螺碎片。这个地方有一种怪诞的感觉。或者说，如果不是有一千个来访的水手和一日游的游客把所有的建筑物都拆开看看，想找到点纪念品，现金和藏匿起来的可卡因的话，这个地方可就真的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这个古老的俱乐部兼餐馆，以前是进餐者常常喝着酒度过夜晚时光的地方，现在上面到处都是胡写乱画，天花板也早就塌了下来。里面散落着啤酒罐和破瓶子；一个房间里的古老的档案柜已经被扯得支离破碎，另外几个房间里堆放着旧报纸，纸盒子，正在腐烂的地毯和混杂在一起的各色各样的碎石，这些石头以前可能是样东西，但现在什么都不是了。酒吧旁边的屋子里，一个空调机——还是某种保险箱？——立在一边，已经是锈迹斑斑。每面墙上都覆盖着刮痕，端正的和潦草的字迹——大多是名字和日期。有间屋子可能是餐馆的办公室，我在里面拾起了一张档案卡片，一只隐居在下面的小螃蟹急急匆匆逃到了屋子的角落里。不但没有在岛上留下印记，留下某种实实在在的可以持久的东西，莱德的作法似乎刚好相反：就像反物质或是黑洞一样，他搬走了这里的一切，没有留下任何原来的东西。仅有的代表七十年代的痕迹不是他曾经创造的东西，而是他曾经破坏了的那些东西的残迹：经久失修的房子，俱乐部，老式的建筑物。这些残留的东西似乎恰如其分地证明了一个以违法为生的人的存在。在他的全盛时期，莱德似乎不仅仅违反了法律的界线，还违反了物理界线：船在山上而不是在水里；飞机在水里而不是在空中。然而，同他的商品在美国制造的浩劫相比，他在诺曼之洲上的胡作非为简直不算什么。哥伦比亚人在稳步把可卡因生意抢过来，其他人被挤了出去。首先被挤出去的是巴拉圭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接触到可卡因生意本身，走私可卡因的时间也很短暂。用不着怎么吓唬他们就回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去了：走私电器和奢侈品。接下来便是智利人。多年以来，人人都知道走私到美国的大部分可卡因背后都站着智利人。据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杰瑞.史兹克称，当时人人都知道萨尔瓦多.阿兰德的竞选活动是由可卡因利润提供的资金。“他上台后，”他告诉我说，“这个国家变成了走私贩子们安全的避难所。有数不清的犯罪分子受到我们的指控，然而我们却奈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在智利。所有主要的毒贩子都受到保护。”这种情况在1973年皮诺切特上台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我们的大元帅在政变中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阿兰德是个社会主义者），所以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可卡因走私者和药剂师都抓了起来，以此来证明自己感恩图报。当时引渡智利公民是违法的，所以首先剥夺了毒犯嫌疑犯的智利公民身份，然后把他们赶上飞机运到了美国。斯瑞克勒回忆起当时运来了满满一客机的智利走私贩子，下飞机后接受盘问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一直同智利军方合作贩毒。有些人还利用空军把货送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没有智利人在那儿碍手碍脚的，哥伦比亚人在南美洲就可以完全行动自由了。哥伦比亚一直代表着可卡因的一个主要出路，然而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从事可卡因交易的人形形色色，而一旦美国人认识到它的价值，这生意便常常由北美州人控制。这其中一个便是扎卡里.斯万，罗伯特.萨博格的传记作品《雪盲》——可能仍然是有史以来有关贩毒的最好的一本书——里的主人公。同乔治.容格和其他许多美国的贩毒分子一样，斯万一开始是走私大麻，在意识到可卡因交易有多赚钱后马上转了行。当时的毒品走私——尤其是大麻走私——被视为是轻松容易的事。因此在七十年代早期，许许多多没有经验的业余选手艰难地跋涉到哥伦比亚，弄上几公斤来试试运气。数不清的对他们侥幸脱险和蛮勇之举的报道进一步美化了早期可卡因贩子的牛仔形象。1970年刊登在《滚石》杂志上的一则有关杰瑞.霍普金斯的趣事就漂亮地说明早期的贩毒者喜欢保持的那种形象：一个贩毒者背着几公斤的毒品很酷地走近海关关口，把一个纸条递给海关官员。纸条上写着：“我是联邦禁毒人员。我是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旅行。我正在跟踪那个带着大钱包的浅黑肤色的女子。请让我和她迅速通过。可能会有暴力发生。”同大麻交易一样，可卡因行业也一度非常轻松容易。只是好景不长而已。哥伦比亚人对走私太了解了，他们不会让晕头晕脑的外国佬赚走所有的钱。他们开始把非哥伦比亚人挤出去——必要的话还使用暴力。哥伦比亚此前不久才从称之为“暴力之战”的内战状态中解脱出来，国内有大量的武器，人们很乐意使用它们。美国人困在一个他们不了解的国度，只需要警告一下——也许再加上在枪口下把货放下的经历——他们就会乖乖地回国去。自由竞争的时代到1972年就结束了。