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坏脾气-张鸣-4

事情过去了将近70年，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大变了，但是惟独日本有那么一些人却依旧是老样子。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的作者）说日本人的特性之一是特别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其实这不算是日本人的什么独特之处。大概但凡是人，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不说或者当面不说自家的短处、坏事和糗事。东方人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对此更在意一点，西方所谓比较注意面子而已。可是，自甲午（1894年）以来的日本，实际上是在不停顿地干坏事，却又不停地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方式不许被加害者说他们，这里已经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超级的强横霸道了。因为强盗抢劫杀人之后，一般不会在意被害亲属的抨击和叫骂，更不会出面制止这种苦主的可怜举动，但是当年的日本却能做出来。自甲午以来，每当中国局势稍有好转，日本就会有点动作。辛亥革命后好容易政局稳定了，人家出来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让袁世凯政权失去合法性；国民党政权取代北洋政府，好容易进入清亡后第二个稳定期，人家来了个“九·一八事变”，让亡国的危险始终压在本该大规模建设的国民政府头上，占了东北还不够，再占热河，再侵绥远和冀东，进而整个华北，害得平津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欺负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还不许人家叫，一叫他们就抗议，就要“惩戒”。按他们的逻辑，他们在中国干的所有坏事，杀人放火抢东西占土地，都是中国人反日遭到的“惩戒”，属于他们的“自卫行动”。　　日本战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种超级强盗逻辑其实并没有真的在日本消失。只是现在没有条件像当年那样为所欲为了，只好把过去做过的所有坏事全不认账，不仅自己不认账，也不许受害人声张，否则就是反日教育，反日宣传。　　当然，造成日本右翼有如此底气，张扬这种逻辑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毕竟很长时间以来，日本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西方（泛意的）国家，有着那么多的低息贷款和技术转让。只是，日本人也许没有想过，虽然借了钱，帮了忙，但在历史责任问题上遮遮掩掩，半吞半吐，硬是对灭绝人性的化学战、细菌战等战争伤害置之不理，对慰安妇、强制劳工问题视而不见，拒绝道歉，拒绝赔偿。如此作为，无论借出多少钱，恐怕也难以让昔日的受害国老百姓对他们心存感激。　　也许，有人会说，在日本持这种逻辑的，只是少数的右翼。不错，在靖国神社穿着“皇军”的军装，扛着三八枪游行的，开了放着最大音量喇叭的宣传车穿行街市的，在国会接二连三“失言”的国会议员，是少数的右翼分子。不过，沉默的大多数却对这种张扬的右翼言论和行为，表现出了太多的容忍甚至欣赏，以至于政客为了选票的缘故，时常要“失言”和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点在邻居伤口上撒盐的事情。其实，在近代日本崛起的大多数时间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都是少数，只是少数的能量却日见其大，最后挟持了沉默的多数，使他们最终也变得疯狂起来。条件是，只要多数对少数的狂热缺乏足够的警觉，甚至在境遇欠佳的时候还对此表示某种程度的欣赏。　　只是，世界毕竟已经变了，即使是一肚皮强盗逻辑，想要再次挟持大多数也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情势了。日本右翼张狂的结果，其实最终伤害的还是日本自己，使其通往正常国家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　警惕“儿戏战争观”的重现　　早听说电影《小兵张嘎》改编成电视剧了，只是鄙人一向对所谓的“名著”改编印象不好，所以并没有注意。这几天看书看累了，打开电视，手里拿着遥控板，一通胡摁，居然瞥见此剧正在“热播”，忍不住多看了一会儿。发现原来在那里，战争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儿童游戏，比当年的“嘎子”更进了一层：嘎子和胖墩们，出入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就跟到他们二姨家串门一样，连票都不用买。　　出于宣传革命英雄主义的需要，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电影战争题材占了绝大部分；而战争片无论拍得好坏，调子都差不多相近，无论是歼灭战的大场面，还是游击战的冷枪冷炮，敌人总是一片片地倒下，我军纵然死上一个也难。其效果，在小孩子看来是这样的：打仗好玩。文革时期享有豁免权，得以跟八个样板戏一起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特别典型，而文革时期遭到禁映的《小兵张嘎》也是如此，虽然此剧老少咸宜，尤其受小观众的喜爱（本人就是其中一个）。