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19

蔡智诚的任务是给战车部队送电台，但他并没有能够完成这项差事——地空电台总共被分成了三摊，最后落到国军地面上的却只有一台发信机，这玩意连电源和天线都没有，当然也就不可能和天上的飞机进行“联络”。而且，电台原本应该送往双堆集、交到18军118师的手里，但现在却办不到。杨围子的北面、西面、东面，甚至西南角和东南角都被解放军围得严严实实，只剩下正南方向还有一溜狭窄的通道，而那条“通道”从早到晚都被侦察兵和狙击手的眼睛盯着，没有重兵的掩护根本就别想冲过去。无奈之下，蔡伞兵只好把发信机交到14军军部，自己留在255团听天由命。对他而言，这样的选择其实并不算太坏，因为反正不管跑到什么地方都是被包围，还不如跟亲戚老乡们混在一起更加痛快一些。255团的团部是一座由民房改建而成的“母堡”，地面以上是堡垒，地底下挖了个三米来深的大洞。12月10日的晚上，蔡智诚就住在这团部的地洞里。“地下室”里除了蔡智诚，还有另外一位不速之客，他是宿县职校的彭晋贤先生。宿县职校的全称是“安徽省立第四中等职业学校”，这个学校现如今已经改成了“宿城一中”，高考的升学率在安徽省名列前矛，但在那时候却是一所培养蚕桑人才的农校，这彭晋贤就是专门研究桑树病虫害的老师。48年的11月份，彭先生正在乡下搞田野调查，没想到宿县战役恰巧就在这个时候爆发，国共双方在宿州城外杀得烽火连天，老彭只好带着学生往南边跑，他原本是打算逃到蚌埠去的，结果却在浍河边上遇到了第14军，然后就和黄维兵团一起被困在了包围圈里。从宿县来到杨围子，彭晋贤的几位弟子全都死于非命，有被子弹打死的也有被炮弹炸死的，还有一个更倒霉，被飞机上丢下来的一摞报纸给砸死了。这让彭老夫子受到了很大刺激，整个晚上，他一直神经质地喋喋不休：“各位官长，我是研究农桑的，知道么？‘犊健戴星耕白水，蚕饥冲雨采青桑’。斯农桑之业，乃民衣食之源、国富强之本，所谓不待耕而食、不待蚕而衣，则无所事焉。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诚如是也……诸位大人，我不想看你们打仗，我只想去看桑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常言道，劝农者为善，好战者不祥，你们两军交锋，把桑树砍光了、把乡民赶跑了、把我的学生也打死了，这又是何苦来哉……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矣，虽得土地而无民，其谁与居？呜呼！征伐连年，世无宁日，实乃吾国之大不幸也……”寂静的夜里，只有彭老夫子始终不停地唠唠叨叨，而其他人却都默默不语。蔡智诚明白，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地洞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愿意离开战场、跟着彭老头去看他的桑树，但这却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一帮军官只好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无奈，用这种无言的方式传达着“好战者”对“劝农者”的歉意。那天晚上，彭先生弄得大家都没有睡好。蔡智诚在被窝里听了大半夜的“农桑辑要”，干脆爬起来看《福尔摩斯探案集》，结果，这一看还就看上了瘾。那“福尔摩斯”大概是彭先生的某位弟子的课外读物，全套12册。254团何玉林团长捧着本第2集读得津津有味，蔡智诚又行李堆里翻出了第5集——书的扉页里夹着一张宿县职校图书馆的书签，看来这培养农业人才的学堂还真是够开明，不仅实施农桑教育，还十分鼓励学生在侦探方面的兴趣。幽深的地洞里不见天日，何上校和蔡中校在昏暗的油灯底下被柯南道尔弄得如痴如醉，等到李剑民团长喊他们上去吃东西的时候，才发觉已经是12月11日的上午9点多钟了。俩人爬出洞口，何玉林在观察口前张望了一下，诧异地说了句：“咦？共军今天没有喊话也没有开炮哦？”，然后又接着看他的福尔摩斯。蔡智诚也忙着翻书，一边看还一边颇不耐烦地责怪李剑民，“你少在窗口晃来晃去的，挡光遮亮，我这里还没有找到凶手呢”李团长被两个福尔摩斯迷气得无可奈何，“在这个地方还用得着找凶手？我们一屋子人，除了种桑树的彭先生，个个都是杀人犯”“是不是凶手，自己说了不算”，何玉林虽然只读了半本书，但学问却已经提高了一大截，“看看这一段：‘在当今世上，你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认为你做了什么’，按照小说家的观点，你老哥只晓得端起机枪嘟嘟嘟，顶多只能算个杀手，比起书上的人物还是不够凶”一席话惹得满屋子哄堂大笑。但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的大炮响了。“呜——呜——呜——”上午10点，头一轮炮弹从北面飞来，首先打破了战场的寂静，那弹头划破空气，发出有点象是女人哭嚎般的声音，大家知道，这种奇异的尖啸属于107毫米重迫击炮（化学炮）。但紧接着，又有更多的炮弹从各个方向打了过来，周围的爆炸声很快连成了一片，从这以后，蔡智诚就再也无法分辨炮弹的型号和落点，他甚至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少门火炮对准了这块长宽不过二百来米的阵地。——注：48年12月11日上午，解放军中野部队从西面（4纵10旅28、30团）、北面（4纵11旅32团、13旅38团）和东面（9纵27旅79、80团）同时对杨围子发起攻击。其中东面的张围子方向配备山野炮三十二门，发射炮弹约三千发，另外两个方向的火炮数量不详。杨围子村立刻就被炮火覆盖了，阵地上的一切完全笼罩在硝烟之中。炮弹如成串的惊雷在四周炸响，密密麻麻，让人分不清先后、分不出远近。爆炸绽起耀眼的光亮，白色的、橙色的、蓝色的、紫色的……忽明忽暗，闪烁在人们的脸上，使每个人的面孔都如同鬼魂般的怪异。灼热的气浪卷着刺鼻的烟雾从窗口扑进屋内，熏得人几乎窒息，冲击波撞击着碉堡的四壁，在255团的团部漫起了沙石的风暴。炮击刚开始的时候，团部里的人们还显得泰然自若。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油子，胆子比较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团部所在的“母堡”十分结实，大家比较放心——杨围子原本有近百幢民宅，第14军占据这里之后就拆掉了村里的大部分房屋，只留下最牢固的几间。国民党兵在民房外墙的四周垒起了重重沙袋，又在房顶上纵横交错地加设了多层梁木，把普通的砖房改成了坚固的堡垒，除非被大口径榴弹炮直接命中，否则是无法摧毁的。在当时，解放军的炮兵水平很一般，平常开炮只能打个大概齐，想要实施精确射击几乎是办不到的，所以碉堡里的上校中校们都觉得十分踏实，一个个挺起腰杆装模作样，谁也不往地洞里钻。