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一旦搞定了国外的竞争者，他们便开始争夺内部的优先权。他们很聪明。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43节 乔治，卡洛斯和可卡因激增(4)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买通所有的当地警方势力。警察的工资非常底，可卡因贩子钱又多得不知道怎么花，所以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们行动的彻底性。他们在收买警方方面做得颇有成效，到1971年的时候，人人都知道哥伦比亚主要执法机构——DAS（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缉毒部门的头，奥德奈兹.沃德拉玛将军是这个国家主要的毒品贩子之一。接下来的几年里，根本就没有谁会真的遭到突击检查。就是那仅有的几个不幸被抓住的家伙，他们的控状总是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证词也突然变得前后不一起来。不仅如此，整个七十年代早期没收的可卡因不幸有个爱从警察局的仓库里神秘失踪的习惯。大卫.赖特是最早进入哥伦比亚的几个禁药取缔机构的官员之一，他回忆起等到自己到那儿的时候，DAS的头已经换成了一个新将军，马特拉那，素以“清廉”而出名。马特拉那解雇了好大一批DAS警察，用没有被腐蚀的人员来接替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个举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它的名声糟糕透了。人们认为他们绝对是哥伦比亚执法机构中最腐败的部门——包括毒品部的头在内（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所以马特拉那让一些军方的人来负责，他们的的确确努力召集一些诚实正直的人，试图把队伍清理干净。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一年时间。可卡因走私活动最初在哥伦比亚是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开始的，但是它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的时候是把可卡因装在随身携带的包和衣袋里来越过边境线，通常是扒手和犯了小罪的罪犯在去美国的路上顺便带一点。即便是在圣地亚哥——就位于墨西哥边界线上——几盎司（大约60克）的可卡因也算是大发现。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赖特当时还是个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他的任务是把有关不断出现的可卡因贩子的情报卷宗汇集起来。他回忆起走私活动发展的速度：[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他们几百公斤几百公斤地走私可卡因……几年后，当有新的线人走进来，除非他能让我们一次缴获一百公斤的货，否则我连话都不想同他说。一次，我的搭档找来两个线人，给了他们一点钱，告诉他们说，“我想让你们看看是不是能弄成500公斤左右的买卖”，他们回来的时候弄成了好几宗。关键是要看他们能不能真的把这种交易做成功。实际情况是，做成这样的交易惊人地简单。随着可卡因贩子开始了竞争，市场的作用占了上风，大毒品贩子把小毒品贩子弄得破了产，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更多的力量。禁药取缔机构官员开始关注这些大鱼的名字，还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大玩家不是相互竞争，实际上他们一直在相互帮助对方摆脱困境。常常是一方行动的时候，如果他们供货量不足的话，便从其他若干个看起来是竞争对手的毒贩子那里把可卡因调拨过来。如果货顺利到达，利润大家分。如果出事了，损失也是大家分担——没有人会破产。赖特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网络，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大玩家都集中在两个城市：麦德林和卡利。尽管警方对波哥大的毒贩子——甚至是工厂——进行了突袭行动，不知什么原因，这两个城市的可卡因仍然很猖獗。令人警觉的是，每个城市里的重要的大玩家的名字开始有规律地出现在他的档案系统里。有趣的是，麦德林最臭名昭著的毒贩子是个女人：格丽赛达.布兰克.德.特鲁希洛。尽管更加贪婪的同行很快就压倒了她的名气，她还是凶残的名声远扬——和与之相配的一系列好色的绰号（据说她接连杀死了三任丈夫——因此有了“黑寡妇”的绰号；因为她在美国经营有自己的销售圈子，后来被称为是“叫卖可卡因的贩子”。）从七十年代早期开始，布兰克就开始把可卡因运往美国，每次运量都会增加。