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黑姆佩尔北方饭店，中山东路178号。 我于12月21日(星期二)中午12时和日本大使馆的警官高玉察看这所房子。后面一栋楼房已处在火海之中，前面餐厅里窗帘正在着火，火是从邻屋蔓延过来的。3个日本士兵在一边监视。在我抗议下，高玉去找这些士兵谈话，但随后只是说：“他们在找饭吃。”每个人都看得见，德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的公告就张贴在大门口，房顶上飘着德国国旗。 8．中山门外苜蓿园33号施梅林的住宅和苜蓿园6号埃克特的住宅。 我直到12月26日才有机会察看这两所房子。这两所房子遭到了严重抢劫。施梅林的房子里虽然有许多东西扔到了院子里，但家具还都在。有几个房间被弄得像马厩。埃克特的房子里几乎已没有家具。一张长沙发的套子被扯下来，部分地板被撬开了。今年1月12日我发现两所房子均已被完全烧光。由于这两所房屋没有其他房屋紧挨着，那里又没有平民居住，因此这火只能是日本士兵放的，那里住着大量日本兵。 我在这儿要特别强调，12月13日中午中国部队撤退已经过了山西路。中央路已经完全没有中国军队，同样，主要干道中山北路到国际俱乐部、高楼门、宁海路和上海路也已没有中国军队。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 签名：克·克勒格尔 1月18日 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烟柱冲天，纵火取乐还在继续。9时在宁海路5号我们总部召开全体难民收容所负责人会议。我们已经做好日本人破坏甚至禁止召开会议的准备。我在墙外布置了一个岗哨，万一我们的房子像上次那样被日本宪兵包围起来，他就立即通知德国大使馆。我很高兴的是，罗森博士、克勒格尔和施佩林都来出席了。大家都有些紧张，不知日本人是否会来干涉，结果我们空等一场。谢天谢地，会议进行得平静而正常。 下午，斯迈思博士和菲奇带来消息说：我们1月17日的信已被日本人拒绝，是田中的口头答复。就是说，我们在城里既不可以运送米，也不可以运送其他粮食；既不可以从城里的仓库运粮，也不可以从上海运进。日本人似乎是想把难民们饿死。必须挫败这个企图。我们向上海发了如下电报：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 吃饭问题更严重了，因为平民得不到正常的粮食供应。自12月13日起，只从现有大批存粮中拿出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售给25万难民。平民至今靠带来的私人存粮度日。这存粮现在即将耗尽！5万难民现在每天从我们这里得到免费的定量大米。我们申请运进在当地购买的米和小麦，请求准许从上海船运600吨粮食到这里，均遭拒绝。请争取在上海进行必要的谈判。如在上海能购到蚕豆，请尽快船运100吨来这里。并请继续进行募捐。我们十分需要救济款。 签名：菲奇 1938年1月18日15时 1月18日 美国大使馆又可以发电报把一个“精彩的事件”传到华盛顿国务院。这里的美国学校今天又被抢了。抢劫者把围墙砸开一个大洞后将一架钢琴搬走。可惜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来得迟了一些，没能当场把日本兵抓住。在美国大使馆官员重又回到这里后，人们一定认为日本军队是不会干出这类丑事的。 我绞尽脑汁思考我应该怎样停业的问题，因为我收到了“结束商务事宜”的电报。现在搞不到木板箱，也找不到木匠和运输工人。我该如何收拾我的东西呢？丢在这里不要了，这不行——这等于就是损失。我若是走了，就是说去上海，我这整个院子怎么办？尽管如此，一定还是会有办法的。日本人或许会发给我通行证，我甚至感觉到他们也许乐于摆脱我，但是我院子里的650个难民怎么办呢？在我为南京做了许许多多工作并且取得成绩之后，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结局！ 1月19日 电台广播说，柏林一家报纸警告日本，劝其放弃继续入侵中国内地，并提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一项体面的和平建议。这条消息“好得没法让人相信”。这里没有人相信日本人会接受这个很好的建议。陇海铁路线上大规模的战斗一触即发。中国军队在那里约有4万兵力，似乎已经进行了整编——至少电台是这么报道的。据说所有不称职的军官都被撤职。尽管如此，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军队能在这些战斗中取胜仍不敢抱有希望。这期间，青岛也被日本人占领了，济南的命运也相同。据说烟台的中国警察发生哗变，并进行抢劫(根据日本人的报道)。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其他两名将军，据说根据蒋介石指令被中国人按紧急状态法枪毙了，因为他们对敌人抵抗不力。关于韩复榘这里有人说，他把全部现钱都存在日本银行里，此事用不着怀疑，因为消息很可能来源于日本。今天又来了消息说，张学良已被枪毙。他是张作霖的儿子，西安事变的领导人，一年前他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从汉口开始的清洗行动来得太迟了，它现在是否还有作用，令人怀疑。 今天我给这里的几个雇员写了解雇通知书，因为根据上海总部的指示，我应该关闭这里的办事处。我对来自上海的“结束商务事宜”的通知不可能作出别的解释。我还要给这些人发1月份的整月工资，但是没有新年奖金。这固然相当冷酷无情，因为中国人的新年(1938年2月1日)即将来临，食品的价格(若是还能买到的话)已经非常高了，而这里的数十万人的生活情况并不比以前好。不过，只要我能够留在这里，我的全体职员都会有房住；若是伙食钱不够了，那就依靠国际委员会的粥厂，反正住在我院子里的650名难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吃的就是这个粥厂(每天2袋米)的粥。 我的房东本人(谢先生)及其代表已经逃走。尽管如此，我还要给他们写解约通知书，因为如果洋行召我回去，按照合同我可以退掉房子。约翰·拉贝南京1938年1月19日致西门子洋行(中国)经理部上海南京路233号第985号文件／卷13事由：南京办事处停业 关于您本月10日中午要求我关闭这里办事处的电报，我谨向您报告，我已给此处的中国雇员发了书面通知，鉴于战争原因，至月底终止他们在我洋行的聘用。 我请求您告诉我，除了1月份的薪水外，是否可以再付给店员一份新年奖金或一份额外薪水。由于此处粮食价格已大大上涨，我们的中国雇员中没有人拥有一笔可供自己及其家属较长时期生活的积蓄，为此我最诚恳地建议，友好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请从速答复为盼(尽可能发电报)。谢谢。 最忠诚的 签名：约翰·拉贝约翰·拉贝南京1938年1月19日第980号文件／卷13致韩湘琳先生南京尊敬的韩先生： 由于所有商务因战争而停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根据我们总部的指示，我们在南京的商务办事处必须关闭。 由此您在我们洋行的工作令人遗憾地也将结束。但我们也准备一旦条件许可，在战后继续聘用您，请您告诉我们您今后的地址，以便我们在许可的情况下能和您联系。 借此机会，我们谨对您在过去6年中为我们洋行所做的忠诚服务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 致以崇高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类似的信函也发给了下述人员： 佟柏青 蔡子良 张福根 孙龙生约翰 H．D．拉贝南京1938年1月19日第986号文件／卷13致谢(K．S．)南京尊敬的谢先生： 本月10日我收到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电报指示：关闭本洋行在这里的办事处，和韩先生尽快返回上海。 根据我们达成的协议，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租房契约即告自动终止，为此我请您对此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 您的房子完好无损，状况良好，因为我把一切试图闯入我们这里的日本士兵(确实非常多)都赶了出去，但是出于人道原因，我允许一批中国难民(600多人)住在我的院子里。一些难民在城市遭轰炸时于12月12日夜间来到我院子的防空洞里躲藏，另一些以后才来，以便在我的保护下免遭日本士兵的骚扰。南京沦陷后，日本士兵在全城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地抢劫、纵火和强奸妇女，长达数星期之久。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南京1938年1月19日致阿利森先生，美国大使馆普里多—布龙先生，英国大使馆罗森博士先生，德国大使馆南京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友好地对如何解决城里25万平民的食品问题给予过关注。正如斯迈思博士先生1月17日致阿利森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给你们)中所表达的，我们已向日本人着重提出3点建议，即： 1．尽快实现由自治委员会通过商业渠道分配米、面粉和煤； 2．准许国际委员会运进我们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购买用于救济的3000袋米和9000袋小麦(这些粮食目前存放在下关、三汉河和汉西门外)； 3．准许国际委员会将600吨补充食品从上海装船运往这里。 昨天当斯迈思博士先生第三次请求答复这些建议时，福井先生要他去找田中先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找了田中先生，后者告诉他们，日军没收了上述仓库里的米和小麦。