但是，渐渐地，情况就不一样了。炮击持续了个把小时，国军的耳朵都被震聋了，可共军那边却丝毫也没有消停一点的意思。255团的作战参谋趴在观察口的边上，隔一会儿就转过身比个手势，李剑民根据他的手势在地图上做记号，蔡智诚凑到跟前一看，只见那张布防图上划满了叉叉和杠杠，几十分钟下来，杨围子的明碉暗堡被干掉了一大半，外围阵地上的火力点更是一个也没剩下。蔡中校的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他经历过帝邱店的围攻战，当然明白这情况将会意味着什么——失去了外围火力的掩护，共军的榴弹炮就可以推到近前实施直瞄射击了！果然，过了没多久，大炮弹就砸了上来。“哐！”的一下，屋里桌椅板凳全部被震翻，团部的碉堡摇晃得就象是暴雨中的小船。还没等大家缓过劲来，又是一声巨响，强烈的白光闪过，母堡正面的沙袋壁垒被炮火掀开了，蔡智诚只来得及做了个转身的动作就被气浪摔到了墙脚，这下子，他再也不敢领教第三发炮弹，立刻抱头扑进了地下室。何玉林已经躲在地洞里了，这家伙逃跑的速度真是快，难怪他的254团全打光了而他这个当团长的却能够毫发无损。彭晋贤先生蜷卧在角落里，浑身上下裹了两床棉被还依然一个劲地发抖，这老头从昨天起就没有上过地面，也不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哆嗦了多长时间。地下室里猫了七八个人，其中却没有李剑民。这时候，外面的爆炸声接连不断，气浪卷着破碎的砖石不断地从洞口处砸落下来，255团团部肯定已被共军的榴弹炮摧毁，蔡智诚心想，他妻子的姑父多半也是报销了。上午11点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狂轰，共军的炮击终于停止了。震动刚刚平息，蔡智诚就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他看见先前坚固的母堡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三面的围墙都倒了，幸亏从房顶上垮塌下来的圆木正好顶住了洞口边的残壁，否则，地下室的出口被埋住，洞里的人非被闷死不可。废墟周围血肉横飞，到处是残缺不全的躯体。砖土堆里露出了两只脚，何玉林大声喊着：“那双皮鞋是老李的！”，然后伸手就拖，蔡智诚也跑去帮忙，俩人一使劲，结果只拔出个屁股来，腰以上的部位还埋在土里，蔡智诚懊恼得直跺脚：“坏了坏了，应该先挖头部的，我把姑父搞死了！”，何玉林说：“别傻了，他的脑袋早就炸烂了，从哪一头开挖都没有用”。两个人正在那里发愣，忽然听见有人喊“团长团长”，回头一看，却见李剑明好端端地站在他们背后，一点事也没有——原来，人家李团长的经验最丰富，早就知道母堡靠不住。第一发榴弹炮打上来的时候他就从后门跑了出去，先是顺着交通壕爬进子堡，在防弹坑里躲过了炮火，然后又到各处视察部队，已经忙活了好一阵了。看见姑父安然无恙，蔡智诚松了一口气。有人问：“团长，你的身上全是血，是受伤了么？”李剑明从衣服上扯下几块碎肉，气乎乎地说：“三营长被轰死了，我没事。他妈的，刚开战就炸掉我一半人马，这个仗简直没办法打！”没法打也得打。炮击停息之后，共军就发起了进攻。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的装备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进攻的时候却依然是“炮停——开枪——冲锋号”的老一套，一时还达不到“五大主力”的那种“跟着弹幕往前走”的水平。这也难怪，步炮协同的培养需要长期的演练配合，对步兵和炮兵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而解放军的扩充速度快，基层官兵的养成时间比较短，虽然思想觉悟高、主动性强，但在战术协同方面缺乏足够的默契，军事技术与国民党的老牌部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按照蔡智诚的观点，如果单从训练水平上来讲，中野的一些主力部队甚至还比不上第85师。85师虽然是黔军底子，但在本质上却属于国民党嫡系，他们从中原大战时起就隶属于蒋介石的核心集团，十多年来一直保存着完整的编制，老兵多，防御作战的经验十分丰富。就拿先前的这一轮炮击来讲，如果换作新建队伍早就被炸垮了，可255团却没有乱，虽然表面工事被摧毁，但剩余人员依然躲在战壕里隐蔽坚持，等炮声一停再跳出来继续抵抗。这时候，杨围子的外线阵地正处于激烈的攻防之中。当时，解放军的攻击模式通常是“机枪在两侧掩护、步兵在中间猛冲”（即所谓的“人海战术”），这样进攻的速度很快、也便于实现前点突破，但与之俱来的缺点是队形过于密集、进攻的线路十分容易被判断。当时，对付这种战术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尽快打掉进攻方的机枪阵地。蜂拥而上的“人海”如果失去了火力的掩护，其后果可想而知；二是尽量把攻击的队形打乱。“人海战术”在进攻的时候呈一个正梯形，梯形的两条边就是机枪射击的弹道，如果这个固定的形状被打散了，重武器就很难进行有力的掩护，攻击的效果也会遭到破坏。但在12月11日的中午，85师255团却压制不住共军的机枪火力。这是因为14军的迫击炮弹早就打光了，阵地上的主要据点又已经被炮火摧毁，255团的机枪和机枪手不是被炸得稀烂就是被埋在土里，只能靠步枪兵勉强支撑。反过来，解放军那边却给机枪加了“盾牌”，那盾牌是一米高、一米宽的双层木板，底下装轮子、里面填土、中间用竹筒做了个洞，共军机枪手可以直接推着那玩意到开阔地上进行射击，而国民党兵却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发起首轮攻击的中野部队起码有两三个团，那些号手排成一长溜，把冲锋号吹得震天响。于是，攻击部队几乎没受到多大阻拦就杀进了外围阵地，把防御线上的士兵撵得直往后跑。在杨围子村里观战的蔡智诚们都知道这下子麻烦大了，如果不立刻制止住后退的势头，不仅外线阵地立马要丢，还会冲得内线阵地全面崩溃。李剑明往自己头上扣了顶钢盔，骂骂咧咧地拎起一杆冲锋枪，“汉子死了卵朝天！军士队，跟我上！”255团的军士队有两三百人，它是按每个班抽三名士兵、每个连抽三名军官的比例组成的，也就是所谓的“种子”。通常情况下，这支队伍都被留在后方不投入战斗，但今天却不同了，顶不住共军的突击，别说255团全部完蛋，就连85师和第14军也要一起报销，所以战事才刚开张，李团长就把这帮宝贝军士全都押了上去。“种子”上阵，立竿见影，共军攻击的进度明显地停滞了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有原因的——外线阵地的前沿是一片开阔地，进攻部队在那样的地方只要向前猛跑就可以。但冲进阵地之后却不一样了，地面上遍布弹坑和鹿呰，各种坑道和暗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全是弯弯曲曲的，看上去毫无规律，如果事先不了解守军的布防习惯就往交通壕里乱钻，很容易东窜西走的搞错了方向。