1974年她被指控走私150公斤可卡因到美国——在当时，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布兰克很有意思主要是因为她的组织，这个名叫“杀手”组织发明了一种发出有效的暗杀技术，结果在接下来的25年里它成为哥伦比亚生活的一个鲜明特色。标准的“杀手”式暗杀手法需要两个人——一个司机和一个枪手——和一辆摩托车。在交通高峰期，摩托车迂回绕到目标所在的汽车，开过去时，摩托车后座上的乘客会用自动枪支透过汽车后面的风挡玻璃近距离开枪扫射。干完了活，摩托车马上消失在堵塞得严严实实的车流里，保镖在后面也无法追赶他们。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超过自动枪（通常是一支MAC.10自动手枪）打完弹匣里的子弹所用的时间，也就是说根本不花时间。这种袭击通常进行得非常迅速，保镖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一切就都已经结束了。布兰克发明方法效果非常好，因而成为南美首屈一指的暗杀手法，但是我对她的情况拿不准：我所听说的有关她的一切听起来都有点像连环漫画书上讲述的犯罪活动。不过赖特非常了解她：她1975年曾经买通杀手要暗杀他，当时这件事可让他大为光火。她最终在加利福尼亚被捕，被判了35年徒刑。还有一些名字开始冒了出来。在麦德林，一个名叫奥科阿的富有的养牛养马的家族让可卡因埋到了脖颈。这家的三个兄弟，胡安.大卫，法比奥和乔治继续创造的帝国在整个八十年代源源不断给麦德林提供着毒品。何赛.安东尼奥.欧堪伯以前是个出租车司机，竟然比他们几个做得还大。另一个当地人何赛.罗德里格斯.卡恰，即著名的“墨西哥人”，他最初是个绿宝石走私贩子，一开始他转行走私大麻，接着便走私可卡因。卡恰以嗜好极端暴力行为而出名，他最后替奥科阿家族掌管执法，这一群人同在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负责运输的领袖卡洛斯.莱德一起，作为“麦德林集团”而在全世界臭名昭著。与此同时，在南部两百五十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小撮名字不断出现，它们代表了麦德林的复仇女神“卡利”的基石。海尔姆.“派考”.海瑞拉，何赛.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和一个名叫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的家族都出现在名单上。然而，最出名的那个名字，却不在上面。究竟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够厉害，不足以被包括在“禁药取缔机构”的打击名单上，还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注意到他，现在都无法得知了。他就是那个令所有的毒贩子黯然失色，也许还是空前绝后最为成功的罪犯的麦德林人：帕布罗.埃斯科巴.加维里亚。帕布罗.埃斯科巴.加维里亚比较权威的传记还没有写出来，因此我们了解的有关他早年情况的信息多半都不足为信。他于1950年出生在麦德林的一个名叫恩维加多的郊区，十六岁就辍了学，开始了时不时干点违法的小勾当。据说他一开始就同死亡沾上了边：他的第一桩生意是盗窃墓碑，把上面的铭文磨掉后再卖掉赚钱。这个故事也许是杜撰的，但却得以永久地流传下去，因为这就是那类理应属实的故事：他属于哪种人，这个故事揭示得最充分。可能性更大的是他直接参与到街头犯罪中去：行凶抢劫，偷车，同他的英雄艾尔.卡邦一样收取保护费。他从这里开始转行到绑架（这是哥伦比亚的民族行业，后来成为他的一项狂热的爱好）和可卡因上来。埃斯科巴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婪的资本家。为了钱他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1974年九月，他因为盗窃一辆雷诺车入狱，人们自此发现他当时可能不是仅仅是个小偷。他几个月后就被释放了，有关这次逮捕的所有的记录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仅有的两个证人一个被枪杀，另一个被人用铁棍打死了，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个人远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普通的恶棍。仅仅在十八个月后，他再次被警方抓住，这次是因为他身上带有39公斤的纯可卡因。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法官受到死亡威胁。公共安全部的负责人受到死亡威胁。逮捕他的两个警察被谋杀了。他们部门的头被谋杀。签署埃斯科巴逮捕令的法官被谋杀。对这次逮捕进行报道的记者八年后被谋杀。他任编辑的这家报纸被炸掉。帕布罗.埃斯科巴只不过刚刚起步而已。然而直到此时，他还是没有出现在禁药取缔机构的雷达上。总之，他们有更加紧迫的问题要处理。例如，尽管采取了行动逮捕了一些人，为什么他们对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呢？