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作者：约翰·拉贝-26

事后呈送的1938年2月12日17时在平仓巷3号召开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会议纪要如下：　　出席的委员：拉贝、米尔斯、里格斯、马吉、斯迈思和菲奇总干事、索恩副总干事　　1．菲奇先生报告了他的上海之行。他在那里查明，人们为我们南京的工作总共募捐到约21万元，其中5万元为自由债券(J．C．汤姆逊博士2月9日来信报告的总数为21.1万元，其中10万元为自由债券)。　　2．斯迈思博士先生代表特别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作关于预算的报告。　　会议中断，改为2月13日9时在宁海路5号继续举行。　　会议于1938年2月13日9时30分在宁海路5号继续举行。　　出席者：拉贝先生、米尔斯先生、贝茨先生、马吉先生、菲奇先生和索恩先生。　　3．继续作关于预算和薪水支付报告。　　4．米尔斯先生报告关于恢复秩序部有关使用10万元的计划。该款是预算委员会规定用于恢复秩序部工作的。　　113．会议决定，通过预算以及恢复秩序部提出的计划和下属委员会关于薪水及工资的建议，并同意用4万元作为“计划外支出基金”，从而使预算结算为30.145万元。　　会议于11时结束。　　补 充　　南京，1938年2月17日　　这是对1938年2月14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的补充。　　自该报告于2月14日写成以来，有些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1．蚕豆　　我们和日本人关于从上海船运蚕豆与靠岸事宜的谈判今天已告结束。日本人声明，假如该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他们对在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蚕豆不作任何限制。因为我们对自治委员会的食品委员抱有充分的信任，我们相信，蚕豆分发会令人满意，已不存在任何困难，我们现已满足了日本人的愿望。　　2．大米　　我们难民收容所在前3天从自治委员会的店里买到了大米，但对其购买必须加以限制，因为自治委员会担心日本人会禁止卖米给难民收容所。这期间，红十字会在城里私人处购买到1340袋米，此刻正在运入这批储备粮。我们试图在江北的六合采购，可惜没有成功。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还能购买到足够的大米，以便我们的储备粮足够供应现在还依靠我们免费口粮的2.7万多名难民的生活。　　日本人关于在6天内每天给自治委员会运送1000袋米的提议，其结果令人十分失望。尽管有着大量的卡车可供每天运送1000袋米，但在前3天每天却只运送了300袋～400袋米。因此在6天内运送的总数只有3200袋米，即只有许诺数量的一半，为每天必需数量的三分之一。自治委员会派出了一批人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去寻找大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卫生保健　　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妇女们被日本士兵强奸后染上的性病。我们希望尽快加强治疗工作，通过免费治疗治愈这些病人。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那些母亲们到我们这里来，要求解决她们的未婚女儿被日本士兵强奸后造成的恶果。在此以前，大学医院坚决拒绝这种堕胎，导致这些家庭自己采取办法，这给那些年轻女子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严重危险。　　再有要解决的是注射天花疫苗问题。我们希望，待预期在下周抵达的其他医生来到这里后能够大规模地开展注射疫苗工作。　　4．更改名称　　国际委员会早已考虑更改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称，为此选择一个新的名称，以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为纯民间救济组织的工作性质。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存在的理由，不久前，我们在与日本人谈判有关运进蚕豆事宜时，向日方提出更名的想法，可以看出，日本当局对更名是十分欢迎的。因此很有可能在您收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们委员会的名称已经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了(2月18日就已改名)。　　5．恢复秩序　　这两周，日本军事当局在他们的部队内部成功地恢复了较好的秩序。因此，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比以往更为积极地处理救援和救济问题。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8年2月18日理事会会议纪要　　出席者：拉贝、贝茨、米尔斯、特里默、马吉、施佩林、斯迈思　　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114．鉴于日本大使馆已向美国大使馆阿利森先生作出保证，如果最近从上海船运到这里的100吨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分发，就不对在本城任何一个区(即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这批蚕豆加以任何限制，因为自治委员会也声明愿意就分发蚕豆事宜和我们合作，本委员会为此决定：同意该项建议，并随即委托委员会的食品委员索恩先生和韩(湘琳)先生采取相应的预备措施。　　115．