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13

蔡智诚乘坐的“黄安舰”就属于本土系。这“黄安舰”是1944年下水的轻型护卫舰，虽然舰龄比较新，但从日本开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动力设备，火炮和鱼雷管都被拆光了，青岛造船厂只好在舰首安装了一门13.5毫米高射机枪，所以这所谓的护卫舰其实只相当于一艘武装运输船。“黄安舰”为日本第一类丙型海防舰，满载排水量810吨，原本应该装备两门120毫米主炮——这是同型号的“吉安舰”，可以看见火炮也被拆掉了。“黄安舰”于49年2月起义，是第一艘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舰，加装苏式100毫米主炮之后，成为人民海军的“沈阳号”。当时，“黄安号”隶属于海防第一舰队，操舰军官是沈鸿烈的东北海军、而士兵则来自汪伪海军，一帮“土鳖”爹不亲娘不爱的，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按理说，海军的待遇应该很不错才是，可这“黄安舰”上的人却经常饿肚子，他们每天拿着个铁皮盒子按定量分米、然后各自到伙房里蒸饭，开饭的时候餐桌上只有一盆小鱼，几十个人你争我夺的抢破了头。蔡智诚他们觉得挺纳闷：“海军想吃鱼，随便钓就是，何必这么抢呢？”，那些海员回答道：“不是抢鱼，是抢菜盆里的油水呢……”，伞兵们这才恍然大悟。“普陀军演”期间，伞兵各单位分乘登陆舰实施攻击，只有蔡智诚他们搭乘“黄安号”先行登岛，原因是特务队被分配担任演习中的“假想敌”。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面积12.6平方公里，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按军事演习的预想，“守岛共军”的兵力为两个步兵团加一个师属炮兵营，伞兵特务队的官兵就扛着小旗扮演这“五千共军”——用红色小旗代表班、排、连，用黄色小旗代表营部、团部或者炮兵阵地。岛上除了特务队还有一个“裁判部”。演习开始以后，进攻部队把自己的射击诸元喊出来，岛上的裁判们就跑到相应的地点宣布“被击毙多少”、“被击伤多少”、“被毁损多少”……同样，军舰上也有一个裁判部，每当守岛部队宣称自己向什么地方开火了，登陆部队也要统计相应的伤亡——虽然不开枪不开炮，却搞得象真的一样。蔡智诚的职务是“共军炮兵司令”，带领6个兵冒充三个炮兵连（8门75山野炮和4门105榴弹炮）。蔡中尉之所以能够担任这项差事，很大原因是由于他曾经在207师学过专业炮兵，对火炮参数比较内行、不至于弄出什么洋相来。但大家都知道这个“炮兵司令”肯定是最先阵亡的角色，游乐智队长还拍着小蔡的肩膀开玩笑说：“好好干，临死之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既然要“给点厉害的”，那就露一手漂亮活。炮兵蔡司令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演习刚开始，他就制造了一场“弹幕射击”。按理说，海岸炮兵在实际炮战中是很难对移动目标实施集中射击的，因为各炮连的位置分散、火炮口径不相同、炮弹的射速也不一样，山炮野炮榴弹炮即使都朝着同一个方位打、弹着时也是有先有后的“下饺子”，很难同时击中运动中的军舰——但这个难题在理论上却可以得到解决：目标进入射程之后，各炮位试射一发确定基点，观测手每分钟测一次目标坐标，连测3分钟，然后就可以算出第4点的方位，再把各种炮弹的飞行时间考虑进去，各炮位的射击参数和射击顺序也就可以计算出来了。这时候，只要本方的炮兵阵地还没有被摧毁、对方军舰也没有采取规避动作，那么，全营的炮弹就将在下一分钟同时落到既定目标的头上，从而形成惨不忍睹的“弹幕射击”效果。实施这个动作需要三个环节的保证，一是敌人不躲不闪不改变行进方向；二是炮兵的战术动作熟练准确；三是计算手的算术能力足够强——这都不成问题。一，海军舰队排成一溜横队，根本就没打算躲闪；二，普陀山上本来就没有炮，完全可以把炮兵想象成绝顶高手；三，蔡智诚是理工科的高才生，“滚加滚乘”的心算题对他来讲是小菜一碟……不过，虽然理论上什么目标都能打，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要斟酌一下的——蔡智诚也明白这只是一场演习，有些船可以瞄准有些船却惹不得。比如，伞兵司令部设在“中兴”号登陆舰上，而“海权鼎兴、训练建业”这八艘船全是一个模样，在弄不清谁是“中兴”、谁是“中权”的情况下，所有的大型登陆舰最好都不要招惹；再比如“峨嵋舰”是这次演习的海军旗舰，总指挥部和总裁判部都在那上面，一旦打了它，“普陀军演”也就泡汤了，这种傻事绝对干不得。“峨嵋舰”原本是美军“Maumee”号后勤补给舰，是艘1915年下水的“老妈咪”（尼米茲上将刚参加海军时就在这条船上服役，可见她有多么老），该舰排水量14500吨，46年加装火炮后送给中国，成为了国民党海军唯一一艘万吨以上的舰船。这条船上有高高的吊杆，好认得很，一般不会搞错的。小船不好打、大船不能打，蔡智诚找来找去，终于选中了舰队左翼的一艘驱逐舰。这艘军舰，个头不大不小、速度不快不慢、方向不偏不斜，体型优美、彩旗飘扬、威风漂亮，真是做靶船的好材料——“炮兵司令”心中窃喜，脑子里算计了一番，拿起话筒向裁判部报告了射击诸元。很快，普陀山上的裁判员就在电台里喊叫开了：“十二秒！弹幕射击！某某某方位，75口径榴弹8发、105榴弹4发，同时被弹！”听见呼号，对面军舰上的裁判员拿起望远镜朝目标方向一看，顿时傻眼了——老天爷！这轮弹幕正好打中“长治舰”，那可是民国海军桂永清总司令的旗舰……“长治舰”原名“宇治舰”，是日本桥立级江河炮舰的二号舰。41年下水，满排水量1350吨——这是“长治”的原型“桥立舰”。这是“长治舰”的线图，舰上装备130毫米主炮。黄浦江上的“长治舰”“长治舰”于49年9月起义，改为人民海军“南昌舰”，70年代退出现役。这是毛泽东主席于1953年视察“南昌舰”。“宇治舰”曾经是侵华日军的旗舰，因为这个身份，抗战胜利后，桂永清经常把“长治舰”当成自己的旗舰，即使有了大吨位、新型号的军舰也不愿意更换座驾。可蔡智诚哪里知道海军司令的这个习惯，再加上他也不认识海军的官衔标志旗，只觉得这千把吨的铁皮船比较适合瞄准，结果就把它当作目标了。“长治舰”总共只有80米长、10米宽，若是猛地砸上去12颗榴弹炮弹，军舰沉不沉的暂且不论，舰桥上的人肯定全部报销了。只是，裁判部的军官哪里敢宣布“海军总司令阵亡”呀，一帮人愣了好半天才通知普陀山指挥所：“喂喂！射击无效，重新演练”听说精彩射击不算数，蔡智诚也猜到自己可能是打错了人。他哪里还敢再搞什么玄的虚的，随便报告了几个衍射数据之后，炮兵阵地就被海军的一通舰炮“彻底摧毁”掉了。“共军炮兵”被消灭，蔡智诚这个“炮兵司令”也就没事可干，他离开阵地，正好可以去普济寺里逛一逛。