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20

“怎么会没有职校？有的！我和彭先生出来搞田野调查，他是个老头，给桑树治病的……”“哦——知晓知晓，彭老夫子，胡子煞白，咋呼（号召）把水塘填土改种桑叶的那个，讲做可以治大肚子病。咦哟！你跟他是一群的”“对对对，我跟他是一群的……”，蔡智诚这才明白，彭晋贤推行蚕桑的目的是为了防治血吸虫。安徽北部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如果彻底实施“土改旱”、把水田变成桑林，确实可以大面积地消灭钉螺。但问题是，在战事频繁的年月，这样的办法其实很难实行，因为水田种稻可以见缝插针、一季就能获收成，而桑林养蚕却需要好几年的培育时间，一旦遇到打仗就全部报销了，所谓“种水田大肚子，种桑叶饿肚子”，更何况当时的老百姓并不相信大肚子（血吸虫病）与钉螺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都把这位鼓吹“毁田造林”的老头当作了瞎胡闹的“妖业蛋”，彭先生的蚕桑理想也就成了一相情愿的空中楼阁。乡民们对彭晋贤的评价并不太高，但这依然可以从侧面证实蔡智诚的“学者身份”，于是，辛主任很快就给“蔡先生”出具了证明信、发放了路条，并且略感歉意地说：“让你受委屈了。昨天开饭的时候，别人都在抢，只有你一个人站得远远的，当时我还以为你是个吃饱了不觉得饿的国民党官僚……”蔡智诚这才知道，矜持傲慢的本性差一点就让自己暴露了身份。宿县解放了，当时是中原野战军的后方。根据安排，蔡智诚应该跟着支前的队伍回宿州去，但有意思的是，那帮民夫们却在跟管理员吵吵嚷嚷，一个劲地要求继续留在前线。淮海战役期间，支前的民夫主要承担“运输”和“担架”两项任务。运输人员分为三类，“挑夫队”随军行动，每副担子50斤；“小车”（独轮车）承载200斤，车上装的是军粮；而“大车”（畜力车）的载重量都在千斤以上，由武装押运，主要负责输送弹药。运输队的成员大多从老解放区远道而来，而担架队的队员则是新近翻身的本地民众。每副担架配备三人，每支担架队有十八副担架、大约五六十人，这些担架队也分为两拨，一拨负责把战场上的伤兵抬到转运站（前方医疗所），叫做“前线队”，另一拨再把转运站的伤员抬到后方医院，叫做“二线队”，通常情况下，这两拨任务是轮换着执行的。可忠义集路口上的这支担架队却不愿意进行轮换，他们已经在前方忙碌了三四天，依然不肯转为二线，“按窝（很快）就捉黄维了，等捉到黄维再回去”，“我们吼吼的出死力，现在换别人不吱拉声摘果子，不中不中！”管理员来来回回地做工作，说干二线和干一线都是同样的重要，但民夫却有自己的主张：“瞎迷糊喽！谁不晓得前线立功好光荣！”，闹到最后，还是转运站的站长出来说了话，保证北线围歼的时候一定请他们去收尾，民夫们这才意犹未尽的勉强点头：“也熊也熊，这边只瞎一个兵团，北边却有两个，我们蹬歪蹬歪、正好捉杜聿明去……”，那口气仿佛人家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国民党军的王牌战将就是他们水缸里的王八，可以手到擒来似的。民夫们的乐观情绪是有根据的，转运站内外的热闹景象就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标志。忠义集的场院里摆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大车和小车，军需物资堆积如山。镇上的建筑虽然已经被战火摧毁，但兵站人员又在废墟之上树起了各类标牌，放眼望去，有医疗所、军械股、粮秣股、运输股、保卫股、总务股……而管理人员的袖箍也是分门别类，有炮弹组、机枪组、步枪组、手榴弹组、器材组、被服组、鞋袜组、柴草组、米组、面组、菜组、会计组、协调联络组……操着各地方言的民众在各种军需物资中间穿梭奔走，山东的、河南的队伍高举红旗，“大军向前进，支前紧跟上”，雪枫、萧县、宿怀、宿西、宿东（当时的县治）的人马打着横幅，“翻身做主人，拥护解放军”。兵站的内外没有呵斥、没有催促，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鼓励和祝贺，在这有条不紊的忙碌之中，源源不断的弹药和热气腾腾的饭菜随着热情高亢的歌声被一批一批的送往了前线。——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只不可战胜的力量……有意思的是，这首豪迈的解放军战歌第一次传入蔡智诚耳中的时候居然是出自一群北方农民的嘴里，那些推着小车、挑着担子的民夫，背上驮着单薄的铺盖卷、腰间系着自家的干粮袋，衣衫褴褛、风尘仆仆，却在这远离家乡的战场上把毛泽东的军歌唱得如此嘹亮。在这充满激情的歌声中，蔡智诚终于明白了共军为什么会有使不完的兵力、会有打不完的炮弹。因为，这些普通的百姓其实全都是毛泽东军队的成员，是他们把解放军的兵工厂、粮食库、军医院和训练营全部搬到了战场上。在这样的民众支持下，共产党的战争根本就不会有内线和外线的区别，他们是社会的新兴势力、他们是新世界的主导，每一个战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根据地，他们随时能够以昂扬的斗志、充足的物资和充沛的人力在任何一块国土上较量厮杀，直到把所有敢于抵抗的力量消灭干净，直到让他们的旗帜高高飘扬。从这一刻起，蔡智诚清楚地意识到，他应该离开国民党军队了。他应该离开这条即将沉没的破船，因为这场战争对于他曾经的理想而言，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蔡智诚的理想破灭了，可担架队的民夫们却还在兴致勃勃地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支前？”。这个话题看起来已经反复讨论过许多次，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踊跃发言、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支持前线作战，既是帮助解放军，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咬紧牙关，倾家荡产，熬过眼前苦，幸福后代人。支援大军打胜这场战争，赶跑国民党，我们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共产党给穷人分了地，穷人做事要凭良心，不能翻身了以后又忘本”“北方人都来帮我们闹革命，我们自己也要争气，打败蒋介石，保卫胜利果实”“支援前线最光荣，拿到完工证心里才踏实，得到立功证全家有面子！”管理员同志显得十分满意：“很好很好，小组讨论就是好，可以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咱们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老打胜仗？就是因为有小组！组长带头、组员拥护，人人有进步，谁也不掉队”。他接着又补充说：“咱们现在要把伤员送到宿州去，这批伤员都是经过医疗所救治的，不象刚下战场的时候那么急躁，所以我们可以走慢些，但一定要走稳，不能让伤员同志颠着了、摔着了，不能让他们感到痛苦难受……”队伍出发了，十八副担架排成纵队向北走去，与他们逆向而来的是满载着粮食和弹药的大车小车，还有许多人扛着门板、抬着木料，准备上前线去修工事。沿途的村落有的被战火焚毁了，有的还完好无损，但几乎所有房屋的门板都被拆掉了，柴草也被搬运一空，只在墙垣上留下一些告示和借记条。