决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自即日起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名称继续工作，这个新名称更符合其现在的工作性质。委托秘书斯迈思博士先生将更改名称事项通知各大使馆以及上海各有关救援组织。　　116．W．P．米尔斯牧师先生被选为本委员会的副主席，因此在拉贝先生退出后就不必再选举一名新的主席。　　117．刘易斯 S．C．斯迈思先生被任命为财务副主任。　　118．在菲奇先生离开以后，应该请 H．L．索恩先生担任总干事的职务。　　119．决定请求大学医院在布雷迪大夫先生抵达这里后先为我们工作一段时期，以便在难民收容所里进行防疫注射工作，同时在收容所里设立医疗站。本委员会愿意为布雷迪大夫先生的工作承担费用。　　120．应该请里格斯先生从2月21日起，为恢复秩序部抽出尽可能多的时间，关心南京周围地区的农业工作。　　会议于11时30分结束。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秘书　　　　　　　　　　　　　　　　2月21日　　我缺少音乐才能多么遗憾。麦卡勒姆牧师先生为表示对我的敬意谱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还为此写了歌词：“We want beans for our breakfast,beansfor our lunch……”(我们要蚕豆做早饭，要蚕豆做午饭……)我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个几乎被日本人刺死的神秘老牧师身上有那么多的幽默。　　下午4时，在总部的盛大招待会上，各方人士都给我们拍了照。人们递交给我一份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写成的正式感谢信，该信的副本同时寄给西门子洋行(中国)及德国大使馆罗森博士。在好多致辞中对我作了过分的赞扬，我对此作了如下答辞：　　(从英文译成)亲爱的朋友们：　　我十分感谢你们，你们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我出发离开这里返回欧洲之前对你们作最后一次讲话。　　如同你们大家在这时已经知道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已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法国人也许会说：“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我们从此将在新的名称下继续工作，这个新名称更好地符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就是说，根据日本人的命令不得不撤销安全区以后，我们从此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救济委员会了。请你们注意“纯粹”这两个字，就是说什么也不多，但是什么也都不少！　　今天我们可以公开地说，现在已经解散的安全区尽管历经磨难，但却是成功的，甚至是很大的成功。我很感激能够在这里谈一谈这件事，因为聚集在我周围的你们，都曾忠诚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白天黑夜地时刻准备着，捍卫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权利”的事业！对你们所做的一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想对你们大家——我的中国朋友们和外国朋友们，对你们中的每一个人，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我一定利用机会，向我在德国的朋友们报告这里的情况，向他们报告你们在这里是怎样工作的！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沃特林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她的难民们)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去的，当然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我一定会始终回忆起海因兹小姐和鲍尔小姐在我们唯一的医院里(鼓楼医院)做的艰苦而踏实的工作。　　你们必须知道，建立安全区委员会的主意是米尔斯先生提出来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平仓巷3号是我们组织的智囊所在地。由于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米尔斯先生、贝茨博士先生、斯迈思博士先生、菲奇先生、索恩先生、马吉先生、福斯特先生和里格斯先生的才干使委员会得以成立；也由于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委员会得以在我们大家都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完成它的任务。　　鼓楼医院由于人员减少，只有特里默大夫先生和威尔逊大夫先生两名外国医生以及医院院长麦卡勒姆先生，还有前面提到的少数女士，他们在医院工作中做出了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成绩。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担心过，我们必须暂时关闭鼓楼医院，因为它只有少量的人员(中国的和美国的)，他们在完全超负荷地工作，已是精疲力竭。　　如果你们允许我就我的德国朋友们也讲几句话，那么我要在此指出，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是一位十分理想的财务主管。如果我们需要1元钱或2元钱，就很难找到他；可是，如果事关从日本兵手里解救出一个贫穷的平民，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肯定会在场。　　