在这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攻击部队的建制被跑散了，而军士队又恰在这个时候冲杀进来，一帮老兵对阵地情况很熟悉、单兵技术好、意志也比较顽固，几枝枪交叉掩护一下就能封锁一片区域，所以虽然人数不多，却不仅稳住了自己的阵脚、而且还把共军给打乱了。共军一乱，他们的轻重机枪也就失去了作用。那时候共产党的军服是灰中带黄，国民党的军服是黄中带灰，再到雪地泥浆里一滚，隔远了很难分得清楚。两边的识别标志都是在胳膊上系毛巾，而且还系的都是左手，头上的钢盔又是一样的，在战壕里你冒出来一下我露出来一下，机枪手傻傻地看着，根本不知道该打哪一个才好。但这毕竟是两军交锋，如果杵得近了还是可以弄得明白——因为国军的头上顶着一颗青天白日呢——所以，战壕里的步枪冲锋枪一直打得挺欢，搞急了还有拼刺刀的，那手榴弹的爆炸声就更是响个不停。共军有手榴弹，而且多得不得了，有的用篮子拎着，有的前胸后背挂得浑身都是。那玩意在打堑壕战的时候实在太顺手了，只要发现有什么地方的情况不对，立刻铺天盖地的飞过去一大堆，而国军这边连一颗手雷也没有，如果隔着战壕被对方发现，除了挨炸就只有逃跑。搞了没多久，就连在远处观望的机枪手也开了窍，他们瞅见哪里发生爆炸就往哪里打，简直把那手榴弹当信号弹用了。就这么打了个把小时，李剑民让人抬了回来，他的脸部受了重伤，嘴唇和牙齿全都被炸飞了，鼻子底下只剩个窟窿，舌头还在里面乱动。看见何玉林，李团长挣扎着“咿咿哦哦”了好一阵，那意思是让254团的团长接替他指挥255团。由何团长来指挥李团，从技术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目前的时机十分尴尬，眼看快要全军覆没了还请人家来负责，这几乎就和拉人陪杀场差不多。可是，何李两人毕竟是共事多年的老乡兼老友，在当前的情况下实在不好拒绝，何玉林于是只能点头答应了这个差事——他在沈庄连自己的254团都丢下了，却在杨围子把性命绑在了255团的身上。外线阵地显然是守不住了。但经过这一个小时的阻击，255团已经重新组织起了内线防御。被砖石掩埋的轻重机枪从废墟中掏了出来，散落的沙袋也被垒成了工事，垮塌的战壕再度疏通，交叉火力又继续封锁住了阵地前沿。残存的官兵们聚集在杨围子村里，把攻击部队压制在了外壕一带。自下午一点钟以后，共军先后发起了两次试探性进攻，结果都被守军挡了回去。大约两点过钟的样子，从西南方向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没过一会，何玉林就跑来对蔡智诚说：“军部突围了，你也赶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蔡智诚当然愿意参加突围。谁都知道杨围子是绝对守不住的，天黑以前肯定要完蛋，与其留在这里坐以待毙，还不如冲出去求一条生路。“那……你们呢？”“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指示”，何玉林说。固守原地，拼光打尽，这是兵团部的死命令，255团看来注定要被牺牲了。何玉林其实是可以跑的，但他现在既然接受了老友的委托，也就把自己的命运和255团捆在了一起。蔡智诚一方面很替何团长难过，另一方面也十分庆幸李团长没有给侄女婿加封个什么副团长之类的官衔，这让自己拥有了能够随时逃跑的自由。“要想办法活下去，不要犯傻”。蔡智诚知道，何玉林这是在劝自己不要学习二哥蔡智仁。“还有，如果遇到炸药包炮，一定要蹲着，千万不能卧倒”“炸药包炮”是个什么东西，蔡智诚当时并不清楚，他正准备打听一下，忽然看见彭晋贤先生从地洞里探出头来。想起这老头也是和255团没有什么关系的，于是就问了一句：“彭先生，我要和军部一起突围，你想不想走？”“我要走！我要走！在这个鬼地方，我一刻钟也呆不下去了”如果不计算“军医院”里的伤兵和辎重队里的挑夫，杨围子的战斗兵员大约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村子的北面和东面由85师255团把守，那一带是主要的作战方向，各类防御体系比较完备，而西边则是第10师残部和14军军部的所在地，原本属于“后方”，所以阵地也就相对马虎一些，只设置了内线阵地却没有外线阵地，可谁知道中野4纵在攻占沈庄之后竟然一直把坑道挖了过来，愣是把这“后方”变成了“前方”，无奈之下，军部的一帮人只好匆忙上阵、守住寨墙和共军打来打去。打到11日下午的两点来钟，255团那边的外线工事已经全部丢失，而西线这边的兵力也已是损失近半，但因为杨围子的面积实在太小，所以剩下的这些人马守在村落里不仅依然能够进行防御，甚至还可以寻找机会实施反击、组织突围。当时，位于杨围子北面和西面的是解放军中野4纵、东面是9纵、东南面是11纵，只有南面一两公里远的杨文学村（又称前杨家、小杨家、杨文学家）还被第10军的部队控制着，因此这个方向也就成了14军突围的唯一途径。但这条通道却遭到了西南和东南两侧共军阵地的猛烈夹击，必须在强有力的掩护之下才有可能冲得过去。负责组织突围的是14军的代理参谋长詹璧陶中校。说起来，14军的参谋长原本应该是梁岱少将，但梁参谋长在前些天的浍河南岸战斗中被共军俘虏过，虽然很快就被释放了，但终究还是有点“叛变投敌”的嫌疑，没被军法处抓走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更不可能立刻官复原职，于是，代理军长谷炳奎就把第10师的参谋长詹璧陶提拔起来、让他代理梁岱的职务。詹璧陶是谷炳奎的湖南老乡，黄埔13期生，当时才三十出头，以中校的资历跃升为军一级的参谋长实在是非常破格的，所以詹小弟的心里万分感激谷大哥的知遇之恩，他亲自带队冲杀在第一线，非要把军长大人送出险境不可。詹参谋长的策略是用主动进攻的办法压制住西南侧阵地上的共军，并借此掩护突围人员从南面冲出去。这个策略并不容易实施。杨围子西南方向的共军是中野4纵13旅38团（即后来的13军38师113团，现已改为武警部队），这支队伍的防守能力特别强，有个号称“钢铁营”的第一营，营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张英才（张英才后来曾担任过13军副军长和重庆市委书记——顺便八卦一句：全国十大杰出女性、解放军第一位装甲兵女团长、13军149师装甲团的张可中校就是老张家的女儿，真是虎父无犬女）。头一天，人家第10军在坦克战车的帮助下都没能够啃动38团的阵地，现在仅凭着14军的这么一点力量去进行攻击，简直是自讨苦吃。但詹璧陶却不管这一套，他发起的只是“佯攻”，但求声势不求结果，所以每一轮冲锋都搞得大张旗鼓、煞有其事。南边的杨文学村里驻扎着第10军的75师，还有个美式榴弹炮团。那75师（师长王靖之）原本是整编第11师的75旅，其实就是18军的老部队，所以他们的弹药比较充足、炮兵的技术也很不错，依然保持着“土木系”的气派。