一些外出避难的村民正陆陆续续地返回家园，一位中年妇女左手牵着孩子、右手扯着一头牛，运输队的民夫们想要用那条牛去拉大车，可她坚决不肯答应，工作组的干部写了保证书，再三声明“如有损伤、照价赔偿”，却没想到那位妇女居然跪了下来：“求求你们了，不要借我的牛呀”，弄得身边的小娃娃也哭嚎起来。大家只好哄笑着作罢：“好大姐，别害怕，请回家吧。你现在是还没有觉悟呢，等明天开过会，准保你高高兴兴地赶着牛儿支援前线”村庄的上空时不时的有飞机掠过，照例是乱丢一通。支前的人们拣到了几包空投品，那包裹里的大饼子还是热乎乎的。田野上立刻就爆发出一阵欢笑：“飞机嗡嗡响，给俺送干粮，慰劳解放军，谢谢蒋队长”。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给解放军的伤员让道，无论大车小车还是扁担挑夫，大家都把平整的路面让给了担架队，担架队员们也走得小心翼翼，生怕有一丝的颠簸震动到了伤员的痛处。寒风凛冽，气温很低，蔡智诚看见一位脸色苍白的伤兵，因为失血过多，即便裹着棉被也还在不停地发抖，于是他就脱下身上的羊皮袄盖在了担架上。这个“人道主义”的举动很快就被管理员发现了，他立刻十分兴奋地大声鼓动起来：“喂——呀！瞧瞧教书的蔡先生，人家自己也受了伤，却把皮袄子让给咱们伤员同志取暖，真是好样的，大伙给他叫个好！”“好——咧！蔡先生，好样的！”一时间，就连担架上的伤号们也抬起头来，努力地给蔡先生送上了感激的微笑。这些笑容使蔡智诚不由得面红耳赤，在这一张张苍白的、亲切的、“属于敌人的”面孔跟前，他突然产生了一种羞愧的感觉。担架队员的年龄各异，体质也参差不齐。有个五十来岁的干瘪老头显得特别孱弱，所以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被换下来休息，和蔡智诚走在一起。这老头儿姓秦，原本是宿县乡下一个半医半巫的“端公”，平日里只会跳跳大神或者开个草药方子什么的，从没有下田种过地、也没有干过力气活。宿县解放之后，政府规定十八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的男子都必须参加支前，能够免除民夫义务的只有专业技师、作坊工匠、商铺贩子以及学堂的学生和教员，秦端公既不属于技师也不属于工匠，扒拉来扒拉去就被编进了担架队，他多少比别人多懂一点医术，临时号个脉掐个人中什么的到底要比一般人强一些。支前的待遇很公平，每人每天补助二斤粮、四钱油、六钱盐，每个月发一条毛巾一双鞋，弄好了还可以在军队上领一件棉袄当纪念品。但问题是秦老头抬不动担架，而且他这个当“端公”的还有个“忌讳横死”的规矩，害怕“冤鬼附身”，轻易不敢招惹战场上的阵亡者，因此也就不能够参加掩埋尸体的工作。这样一来，虽然同伴们都非常体谅他，但他自己却觉得十分惭愧，认为是个人拖了集体的后腿，所以就琢磨着要换个行当、另找个门路为人民做贡献。秦端公的计划是跑到南边去做买卖——解放军来了以后，原先的货币制度就变更了，市场上只认北海币和银毫子，国民党的钞票不能用。但老百姓的手里却还有相当多的金圆券，大家总不能让这些东西都作废了，于是就把它们集中起来，委托几个跑江湖的贩子到国统区去买粮食，实际上就是搞走私。“解放军让去么？”蔡智诚对这个行当很感兴趣。“让去。在解放区不允许囤集物资，但拿着金圆券到国民党那边买粮食回来，人民政权欢迎着呢”根据老秦的解释，由于淮海战役的战事时间长、参战人员多，淮北一带的粮食储备已经非常紧张。“十一月份以来就征了三道粮草，头一道是打徐州，第二道是打宿州，第三道是打黄维，接下去又要打杜聿明了，看样子还要征第四道”，“乡下的存粮已经耗光了，现在正主张倾家荡产为前线。乡亲们都指望打了胜仗之后过平安日子，可如果不赶紧想办法弄些粮食回来，有的人家打完了仗就只能去逃荒……”秦老头干粮食买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乡民的吃饭问题，但这单“生意”却给蔡智诚提供了一个逃跑的捷径，这家伙灵机一动，当即表示：“秦老板，我和你一起干，我在五河县有亲戚，能搞到便宜的粮食，还能帮忙运回来”“啊呀，那敢情好，咱们俩搞合伙、咱们俩搞合伙”，从来没做过买卖的老秦头顿时喜出望外，他哪里会知道，眼前这位精明能干的合作伙伴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12月13号的凌晨，天色尚未大亮，担架队就来到了宿州城。宿县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津浦铁路上的重镇，素有“南徐州”之称，这里地处中原南北要冲，战略价值巨大，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秦皇灭楚之前，这里曾经是楚国最后的领地，而在二十世纪的国共大决战中，切断国民党徐州集团与中央大本营的联系、一举确定淮海战役最终格局的关键战斗也就发生在这个地方。这时候，宿县的西北是被重重围困的杜聿明集团，宿县的西南是行将覆灭的黄维兵团，而处于这两大战场之间的宿州城就是华野和中野的后勤补给中心。徐州解放之后，津浦铁路徐宿段被解放区的民工迅速抢通，来自徐州、郑州、洛阳，甚至济南、石家庄的军列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驶入宿县，列车带来了军械弹药、运走了伤员病号，使这座古老的淮北古镇变成了连接解放军后方和前线的重要枢纽。但蔡智诚却对宿州的景观没有什么印象。还在路上的时候，就有担架队员告诉他“解放军在宿县抓住了张绩武”，这使得这位曾经和张总队长一起荣获战功勋章的国民党中校十分担心自己会在城里遇见什么豫东战役时的熟人。因此，从进入城门的那一刻起，蔡智诚就巴望着赶紧离开这到处是共军的“麻烦地带”，他觉得，如果能够在天亮以前就溜到秦老汉的乡下村子里去，自己的逃跑计划就极有可能成功了。在解放军医院的门口，担架队的管理员显得十分热情，他一遍遍地感谢着大家，又一次次地邀请蔡先生进医院。他想让军医再仔细给蔡先生检查一下骨折的手臂，但心怀鬼胎的蔡先生却是百般推脱。在当时，蔡智诚的心里烦死了这位罗里八嗦的共产党干部，而且也对解放军的战勤机构没有任何的兴趣。可是他并不知道，如果他能够接受建议掀开那扇医疗室的门帘，他将可以立刻见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孪生妹妹！——命运的机会，就这样又一次和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擦肩而过。1949年的元旦，蔡智诚是在淮河岸边的五河口镇度过的。在那些天里，他一直忙着帮秦老汉购买粮食。五河口是安徽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当时属凤阳府治（现在属于蚌埠市），因淮、浍、漴、潼、沱五条河流在此汇聚而得名。这里的水运便利，航船向北可经宿县连接津浦铁路、向南可入长江抵达两百公里外的南京，是江淮地区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在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五河一带并没有受到战火的袭扰，但随着淮海战役的爆发，当地的环境也变得日益紧张起来。蔡智诚是打着“为民众筹办粮食”的旗号、于48年12月15日离开宿县解放区的，跟他一起南行的除了那位稀哩糊涂的秦老头、还有十几个来自各个村庄的青壮年农民。这些憨厚淳朴的乡下汉子对外表儒雅庄重的“教书先生”深信不疑，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区公所、豪气万丈地拍着胸脯替“蔡老师”担保作证，结果愣是帮这个国民党中校搞到了通过战区封锁线的路条。