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21

刀兵动，战事起，报道齐国打鲁国，鲁国人人都着急，派遣乡兵去抵御，孩子汪踦也出力，打退敌人回来时，点名不见小汪踦，原来已经阵亡了，真是可敬又可惜……这是根据《礼记 檀公篇》改编的课文，说的是孔子赞誉童子汪踦“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故事，放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原本还是很不错的，但蔡智诚这时却实在听不下去，他对小女孩说：“爱伦，别念这个了，换一本吧”。换一本就换一本，邱爱伦又捧起了另一本书——可爱的中华，我同胞的家，人口众多，土地广大，气候最适宜，物产冠东亚，有世界最长久的历史，有世界最发达的文化……“别念了！”醉意朦胧的蔡智诚一把夺过课本，发现这《小学常识》其实就是儿童地理手册，每一页都有一个省的地图，旁边再用诗歌介绍相应的情况。他歇斯底里地扯掉了东北各省的地图、扯掉了北平、扯掉了河北、山东、河南、江苏……“这个已经没有啦！不用念啦……这个也没有啦！不用念啦……”，他一面痛哭着，一面举着被他撕得支离破碎的课本，指着残留的几页问邱秉敏：“请你告诉我，剩下的这些还要念吗？南京还要念吗？上海还要念吗？你们广东要念吗？我们贵州还要念吗……告诉我，谁能告诉我啊？！”邱秉敏哭了起来，两家的女人哭了起来，就连被吓得手足无措的邱爱伦也惊恐地大哭起来。陈丽君搂着这梨花带雨般的小姑娘，一边替她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怜惜地安慰着她——在那时，在场的人们哪里能够想到，这位漂亮伶俐的混血女孩会在八年之后嫁给了蒋纬国，成为名动一时的“台湾王妃”。在那个时候，蔡智诚完全不清楚未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党国”的命运又终将如何，他只知道自己即将要告别故土、去往海峡另一端的陌生的高雄，至于今后是能留在台湾当“岛民”，还是要流落海外做“白华”，一切都只有听天由命。在那些日子里，蔡智诚整天借酒浇愁。他坐等着台湾方面给他来电报，可一直等到2月中旬，俞季虞的电报没有来、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蒋经国太子的得力干将俞季虞先生在轮船事故中被淹死了，尸骨无存！——这下子，蔡智诚去高雄做官的计划只好就此泡汤。1949年1月27日夜间，中联公司的两千吨级“太平号”客轮与建新公司的两千吨级“建元号”货轮在浙江舟山水域相撞后沉没，除41人获救外，其余近千人遇难。蔡智诚虽然在事发的第二天就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但直到2月中旬才知道俞季虞也在那条太平轮上。俞季虞死了，“高雄计划”就此泡汤，而谷正纲也恰好在这个时候跑到奉化陪蒋介石去了。当联络员的与“上线”失去了联系，前途顿时一片迷茫。蔡智诚当时的职务类似于上海市社会局的“特派专员”，但社会局的名册上并没有这个官衔。他在中纺公司既没有部下也没有办公室，公司里每个月发给他四百块大洋的“车马费”，说穿了就是私底下的贿赂，拜托他不要无事生非、少给大家添麻烦——这样的差事临时干一干还算不错，但长期做下去就不行了。且不论人家中纺公司愿不愿意，就是这上海的局面还能够维持多久都很难说，所以蔡智诚只好另寻出路，又开始琢磨着是不是溜回贵州去算了。不过，陈丽君的日子倒安排得十分充实，她每天去育婴堂转两圈，表示过爱心之后就拎着个布袋子满世界的采购大米。当时上海市场的稻米分为好多类，有常熟的糙米、太仓的白米和泰国的暹罗米，其中泰国米是用机器烘焙过的，比较干燥耐储存，所以陈丽君就专门搜集这种进口物资，今天一袋明天一包，堆得床铺底下尽是粮食，再过几年也吃不完。当时，市面上物价飞涨，金圆券贬值得很厉害。一百斤上等白米在48年“8、19”（金圆券发行日）时的价格是十五块钱，49年1月一百五，2月涨到一千五、3月涨到一万二（到上海解放时的5月底涨成一亿七千万）；40码一匹的“龙头细布”（纺织企业用它发工资，是比较重要的流通物），“8、19”的价格为三十块钱，49年1月三百二，2月涨到两千、3月份一万五（到解放时涨成一亿二千万）……上海的市民原本是比较爱逛交易所的，但这时候的黄金只涨不跌，无从下手；股票只跌不涨，毫无指望；期货市场空空如也，只好关张，于是所有的人都跑到商店里疯狂采购，拼命囤积物资。市面上的任何东西都抢手，人人都在搞收藏，有囤粮食的、囤药品的、囤棉纱的、也有囤白报纸的，“宝康里”的二房东专门收购钢材，铁丝也要、铁钉也要，到后来连床板都拆了，全家都睡在铁皮上。更多的人则是见东西就收，火柴要收、纽扣要收，油盐酱醋更要收，甚至连冥器店里的花圈也被收光了，老板卖棺材的时候都要先去顾客的家里瞧一瞧，看看到底真的有死人没有。金圆券崩溃的根源当然是货币发行过滥、经济体制垮台，但按照蔡智诚的观点，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丢失了大片的领土，东北、华北和华中的工业基地和农村税源全部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与此同时，北方的难民大量涌进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国范围”发行的金圆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缩的国统区，此消彼长，政府调节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战场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间的内讧和争权夺利更使得民众丧失了信心，国民对政府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货币也就失去了储蓄的功能，于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让钞票“砸”在自己手里，所有的金圆券全部上市流通，这就给原本就濒临破产的经济环境造成了致命打击。在蔡智诚的印象中，49年的这场金融灾难是从2月份开始进入高潮的，那时候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台，国民党财团不支持桂系、共产党方面也不给李宗仁面子，新一届政府又没有表现出政治和军事上的过人之处，经济崩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但49年的这场灾难和44年、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战后期的市场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资匮乏，那时候用法币买不到的东西、用银圆同样也买不到，而49年初的社会物资总量却并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积了起来，老百姓宁愿以货易货也不相信钞票，市场上的价格暴涨也仅仅是针对金圆券而言，如果用银圆购买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没有涨价反而还降价了。那时候，商铺和饭馆既想囤积货物又不能不做生意，所以对顾客十分挑剔，倘若抱着金圆券进馆子，老板只肯卖一碗饭，如果把袁大头拍在桌面上，鸡鸭鱼肉立刻就端了上来。最倒霉的是那些放高利贷的，缺德人遇上了更缺德的社会，两下子就被整破产了，真是恶有恶报。蔡智诚的薪水是现大洋，市面风波对他的影响不大，但事实上，能够象他这样“潇洒”的人物毕竟是少数，有更多的百姓在这场金融灾难中饱受痛苦。