浙江普陀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这里是观音菩萨的道场，所谓“普陀”在梵语中的意思是观音座下的小白花——《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遇到麻烦就翻跟头去找“观音娘娘”帮忙，而“观音菩萨”居住的“南海仙山”其实就是东海上的这个普陀山——齐天大圣经常造访的地方，伞兵当然也应该探望一下，大家都是腾云驾雾的人物嘛。按理说，蔡智诚不信佛，并不喜欢逛寺庙，但这普济寺却有些与众不同。孙中山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游普陀志奇》，说他在普济寺看见“仙葩组锦，宝幡舞风，奇僧数十，窥厥状来迎客者……见其中有一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还说当时在场的胡汉民、朱执信都没有发现，只有他一个人瞧见了，真是神乎其神——既然堂堂的中华民国国父能在这里遇到菩萨显灵，其他三民主义的信徒再来此地参礼膜拜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善举。想去普济寺烧香的人很多，罗华也是其中的一个。蔡智诚看见他在“主阵地”上抓耳挠腮，就笑着问道：“你死得怎么样了？”，罗军士长数了数身边的旗子，十分不耐烦：“死了一个连，还剩两个连，游队长说还要给我增援四个排，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死干净呢……”，正嘀咕着，技术上士（军械长）海国英扛着一捆小旗回来了，他在海滩上遇到了飞机轰炸、两个连的人马全体阵亡死翘翘了，罗华羡慕得要命、连忙跑过去求情：“老海老海，我替你死一把，你帮我守阵地，好不好？”，海国英乐呵呵地表示同意——这老海是个穆斯林回回，真主安拉不允许他和观音菩萨套近乎。既然不能参拜佛寺，多守守阵地也就无所谓了。一行人来到普济寺，这是一座元代的古刹，庙宇恢弘、建筑雄伟。有意思的是，普天下的寺院主殿当中供奉的都是如来佛，唯有这里的大圆通殿供着观音大士、反而把释迦牟尼挤到了边角旮旯——真不愧是观世音菩萨的老家。庙里的人都忙着烧香磕头，只有蔡智诚不理会神仙、一个劲地向和尚讨茶喝。蔡家老爷子早年在贵州试办茶场，蔡家子女耳濡目染、也多少懂得一点茶经，蔡智诚知道这“普陀山佛茶”生长在海岛仙山，终日被云雾萦绕，历经千年、不同凡响，茶形似圆非圆、似眉非眉，故称“灵雾凤尾”。此茶一年只取一季春芽，而且全由僧人采制，茶汤明净、气息清馥，平常只在谈论佛经时酬谢施主，闹肆茶坊根本就见不到这世外仙茗——既然有缘来到了观音脚下，菩萨拜不拜尚在其次，这佛茶仙茗却是一定要品尝品尝的。蔡智诚虽然不礼佛，却也读过《华严经》，知道观世音菩萨的祖籍是印度洋上的“洛迦山”，于是就一边品茶一边与和尚讨论观音的行踪。正在神聊的时候，忽然看见伞兵七队的蔡振武队长拎着挺轻机枪走了进来，原来是先头部队已经登陆了。蔡智诚半开玩笑地说：“佛门圣地，当兵的不许入内！”蔡少校有点儿不服气：“不让我进，你们怎么能在这里享受？”“我们已经死翘翘，是鬼是神仙虽然还说不准，但反正不能算是军人了”蔡振武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退了出去。没过多久，却又见他笑嘻嘻地跑了回来，机枪不见了，手里拎着钢盔（在演习中脱下钢盔就表示已经“阵亡”了），来到茶桌前，乐滋滋地拍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地雷”。大家纷纷表示祝贺：“死得够精彩，来来来，喝茶喝茶……”。从普济寺的山门朝海边望去，登陆部队正在飞机和炮舰的掩护下实施抢滩。普陀湾里布满了世界各国制造的军舰，其中有“中”字头的坦克登陆舰（LST）；“美”字头的中型登陆舰（LSM）；“联”字头的步兵登陆艇（LCI）；还有“合”字头的通用登陆艇（LCU）——组在一起就是“中美联合”……各路舰队浩浩荡荡，国军官兵杀气腾腾。蔡振武得意地问和尚：“怎么样？没见过这个阵仗吧”。“没有见过”，那位僧人讷讷地回答：“从前，本寺也曾经历过战火。一次是在明朝嘉靖年间，抗倭名将俞大猷率兵登岛，把倭寇包围在普济寺（当时叫宝陀禅寺），血战两天、大获全胜，从而保住了百姓平安；另一次是在清朝康熙年间，荷兰人袭扰普陀山，岛上军民被番鬼杀戮殆尽，普济寺也被一把火烧得精光，现在的建筑都是雍正以后重建的，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如今，你们的军容比以前更加壮观，想必各位施主必能抵抗外侮，保护黎民苍生、求得国泰民安”一席话弄得伞兵们哑口无言，只好在心里暗自思忖：“这老和尚是在夸我们还是在骂我们呢？”演习仍然继续着，寺院里的钟声却响了起来。“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闇；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寺院外，舰船的马达声、战机的呼啸声和士兵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寺院内，《妙法莲华经》的禅音却伴着木鱼的节奏袅袅飘荡，缓慢、轻柔、安祥、庄严，优美平和的颂唱之中，普济寺里喝茶的人们不由得有些痴了……第二天，演习部队离开普陀山，准备开赴山东战场。1947年9月，胶东半岛战事正酣，国民党军对华野“东兵团”发起了“九月攻势”，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率领整8师（李弥）、整9师（王凌云）、整25师（黄百韬）、整45师（陈金诚）、整54师（阙汉蹇）和整6师（黄国梁）部的二十万大军，把华东解放军2纵（韦国清）、7纵（成钧）、9纵（许世友）、13纵（周志坚）的十五万人马切割在诸城、胶东的两个狭窄区域内，9月中旬，国军相继攻占日照、平度、掖城、龙口、莱阳、招远、诸城、蓬莱……全面突破共军防御，大举向烟台和威海进逼。这时候，华野“东兵团”的态势十分危急，范汉杰判断山东共军有“渡海流窜辽南”的可能（据《张震回忆录》记载，高级干部的家属此时都已经转移到大连去了），陆军紧急请求海军采取行动、要求海防第一舰队迅速截断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联系。接到战报，海军桂永清总司令立即率领“长治舰”和六艘速度比较快的战舰赶赴胶东。不过，他们并不是去打仗的，而是要到山东青岛观看美军的军事演习——当时，青岛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美海军陆战一师正在胶州湾进行实弹演练，国民党海军在“普陀军演”之后再去观摩美国人的示范，准备从中吸取经验、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观摩演习是高级军官的任务，蔡智诚当然没有这个资格，不过，这次演习其实并不成功，美国人出了个大洋相就草草收场了，他们的演练不看也罢——美军的军演刚开始，一架侦察机就出故障掉到解放区的地盘上去了，海军陆战一师的美国兵不知道土八路的厉害，仓促派部队去搜寻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结果被东海军分区的两个连伏击，当场打死了几个、被抓了几个。