在那个时候，从宿县到五河口可以沿着沱河走水路、也可以走陆路的“灵五大道”（灵璧至五河），但这两条线路在当时都需要穿越战场，所以大家只好远走泗东和泗南（今江苏省的泗洪县），绕了个很大的圈子才又转了过来，因此也就多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事实上，蔡智诚虽然在村民的面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他先前对秦老头说的“在五河有亲戚，能够买到便宜粮食”的承诺倒并不全是假话——在那个他自己从没有去过的五河县里，确实有一家他从没有见过面的“拜把子亲戚”。事情是这样的。蔡智诚的妻子名叫陈丽君，娘家是贵州安顺的药材大户。还是在清朝同治年间的时候，陈家的长辈在行伍之中结交了一位姓冯的拜把兄弟，两个人打“长毛”弄了一大笔银子，然后就离开淮军各自去开药行，陈家在贵州设起了门面、冯家在安徽也立起了柜台，打出的旗号全都是“自选川广云贵地道药材，密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因为是歃血为盟的结义弟兄，所以陈家的买卖有冯家的股份、冯家的生意也有陈家的权额，双方平日里从不相互盘查，只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各自把帐本和利润给对方送去。虽然两家的运气盛衰有所不同——陈家的药铺扩大到了贵州全省，冯家的店面却被战乱折腾得只剩下五河县的一间——但祖上的规矩还是依然保留着，几代传人亲密无间、彼此关照，就如同真正的亲戚一样。蔡智诚以前只是听人说起过五河口药铺的事情，他自己并没有见过妻子娘家的“结义亲戚”，但冯家人却显然早已对蔡小伙子有所耳闻，个个都知道他是“陈家小姐从昆明兵营里追回来的毛脚姑爷”，所以一听说这位贵州女婿想在五河县购买粮食，立刻全都热情地张罗起来。但这事情其实并不好办。五河口虽然是淮北粮食的集散地，可现在却紧挨着战场。镇子内外挤满了各地的难民，全都是来搞粮食的，而国民党军队也在这个时候实施了军事戒严，他们以武力控制住整个市场，强行霸占了大小粮号的水陆仓库，严格限制老百姓的粮食采购。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在夜里划着小船到河岔深处的偏僻村落去零打碎敲，今天找回来三斗谷子、明天弄回来两筐稻米，折腾了七八天也没能把秦老汉他们的粮袋子装满。出于安全的考虑，来自解放区的民夫白天很少出门，全都躲在药铺的厢房里避人耳目。冯家有一台美国造的卡达特牌（KADETTE）四管收音机，那话匣子白天黑夜一直开着，演完戏剧说相声、唱完歌曲念广告，叮呤咚咙叽哩哇啦的响个不停。秦老汉和他的伙伴从早到晚呆在屋子里有吃有喝有烟抽，每天守着这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儿逗乐，倒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1949年阳历1月1日的下午，收音机里的娱乐节目忽然停止了，所有的电台全都同时播放蒋介石总统发布的《元旦文告》，老蒋在话匣子里头说：一年以来，戡乱军事逆转，政府未能达到卫国救民的职责，而国家民族的危机反而更加严重，现在，和战祸福的关键已不在于政府，“国人对政府的片面希望”也已经难以达成。“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老蒋表示，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愿意开诚相见，与之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并且提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因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切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的最低生活水准……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秦老汉们听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总统说的是什么，于是就向蔡先生请教这“文告”的意思，蔡智诚回答说：“蒋介石提出停战建议，他想和共产党谈判了”屋里的人们立刻开心地跳了起来：“老蒋认输了！这下子不用打仗了，咱们可以过太平日子了！”“谈判好，还是谈判好，内战太作孽，死了那么多人，真是比打小日本还惨呀”……蔡智诚当然也为眼前的“和平曙光”而感到欣喜，但他却并没有其他人那样的乐观。经过了这么多年，国民政府终于公开承认了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上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交出了政治上的主导权，蒋介石也没有把共产党再称为“共匪”，这多少说明总统先生的和平倡议还是具有几分诚意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文告中提出的那几条和谈的前提——维护宪政，确保国体，继续法统，保存军队，民生自由——这些条件在一年之前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可现在已经被人家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了再发出如此呼吁，共产党恐怕是不肯答应的。“不管怎么样，和平的信号总算是发出来了，双方应该会暂且收兵、至少象征性地停火一阵吧”，蔡智诚一相情愿地这么想。也许是受了“和平文告”的影响，原本谨小慎微秦老汉们也变得胆大了许多。第二天一大早，趁蔡智诚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居然成群结对地跑出去买粮食，而且公然在码头上就和别人讨价还价起来，结果被国军的执法队用一根绳子全都捆了去，连累着冯家的长子也被关进了大牢。惊闻噩耗，冯家人全都慌了神。蔡智诚急忙带着冯老掌柜赶往兵营。说起来，蔡智诚其实并不愿意和驻军打交道。在五河县的这些日子里，虽然早已经知道当地的部队就是39军103师，但他却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底细、也没有向上级报告过自己的行踪。他原本的打算是等办完了粮食的事情就悄悄溜回贵州老家去，最好不要惊动任何人，但事到如今，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给冯家老小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他也只好改变韬光养晦的低调做派、出头露面去找门路。五河县的粮行大多集中在顺河街、中兴街和大中市附近，这一带属于39军兵站的管辖范围。所谓的“执法队”其实就是兵站的警卫连，但“执法官”的权力却大得不得了，按照《军事戒严法》的规定，警备部队执掌维护秩序的职能，可以对妨碍军务的人犯随行处置，想抓就抓想杀就杀，就象阎王爷一样。这时候，39军103师正在五河县实行军粮统购，各粮店的老板全都被押到兵站当人质，执法队又在大街小巷抓了不少搞“走私”的贩子，于是乎，场院内外到处是绳索、铁链和木头囚笼，搞得兵站简直成了个监狱，哭爹叫娘、鸣冤喊屈、求情告饶的声音响成了一团。