普通市民除了以货易货之外就难以维持生计，大批的学生、教师和基层工薪人员沦为饥民，最不幸的还是那些从外乡来的逃亡者，颠沛流离、无依无靠，腰包里揣着的全都是废纸，那才是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1949年3月，南京李宗仁政府终于派出了“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团员黄绍竑（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劭力子（后任全国人大常委）、章士钊（后任全国人大常委）、李蒸（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刘斐（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其中，张治中和劭力子是“主和派”，黄绍竑和刘斐属于桂系，章士钊和李蒸是社会贤达，连一个能够代表蒋系和粤系的人物都没有——所以别说是谈不出结果，即便能够签订个什么协议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很难得到执行。当时，李宗仁已经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主张”，因此所谓的谈判不过是把“无条件投降”改为“有条件投降”。桂系政客期盼的无非是两条，一是把“惩治战犯”的力度降一降，二是国民党交出政权，但解放军不要过江。共产党显然不答应第二条，谈判还没开始，新华社就表明了态度：坚决粉碎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且说解放军打过长江轻而易举，夺取全国胜利的步伐不可阻拦，共产党不但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国民党不仅要交出政权还必须放下武器，可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北平就是天津……那时候，上海的广播公司多如牛毛，一两百个频道的信号互相干扰，收音机里各种声音乱七八糟，不动旋钮就能窜出四五个台来。几乎所有的电台都有“时政评论”，有的说“完蛋完蛋没救了”，有的说“不怕不怕，我们有无敌的空军、我们有忠诚的海军”……说着说着，海军最大的重庆号军舰就起义了，电台里只好又说“不急不急，陆军还有江阴要塞，海军还有第二舰队，当年八百壮士能在四行仓库坚持那么久，现在守住长江更没有问题”。但蔡智诚知道长江是守不住的，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的兵力不足，也是因为高层长官根本就没有守江的决心。从历史上看，长江最重要的防御地带应该在南京上游至九江河段，这个地域一旦被突破，不仅安徽江西立告失守、江浙腹背受到包抄、湖南广东面临威胁，而且整个华南也被切成了无法顾及的两半。反之，如果守住了这一段，防守方可以保持较厚的战略纵深，攻击方在东西两端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战局就还有可期盼的余地。但现在，白崇禧把主力收缩到湖南广西，只求保住桂系大本营；汤恩伯把兵力集中在南京下游，仅图维护上海一隅；而广东方面则希望把海南岛变成台湾第二，宁愿去香港也不愿守长江……结果漫长的“江防要地”只留下几支杂牌弱旅在装腔做势，共军岂有不“轻而易举打过长江”之理？（PS：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是从江阴至九江段突破了长江天险）49年3月，“北平和谈”拉开了序幕，但双方心里都明白这不过只是个幌子而已。共产党那边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国民党这边喊“积极备战，周旋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家其实都知道“长江防线”形同虚设，那道“天险”根本靠不住，于是就开始做下一步的安排。3月中旬，谷正纲从奉化回到上海，他已经得知俞季虞遇难身亡的消息，于是就建议蔡智诚离开上海到福建去。谷正纲的这个提议是有原因的。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之后，与原本就芥蒂很深的行政院长孙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无法共事的地步，结果老李就和老蒋商量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由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何应钦内阁的时间虽然很短（才两个多月就被阎锡山取代了），但在当时却显得十分卖力，他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军备方案，准备征召百万壮丁组建“二线兵团”，并且把整军的重点放在了福建。福建属于黔系政客把持的地区。1926年，何应钦统率北伐军东路军由潮汕入闽打败了孙传芳的部队（周荫人），成为福建军政委员会主席，后来，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何纵炎，谷正纲和他弟弟谷正鼎，包括蔡智诚的老爸蔡式超等贵州老乡都在那里做过官，与当地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49年这时候，福建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是朱绍良。朱绍良祖籍江苏，从小在福州长大，考入武昌陆军中学后和同班同学何应钦、谷正伦一起被选送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又一起去贵州混迹，朱绍良与何应钦先后担任过黔军参谋长、而谷正伦则做过黔军总司令，三个人在蒋介石麾下的地位虽然有所变化，但彼此的交情摆在那里，始终是一根藤上的蚂蚱。不过，谷正纲推荐蔡智诚的原因倒不完全是为了人际关系。福建的方言与中原语系大相径庭，可当地的军政大权却掌控在外省人的手里，官员操北腔、百姓唱南调，咿哩哇啦闹了半天谁也不知道对方说的是啥东西。长官在台上训话，台下目瞪口呆，忽然有人自告奋勇申请当翻译，长官当然很欢喜。于是就听翻译说福建话，台下鼓掌台上也鼓掌，鼓掌过后，当兵的扛起武器“呼啦”一下全跑光了，当官的愣在台上莫名其妙，问过别人才知道——原来刚才那“翻译”是在鼓动大家造反呢。蔡智诚会说闽南语，因为他的亲生母亲是蔡式超在厦门大学时娶的姨太太，老人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总是使用别人听不懂的家乡话，蔡智诚和蔡智兰也因此掌握了这一般人都弄不懂的奇特方言。谷正纲的妻子也是福建人，老谷曾经见过蔡智诚和她用闽南话拉家常，所以他觉得这小子是个“精通内语”的宝贵人才，派到朱绍良那里一定能够发挥所长。那一天，谷正纲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他是原国防部史料局局长、新近被委派为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中将。在得知蔡智诚的情况之后，吴副主任立刻表示出十分欢迎的态度，并且提出可以让蔡中校在绥署的兵役部门负责军训业务——蔡智诚之前从没有和吴石见过面，当然不知道这位国民党的中将其实是中共的地下党（代号为“密使一号”，50年在台湾被捕牺牲）。在那时，他只知道吴副主任与白崇禧的关系十分密切，虽然名为朱绍良的副手，其实是桂系与黔系之间的联络员。从个人兴趣上讲，蔡智诚并不反感去福建、也不计较在谁的手下做什么官，但他却很不愿意在这内讧不断的时候充当政治派系之间的帮手或者润滑剂，更不愿意在这大势已去的时候再拉壮丁上战场送死。他讨厌这祸国殃民的权利纷争、更不希望这毫无意义的战争再继续拖延下去，于是就拒绝了谷正纲和吴石的建议，坦率表示自己对兵役工作既缺乏经验也缺乏热情，担当不起这军事训练的重大职责，然后称谢告辞而去。从市政府大楼出来，蔡智诚就决定离开上海、回贵州老家另谋出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出乎意料的是，陈丽君显得特别高兴，她立刻动手收拾行李，笑靥如花：“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回家喂金鱼”。原来，自从丈夫出征之后，陈丽君就在房前开辟了一个小小的花园，种桃树、栽兰草、还养了许多金鱼，每天用这些不吵不闹的玩意来打发独守空房的无聊和寂寞。