事情告到国民政府，蒋委员长没办法解决，美国人只好和共产党的东海军分区谈判，军分区司令员彭林（55年中将，曾任海军航空兵政委）非要美国政府公开认错不可，美国人没办法，只得在《青岛日报》上刊登了道歉信，这才把尸体和俘虏要回来，原本轰轰烈烈的军事演习也就此不了了之——这件事，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是这么评价的：“在胶东半岛，美国军队和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多次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显然十分满意。相对而言，国民党政府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没办法满意了。普陀军演之后，海军舰队向渤海海峡进发，刚开到青岛海域就接到了返航的命令，同时，收音机里还播放了外交部的声明：“前日传闻国军将在长山岛登陆作战，纯属恶意造谣”伞兵们听了直纳闷：海空军的作战计划，怎么到外交部的嘴里就变成谣言了呢？事情是这样的。还在浙江搞演习的时候，共产党方面就已经掌握了国军的军事计划。舰队刚离开杭州湾，苏联大使馆就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你们要进攻长山岛，这是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外交部长吓了一大跳，连忙到参谋总部去探听情况。原来，大连附近有两个长山岛，一个在大连的东边，属于大连市（现在叫“长海县”，是个旅游区），当时是苏联远东红旗舰队的锚地，那是绝对碰不得的；另一个在大连的南边，属于山东蓬莱（现在叫“长岛县”，也是个旅游区），国军的蛙跳目标就选在这里。在当时，这两个地方都叫“长山岛”，外交部的官员只好向苏联大使做解释：我们要攻打的是这个长山岛、不是那个长山岛……老毛子听得颇不耐烦：不管哪个长山岛，反正大连和旅顺是自由港，周围50海里之内不能受到威胁，否则，我们的红海军绝不袖手旁观！接到这个警告，外交部、参谋总部和海军司令部只好用海图尺比来比去。测量了半天，大连的那个长山岛当然在50海里范围之内，可山东的这个长山岛居然也在50海里的边上——如此一来，伞兵和海军谋划的“蛙跳”方案就只能中途夭折、悄然作废了。折腾了一个月，伞兵部队最终没有能够当成海军陆战队。这场夭折的两栖登陆计划在军事上没有形成任何战果，但在事后看来，却对包括蔡智诚在内的许多国民党伞兵的前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这次演习的准备过程中，“伞兵南京留守处”参谋们一直是在“中字号”坦克登陆舰上工作的，这使得他们对这种美式4000吨级大型运输船的结构和操作有了全面的了解，从而为他们今后组织海上起义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两栖作战的需要，伞兵总队从此改为旅团编制，而这种新编制又产生了一个独立于主力作战单位之外的“伞兵第三团”，中共地下组织也因此有机会掌握住一个远离伞兵总部的新团队，逐渐酝酿、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了走向起义的中坚力量。——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蒲公英”（二十七）中提到了长山岛的事，西西河的northerst兄对我说：长山岛后来还是被国军占领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马甲兄应该把这一点写上，否则会让读者过高的看重长山岛的作用了：因为后来共军方面在失去了长山岛这个重要“中转站”以及烟台这个重要港口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海上交通”的畅通，具体细节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听有的网友讲过一点，大意是没了大港口、还有小港口，即使是在敌人进攻胶东最猛烈导致胶东解放区的各个港口暂时全都无法使用的时候，渤海解放区的小港口依然在起作用……northerst兄的批评有道理。马甲原本觉得“长山岛后来”的事情与伞兵没有多大关系，写在“蒲公英”里显得太拖沓，再加上事先也没有对这方面的资料进行过认真的考证，写起来颇没有把握，所以就准备偷工减料、跳过去算了。但现在既然有河友提醒，马甲我也只好赶紧写一个段子，对不对的不敢保证，权当做闲聊解闷就是了。1947年9月，第三快速纵队取消了“蛙跳”长山岛的作战计划，可国民党军队却并没有因此放弃夺取庙岛群岛的企图，他们转而把攻占长山岛的希望寄托到了陆军的身上。庙岛群岛是渤海湾的门户、拱卫平津的咽喉，无论是海军或者陆军都不会忽视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对陆军而言，长山岛及周边岛屿是渤海海峡上的跳板，如果不切断这条交通线，辽宁和山东之间不仅物资供应能够畅通无阻、兵员调配也可以往来自如——过去，这条海路曾经帮助山东八路军迅速到达东北，而今后，这条海路也可能使得东北解放军突然出现在山东——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海军而言，庙岛群岛就象是横亘在渤海海峡上的锁链，锁链的一头是不能触犯的大连和旅顺、另一头则是华东解放军的根据地。如果不切断这条锁链，国民党海军就只能龟缩在美军保护下的青岛基地，前往渤海的时候必须绕道胶东半岛的最东端、还必须携带双程的燃料和给养，不仅航行时间长、还容易在中途受到攻击。如果共军再在长山岛上设置大口径炮台，那将立刻使得国军舰队无法进入渤海，等于是一举切断了秦皇岛、葫芦岛、营口和天津大沽港的海上通道——前景十分恐怖。陆海军都迫切需要夺取长山岛，可这时候，国民政府却难以预料苏联军队可能采取的干预行动将会达到什么“烈度”。海军不敢贸然派舰队进行试探，只好把出击庙岛群岛（当时叫“长山八岛”）的差事交给陆军——因为此时的陆军恰好具备了进攻长山岛的条件。47年9月，国民党军对胶东半岛发起了“九月攻势”。范汉杰指挥整8师（李弥）、整9师（王凌云）、整25师（黄百韬）、整45师（陈金诚）、整54师（阙汉骞）和整64师（黄国梁）部攻城掠地，压迫着华野“东兵团”连连后退。