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北归-3

河山再造，日月重光。胜利的大旗，拥护着 蒋委员长！我们一同去祭告 国父，在紫金山旁！八年血战，千万忠魂；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不负我们血染沙场！[64]罗家伦没有像陈布雷一样对放爆竹的人群加以训斥，倒是有几分赞赏，只是诗写得很幼稚，很有些“假大空”的感觉，且有些句子似乎还不通。而罗氏似乎很看不起的这个“小小扶桑”，竟自甲午战争以来给中国军民留下了刻骨的创痛，而中国则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但通篇读过，作者的真诚的喜悦、自豪之情跃然纸上，足以代表了千百万中国军民的心声。只是这时的蒋委员长没有急着到紫金山旁祭告国父，他有比祭告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倒是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中的梁思成归心似箭，想以最快的时间赶回李庄，与病中的妻子、家人及李庄的同事们分享胜利的欢喜，体会一下“建国的康庄”。延安访问（20）第二天一早，在费正清帮助下，梁思成携助手罗哲文与费慰梅共同搭乘一架美军C—47运输机，经过45分钟的飞行抵达宜宾机场。此时的宜宾机场草深没膝，但飞行员还是借着胜利的欢喜劲儿强行驾机平安着陆。梁、费等三人转乘一艘小汽船，沿着白灿灿的水面顺江而下，很快抵达李庄码头。待他们登上岸时，迎面扑来的是满街的标语和被热浪裹挟着的喜庆气氛——看来闭塞的李庄也早已得知了胜利的消息。李庄方面能够及时得知消息，所有的人认为应当感谢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史图博教授。正是这位略通中国话的医学专家，于8月10晚上那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从自己那部破旧收音机里听到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日本投降的广播。据说，史图博听到后，像全身触电般抖了一下，怔愣片刻，立即抓起收音机跑出去，首次不顾礼貌地撞开了一位中国教授的家门。——于是，消息像狂涨的山洪风暴，“哗”一声冲出，在李庄全镇弥漫、荡漾开来。黄昏笼罩下的李庄古镇，一扇门又一扇门被撞开了，一双又一双眼睛睁大了，汇集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狂呼蹿跳开来。“日本投降了！”“胜利了，中国胜利了！”喊声如天空中一声声惊雷，炸开了沉闷的天空与郁闷的心灵。李庄古镇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道道院落，男女老少，呼呼隆隆地冲出，或摇着毛巾，或挑着床单，或拿着脸盆、水桶，或抱着菜板，拖着烧火棍，敲打着，叫喊着，欢呼着，狂跳着，乱舞着，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和田间小路上奔流涌动。学生、教授、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北岳庙的和尚、南华宫的道士，手摇灯笼火把，挤在一起，抱成一团，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教授与小贩拥抱，和尚与尼姑亲嘴，老汉与少女牵手相携，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灯光摇摆，人影幢幢，狗声吠吠，李庄所有的生物都调动起了敏感的神经，为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时刻齐欢共鸣。住在李庄镇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曾昭燏、郭宝钧、王天木、赵青芳、李霖灿等研究人员得到消息，连夜参加了游行活动。第二天一早，李济召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开会庆贺，在讲话中，他作为在这一大背景下罕见的清醒者，极富理智与科学远见地指出：“日本投降是由于两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及长崎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此昭告了原子能新时代之来临，胜利自是我们所乐于听闻的，但是新时代之来临，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有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责任。”[65]住在李庄镇郊区4公里外山顶上板栗坳与门官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社会学所的学者们，夜里忽听山下传来人喊犬吠的吵嚷呼叫之声，以为又是土匪进村劫财劫色，当地军警与治安队群起缉拿，因而并未特别在意，各自关门或继续在灯下读书爬格子，或熄灯就寝。等第二天拂晓尚未起床，同济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已到达舍外。被惊醒的学者连同家属认为土匪进得山来包围了宅院，急忙提了菜刀与烧火棍，还有早些时候傅斯年专门让李方桂为史语所同仁购买的小铜锣（南按：傅斯年叮嘱史语所同仁，一旦发现土匪来临就急敲铜锣求援），胆战心惊地走出室外，悄悄趴在门缝观察动静。延安访问（21）只见满山遍野飘荡着用床单、枕套、破旧衣服，甚至废旧报纸做成的花花绿绿的旗帜，旗帜下是一群群情绪激昂的男女学生。当从对方的呼喊声中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后，学者们与被惊动的当地百姓，立即扔掉手中的菜刀与烧火棍，只拎着一只小铜锣，打开大门，一个个“嗷嗷”乱叫着冲入人群，在山野田畴狂奔乱舞，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史语所职工自办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时常拖着标准北京腔说相声的魏善臣，也就是几年前为合作社办货，在山下遭土匪抢劫并挨了一顿胖揍的“魏老板”，听到门外动静，认为土匪一到，大难临头，急抓起一把自己前些时候托李庄镇铁匠打造的类似于猪八戒使用的五齿钉耙，准备与土匪拼个你死我活。待弄明真相，“嗖”地扔掉钉耙，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拱出门外，嘴里吐着哼哼唧唧的声音，一蹦三跳地蹿到坐落在牌坊头的合作社，从一个箱子里掏出两瓶酒，拉着正站在牌坊头观望的董作宾、石璋如等几位资深研究员，高喊着“胜利了，我请客！”的话语，连拖带拉地来到板栗坳最高处一个山坡，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之水，相互向对方嘴中灌酒。当两瓶酒见底之后，一个个泪流满面，醉卧于山野荒草之中。——这是继长沙清溪阁醉别之后，八年来又一次轮回。只是今非昔比，醉酒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别了。当梁思成等三人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林徽因仍躺在床上，苍白、瘦削的身子，宛如她那首《静坐》诗中的描述：“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费慰梅看罢不禁欷歔。在李庄镇内参加学生游行的女儿梁再冰中途跑回家中，气喘吁吁告诉了母亲外面世界的精彩盛况，林徽因“闻之狂喜”，顿时变得神采飞扬，大有“积疴顿失”之感。又见夫君与好友费慰梅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林徽因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她提出要在这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亲自赶到李庄镇加入游行队伍，倾吐憋在心中八年的块垒，为抗战胜利发出自己的欢呼之声。一架自制的滑杆很快捆扎而成，林徽因坐在滑杆上，罗哲文等几个年轻人抬起，梁思成与费慰梅跟随两边，如同北方黄土塬上大姑娘出嫁一样，一行人说着笑着，呼呼啦啦、晃晃悠悠，颇有些滑稽意味地向李庄镇中心进发。这是林徽因自从旧病复发之后，近5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古老小镇的街巷，想不到竟是以这样的心境和方式出现。满街的标语，满街的人流，满街的欢声笑语。没有人认得这位名冠京华的一代才女，更没有人知道林徽因那非凡的人脉背景——此时这些身外之物全不重要，也不需要。所有与之相遇的大学师生或当地百姓，无不对其报以真挚的致意与微笑。林徽因望着一群又一群满脸尘土与汗水，似曾相识的青年学生，蓦地想起八年前卢沟桥枪声响起之时北平街头的情景。在那个酷热的夏季里，那些满脸汗水交织，一家一家收集麻袋帮助二十九军官兵修筑工事的学生，不知现在流落何方。假如他们还活着，或许就在眼前这样的游行队伍之中，或者早已流浪外域，或死掉了。这样想着，热泪顺着瘦削、苍白的脸颊缓缓流淌下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由瑞士驻华大使馆转致国民政府，内称：延安访问（22）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事，天皇陛下业已颁布敕令。