执法队长的办公室就是办案的大堂，法官老爷高坐在堂上喝酒吃螃蟹，对点头哈腰的平民百姓根本懒得瞧上一眼。五河螃蟹的个头大、营养高、味道很好，曾经被朱元璋皇帝赞誉为“天下极品”，冬季里的螃蟹就更加难得，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上的。可执法队的这位上尉长官却不象个品尝美味的材料，他的嘴唇缺了半边，喝酒的时候滴汤漏水、吃肉的时候掉粉落渣，好好的一堆螃蟹被他啃得乱七八糟，完全是暴殄天物。大堂下的老百姓在这位豁嘴老爷的面前战战兢兢，但蔡智诚却觉得这家伙的相貌有些儿面熟，他试探着喊了一声“罗烟杆！”，结果，那小子立刻放下酒杯抬起头：“啊——是谁喊我？”五河兵站执法队的这位队长还真是松山战斗中给蔡智诚当助手的那个贵州老兵。抗战胜利之后，罗烟杆一直就留在103师。说起来，黔军杂牌103师的战斗力其实很一般，但它的运气却好得出奇。解放战争期间，这支部队先后受辖于李弥兵团、侯镜如兵团和李延年兵团，隶属过华东剿总、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参加过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去过胶东的烟台、锦州的葫芦岛和塘沽天津卫，甚至还搞过两栖作战、从许世友的手里抢占过渤海湾上的长山列岛……国民党“五大主力”被共军歼灭的时候103师全都在边上，可次次都让它给逃脱了，这伙人马从北边折腾到南边，一直搞到49年10月在广东三水举行起义，最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兵团的14军（李成芳部），并于1950年由云南进藏——扳起指头数一数，打满内战全场却没有遭到过重创的国民党军部队，好象还真只有他们这蝎子拉屎的独一份。所谓千年的妖怪万年的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先前的“王牌”全部死翘翘了，二流的货色也就升格为了一流的宝贝。49年元旦期间，103师正在安徽蚌埠一线实施“攻势防御”，这时候的他们全套美式装备，是李延年兵团的绝对主力，而当初的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兵油子罗烟杆，如今也俨然成了军需处的上尉连长。熟人见了面，事情自然好办。蔡智诚把情况给罗烟杆一说，这位执法队长立刻十分爽快地答应放人：“大水冲了龙王庙，蔡四爷的朋友需要粮食，尽管从我这里拿！”，并且还十分热情地建议说：“程副军长也在五河口，你要不要见他一见？”罗烟杆提到的程鹏是贵州毕节人，当时正担任39军副军长兼103师师长（后升任军长，逃往台湾），抗战期间，程鹏是103师307团的团长，曾经与王光炜、陈永思和蔡智诚一起在松山打过仗，彼此间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但蔡智诚在这时候却没有他乡遇故知的兴致，他一边敷衍说：“军座的公务太繁忙，改天再去打扰……”，一边赶紧领着冯家人和秦老汉们开溜了。蔡智诚不愿意在战场附近接触当官的朋友，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重返军队。五河口兵站的凶神恶煞的国军官兵和那些失魂落魄的老百姓们使他想起了解放区支前军民的踊跃和热情，国共双方的巨大差距如此清晰地摆在面前，蔡智诚根本就不希望自己和这场战争再有任何的牵连。但是，他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却会主动上门叨扰。第二天上午，两辆吉普车忽啦啦地开到冯家药铺的门外，前面带路的是上尉连长罗烟杆，后面跟着103师副师长曾元三（贵州铜仁人，后任103师师长，49年10月率部起义）和师参谋长牟龙光（贵州遵义人，49年起义），几位老乡一进屋子就大声地嚷嚷：“蔡老弟啊，到五河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虽说战事很紧张，但接风酒还是应该喝一杯的嘛……”曾副师长此番登门的目的是要带蔡中校到蚌埠的39军军部去开会，蔡智诚当然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盛情邀请”，他连连推脱、死活也不肯去。“走吧走吧！谷正纲部长亲自点了你的大名。我们39军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叔常（谷正纲的字）先生的话总不能不听吧……”于是乎，蔡智诚的“回家计划”只好泡汤，他逃过了共党的盘查，却终究没能逃出乡党的罗网，最后只得在一帮亲朋故旧的引领下悻悻然地坐上了开往蚌埠的军车——但这个场景却让躲在厢房里的秦老汉们惊得目瞪口呆，那些本分老实的乡下百姓怎么也想不明白：给桑树治病的小蔡先生怎么会和国民党的军官们混得如此亲热。临出发的时候，蔡智诚再三叮嘱一定要照顾好那十几位宿县的民夫，“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罗烟杆当即爽快地保证：“蔡四爷的恩人就是我罗某的恩人，豁出性命也是要帮忙的”——这罗某人的誓言并没有落空。两天之后，他亲自把民夫们送过了封锁线，但就在返回的途中，该“执法队长”遇上了江淮军区的游击队（孙传家部），头一粒子弹就把这家伙给打死了。1949年元月4号，蔡智诚跟着103师的一帮人抵达了距离五河口六十多公里远的蚌埠市。蚌埠原本是第8绥靖区（夏威）的所在地，驻扎有桂系46军（谭何易部）。淮海战役期间，商丘的第4绥靖区（刘汝明兵团）和海州的第9绥靖区（李延年兵团）相继“转进”到这里，再加上从徐州“转进”而来的刘峙司令长官部，这座小小的城市顿时就变成了大兵营。当时，39军的军部设在蚌埠六安街（今建国路）的“汇中烟厂”，这个工厂的主打产品是“真善美”牌香烟，名字十分好听，但国民党的军官们抽着这个玩意的时候却显得愁眉苦脸，丝毫也感觉不出“善”和“美”的味道来。（顺便说一句：蚌埠解放后，“汇中烟厂”与解放军三野的“东海烟厂”合并，“真善美”烟卷从此改名为“渡江”牌）投入淮海战场的39军隶属于李延年第6兵团，下辖103师、147师和91师。其中91师和147师都是48年以后新组建的队伍，只有103师还保存着抗战时期的基本实力。蔡智诚赶到39军军部的时候，国民党的“中央慰问团”正在蚌埠前线视察，慰问团的团长是社会部长谷正纲，副团长是南京市长滕杰，另外还有个头衔为“孔圣奉祭官”的“衍圣公”孔德成。在国民党的官场中，“谷氏三杰”是相当有名的，老大谷正伦、老三谷正纲和老四谷正鼎，同胞三兄弟同为“中常委”，政坛上除了陈门两兄弟、蒋家两公子、宋氏三姐妹之外还没有哪一家能更出其右。这谷正纲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双料高材生，当年的考试成绩比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学厉害得太多，可如今，这位理学博士却在政治形势面前傻了眼，声嘶力竭了老半天，啥道理也讲不出来。还真是没道理可讲。1949年元旦，蒋介石总统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呼吁发出了好几天，共产党那边没有反应、世界各国也不见表态——这也难怪，战争或者和平都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总要容领袖们好好地想一想。想想就想想，但战场上的局势却让国军将士琢磨不透——华北那边，林彪困住了北平和天津，可他只在外面敲打却不开始攻城；华中这边，刘伯承和陈毅堵住了杜聿明，可他们只是围着喊话却没有痛下杀手；就连蚌埠这里也透着蹊跷，隔着淮河大桥，每天都能看到解放军在对面河岸上晃来晃去，可他们既不朝前冲也不往回撤，就这么对峙着——这可真让大伙犯了难。