再就是我们的总稽查爱德华·施佩林先生，我还能向你们报告什么有关值得赞扬他的而你们还不知道的事呢？他过去曾被日本人俘虏过，命运给了他进行报复的机会。他是怎样利用这个机会的呢？我们这些外国人大概谁都比不上他搭救了那么多的中国人，谁都比不上他从中国人的房子里赶走了那么多的日本兵。他能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承认，要部分地归功于他的日语知识，其实他对日语最熟悉的只有两个词：“滚，快滚！”　　接下来还应该提到的是哈茨先生和克拉先生。哈茨先生是理想的司机，他精通驾驶技术，即使是汽车没有轮子他也能开。克拉先生能用日语对日本人说明他或是我们对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我们外国人现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话，那我们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忠实友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毫无疑问，我们外国人也不时地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但尽管如此，相对说来，我们还有一定的安全感，还不至于遇到最糟糕的情况，而你们——我的中国朋友们，为我们委员会工作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　　我们的中国朋友，你们的人太多了，这里我无法一一说出你们大家的名字，请你们原谅我在此只提到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即：　　系主任汤忠谟先生，中方秘书处负责人；　　韩湘琳先生，粮食委员；　　许传音博士先生，住房委员；　　沈玉书牧师先生，卫生委员。　　我谨向你们，各位先生们，以及你们的全体人员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我希望，良好的合作精神和至今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友谊对你们大家都是永久长存的。请你们一如既往地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效力，使它的工作达到一个良好的、富有成果的结局。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也要感谢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先生、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并且要对——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们阿利森先生、普里多-布龙先生及其后任杰弗里先生，为他们给我们委员会的极大帮助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我不得不离开南京使我深感遗憾。我真希望我能留下来和你们一道继续工作，但我的洋行召我回到欧洲去。然而，我希望还会回来，将来在这里再见到你们。　　值此告别之际，我祝愿你们今后的工作多多走运，向你们大家衷心地说一声——　　再见！　　我的上述讲话不仅受到了美国人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后者恳请我给他们文字稿，以便请人将它译成中文。中国人请求我签名，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白纸，要我不管用什么方法将它写满，我因“缺少诗意的文字”而陷入了窘境。我只得用我青年时代的老诗文“人是高贵的”等诸如此类的句子来应付，我该从哪里这么快地获得这所有必要的“灵感”呢？我几次拿起笔来，想把俾斯麦很好的警句“在自己的仆人面前谁都不是一个英雄”写在纸上，但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警句，因为我的中国人可能会不理解。　　晚上7时，在平仓巷和我的美国朋友们愉快地共进告别晚餐。随后在晚上8时，德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举办了招待会，日本方面出席的有福井、田中和胜也。英国的代表杰弗里不能来，因为他的日本卫兵不让他在晚上8时后出门。杰弗里先生对此已经抗议了很久，但他过于彬彬有礼，因而对此无理行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德国大使馆来了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美国大使馆来了阿利森先生、埃斯皮先生和麦法迪恩先生。考虑到日本人的缘故，我的讲话稿必须措辞谨慎。全文如下：　　由于我的美国朋友们的好客，使我能够在这里愉快地欢迎3个国家大使馆的代表，同时我也有责任向他们表示感谢。　　美国大使馆和德国大使馆在这里有他们的代表阿利森先生、埃斯皮先生、麦法迪恩先生、罗森博士先生、沙尔芬贝格先生和许尔特尔先生，两国的大使馆努力支持我们的委员会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从一开始起即去年11月以来，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谨向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这时已取得了完全成功的工作——给予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我要感谢您——福井先生，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每当我被迫带着我们委员会的多方面要求去打扰您时，您总是十分耐心地听取我的申诉、抱怨，尽管有时您会因此而觉得十分劳累，但您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我听说，您已被贵政府调去孟买担任新的职务，我想借此机会在感谢您的同时也表示我的衷心祝愿，我祝愿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很好的成绩。