那年月，由于受这种战争片的影响，跟我上下岁数的少年们，对于战争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和喜爱。1969年“珍宝岛事件”期间，我们自觉自愿，没黑没夜地挖地道，只是我们那里地下水位太高，地道没等挖完就被淹掉了，怎么也找不到《地道战》的感觉。大一点的孩子们还设法做土制火药枪，甚至比着《地雷战》的样子做地雷（最后被老师制止）。大家只有一个念头，盼望着仗快点打起来，打得越大越好。　　盼望打仗，当然是希图通过战争当英雄。虽然大人也告诉过要战斗就会有牺牲，但潜意识里都觉得英雄挺好当的，无论敌人武器怎样精良，人数如何众多，但都可以被几个毛孩子捉弄得团团转，一个一个地被干掉。无论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只是革命的好人（包括红孩子）的武器运输队，和供他们戏耍而且可以随便杀掉的狗熊。　　中国的孩子真是有幸，在全世界（包括前苏联）都在反思战争的残酷性的时候，而我们的电影却硬是给孩子的心灵中留下了战争好玩的强烈刺激，以至于天天盼着战争的早日到来。当年中苏战争没有爆发，在今天看来算是万幸，可是在那时的我们看来却是万分的遗憾。不过，比我们年纪大一些、同样受过这类电影熏陶的哥哥姐姐辈，似乎比我们更有幸，他们中的不少人居然赶上了真刀真枪地操练电影里教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中武斗能够那么迅速地从棒子、扎枪升级到枪炮甚至坦克，而且全面演练攻坚战、游击战、麻雀战，这一切跟我们强烈的宣传甚至教学目的的战争片不无关系。只是，这些招数没有机会在“帝修反”身上施展，全用在了“本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毛泽东语）的自己人头上。　　将原本残酷、血腥的战争变成好玩的儿童游戏，不仅曲解了战争，而且潜移默化地教会了孩子血腥的习性。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了，那一代认真操练过战争游戏的人们，也许已经意识到战争并不怎么好玩。开放以后的大人孩子也看过了《野战排》《最漫长的一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真实地反映战争残酷的片子，但是，长期隐藏在人们心里的嗜血因子其实并没有真的消除。我们看到网上和生活中，一谈到跟某些大国的关系，动辄冒出来“打”、“杀”、“剁”、“灭掉”这样的豪言壮语。台湾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龙应台（注意：人家是女性），仅仅因为写了一篇让某些人感到不快的文章，就招来若干网友要杀她全家的威胁。看到这些东西，真不知道我们是否滑进了时间隧道，掉到了猎人头的野蛮时代。　　电视剧《小兵张嘎》在暑假热播，想必是在打正在放假的孩子们的主意，以提高收视率。我相信，肯定有孩子像当年的我一样，喜欢这种战争游戏，进而喜欢战争。但是我还是认为，让孩子讨厌战争、远离战争可能更好。当战争真的来临的时候，孩子们更可能地是做了真正的炮灰（被炮弹炸成了灰），而拿起武器卷入战争的孩子，如果不是不得已的话，一般都是无法言说的悲剧。当我们看到在电视镜头中，那些拿着武器相互开火如同游戏一样的非洲孩子时，难道有谁会赞美他们的英雄主义？　　当年，我正沉迷于渴望战争的幻想的时候，有位老人告诉我一句话：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我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仅因为我天性愚钝，实在是当年的电影《小兵张嘎》太迷人了（当年的小嘎子，演技绝对比现在的高一大截）。正因为这样，《小兵张嘎》还是歇歇吧，无论它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三十六计”海洛因　　中国有半个多世纪没有正经八百地打过仗了，但兵法却异乎寻常地热，只是那些侃兵法和听人侃兵法的人们，基本上与战争无关，只是想着在商场或者官场上一施拳脚。但是奇怪的是，在这轮兵法热中，正经的古代兵法典籍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在历史上可以称之为兵法经典的《武经七书》中，只有《孙子兵法》还能被人们提及，反倒是那个民国时期才见天日的地摊货《三十六计》，火得一塌糊涂。实际上，人们在说《孙子兵法》的时候，不过在给《三十六计》作陪衬，有些人甚至干脆认为《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一回事，讲《孙子兵法》必须讲《三十六计》。　　严格来说，《三十六计》不能算是兵法，这个小册子1941年才在陕西县的一个地摊上露面，作者与年代均不详，据专家考证，很可能是民国早期或者晚清的产物。需要说明的是，此书自问世以来，没有对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最小规模的宗族械斗产生过影响。自明末以来，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有照着《三国演义》和《水浒》打仗的，但在他们那里从来没有《三十六计》的位置，更不用说那些官军的儒将们。三十六计的语源出于“三十六策”，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南朝名将王敬则讥讽南齐末帝东昏侯：“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后来民间逐渐流传“三十六计，走为上”的俗语。实际上，这里的“三十六”，是中国阴阳学说里的太阴数，属于民间常用的数字，王敬则不过顺口一说，并非真的有三十六计或者策。