说不打吧，自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谁知道共军是不是在调整布署、养精蓄锐，万一等别人攒足了力气再剁你一刀，到时候连哭都来不及；要说开打吧，上级已经在呼吁和平了，别说是打不赢，就算是打赢了也逃脱不了“破坏和谈”的干系，弄不好国共两党全都拿你来出气，到时候跑到哪里都要挨枪毙……因此所以，如此这般，平津那边只能干耗着、陈官庄这边只能干等着、蚌埠这里只能干看着，大家都在听候共军的消息，都在心里嘀咕着：“共产党会不会放我们一马？”共产党那边到底是什么打算还不知道，可国民党这边却已经有人发话了。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副长官程潜和张轸联名呼吁蒋介石下台，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安徽各省纷纷响应。一时间，李宗仁在南京宣布政见、李济深在香港发表通电，都在抢着当总统——瞧那意思，还不必等人家共产党打过来，蒋家王朝就已然要完蛋了。从南京来的“中央慰问团”拼命给前线官兵们打气。孔圣人的玄孙子说：“仁者无敌，克己复礼”，谷正纲部长说：“蒋总统才是真正的党国领袖，即便下野了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南京市长滕杰说：“不必计较战场上的一时胜负，我们可以和共产党比赛搞建设，看看是共产主义管用还是三民主义管用”，这位黄埔军校步兵科和明治大学经济系的双料学生心里清楚自己打起仗来肯定搞不过林彪，于是就决心放弃“武斗”、和他的同班同学比一比文的。长官们的学识都很高深，但发表的讲话却尽是无的放矢，在蔡智诚看来，这些个“圣人”或者“博士”的号召力甚至无法与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相比。但话又说回来了，即便这几位官员真的具有口吐莲花的能耐，他们也无法解决国军部队目前所面临的难题。安徽属于国民党桂系的势力范围。自从李宗仁于1938年担任安徽省主席之后，继任的廖磊、李品仙、夏威也都是广西人，安徽各市县的管理权完全由桂系把持着，就连当地人也无法插足。淮海战役期间，桂系和蒋系正在闹内讧，蒋军所到之处，各地不提供粮草、不提供住所、不提供运输工具，甚至连政府的医院也不愿意接纳伤员，地方官员索性一走了之，害得“中央军”征集物资的时候只有自己派兵到处乱抓，用103师的话说，“就好象是在外国打仗一样”。白崇禧通电“倒蒋”之后，安徽省主席夏威立刻就把省政府从合肥迁到了安庆，并且把桂系的第10兵团（辖46军和126军）也撤到了长江以南。江北的大片区域顿时全都成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天下，淮北一带只剩下刘汝明和李延年兵团还孤零零地悬在蚌埠，前有虎后有狼，腹背受敌，四面楚歌。“李宗仁是想和共产党搞划江而治，但守江必守淮，和谈是要靠实力说话的，象他们这样乱拆台，即便是想演南北朝也很难办到！”——国民党军官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事到如今却已是无可奈何。刘峙、滕杰等人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向南京方向靠拢，将刘、李两个兵团撤退到苏皖交界处的滁州。大家在1月4日的军事会议上讨论了部队的后撤事宜，39军的意见是除了炸毁淮河大桥、防止共军追击之外，蚌埠的电厂、烟厂、面粉厂、织布厂、航运驳船和公私建筑一律不做破坏，并且留下警察人员维持秩序，以和平的方式退出城市。这个建议得到了各个单位的支持——毕竟是在打内战，谁也不愿意在前途未卜的时候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当天晚上，39军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既是为了欢迎谷正纲部长到战地视察，也是为了庆祝蔡智诚从绝境里脱险归来。出席聚会的大多是贵州老乡，有39军军长王伯勋（贵州安顺人，49年12月起义）、程鹏、曾元三、牟龙光、91师师长刘体仁（贵州安顺人，49年10月率部投诚）、副师长裘建之（贵州遵义人，49年投诚），唯一的“外人”是147师师长张家宝（天津人，49年底在湛江战场上失踪）。席间，大家讲起103师的老师长熊绶春，都是面色唏嘘，再想起李弥和42师（就是松山战役时的荣誉第1师）还在包围圈里生死难测，更是戚戚满怀。有同乡安慰说：“蔡老弟回来了就好，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先前叔常先生说你被困在了双堆集，我们都很担心，昨天知道你终于跑出来了，大家都高兴得很”。“蔡老弟，到我们39军来吧，91师还缺个参谋长，请军座和叔常先生发个话，大家聚在一起多快活”……蔡智诚知道眼前的这些人对自己如此客气多半是因为了谷正纲的缘故，但他同时又觉得十分纳闷：自己和谷正纲从没有打过交道，蔡家和谷家的关系也并不很熟，可为什么身居高位的谷大部长会知道自己去了双堆集，并且还会对自己这个小小的陆军中校特别关心呢？参加聚会的人们显然把蔡智诚当作了谷家的近亲，他们一边肉麻地夸奖蔡小伙的英勇，一边起劲地拉拢他加入91师。那91师原本属于廖耀湘兵团的第71军，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灭了，39军刚刚得到这个空番号，眼下正忙着满世界的抓壮丁，且不说蔡智诚根本不想回军队，即便是继续在行伍中混，他也不愿意跑到这支破部队来当军官。“我的伤还没有好……而且，我不是学军事出身的，当参谋长恐怕不合适……”正当蔡中校百般推托的时候，谷正纲走到了大家跟前。“小蔡，我记得，你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吧？”“是的，大哥蔡智明在抗战时阵亡了，二哥蔡智仁在宿北会战时阵亡了”“你还有个孪生妹妹？听说是我大哥亲自批准入伍的？”“是的，她在抗战的时候失踪了”“你家里还有其他男丁么？”“没有了，家里的男丁只剩下我一个”——这下子，39军的老乡们谁也不再劝小蔡入伙了。但蔡智诚的心里却更加迷惑，这位谷部长怎么会如此清楚自己家里的情况呢？隔了好一阵，谷正纲才趁着没人的时候说了句：“明天跟着我回去，你太太在南京等你呢”。蔡智诚妻子的娘家是贵州安顺人，与谷正纲是同乡。谷家祖上是卖豆腐的，家道不过小康而已，直到谷正纲他爸爸谷用迁考中了举人之后才逐渐阔了起来。谷用迁和严寅亮（严寅亮也是贵州人，颐和园大门上的匾额就是他写的）一起在家乡开学馆，可他自己的三个儿子却都跑到外国去念书，老大在日本学炮兵、老三在柏林学经济、老四也在德国上学，只有二儿子谷正楷还留在家里背诵四书五经，一辈子没有做过官。谷正楷这个人比较忠厚老实，一手毛笔字写得很不错，平常间除了收个租子算个帐之外也到私塾学堂里讲讲课，蔡智诚的妻子陈丽君就是他的女学生。陈丽君的娘家在安顺街上开药铺，与谷家是近邻，谷家老爷谷用迁、老老爷谷毓寿以及老老老爷谷腾霍遇上个头疼脑热什么的都要请陈家老爷或者老老爷开方子，彼此间来往很密切。特别是谷府上的三个小子在外面跑江湖混社会，经常被别人追得东奔西逃，家里的事情也就难免要请陈家多多照应帮忙。先前，蔡智诚在上海养伤的时候给家里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在路上耽误了好久才寄到遵义，他妻子看完信之后就着了急——原以为夫君是个伞兵，整日里只在天上挂着、共军既摸不到也碰不着，却没想到这伞兵却也要落到地面真刀真枪的开干，不仅流血拼命而且内心十分痛苦，这可怎么得了！