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已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名称更符合它现在的工作性质。我谨希望在座的各大使馆成员，将至今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友谊和帮助转给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我向你们保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无意以某种方式干预日本当局或自治委员会的工作或事务。我们是一个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常见的纯民间组织，除了努力帮助本城受苦受难的贫苦居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或目标。　　我十分遗憾地不得不离开南京。这里还有许许多多我十分乐意参与的工作。在我离开本城之际，我衷心祝愿你们今后工作取得好成绩。请你们继续尽力帮助南京不幸而贫苦的居民度过困难时期。我相信，如果能和以前那样协调和顺利进行合作，你们的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　　　　　　　　　　　　　　　　2月22日　　罗福祥先生真正的名字叫汪汉万(音译)，是一位机长。他是空军军官和“军官道德修养协会”汪上校的兄弟。他在韩(湘琳)的帮助下得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我将把他作为我的佣人偷偷带上“蜜蜂”号炮艇，使他最终脱离危险。他自南京沦陷以来，一直藏在我的房子里。汪机长曾击落过多架日本飞机，南京被日本人攻占时他正在生病。他试图逃走，但再也无法渡过扬子江。他在游过一条支流时失去了他的朋友，他自己终于翻过城墙来到了安全区。　　　　　　　　　　　　　　　　 2月22日　　整个上午我都是在忙于“打包”中度过的。我的老百姓又搬来了很多木料，我估计全是偷来的，有些木板是直接从某个建筑工地拿来的，它们还沾着水泥。我从日本大使馆领到了可以将我的木箱通过“万通”号轮船运往上海的许可证。杰弗里先生也为我领到了由太古洋行船运物件的许可证，只剩下把东西送上船的事了，我不得不请韩(湘琳)先生和我的美国朋友代劳了，因为我自己将在“万通”号轮船到达这里之前就离开南京了。　　下午1时，在罗森博士处和米尔斯先生、贝茨博士、沃特林小姐、马吉、福斯特、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共进午餐。　　晚上8时，和罗森博士单独用晚餐。罗森对自己的命运有些心事，向我倾吐了一番。晚上10时收音机里传来新闻：德国承认了满洲国。据收音机里说，正逗留在汉口的我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在中国政府面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们担心他可能会辞职，尽管报道丝毫没有提及。从这里我很难看清国内的局势。可是，是对还是错？它毕竟是我的国家！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2月21日致约翰 H．D．拉贝先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宁海路5号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们荣幸地将下述决议通知您。该决议为今年2月15日在南京安全区9个区的区长及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作出的。会议一致决定：感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 H．D．拉贝先生为组织和管理安全区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救援和救济工作。对拉贝先生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赞赏。我们将永远感激地记住他的名字。　　上述决议也应该向西门子洋行(中国)和德国大使馆通报，使他们了解南京居民对拉贝先生在这段困难时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　　上述会议，还委托签名者向西门子洋行(中国)提出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虽然安全区本身已经不再存在，但居民们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对他们进行救济。由于这个原因，全体区长和收容所所长请求您，如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告别像您这样一位经过困境考验的朋友，使我们大家深感遗憾。　　因此我们十分希望，西门子洋行(中国)会考虑我们的请求，允许您为南京的利益继续您的工作，并请您在它的同意下决定继续留在我们这里。如果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给原有的友谊换上新的纽带。它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珍贵。　　十分感激和忠实于您的　　签名：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的代表　　J．M．董 沈玉书　　许传音 弗朗西斯 F．J．