“佯攻”开始的时候，杨围子这边一发信号，杨文学那边就“哐哐哐”地打炮，14军立刻冒着炮火往上冲，冲到对面阵地跟前乱搞一通之后又往回跑，75师的炮兵再接着“哐哐哐”地打十几炮……而就在西边这番猛折腾的同时，突围的小分队就趁机悄悄地向南边“偷渡”了。每一轮“偷渡”的人数都不能太多，突围的人员在事先经过了选择。第一批被抬出去的是身负重伤的第10师师长张用斌，第二批逃跑的是代军长谷炳奎等人，蔡智诚和詹璧陶一起被安排在第四批，只可惜，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正所谓事不过三，就在詹参谋长依样画葫芦地组织第三轮进攻的时候，共军突然发起了反冲锋——这也难怪，当时杨围子的国民党军在各个方向上都处于守势，惟独这个西南角却接二连三地大举出击，这就难免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下午四点过钟，中野4纵把10旅28团（今13军37师109团，汶川地震时，在映秀镇高举“红军团”大旗的就是这个团）从北面调到了西面，而9纵27旅79团（今天的空降兵15军45师133团）则从东南角向西穿插突进、一举切断了杨围子南边的通道。经过先前的几次折腾，詹璧陶的人马已经损失惨重，而解放军的力量却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消彼涨，胜负立判，国民党兵的“佯攻”立刻被共军的反击冲得七零八落，不但“偷渡”的小分队没能够跑出去，就连出击的阵地也丢掉了，一帮人只好退回到杨围子的中心地带，准备和对方打堑壕战。一看见共军的反击，蔡智诚就明白自己已经没有突围的机会了。不过，彭晋贤先生却依然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他的双手拎满了大包小包、身上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羊皮袄，每隔几分钟就催问一遍：“蔡长官，我们可以出发了吗？应该轮到我们了吧……”小蔡不知道应该如何向这位迂腐的教书先生解释局势的凶险，只好劝他把手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丢掉算了。但彭老师却坚决不肯答应，他反复说明，包裹里的破树皮和烂树根全都是了不起的宝贝、是他和学生们的田野调查成果，意义重大、价值非凡，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蔡智诚被这老夫子聒噪得无可奈何，只好想办法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让他和他的宝贝能够躲过即将爆发的战斗。杨围子的南部有一块面积不大的洼地，这里丢弃着一些没有弹药的大炮和没有汽油的卡车，炮车的轮胎和车厢上的木板早就被士兵们拆去当燃料了，只留下几堆光秃秃的铁架子还在雪地里趴着。按照蔡智诚的估计，如果攻守双方在内线争夺村落，这里是唯一有可能不会发生激烈枪战的地方，因此，他在那些废铁之间给彭晋贤弄了个隐蔽部，并再三叮嘱他不要随便跑出来。“蔡长官，你千万不要把我丢下不管啊……”，彭老头可怜兮兮地哀求道。“不会的，到了突围的时候，我一定先来喊你”，蔡智诚一面随口敷衍着，一面朝255团走去。走到军医院的附近，看见几个士兵正把85师代理师长吴宗远抬了过来，吴师长在沈庄战斗中负了重伤，他原本是被安排在第三批突围的，现在“偷渡”不成、只好又被送回到医院。救护站里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纷纷跑上前去迎接师长大人。但就在这个时候，村子外面响起了一连串沉闷的“雷声”。那“雷声”最初是从杨围子的东边传来的。刚开始的时候，蔡智诚还以为是共军在爆破什么工事，但很快，北边和西边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天空中随即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炸药包，那些被油毡包裹着的象磨盘一样的东西从四面八方跃入苍穹，带着火焰和浓烟，飞舞着、翻滚着、呼啸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恐怖的轨迹，然后又密密麻麻地坠落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了已经被炮火摧毁成废墟的国民党阵地……炸药包炮！！！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蔡智诚立刻纵身跃入了附近的一个弹坑。而与此同时，剧烈的爆炸就发生了。冲击波肆虐着大地，先前被重迫击炮掘出的巨大弹坑在一连串的爆炸之下仿佛变成了赌桌上不停摇晃的小小骰盅。坑里的一切都被搅得天翻地覆。地面变形了，地表的土层被炸药的强力推动着、如同波浪一样的上下起伏，坑壁相继崩塌，大大小小的石块在地震的挤压之下居然能从泥土里弹射出来，迸得老高，砸得人头破血流……蔡智诚的眉骨裂了、牙齿掉了，但他这时却并没有感觉到疼痛，他在弹坑里不知被掀翻了多少回，但每次摔倒之后却又立刻挣扎着爬了起来——“遇到炸药包炮，一定要蹲着，千万不能卧倒”。何玉林的警告一直回响在脑海，蔡智诚拼命地提醒自己：不能卧倒，不要摔倒，不能让冲击波震坏了内脏，更不要被泥土活埋了。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整个人就象是潜入了深水之中，耳膜里只剩下“呜呜——咕咕”的杂音。视线也变得模糊，四周围混沌一片，天地间充斥着一团棕红，分不清哪些是弥漫的尘土、哪些是爆炸的烈焰。呼吸十分困难，空气似乎全都被烧光了、被挤走了，努力地张开嘴，随着每一次喘气吸进体内的却尽是呛人的硝烟。那些炙热的TNT烟雾在喉管之中、在肺叶之间灼烫着，火辣辣的，就好象要在人的胸膛里再一次爆炸一样。蔡智诚觉得自己仿佛是被困在了一只棕色的瓶子里，瓶子外面是血红色的炼狱，而炼狱的风暴正一遍又一遍地敲击着瓶壁，要把他的生命从这脆弱的藏身之所里拖拽出来，抛入莫名的深渊中去……不知道过了多久，震荡的大地终于平静了。蔡智诚揉揉眼睛、抹去脸上的血迹和泥土。他的四肢俱全、五官完好，但两只手掌却肿胀得很厉害，帽子飞了、鞋子掉了，衣服敞开着，裤管只剩下了半截，原先挎在肩上的公文包也不知丢到了什么地方。他艰难地爬出弹坑，刚一迈步就觉得双腿发软，头晕恶心，浑身一个劲的发抖，于是只好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杨围子村被炸平了。寨墙完全坍塌，碉堡支离破碎，各种建筑荡然无存，阵地上的鹿呰被冲击波掀到了远远的角落里。军医院不见了，那些充当救治所的壕沟被泥土掩埋着，只在个别地方露出了伤员的脚，几个医官木然地守在“病床”的旁边，他们的任何举动都已经无济于事。战壕内满是尸体，一摞一摞地叠成一堆，有的蜷卧在土中，有的从废墟里探出了半截身子，这些人的外表都没有血迹，显然全是被冲击波震死的。