从常理上看，国民党“胶东兵团”下辖六个整编师二十个旅，人马二十万；而共产党的“东兵团”有四个纵队十四个师，兵力十五万，如果再加上民兵和地方部队，人数并不少，而且华野背靠着长期建设的老根据地，民众基础深厚、物资储备丰富，实施内线防御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才是，可出人意料的是，一个月下来，日照、平度、掖城、龙口、莱阳、招远、诸城、蓬莱……全部失守，几乎日丢一城，最后连烟台和威海都丢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8月底9月初的时候，陈毅和粟裕带领华野总部、6纵和特纵去鲁西与“陈唐叶陶”部队组建“西兵团”，把 2纵（韦国清）、7纵（成钧）、9纵（许世友、聂凤智）和新组建的13纵（周志坚）留在根据地，合成了“东兵团”。陈粟临走时委派许世友和谭震林担任“东兵团”的负责人，但这项匆忙的人事安排中却存在着一个问题——许和谭当时并不在一起，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领9纵和13纵在胶济铁路以北、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带着2纵和7纵在胶济铁路以南，而且两个人一位是八路军一位是新四军，共事的时间比较短，相互配合不够默契。俩人还没有见面，国军就发起了进攻。于是乎，谭政委在路南、许司令在路北，各自提出一套作战方案、都要求对方向自己靠拢，而这时，华野总部（陈毅、粟裕）支持许世友，华东局（饶漱石、黎玉）支持谭震林，四大机关电报来电报去的，最后闹到了陕北的中央军委。还没等大家把事情扯清楚，国民党军就已经切断了胶济线，把谭和许分隔开来了。这个局势实在不妙——本来，当初“七月分兵”的设想是外线分兵、内线集中，结果两个月打下来，该分兵的“陈唐叶陶”损失惨重、不得不在外线会师，而该集中的根据地内线却被敌人截断、陷入了分散抵抗的困难境地——结局和计划正好弄了个颠倒，让人措手不及。形势严峻，好在“东兵团”的各路将领都是打游击的高手，对付围剿颇有心得。各纵队在国军的追击下一边撤退一边反击，虽然丢掉了地盘、部队并没有被打散，但这样一来，却终于让国民党军打到了海边、有了进攻庙岛群岛的机会。47年9月23日，整8师166旅的498团攻占蓬莱县城，随即向庙岛群岛发动试探性进攻。整编第8师是抗战时期的何绍周第8军，此时下辖42旅、103旅、166旅和独立旅。这四个旅中，42旅（就是“荣一师”）和103旅（就是蔡智诚当过喷火兵的103师）属于远征军部队，美式装备、战斗力比较强，而“独立旅”是李弥到山东以后收编的伪军杂牌，国防部的名册上并没有他们的编号，属于整8师的“私营武装”，力量很弱。166旅在整8师中排行老三，它原本为166师，底子是由河南民团改编而成的部队。这个师的前任师长名叫王之宇（河南人），是陈赓的黄埔同班同学，曾经是个共产党员、当过贺龙教导团（团长侯镜如）的营长、还参加过南昌起义，46年的时候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蒋委员长通缉拿办、跑到苏州躲了起来，师长的位置就被黄淑（黄埔三期生，后任第九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接替了。166旅的实力一般，但498团的团长刘君立（在淮海战役中阵亡）却是个十分能打的角色——9月18日，498团在招远的道头镇钻进了许世友布下的“口袋”，激烈的巷战中，解放军都爬上了498团团部的房顶，刘君立却还在报话机里喊：“没问题，我可以坚持”。结果是打了两天，华野部队愣是没能吃掉这只“煮熟的鸭子”。这场战斗，华野的参战部队是9纵和13纵，主攻道头镇的是9纵26师（张郅秀）的三个团、25师（聂凤智）的73团，以及13纵37师（高锐）的三个团，并且还使用了榴弹炮部队——也就是说，498团是在以一敌七的情况下守住了阵地，这刘君立还真不愧 “有朝气、有办法”（李弥的评价）。据华野27军军史记载，道头战斗“毙敌3000多”，可马甲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儿悬——166旅498团统共也不到三千人，就是全死光了也凑不足这个数。依马甲个人的猜测，498团是否受到了“重创”都难说，因为道头镇战斗之后，他们不仅仍然有能力单独攻占蓬莱县城，并且还可以分出兵力去进攻长山八岛。498团攻占庙岛群岛的行动出人预料地顺利。按理说，共产党对长山岛地区还是比较重视的，在抗战时期就建立了“长山岛特区工委”，抗战胜利后又增设了“长山人民武装指挥部”、“长山武装大队”，土改之后还组建了“子弟兵团”，岛上的武装力量超过两千、物资储备也很充分（仅麦子就有几十万公斤）——可是，47年10月2日，刘君立只派了一个营（不到500人）在长山岛进行试探性登陆，“长山岛特区工委”闻讯立刻实施“战略转移”，工委机关的一千多干部全都跑到大连去了、21个党支部也撤了个精光，庙岛群岛顿时变得空空荡荡。498团在长山岛观察了几天，既没有遇到抵抗、也没发现苏联人有什么反应，胆子顿时壮了，刘君立带着五百人马连续出动，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占领了整个庙岛群岛——平摊下来，每个岛上的驻军还不到一个排。一个月以后，国民党海军终于确定苏联人先前的狠话不过是虚张声势，于是就正式接管了庙岛群岛，并且在岛上设立了一个海军巡防处——这就是northerst兄所说的“长山岛后来还是被国军占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由来。很明显，华野胶东军区是主动放弃长山岛的，并且也确如northerst兄所言：共军方面在失去了长山岛这个重要“中转站”以及烟台这个重要港口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海上交通”的畅通。没了大港口、还有小港口……但是，海上交通没有中断并不能说明长山岛的的价值不高。事实上，长山八岛的丢失对海运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庙岛列岛是辽南到山东的捷径，失去长山岛之后，海上运输就只能中转山东的荣城湾（龙须岛、俚岛、诸岛），这些港口的位置都在山东半岛的东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的运输船队从大连出发之后必须先向东进入朝鲜海域，再回头转向山东，不仅路途远、时间长、风险大，而且还需要装扮成外国船只——虽然历经艰辛完成了任务，但比起先前的途径还是困难了许多，而且说出来也不大好听。换个角度想，如果长山岛依然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不仅解放军的海运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国民党军在增援天津和东北的时候也将遇到极大的困难。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辽沈战役战役时长山八岛上有华野的炮台，那葫芦岛以北的“塔山阻击战”就不太可能发生、营口的国民党军也将无路可逃；如果平津战役时能封锁住这个平津地区的海上门户，大沽口就会变成一个“死港”，解放天津也会容易得多……当然，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长山岛是在“九月攻势”时被国民党军夺占的，但这个“九月攻势”到底算是谁打赢了却有点儿不大好说。