他们提醒他注意那是私人财产而不是中国军队的财产时，他认为这些存粮有可能会被日军用于中国的平民。上述两位先生一再请求日本当局准许从上海船运3000袋米，但每次请求均被一个简单的“不”字加以拒绝。他对他们说，也不会有船来装运这3000米以及另外的6O0吨补充粮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提到日本船只时，田中的解释是“均已用于军事目的”。当两位先生又提出用英国船只时，田中先生没有回答他们。他们只得询问日本人现在有什么打算，田中先生对此回答说，日本军队将会承担解决中国平民食品问题的责任。 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对他解释说，日军自12月13日起只提供了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出售给中国平民。田中认为，供应量比这要多，但手头没有数字材料(日军1月10日交给自治委员会1200袋米，1月17日1000袋米和1000袋面粉，第二批粮食应在城南出售。国际委员会帮助运输了这些粮食，因为日军不提供运输工具)。 谈话结束时，斯迈思先生向田中先生询问，他是否应该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即我们请求准许运进在下关购买的大米以及从上海船运粮食之事现在已被日本当局拒绝了。对此的回答是：是的！ 随后立即发出了由菲奇先生签署的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先生的电报(在这事情上我们一直与他有信函往来)，现在只有看上海对此能采取什么行动了。 我的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件事上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将设法使你们经常了解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并向你们转告我们对此提出的建议。我们并不认为当前再进一步强调我们的要求是可取的，因为田中先生已经声称，日本军队将负责解决中国平民百姓的食品问题。如果你们遇有机会时，非正式地要求日本人告诉你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是合适的。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恢复秩序和整顿好交通，重新通过商业渠道分配大米。国际委员会关心的只是敦促日军注意到食品问题的严重情况，并在此期间采取补救措施，使无力购买食品的穷人们能免费得到大米。 绝对有必要使日军明白，承担中国平民食品的责任意味着什么。至今他们只把这个问题当作儿戏，难得一次拿出1000袋大米交由自治委员会出售。 市民必不可少的需要如下： 1．每天正常供应2000担(相当于16O0袋)大米或约同等重量的面粉(按1担供100个成年人1天正常消耗计，25万人每天需要2500担；较小孩子的定量当然要相应地减少)。 2．每天至少需要40吨～50吨煤或其他燃料。 3．由于自治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进这个数量的大米、面粉和燃料，而日军的卡车又遍布全城，因此应由日军负责运到自治委员会的店铺。(在我们就供应食品事宜与石田少佐商谈时，他曾表示准备负责运输。可惜这些协议由于日本上级部门的命令而作废。) 除了大米和面粉供应，还应采取附加措施保证一定量的其他食品的供应，以防止发生各种疾病和瘟疫。我们还打算从上海运进这类食品。运输之事也得由日本陆军承担。 如果能够将所需粮食提供给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在分配工作上就不会有困难。 当然，对于那些回到原住处的市民，日本人必须保证给予任何一个像样的政府都会提供给自己市民的保护。日本人也同样应当保护食品及燃料的正常分配和出售。 感谢你们对我们事业所表示的关心。 你们十分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1月20日 暴风雪！难民们的状况实在令人同情，即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我这个院子里的难民收容所已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泥潭，每个帐篷和草棚的四周都挖了水沟，以便排除雪水。现在，当我再看见低矮的草棚屋顶下生起明火时，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面飘着大雪，火要烧起来也不会持久。要想暖和一下，也就只好冒险了。每当看到我这院子里难民收容所的凄惨状况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德温格(译注：德温格，1898～？，德国作家。)的著作《铁丝网后的军队》和《白红之间》。 我们最近从附近一栋刚建筑一半的新房那儿偷来几千块砖头，在帐篷和草棚之间铺了条狭小的步行道，以免陷到泥泞中。我们还在茅厕坑周围筑起砖墙，使这宿营地变得“雅观”一点。这些改善带来的好处当然并不多，整个院子依然是个无法想象的沼泽地，每个人都在咳嗽和吐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最大的担心是怕发生传染病。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了！我们的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带来了一位中国女护士的报告。她来自设在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专门收容伤兵)，那里禁止我们外国人进入，只有护理人员偶尔获得准许可外出购买东西。他们就利用这机会找到我们，向我们报告。她报告说，伤兵每日的定量只有3小碗稀饭，有个中国伤兵抱怨他吃不饱而遭到一顿毒打，之后他还问日本人：“你们之所以打我，是不是因为我饿了？”日本人便把他带到院子里，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护士们从窗户里看到了院子中的这一处决的情景。 许多人回到自己原来的住家中，但受到日本士兵扔石头驱逐或更恶劣的虐待。在他们返回安全区之后，再没有哪个难民愿意离开。与此同时，在城里可以看到日本的大幅布告上面印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礼和洋行工程师)的报告： 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 南京，1938年1月13日 到今天，南京城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已整整一个月了。在这样的时刻，有必要对过去的日子，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作一番回顾，因为在这次两个黄种民族为了自由或统治而进行的具有亚洲人残酷性的战争中，对于我们亲身经历者而言，过去的日子和在这些日子中所发生的一切是绝无仅有的，又是非常重要的。 11月21日，绝大多数德国侨民登上“库特沃”号船，离开了我们，同时随船载去的还有我们存放在船上的贵重物品。12月8日，最后一批外侨登上了恰和洋行的三桅帆船，也离开了南京。但是船上的人绝对没有料到，此番行程凶多吉少，在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相比之下，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反倒没有那么大的危险。这一天，日本人已经推进到了麒麟门，实际上已经兵临城下。沉闷的炮声第一次从远处隆隆地越过南京城的上空。12月9日，日本人的轰炸机对南京进行了猛烈的俯冲轰炸，不过轰炸的目标只是城外的阵地以及南京的城门和部署在城南街道上的军队。南城门一大早就已经关闭。事后我们才听说，日本人差一点就拿下中华门进入城区。后来在最后一刻竟然还能把城门关上纯属偶然。南京城已经被大火所包围，滚滚的浓烟像一条带子沿着地平线延伸。空气中硝烟弥漫，大量的灰烬纷纷散落下来。 12月10日，日本人继续推进，已经直逼城门脚下。机枪子弹不断地在中山东路上嗖嗖划过。街道和南城门在日本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唐生智将军肯定已经意识到了阵地是无法守住的，在他的提议下，国际委员会在当天开始了停火斡旋。斡旋内容包含：停火3天，中国军队将利用这段时间不受阻碍地撤出城市并和平地交出城市。尽管日本人很有可能会拒绝这些条件，我们仍然于次日通过美国炮艇给汉口发了一份电报。但是局势的迅速发展使得这次停火斡旋不得不提前终止。就在这一天的晚上，紫金山燃烧起来，根据中国一个谚语的说法，这是南京沦陷的征兆。12月11日，南京城区和中国军队的阵地第一次遭到了炮击。 留下来的22名欧洲人在11月中旬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安全区虽然从来没能宣布“成立”过，也就是说它从来没有被看作是一个没有任何军事人员，仅用于难民的区域，但它仍然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日本人虽然没有承认这个安全区，但是它注意到了这个区域的存在，因此安全区只遭到了为数不多的炮击，战斗期间死亡的人数也很少。到12月12日这一天，当时滞留在城内的居民可以说全部逃进了安全区，总数约有20万～25万人。当时已经作出了足够的准备，如设立大型难民收容所安置难民，运进的大米储备可维持两个月，提供数目可观的经费等，在这里一一细述就没有必要了。总之，这座城市的管理权实际上已落在我们的手里。如果没有这几个欧洲人留在这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的所作所为肯定会更加穷凶极恶。 