一定要想办法把老公给救出来！陈丽君的小名叫“蛋蛋”，意思是模样白白胖胖就如同鸡蛋一样。可她的性格并不象鸡蛋，虽然受的是旧式教育，但毕竟是买卖人家的千金，见过世面，不怯场，当初敢到昆明把未婚夫从兵营里拖回家成亲，现在也能够去京城把丈夫从危险中拯救出来。于是乎，“蛋蛋”女士先从谷家老大那里讨了一张飞机票（谷正伦当时是贵州省主席兼绥靖区司令），然后就飞到南京去坐在谷家老三的家里哭。那谷正纲被这小妮子折腾得七窍生烟，只好跑到岔路口去帮忙找人，结果听说蔡智诚已经空降到双堆集、并且还是下落不明，吓得他连家也不敢回了……因此，局外人当然弄不清谷大部长为什么会跑到蚌埠前线满世界的打听一个小小的国军中校，就连蔡智诚自己也是回到南京以后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在谷家的客厅里，谷正纲问小两口今后有什么打算。陈丽君的宗旨是只要跟老公在一起就心满意足，对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而蔡智诚则表示希望能够脱离行伍，做一些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谷正纲说：“唔……不想打仗了……以你的感觉，共产党会答应和平的建议么？”蔡智诚想了想，他想起了杨围子阵地上的没良心炮，于是回答道：“不会的，除非我们投降，他们不会停战”。“是的，不会有和平。在政治面前，不能存任何的侥幸”，谷正纲也同意他的看法。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的1月6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对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击，沉寂了十多天的战场又再度喧闹起来。炮声击碎了许多人几天以来的幻想，炮声又激起了刚平静了没几天的物价。这炮声使得国统区的大学生们重新涌上了街头，他们游行示威，高唱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炮声使得桂系的政治家们变得更加活跃，他们发表讲话、联名通电，宣称只有让李宗仁上台掌权才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在这炮声之中，国民党的飞机一趟趟的飞往北平，把那些知名的学者和显赫的士绅们接回南京；在这炮声之中，残存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南撤退，这时候，杜聿明集团的周围已经没有援兵，北平和天津更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援救，等待他们的命运只有失败，只有投降或者死亡。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歼灭了，淮海战役结束了，但共产党方面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却依然没有答复。世界列强也没有任何表态。国民党曾经接连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够出面主持和平调停，但最终都被拒绝了——号称“世界五强”之一的中国向联合国的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乞求干预国内事务，竟然得不到别人的理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可想而知、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可想而知，抗战胜利时套在国民党头上的那一圈虚幻的光环在此刻已经荡然无存，接下去，他们只能面对更多的屈辱和沉沦。1月14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华北重镇天津发起了总攻，仅用一个昼夜的时间，天津的十三万守军被歼灭，主将陈长捷被俘虏，北平已经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城。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他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提出了实现和平的八项主张——第一、惩办战争罪犯；第二、废除伪宪法；第三、废除伪法统；第四、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第五、没收官僚资本；第六、实行土地改革；第七、废除卖国条约；第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看见这态度强硬的和平宣言，蔡智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毛泽东根本不在乎老蒋的意见，他要的是无条件投降。同样是在49年1月14日这天，谷正纲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务委员会主任，与汤恩伯配成文武搭档。蔡智诚也随之由南京到了上海。在这个时期，国统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程潜、张轸和陈明仁加入桂系集团，在白崇禧的统率下控制了广西和湖南；孙科、宋子文、张发奎、薛岳等一帮广东人也联合起来，把岭南（包括海南岛）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桂系和粤系为了争夺物资和钱财动辄兵戎相见，而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对中央的指令也是阳奉阴违，蒋介石总统真正能够使唤得动的只剩下了京沪杭和台湾。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以后，社会上更加乱了套。老百姓在街上游行，官员们在政府吵闹，蒋介石主张“先停火，再谈判”，李宗仁则说“蒋不下野，没有和谈”，孙科在广东提出“以平等的谈判争取光荣的和平”，而民主人士则抗议“谈判不能由国共两党包揽，其他党派也应该参加”，更有些社会精英竭力地鼓吹“军队国家化”，建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先解除各自的武装，然后再由议员们慢慢商量国家的前途……真是污七八糟。在这种情况下，1月21日，蒋介石下野了，他公开里说“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必再为和平的障碍”，私底下却骂：“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谷正纲等人更是如丧考妣：“我们再无能也和共产党斗争了这么长时间，换李宗仁执政，不出一年就要灭亡”。蔡智诚的心情也颇为沮丧，他倒不是对蒋介石有多么眷恋，而是觉得这场不合时宜的内讧使国民党丧失了最后的争取“体面”的机会。在他看来，国军虽然在战场上以处于劣势，但毕竟还握有半壁江山，南方是国民党的发祥地，政权稳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没有遭受过太大的战争破坏。