47年9、10月份的战场的态势大概是这样：在胶东，国民党二十个旅攻击华野“东兵团”，接连获胜；在大别山，国民党二十个旅追击刘邓大军，兵力明显不足；在豫皖苏，国军的八个旅对付陈毅粟裕的“西兵团”，实力最弱的整57师（段茂霖部）在沙土集战役中被歼灭、实力最强的整11师在土山集战役中击败了共军，双方打了个平手……而就在这时，共产党的陈赓兵团又从豫西一路杀将过来，“徐州陆总”实在找不到部队去堵这个缺口，只得从“胶东兵团”的头上抽兵。于是，从11月起，整25师（黄百韬）奉调返回徐州、整9师（王凌云）受命增援东北，国民党军只好在胶东战场上转入了防御，华野“东兵团”南北两路顺势会师、并随即展开反攻，胶东局势从此大为改观。至48年的4月，国民党“胶东兵团”陆续撤出山东，华东野战军就完全控制了局面。所以，如果把“九月攻势”算到47年10月份截止，无疑是国民党赢了，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军不仅攻占了胶东几乎全部重要城镇、掠夺了解放区储藏的大量军需物资，而且还利用战俘和壮丁扩充了部队（整8师就是在山东扩编为第13兵团的）；而如果把这场战役算到11月结束，只好认为是国共双方打平，因为这时候的国军占据了山东半岛的主要港口，而解放军则切断了胶济铁路、夺回了莱阳城，两边各有得失；再如果一直算到48年4月，那就肯定是许世友将军大获全胜，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只剩下一个103旅（已升格为39军）还困守着烟台，其他人马都被解放军赶跑了，胶东根据地已重新恢复了活力——因此，国民党方面愿意把这场战役的时间往短里算，共产党的军史则愿意往长里算，双方各有各的理由。长山岛是山东境内最后得到解放的地方。48年8月，解放军攻克济南，49年6月，收回了青岛，到49年的8月，连长江以南的南京和武汉都解放了，可山东的长山岛却依然控制在国民党军的手里。这时候，守岛的部队是海军陆战队2团的两个营。好象很少有资料谈到解放前的海军陆战队，但其实，中国出现这个兵种的历史蛮早的，早在宣统年间就有了。民国早期的海军陆战队分为“北洋系”和“南洋系”两大派，“北洋系”没有什么建树，抗战之前就散了伙，“南洋系”留存的时间相对长一些，鼎盛时期发展为两个旅，掌权的大多是马尾海军校毕业的福州人（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广东人叶剑英就当过海军陆战队的上校营长）。在马甲我的印象中，这“南洋系海军陆战队”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坏事是参加过“广州叛变”、帮着陈炯明攻打大总统府，害得宋庆龄女士流了产，实在有点儿缺德带冒烟；好事是参加了抗战，在闽江沿岸与日寇血战、还在长江上布设水雷，建立了不少功绩。“南洋系”与黄埔师生没有亲情，所以陈诚当上海军总司令以后就把陆战队的编制给撤消了。因此，蔡智诚他们在普陀岛表演抢滩登陆的时候并不是抢人家海军陆战队的饭碗，而是当时的中国军队里确实没有这个挺时髦的兵种——新的海军陆战队是在1947年9月16日（也就是“九月攻势”开始以后）在福州的马尾基地重建的，9月16日也就从此成为了国军的“海军陆战队日”，这意思大概是说，如今在凯撒格兰大道上阅兵的那帮水鬼与先前的“北洋系”和“南洋系”没有任何关系。现如今的国军海军陆战队，蛮酷的。再来一张，象不象忍者神龟？国军海军陆战队虽然是在福州马尾港重建的，但其实与“闽系”和“马尾系”无关。陆战队的司令杨厚彩（湖南人，黄埔六期）和副司令周雨寰（四川人，黄埔八期）都是桂永清的老部下，还和桂永清一起去德国军校留过学——这两个陆军军官能“担此重任”当然是因为了桂永清的关系，但自从他俩开了这个头，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的历届司令就都由陆军将领出任，搞得海军陆战队几乎变成了“陆军海战队”——直到1988年才终于有了一个海军出身的马履绥司令，总算与国际惯例接了轨。在49年8月，海军陆战队完全是桂永清的天下，负责守卫长山岛的陆战队第二团团长何相臣上校就是桂永清的小舅子。蔡智诚曾经见过何相臣，当时他还是海军司令部警卫营的少校营长。1947年在上海造船厂参观的时候，大家看见从军舰上拆下来一个铁家伙，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何相臣愣说那东西是“加速机”，其他人感到很怀疑，打听以后才晓得是鱼雷发射器——这事情让蔡智诚他们觉得挺好笑，空军伞兵不认识鱼雷管倒也罢了，没想到海军军官也是稀哩糊涂，从此对这个何相臣的印象很深刻。何相臣虽然糊涂却比较顽固，解放军给他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可这小子依然不肯投降，闹到最后只好开打（把24军从长江以南调回来打，的确是比较麻烦）。不过，长山岛战役的经过实在太过简单，马甲我就不准备一一细述了。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是许世友，主攻部队为解放军24军72师（军长王必成，师长康林）和山东军区警4旅、警5旅，外加24军军属炮兵团山炮营、华野特纵榴炮13团以及地方武装力量，总兵力超过三万人；守岛之敌为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2团的第1营（原海军警卫营）和第2营（由警察大队改编），加上长山岛的保安团，总共约一千五百人左右——以这样的力量对比打这样的仗，除了开缴获清单之外确实也没啥好说的。当然，还可以讲一点“花絮”：长山岛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次“海陆军联合作战”，海军方面派出了一艘“秋风号”炮舰。这“秋风舰”原本是国民党的“201号扫雷艇”，日本货，排水量215吨，安装有4门机关炮和两挺重机枪，49年2月在烟台起义，是人民海军的第二艘军舰（第一艘是蔡智诚曾经坐过的“黄安舰”），长山岛战役时，许世友特意把这艘“海军主力”调过来，希望他们消灭国民党的“美宏舰”（千吨级登陆舰）和“冀平舰”（天津港务局的破冰船上装了一门炮）。用扫雷艇打登陆舰和破冰船，估计实力不相上下——可问题是当初的“201号扫雷艇”是趁军官老爷们上岸的时候起义的，因此，军舰上的轮机兵和枪炮手多得是、惟独缺少指挥官，共产党虽然在“秋风舰”上安排了政委和指导员，政治方向没问题、可航海的时候还是没有掌舵的。长山岛战斗打响以后正巧遇到刮大风，海流很乱、能见度很低，“咱们共产党人死都不怕哪里会怕刮风下雨”，于是政委就命令勇敢冲锋，结果还没见到敌人、自己先在沙滩上搁了浅，许世友将军只好派一个营的步兵和好多条木头船去保护这艘宝贝战舰——万一它被国民党拖回去，那可就太划不来了。