12月12日，星期日，这一天开始非常安宁，几乎可以说是太平的。日军炮兵部队不再炮击城市，战场上空只有为数不多的飞机隆隆飞过。中国的防空部队也只是在飞机从空中掠过约时候才开火射击。下午，战局发生变化，日军在西面已经逼到了水西门下。但是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只知道11日的白天和夜晚非常不平静，天空一片火红，到处浓烟滚滚，远处大炮、追击炮的隆隆声和机关枪的哒哒声不绝于耳。 中国军队开始陆续撤退，撤退首先从城南开始，最后撤退的是城西守军。围绕南京外围展开的保卫战由于布阵失当，所以从刚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这次撤退必定是一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时至今日，每当想到这些，尤其是每当想到最高指挥官唐生智的可悲境地，我都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他曾经和多少人一起声称要和南京城墙共存亡，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首先渡江逃跑。根据中国军官的报告，局势早在前一段时间就已经很可悲。前线的各个阵地各自为阵作战，和两翼阵地根本没有联系，各部队之间缺乏统一的最高作战指挥。重武器阵地战前就已经准备完毕，但是预定的重武器却没有进入阵地，因此刚刚在上海被打败、战斗力还没有得到足够补充的步兵便不得不承担全部的压力。一名军官见局势发生变化，便从城南赶来，希望能得到指令，这时他发现总指挥部已经全部撤空。撤退随即在没有发出命令的情况下像潮水般地开始了。下午将近5时，撤退刚开始的时候，只有零星的部队后撤，而且排队行军，秩序井然。在这之后其他部队开始后撤，行动开始变得慌乱，人员之间相互推挤抢道，秩序混乱。到了半夜时分，撤退演变成了逃亡。通往下关的挹江门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关闭了一半，到了星期六则被全部关闭，门前还被沙袋街垒完全堵死。此外在铁道部前面不远的街道上也构筑了街垒，封住了半边街道。汹涌的撤退人流在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而且道路越往下越狭窄，人流终于窒塞了，中国军队的灾难也随之降临。这场撤退究竟夺去了中国最优秀部队中的多少人的生命，永远也无法统计。扬子江在默默地流淌，耐心地收容着一切，向大海流去。军队根本没有做好摆渡过江的准备，留在下关港的只有几艘拖轮、小艇、帆船和小舢板，成千上万的人过江就靠这些东西，而且还是在夜间。许多人自己扎了筏子，但数量仍然不够用。有多少人因此而在第二天早晨死于追赶而来的日本飞;暮湔ǎ毡救说姆苫Z12月12日就已经对江面进行过猛烈的轰炸。这天夜晚的情景是令人难以忘却的。优秀的部队还能列队行进，有些部队甚至还带着伤员和全部的军械，但是更多的部队则是乱糟糟的一切，你推我操蜂拥往前，一部分人已经没有武器，只带着干粮，大部分人带的是米。街道上遍地都是被抛弃的各种各样的军械物资：大米、军用器材、自行车、弹药箱、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印有德文标签的炮弹箱、军装、帐篷、扔在路上的装载汽油的卡车、被赶到路边或躺下歇息或静静吃草的骡马等等一切所能想象的东西，当然还有伤员。在夜晚的月光下，这一切的一切就如同骷髅之舞中跳出的一队队死神。交通部燃烧起来了，离我们不远的顾祝生(音译)将军(译注：疑为顾祝同)家的房子也燃烧起来了，这些可怕的场面预示了战争，预示了毁灭。最悲惨的要属伤兵，没有人去帮助他们。他们从被扔弃的板车和卡车上爬下来，对日本人的恐惧驱使他们拖曳着身躯艰难地沿街前行。次日早晨清点的街道上的死亡人数表明，有多少人就这样被踩死、碾死或死于筋疲力尽。 接近凌晨的时候，撤退的人流开始逐渐减少。通往下关的城门关闭并用街垒堵死。已经没有希望了，此时还在城里的，就被关在了城里。这个时候聚集起来的还有很多人，而这些人恰恰都是最优秀的军人，他们坚持与日本人战斗到最后一刻。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些可泣的场面。德国顾问指导下的部队，人员出色，装备精良，敢于作战，他们成小股部队疲惫不堪地向西部山区撤去，或者往其他方向寻找出路。我们后来听说，有些零散部队3次突破日军封锁线，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才进到广德－芜湖一线。有些士兵则放下武器，穿上早就在背包里预备好的或是买来的平民服装。我们让人把委员会办公室门前以及附近街道上的武器都搜集起来，有235枝步枪，约80把毛瑟手枪和左轮枪，2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和许多其他武器，搜集到的大量手榴弹全扔到了一个池塘里。 12月13日早晨，还有少数部队撤了下来，他们大部分集中在铁道部的街垒路障前，由于交通部大火的蔓延，这里的街垒也燃烧起来。撤下来的一部分部队还准备在这里和日本人继续战斗。但是第二天，日本人一开始便采用坦克打前阵，所以他们很快就败下阵来。在这一天我用其他卡车从已经无人看管的仓库运了一批大米，但是有些仓库已经被打开，大批老百姓拥了进去弄粮食。我们希望这样能改善区内难民的粮食供应情况，但是许多人的米后来都被日本人抢走了。 中午时分，全城一片死寂。中国人都躲在家里，他们在等待着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没有出现。显然，中国军队成功地完成了撤退，但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日本人的第一次接触既平静又特别，一支日本巡逻队在上海路美国大使馆附近拦住了坐在车里的一个俄国人，接着允许他继续开走，没有任何阻碍。被拦住的还有一辆公共汽车，乘客必须下车检查武器，然后允许继续开走。委员会很快便和日本人取得了联系，但是日本人拒绝承认安全区，理由是安全区里到处有中国军人，尽管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在这天，日本人在两侧和前锋的良好掩护下，横向展开，向前推进，一直推进到了新街口广场。显然，他们还不相信中国人。 我和日本军队的第一次接触是深夜12时30分在外交部，外交部这时已经变成了一所医院并得到了日本人的承认。一名日本军官对医院进行了简短的视察，表现出了非常配合的态度，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先遣战斗部队具有良好的纪律，只可惜这种印象很快就被抹得一干二净。 为了切断后撤的中国军队的退路，日本飞机早在12月12日就对浦口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英国船只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这其中包括帮助德国人逃走的怡和洋行的那艘三桅帆船。这天，日本人的摩托艇也出现在江面上，但是行动非常谨慎。12月13日日本军队继续进行追击。日本人派出一支部队渡过扬子江到达浦口，从而阻断了剩余中国军队的最后退路。幸运的是这支部队没能按照预定的计划于12月12日迅速突进到浦口。12月13日晚上，扬子江上的日本军舰也开始开炮射击，到了深夜仍然能听到隆隆的炮击声和爆炸声，炮击的目标显然是城外的公路和铁路。军舰的炮击也迟了一天，所以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无法统计的沉重代价，但仍然完成了撤退。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军队根本不可能撤出南京城。 12月13日下午，我接管了已经改成医院的外交部。那里的状况糟糕得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军队的耻辱，伤员们都被扔在那里，两三天来得不到护理，没人去照料这些最可怜的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逃走了。令人钦佩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向这些伤员送去了关怀，派去了男女护理人员，但是医生太少。这里要做的首先是清理武器，那里到处都是武器，数目众多，而且完整成套。日本人是很喜欢找借口的，他们很有可能会以武器为由把伤员都处死。这天下午人们终于清除了不堪入目的污秽，当然，首先要清理的是尸体。伤员们吃到了第一顿饭。但是医疗救治的状况仍然非常糟糕，我希望日军完成占领后情况会有好转。这天夜里几支巡逻队来到这里进行了检查，星期二的上午日本人占领了全城。我先是带着一名高级军官开车到各处转了一圈，他好像是得到命令要准确地根据时间来确定视察进程。我告诉他，一直到国际俱乐部已经没有整支的中国军队了。他准予我们从中央大学(后来也变成了一所医院)运两卡车包扎用品、夹板和药品等物资。在中央大学人们也给予了很大的配合，没有创造任何困难。 但是到了这一天的下午，日本人的态度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我说服了4名医生到医院去，但是那里却禁止我入内。在这段时间里，城市已经完全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日本人占领了所有的公共建筑，所有地方都禁止我们入内，就连我们建立了大型难民收容所的地方也不例外。人们答应我们，等到最高司令官松井抵达后情况会改变。在这里有必要先说一下，即使到今天，医院方面的情况仍然没有丝毫好转。日本人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安葬死者，伤员由军方负责照料。截至今天，我们所能弄进去的只有大米，而护理人员、医生和医疗物资一律不准进入。根据接收医院时查明的情况来看，里面的死亡率相当高，只有轻伤员才有希望活下去，当然还得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没有紧接着就被日本人枪毙掉。