地面上一片狼籍，积雪被融化了，冻土被炸得蓬松，一条冬眠中的蛇居然也被震出了地面，十分怪异地躺在残砖碎石之间。原先的弹坑被填平了，新的爆炸痕迹又重新布满了周围，有的黝黑、有的焦黄，那些被犁翻的泥土之中混杂着断裂的木片和残破的军服，甚至还夹带着没有爆炸的炸药包。1948年12月11日下午4点40分，围攻杨围子的中野部队各自组织了30架以上的“飞雷发射筒”。如果以每筒打三轮、每个“飞雷”装药二十公斤计算（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六个主攻团在二十分钟之内至少向面积不过一万平米的杨围子内线阵地抛射了上万公斤的炸药——这也就是国民党兵所称的“没良心炮”。显然，“没良心”的称谓是带有抱怨情绪的，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他们反感的倒不是“飞雷炮”的惊人效果，而是不满于这种武器的战场使用方式。发明“飞雷”的当然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种“大炮”的设计思路其实是和近代武器的发展原则相违背的。因为第一，炸药包炮的射程很小、精度很差、使用寿命很短、操作的安全性也很不可靠，无法成为固定有效的打击手段；第二，这种武器的爆破方式非常原始，弹药消耗量极大，作战效能并不合理；第三，实施“飞雷”攻击的时候，大量的炸药包都堆积在发射阵地上，一旦遇到敌方的炮火逆袭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战场风险太大。因此，如果反过来看，使用“飞雷炮”就需要具备相当多的前提条件，首先，本方的军需物资必须十分充沛，可以不考虑弹药的消耗量。而且本方的兵力和时间也必须十分充足，可以把军事工事推进到距敌一百米以内，并建立起安全的发射场；其次，敌方的阵地必须被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目标固定而且集中，并且敌方必须不仅无法使用炮兵进行反击、同时也必须没有能力进行步兵逆袭……可想而知，一旦战局出现了这样的态势，战场双方的胜负其实早已经确定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还要继续采用高密度的毁灭性打击手段，那的确是够“狠心”的。这场“没良心炮”对蔡智诚的肉体伤害并不大，但却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总觉得共产党做事好象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这种阴冷的感觉一直积压在他的心头，从而也就困扰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讲到这里，想说几句废话。今天再去讨论“没良心炮”道德价值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解放军也只是在淮海战役中，为了打击国民党最顽固的精锐兵团时才集中采用了这种比较特殊的战术手段，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最大程度地摧毁国民党军事集团的抵抗意志。自那以后，这种办法就很少使用了。从淮海战场的“没良心炮”到上海战场的坚决不使用大炮，解放军的建设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符合战争规律、符合政治规律、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军队或者战争行为并不会单独地存在于战场之中，它永远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只有理解了政治的需要才有可能正确地评判军事行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尊重战争法制体系的要求、是否应该把“化装偷袭”作为军队的常规手段、是否应该大力宣传“飞雷”的奇妙功效，甚至是否应该鼓励“无限战”的天才思想，都应当放在国际政治的框架内来通盘考虑。其实，所谓的“襄公之仁”，并不是只用一句“迂腐”就可以概括的。爆炸刚刚平息，解放军就冲进了村子。究竟是谁最先突破杨围子的内线防御，现在的资料众说纷纭，各种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都说是自己的部队打下了14军军部，马甲我也弄不清哪一个讲的更加准确一些。但实际上，中野司令部在战斗结束之后只表彰了两支队伍，一个是4纵10旅28团第5连（洛阳英雄连）、一个是13旅38团第1营（钢铁营），而这两队人马其实本是一路，都是从村子西面突进来的，那里也恰好是14军军部的所在地。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西面的防线最先被共军突破。当时他正趴在地上吐得晕头转向，身边突然就出现了一队解放军，全是从14军军部那边冲过来的。几个小兵比比划划的说了些什么，蔡智诚一点听也不清，而人家大概觉得这小子满脸鼻涕眼泪、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战斗力，并且还又聋又傻的不象是个当官的材料，于是就接着朝东边跑去了。那时候，255团的阵地上还有人在进行抵抗，蔡智诚虽然听不见枪炮的声音，却可以看见爆炸的闪光和子弹打在泥土上溅起的尘烟。西边被占领了，东边和北边正在交火，如果不想送命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当俘虏。蔡智诚忽然想起应该把自己的证件、手表、钞票和金条赶紧都埋进土里，因为这些东西是会暴露军官身份的，在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共军只优待贫苦的士兵，抓住军官统统砍头，把脑袋插在木棍上，就象处理张辉瓒一样。伸手在衣兜里一阵乱摸，七掏八掏的就发现了一张《福尔摩斯》的借记卡，上面还盖着宿县职校的大印，那本小说早已经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可这张小纸片却鬼使神差地被揣进了口袋里。这东西突然给了蔡智诚一个绝妙的启发——早在豫东战役的初期，他就听说共军对学生的态度十分宽容，不仅不杀不关不刁难，而且还允许他们穿越封锁线到国统区去。现在，如果自己可以装成学生和彭晋贤老师混在一起，说不定就能够打着田野调查的旗号溜之大吉！可是，当蔡智诚回到那片洼地的时候，却发现彭晋贤先生已经死了。