在南京上海的这段日子，她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那些花草没有人浇水、金鱼没有人喂食，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现在忽然听说可以回家了，如何能不欣喜若狂。“这时候回去正好呢，园里的桃花就要开了，红红白白的可好看！”“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花花草草的事？我还以为你满喜欢上海呢”，蔡智诚觉得很奇怪。“你在这里求事业，还说要到台湾去，心里那么苦，我怎么能拿这种小事来烦恼你……”接下来的日子，蔡家小两口都在忙着做行前的准备。49年4月4日，前往海防的船票终于办好了（当时比较安全的返程线路是由越南经云南回贵州），蔡智诚就带着妻子去向谷正纲告别。那一天恰好是旧中国的儿童节（现在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是49年11月在莫斯科国际妇女大会上决定的），也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上海市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宋美龄、李宗仁和市长陈良都发表广播讲话，向儿童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原本被抢购得空空荡荡的商店柜台上也罕见地挂满了糖果，用细线串着，每个童子军都能分到几颗。大街上彩旗飘扬，五颜六色的标语横幅写上了各式各样的口号：“保障儿童教育”，“丰富儿童的精神享受”，“重视儿童福利”，“营造儿童幸福生活”。陈丽君被这节日的气氛感染得热泪盈眶，“哎呀，好可爱，多么漂亮的小孩，我要能做他们的妈妈就好了”。蔡智诚的心里也在想：如果结婚的时候就离开军队，现在一定也有自己的孩子了，那将会是多么快乐。但就在这时，迎面开来了一队童子军，年龄各异高矮不等的少年们穿着小号的军服、扛着木制的马枪，吹着喇叭、喊着口号走得威风凛凛，可队列前的旗帜上却写着一个特别的番号——“遗族子弟学校”。蔡智诚于是又想，幸亏还没有孩子，否则让自己的子女成为这支队列中的一员，那将是多么的心酸。两夫妻就在这快乐与感伤的氛围中来到了谷家的府邸。走进房门，刚说明来意，谷正纲就拿出两封电报。头一封电报是福建后勤司令部（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区司令部）司令缪启贤发来的，他在电文中热情邀请蔡中校出任该部的参谋长。其实蔡智诚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位不知为何方神圣的缪司令，他明白，这是吴石副主任经过利弊权衡之后的考虑。而第二封电报的态度就明确多了，方先觉中将命令“第一陆军训练处中校教官蔡智诚接电后着即前往福州，向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报到”。第22兵团是国民党在福建新组建的部队，因为陈嘉庚在筹建过程中出了不少钱，所以根据他的要求，由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李良荣出任兵团司令（陈和李都是福建厦门集美村人）。该兵团下辖的各个单位全是战败之后重建的，其中就有原“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新任军长是从辽沈战场上跑出来的福建人沈向奎（原103军军长，后兼任金门防卫副司令）。原本设在南京的“第一陆军训练处”也奉命转往福建，教员和学员全部编入第22兵团，军校副主任方先觉被任命为兵团的副司令，实际掌管编练工作。先前，蔡智诚就是被方先觉打发去双堆集跳降落伞的。蔡教官一去杳无音讯，方中将还以为他肯定已经死翘翘了呢，却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从俘虏堆里跑了回来，而且还攀上了谷正纲这门高枝。方先觉自己是当过俘虏又逃跑的，知道这种事情很不容易办到，第5军军长沈向奎也是从包围圈里侥幸逃生的块肉残躯，彼此顿觉惺惺相惜，当下认为决不能让这个既能在天上飘也能在地下跑的家伙去后勤部门发横财，应该把他弄到200师，给个团长团副什么的干干。所以，后勤司令部给谷正纲发电报，方先觉也照样发电报，理由很简单：你蔡智诚原本就是“第一陆军训练处”的成员，现在回来向22兵团报到是理所当然。蔡智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不干。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谷正纲却先说了话：“你是个国民党员，你是革命军人，你应该回到岗位上去”于是，蔡中校起身立正，原本准备推脱的言辞在此刻也换成了另一个无奈的字眼——“是”。从谷正纲的家里出来，蔡智诚的心情十分沮丧，陈丽君却依然若无其事：“不要紧，先去福州看一看，以后再想办法回家”，但她同时又显得特别倔强，无论怎么劝解都不肯独自回贵州，一定要跟着丈夫到福建去——蔡智诚只好退掉了越南的船票，准备携带家眷上任新职。去福州的船票倒用不着购买，因为有一艘轮船是现成的，很快就要出发。还是在3月下旬的时候，蔡智诚去“铁路军运指挥部”办事，在指挥官段仲宇的办公室里意外地遇见了伞兵参谋长戴杰夫和三团团长刘农畯。这段仲宇是何应钦的亲信。前两年，何应钦被老蒋打发到联合国去当“安理会代表”，段仲宇也在美国呆了好长时间，何应钦回国以后做了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段仲宇也跟着抖了起来，荣升少将，掌管京沪铁路运输大权，还被安排进上海市的“政务委员会”，成了谷正纲与何应钦之间的邮递员。但事实上，段少将已经在此时加入了共产党，号称“蒋经国近卫军”的预备干部训练总队（贾亦斌部）和号称“蒋介石嫡系”的伞兵第三团起义，都是他参与策划的结果。蔡智诚没有想到会在段仲宇这里遇到戴杰夫和刘农畯，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伞兵部队也在上海。从闲谈中得知，伞兵一二团已经转移到福建，只剩下伞三团还没有出发，航运部门的办事效率太低，调派的轮船总是不合适，所以只好请段仲宇出面协调。“我在这方面有几个熟人，明天帮你们问问看”，蔡智诚搞过物资转运工作，对船舶的情况比较了解，听说是老部队和老上级遇到了难处，自然就很乐意帮忙。第二天，从段仲宇那里来了个名叫刘春华的上尉副官，蔡智诚和他一起去了港口司令部海运组的办公室。“上海港口司令部”的正式名称其实是“联勤上海运输指挥部”，是隶属于“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郭忏）的干线运输管理机构，与负责支线调配的“补给区司令部”是平行单位。上海港口司令部的司令是汤恩伯的亲信杨政民，另外还有好多个分管铁路、公路、仓储等各方面的副司令，段仲宇也是其中之一。然而，真正最有油水的海运组却始终掌握在杨政民自己手里，具体负责的是他的副官吴铎。港口司令部总部设在吴凇军用码头，而海运组的办事机构则设在外滩的招商局大楼内。在办公室，蔡智诚向吴铎说明了来意，那小子立刻指着码头上一艘漂亮的客轮叫起屈来：“伞兵可真是太难缠了，居然连海辽号都看不上，你叫我怎么处理？”“他们觉得这条船不吉利……”，刘春华副官连忙解释说。蔡智诚和吴铎一听这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海辽号”是一艘3500吨级的美国造“大湖级”海轮，原本在招商局旗下从事上海——福州——厦门之间的客货运输，49年3月和其他十四艘轮船一起被国民党军方接管。从吨位、设备条件和航行经验上讲，用这艘轮船运送军队去福建是再合适不过了，但它也确实存在着伞兵们指出的毛病——不吉利。记得萨苏在其大作《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佚闻》中讲过“伏波号”的事情。“伏波”是一艘英国建造的1400吨级驱逐舰（原名皮图尼亚号），设备很先进，可刚到国民党海军手里没两天就被撞沉了，一百多官兵只活下来了一个人，而肇事的那条轮船就是“海辽号”。“海辽”是美国Manitowoc船厂1920年的产品，原名San Antonio，卖给中国后起名为“海闽”号，这“海闽”船的头一次航行就撞沉了吴凇军港的小火轮，弄死了十六个军校实习生，然后又开到厦门去撞翻了“伏波号”，于是就改叫“海福”。