根据报纸的报道，医护人员的护理是不错的，对伤员也还是有照料的，尽管这种照料是很不周全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得到了护理人员的证实，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一直到今天仍然不准进入医院察看。 从12月14日起，局势出现急剧恶化。日本的战斗部队因为进军过快，出现补给不足，城市便听任他们处置，他们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最贫穷最无辜的人的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常人所能想象的地步。他们抢走难民(穷人中最穷的人)的大米，凡是能拿走的粮食储备他们悉数掠定，他们还抢睡觉用的棉被、衣物以及手表、手镯，一句话，凡是他们觉得值得带走的东西，就全部抢走。谁要是稍有犹豫，就会立即遭到刺刀戳刺，有不少人就是在不明不白之中在这种野蛮行径之下惨遭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被杀害了。这些已经堕落成野兽的兵匪不断地闯进难民区和挤满难民的房子，甚至连先行抢劫的士兵不屑一顾的东西也不放过。今天在南京城，几乎已找不到没有被日本士兵砸开、野蛮搜查和抢劫的房子。上锁的门和橱柜被强行砸开，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七零八落，东西被抢走，或被弄坏。日本人从一开始到现在根本就不尊重外国国旗，对德国国旗也同样如此。 我们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并指明我们的德国国旗，才能保护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佣人，但是这样做经常要面对日军军官和士兵的威胁。每个人离开自己家的时候，时时刻刻都要做好思想准备，家里会被偷，会被抢。我的车停放在车库里，前轮已经拆下来，可是就在我和日军后勤部队几个高级军官商讨电厂和水厂恢复生产事宜时，就这么一辆车竟然也被从车库里偷走了。佣人们在刺刀的威胁下被迫打开大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在我们的房子前面，有3具尸体已经暴露街头达3周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指望我的佣人们能够拿出英雄主义气概来呢？它只会招惹日本人的残酷报复。显然日本人特别注意的目标是运输工具，他们四处搜寻偷抢汽车和自行车，如果弄不到运输工具，他们就命令佣人或收容所的难民为他们搬运偷抢来的物品。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士兵在后面用枪逼4名苦力拖运偷抢来的物品。拖运的工具有童车、手推车、驴子、骡子等等，总之，凡是可以找到的东西都用上了。这种有组织的偷抢持续了两个多星期。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说哪所房子肯定不会受到某些旨在“征收军用物资”的日本军队的骚扰。贵重物品拿完了，就拖家具、地毯、门和门窗框。有些部队甚至还带上专门偷盗保险箱的大盗，其实有些保险箱只需用步枪子弹或手榴弹就可以打开。54所德国人的房子中，有14所受到轻微损坏，4所完全烧毁，15所遭严重抢劫，也可以说里面的东西全被破坏掉了，其余的房子遭到了偷抢。13辆汽车被盗走。当然遭受灾难最深重的还要算各个难民收容所，因为每一个第一次到安全区大行抢劫的日本部队都以为，靠威胁和暴行就可以从难民身上讹诈到更多的东西，难民由此而被逼上了绝路。 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砸开并抢劫了一些粮店，也有几处发生了火灾。但是绝大部分城区在日军进城的时候完好无损。日本人用大手笔完成了一个巨作，也许唯一使他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只能在各个地方一所一所地烧房子，他们恨不能一下子把整个南京城烧个精光。不过即便是这样，也已经是太不像话了。他们挨个儿撬店砸铺，抢劫店内的东西。如果单个士兵人手不够，就会有小分队在军官的指挥下开着卡车抢走所有值得拿走的东西，完后还要把房子付诸一炬。整个城南夫子庙地区，主要商业街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珠江路就是这样被掠夺一空纵火焚尽，现在轮到了中山路。这种有组织的纵火焚烧开始于12月20日，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照得通红。如果有房子遗漏或跳了过去，那还要细心地给它补上一把火。截至今天，全城估计约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房屋被烧毁。 城里到处被丢弃的军装告诉日本人，城里还有许多中国士兵，他们已经穿上平民的服装藏了起来。因此日本人在12月14日占领全城后，立即开始在整座城市，尤其是在难民收容所进行了严厉的搜查。他们打着这个幌子，干着各种各样残暴的事情。为了一点点无关紧要的小事就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处死人，这类事件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起。对收容所的搜查完全是随意进行的。平民百姓中根本没有人开枪射击，但是在几天中估计有5000人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毙，这个估计只会少不会多，大部分人在江边被处决，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劳都可以免去了。即使在今天，在强迫每个居民进行登记的时候，这种把人筛选出来予以处死的无谓的杀戮行为仍然在继续进行，只不过人数比以前有所减少罢了。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毫无意义地屠杀大批已经放下武器或者已经受伤的士兵、市政管理部门人员、水电厂的工人以及和平的居民和农民是为了显示对南京城的军事占领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再大肆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就是不可饶恕和不可开脱的了。在12月14日到12月26日期间，交通部不远的街道旁躺着约30具苦力和士兵的尸体，他们是被捆绑起来枪杀的。距山西路不远的一个池塘里泡着约50具尸体，在一座寺庙里我看见了约20具尸体，在江苏路的尽头，至今仍有约20具尸体暴露于街头。以上所说的一切还不包括那些在山里被枪毙后草草掩埋的那些人。今天，日本人还想让我们相信，许多被抓走的人都被关押在八卦洲岛上或者被运到了其他什么地方，其实显然根本不存在战俘。 16日开车去下关，经过海军部时，汽车简直就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这里也有一批人被捆绑着双手遭到了枪杀。城市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2月29日。在这之前，人们不得不天天从这些尸体旁边经过。我甚至连做梦都会梦见这些尸体。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的房子前面就有3具尸体和一匹死马。日本人严格禁止殓尸。那匹死马一直到了1月9日我才找人埋掉。 日本军队暴行的另一个悲惨的篇章是虐待和强奸成千上万的姑娘和妇女。毫无疑问，这种暴行在各个军队都会发生，远东地区的军队尤其如此，但是虐待、致人残废以及肆无忌惮的、甚至连幼小的孩子都不放过的施暴则是毫无意义的。指导日本军队犯下这种种罪行的就是日本古老的武士道精神。 12月28日我第一次开车去栖霞山，一路上所见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是严格禁止我们出城的，但是我急需粮食，因此我还是开车去了那里，我一路畅通没有遇到困难。我原先以为，日军的报复行为只发生在南京，因为它是抗日运动的首都和中心，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日军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丝毫不亚于城里的。 中国军队在撤退的时候，已经烧掉了农民的房子和村庄，桌椅和农具等物品则被扔进村子的池塘里使之得到挽救。日本军队则在更大范围内将纵火行为延续了下去。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地枪杀庄稼地里的男女老幼，为此打出的口号是：“搜捕可恶的中国士兵。”许多水牛、骡马被打死在农田里或马路旁，任凭狗和乌鸦啃噬。农民们白天带着财物逃进山里，家里只留下老头老太，然而就连这些人的性命也受到了威胁。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我连一个人都没有看见，就连较大一些的村庄也是空无一人。房子被烧光了，人被打死了，活着的人一见到汽车立即就逃得无影无踪。千佛山脚下形成了一座难民营，逃到里面的约有1万多人，全都是附近地区的农民。然而日本士兵在这里也没有丝毫收敛。他们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喝醉酒的士兵见到哪个人不顺眼就用刺刀捅死或捅伤，以此取乐，而这一地区恰恰又没有任何医治救护条件。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破坏，就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水泥厂因为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德国人京特博士，还有一个是丹麦人，所以日军的恐怖行径有所收敛。