他侧卧在一辆卡车的旁边，裤子掉了、大衣飞了，脑袋上有个大洞，很显然，这老头终究还是忍不住从隐蔽的地方跑了出来，结果就被爆炸的冲击波掀翻、一头撞到了汽车的铁架子上……事已至此，蔡智诚只好独自伪装下去，他脱掉身上的军服，换上彭先生的羊皮袄，然后就坐在地上等候收容——从现在开始，他准备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按照何玉林说的那样，“想尽办法活下去”。1948年12月11日的下午6时许，杨围子战斗终于结束了。12月12日中午，蔡智诚在战场东北十来公里远的忠义集接受解放军的审查。这里是中野9纵的一个转运站，杨围子战斗后，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全都交给9纵进行处理，蔡智诚也就和大家一起被押送到了这个地方。“忠义集”这个地名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这一带如今属于宿州市的埇桥区，位置大概在蕲县镇的白庵村附近。但事实上，忠义集过去是浍河南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秦代以前叫大泽，当年曾经有人在这里乱喊“大楚兴，陈胜王”，结果招来了楚霸王项羽；汉代以后改叫蕲城，刘邦讨伐淮南王英布的时候把这里当作了大本营。淮海战役期间，第10军和14军在浍河两岸与中野部队激烈交火（熊绶春就是因为在这一带吃了败仗被撤职的），双方打过来打过去，没过几天就把忠义集打平了。蔡智诚在这里的时候，集镇上连一栋完好的建筑也没有，老百姓也全都跑光了，从前线下来的俘虏和伤兵只好睡在废墟上。说到伤兵，战斗结束过后，战场上双方的负伤人员自然全都要往下抬，但两者之间的待遇却是不可能一样的。解放军的伤员送到忠义集以后要进行分选，受轻伤的留下来、重伤号则经过紧急处置之后再转送到后方的大医院去，而对国民党的伤兵则不必这么麻烦，来到忠义集就算是到了站。战败方的伤兵通常都不敢哭，缺胳膊断腿的都咬牙忍着，实在熬不过了就破口大骂，骂长官骂部队或者骂国民党蒋介石，这一方面是因为心里确实有怨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怕由于受伤被共军给枪毙了。当然也有一些伤兵显得啥也不在乎，他们或者一个劲地呕吐、或者从早到晚的不吃不喝只睡觉，蔡智诚还看见一个家伙坐在地上猛摇头、卡住他的脖子都停不下来，这些人的脑袋都被震坏了。寒冬腊月，躺在露天里的伤兵特别容易死掉。死掉了就埋，当时忠义集的周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墓，里面大多是国民党的兵。11号的晚上，蔡智诚是和俘虏兵呆在一起的。从其他人的口中，他得知14军的前任参谋长梁岱举手投降、代理参谋长詹璧陶受伤被俘，85师代理师长吴宗远和254、255团的两个团长都被共军活捉，而熊绶春则已经阵亡了。说起来，熊绶春临死的时候只是个被撤职查办的罪人，但是当他死掉了以后，国共双方好象立刻就忽视了这个情节，大家全都煞有其事把他当作大权在握的14军军长。这一边说他即将醒悟、正准备和参谋长一起领导起义，那一边说他英勇神武意志坚定、决定追授他为陆军上将。这么看来，老熊这个人带兵打仗的水平虽然很一般，但最后的阵亡却是够漂亮的。关于熊绶春死亡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说法。其一是解放军方面的记载，认为他是被击毙的。自称击毙他的部队也不少，个个说得有名有姓，而且时间越长、冒出来的功臣也就越多，让人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样，“击毙熊绶春”这样的事迹肯定是要记大功的，至少在1950以前，能够在军功簿上明确记录这项功劳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位是4纵10旅28团5连的副班长杨传任，一位是13旅38团1营的营长张英才；第二种说法则来自国民党，主张熊军长是自杀的，并且他用的是什么枪，打得是什么部位，讲得有鼻子有眼，可就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采取的自裁行动；不过，有个人却知道熊绶春的死亡时间，那就是14军的参谋长梁岱。梁参谋长当时也是个被撤职查办的倒霉蛋，所以和熊绶春住在同一个地洞里，按照他的说法，熊军长是在共军进行炮击的时候突然跑了出去，然后就被炮弹给炸死了……梁岱少将愿意这么讲，自然有他的理由，只是这样却让熊绶春显得有点蠢，好象这位黄埔军校的熊中将和宿县职校的彭先生是同一个水平，都不懂得如何躲炸弹似的。而且他也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两个没有跟着军部一起突围？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观点，说熊绶春和梁岱两人当时正准备组织起义，连计划都拟好了，只是还没来得及下命令……这其实并不大可能。熊绶春是江西人，梁岱则是粤军出身，他们到第14军任职的时间都不长，不象谷炳奎等人是从当连长时就从这支部队混起的，所以别说是熊、梁已经被撤职，即便是他们正掌权的时候也很难把这帮尽是湖南人、贵州人的队伍带出去搞起义。如果按照马甲我的推测，熊、梁二人不参加军部的突围或许是故意的，只不过梁岱留下来是打算投降、而熊绶春却是准备等死。至于熊绶春是被炮弹炸死的、长枪打死的、还是用左轮自尽的，谁也说不清楚。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把老熊的尸体刨出来看一下，但这个办法却已经行不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江淮地区大搞防治血吸虫，到处都在进行挖新坑填旧坑的“送瘟神”运动，结果邱清泉的坟墓被挖成了池塘、熊绶春的坟墓干脆不见了踪影，所以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正好可以随便我们大家乱猜。想一想，这倒也不错，挺有意思的。不过，蔡智诚中校大概不会觉得这些事情里面会有什么趣味。当时，他穿着彭先生的大衣、混在一帮军服中间冒充“披着羊皮的狼”，正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接受共军的审查呢。杨围子战斗结束后，蔡智诚被送到了忠义集。虽然很不愿意做出举手投降的动作，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几个月前的那种“党国文天祥”的气概，所以也只得乖乖地听从命令、在解放军的指挥下走向了集结的地点。忠义集的路口摆着几个大木盆、木盆里边有毛巾，蓬头垢面的俘虏都必须在这个地方进行“卫生清理”——也就是在卫兵的监视下洗一洗脸、并且解开自己的衣服拍打一番——这个举措当然具有勘验身份、检查随身物品的功能，但经过了如此这般的折腾，原本萎靡不振的人们也确实显得精神了许多。洗去了脸上的尘土，袒露出来的不仅是清晰的五官，眉眼之间的几分羞涩也就同时显现了出来。