结果“海福”改了名字却没改脾气，又继续去撞陆军的运兵驳船，再干掉一百多人，只好又更名为“海辽”……两年来，这倒霉家伙的航行经历就是撞船、维修、改名、再撞船、再维修、再改名，反正专跟兵舰过不去，撞掉了海军撞陆军，只剩下空军还没有碰过，所以伞兵三团当然不愿意给它这个“破记录”的机会。蔡智诚虽然觉得刘农畯的迷信有点可笑，但人家既然已经这么说了，他也只好要求另换一条船，并且建议起用招商局的“郡级滚装船”，把吴铎搞得啼笑皆非。——解释一下：刘农畯所说的“海辽轮不吉利”当然只是借口。当时他不愿意使用这条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其客舱容量太大，在装载伞三团的同时一定还会加运其他部队，这将影响原定的起义计划。海辽轮于1949年9月起义，改称“和平号”，是新中国建国时最大的海轮，其光辉形象不仅出过邮票还被印上了钞票。专和兵舰过不去的海辽号成了“和平号”的海辽号“港口司令部海运组”组长吴铎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比蔡智诚高几届，两人在学校里的交往比较少，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招商局航运处处长俞大纲。俞大纲是浙江绍兴人，父亲是前清的进士，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哥哥俞大维是国民党的交通部长（后任国防部长），姐姐俞大彩嫁给了北大校长傅斯年，表哥是陈寅恪（陈寅恪的母亲姓俞，是俞大纲的姑姑），表姐夫是叶剑英（叶帅的岳父姓曾，是俞大纲的舅舅），他有个侄子叫俞启威（黄敬，中共冀鲁豫区书记、天津市长，江青的前夫，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还有个侄子是蒋经国的女婿（俞扬和，蒋孝章的丈夫）……而俞大纲本人是个“新月派”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就是由徐志摩和他做陪同，有一首《月》写得很不错：你，跳进了窗楹，挨近着我银色的夜，银色的火我在枕边安排好一个梦一个平安的梦，等着你抚摩你，轻盈的掩入夜莺的窠银色的夜，银色的火森林里飘出一曲顶礼的歌谁知道这唱的是莺还是我……抗战期间，俞大纲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在遵义呆了七八年，当时浙大学生排练的话剧歌剧全都由他当导演，而吴铎和蔡智诚都是艺术团的骨干。49年这时候，吴铎是国军的特派员、蔡智诚是社会局的专员，全都和船打交道，而俞大纲又恰好是招商局的航运处长，手上管着好多船。说是管船，俞大处长其实对航运一点也不懂，招商局不过是看在他交通部长哥哥的面子上给了他一个倒卖船票的机会，老俞也乐得每天和一帮演员们聊天唱戏，时不时地还喊弟子们去捧捧场。但人家毕竟是处长，虽然不大管事，内情还是知道一些的，蔡智诚就从他那里听说了不少招商局的秘密。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从英、美以及日本的手里得了不少军舰轮船，设备大量增加了，但会驾驶懂维护的却很难找，于是航海专业人才就变得十分抢手。在当时，商船海员的工作比较安全和自由，而且薪水比海军士官高得多，开客轮货轮的人都不愿意开兵舰，国军只好来硬拉（重庆号军舰的全套轮机人员就是从民船上征用的），而“军事征用”的主要对象是轮船招商局。招商局是国民党唯一的国有航运企业，隶属于交通部。这家企业拥有海轮五十只，各类江轮、拖船、驳船近两百只，其中最容易被征用的就是“郡级滚装船”。郡级滚装船原本是美军在二战时期使用的LST级坦克登陆舰，满载排水4000吨，当作货船时货舱容积2000吨。46年以后连卖带送的移交给中国五十多艘，国民党海军的中字号军舰，招商局和江南造船厂的“中”字头滚装船、难民救济总署的“万”字头轮船、民生公司的“远”字尾轮船（宁远、平远、怀远……）都属于这同一系列的同一型号。这就是LST坦克登陆舰，前面能打开，俗称“开口笑”。——PS：相关知识请参见萨苏之大作《小考：伞兵第三团起义时乘坐的是不是“美龄号”》。解放后，LST级坦克登陆舰有17艘留在大陆，其中15艘被编入人民海军，舰名为“山”字尾，舷号为341、342、343、351、355、900、901、902、903、921、922、923、924、925、926。既然是军民同一型号，而且这种船原本就是按军舰设计的，所以国军征用起来特别方便，到后来海员们都被搞怕了，谁也不愿意接近这类货色，招商局只好让剩下的郡级滚装船统统报废，有的固定在码头当锚船，有的干脆拆了做零件。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还停靠着四艘郡级滚装船，表面上看不能动弹，其实只是轮机的大轴被拆掉了，其他机件都是好好的。这样的轮船原先有五艘，48年2月，“中字110”被海军司令部征用（海军懂行，招商局的办法蒙不住他们），结果船员在半道上打开了“海底凡而”（船底阀门），愣是让轮船沉在了三江营。上海的大报小报立刻宣传“国军悍然堵塞航道”，江淮商界也跟着大喊“交通受阻、经营困难”，海军被冤枉了一番，头疼得不得了，从此再也不打招商局的主意，剩下的“锚船”也就得以保存下来。这时候，蔡智诚索要的正是这“中字号”的LST级“锚船”。吴铎在招商局当驻厂代表，厂方送给他一部崭新的“别克”轿车，平常的“车马费”更是不少，他被胡时渊总经理哄得高高兴兴，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招惹麻烦（招商局高层此时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胡时渊解放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但吴铎也知道，蔡智诚不仅清楚“锚船”的底细，也能从航运处长俞大纲那里拿到批条，并且还有着社会局的背景（社会局兼有监察功能，有点象是现在的纪委），所以被他顶到跟前了也确实不好推脱。只是，码头上除了“中字102”上有一个船长，其他什么船员都没有，这就需要花钱去招聘人手。招商局和海运组是不可能出这笔钱的，刘春华副官回去一说，段仲宇立刻就批了五千块现大洋，蔡智诚当时还奇怪这位管铁路的司令怎么会对轮船的事情如此大方，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就是刘农畯提供的活动经费，一万块钱只花了一半呢。于是乎，“中字102号”郡级滚装船的调派单就拿到手了。这当然不能说是蔡智诚的功劳，但多少也应该算做他为伞兵的起义出了一分力——虽然在办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地下党正准备干什么，甚至当时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也会坐上这条彻底改变命运的航船。从上海去福州可以坐船或者坐飞机。当时，因为蔡智诚从纺织公司那里贪污了许多布匹和呢料，乘飞机带货不太方便，而陈丽君又没有见过大海、很想尝试一下远洋的滋味，所以两口子就打算乘坐“中字102”号运兵船。得知他俩的决定之后，谷正纲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一份盖着“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钢印的派司，上面标明蔡智诚的身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专员”，任务是护送“国大代表”及其家眷——这就使他的旅程突然变成了一趟官差。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各大机构已经陆续迁往台湾、广州、福建和四川，但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和家眷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依然滞留在南京上海，转移他们的任务于是就落到了社会部的头上。说起来，所谓的“护送”工作其实相当简单，无非是按照预定的安排把名单上的男男女女带到指定的地点，就如同旅行团的导游一样。