共军的“主力舰”变成了固定炮台，国民党的兵船就可以来去自如了。何相臣在撤走自己部队的同时，一不做二不休，把岛上的居民也带上了船——据说，这批老百姓到台湾以后定居在基隆郊区的“长山荣民村”，如今国军的水鬼部队里有不少骨干都是“长山岛荣民”的后代，作战勇敢、反攻大陆的意志十分坚决，名声挺大的。呵呵，不知哪位朋友有机会去这个荣民村探访一番？如果能收集些故事写几个段子，肯定特别有意思。普陀岛演习之后，伞兵部队就变更了番号，先前的“空军伞兵总队”改名为“空军伞兵司令部”，先前的大队编制也改为五个直属营和两个战斗团，总队司令马师恭调任整编第88师师长，由副司令张绪滋升任伞兵司令兼快速纵队司令。马师恭司令变成了马师恭师长，自然希望多带些人马去新部队壮壮声势，可惜那整88师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曾的川军，虽然被黄埔系接管了却依然脱不了杂牌的底子，实在难以引起伞兵的兴趣。特务队里只有刘盛亨一个人愿意跟着马师长走，虽然也有人给蔡智诚做过思想工作，许愿说过去以后可以连升三级、让他当个少校营长什么的，但蔡中尉考虑了半天还是没有答应——整88师已经重组过了好几回，当兵的早都被解放军吓破了胆，一听见枪声就逃跑，别说是营长，就连团长旅长也是三天两头的当光杆，确实没有多大趣味。蔡智诚当时的愿望是想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旧中国的全运会是从1910年开始创办的，到1935年办了第六届，以后遇到抗战就停办了，事隔十三年，国民政府又计划重整旗鼓、准备在上海举办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并以此作为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这场“亚洲第一体育盛事”得到了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各省市、各军兵种和海外团体都组队参加，场面空前的热闹，伞兵也受邀在开幕式上进行跳伞演练——蔡智诚虽然觉得自己没有上场竞技的本事，却自以为满有资格参加开幕式跳伞，于是就很希望能到上海滩去出出风头。当时，快速纵队驻防在徐州一带，全运会的跳伞表演是由“伞兵南京留守处”筹备的，经办此事的头头是留守处长刘农畯。可是参谋出身的刘处长对跳伞的业务不太内行，所以只好把经验比较丰富的姜键上校请去当总教官，还挑选了二十几个骨干参加表演队——这些人在参加完运动会之后就留在南京组建“补充团”（即后来的伞兵第3团），由刘农畯当团长，姜键当副团长，其他表演队员则充实为各级军官。说起来，蔡智诚原本也可以加入伞3团的，因为跳伞表演队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可谁晓得，临出发的时候正巧遇到“徐州陆总”开展“党团合并”活动，上峰一道命令下来，生生地把蔡智诚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给留住了。所谓“党团合并”就是解散三民主义青年团，把三青团员并入国民党或者青年党。这件事情原本并不复杂，可当时的“徐州陆总”秘书长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杰，这家伙对“政训”和“民训”工作重视得很，极力主张“借党团合并之东风，完善军队之政治制度”，而快速纵队的张绪滋司令又是个新官上任的角色，滕杰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结果就在伞兵部队里设立了“政治指导室”，蔡智诚也从中尉连长变成了搜索营的上尉指导员。国军部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和共军的指导员并不完全相同——共产党的规矩是“支部建在连上”，指导员主管政治，与连长一起上班、各司其职、地位相当；而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室”是建立在营级单位的，指导员是隶属于营部的连级军官，平时到各连队去训训话、打仗的时候就帮着营长押阵督战，有点象是个军法官。国军的指导员当然也要从事政治工作。蔡智诚的业务就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政训”，监理军人；另一块是“民训”，督导百姓。“政训”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纠察和训话。先说纠察，当时，徐州是华东军事中心、陆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不仅兵多官多难民多，各类报社也很多，黑头发黄头发的记者满街乱窜，随便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惊动社会视听，所以上峰对军纪问题十分重视。大街小巷布满了纠察哨，火车站和汽车站更是指导员们云集的地方，纠察官发现军容不整的要处罚、遇到欺负老百姓的更要严惩。有一次，汽车第5团的一辆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轮车，司机一踩油门就想跑，周围的纠察队立即出动，几十部吉普车摩托车前堵后追的，愣是把那家伙拖回到肇事地点、当众给枪毙了。训话是政治指导员的基本业务。指导员除了要主持连队的“总理纪念周”（每周一上午的政治例会）、领着大家朗诵“总理遗训”之外，还要到有关单位去进行“精神训话”。蔡智诚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训练总队”和“青年集训总队”——前者收容着被解放军遣散回来的国民党官兵、后者则关押着被国民党俘虏的解放军战士。据蔡智诚讲，徐州的政训单位对两边的俘虏都还是比较客气的。比如徐州市长张希道在训话的时候就经常表示：“拿起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点余地，今后总还有见面的时候……”，真是态度真挚、语气诚恳，搞得大家十分感动。后来探察一番才知道，原来这张市长以前也当过解放军的俘虏，他的这一套全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注：张希道曾任整51师的政治部主任——老51军是于学忠的部队，属于东北军，47年初在鲁南战役中被全歼，师长旅长参谋长统统被俘。这张希道当时混在俘虏堆里没有被人认出来，让共产党教育一番就释放了）“政训”可以采取集中训话的方式，“民训”工作就必须变点花样才行了。那时候，徐州城里经常遇到上访申冤的外地难民，有时还要搞搞示威游行什么的，每当出现这种情况，蔡智诚他们就穿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混在队伍里瞎起哄，手里举着“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嘴里嚷嚷着“拥护绥靖政策！”