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天皇陛下并准备对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颁发盟军统帅部所需执行上述条件之各项命令。[66]重庆《中央日报》于当日7时收到外交部电文，半小时后，关于这一消息的“号外”印出并分发全市，民众奔走相告，整个重庆为之轰动。庆祝的鞭炮再度燃起，火光烟雾伴随着声声呼喊，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房，许多民众在激情宣泄中相拥而泣。同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分别用中波和短波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的广播文告。讲稿为蒋介石亲自拟就，指出：“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获得了实现。”同时指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67]广播时间近11分钟，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如此描述了蒋氏的广播情形：1945年8月，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地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瑕疵，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勾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之上。广播室荡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消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68]日本时间8月15日，中午12时，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69]注释[1、2、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延安访问（23）[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5、6]《史记·苏秦列传》（标点本），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7] 《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8]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影印本。[9]《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55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10、21、50]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11、13] 《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12] 引自《毛泽东年谱》，逄先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14] 金城《六参政员延安去来》，《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522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15] 《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16、17、20]《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年1月出版。[18、23、42、43、44] 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黄炎培著，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19] 《黄炎培日记》，转载《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22] 郭明生《傅斯年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段交往》，载《文史春秋》2004年6期。[24]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25]《李敖快意恩仇录·星火记》，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6] 《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27] 《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28、30] 《西行漫记》，[美]埃加德·斯诺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29]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转引《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另，1954年在大陆兴起的批判胡适与傅斯年等人的运动中，有人以为此举主要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毛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这是他早期成长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一经历，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熟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结织了胡适、傅斯年并有过接触，后来胡适赴美国，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学生毛泽东”“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我的学生毛泽东”等话（《胡适口述自传》，第20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原因是毛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但不能讳言的是，毛那时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产生一种挫折感，这种情绪在他与斯诺的谈话中已有些流露，因而毛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中共建国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曾再踏入北大校园一步。“文革”中，据说毛泽东对北大的状况极为不满，曾有“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之语相赠，算是对他当年工作过的北大作了定论。延安访问（24）[31、47] 《傅斯年全集》，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32] 何兹全《忆傅孟真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33] 《容庚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北平《正报》，1945年11月7日。此话是容庚攻击傅斯年时所引用。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作为北大代理校长奉命接收北大校产，并发表谈话，表示南迁学校复员后坚决不用伪北大教员。时正任教于伪北大的容庚属于被驱逐之列，对傅的讲话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于是有了这封辩驳性质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长，全校方翘首跂足，望公之来如望岁焉，于今两月矣。诚不测公所以姗姗来迟之故。意者以汉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灭于无形乎。公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不冀公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之汉高祖。故敢为公借前箸筹之。”（下章有详述)[34] 对于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龙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说恐怕有误。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那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类比之。