陈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2月21日致罗森博士先生德国大使馆南京尊敬的罗森博士先生：　　随函寄上一份致约翰 H．D．拉贝先生的信函副本，并请劳驾转交给大使先生。信函内容自明。南京居民十分感激拉贝先生所做的工作，请求大使先生将其通报德国政府。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J．M．董　　弗朗西斯 F．J．陈　　沈玉书　　许传音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2月21日致西门子洋行(中国)经理部上海　　谨给贵部寄上一份致约翰 H．D．拉贝先生的信函副本，信函内容自明。　　南京居民十分感激拉贝先生所做的工作，我们恳切请求贵部同意延长拉贝先生留在我们这里的时间，以继续他在这里的工作。拉贝先生在危急时期做的工作，不仅给贵洋行也给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J．M．董　　弗朗西斯 F．J．陈　　沈玉书　　许传音　　关于约翰·拉贝先生的陈述词　　我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谨向约翰 H．D．拉贝先生(他在过去危急的3个月内作为主席领导了我们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在艰苦的工作中，拉贝先生的领导是勇敢的和善意的，将会长久地留在全体南京居民的记忆里，绝大部分群众在这个时期经受了流血牺牲。委员会主席的优秀品质表现在：在重大行动中，一方面具有一往无前的工作作风；一方面对我们每一个处于困境中的难民表现出个人的同情和关心。　　他无私的工作受到了中国人的无比感激和赞赏，他以其对居民大众利益、对履行商人职责和对本国利益的献身精神，给外国侨民做出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西门子洋行(中国)由于它的代表担任了本委员会的主席，为南京居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拉贝先生的成绩给在中国的全体德国侨民和德国洋行企业增添了新的荣誉。　　南京，1938年2月21日　　签名者向拉贝先生致以衷心的问候和钦佩！　　W．P．米尔斯　　约翰·马吉　　爱德华·施佩林　　M．S．贝茨　　刘易斯 S．C．斯迈思　　查尔斯 H．里格斯　　C．S．特里默　　我们——留在南京的、非官方的外国侨民同意国际委员会的上述陈述词，也对拉贝先生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明妮·沃特林　　克拉·波德希沃洛夫　　A．齐阿尔　　欧内斯特·福斯特　　R．黑姆佩尔　　休伯特 L．索恩　　格雷斯·鲍尔　　詹姆斯 H．麦卡勒姆牧师　　R．鲁佩特·哈茨　　伊娃·海因兹　　罗伯特 O．威尔逊　　抄件(原文为德文，非译文)南京，1938年2月22日亲爱的拉贝先生：　　我想借此机会，对您过去几个月里在南京所做的一切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沟通商人们和传教士们之间存在的鸿沟是很困难的。可是沟通这个鸿沟的桥梁就是上帝的爱，如果你给你周围的人献上了爱，那么上帝的爱也就得到昭示。您，拉贝先生，通过您在困难时刻对各阶层固苦居民的无私献身精神充分地表现出了这种爱。我也要感谢您给予我这个新来南京者的珍贵友谊。我希望，您和拉贝夫人返回德国一路平安，在家乡得到很好的恢复休养，然后再在南京愉快相见。听从上帝的召唤！　　您忠实的　　签名：欧内斯特 H．福斯特大学医院中国南京1938年2月21日致约翰·拉贝先生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亲爱的拉贝先生：　　获悉您将在最近离开南京，我心里十分难受，因为我们将缺少一位好朋友，我没有机会再次见到您的亲切面容。可是，尽管我们之间相隔很远，您在这里的工作和做的好事将永远载入南京的史册。我也许可以这样说，只要我们回想起1937年～1938年的南京，您的面容就会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我也深信，尽管您将离开我们，您的工作并未结束，您肯定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下去。　　我为不能亲自前来和您告别深感遗憾。麦卡勒姆先生会友好地把我这几行告别问候转交给您。　　再见了！我祝您回国一路平安。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劳逊 H．S．胡　　　　　　　　　　　　　　　 2月23日　　上午8时，全体美国人都来和我告别。　　施佩林、韩(湘琳)和电厂的几个中国人送汪机长和我到下关去。英国大使馆的杰弗里先生和威廉斯准9时到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毫不费力地登上了英国“蜜蜂”号炮艇的小汽艇。汽艇由年轻的中尉军官皮尔逊驾驶。“蜜蜂”号停泊在上游方向约2英里的地方。我在炮艇上受到了司令、艇长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大副布雷恩·尼科尔斯先生的亲切接待。军官起居室的第四位客人是中校外科军医。我为艇上有一位医生感到高兴，因为我感到身体不舒服，我是感冒了。　　出发前不久，贝茨博士给我送来一份给新闻界的简讯。我还必须考虑，详情公布多少为宜。无论如何，我要留心不使委员会因此而遇到困难。南京1938年2月22日致阿利森先生美国大使馆南京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今天上午9时30分，一辆车号为7375带有松井派遣军标记的卡车开到大学附中。坐在车上的日本士兵要劳工，由于没有及时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显然对此十分不满，就对难民收容所所长拳打脚踢。在他们肆意搜查难民收容所时也粗暴地殴打了难民。有3个人被他们抓着到处推撞，有些人受到了痛打，其中一位是抗议逮捕他大夫的妇女，后来有30多人被强迫带走，其中有我们粮食部的一位重要工作人员。　　