有好事者将之铺衍成篇，每计以成语冠名，配上杂凑的解说词，然后再嵌上《易经》卦词，弄得很神秘，怎么看都像是文人的游戏笔墨。　　当然，如果仅仅是笔墨游戏，那么大家看了喜欢，哈哈一笑，倒也无妨。可是《三十六计》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充斥全篇的阴谋气息。三十六计篇名，不仅有围魏救赵、暗渡陈仓、远交近攻、假途伐虢这样跟古代战争有关的成语，而且有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之类绝对贬义的词语，还有美人计、连环计这样下作的诡计。人们在追求谋略的时候，似乎所要学的就是无所顾忌的“坏招”，而《三十六计》恰是这种坏招和诡道的赤裸裸的集大成者，在展示阴谋诡计的时候，一点掩饰都没有。诚然，“兵者，诡道也。”但这个诡道主要是指技术的层面。宏观的军事理论，从来都是要讲“道”的，得人心者与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无所顾忌地一味使坏，将诡计诈术进行到底，可能会有一时的效果，但真正的赢家却往往不是这种面目，他们的谋略库里，一般都有些别的东西。而在基本上不存在肉体消灭的所谓商战中，总是瞄着置人死地的损招坏招，更是不能轻用。用诡计经商，除了逞一时之快、得一时之利之外，最后祸害的是施用者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十六计》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充斥了诱惑力的毒品，一旦陷进去以后，就只能靠戕害自身来打发时光，虽然有暂时的兴奋，但终归是摸着小鬼鼻子度日，离死不远。　　首先，商场和官场上的“战争”，是一种共处状态的所谓战争，事实上谁也消灭不了谁，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都必须跟别人分享这个世界。从前有人曾经幻想，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死光，只剩下一个漂亮姑娘和一个卖大饼的。但如果卖大饼的存在，后面还得有磨面的，磨面的后面还得有种麦子的，以此类推，最后还要演化出一个很多人共存的世界。如果跟每一个对手的博弈都是零和格局，一个全得，一个全失，将对手剥得干干净净，而你捞得满盆满罐，那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沦为孤家寡人，在商场上没有人敢跟你做生意，在官场你将成为众矢之的。所以，现实是，你活别人也要活，大狗叫，小狗也要叫，高明的竞争者，都明白要给对手留有余地，让你的对手也有利可图。你的赢，只是比对手多占了一点先机或者便宜。商场上总是要保有更多的长久的客户，交更多的生意上的朋友，行诡诈之术，一锤子买卖，只有那些混不下去了、或者安心坑人的人才干的，这种事情，连真正成熟的黑道中人都不屑于为。对于正经的商家而言，诡计诈术如同诸葛亮的空城计，实在万不得已，偶一为之也许勉强可以，用多了，不仅诚信全失，而且容易让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源消失殆尽。事实上，历史证明，一个热衷于诡道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其次，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别人的智商都特别地低，这是一种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喜欢犯的毛病，一犯就身轻如燕，自许甚高。可惜，事实恰恰相反，即使对于那些比较聪明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你聪明，别人也不笨，你能使诈，别人也能。你能用的东西，别人照样可以请君入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往往沾沾自喜玩了别人一道的时候，很可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玩了人，人家报复起来很可能更加疯狂。更可虑者，如果专业就是骗人也就罢了，如果不是，可以骗一次两次，总是骗，人家就把你归到骗子一类了。西方有言道：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在一个信息日益发达的世界，随着我们国家跟世界的接轨，商业信息逐渐公开透明，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骗一个地方坑一个地方的“商家”，日子将越来越不好过。同样，在官场上，如果以金、色相贿，上司没有道理不欢喜，但如果玩了空城计、美人计、苦肉计，比如把上司送上美人的床然后用针孔摄像机录像，即使一时得计，日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即使没有这么黑，如果老爱玩些拉拉打打、远交近攻、借刀杀人的把戏，一旦名声出来了，估计上级领导也不会喜欢，因为他也担心说不定哪天被你玩了。　　最后，诡道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游戏规则。如果任凭阴谋诡计横行，那么最可怕的是毒化了整个社会的空气。轻则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十分费力，成本奇高；见了美女就担心美人计，碰到交易，就担心空城计（空手套白狼），人家哭，说是苦肉计，人家笑，说是笑里藏刀；你算计人，人算计你，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重则导致社会变成狼的世界，人吃人，从骗与诈变成明火执仗的抢与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富的和穷的，将一同进入艰难时刻，谁也没有好日子过。