世界上大概不会有哪个军人会对缴枪投降的行为觉得毫无愧疚，即便国民党兵也是一样。“清洁”过后的俘虏们面面相觑，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为自己的落魄下场寻找着理由。“共军的炮火太猛了，从没见过这样的”“那是，上午几万发炮弹、下午几万斤炸药，这个仗根本没办法打。我们那个班，还没有等到正规交手就被干光了，只剩下我一个……”“再坚固的工事也不管用，十几天的辛苦全都是白费。我们的碉堡和战壕一下子就垮了，人被震得象喝醉了一样，共军冲过来喊缴枪不杀，可我们的枪都被埋在土里了，哪里还找得到……”据说，何玉林团长在共军总攻刚开始的时候就下令放弃抵抗了，他先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后就坐在个石辘子上等着当俘虏，那石辘子的旁边还摆着两副担架，左边的是85师师长吴宗远、右边的是255团团长李剑民……可奇怪的是，整个阵地都投降了，只有255团第3营还在东北角的外壕附近抵抗了几十分钟，这让大家觉得十分纳闷：“喂！你们可真够可以的，敬礼号吹了那么久，怎么还在打？”“哎呀，耳朵被震聋了”，来自3营的俘虏兵立刻显出了一副特别无辜的表情：“我们趴在壕沟里放枪，一直把子弹打完了才听见军号声……”过了没多久，解放军的代表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叉着腰问：“这里面有当官的没有？国民党军官出列！”俘虏堆里随即站出来几个人，很快就被带走了，蔡智诚埋着脑袋没有吭声。那几个军官走了之后，干部模样的人立刻换了一副轻松的语气，说：“好了好了，反动派已经被赶走，在这里的都是受压迫的贫苦弟兄，大家不要怕，你们是被反动派逼着上战场的，遇到解放军就是被解放了，你们翻身了、自由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咱们先吃饭、再拉拉家常吧”于是就开饭。小半斤一个的白面馒头、香气四溢的猪肉炖菜汤，用箩筐装着、用木盆子盛着，一样样的抬了上来，在杨围子饿了好些天的国民党兵们哪里经得起这个诱惑，立刻全都扑上前来，有的用手抓、有的用帽子装、有的用衣服兜，你争我夺、狼吞虎咽，那些体质弱、力气小的就被挤在了外面碰不到饭食，急得哇哇直叫唤。而解放军的代表却并不做任何干涉，他们笑嘻嘻地站成一排，在干部的指挥下齐声唱起歌儿来：天下穷人是一家，不分什么你我他，我们吃尽人间苦，养肥富人一大家。天下穷人是一家，蒋介石害我们互相残杀，要打他就打，要骂他就骂，哪有穷人说的话。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翻身力量大，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地主军阀都打垮……共军的“心战”开始了——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治指导员的蔡智诚老早就听说过这个战术的厉害，他立刻本能地提高了警惕，小心地戒备起来。果然，等俘虏们差不多吃饱了以后，解放军的政工队员就坐进了人群之中，态度和蔼地跟大家聊起天来，问的无非是“你是哪里人啊？”“当兵多长时间了？”“在家里做些什么呀？”之类。有个解放军也来找蔡智诚套近乎，可没想到蔡指导员的回答是：“家严生前致力于化学工业，鄙人目前正在钻研植物学”，那位憨厚的北方大汉顿时就懵了——这显然超出了该同志的阅历范围，他愣了老半天，然后就去找其他人说话去了。其他人的谈话氛围还是非常融洽的。话题从“你们那里是种稻子还是种麦子？”“收成怎么样？”“地租征多少？”说起，然后就渐渐地就骂到了地主的头上。俗话说，饱吹饿唱，一帮俘虏填饱了肚皮、放宽了心思，畅开胆子海阔天空，三两下又从骂地主变为了骂军官。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兵的挨打受气简直是家常便饭，这些穷苦的弟兄们被共产党怂恿了几句，立刻就把所有的委屈全都想起来了，大家一个个怒不可遏，就连吃败仗的原因也从先前的“共军炮火太猛烈”变成了“国民党太坏没良心”……骂着骂着，突然有个士兵站起来说：“报告解放军，那边角落里还混着几个当官的，快去把他们抓起来！”几个企图蒙混过关的国民党军官被逮走了，但蔡智诚却安然无事，这倒不是因为有谁放了他一马，而是因为他刚到14军没两天，士兵们都不认识他。而且，蔡智诚自己也处处小心，他在俘虏堆里很少说话，即便张开嘴也是用南京口音——在江淮一带征战了这么些年，他的南京官话早已经模仿得惟妙惟肖，轻易是不会露馅的。但饶是如此，解放军也没有放松对这个“学生”的警惕。那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是26旅76团政治部的辛国良主任（后曾任上海市民航局副政委），他拿着蔡智诚的“借书卡”看了又看，然后问道：“你的胳膊是怎么受伤的？”“是在逃难的时候摔断的”辛主任觉得问不出什么门道，干脆把被俘虏的团长何玉林喊来对质：“喂！你认识这个人么？他是干什么的？”何玉林团长懵懵懂懂地望着蔡智诚，发现这小老乡的身上正穿着彭晋贤先生的羊皮袄，于是就撒谎说：“他是宿县职校的老师”“那他手臂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那是……是我手下人打的……”这下子，辛主任总算是找到了破绽：“你看看，没有说实话是不？你明明是个教书先生，偏要讲自己是学生。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大的年纪还在学堂里念书的？再有，明明是被国民党打伤的，偏要说成是自己跌倒，这些国民党反动派都被我们打败了，你还怕他们做什么？你们这些文化人，就是鬼名堂多，就是不如劳苦大众有觉悟……”辛国良是陕北人，十四岁就参加红军了，这位从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老革命一辈子光明磊落，当然想不到蔡智诚这个“文化人”其实还有着更多的“鬼名堂”。但话又说回来，辛主任的看法也没有错，人家劳苦大众的思想觉悟确实是比较高——才几个钟头的功夫，那些士兵俘虏们就已经能够跟着共产党喊口号了。“解放军在北线和南线大获全胜，我们今天抓了国民党的团长师长和军长，明天就要活捉黄维杜聿明！大家说，行不行？”“行！”“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把反动头子蒋介石也抓起来。大家说，咱们能不能办到？”“能办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消灭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夜深了，但疲倦的人们却并没有入睡，俘虏兵们围住解放军的干部，有的打听各地战场的形势，有的询问共产党的政策，而那些干部们也都不厌其烦的进行讲解，人群里不时爆发出开怀的笑声。