约有4000名难民带着所能带走的家产逃到那里安身。 根据中方报道，日本人从上海到南京，到芜湖，一路上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农村地区进行了大肆破坏和蹂躏。农民没有了农具，没有了种植水稻不可缺少的水牛，没有了每日农田劳作必不可少的安全感。这一切都没有了，农民怎么才能进行农田耕种，这是很难想象的。尤其是安全感，到目前都没有保障。如果情况没有根本性好转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爆发饥荒。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30年战争(译注：1618年一1648年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战争造成的后果是饥荒和瘟疫)，当时的情况不仅在当今的20世纪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亚洲民族之间，这简直让人无法想象。 1月1日，公开宣告成立南京临时自治机构。在音乐的伴奏下，在夸夸其谈的致辞的吹捧声中，昔日的五色旗在饱经世事历经沧桑的古老的鼓楼上升起。这个自治委员会几经周折才成立起来，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不能自主行动的摆设，中国人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感，日本人虽然答应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但实际上却拒绝给予支持。仅有的几个有修养的中国人态度不积极。红卍字会也只是为了使合作有一个起码的基础才表示愿意合作。由于日本军事当局反复无常无端猜疑，因此合作的成绩可以说是零。 就在五色旗升起的同时，俄国大使馆着火了。根据日本人的解释，这只是一个偶发事件，是一次事故。 因为城门关闭，所以从12月9日起南京城的自来水供应停止了。电厂的生产则一直坚持到了12月12日的深夜。尽管发电厂的两台机组没有受到任何损坏，但是日本人还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在1月2日使电厂临时恢复发电，水厂恢复供水是在1月3日。水电的正常供应到1月7日才真正恢复。由于局势普遍不安宁，再加上有43名电厂工人就因为是国营工厂的职工而遭枪杀，所以工人们都不敢报名，招募工人十分困难。 地下水源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好在水的供应对日本军队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全力以赴，尽快恢复自来水正常供应。 电话线路网受到彻底破坏，短期内修复是不可能的。 城市的粮食供应形势十分严峻，预计形势不仅不会好转，反而会恶化。居民靠着他们的储备过日子，他们没有收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复苏经济恢复生产。在南京被占领前，我们成功地把大约8000袋大米和1000袋面粉运进安全区。我们把这批储备分成了无数份，一部分提供给粥厂，免费分发给大约5万名难民，一部分则出售给居民。在城内城外，还有大约10万袋大米和4万袋面粉，但是被日本人全部没收。我们进行了反复交涉，日方也一再答应归还，但是新的粮食储备至今没有运进安全区。看来日本人是在静等饥荒出现，迫使居民变得更加顺从，达到解散安全区的首要目的。我们至今未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虽然还有新鲜蔬菜运进城，但这都是从农民荒弃的农田里勉强收上来的，一旦菜田收完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什么都没种。此外农村到处都不安全，农民无法耕种，或者说只能推迟耕种。从上海调运则完全取决于日本人的恩赐，虽然上海方面已经将粮食准备妥当，但是日本人至今未准予调运。 南京的居民至今不敢回到其他城区，一方面是因为绝大部分房子已经被烧毁，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仍然在肆元忌惮地为所欲为，所以绝大部分的居民仍然滞留在安全区。在日本人的花言巧语号召下，许多难民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住所，但是一部分人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部分人则遭到了日本士兵的野蛮折磨。整个安全区共有较大规模的难民收容所26个(译注：安全区内为25个，可能克勒格尔将双塘难民收容所也计算在内)，安置的人数从数百上千到5.5万不等。在最危险的那一段时间，我们最大的一个收容所收容了约7万难民。今天，仍有5万人没有粮食，一无所有，仅靠粥厂救济过日子。怎么才能让这些人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呢？ 南京城被占领前后进行了紧张激烈的战斗，这一段时间刚刚过去，南京却又在连续许多天可怕的暴行下陷入到黑暗的悲惨世界之中。要想逃脱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日本军方恢复理智，保障居民起码的生活条件，首先要保障他们的安全和他们行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由普通工人、小商贩、职员和农民组成的居民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很多人在掠夺抢劫下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生存基础，社会各阶层将会出现新的调整，南京在今后的几个月内仍将是一座难民的城市，居民必须继续依靠救济和救援才能生存下去，直至社会阶层调整完毕。当然，调整还得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全部现存的物资没有被消耗殆尽。 在南京城受难的日子里，我和大家一起经历了多少可怕的日日夜夜，这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的素质是可悲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具有军人的气质；另一方面，我们也极为失望地看到，日本军队只是一支通过绝对服从组织起来的军队，一旦这种服从不存在了，或者说被人为地取消了，这只亚洲野兽就会抛弃所有人所具有的克制和约束，赤裸裸地登场亮相。正是这只野兽把自己标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锋，声嘶力竭地要为中国的变革和解放而不遗余力，而它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却助长了赤裸裸的共产主义和一切丑陋的因素。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 签名：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1月21日 48小时以来，我没有再看到一所房子在燃烧。是由于恶劣天气(前些时候雨雪不断)的缘故，还是“日本老爷们改邪归正了”，我无法确定。我希望是后者。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不得不把他启程的时间推迟一天。他1月23日(星期日)才可以走，当然是乘火车走。此外，还给他派了一个壮实的士兵作保镖，防止他在途中从火车上跳车。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幸福的新郎”，但别人永远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还要逃走！我现在也想尽力搞到一张通行证，因为我想到上海去，至少能探望一下妻子。我可不能像克勒格尔那样找个要结婚这样的借口，因为日本人知道我是个幸福的丈夫、父亲和祖父；也不能像菲奇那样说牙疼，因为我很幸运，不能装出“牙疼啊、牙疼啊”喊个不停。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说真话：洋行“没钱”了。他们也许会立即斜着眼睛审视我这个西门子洋行的经理，但这也不会影响我的决心。我还得向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借500元钱，以便凑齐1月份的薪水。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电报 18日电报上所恳求的船运许可证能得到吗？对大米绝望的询问与日俱增。请于23日(星期日)用英国炮艇运1000磅鱼肝油(大包装)和200磅包扎用药棉到大学医院。请敦促无论如何把1月10日在国际药房预订的20万单位白喉血清也一并送来。布雷迪大夫准备返回这里，正在香港等候我们为医生和护士们办理入城许可证。这事我们到现在尚未办成。您在上海能通过格伦·麦英托什为在星期日启航的炮艇办到航行许可证吗？ 签名：斯迈思 1938年1月21日10时，南京 1月22日 上面这份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会长博因顿先生的电报使人稍稍看出我们的危急情况。预订的1000磅鱼肝油将用来增强肺病病人的体质，20万单位抗毒血清用来治疗这里正蔓延的白喉。日本人直至现在仍然拒绝发给上海和香港的医生和护士入城许可证。不过我们希望依靠大使馆的帮助不久即可得到。否则就对日本当局的拒绝态度毫不留情地予以披露。 下面收入了刊登在日本人在上海办的《新申报》上的一篇关于这里情况的文章译文，它再一次表明报纸特别是日本报纸什么胡言乱语都会有。