赖特回忆当时他们系统的运作方式：在第一年的时候，我的部门同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干得还不错。我们立案，这里那里逮捕人犯，组织漂亮的查获行动——我说的是查获大宗可卡因——我觉得“这真是棒极了！”接着两年后等到该审理这些案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要的犯人都已经释放了……等到案子上法庭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即便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双手捧着毒品。人们清楚的认识到哥伦比亚当局遭到腐蚀的程度是在1975年，当时禁药取缔机构跟踪调查一起数额巨大的可卡因交易，在突然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陷入了枪战之中——对方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公共安全部的同事。当年十一月，他们再次被震惊。他们从在卡利查获的一起600公斤的案子中不但发现通过这个城市的运量如此之大，而且发现像这样的查获行动竟然会在毒贩子中间产生如此强烈的愤怒：突袭之后的那个周末，光是在麦德林就有40个人被毒贩子出于报复而杀害。这些家伙赚的钱同美国的毒贩子赚的钱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赖特回忆起七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件令他大开眼界的事件：有这样一个案子，警察对麦德林的毒贩子进行窃听，他们的一个送信的带着一百万美元——或是九十几万——的现金突然跑了。窃听到的对话是这样的，“噢，哎哟！该死！”仅此而已。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起了别的。在赖特和他的同事（当时全国大约有五六个人）看来，解决办法很明显：如果要真正遏制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交易，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员。可卡因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不幸的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刚好与之相反。到1975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高中高年纪学生中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承认自己在上个月吸过大麻烟（其中百分之六的人天天吸！）这时人们清楚地发现，把钱扔进禁毒战中更本不见任何成效。就连像《消费者联合》这样的保守阵营也开始支持麻醉剂，1972年的时候该杂志发表文章说，“大麻不会离开。任何能想得到的执法计划都无法限制人们得到它。”基于这个观点之上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哥伦比亚之外的许多禁药取缔机构官员都这么认为——即大麻和可卡因无论如何都不值得人们担心。警力资源应该放在海洛因上；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小儿科”。至少北美有一个警察局长干脆不允许他的人在可卡因案子上花费时间或是资源。这东西又不危险，它又不要命。为什么要禁止它？医学界的观点似乎支持他们的看法。哈佛大学的讲师莱斯特.格瑞斯普和詹姆斯.巴卡拉（至今健在——真是一段绝妙的历史）编写了一本名叫《可卡因，一种麻醉剂及其社会进化》的教科书，书中认为“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小剂量饮用，就像弗洛伊德那样）一般不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会比易怒，紧张，失眠，药劲下去后出现的偶尔的精神压抑和疲劳更严重。从生理上看，最常见的问题是鼻炎。”直到1980年还有人引用格瑞斯普的话，大致意思是“使用可卡因一个星期不超过两到三次，就不会造成严重问题”。同样，也有人引用（其实引用错了）耶鲁大学的首席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拜克博士——他曾经编辑过弗洛伊德有关可卡因的论文——在《科学的美国人》中的话，说可卡因的危害同“薯片”差不多。后来还有人广泛地引证他的话，大致意思是说可卡因还没有鸡汤害处大，因为“你可以淹死在鸡汤里”。《花花公子》在1975年宣布说：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1969年酒精夺去了15，326个人的生命，海洛因害死了454人，可卡因一个也没有……能找到的最好的证据便是，适量使用的情况下，可卡因是一种温和的药物，同安非他明类药物的作用相似，却没有那些药带来的比较严重的副作用……过去曾经有可卡因“上瘾”的报道……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报道。