不过对蔡智诚而言，这“社会部专员”的身份却显得十分微妙。在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大致有三类。一是“选任官”（分“特任”和“简任”。这里的“简”通“捡”，挑选的意思），二是“派任官”（分“特派”和“简派”。蔡智诚先前在中纺公司的那个差事就属于“特派”），这两种官吏都属于“政务官”，不仅要参与政策的决定与推行，也要与政治同进退，所以动不动就需要辞职，饭碗并不十分牢靠。相对比较稳妥的是由考试院铨叙核定的“常务官”，这“常务官”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公务员的概念是国民党于1931年提出的，意指基层文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长推荐、考试院甄别同意的“荐任官”和经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委任官”，虽然级别比较低一些，但好处是只从事行政事务，不用对党务和军务负责，比起做政客或者当军官少了许多麻烦。社会部里五花八门的专员很多，一般都属于“特派”，但谷正纲却绕了个圈子从考试院给蔡智诚弄来一张“六级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的派司，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借此机会改任文职，不再回到军队中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蔡智诚还不至于傻到再去找谷正纲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护送专员”的美差。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准备会在招商局大楼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刘耀汉，这家伙是个留美的海归，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的首席翻译，经常陪着外国大鼻子到伞兵基地来视察，并且还给“留美预备班”的学员上过课，所以蔡智诚对他并不陌生。出席会议的有伞三团团长刘农畯、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港口司令部海运组长吴铎、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解放后任上海徐汇区政协委员）以及蔡智诚等十多个人。刘耀汉在会上宣布：“中字102”滚装轮将运载伞兵第三团、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第22兵团通信队以及转送福建的 “国大代表”和家眷，共计四个单位三千余人和两千多吨物资，定于4月13日启程前往福州，预计航程48小时左右。行船期间由刘农畯担任军事指挥长、伞兵第三团负责纪律纠察，规定每隔八小时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运组）报告一次位置坐标，并划定了具体的航行线路。有两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首先是为了船员的安排。“中字102”除船长和报务员之外的其他水手都是通过工会组织招募的，而当时上海的海员工会有两个，一个是由招商局控制的“均安会”，另一个是成分比较复杂的“中华海员工会”。伞兵三团预先拟定的大副白力行（菲律宾华侨，解放后在上海水产学院工作）和轮机长武成迹（原“重庆舰”水兵）都来自于“中华海员工会”，这就遭到了招商局的反对。黄慕宗副总经理的意见是，LST级坦克登陆舰使用的是内燃机，与传统的蒸汽发动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华海员工会”的技术比较差，高级船员应该由“均安会”的人担任才合适。伞兵三团为此与招商局争吵了好久，最后才确定了船长林祥虬（原中字102号船长）、大副顾庚源、二副施君鹏、三副龚祖德、轮机长杨林坤、水手长周叶生、舵手陆兰生……白力行和武成迹都被撤换掉了。接着又讨论舱位安排的问题。LST登陆舰的吨位不小，但由于当初的设计是专门用来运送坦克的，所以舱位并不大。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装备充足，第22兵团的通信器材也装了满满的十辆卡车，而蔡智诚护送的“国大代表团”虽然只有四十多个人，但不仅需要单独的床位，而且还携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贵重物品”，这样碰不得那样也压不得，摆在船舱里特别占地方，因此有人就提出“以军运为重”，建议精简非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物资。对此，蔡智诚的态度十分坚决：自己团队中的一个人也不能减，私人物品一样也不能丢。他还反过来建议伞兵三团应该精简军粮，因为“中字102”在海上只航行48小时，随船携带三天的粮食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装载那么多的大米……会场上顿时吵得不可开交。从道理上讲，“军运为重”的理由当然更加充分一些，但由于当时正值“大撤退”的高潮，官场上的每个人都有家属或者财产需要转移，设身处地来想，谁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所以港口司令部最终还是决定削减军粮的运载量，把舱位留给了蔡智诚所率领的贪官污吏们。（PS：伞三团未能装船的近百吨粮食后来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变卖为活动经费）4月13日中午，金利源码头热闹非凡，两千多名伞兵在这里举行大会餐。饭桌上摆满了烧酒，官兵们你敬过来我敬过去，好多人都整醉了。伞兵三团下辖三个营，每个营五个连（三个战斗连和特务连、机枪连），再加上团部直辖的团部连、通信连、卫生连和炮兵连，总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但这支部队自组建以后就没有上过前线，所以蔡智诚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看见眼前这乱七八糟的场面，他不禁有些担心地对伞三团政训处主任陈浩说：“上船之前还喝这么多酒，你们搞得是什么名堂？”可陈浩的回答却是：“别扫兴，这是团长的好意”。陈浩也是伞兵司令部直属队的老人，蔡智诚当搜索营指导员的时候他是通信营的指导员，彼此间还算是比较熟悉。按道理，政训处主任在军事行动中应该担任监督纪律的执法官，可陈浩此时的胳膊上却没有佩带督察队的袖标。原来，伞三团在“护路”期间没收了一些走私物品，这些东西存在铁路警备司令部的库房里还没有处理完毕，照规矩，“变卖非法物资”的事情通常是由军需官负责的，可刘农畯团长却把这个美差派给了政训处主任，陈浩凭空拣到一个留在上海发洋财的机会，高兴得不得了，自然也就犯不着再去节外生枝多管闲事了。政训主任不管事，其他人就更管不着了，一帮伞兵从上午十点狂饮到下午一两点，这才摇摇晃晃地上了船。营长和连长们基本上都喝高了，还没等轮船启航就纷纷酣然入睡，安排舱位的事情只好交给督察队去完成。“中字102”号船身长100米、宽16米、吃水4米，满载排水4000吨，装备两台柴油主机，航速11节。它的内部舱位分为三个部分，底层是暗舱（弹药舱）、中层是大舱（坦克舱）、尾部是乘员住舱，另外还有舱面的岛型建筑也可以住人。（这是“大别山号”，也就是招商局的“中字122”，“中字102”也是这个样子）当初作为军舰，这条船安装有十六门火炮并配备了140多名官兵，虽然改成滚装轮之后只需要二十多个水手就足够了，但它的乘员住舱却依然保持着LST—1型坦克登陆舰的原样。舱内有上百张床位，是整条船中住宿条件最好的地方，蔡智诚的“国大代表团”、22兵团通讯队和伞兵的军官家眷就住在这里。除此之外，伞三团的营级军官住在舱面建筑，而基层官兵则被安排进了“中舱”，这中舱其实就是以前的坦克舱，面积大、空间也比较高（设计能装十八辆坦克），伞兵在船舱里搭建了上下铺，两千多号人挤在一起就象是屉笼里的肉包子一样，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热气腾腾其乐融融。