傅其言，实乃以项刘比作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作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甚或还有那位早已逃离延安（1938年）投奔蒋介石，并言“在外糊涂多年”，决心“弃暗投明”，声明脱离共产党，跟随国民党效犬马之劳的张国焘之流之讽刺。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35] 《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36] 《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关于尹达撰写《报告》一事，中科院编的《治学录》作了如下叙述：1936年春，尹达（1906—1983）从殷墟被抽调到山东日照两城镇参加龙山文化遗址考古，由梁思永带队。这次发掘是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面貌，共发掘 50 多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发现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头骨已经腐朽，经多方努力，收取了30 多个。发掘所得于秋天运到南京。撰写发掘报告的重担落在尹达肩上。他一面参加清理标本的工作，一面着手整理记录，编写考古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写结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长驱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达随史语所匆忙迁往长沙，敌机很快就对长沙开始轰炸。国难当头，尹达决心忍痛放弃即将完成的研究项目，毅然离开个人收入优厚、工作条件令人羡慕的学术机构 （南按：假如此说让当年流亡西南边陲的傅斯年、陈寅恪们读到，不知将情何以堪），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洪流。他和几位同事相约结伴，投奔延安参加抗日。1937年的年终这一天，尹达到达延安。延安访问（25）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稿，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其1939年以“龙山文化”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中说：“这个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另据近年从台湾传来消息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用尹达的原名刘耀，出版这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报告的未完稿。这份由史语所带到台湾去的考古报告稿，在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之后，终于获得了问世的机会，但报告的执笔人却已命赴黄泉，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了。[37] 据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档案。[38] 朱瑞熙、徐曰彪《范文澜》，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刘启林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39] 《赵俪生文集·篱槿堂自叙》，第五卷，赵俪生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40]《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41]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以74岁高龄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中共投桃报李的酬谢。而黄也知恩图报，据传他是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人，而彭真是中共派系中第一个发明“毛主席万岁”的人，但这个最早的发明权到底归黄还是归彭，在党史研究界一直争论不休。[45] 《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出版。[46]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48] 《“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49]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传纪文学》，第二十八卷一期，1976年1月。[51] 罗哲文《李庄忆旧》，载《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李庄镇政府1993年出版。（内部发行）[52、63] 《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 成寒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53] 刘东平《古建筑的保护神：梁思成》，载《人物》，2001年第1期。[54] 除了罗、郑等人提供的证据外，在李庄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据罗南陔之子、原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说：“美国投放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没投到京都、奈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羊街8号我家。当时罗斯福要向日本扔原子弹，但不知道扔到哪里合适，就问蒋委员长，介公也不知扔到哪里是好。于是有人建议把梁思成接到重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这原子弹咋扔合适，让他画个圈圈。梁思成临走时，专门来到我家，找到我的父亲罗南陔，要他好好照顾梁思永，还说美国要炸日本本土，但不知炸哪里好，圈圈画在何处也心中没数。当时梁氏兄弟与我父亲就商量，最后说哪里都可以炸，但就是不能炸京都、奈良，因为哪里有很多古建筑，一炸就太可惜了。梁思成很同意这个看法，说了些话就走了。日本决定投降后，梁思成从重庆回李庄，又来到我家看梁思永。我父亲与他兄弟俩聊天，梁思成说，美国这次轰炸，日本的城市毁坏的很厉害，但最后还是按照我们商量的建议，没有炸京都、奈良。后来罗斯福说光用常规炸弹还不行，需要扔几颗原子弹，要不日本人不得干，来问我。我还是那个建议，扔哪里都可以，但就是别扔到京都、奈良。后来美军就参考了我画的圈圈，就把原子弹扔到了广岛和长崎。”罗萼芬说：“梁思成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给他们倒茶，就听到了。所以说美国炸日本和扔原子弹，故事就发生我家。这个事从我家传出去以后，李庄的百姓就说：‘不是美国原子弹，日本投降不得干；美国丢下原子弹，打得日本直叫唤。’后来罗哲文来李庄，问我这个事，我告诉他，他才把事实真相写出来。”罗萼芬老先生的这段话，自然是孤证难立，目前仍没有找到其他材料可以佐证，罗哲文确实回李庄访问过，但对此说表示怀疑。既然罗老先生说得言之凿凿，就只能作为一说记录于此，估妄言之，估妄听之吧（2003年9月26日，岳南在李庄罗萼芬家中采访记录）。[55] 《日本问题文件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56]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孟庆瑞著，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58、60] 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8月11日。[62] 《致俞大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出版。[64] 《中央日报》“副刊”，1945年8月14日。[65] 李霖灿《大匠诲人有典型——记济老二三事》，载台北《中央日报》，1985年12月30日。作者李霖灿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著名纳西文字研究专家、美术史家，1948年年底押运古物去台湾，一度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99年去世。[66、67] 《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68] 引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69] 王作化、王晋阳《第一个报道日本正式签字投降的中国记者》，载《纵横》，2005年，第9期。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