“极其昂贵的快感”，《花花公子》1975年一月每个地方的医生似乎都在对可卡因表示支持。彼得.波恩医生——他接下来当上了卡特总统的白宫毒品顾问——在1974年五月响应了这种观点：可卡因……也许是目前广泛使用的非法药物中药性最温和的一种。至少将之合法化的力量同将大麻合法化的力量一样强大。它作用时间短——大约十五分钟——，不会让人在身体上上瘾，可以产生强烈的快感，因此在过去的一年里，所有的经济社会层次都越来越青睐它。——“可卡因神话”，《麻醉剂与滥用麻醉剂时事通讯》，5：5，19741975年四月，白宫成立了一个特派组，专门研究美国未来的禁毒政策。五个月后，他们把所完成的100页长的文件提交给了总统福特。这份白皮书的要旨是，禁毒花费了大量金钱，为了减少花费，合理的作法是把国家稀少的资源用在真正重要的毒品上。“不是所有的毒品都同样危险，也不是所有的毒品使用起来都具有同样的毁灭性后果”，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接下来还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给常见的毒品排了一下序，最危险的列在最上面。单子的最后是大麻，紧挨着它的是可卡因。尽管这份文件指出，自六十年代起使用可卡因的现象有大幅度上升，禁药取缔机构查获的可卡因数量也越来越大，得出的结论仍然是这种发展势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可卡因“不会让人身体上瘾”。此外，从治疗计划和调查中得到的数据普遍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广泛使用的可卡因一般不会导致诸如犯罪，吸食者被送进医院的急救室，或是死亡之类严重的社会问题。《滥用毒品白皮书》，1975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44节 乔治，卡洛斯和可卡因激增(5)这份报告得到了总统的认可，于十月份对新闻界公布。可卡因的危险程度被正式降低了。《滥用毒品白皮书》用意良好，当时写它的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可卡因没有导致任何“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它并不危险。他们错了。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是因为它太贵了，没有人能买得起足够的可卡因，可以让自己上瘾到不可自拔的地步。正如罗伯特.拜克后来所说的那样，“告诉我你最近见到哪个酒鬼是因为喝多了‘法国香槟王’才得了肝硬化的？我敢说你从来没有见过哪怕一个这样的人”。白宫人员无法预见到的是，一旦价格降了下来，可卡因会产生数量非常大的严重社会问题——同七十多年前的情况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白皮书的看法。仅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新的可卡因政策会给美国带来大麻烦，其中一个便是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我们前面见到过他。穆斯托以前就已经听说过所有这些可卡因“不会让人身体上瘾”和“产生身体上的强烈的快感”之类的东西。我对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非常了解。我写有关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的文章，告诉人们有关第一次大流行的情况。我发现没有什么作用。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甚至连本应该对此知道得很清楚的专家们也对可卡因的危险性不予理睬：读过穆斯托著作的人认为，第一次可卡因灾难是由于种族主义或彻头彻尾的愚蠢引起的。这次灾难发生在很久以前，这意味着它已经过时，因而也就不再具有警示意义。对其他人而言，他们以为现代科学已经以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使得这种毒品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威力了。现在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是？毕竟，现在已经是七十年代了。可卡因的威胁程度被降低，遏制它进入美国的努力却资金不足，人们广泛认为它不会让人上瘾，所有这些事实都意味着美国恰好在可卡因的生产即将突飞猛进的关头打开大门让它进来。由于北美和欧洲对可卡因的到来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南美洲正在进行的可卡因产业的发展状况保证了如果问题真的来了，那就必然是大问题。可卡因即将在美国占据牢固的落脚点，毒贩子们将在南美洲变成毒品军阀，人们开始因为可卡因而死去。世界依然在掉以轻心。