这笑声让蔡智诚感觉到莫名的无奈。几年来，他曾经许多次在“总理纪念周”或者“精神训导课”上发表过这样那样的讲话，但却从来没有哪一回能够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这些外表看上去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共产党人，刚刚才用“没良心炮”毁灭了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却紧接着又用几句简单的言语就赢得了俘虏们的真心，如果说双方在战场上的战争物质水平还仅在仲伯之间的话，那么，这精神感召力量的差异却是国民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在这深夜的旷野里的欢笑声中，蔡智诚十分清晰地感受到——国民党的政权真的快要完蛋了。第二天一早，俘虏营里树起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解放大会”四个字。共产党的宣传员来了不少，有做演讲的、有打快板的、有唱歌的有喊口号的，都在动员俘虏兵参加解放军。这边有位大个子说：“共产党办事最公平，不靠关系不讲金钱，只要你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就能有出息。我原先是99军的，在郑州战役被解放，才不过两个月就当上了排长，咱们俘虏兵跟着老革命一起冲锋打仗，照样可以立功受奖……”，那边又有位小个子在讲：“先前跟着老蒋走错了路，现在就应该掉转枪口为人民立新功！让大伙回家并不难，可各位想想看，如果你的家乡在国统区，回去了又被抓壮丁，照样还要吃败仗；如果你家在解放区，那就更不应该了，乡亲们分了粮食分了地，都在一门心思的支援前线，可你却顶着个国民党的烂帽子跑回去，哪还有脸面见人呀？倒不如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等打下了红色江山，咱们再光荣自豪地回家去！”鼓动了一阵，有人报名了。一个士兵跳上桌子说：“我给老蒋卖命，从西北打到东南，天天挨骂受气。解放军对我们够仁义，体贴客气，把我当个人物看，我今天决心跟着共产党，赴汤蹈火，就是死了也不反悔！”“对对对，我们参加解放军！”，桌子底下的许多人立刻振臂响应，那表情就象是投奔了梁山的呼延灼。“国民党每月给我军饷二十万，被长官七贪八扣，寄回家去还买不到两斤玉米。共产党的干部自己吃杂合窝头，把白面馍馍让给我们俘虏兵，咱们不为解放军卖命就太没良心了！”“对对对，共产党是一把小米养恩人，国民党是一担麦子养仇人。那老蒋注定要完蛋！”“各位长官，我扛枪十二年，跟过五个老总，回回都是听指挥守规矩，现在参加解放军，我也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让共产党为难……”“对对对，跟着共产党好好干！”七嘴八舌地议论到中午，气氛真是很热烈。午饭照例是猪肉白菜大馒头，这时候，宣传员又跳上桌子宣读文告，那文告是刚刚发表的《刘伯承、陈毅促黄维立即投降书》——黄维将军：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属不过两千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李弥、邱清泉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的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与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做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的警告，请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刘伯承陈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14军哪里还有两千人，活着的全都在这里了”“连黄维也要做俘虏，我们还犹豫什么，赶紧参加解放军吧……”这敦促投降的文告就如同最后的警钟，彻底击破了彷徨者的心理防御。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俘虏都涌向了登记台、纷纷要求反戈一击。但人家解放军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愿意接纳的，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精干的壮丁，因为他们身体好、受过正规训练、拉上去就能用，而那些体格弱小的病号或者满脸烟气的兵痞就没人肯要了，于是有些人就焦急地哀告起来：“长官，我这些天跑肚子，拉稀把脸色拉黄了，打起仗来不碍事”，“长官，我身形瘦小是饿出来的，只要吃几顿饱饭，我也能扛起重机枪……”蔡智诚发现，共军的战场补充似乎有一个潜规则：战后的俘虏通常不会分配到曾经交锋过的单位中去。比如参与攻击杨围子的是中野9纵27旅，而来自这个战场的“解放战士”就补给了与杨围子没有关系的26旅——蔡智诚当然不会想到这个貌不出众的9纵26旅后来居然能够成为新中国空降部队的主力（15军第44师），而他如果可以及时醒悟的话，几乎有机会成为这支“土共武装”的第一位“伞兵人才”。在当时，蔡智诚完全不曾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俘虏兵们排成了新的行列，看着他们摘掉了头顶的帽徽、领取了新的身份牌。解放战士的识别标志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布片，上面写着部队番号和个人的名字，这东西本来应该是缝在衣服上的，但现在却已经来不及寻找针和线了，新战士把“身份牌”揣进兜里就踏上了战场，他们一个个激动地振臂高呼：“打杨四麻子去！打杨四麻子去！”那时候，淮北一带的村落大都没有正规的地名，通常是以当地富户的名号作为地理上的代称。蔡智诚不清楚这“杨四麻子”的具体位置，但他心里明白，那个地方距离双堆集一定很近，他知道，黄维兵团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了。忠义集的俘虏兵们走了，就象他们来时一样的匆忙。空旷的场地上，灰溜溜的蔡智诚显得特别孤单。辛国良主任还在路口向别人询问着什么，他显然并没有完全打消对这个“文化人”的怀疑。路口上聚着一群支前的民夫，听口音是宿县当地人。“须县斯校（宿县职校）？莫望见过，不知晓”辛主任立刻召唤蔡智诚过来接受审查：“根本就没有宿县职校，你到底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