在192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横行，穷人强者沦为匪盗，弱者填了沟壑，而那些有钱的华侨们，则把自己的住宅盖成钢筋水泥、钢窗铁门的碉楼，住在里面跟蹲监狱一般，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有钱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广东的开平，碉楼还在，有心者可以一观）　　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转型时期，旧的规则已经瓦解，新的规则还没有最终形成。游戏规则的混乱，裁判下场踢球，侥幸者有了太多的侥幸，引得人们向往着新的侥幸。但是，混乱必须终止，转型不能拖久，否则，已经富的将要变穷，穷的也无法变富，前景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赤贫。所以，已经侥幸的，不要再希图侥幸；没有侥幸的，也不要幻想侥幸。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在规矩的社会里，人们才都有希望，太平世界才是大家过好日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必把财产弄出国境，不需要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落到头上的无妄之灾；发财的路虽然可能没有什么捷径，但获得的财富绝对是踏实的，有一分便是一分。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何必把眼睛只盯在区区诡计上，说到底，诡计不过是些小把戏、小聪明。要想学点祖先的智慧，我们有兵家的庙算、奇正之变，儒家的留有余地、中庸之道，道家的以柔克刚、有为有弗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有人说，中国传统的东西往往有成瘾性，好的东西如此，坏的东西也如此。诡道之学就是一个，这是一种真正可以倾人身家的海洛因。　站在地上看世界　　大学的时候上农学课，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国度了，因为积温高，我们在黑龙江依然能种水稻，而同纬度的欧洲，则只能长燕麦。后来，改行弄文，知道了中国人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善于种地，也最乐于种地的族群。走到哪里，无论气候如何，哪怕是在沙漠和北极，也会尝试着撒把种子，看能不能长出来点什么。　　会种地的民族对土地自然十分看重，对地的边界早就有清晰的意识，开始是你部落的我部落的，然后就是你家的我家的，过了界就会起纠纷、闹械斗。不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赶着牛羊一走就是几千里，哪儿合适哪儿安家，土地的界限从来不很清楚。在中世纪，有了边界意味生产力高，出产的财富多，但有了边界就容易把自己圈在里面，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动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时很诧异（比如那个写了《真正的中国佬》的何天爵），中国怎么会有连近在咫尺的县城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的农民？确实，这样的人还真不少，除了他们家那一亩三分地，活一辈子，顶多去周边村子赶赶集。不愿意动弹说明对自己乡土的固执加依恋，其实出去的人，也同样对自己的乡土恋恋不舍，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去的地方有多么花团锦绣，说起来还是自己的家乡好，哪怕家乡是块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小时候，长在北大荒，周围都是山东逃荒来的移民，这些人说老家时感觉那个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来到这个蛮荒之地。这种情绪甚至传了代，害得我那些没有三块豆腐高的同学，也张口闭口老家长老家短的。　　就像“家”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价值归依一样，乡土实际上是一种强固的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造就了一方的生活习惯、人际联系、话语结构和风土人情。用社会人类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脱离身属的文化模式独立地生活。不过，模式也有强弱差异，有的人对原有的模式依赖性强，有的则弱一点。一般来说，类似于中国人这样从土里刨食的民族，对原来的文化模式依赖感都要浓重一点。而传统的中国人由于拥有融在乡土里的儒家伦理和相应的宗法结构，所以，只要在传统氛围的乡土里生活过，其由乡土所代表的文化模式恐怕一生一世都难以完全摆脱。　　体现乡土的最大特征是乡音，或者说方言。结成地缘圈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音的联系。在很多场合下，只要比较地道地学会某种方言，就可以成功地混同于那个方言代表的乡土共同体，至少可以做到不被人家排斥。共同的方言背后是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所以人们才会对自己的乡音感到亲切，对别的方言感到别扭。