、“还我民众安居乐业！”之类的口号，一个劲地把斗争矛头往苏联人和共产党的头上引，企图混淆视听、忽悠人民群众。说起来，徐州的老百姓还真是十分的淳朴憨厚。这里古称彭城，曾经是楚霸王项羽的根据地，民间习俗也透着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情趣——比如走道打招呼，遇见年纪大的要喊“大爷”或者“三爷”、遇见年轻的则应该叫“二哥”，因为“大爷”是魏征、“三爷”是徐茂公，都属于多福多寿、智慧贤能的人物，“二哥”武松的形象也很不错，听起来让人觉得爽气。“二爷”不能喊，因为秦琼是吐血死的、不大吉利，而“大哥”就更差劲了，那是武大郎，简直就跟骂人差不多……徐州的男人们客气，女人就更亲切了。只说一条，这里的女子对男性的尊称是“达达”，怎么样？光打个招呼就能让大老爷们酥了小半边，难怪好多专家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一定和徐州有关系。内战时期，处于战场中心的徐州是国民党的“政治模范区”。这里的民众不仅自发地组织各类保安武装（俗称“小保队”）配合政府“绥靖地方”，甚至到了国军败退的时候还能够“追随政府”、弃家逃亡。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而其中的原因，在蔡智诚看来，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对徐州的管理比较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人帮了大忙。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兵团和陈赓兵团也相继挺进豫皖苏。三路大军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纵深，为了补给军需，就同时采取了红军时期的“走马点火”政策——部队每到一处，立即开展“斗地主”、“分浮财”运动，把有钱人家的财物分给穷人，并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供应军队——这样的“急性土改”当然可以最快地唤起贫困农民的革命热情，也能够迅速解决部队的临时需要，但它却也存在着一些毛病。首先，这种方法只能是一次性的，经过猛烈的“点火”，下回再来的时候就无钱可收、无粮可征了；其次，这种方法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军队“走马”所过之处，中农以上的人家几乎跑光，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逃往国统区，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被简单地推向了斗争的对立面。这个时期，四周都在打仗，只有徐州附近还比较平静。于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小城市（徐州是铜山县县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万，新开了上千家店铺，设置了近百处慈善机构，城里的街角空地搭满了大大小小的“窝棚”，随处可见神色慌张的难民。在这样的城市里，泥菩萨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们心灵的导师，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热门的职业。黄河故道边的南马路是徐州卦摊最为集中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满了忧心忡忡的人群。有一种卦摊名叫“灯下问鬼”，功效是可以通过各路鬼魂探听战场上的消息，因此能够预测失散人员的下落——战争年月的冤魂多、失踪人口也多，这种生意也就格外火暴。卦摊上摆着签筒，签子上刻有记号，分别代表了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野鬼。算命先生打扮成道士的模样、拿着个拂尘晃来晃去，遇到顾客上门，他就开始作法，“急急如律令”，召唤鬼魂来问话。先生作法以后顾客就开始摇签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听东边的消息、东边的“鬼魂签”就能跳出来，如果想询问西边的情况，摇出来的肯定是西边的签子。连摇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顾客们对算命先生深信不疑。（马甲破解：算命签子从外表上看两头都一样，但其实是一头轻一头重的。只要将其中一根的重头朝上，先摇出来的就肯定是它）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观言察色。碰到身体结实的顾客，可以适当地弄点玄虚、一惊一诈地多骗点钱，但遇到那种体质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报喜不报忧，赶紧地把人家打发走算了。可也有个别的新手不晓得轻重缓急，逮着主顾就胡说八道，唬得农村老太太连害怕带伤心、还没来得及掏钱就哭死掉了，结果钱没骗到还摊上个人命官司。蔡智诚从来就不去理睬这些迷信的名堂，但罗华却信得不行。这小子简直是见佛就拜，才跪了观音又求上帝、抽空子还跟海国英念叨几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战场的时候能够召集菩萨开大会，从土地公公到圣母玛利亚全都守在他身边。自从伞兵把大队编制改成了团营连，原先的“军士长”职务就取消了，罗华不愿意留在连队当排长，死缠着蔡智诚、硬是到“政治指导室”当了一名协理员。按罗协理员的说法，连以下的军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进到营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时候可以在后面督战，仿佛进了保险箱一样。说实话，这个时候的蔡智诚他们确实象是在保险箱里。当时，伞兵一团驻守黄口，伞兵二团驻守砀山，经常在陇海铁路线上与共军发生接触，而司令部直属的搜索营、工兵营、通讯营和辎重营却住在徐州城里，不开枪不打仗，日子过得十分安逸。当时，伞兵搜索营的任务是保护城里的电力安全，这个差事说难不算难、说易也不易。