舱面上停满了卡车、吉普车和摩托车，大大小小的汽油桶、汽车轮胎以及各种军械配件捆在一起摞得老高，伞兵的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关枪，军械修理所的车床、钻床、马达发电机，官吏家眷的皮箱纸箱、大小包裹、长短家私，再加上海员们随船私运的棉纱、布匹和中西药品……各种各样的物件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把原本还比较宽敞的甲板变成了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杂乱的货场。“货场”的四周划着警戒线，除了手持武器、臂带黄袖箍的督察队员，其他人一律不许在舱面上乱走。“中字102”的左右两舷各有两个吊架，吊架上的四艘LCVP艇 (Landing Craft Vehicle Personnel)这时已经架起机枪、成为了督察队的临时岗亭。小艇上站着一位神情严肃的年轻上尉，手里拎着“汤普森”、腰间还插着两把短枪，蔡智诚忍不住提醒他“你把枪机打开了，万一轮船颠簸枪走火，打到自己怎么办？”，那位显然没怎么上过战场的执法官这才赶紧关上了手枪的保险。（LST坦克登陆舰上的LCVP艇。从舷号上可知这两艘小艇属于“中字201”，也就是台湾海军的“中海”号）伞兵部队的每个营和每个连都有正副两个指导员，通常情况下，执法官的工作应该是由具备战斗经验的政工人员担任的，可这次为什么会让一个毛头小伙来领导督察队呢？蔡智诚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客舱，问过姜键以后才知道，原来伞三团的政工干部有的留守上海、有的被派到福州去打前站，整条船上就没剩下几个指导员了，而蔡智诚刚才遇到的那个上尉是刘农畯的弟弟、团部连的刘锦世连长。“小伙子很机灵，虽然没有打过仗，但管管纪律应该还行”，据姜键副团长说，这次航行中只有团部连的枪械里装有实弹，维护军纪的事情也就由刘锦世全面负责。那一天，姜键明显是喝高了，不过他还记得蔡智诚的妻子陈丽君，说起“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情依然觉得十分可乐，拍着胸脯自吹自擂：“当年要不是有我这包龙图，蔡智诚说不定就做了陈世美”，逗得大家哈哈直笑。船舱里除了蔡家小两口，还有姜键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营长钟汉勋和二营长杨鹤立的家眷也在船上，钟、杨两位是连襟，他俩的妻子是同胞姐妹，所以实际上是一家人。男人们闲聊了几句就无话可说了，但女性之间的沟通能力却非同寻常。轮船还没有开动，几位老婆就成了亲密无间的伙伴，唧唧呱呱地交流着彼此的喜怒哀乐，并且约着晚上一起看月亮、早晨一起看太阳。可惜好景不长。下午三点，“中字102号”启航出发，轮船还没有离开上海，女人孩子们先就晕了船，一帮人趴在床头抱着脸盆又是呻吟又是吐，什么“海上升明月”的美丽景象都顾不上了。那天晚上大家上床都很早，有的是因为酒醉有的是因为晕船，但蔡智诚却睡得很不安稳，也许是由于船舱太闷、马达声太响，也许是由于水兵的铺位太狭窄，他的心里总是觉得有些忐忑不安，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勉强合上眼。14日上午八九点钟，蔡智诚还躺在床上，船舱里突然喧闹起来，先前跑上甲板看日出的官员家眷们全都被督察队赶了回来，说是为了避免遇到风浪出事故，所有闲杂人员今后一律不许出舱。陈丽君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一大早就溜了出去，已经瞧见了“海上的太阳”。这时候，她坐在床头比比划划，十分兴奋地向丈夫描述着黎明前的大海是什么模样、云彩是什么样、一轮红日又是如何地跃了出来……看着妻子的手势，蔡智诚感到挺好笑：“你把方向都比错了，这时候的太阳应该在船的左舷，而不是右边”。“瞎讲，我才没有搞错呢，太阳就是在这边……”。旁边的几个老婆孩子也纷纷为陈丽君担保作证，那轮红日确实是从船的右舷升起来的——顿时，蔡智诚的胸口象是被什么东西猛然堵住了一样，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连衣服也来不及穿，拎起披风就冲上了甲板——果然，轮船已经掉头，没有驶往南面的福建，而是转向了北方。舱外站着一群神情紧张的士兵，从前甲板上传来一阵阵聒杂的吵闹声，有几个军官似乎想从坦克舱里往外面爬，而督察队员又使劲地把他们往下面推，双方就在舱口那里争斗起来。一位腰间插着两支手枪、胯间吊着两支信号枪、手里一杆冲锋枪、浑身上下披挂得象是“西部牛仔”一般的中尉正声嘶力竭地狂吼着：“都给我回到船舱里去！”“回到船舱去！”，船舷上的督察队员们也跟着喊叫起来。“发生兵变了……”，蔡智诚的心里一阵慌乱。还没等他判断清楚形势，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就把他赶回了船尾的客舱。客舱里，姜键正在给母亲削水果，老太太晕船，头疼得厉害。蔡智诚附在他耳边报告说：“团长，不对劲，轮船掉头向北了”姜副团长点点头：“我知道，上峰有命令叫我们去青岛”“去青岛？美国海军都撤回来了，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你们去青岛，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办？”“不知道，反正有命令叫这条船改航就是了”姜键的样子显得很不耐烦，可蔡智诚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含混的理由。他又跑到客舱尽头的船员铺位去找报务员应书标。那时候，轮船上的报务人员都是由军统指派的，相对比较“可靠”一些。据应书标说，伞兵从昨天晚上就接管了“中字102”的驾驶舱和电台室，说是有命令要改道青岛，全船实施战备航行，并且关闭了灯光和无线电通信，正在当班的顾庚源大副和他这个报务员都被撤换掉了。“去青岛的命令是谁下达的？核实过没有？”“不清楚”，应书标回答道：“我正准备跟招商局联络，伞兵的通信官就把电台的真空管拔掉了……”“现在开船的是什么人？”“林船长在驾驶台操舵，伞兵另外派来了两个人，一个负责领航、一个管轮机舱”蔡智诚立刻醒悟到，“伞兵派来的那两个人”肯定就是中华海员工会的白力行和武成迹。这样看来，轮船转向的起因多半与团长刘农畯有关，但究竟还有多少人介入其中却难以判断。客舱里的姜键副团长态度暧昧、而一营长钟汉勋和二营长杨鹤立又都是刘农畯的湖南老乡，想来想去就只有住在外面甲板上的团附（参谋长）李贵田和三营长李敬宾还能够指望了。可这时候，船尾客舱与外界已经无法进行联系，舷梯上架起了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直指舱门，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壮汉双手叉腰守在那里，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就象是门神一样。舱室里的乘客此时也已经猜到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陈丽君紧紧地攥住蔡智诚的衣角，丈夫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好象生怕他一时冲动惹出什么祸来。内心十分惊慌的蔡智诚此时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强做镇静，22兵团通信队的吴学挺队长跑来探问“兵变了怎么办？”，他还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说：“不要怕，船上有那么多伞兵，中字102绝对成不了重庆号”。直到这时，蔡智诚依然对局势的“好转”心存侥幸。