方言是地缘圈子的触媒，也是形成械斗的原因（过去，人们管这种族群之间的打群架叫“分声械斗”）。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上海在成长为现代大都市的过程中，上海的工人、市民、吃白相饭的，甚至妓女、乞丐，都大体上按着籍贯扎堆。广州的老板雇佣广东的工人，宁波的老板用宁波人，无锡的老板用无锡人。江北来的难民没有人用，只好去做苦力，干那些又苦又累，工钱又少的活计。没有老板罩着，他们有把头和那摩温（洋泾滨英语，number one的意思，一般指工头），一个把头或者工头手下，基本上都是自己本乡本土的人。同为江浙（江南部分）人，由于声气相近，不同地方的工人或者还可以合作，但跟“江北佬”之间，则情同水火，根本弄不到一块去。　　做工人如此，去当兵自然也不例外。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的新式军队爱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招来招去，自然形成了一个单位的军队只要跟长官同乡人的惯例。一个连如此，一个营如此，到后来，一个军阀集团也如此。北方军阀同声（语言相近）的范围较大，因此集团的规模大一些，而南方十里不同声，于是谁也做不大，倒是一个个镇守使（地区）甚至县级的小军阀满地都是。说他们是封建军阀，至少在地缘圈子这个角度，并不冤枉。甚至某些非常现代化的兵种，比如海军，这种地缘集团的面貌也相当明显。一般非福建人在海军是难以立足的，而海军的福建人中，又分为闽南、闽北、闽西等具体的地缘圈。　　这种状况，即使在外面的人看来已经很现代了的今日中国，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军队的士兵，虽然年龄都不大，但在他们中间，各种地缘小圈子依然是军中最主要的隐性团体。老乡之间的联系，明显是军中人际关系的最主要纽带。河南兵、山东兵、四川兵、东北兵的分野，虽然不至于壁垒森严，但还是很有讲究的。在同一省区的士兵中，往往流传着其他省份士兵的“经典笑话”（当然他们也有别人家给他们的笑话）。这种笑话，其潜在的功能是强化了老乡的认同感与地域优越感，使小圈子不那么容易被打破。出来打工的农民，基本上是按照地缘圈子分布的，往往是出于某种机缘，沿海某城市的某工厂有了一位内地来的农民工，然后同一个地方的其他农民就会沿着他的路线出来，在这个城市形成一个地缘小圈子。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走出来的，走出来之后，往往形成新的地缘圈子，而那个最早吃螃蟹的人，自然会成为圈子的领袖（当然也是有可能换的）。农民工如此，妓女和乞丐也是一样。跟他们的先辈类似，这些地缘圈子之间，也掺杂着类似黑社会的帮派。这些帮派跟当年的青红帮稍有不同，不是跨地域的大团体，也是按地域组合的。那些进城做各种装修活的有技术的农民，其地缘感更强，他们往往依照小范围的地缘圈子，形成一个个包工队（基本上是同村或者相邻村庄的人），以包工头为中心，跟装修公司合作，承揽业务。跟当年的上海工人的把头一样，他们是工人的剥削者，与公司合作对付工人，同时也是工人的保护人和经纪人，有的包工头甚至为手下的工人租好房子，集中居住，并为工人的福利操心。　　很明显，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波，并没有斩断中国人传统文化模式的纽带，甚至因为现代化的缘故，走出乡土的农民之间的文化联系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强。应该说，从乡居到城居，从分散到集体，从种地到做工或者当兵，这些走出乡野的农民的生活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原来生活情景中的某些要素却被移植复制了，不仅被移植复制，而且得到了强化。这些要素构成了新的地缘圈子的强固纽带，原来漫不经心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情景，在换了场景之后，变成了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从前平平常常的家乡情景，经过同在异地的同乡们共谋，也化为了格外美好的人间天堂。人们就是通过这种对往昔熟悉情景的回忆、编织和建构，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乡土联系变成了第一要素，而对于共同生活更为重要的东西，诸如品质、性格等因素则退到了次要甚至不足道的地方。　　显然，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陌生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压力。为了更好地抵御这种压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们只能利用他们所熟悉的资源，甚至格外地开发这种资源，结成新的权力主义的等级结构，将信任和忠诚无条件地交给这个结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付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生存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按地缘结成小圈子，是对乡土生活的畸形复制。人们在原来的乡土环境中生活的时候，由于跟外乡人接触不多，所以一般谈不上对外乡人的排斥。然而，到了异地他乡之后，对外乡人生活习惯的看不上甚至鄙视，则成为小圈子日常的话题，而某个或者某些外乡人的出格之举，在经过放大之后，再上升为某种抽象的特质，往往成为小圈子话语中那个地方人的共同特征。这种对外人的排斥，无疑强化了人们对小圈子的依附，使小圈子更容易维持。