我们估计，日本当局会立即查明这起事件，还会指示他们的部下今后要以正当的方式征召劳工。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贝茨南京1938年2月22日致阿利森先生美国大使馆南京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在对今天上午发生在大学附中的事件进行认真调查后还发现，一扇门的玻璃和两个房间的窗子被刺刀捅坏了。有几个人自愿出来为上述情况作证，对粗暴行为的愤懑给了他们勇气，更何况整个事件发生在全体公众的面前和光天化日之下。　　实物损失虽然不大，但事实本身证明日本兵的行为根本谈不上是尊重美国国旗的(大楼上挂有美国国旗)，也谈不上是遵守纪律和服从其宪兵队的。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贝茨　　M．S．贝茨先生报告的日本士兵最新暴行：　　2月19日：在中央大学附近。一个日本士兵杀死了金陵大学一位职员的亲属。　　2月21日～22日：2月21日～22日的夜里，一名士兵在唱经楼的一家建筑材料商店里强奸了一名妇女。当他醒来时发觉那个妇女逃走了，便发火用枪打死了一个站在附近的中国人。　　2月22日：里格斯先生的工厂里和农业学校里被日本士兵拉走了两个人。　　签名：M．S．贝茨　　下面是我起程前不久由 M．S．贝茨先生交给我的一份给上海报界的关于南京形势的新闻稿：　　你们不可能听到我讲关于暴行的故事，因为我在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过，如果我这样做，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他这话不仅是讲给我个人听的，非常遗憾的是，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我的伙伴们听的。　　无论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们，南京的秩序比以前好了一些，五分之二的难民回到了安全区以外自己的家中，城市又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但是实际上，回到过去住房里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们。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名称继续工作，该名称更符合其现在的工作性质。　　无论是回到了自己家里去的或是仍住在安全区内的那些人，人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难，就是吃饭问题。　　布雷迪大夫先生回到了南京，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他在到达南京的当天就开始着手注射预防天花疫苗的工作，并在有3万难民的收容所里开展医疗工作。据他告诉我们，约翰·厄尔·贝克指出，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居民要有足够的食品，否则以后会遇到生病的问题，他同时又指出，在制定预算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对居民的粮食储备还要增加几个月。　　粮食问题使我们大为担心。我们在上海的几个朋友设法搞到了船运100吨蚕豆到南京的许可证，我们迫切需要蚕豆作为粥厂烧粥的附加食品。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不能够在难民收容所里再建立一些粥厂。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将生米发给难民，他们得自己煮饭。但他们又无法买到蔬菜作副食。所以，依靠我们免费口粮为生的5万难民中，有许多人在两个月内即从12月中旬起，就将米作为赖以生存的唯一食品了。　　因此，蚕豆是很好的附加食品。可是，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指出，蚕豆至今还没有运到南京。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时间再次和南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商谈靠岸事宜，他们对长谷川清海军中将签发的船运与靠岸的许可证还未核准。但是，据说蚕豆将于这个星期六运抵南京，由南京的自治委员会免费分发给本城的穷苦百姓。我们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不对在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蚕豆作任何限制。如果这种引人注目的合作尝试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希望是为继续船运食品到南京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传教机构和民间救济组织理应拥有的权利：为救济某个国家贫困居民运送或接收食物。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目前居民能够得到蚕豆比我们坚持严格遵守原则更为重要。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将来能够遵守这些原则。　　本委员会将负责代表出于慈善目的捐钱购买这批货物的人的利益，将蚕豆发到原定领取人的手里。如果这一原则得不到贯彻，我们将敦促捐款人今后放弃继续船运货物到这里来。　　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一定也乐于获悉本委员会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收回日本人占领南京时从我们储备粮中没收的1.0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我们试过一切办法与日本人谈判此事，但至今仍无结果。