他觉得军舰的哗变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伞兵部队的文化素质高、政治要求严、待遇条件好，长期以来都以“党国精锐”自居，附和叛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甲板上负责弹压的那几个军官明显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人，既缺乏威望也缺少经验，只要出现合适的机会，船上的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逆转。临近中午的时候，舱面上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声音，听得出是有人在厮打，还听见有人在喊叫：“团长！我们要见团长……营长，营长在哪里？”，蔡智诚连忙回头向舱内望去，却见姜键、钟汉勋和杨鹤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丝毫也没有准备回应的迹象。没过多久，甲板上又传来一连串枪响，外面的一切就平静了下来。下午三点，几个督察队员进入客舱搜缴武器，姜键这时也站起来要求大家交出各自的佩枪。蔡智诚这才终于确认大势已去，他看了看官员家眷们惊惶的面容，再看着自己妻子的无助的眼神，只好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摸出手枪、递到了昔日的长官的手里。事已至此，轮船上原本十分紧张的气氛反而平静了下来。交出武器之后，客舱里的军官陆续被喊出去开会，下午五点左右，蔡智诚也被人带到了会议室里。所谓会议室其实就是舰桥上的军官餐厅，餐厅门口的一边站着团部连连长刘锦世，另一边站着排长孟虎（就是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大个，他是华野敌工部的人员）。从船尾一路走来，蔡智诚已经可以大概判断出兵变的内情——副团长姜键以及一些营长连长两手空空、表情木然，在督察队的监视之下显得无可奈何，而在舰桥上站着的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和伞三团团附李贵田则是全副武装、喜形于色，分明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前甲板上，通往中舱的跳板已经被收了上来，几挺重机枪对准了舱门口，底下的两千多号人马别说是只有空枪没有弹药、就是装备齐全也很难冲得上来。（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得比较清楚。LST—1型坦克登陆舰的坦克舱有两个出口，前舱门在航行期间是不可能打开的，另外还有一个向上的舱门通往甲板。这个上舱门的通道是一块活动跳板，放下来的时候可以让舱面的汽车直接开上沙滩，但如果收回去以后就隔断了中舱与甲板之间的联系——除非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连的官兵，一般人是爬不上去的）会议室里坐着团长刘农畯，另外还有伞三团的副官姚家铖（刘农畯的表弟）、书记官黄牧农（刘农畯的妻弟）和伞兵军械处的政训员王独慎（刘农畯的同乡同学）。而主持会议的则是那个带着两支手枪、两支信号枪和一杆冲锋枪的“西部牛仔”，蔡智诚后来才知道他叫周其昌，表面是通信连的中尉技术员，实际上是上海地下组织派来领导起义的支部书记。餐桌上摆着一份由黄牧农起草的《起义宣言》，宣言的底下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刘团长说，在广大爱国士兵的强烈要求下，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军官已经联名宣布起义（二营副营长孙家驹、一营特务连长杨绳武、三营特务连长李国平等人在骚乱中被处置，没有在起义名单上），“中字102号”的船员在得知喜讯之后也表示响应，现在还要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态度。这时候的吴学挺和蔡智诚还能有什么样的态度？当然是坚决拥护起义。不过，吴队长提出他们通信队（只有二十多个技术人员）的家眷都在台湾，为避免牵连亲属，是否可以不参加公开的签名？蔡智诚也表示自己所护送的都是些平民，他这个“专员”签的字并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好在刘农畯等人似乎并不在乎蔡智诚和吴学挺是否愿意签字画押（“中字102号”的船员也没有签字），他们只是再三强调各单位必须严格纪律，不能发生骚动、不得向过往船只和飞机发信号，倘若出现违规情况，带队的人要负连带责任。周其昌书记并且着重申明：“这条船上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船上还安装了几十吨高爆炸药，谁敢反抗必将自取灭亡！”于是乎，蔡智诚只好回到客舱里向大家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并担负起了维护秩序的重责。在那些国大代表和家眷们的眼中，他这个“专员”已经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了起义者的代表——可天地良心，这时候的他甚至连轮船的目的地究竟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呢！在“中字102”上，由蔡智诚负责护送的四十五个人来自于八个家庭，他们都是国民党立法院长刘健群的幕僚。刘健群是贵州人，祖上在遵义城里开鞋帽铺，与蔡智诚家是街坊，刘院长本人当然没有卖过鞋子或者帽子，他从贵州法政学校毕业后就给何应钦当秘书，后来又帮蒋介石搞复兴社和“三青团”，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从根子上讲还是老何的弟子，他在立法院的这帮幕僚其实也属于何应钦的门下。四十五个人中资格最老的要属“国大代表”张志韩。张志韩是贵州贵阳人，北大毕业，曾经当过福建省政府秘书长，还是贵州大学和贵阳医学院的创始人，称得上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按照他的观点，手握兵权的人临阵易帜总是有利可图的，比如抗战时的伪军将领无论投蒋还是投共都不吃亏，反正到最后受审判的全都是手无寸铁的政客文人。现在的伞兵团长有本钱去学傅作义，22兵团通信队也有军需物资可以做见面礼，惟独“国大代表”毫无价值，除了被枪毙就不会有啥好下场……听他这么一说，周围的男女老少立刻慌了神，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干脆昏厥过去，客舱里顿时乱成了一团。蔡智诚也弄不清张志韩讲的是真是假。这时候的他反驳不是赞同也不是，只好捧着伞兵发放的《起义宣言》，一遍又一遍地念：“我们是有着高度政治认识和热情勇敢的知识青年，对于当前的局势和今后的革命发展了解得很清楚。压迫和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经走向日暮途穷，它的残暴黑暗统治就要垮台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下即将普遍地建立起来，全国人民马上就要沐浴到光明的阳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立即投入到革命的怀抱中去。我们在中字102号登陆艇上效法肇和兵舰以及重庆号军舰，为投入革命的阵营而起义。每一个同志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加速革命的早日胜利，完成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与此同时，伞三团的刘农畯团长也在喇叭里发表讲话：“我们正向解放区前进，即日就可到达。解放区的人民已在热烈地欢迎，我们将成为新中国革命伞兵的基干……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第一是不愿意大家做国民党反动战争的炮灰，第二是为了拯救千千万万被国民党苦坏了的同胞。我个人牺牲一切毅然地来领导大家起义，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各位前程的远大……各位家眷的生活请不要顾虑，我们负责妥善地照顾，各位的私人财产和物品，我们负责保护……”这样反复地宣传了好长时间，轮船上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了下来。