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关于我们为上海和香港来这里的医生申请通行证一事，刚才日本方面来消息说，他们愿意为我们给美国的鼓楼医院提供两名日本医生。我估计这项提议立刻就会遭到美国大使馆的拒绝。 译自上海《新申报》第3版的文章译文： 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 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和谐气氛 南京的街道上还是死一般地寂静。阳光像是充满了同情心，特别照顾城西北的难民区。摆脱了艰难和死神的难民群众由于日本士兵的高尚行为得到了安抚。他们满怀忠诚和感激的心情跪在街道两侧。在日本部队占领该城之前，他们饱受了中国抗日军队压迫的苦难。他们既买不到大米，也买不到小米，病人得不到治疗，饥饿的人没有饭吃！市民们的痛苦无法加以描述。令他们走运的是皇军进入该市后，放下手中军刀，伸出援助的双手，以便治愈这些最穷苦人的伤口和痛苦。在日本大使馆西面的区域，成千上万的难民聚集在一起特别感激日本人保全了他们的生命，完全放弃了他们对日本人的敌对情绪。男女老少跪下来叩头，以证明自己对皇军的忠诚。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种礼仪，只有出自真心真意时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这种礼仪是非常严肃的。在这个区内，男女难民都从日本士兵处得到面包、糕点和香烟，大家对此非常感激。城墙旁最穷的人也得到了施舍的物品。 与此同时，我们的医疗队已开始工作。许多几乎失明的眼疾病人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下又恢复了视力，并痊愈。母亲们送来了她们患哮喘病的孩子，两脚肿胀的妇女们也来请求治疗。他们都对日本医生赞不绝口。医生的检查和治疗结束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聚集在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高呼“万岁”表达他们的谢意。在一条街道上，一个商人刚刚开店恢复营业，一个宪兵正和一个居民温和地交谈。日本大使馆旁的鼓楼那里有个山丘，从那里可以眺望四周。人们可以看到附近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大使馆，西北面有英国国旗，北面还有法国国旗，东面的苏维埃红旗则倒映在玄武湖碧波之中。在中央，在日本大使馆的铁塔上，太阳旗突出于一切之上。人们从高处向下望去，可以看到日本士兵正在和中国儿童愉快地玩耍。 南京目前正处于世界的焦点，众目注视。可以肯定，这里的人们又重新享受到了和平的幸福与劳动的快乐。 1月22日 我在这本日记里多次写到一名被枪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具尸体被捆绑在一张竹床上，自12月13日起一直横躺在我的房子附近，没有掩埋。我对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请求他们派人或是准许我进行掩埋，至今仍没有结果。尸体依然在原来的地点，只是绳索已被剪断，那张竹床扔在两米远处。我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这件事的做法。他们一方面要别人承认它是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并受到同样对待；另一方面其行为却时时表现出残暴、野蛮和兽性，以致别人可以把他们同成吉思汗的部落相比。既然我为安葬这具可怜的尸体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我只好作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死了，但他的尸体将永远留在这个人间。 今天早晨，约翰·马吉牧师陪我和会讲一点日语的克拉到后勤军医总监平井大夫那里，我必须对他作一次回访。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请求平井大夫准许我们访问红十字医院。这所医院是我们在外交部设立起来的，我们现在还向那里提供大米。但在南京沦陷后就不许我们进去，因为日本人接管了这家医院的管理工作。平井大夫对我们的请求稍作考虑后，答应要向总参谋部提出申请。他看上去是个和蔼的、平易近人的老先生。我们今天访问他时，他身穿整齐的制服正坐在靠背椅上，让一名日本画家画肖像。 马吉又收集了几起令人厌恶的暴行。日本士兵抢走了他们搞到的全部用于屠宰的牲畜。日本人最近叫一些中国年轻人去找猪，有几个动作不麻利或没找到猪的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一个被刺死的年轻人内脏拖在肚皮外面！一个人老是听到目击者的这类报告，就会感到厌恶。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我们今天看到几辆装满中国士兵的卡车从南面开来，并朝下关驶去。我估计他们都是在这里和芜湖之间被俘的战俘，要在扬子江岸边被处决。 高玉先生来拜访我。他是领事馆警察的负责人，是日本大使馆的参赞，我给他搞到一辆汽车，希望他给一张征用收据。他没有在收据上签字，一声不吭地把收据塞进了口袋。我吃亏了。以往他来时总是穿一套合身的蓝色制服，现在却穿了便服。他目前正在寻找在南京拍摄的空战和坠毁的日本飞机照片。这方面的照片很多，是由半官方的中央党部摄影社拍摄的。该社的办事处离我这里很近，但这时已被日本人烧光了。这个摄影社拍摄的有关这方面的照片花一元钱可以买到一张(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太贵)。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是16个日本飞行员的合照，他们因飞机坠毁而被关进中国战俘营里，受到中国人的细心护理和良好治疗。据说其中有高玉的一个朋友，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高玉似乎对这个被俘飞行员的命运很关心，希望从我们这里了解到关于他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无法给他提供任何情况，因为事实上我们一无所知；即使我们知道一点，提供情况无论如何要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大使馆秘书福田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一个日本军官(飞行员中有几个军官)做了俘虏，必须剖腹自杀，一个日本军官是不可以被俘的。这是日本人自己之间应该解决的事。如果有一批在这儿犯下残暴罪行的日本人剖腹自杀，我是绝不会反对的，但尽管这样我对此仍不能提供帮助或信息。 我们委员会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看到了我们写的所有报告。这唤醒了他至今一直沉睡着的荣誉感，他按擦不住，也凑成了一篇报告。施佩林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理应得到荣誉)，在我们中间确实也经历得最多。但他这个人比较简单，因此报告写得并不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不是天生的文学家，但是施佩林写的那些文理不通的东西，看上去的确非常滑稽可笑。他把草稿拿给我看。我当然不忍心把他那令人惊异的描写改掉，就让他那样报告下去吧。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妇女，……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这类句子他还是应该删掉的。下面就是这篇报告：爱德华·施佩林南京大方巷21号1938年1月22日致罗森博士先生德国大使馆南京 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发生战事期间，我同其他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留在这里，并在国际委员会成立时被任命为南京安全区总稽查(警察委员)。我作为总稽查驾车巡视时，有机会亲眼看到一些好事，但更多的却是坏事。我的外勤任务并不轻松。我有650名训练有素的警察，还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平民警察队协助我。我们维持了良好的秩序。这里我必须再次证实，我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和尊敬。如同我经常看到的一样，这个民族善于忍受痛苦和煎熬，而不去抱怨或发牢骚。有20万难民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只身逃离，寻找安全的地方，寻求得到保护，这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她们怀抱幼小的孩子，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 在南京安全区，我们原来有两个组织良好的消防站，一个在鼓楼，另一个在大方巷，可惜我们的消防龙头和消防车都在日本军队进驻后被他们征用了，因此我们在遇到许多火灾时束手无策。火灾几乎每日每夜都发生，我们却帮不了忙，也许我们的帮忙也不受欢迎。真是可悲，但却是真实的。 自从日本部队于1937年12月13日进驻以来，安全区(其实根本算不上是安全区，因为它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的骚乱才真正开始。