与在抗战时期就奠定了雄厚基础的北方不同，共产党在华南、西南和西北各省都没有很强的政治势力，如果国民党在战败之后能够知耻后勇，团结起来痛改前非，以稳健的政绩去应对军事上的压力，或许还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有所作为。但象现在这样的搞法，长江防线还没有被突破，自己的阵营先就已经乱了，道德沦丧、信仰丧失、军心丧失、民心丧失，党国的前途必将万劫不复，落入难以救赎的深渊……果然，国民党的混乱使共产党人更加胸有成竹。1月25日，新华社发表广播讲话：“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的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你们口中所谓‘和平’、‘停战’，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必须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声明中所提的四十三个战犯。务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则以纵匪论处，绝不姑宽……”，并且又接着宣布了第二批内战战犯名单。头一批的战犯名单中有贵州人何应钦，这第二次又补上了个谷正纲。在上海的办公室里，谷战犯正纲面对着布告只有连连苦笑：“各位还是少和我来往，否则下一批的名单上你们大有希望”。蔡智诚倒不担心自己会成为战犯，他在那时候已经离开了军队，到俞季虞那里做事去了。俞季虞是浙江绍兴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与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是同学，当然也和王明、邓小平等人一起念过书。这俞季虞属于“太子系”的人物，长期担任蒋经国的助手，蔡智诚46年在“南京市党部”的麾下压制学生运动的时候曾经在他手底下当过差，彼此间还算是熟人。49年再度见面，俞季虞已经被内定为高雄市的市长，正准备押运一批黄金白银到台湾去，由于时间紧迫，俞市长只好委派蔡同志先在上海临时承担“运台物资”的筹措工作，等他到高雄就任以后再做另行安排。蔡智诚的任务是从上海筹集十万匹花纱布运往高雄，其职务相当于社会局驻中国纺织公司的联络员。这个差事可不好干。中纺公司是由经济部直辖的国营企业，棉布产量占全国总产的60%以上，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集团之一，公司董事长是经济部长孙越崎，常务副董事长是经济部次长简贯三、总经理则是“美援物资委员会”主席顾毓瑔，都是在位的高官。在当时，市面上的物价飞涨，钞票失去信用，能够兑换外汇的棉毛织品就显得十分宝贵，各方巨头都希望用棉布来稳定市场，小蒋需要布匹去台湾、郭德洁（李宗仁的太太，号称广西王）需要布匹去桂林、孙科则想把布匹搬到广州去，但中纺公司的老板们却谁也不愿意给，每天都能找出无数个理由来拖延和拒绝。说起来，孙越崎（解放后任民革中央主席）、简贯三（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和顾毓瑔（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都属于智商超群的人物，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事，心里明明白白。这时候的他们早就把家属送到了国外、把财产转到了香港（其中有四百万美金交给了解放军），并且已经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正在华东局统战部长吴克坚同志的领导下准备迎接解放。老板们开了窍，员工的觉悟自然就更高。在当时，中纺公司是以实物替代工资的，每周用“龙头细布”发薪水，护厂有功则发毛呢料子，可如果物资被运走了，那大家就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工人们都玩了命似的守护库房，蔡智诚每到厂子里转一圈，起码有上万双眼睛在盯着他，想拿走一缕纱线都不可能，更别说是十万匹花布了。倒霉的蔡联络员既惹不起中纺公司的官僚老板，也不敢招惹纺织车间的革命工人，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刘鸿生先生出面帮忙了。刘鸿生号称上海滩的“企业大王”（解放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经营的产业涉及火柴、水泥、纺织、煤炭、发电等各个领域，他名义上挂着国民政府的公职，兼着“中纺公司”和“招商局”的董事头衔，自己也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企业，叫做“章华毛纺厂”（今上海章华毛纺织公司）。与孙越崎、简贯三、顾毓瑔等人不同，刘老板的厂子是自家的，口头喊一喊“救国救民”还可以，真的拿老本出来搞“共产”就未免觉得肉疼，所以他不可能象几位部长次长那么慷慨豪迈，总要想办法把资产转移走了才觉得放心。对于转移资产，刘鸿生很有心得。他的钱多、厂多、子女也多，有十几个孩子可供差遣，调度起来游刃有余。抗战的时候，老刘就把财产和子女一分为三，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重庆，“共荣”的“共荣”、抗日的抗日，直线曲线双救国，两边都不耽误。淮海战役之后，他照样依葫芦画瓢，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台湾，岸上水里全有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大买卖的人都有未雨绸缪的本事，刘鸿生也是如此。抗战之前，刘家就有留美的、留英的、留日的，遇到哪国的鬼子都有办法应付，到现在这时候，刘家除了有国民党的官，还有共产党的干部——侄女嫁了新四军，儿子是个地下党（刘家老六刘念悌，又名刘公诚，1938年在父亲的帮助下送药品去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重庆和上海等地开展工作，解放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但即便是这样，刘老板的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觉得应该把动产都转移走，于是就让章华毛纺厂的总经理程年彭（此人是个很有名的企管专家，后定居香港）来找蔡智诚。按照程年彭的说法，章华厂库存有二十几万码精纺呢绒（薄哔叽），打包起来将近一万匹，刘鸿生愿意把这些东西运往台湾，但问题在于共产党事先打过招呼，工人护厂队又看守得很严，厂方自己不方便出面，需要蔡联络员带人“硬抢”才行。老板既然点了头，搬运物资就是小菜一碟，这事情难不倒蔡智诚。章华毛纺厂的位置在埔东区的杨家渡，那里是37军202师（王大均部）的防区。202师属于“青年军”序列，37军军长罗泽闿也是太子系的门生，听说是帮俞季虞抢东西，他立马派出了一个团，卡车战车机关枪，三两下就把仓库给腾空了。虽然没弄到花纱布，有“哔叽呢”充数也很不错。但问题是这些呢绒料子堆在码头上就如同在马路边上放着一大捆美钞，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拣走了，必须赶紧装船起运才行。