我们甚至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新的姿态，在2月6日通知他们，如果他们将储备粮交给自治委员会分发的话，我们十分乐意和自治委员会进行合作。这次也是劳而无功。(参见1938年1月26日、1月27日我们的信函，文件号为43、44。)　　在中国进行救济工作的经验表明，解决食品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在每年的4月～5月通常要比冬季更为重要，当国内发生动乱影响收割庄稼或是在接下来的夏季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粮食快要用完，为了对付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无论如何需要购买新的储备粮。我们合法拥有的1.0933万袋米和 l万袋面粉肯定足够应付这种情况。　　在我们过去和日本当局就此事的谈判中，他们曾表示，他们希望一切储备粮均由自治委员会进行分发。在他们占领南京两个月内，他们通过自治委员会只免费分发了2000袋米。此外，他们还卖给了自治委员会8000袋米和1万袋面粉，由它转售给居民(例外的情况是有几次零星的救济和不定期的分发，但数量很少，而且不是通过自治。委员会分发的。关于此事，我们想在这里指出，25万人吃饭每天需要1600袋米)，但现在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的每天交货量已减少到400袋米；在我离开南京的前3天，他们既不提供米也不提供面粉了。这样，提供免费分发的数量要比没收我们的储备粮少得很多很多。　　如果日本军队真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关心中国居民的健康，它就应当相应地对国外的救援组织施加影响，使其为购买米、面和其他粮食募捐款项，达到相当于14.433万元价值的食品(按照南京现行市价计算)，只有这样，才能补偿原本合法属于国际委员会，但后来被日军没收的那批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令国外的救济救援组织刮目相看。　　　　　　　　　　　　2月23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蜜蜂”号于上午9时起航，下午经过镇江。因为按日本人的命令夜间不得在长江上航行，晚上我们抛锚停泊在口岸。　　我在船上被安置得十分好，舱房、伙食和服务都是一流的。艇上的中国服务人员似乎对汪先生(现在名叫罗福祥)在绞尽脑汁地猜想。他们看出他不是佣人，但我们绝不吐露。“蜜蜂”号上的军官们认为，他是我的买办。我的健康状况好了一些。　　　　　　　　　　　　2月24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11时左右，我们航行经过江阴要塞。我们看得到中国人的许多大炮显然还很完好。除去一些弹坑外，没有受到太严重的破坏，据多家报纸的报道，破坏情况要严重得多。可以看到扬子江两岸有中国人在田里劳动。我们从3艘军舰的残骸旁驶过去：一艘日本炮艇、一艘中国炮艇和一艘中国的“海鹰”号巡洋舰。下午3时我们经过了通州。我们停泊在(吴漱口上游约30英里处)浮标附近宿夜。　　　　　　　　　　　　　　　　 2月25日　　昨天晚上有些激动。从南京来了无线电消息，说根据日本军队的禁令，“万通”号船上的蚕豆不得运入南京。人们担心“蜜蜂”号有可能必须立即返回。在这种情况下，返航途中我就要在通州上岸。幸运的是并非一定要求返航，使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向上海行驶，计划抵达上海时间是下午2时。我请人用无线电通过美国总领事馆和德国总领事馆分别向菲奇和西门子洋行(中国)通知我的到达。据说菲奇要在次日下午出发到美国去，我非常想在他出发之前还能见到他，把他的南京邮件交给他。　　　　　　　　　　　　　　　　 2月26日　　我们于昨天下午2时驶抵上海。在经过停在港内准备起航的“格奈森诺”号(译注：德国护卫舰)时，我听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但却不能确定呼叫声来自众多舱房的哪一个窗户。今天我听说，原来是玛戈特·施密特，她正在“格奈森诺”号船上送别普罗布斯特夫人和霍普一家人。菲奇先生也在船上。因此我不再能把他的南京邮件亲手交给他，因为当我于3时15分上岸时，“格奈森诺”号已经驶走，并且联系不上了。在经过海关码头时，我看到妻子正在等我，但她在远处没有认出我，虽然我极力让自己表现得引人注目。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的父亲去拜访他(他已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的命，他说：“救了命？？哦，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过身去睡了。　　上海的德文报纸于星期六(1938年2月26日)刊出文章：　　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时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德意志”这3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南京的安全区委员会在我们中间人人皆知，我们十分高兴地获悉，拉贝先生已于昨天下午抵达了上海，他还是那么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他的夫人已在上海十分焦急地等了他很长时间，她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肯定会受到他在上海的全体同胞的热烈欢迎！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中国分部的党部机关刊物(《东亚观察家》)1938年3月1日在上海给我的献词，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