迄今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安宁与平和，但是根本得不到日本士兵的尊重，他们对于卐字旗和德国大使馆用德、英、中3种文字书写的布告不屑一顾。德国大使馆也特别为德国人住家的佣人们发了保护证明，但他们每天都来向我报告，说日本士兵把床上用品和钱财等抢走，疯狂地用枪托和刺刀强行把锁着的房门砸开，闯了进去。根据报告，被偷走汽车的有：特劳特曼博士(已归还)、罗森博士、林德曼、克勒格尔、施塔克、增切克、贝克博士、博尔夏特、洛伦茨、皮尔纳、马丁、海因里希、胡梅尔、施罗德博士、齐姆森。还有许多汽车被偷走后还没有报告， 12月17日，许尔特尔先生的汽车在德国大使馆被偷。事也凑巧，当时哈茨先生和我同日本领事馆的一名官员正在附近，还来得及在第二个街角把偷盗者逮住，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口舌才把汽车要了回来。在这件事上，我看出日本文职官员的权力很小，这位领事馆官员在和强盗军人告别时不断地大幅度弯腰鞠躬。 1937年12月17日～20日，日本领事田中乘车到所有外国人的住宅，让人在这些房子的外面贴上用日文书写的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布告(后来我发现这个破东西有几张被人撕下扔在地上)。尽管如此，日本士兵仍然继续破门而入，将这些房子洗劫一空。 12月21日中午，我看见黑姆佩尔的饭店在燃烧，尽管它外面贴有日本领事馆的布告，几天后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也被烧得仅剩断壁残垣。 12月21日，根据日本总部菊池先生要求，我找到60名电工去维修下关电厂。工人们不愿为日本人干活，因为他们有50名躲在下关和记洋行避难的伙伴被日本士兵残酷地枪杀了。 12月22日，我和菲奇先生在云南路所谓的安全区里，看到30个穿平民服装的中国人，被捆绑着杀害后，扔进水(塘)里。根据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的报告，在汉西门外约有500个平民也遭到类似方式的枪杀。我估计被这样残暴杀死的有5000人～6000人，全都是走投无路、手无寸铁的人。 12月27日～30日，根据日本大使馆的请求，我同日本领事馆警官高玉乘车查看了40所德国人的住宅，它们的大部分都遭到了抢劫。除了德国大使的住宅外，在安全区以外房子里的所有佣人和看守人都跑掉了，看上去最糟糕的有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罗德、沙尔芬贝格、施密特公司(哈蒙)、施佩林、埃克特、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和黑姆佩尔饭店的房子，最后这4栋房子完全被烧毁。在德国人也参股的福昌饭店里，保险柜被砸开，整整一层楼的饮料、床铺、被子、衣物、银餐具等等被抢走。日本警官到处都做了笔记，记下了有关房子的状况。我的私人住宅也被抢过，木箱和皮箱被强行撬开，我冬天和夏天的全部衣物及用品被盗。坐落在中央路上的增切克、林德曼、布瑟、尤斯特的住宅部分被抢。我对日本警官高玉先生说，我可以发誓，绝大多数房子在日本部队刚进驻的时候还是完好无损的。 12月29日，我找到25名工人去修复水厂。1938年1月3日，一些房子里已经有了电和水。 在80多起案件中，我被中国平民找去，把闯进安全区房子里强奸女人和女孩子的日本士兵赶出去。办这种事情我没有任何困难。 元旦那天，几个日本士兵寻开心。一个漂亮女孩子的母亲来叫我，并跪在地上哭着恳求我帮她忙。我和她乘车赶到汉口路附近的一所房子。我走进这所房子时，看到了如下情形：一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她悲痛欲绝地哭喊着。我用各种语言对着这家伙大声训斥，祝他“新年快乐”，他仓皇地跑了出去，手里还拿着裤子。所有这些案件，包括抢劫在内，都写了报告，保存在国际委员会的卷宗中，随时可以查阅。 将近一个半月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平静下来，抢劫仍在继续，房子依然被烧……住在所谓的安全区里的难民们，无法回到被毁坏了的或部分已被烧掉的自己住房里去。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也只有依赖日本人，但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或是不想知道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难民吃和住的问题。 国际委员会是个纯民间性质的组织，与政治毫无关系，其总的原则过去是，始终也是支持遭受战争损害并且还在受苦的平民。 我简略地描述了关于日本士兵野蛮暴行的几个事件。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屋顶旗杆上，卐字旗自豪地高高迎风飘扬，门上都贴着用3种语言书写的德国布告以及日本大使馆的布告。就在这些房子内，我和日本领事馆警官高玉目睹了一个所谓友好民族的士兵们所造成的疯狂破坏。无论如何我还可以写好几份有价值的报告，对此我随时准备着。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希特勒万岁！ 签名：爱德华·施佩林 局势报告 1938年1月22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目前担负着一个救济委员会的职能，保障城内25万居民的利益。大部分难民(至少百分之九十)仍然生活在安全区内，因为他们害怕在安全区外的家中被满街乱窜的日军士兵纠缠，甚至遭受火烧之灾。一些已经回家的人也因日本人的强暴而重返安全区。居民们似乎正在做准备，安家落户，在此过冬，毫无迁出的打算。尽管地方狭小，又有规定，不得携带家具进入安全区(因为当时预料难民有可能在一两周后即回家)，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把家具弄了进来，以免被毁。 城里只有两名外籍医生，因此一旦发生传染病，救治的希望微乎其微。到目前为止，未发生疫情还算是运气。我们提出再要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但是允许其进入南京的要求遭到拒绝。大学医院(鼓楼医院)里挤满了重伤的平民，新近又有相当数量的孕妇被迭到这里，她们属于最贫穷的阶层。现在发现了几例白喉病人，目前这种湿冷的天气也使不少人患了感冒。疾病的增多当在意料之中。 目前国际委员会下辖25个难民收容所，计6万人。他们分散在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和学校里。其中规模最大的几处分别位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1.5万人；老交通部，1.2万人；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6000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5500人。 由于日军进城前大量难民涌入安全区，造成了区内的混乱，因此在所有的难民收容所开设粥厂已无可能。为此我们不得不决定，向那些一无所有的难民免费发放定量口粮。那些在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领导下的粥厂及口粮发放站每天供应5万人的伙食，免费分发粥或干饭。借此机会，不得不用赞许的口吻提及一支日本小分队，它向红卍字会赠送了2000余袋米，这样的援助太宝资了。 开始时，国际委员会出售大米，所得钱款用来为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购买食品储备。原先的打算是，一旦局势平稳，私营粮店开张之后，我们便停止销售。鉴于自治委员会打算于1月10日开设米栈，我们便于同日中止了救济基金大米储备的销售。然而两天之后，日本人却停止向自治委员会开设的商店提供粮米，此后安全区内的大米销售也被全面禁止。一个星期之后，自治委员会获准在城南开设两家米店，距安全区南端一里。即便如此，来自上述地区的居民仍然不敢回家。由于日军的存在，那里还没有恢复安定和秩序。日本人总共只提供给自治委员会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据估计，为了给25万人提供食物，每日便需16O0袋米。到目前为止，难民们靠自己的储备过活，然而这些储备也即将告罄。如果不尽快采取果断、周密的预防措施，解决居民粮米、燃料的供应，那么饥荒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严重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国际委员会试图购买储藏在南京城外或上海的食品，以此作为救济基金的储备，然而所有这些努力也都因日本当局的阻挠而失败。 国际委员会的基金随时可以用来购买食品和燃料，然而所缺的只是日方的许可。今天我们为5万人提供了伙食，而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粮食只够这5万人维持不到30天。我们向上海方面提出追加购买价值5万元粮食的请求已迅速得到答复，但是目前未获日方装船运输的许可。而如果不允许国际委员会直接购买粮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给难民发放救济现金。然而我却不看好这一方式，因为这会大大增加我们管理的工作量，虽然某些问题的解决看来别无他法。 一个下属委员会即所谓的“恢复秩序委员会”，制定出一些计划，以帮助难民重返原住所，首要的是让他们从事某些商业活动。自从日军12月19日有组织地焚毁城里四分之三的商店以来，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以下事件便可说明情况。有一户人家，常年以织毯为生，独自经营着自己的生意。1月1日夜里，其房屋被日军焚毁，衣物被烧，所有钱财被日军士兵一抢而光。