要理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可卡因生产国的这段历史。在哥伦比亚，纺织行业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崩溃，令成千上万的体力劳动者失去了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申请到了绿卡，逃离了这个国家，加入到北美的亲戚中去。到了那儿，他们才发现自己的状况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因为体力活都承包给了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台湾人。结果整个美国的城市里都有大量哥伦比亚人失业，最出名的便是纽约和迈阿密。这些联系紧密的哥伦比亚群体有着同样的语言，熟悉所有的风俗习惯，同国内的亲戚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他们——更重要的是——都急着赚钱。他们为新兴的可卡因产业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内部环境”。哥伦比亚人一直都不太擅长在北美组织毒品销售，因为他们缺少可靠的联系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通过像乔治.容格这样的美国人来进行大麻和可卡因交易的原因。这种状况即将发生改变。由于哥伦比亚人准备好插手可卡因销售领域，所以需要更多的可卡因。要制造更多的可卡因，就必须有更多的古柯。哥伦比亚人派代表到秘鲁和玻利维亚去打点这一切。玻利维亚的情况也不太好。它是西半球仅次于海地的第二贫困的国家，陷入困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自从1952年的革命过后，玻利维亚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第一次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居住的地点。许多人举家迁移，来到了森林茂密的内陆的确，想靠农业来发家致富——毕竟这里唯一不缺的就是土地了。他们常见的目的地是拉巴斯城东边的查派尔地区。然而他们到那儿以后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像的要棘手。他们最初有很美好的赚钱计划，可以采矿，制糖，种植咖啡，但是这些计划很快就落空了：糖卖不出去，咖啡作物种不了，这个地区又缺乏销售诸如水果之类的其他产品的基础设施。唯一看起来有点希望的就是棉花了。1974年，玻利维亚农民银行将其百分之五十二的储备金都花在了棉花产业上。第二年，世界棉花市场崩溃。正如事情已经糟糕到似乎无法再糟糕的地步的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又发生了。接连几场旱灾毁掉了所有的玉米作物。接着锡市场也崩溃了，剩下27，000名工人无工可做。但移民还是不断到来。在农村移民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查派尔的人口仅仅十年就翻了四番。查派尔唯一长得不错的作物就是古柯了。贫瘠得无法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却能长出古柯来，它几乎不需要什么农业技术，即便在看起来最不合适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而且一年能收获四次。当大批富有的哥伦比亚人来到这儿，提出要购买多得人们种都种不完的古柯的时候，傻瓜也知道这个地区未来会依靠什么。从1978年到1988年，单是查派尔的可卡因产量就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五。查派尔附近的地区——圣塔克鲁斯和贝尼——是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牛肉生产中心。控制这些地区的是几个极其富有的庄园主，他们的家族拥有大片大片的土地。这些人有大规模种植商业古柯的那种设施和组织能力，而且拥有大块偏僻的土地。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修建有飞机跑道。现在，多亏了最近的移民潮，他们又拥有了成吨的劳动力。因此，当哥伦比亚“商人”来到这儿要大批购买古柯的时候，他们也做准备好了一切。与此同时，秘鲁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秘鲁的大城市面临着可怕的人口过于拥挤的问题，因而在六十年代中期，费尔南多—贝朗德.泰瑞发起了一场大规模促进农村发展的计划。胡安纳克和圣马汀之间的大片土地被视为是适合居住的地方，秘鲁的内陆地区变成了可以自由发展的地方。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由此产生，就连丛林中也开辟出了条条道路。既然道路已经畅通，成千上万的秘鲁人便迁移到了“新前沿地带”。这些迁移者的遭遇并不比他们的玻利维亚同行好。