夜深了，但蔡智诚却还不能够有片刻的歇息。整整一天，“中字102号”都没有给乘客们供应食物。饿肚子的办法对抑制士兵的过剩精力或许有所帮助，但国大代表和家眷却忍受不了，这帮家伙平时都是舒服惯了的人物，如今连饿带渴、再加上晕船和害怕，立刻就病倒了好多。原本就十分拥挤的船舱现在又变成了病房，倒霉的蔡专员只好硬着头皮充当护士，一趟接一趟地跑上甲板找开水、找食物、找医生。甲板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子夜过后，“中字102号”与上海方面的联系的已经中断了24小时以上，招商局和港口司令部肯定已经知道这条船出事了，极有可能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搜索拦截。晚上12点，船上的雷达发现一个由北向南移动的目标，作战室主任胡爱华（原伞三团通讯连连长，起义后被提拔为营级干部）弄不清那是个啥玩意，急忙找22兵团通信队的专家来帮忙“分析诊断”。可22兵团的“专家”全都是陆军，对海军的东西也不内行，他们只看出雷达上的影子应该是从青岛方向开过来的军舰，航速在20节左右，预计4小时之后将与本船发生接触，但至于是两艘小炮艇还是一艘大兵舰就不能确定了。“中字102号”的舱面顿时大乱，刘农畯指挥部下把原本捆扎成一堆的迫击炮全都拖了出来，这里安一门、那里装一门，摆出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蔡智诚虽然也帮着搬运炮弹，但他心里却觉得这样的举动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当时，负责巡弋青岛至上海沿线的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如果来的是两艘小快艇，他们根本不敢招惹4000吨级的LST登陆舰，所以“中字102”装不装迫击炮都无所谓；但如果来的是艘大军舰，那就肯定是“长治号”——因为第一舰队的大船中只有“长治舰”的速度能够达到20节——早先在普陀岛军演的时候，扮演“炮兵司令”的蔡智诚曾经用排炮打过长治舰。虽然当时的裁判部很不公平，不仅宣布“蔡司令”的射击无效，而且还反过来让“长治”把“岸炮阵地”掀了个底朝天，但小蔡却因此对这艘军舰多了几分关注和了解。他知道，“长治舰”的个头只有“中字102号”的一半，但马力却是LST的三倍、速度是LST的两倍，并且装有三门120MM主炮（前二后一），是第一舰队中航速最快、火力最猛的战舰，象“中字号”这样的“Large Slow Target” (慢吞吞的大靶子)，无论加装多少门迫击炮也不是它的对手。雷达发现目标之后的那四个小时是起义人员最紧张的时候。蔡智诚不断地往返于甲板和客舱之间，一边维持着船舱里的秩序、一边暗自祈祷着从北方而来的目标只是快艇而不是“长治”。“中字102”实施了灯火管制，客舱里的男女老少在一片漆黑中鸦雀无声，就连病号们也趴在床上竭力压抑住呻吟，仿佛每一次喘息都有可能惊动那艘遥远而可怕的军舰。蔡智诚紧紧握住妻子的手，彼此间可以听见对方的心跳。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悄悄对自己的爱人说：“等逃过这一劫，我们就回家，一起喂金鱼、养兰花，再也不出门乱跑了”……女人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幸福的笑颜。凌晨4点，雷达上那个恐怖的目标从“中字102”东面约十海里处相向驶过，没有做出任何的敌对动作。甲板上响起了一阵轻快的掌声，蔡智诚也跟着鼓掌，但此时，他的心里除了如释重负的愉悦之外，却又突然生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4月15日4时20分，“中字102”转头向西，驶往大陆。就在这个时候，22兵团通信队的一个姓翁的军官却突然跳了海。那家伙是广东人，蔡智诚不知道他的游泳水平到底有多高，也不清楚他跳海的目的是想追上那艘高速行驶的军舰还是想直接游到台湾去——反正船上的人都认定这小子绝对是必死无疑。轮船没有做片刻停留，径直就开走了。事实上，直到4月18日新华社发表伞兵三团的起义通电之前，国民党军方对这支“嫡系精锐”的忠诚度始终没有产生过怀疑。在与“中字102”的联系中断之后，港口司令部的判断是“船舶遇险”，招商局花钱租了陈纳德公司的飞机在海上来回寻找，搜寻的范围也只是在上海至福州之间，根本就没想到要到北边的海面瞧一眼。PS：据事后分析，4月15日凌晨从青岛驶往上海的那个“可怕的目标”应该是英国的“伙伴号”（Consort）军舰，当时正在执行撤侨任务。这条1946年下水的新型护卫舰比“长治号”的吨位更大、速度更快、火力更强，只不过，它能把蔡智诚们吓得够戗，却在解放军的面前成了草鸡——仅仅5天之后，第三野战军的一通炮火就把它揍得死伤惨重（紫石英号事件），西方兵舰随意进出中国航道的历史也自此被共产党人彻底终结。转头向西之后，“中字102”开足马力，笨重的船身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被震得不停地颤抖，登陆舰的速度提高到了11节。清晨6点，一座美丽的小城透过淡淡的薄雾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虽然没有谁宣布这个港口的名字，但多数人的心里已经猜到那就是连云港，是共产党控制下的解放区。甲板上拉响了汽笛，舰桥上也发出了旗语和灯光信号，船舶平稳地驶向目的地，起义的人们聚集在船头，好奇地眺望着远处房顶上迎风飘扬的红旗。但就在这个时候，岸上的机关枪突然响了。曳光弹从港口的阵地上飞出，有的掠过甲板的上空、有的击打向舰舷，在钢板上撞出一串串火花。这突如其来的弹雨使“中字102”陷入了慌乱，轮船剧烈地晃动着，在海面上扭起了S形，通信兵一个劲地打旗语、闪信号灯，号手把“敬礼号”吹得震天响，可岸上的重机枪却并没有停息，依然把密集的子弹泼洒了过来。“妈的，上共军的当了！弟兄上炮位，跟他们打呀！”，有人狂呼着奔向迫击炮。“谁都不许反抗！谁反抗就打死谁！”，督察队立刻封锁住甲板和舰桥。刘农畯团长也在扩音器里喊：“大家不要慌，这是误会，这是误会……”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误会产生的原因：船尾的桅杆上，一个不知名的水手正在玩命似地向上悬挂国民党的国旗。一面、两面，还没等他升起第三面，督察队员就冲了上去。于是，青天白日旗被降下了，换成了一幅白色的床单。岸上的枪声也停了。上午七点，一只小船送来一位身穿便衣的共产党干部，甲板上的伞兵军官列队向他敬礼，至此，“中字102号”起义终于宣告完成。连云港，当时的名称叫“新海连特区”，它由连云市（今连云港市连云区）和新海市（今连云港市新浦区和海州区）组成。“中字102号”靠港之后，武器和物资装备存放在连云，伞兵部队集中在海州，而蔡智诚和国大代表们则被安排到了新浦镇的天后宫。天后宫原本是一座祭祀海神的大庙（现在已经拆了，改建为连云港新埔区委的办公楼），当时庙里已没了香火，天后娘娘的身体也断成了几截，供奉菩萨的殿堂就成了蔡智诚们的临时居所。这居所的“管事”是个四十来岁黑脸的汉子，性格内向。他一声不吭地扫房间、搭地铺、烧开水，自始至终都埋着头，等到大家都洗漱完毕、安顿下来了，才又闷闷地问了一句：“杀过没？”（当地人把“吃”叫做“杀”）“还没呢，能不能麻烦老兄你煮点大米稀饭？”“嗯呐”没过多久，厨房送来了面条和凉粉。新浦凉粉的味道不错，但大家却“杀”得提心吊胆。住在这破败的大庙里，望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地铺，国大代表和家眷们都弄不清自己的身份到底是客人还是犯人。房门没有上锁，“管事”也不再露面，庙廊外时不时的有人进进出出，有的扛枪有的空手，全都衣着朴素、行色匆匆，看不出是做什么的。神殿里的男女老少围坐在地上忧心忡忡，张志韩先生拍着供案直叹气：“哎呀哎呀，恐怕是遭软禁了”到底是不是受到了关押，恐怕要试一试才能知道。蔡智诚硬着头皮走出配殿，先在院子里伸了伸懒腰，发觉没有人干涉，然后再溜到大庙的门口瞧上一瞧。看见四周围并没有岗哨，只有那位“管事”正往墙上刷标语，于是问道：“老哥，我们可以出去走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