虽然有其功能性的必然，但也难免给人形成印象，认为国人具有小圈子感过强、难以信任合作的所谓国民性。事实上，在这一点上，那些走出农村多少代，已经完完全全变成城市人的人们，也未能免俗。结成宗派，几乎成为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回避的生存发展之道，也是自毁之道。　　正如阶级观念是一种思考的维度一样，乡土也是考察社会和历史的一种视角。我们今天考察农民工的时候，几乎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地缘的线索和地缘的角度。同样，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基于地缘的群体冲突，其意义并不比阶级斗争差。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强调阶级冲突的时候，往往遮蔽了在这冲突之下原有的地缘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同样会使历史的真相昏暗不清。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一般公认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察，就会发现，洪秀全和冯云山们创立的拜上帝会（教）在广西紫荆山区立足发展，其实离不开两广地区土客籍冲突斗争的大环境。洪秀全他们是客家人，因此他们创立的教，也只能在两广客家人中找到拥护者，而紫荆山区恰是一个客家人的集中积聚地。拜上帝会（教）的到来，为此地一直受到土籍人压迫的客家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组织工具。而正是在与土籍人的争斗中，拜上帝会（教）逐渐武装化。同时，由于占据优势资源的土籍人一向比较容易得到官府的支持，而且由于土籍的干预，使得拜上帝会与官府和解的可能完全消解，双方的猜忌越积越深，所以，拜上帝会（教）与土籍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他们与官府的冲突，直至演变成反抗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这也是为什么连石达开、韦昌辉这样富有的客籍乡绅也被卷进了起义之中的缘故。　　同理，阶级的分野，有时在现代都市的市民和工人中，也是暧昧不清的。如果非要强行划出敌我分明的一条线来，实际上势必存在许多的误划。在建国之后，扫荡地缘封建关系，将把头和工头归为反动阵营，出于治理的需要，而且有强大的政权做靠山，当然并无不可。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搞工人运动的时候，如果如此地“六亲不认”，那么代价很可能是整个运动的窒息。事实上，在工人运动一度红火的时候，中共工运的领导人，不仅利用了非技术、半技术工人的乡土关系动员了工头的力量，而且主要负责人还加入“封建”帮会，借助帮会的力量开展工作。　　中国人的阶级意识如果存在的话，肯定要晚于乡土意识。按西方的经验，比如资格最老的英国工人，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两个因素，一是超越原来乡土的共同的生活娱乐形式的出现；一是跨行业的共同罢工斗争的胜利，即运动的发生。于前者，是基于足球这种不登大雅之堂、却又适合大众集体狂欢的体育运动形式的出现，足球运动的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的黏合剂；于后者，意味着至少需要大规模的罢工的成功，才能使处于这个阶层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行动的必要。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乡土意识，进入都市的人们，实现对乡土的超越，把阶级意识放在首位，恐怕需要的时间更长，条件更苛刻。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虑农民工突破乡土的藩篱问题，恐怕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乌托邦式的玄想。　　任何人在多数时间里，都是站在地上观察这个世界的。可是，不幸的是，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空气一样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们往往忘记了，脚的着落处，才是我们行动和观察的最原初的依据。　农民“失语症”的病史考察　　现今，中国农民的失语，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各种超额摊派来了，他们说不出话；贪污腐败来了，他们说不出话；治安环境恶化，他们说不出话；农村道德水准下降，他们说不出话；卖血被传上了爱滋病，被鸡头拐去了女儿，还是说不出话。被人在权钱交易的合谋下谋去了责任田并且拆掉了房子，总该说话了吧？依然没有，世界上只是多了几个自杀身亡的农民。城市收容制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农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大学生身份的孙志刚出事，恐怕还是废除不了。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农民从来都是需要别人来代他们说话的，所以，现在也谈不上是失语。这种说法虽说由来已久，但其实多少有点似是而非。自古以来，固然农民一直希望别人，特别是有力者为他们说话，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就不能说话，尤其是在太平年景，在他们自己的活动半径内。