由于大部分的移民并不是熟练的农夫，当地又没有其他的行业可以从事，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人们开始挨饿。到七十年代早期的时候，人们发现这项实验显然行不通，于是便放弃了，留下数以万计的农民被困在荒野之中。他们也遇到了寻找古柯的哥伦比亚人。既然古柯是唯一能在像胡安诺科山谷这样的地方的贫瘠的土壤上比较容易生长的东西，那么他们的提议似乎合情合理。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意味着哥伦比亚人很快就可以生产出无数的可卡因来。他们现在下决心要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业务。既然已经设法取得了对可卡因生产和运输的控制权，他们决定夺取在美国销售可卡因这一利润丰厚的领域。一旦他们树立起一些信心之后，便开始用残酷的野蛮行径来对付古巴人——而且开始针对彼此。人人都注意到的第一点是暴力。哥伦比亚人在美国大陆为争夺地盘展开了恶战，一般是在佛罗里达，很多场景让人不由回忆起二十年代的芝加哥。（佛罗里达这个阳光之州是稳固地建立可卡因交易基地的完美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拉丁美洲人，所以人人都讲西班牙语；这儿是美国距离哥伦比亚最近的地方；这儿的海岸线长度超过12，900公里，警察根本不可能控制。）最出名的一个事件发生在1979年七月迈阿密，当时一辆白色的装甲车停在了戴德兰的一个购物区外面。“快乐时光完全派对供货”，车身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几个哥伦比亚人走了出来，跟在他们的目标，一个名叫吉莫奈兹.帕尼索的暴徒后面，走进了一家持有特许经营外卖酒执照的“王冠酒馆”，拿着冲锋枪对着他开火了。一百发子弹大多数都打在了帕尼索和他的保镖身上，这些枪手跑了出去，到了停车场又用自动枪对着购物中心扫射了一通。许多路人都受了伤；不用说，帕尼索和他的保镖都死掉了。警方后来发现了那辆车（媒体称之为“战车”），以及一堆防弹衣和袭击时使用的全部的十一支枪械。负责给帕尼索和保镖验尸的医生说他们给打得像“瑞士奶酪”一样。后来发现，这起袭击背后的主使正是格丽赛达.布兰克。哥伦比亚人非常擅长彼此之间——同时对任何当时不幸挡了他们道的人——使用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禁药取缔机构对这种暴力升级大感惊愕。约翰.考勒曼回忆说：海洛因交易时代的暴力程度从来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如果要杀人，也是集体杀人——从某种方式看来，也是他们的行业规定所许可的合理的作法。这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也从来不针对家庭成员。如果拉克.鲁西阿诺不喜欢卡罗.盖比诺，他不会去杀害盖比诺的妻子、母亲或是孩子。他会追杀卡罗，如果找不到他，那就不去管他好了。这就是那时的犯罪活动的方式，可是，忽地一下子，这种全新的各式各样的残忍的暴力行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这样事情发生在一个每年枪支导致的暴力事件都高于别国的国家，但是有些层次的暴力事件绝对是无法控制的。很快，统计数字开始揭示这种流血事件的程度。当美国联邦调查局把美国的城市按照犯罪活动发生的频率进行排序的时候，前十名的城市中有三个都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劳德戴尔堡和西棕榈海滩。迈阿密是这个国家的第四十一大城市，在美国的谋杀案民意调查中却不断名列榜首，比纽约的谋杀案多出两倍——纽约人口是迈阿密人口的二十倍。从1979年到1981年，谋杀发案率翻了一番。很快，到处都出现了尸体。当局建立了一支特种部队“红酒”，专门对付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但是他们打的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仗：这里有这么多的尸体——引自当局对此的评论——有一次戴德郡（迈阿密所在的地区）不得不租用冷冻车来拉多余的尸体。后来发现，所有这些尸体中有四分之一是用冲锋枪打死的。到了1980年，据估计每天夜晚都有八十架飞机往佛罗里达的陆地上空投毒品，人们广泛认为，这个州最大的单项收入来源就是贩毒。光是从大麻上赚的钱就比旅游业要多的多。由于没收了太多的大麻，结果当局不再放入焚化炉烧毁，而是将之交给佛罗里达电力与照明公司，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炉子里烧了发电。据估计，仅仅1978年一年进入佛罗里达的可卡因价值就高达七十亿美元。不仅仅只有迈阿密的犯罪统计数据开始翻跟头。随着非法现金的大量涌入，佛罗里达州的金融状况开始紊乱：1979年，迈阿密联邦储备银行报告说其现金神秘地出现五十五亿美元的盈余——比美国其他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的盈余总和还多。迈阿密的州立银行本来是为人口低于350，000的城市提供资金服务的，现在也开始为其他十二家联邦银行供应现金。