照规矩，所有“撤台物资”的运费都由政府来承担，付款的办法是先由公务部门出具证明，等到下一个财政季度再作结算。可事到如今，天晓得国民政府还能够支撑多长时间，到底有没有下一次财政结算谁也不知道，所以私营的航运公司一律拒绝白条，而国营的航运公司不是借口没有船只就是推脱没有船员，想弄到货运舱位比登天还难。蔡智诚上窜下跳也找不出门路，只好去求邱秉敏。邱秉敏是中纺公司运输处的副处长，人家不仅很痛快地把这件“苦差事”承揽了下来，并且还吩咐小蔡啥也不用管、安心在屋里睡大觉。结果没过两天，事情办成了，邱副处长拿着两根“大条子”回来分红，小蔡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忙讨教这其中的秘诀。老邱启发道：“你想想，这批毛呢料子的财产权是属于谁的？”“当然属于章华厂，我只是帮他们运到台湾去”“那就对了。东西是刘家的，丢在码头上，刘家最关心。先前有你在外面使劲忙活，人家犯不着出头，等看见你突然撒手不管了，他们自然也就着了急。于是乎，我逼着刘鸿生自己掏钱付运费，船东还必须由我来挑选，他们怎敢不听从？”蔡联络员这才恍然大悟，心说：发财的门道真是随处都有啊。滞留上海的这段时间，蔡智诚和邱秉敏同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宝康里”，因为人少，所以就合在一起搭伙。虽说是搭伙过日子，其实就跟住旅馆差不多，两家合租三间屋室，每月一百五十块大洋，一间共用、两间当作各自的卧房。邱秉敏是个好吃美食的广东人，却娶了个不懂家务的德国老婆，而蔡智诚的“蛋蛋”同样也是啥都不会，所以两家的一日三餐全要依靠饭馆，清洁卫生工作也统统交给了女佣。在那些天里，蔡智诚享受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家庭生活。他每天跟着邱家夫妇下饭馆，不是在大来饭店啃德国猪蹄、就是在杏花楼上吃广东烧鸡，然后就陪着老婆去逛“世界花园”。上海的高楼实在是多，里面设有这个“世界”那个“花园”，蔡家的“蛋蛋”爬过了七层的先施大厦又去爬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站在了望台上大呼小叫：“哎呀哎呀哎呀呀，街上的行人象蚂蚁！”那时候，上海的居民确实就象是蚂蚁一样。三大战役期间，大批的人流从北方各地涌进上海，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暴增了好几倍。流亡者的身份各异，有官有兵、有富有穷、有商人也有农民；各自境况也不同，有的阍阍噩噩随遇而安，有的咬牙切齿等待复仇，有的上下钻营谋求东山再起，有的心灰意冷准备借道跑路……然而，更多的则是被战争的浪潮席卷而来的难民，他们倾家荡产、囊中空空、妻离子散、无所适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走投无路的北方人，手里举着过去的嘉奖令、胸前挂着求助的哀告牌；车站码头贴满了“寻父”、“寻夫”、“寻子”的纸条，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某人，某年某月在某部队从军，某时某刻在某地方失踪，有知悉者请告知下落”……在这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惶恐无助的人群，他们有的在求一份果腹的饭食、有的在找一片栖身的场所。那时候，上海市的“违规建筑”已经密集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可住房依然是供不应求。“宝康里”原本是一处中西合璧、两层楼高的石库门，现在却已经不知道变成了什么结构——房顶加了又加、楼面扩了又扩，天井和客堂全都改成了卧室，甚至连楼梯上也架起了床铺，蔡智诚进出房门的时候都要在别人的被褥或者马桶之间穿行，就象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演的一样。但无论如何，能在房檐底下拥有一块栖身的床板都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有许多的“Empty cents”（瘪三）不得不露宿街头。虽然地处南方，但一月的上海依然十分寒冷，身无分文的人们被冻得受不了，只好在夜里故意打架，用违犯“戒严法”的方式让警察把自己关起来。男人可以在牢房里躲避凛冽的寒风，女人和儿童就无计可施。霞飞路上有座法国人办的育婴堂，接受弃儿的大抽屉（那抽屉是装在墙上的，在外面一拉抽斗就露出来、再一推抽斗就进屋里了）每天都放满了婴儿，到最后连墙脚下都摆着孩子。弃儿太多了，育婴堂应付不过来，修女们只好出告示招募奶妈，并且呼吁有善心的教徒们主动帮忙。蔡智诚的妻子也跑去当志愿者，忙活了一天还十分兴奋，回来说是有几十个人做了义务保姆、另有一百多人应聘奶妈。“怎么会有那么多奶妈？”蔡智诚觉得很纳闷。“傻瓜，那些人其实就是弃婴的母亲，把孩子丢掉了又舍不得，所以再来育婴堂当奶妈。这样虽然孩子不属于自己了，但至少不至于死在街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给你说，育婴堂里有好几百个婴儿，每天换四次尿片，那布条子挂得铺天盖地，啊呀，比万国旗还要复杂！”“你又不会做家务，能在那里能洗尿片么？”蔡智诚十分怀疑妻子当保姆的本领。“我才不做那种事，我请了一个苏州娘姨，一天给她一块钱”“哈！这种事要自己动手才有诚心，请人帮忙，功德减半”“……”，陈丽君顿时若有所悟。第二天一早，她就带上两位娘姨出发了。一月份的最后一天，解放军接管了北平。共产党并没有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把“头等战犯”傅作义抓起来法办，而是态度客气的礼遇有加，这就给了其他战犯们极大的希望。南京上海纷纷传言：“美国人和苏联人出面说话了，共产党收敛多了！”，“老蒋帮杜威搞竞选，得罪了杜鲁门，现在换了李宗仁当总统，美国人还是要照看国民政府的……”，一时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立刻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他的每一个手势和每一个微笑似乎都成了时局前景的风向标。然而，这个梦呓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2月5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撤退到上海，他们放弃了青岛，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会为了国民党的利益和共产党进行抗争。于是，南京政坛的最后一点底气终于彻底丧尽，同一天，国民政府宣布将“行政院”迁往广州。消息传来，上海的市面顿时崩溃，物价在当天暴涨十倍，混乱的人群如潮水一般的涌向机场和码头，人们哀告着、哭嚎着、疯狂地抛撒着钞票，千方百计地寻找任何一个远洋的座位，绝望地乞求尽快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即将成为战场的“东方巴黎”。那一天，蔡智诚的情绪也十分低落，他没有去公司上班，也没有出门闲逛，而是躲在屋里和邱秉敏一起喝闷酒。“餐厅”是两家共用的，所谓客厅、书房或者小孩的活动室也都是这一间。邱秉敏的女儿当时还在上小学，大人喝酒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