在传统的时代，农民一直都是有话语权的，虽然并不充分。当然，农民的话语权是分梯度的，农民中的精英，乡村能人和乡村知识分子，说话的声音最大；边缘的精英，诸如教门领袖、帮会小头目，等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说话声音也相当的响；一般的殷实农户，只要不是特别内向，也有声音。只有贫弱的边缘群体才总是需要别人“代表”，或者是让正常的精英代表，或者是让边缘精英代表，或者让外面的别的什么人来代表。　　在我们某些学者的习惯里，总是倾向于只把老实巴交、仅知道埋头种地的人当成农民，而将其他的农村人口都归为别的类别。说乡绅的时候，把穷秀才也归了进去，归进去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别忘了这些穷秀才，其实也是农民，至少农民的属性比较重一些。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与分类，显然不能那么严格，跟我们古代的学科分类一样，多少有点混沌的意味，具体到某群人，往往具有多种面目。至少，农村里的穷秀才和识文断字并进过考场的童生们（这些人的数量相当多），比如像洪秀全、冯云山这样的人，绝对是有话语权的。　　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的教育、文化、习俗以及生活环境是浑然一体的。大体上，农民农业生产以外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校教育（私塾、乡塾等），一是戏曲熏陶。私塾教育不仅给了农民识字的能力，还教会了农民礼仪，使得农民的婚丧嫁娶有了张罗和喊礼的人，更重要的是给了农民说事的道理。这种道理经过戏曲里忠臣义士、义夫节妇形象的催化，使农民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忠不孝，什么叫做不仁不义，什么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用这些道理来衡量。农民之所以总是倾向于请乡绅来调解纠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乡绅更加知书达礼，对这些道理懂得更多，尽管这些没有做过官或者具有高级功名的乡绅、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别的什么有威望的人出来调解，用的话语也都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乡绅在行为上有失检点，严重违反了这些道理，那么他在农民中的威望也就丧失了。大狗叫，小狗也会叫，农民的嘴巴同样是不饶人的，古代的农村社会，也有公共空间，也有社会舆论，别的不说，就是妇女们的家长里短，唾沫就能把人淹了。农民的这种话语，虽然不能上达天听，影响朝廷的政策，但对乡绅却是有作用的。乡绅在乡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农民对他们的拥戴，显然，这种拥戴是跟乡里道义有密切的关系，乡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让自己的桑梓地的农民看不起。也可以说，即使没有乡绅出面，农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这种能力在平时体现为大型宗教和戏乐活动的组织，在战乱年代则表现为结堡自卫，在其中，农民的话语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的。另外，农民说的话在某些条件下，也能影响到外边的世界，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那么多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过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设置机构专门采风。民间的声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上面的政治。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来，由于新旧教育的衔接在改革中没有做好，私塾被废除之后，虽然并没有立刻退出历史舞台，但毕竟在陡然的变化中走向全面衰落，乡村文化的话语链出现了断裂。加上民国以来战乱和动荡不断，农村精英劣化，强权话语进入，传统的礼法秩序陷入混乱，农民的说话能力开始大幅度退化。尽管如此，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仍然可观。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权力真空状态下，农村不仅出现了像红枪会这样部分由边缘精英主导的民间自卫组织，也有大量传统精英领导的联庄会这样的组织，对外来侵入的势力还多少有点对话的权力。　　中国革命在农村，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后者），在农村完成了颠覆性的革命。经过革命的风暴洗礼，新中国的建立也意味着农村话语的根本性变革。革命不仅仅是老的精英（从正常到边缘的）退出历史舞台，边缘群体进入中心，而且意味着农村话语体系的转换。旧教育基本上被扫除干净（只有少数地区以扫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来），旧的宗教、祭祀、戏乐性组织也基本上被新政权组织的宣传团体和群众组织所取代，传统的礼法社会在革命的炮声中彻底崩溃。