人们很快清楚地认识到所有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毒贩子和他们的助手带着装满现金的箱子，运动包，甚至推着超市的小推车，定期到银行来存款。当这一点被看穿，当局开始援引“银行保密法”（要求银行对每一笔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存款实行上报）的时候，一个新行业诞生了。毒贩子们雇用跑腿的往来奔波于迈阿密的各家银行之间不断存款，每一笔都比一万美元少一点。有时候禁药取缔机构成员会跟踪他们——结果发现他们像送旅游团一样坐着班车从一家银行跑到另一家银行，每到一站，他们就肩上背着装满现金的包排着队一个个下车，然后又上车前往下一站。他们的外表看起来非常滑稽，永远都在排队下车或是排队进银行，结果禁药取缔机构用卡通人物的名字给他们起了个外号：蓝精灵。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45节 乔治，卡洛斯和可卡因激增(6)当然，这些钱一旦进了银行，就必须被转移并洗干净，然后才能回到哥伦比亚去。最简单的洗钱办法就是投资房地产业。结果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一位经济学家估计说，在所有价值超过300，000美元的房地产中，有百分之四十属于海外公司所有，如果他们把资金撤出的话，会导致房地产业的萧条。所有这些活动带来的后果是，整个美国的可卡因供应急遽上升。整个七十年代晚期，可卡因遍布整个美国大陆，结果一次全国性的家庭调查表明，1974年有五百四十万美国人尝试过可卡因，到1982年这个数字就提高到近两千两百万人。由于可卡因在佛罗里达之外的地方价格依旧贵得离谱，它变成了良好地位的象征：如果你使用可卡因，那么你就很富有，而在美国，如果你很富有，那么你就是“大人物”。正如保罗.古丁博格不加渲染地陈述的那样，“可卡因进入了主流。可卡因同七十年代的迪斯科文化之间的关系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不管怎么说，要是没有可卡因，没有谁会随着这样的音乐跳舞，更不要说听它了”。不管什么迪斯科不迪斯科，可卡因确确实实回来了。除了它的香槟形象之外，可卡因还有一个补充形象：人们仍然认为它根本没有危险。《时代》杂志在1981年刊登了一个有关可卡因封面故事，画着一个装满可卡因的鸡尾酒杯，上面写着：“全体美国人的毒品”。后来这家杂志因为这个标题受到嘲笑，但是它的确说明了一个问题——可卡因产生的作用同美国这种行动迅速的大都市社会所欣赏的东西一模一样：速度快，精力充沛和充满自信。蓬勃发展的雅皮一代素以不“做午餐”而闻名，他们需要一点东西来维持这个习惯，而可卡因则是有太多的钱可以花在自己身上的有钱的城市一族所需要的完美毒品。整个美国的随身用品商店和邮购服务的可卡因用具都卖得红红火火：镀金的刮胡刀片，金吸管，做成项链或是掉坠儿的金可卡因勺（麦当劳曾经一度停止发放塑料的咖啡勺，因为它们常常被用来测量可卡因的重量）。女人们说到要去“补妆”的时候不由眉飞色舞，“补妆室”也具有了全新的含义。198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约翰.卡尔森嘲弄说，大部分的奥斯卡奖都要归功于哥伦比亚，而不是“摄影棚——是那个国家！”自从伍迪.艾伦在1977年的影片“安妮.霍尔”中用鼻子吸食可卡因后，可卡因就没有享受过像这样的欢呼。到了198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拍到约翰.德劳瑞恩收到20公斤的可卡因，并且把货高高举起说这“比金子还贵重”。美国大众一点也不怀疑这东西有多么令人渴望。但是美国的大众迄今还没有见过什么真东西。佛罗里达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传到了华盛顿之后，政府的看门狗开始对此加以关注。显然要对此采取措施。1980年的春季，参议院委员做好了计划，语无伦次地指出：暴力和腐败是有组织的毒品走私犯罪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夺去了千千万万美国人和外国官员和国内公民的生命，大大削弱了政府在控制毒品方面所做的努力，威胁到全体政府，其危害已经威胁到友邦，尤其是西半球的安宁和稳定。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伤害。——总统咨询委员会：“美国的毒品上瘾状况”，1980宣布毒品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将禁毒战斗大大升级，而这种升级和战斗的失败同样都起到最终决定这场战斗的性质的作用。1981年元月罗纳德.里根上台后，白宫全力以赴打响了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禁毒之战——的第一枪。虽然尼克松时代就已经提出过打禁毒“战争”的观点（他在1972年宣布对海洛因打“总体战”），但联邦政府在禁止麻醉品方面所做的努力真正看起来像是一场战争，还是在里根和布什上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