像这样一个被洗劫一空的8口之家，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呢？我们免费向他们分发粮米，我们所能给他们的最好的帮助只能是现金，因为除了在上海路、宁海路路边摆些小售货摊之外，我们没有什么生意可以介绍给他们做。所有的居民靠着带来的东西在此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们希望春天能够开始农业生产。这当然取决于那些甚至连自己城内小菜园都荒废了的农户回去后能否安全地从事生产。 恢复秩序委员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照顾那些寡妇和孤儿。第一次临时调查的结果表明，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420名妇女的丈夫被日本人杀害。许多平民因为被日本人怀疑是身着便装的中国士兵而丢了性命。有些可怜的人还是在日本人那里登过记，而且在妻子及家里人为其担保的情况下被带走的。 谈到恢复生产的问题，可惜国际委员会没有专项基金为那些想开业的人提供贷款。有些难民的亲属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生活，并有收入，对于这样的难民，委员会也不能借款给他们。上海以及其他城市的一些中国组织将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帮助他们在南京的同胞。 在自由出入南京未获南京日本当局许可之前，使家庭重新团圆，或是让难民回归故里根本做不到。 总有一天，自治委员会新任食品委员，人们都称之为“吉米”的王承天先生和我们委员会运输部门负责人查尔斯·里格斯先生会写出一个惊险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不知疲倦地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得到日本人的许可，为城内的居民运送更多的米、面粉和煤炭。运输工作先是由里格斯先生亲自领导，后由一名领事馆警察负责：现在则由日本特务机关的一名卫兵负责。日本人在入城后的第一个星期毁坏了城中大部分的卡车和其他车辆，备件无处可寻，这就给我们运送粮食和燃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与此同时，数百辆日军的卡车却散乱地闲置在街上。 现在，在一些选定的建筑物里已通了电，较低处的水龙头里有时也能得到城市水厂供应的水。电话还不通。据日军和日本大使馆的一些人士讲，目前南京城中既没有可以好好吃顿饭的餐馆，也没有可以消遣娱乐的去处。南京往日的繁华己化为灰烬。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南京的居民在废墟中挖掘可以变卖的东西来换取食品。 如果那些为日军服务的苦力的劳动能建立在一定的商品交换基础上，那么城市的居民还能有一小笔收入来源。一些好说话的士兵给予替他们干活儿的苦力应得的食品，还有少数士兵甚至付给他们少量的钱。但愿这是一种好的兆头，预示着情况一天天会好起来。南京平仓巷3号1938年1月22日尊敬的博因顿先生： 本函是装在美国大使馆的信封中，由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带到上海的。克勒格尔先生是除洛维特·弗雷泽和沈尔泽先生之外，第一个被日本人准许离开南京城的外国人。克勒格尔先生自安全区建立以来一直为其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安全区的财务主管，但他却参与了多方面的工作。在城市陷落之前，他冒着日军空袭的危险，协助将粮米储备运进安全区，之后又参与运输，直至因手部烧伤而不能从事此项工作。他在我们这些人中行程最远，跑遍了城里城外。因此毫无疑问，他能够向您讲述某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我建议您安排一个午餐会或一次会面，召集那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参加，例如：里斯、佩蒂特、威尔伯、沃林、钱塞勒、田伯烈、莫里斯、贝克尔诸位先生。您可以让克勒格尔先生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您也可以借此机会向他提问。克勒格尔先生的介绍一定能帮您更好地了解日本人。 如果您获准将食品用船运往南京，克勒格尔先生作为礼和洋行的雇员将很愿意提供帮助。不过我们得提请您注意，克勒格尔先生将于约两周后离开上海，动身去香港。 在此预先对您将为克勒格尔先生所做的一切致以诚挚的感谢。 顺致亲切的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S．C．斯迈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22日致 C．L．博因顿先生全国基督教总会上海尊敬的博因领先生： 在此我们把国际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介绍给您。他将向您通报我们在援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物资匮乏情况。在您竭力帮助南京人民的过程中，克勒格尔先生很愿意助一臂之力。 在南京期间，克勒格尔先生在礼和洋行工作，现奉公司之命返回上海。 非常遗憾，克勒格尔先生离开了南京。可是他在各方面都非常愿意帮忙，因此在上海逗留期间也会给予我们帮助。如果您能派一位精明强干的人接替他的工作，我们将非常欢迎。 我们请求您，把克勒格尔先生引见给所有对南京救济基金工作感兴趣的机构。 在此预先对您表示感谢。 顺致亲切的问候 签名：S．C．斯迈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22日致约翰 M．阿利森先生美国大使馆秘书南京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今天中午您向我提及1月18日致电博因顿先生一事，就此我想对我处原有的大量粮食储备作如下说明： 在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向我们委员会授予安全区行政管理权之时，即向我们提供了3万担(2.4万袋)大米、2万袋面粉(每袋50磅)。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我们共运进了约8800袋大米和1000袋面粉。虽然我们在1937年12月14日的致函中提出抗议，但其余的1.5万袋大米和1.9万袋面粉还是被日本人没收了。关于这批储备粮的移交事项，我们有前市政府专门的文件。 另外在移交时，我们还被告知，中国军队还在城里和城郊储藏了10万担大米。此外私人手中还有大量的大米储备，例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关于购买事宜，我们已经与之取得了联系。 因此很明显，这里的确有大量的米、面储备，据此估计日本当局可以满足中国老百姓的需要。 希望上述说明对您有所帮助。 永远忠实于您的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秘书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8年1月22日致 C．L．博因顿先生全国基督教总会上海尊敬的博因顿先生： 您已经收到菲奇先生和我发给您的众多电报和信函，但至今还没有一份关于目前工作情况的详尽报告。观作如下报告，以便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克勒格尔先生不久将赴上海并转呈本函。如果您愿意，他将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过去的6个星期里，我们才算是真正地认识了日本军队。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克勒格尔先生也会向您汇报的。 今天菲奇先生已收到您和方·塞克先生的来函，米尔斯先生也收到了经多迈先生转来的沃林先生的来信。我们非常感谢您的通知。沃林先生告知我们，美国顾问委员会提供了2.5万元援助南京。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深受欢迎的。 当我们向您请求就食品船运南京的问题与日方交涉之时，我就已经意识到，这种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日本人干脆一口回绝了我们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再有其他什么出路了。所有3个使馆已经准备在这一问题上采取间接或半官方的步骤，只是至今还没有机会。一份详尽的报告已发给美国国务院。据说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发生饥民暴动的时候才会采取官方行动。但是这样的事态发展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于是我们立即向日本人提出申请，向自治委员会提供更多的米和面。因为日本人在宣布拒绝运输食品时曾表示，日军将担负起养活中国居民的责任。 在1月21日的电报中订购的1000磅鱼肝油，是我们的食品追加订单中的一部分，专为居住在难民收容所里的1.5万名10岁以下儿童订购的。我们都清楚，在药品的分配及使用过程中不会不出现困难，尽管如此，这还是会有很大帮助和成效的。大白菜价格虽然是平常的10倍，但还是能够买到，只是我们自己的储备不久也将告罄。 请您告知我们(如有可能，用电报)，在上海的难民收容所里是怎样用鱼肝油进行治疗，并如何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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