在组织起来的农民中间，人们开始学会用新的话语，掺和一点过去乡村道理的残余，来解决彼此的纠纷，处理相互的关系。“同志”的称谓，开始与“乡亲”、“老倌”以及叔婶大爷、兄弟姐妹的称呼混用；开会、发言、批评、表扬，这样的新词逐渐被农民所熟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充斥整个社会的革命话语，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公而忘私”、“斗私批修”、“大公无私”、“跟群众打成一片”等观念的频繁运用，对遏制农村干部的腐败，也的确有相当的作用。文革前在农村大规模推行的“四清运动”，尽管一度对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主要是多吃多占和生活作风问题）进行了过筛子一样的清理，但真正算得上腐败的农村干部，实如凤毛麟角那样的稀罕，查出的问题，不过是多吃了几顿饭，私分了几斤谷子，贪污了几十上百元，就已经是大蠹虫了。尽管那时的农民没有丝毫的自由，但却处在强烈的革命道德话语的氛围之中，农村干部固然可以管，甚至关、打农民，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话语，有点“四不清”的问题，那么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当大。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中国农村一下子被抛入了与新中国建立同等规模的大变革中。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城市出出进进，各种媒体的狂轰滥炸，城里的变幻景象也遮蔽了农村。农民虽然不见得都学会了城里人的时髦话，但城里流行的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去政治性和去道德性，依然左右了农民的话语。从前政治性道德性的革命话语被嘲弄和解构了，所有当年非常神圣的话语突然之间变成了笑料，农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卷入了话语转换的漩涡。人们在抛弃政治性话语束缚的同时，连附着其上的道德约束也一并扔掉。在全民向话语庸俗化的竞走中，农民兄弟的步伐其实并不慢，甚至道德的失落程度往往更大。突然之间，农民发现，当他们不再用道德话语约束自己的时候，用它来约束干部也有了几分困难。也许，人们还会操着传统的道德工具来抨击干部的腐败，但这种抨击事实上已经没有了道德的普适意义，更多的只是一种嫉妒，或者为自己讨公道求利益时的策略。人们对从前深恶痛绝的腐败丑行，不仅内心的道德谴责不如从前，而且已经丧失了语言上的批判能力。事实上，一旦抨击者自己有了权力，那么很可能比别人贪得更厉害。农民对干部的制约丧失了，而农民之间的纷争也进入原始状态，现在农村的人们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传统的道理和革命的话语都失去了作用，干部的调解也在逐步退出现场。在司法腐败没有根本好转之前，农民走向法庭其实未必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也可能是在寻租，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权钱交易。而更可悲的是，很多的人事实上选择了武力解决，极大地恶化了农村的生存空间。应该说，农村的失控和农民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因果的联系。　　农民如果在自己的生存半径之内，尚且处于失语的状态，那么，无论我们有多少良好的愿望和措施，都是不可能让他们走向自治的。他们可以为了一斤猪肉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可以像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刚刚播过的山西老夭头村的村民那样，以每张1800元的价格，卖掉自己的选票。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话语里根本没有“权利”这个概念，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投票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发现，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某些卷入市场颇深的农民群体，虽然对于民主概念依然模糊，但由于市场的缘故，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权利，所以也有自组织的愿望和期待，居然有了自己的NGO（非政府组织）。而在某些偏远的山区，比如湖南的平江，由于传统的礼法体系尚有残存，私塾还有生存空间，传统的话语还有市场，所以传统的民间组织也可以生存，在传统的话语氛围里，乡村干部的行为也得到了某种约束。某些基督教盛行的农村，在宗教话语的氛围中，在教的农民也可以依托教会，对他们利益相关的事情说点什么。事实上，只有失语的农民是无法自组织的，即使有外人介入组织了起来，恐怕也很可能是暴民。　　在此社会大转型之际，知识界所要做的，也许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帮助农民走出失语状态，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组织自己的自治，或者帮助农民以他们熟悉的形式，掌握现代话语。如是，中国幸甚，世界幸甚。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