那时候，徐州号称是“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让人很伤脑筋——大马路成天被军车和战车碾过来压过去的，想平也平不了；电话局里只有20部交换机，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门的容量却要应付三千多门电话，遇到前方打仗的时候总机房里就象炸了锅，把交换员累死也没有办法；供电问题就更难办了，徐州原本依靠贾汪电厂供电，那是个日本人建造的厂子，距离徐州60公里，装机容量1250千瓦，不仅电量不够而且还经常被游击队切断线路，弄得电灯时暗时明。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徐州“陆总”只好从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弄来一台1000千瓦机组（是美国军舰上拆下来的旧设备，满出力只能达到800千瓦），在“张勋官邸”（今徐州供电局）开办了一个专用发电房，而搜索营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个新电厂与“重点用户”之间的线路畅通。当时，徐州是华东军政中心，各类“重点用户”着实不少。搜索营的游乐智营长考虑来考虑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后再委派下属分头负责，蔡智诚承包的是“花园饭店”、“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这倒是三个好地方。花园饭店建造于19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徐州最高档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后来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这个饭馆里拜把子，俩兄弟一高兴就把“按察街”改名为“大同街”了，意思是说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俩的说法，于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还把“花园饭店”也改成了“淮海饭店”，以此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这花园饭店与淮海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这里曾经是李宗仁的指挥部。花园饭店是各路高官途经徐州的首选下榻之地，一般人是进不来的。不是吹牛的说，1948年的春节，能在这个饭店开房间的少将以下的军官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蒋纬国上校，另一位就是蔡智诚上尉——只不过蔡上尉所开的房间是配电房，虽然面积挺大，到底还是寒碜了点。寒碜归寒碜，照样可以进餐厅吃西餐，并且因为与服务员的关系好，牛排更厚一点也说不定。当时，徐州“陆总”下辖济南、贾汪、蚌埠三个绥靖司令部和一个（郑州）前进指挥部，来此开会视察或者中转的各类官员络绎不绝，每当遇到王耀武、邱清泉、胡琏、孙元良等重要人物到徐州的时候，“陆总”副司令韩德勤或者参谋长郭汝瑰总要招待他们一顿，而其他官员住店就只有自己进餐厅吃饭了。军人吃饭是不花钱的，高官们更可以随意点菜，虽然政策一样，但有的人比较节俭、有的人却比较随意。比如有一次杜聿明和王耀武住在花园饭店，开饭的时候一人只点了一碗面条，搞得一帮属下也只好有样学样、个个埋头喝面汤；可吴化文军长就大不相同了，顿顿摆满海蟹湖虾，还要喝法国白兰地，服务员说他一天能吃掉一根金条，饭量真是不得了。这么高档的地方，一般人能进来逛一逛就觉得很有面子。当时徐州的红灯区在一个叫“金谷里”的地方，据说那儿的妓女如果能到花园饭店里住一夜，宁愿不收嫖客的钱，于是某些随从人员就悄悄带着妓女回来鬼混。有一天，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笑得半死，原来他在墙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奔波劳顿到徐州，金谷艳遇把情留，云雨方交正浓厚，长官来到俺床头。垂首立正遭训话，一训就是俩钟头……”，真是个倒霉蛋。在花园饭店里搞风流是不合适的，但在“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却可以和风尘女子们打交道。“空军俱乐部”是徐州空军指挥部开设的娱乐馆（今徐州市中山堂），“装甲兵之友”是蒋纬国创办的休闲处（今徐州市文化宫），这两个地方几乎门对门，都是跳舞厅。相对而言，“装甲兵之友”更加热闹一些，因为蒋纬国经常在那里指挥乐队，有时候还亲自操琴表演，引得好些高官都来捧场。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女士也常去那儿助兴，而且每次都带着好多外国糖果，一边分给大家还一边叮嘱说：“少喝酒呀，时局不太平，小心不要惹事呀……”，就象是哄小孩子一样。蒋家两口子玩到九点来钟就走了，接下来就可以喊舞女们进场——当时徐州有几个从上海来的交际花，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刘茵，是个扬州人，空军和装甲兵都抢着和她套近乎，可人家刘小姐又没有分身之术，只好两头敷衍。约定俗成的办法是：蒋纬国和夫人在“装甲兵之友”的时候，刘交际花尽可以去和空军飞行员打情骂俏，可等到九点钟以后，她就应该来安慰铁甲战士了。说起来，这刘茵小姐也怪有本事的，开飞机的和开坦克的都是天底下最霸道的角色，真难为她能够应付得下来。当时，驻徐州的装甲部队是战车第一团，前任团长是蒋纬国，现任团长是赵志华。这赵志华是个只认识蒋纬国、连蒋经国都敢抓的二愣子，一帮部下也都是些混帐二百五，所以号称是“火牛”；而徐州的空军主力是第三驱逐机大队，这第三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三个在徐州、一个在济南（就是和宪兵开仗闹罢工的那个第28中队），他们的前任长官是苑金函，现在归徐焕升指挥，这徐焕升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开着轰炸机到日本东京去撒传单，胆子可真够大的。这两路猛人遇到一起，想不出事情都难。每年的春节前夕，徐州市都要举办“迎新篮球比赛”，往届的冠军都是徐州宝兴面粉厂，他们有几个专业队员，水平着实很高，48年的这一次，宝兴厂虽然主动把自己分成了甲乙两个队，照样过关斩将，在决赛中胜利会师。可就在这时候，空军和装甲兵突然向组办单位提出了参赛申请，主办方哪里敢拒绝，宝兴面粉厂也只好表示欢迎，于是就派出甲乙两队分头接招。头一场半决赛，“宝兴甲”领教装甲兵的“火牛队”，刚开场就被打伤了好几个，从此就不敢碰球了，结果是9比105，输得一塌糊涂；第二场开锣，“宝兴乙”干脆弃权当了缩头乌龟，让空军“飞虎队”直接进入了决赛——“火牛”和“飞虎”争夺冠军，这下子就有好戏看了。比赛的场地设在云龙山体育场，一大早，装甲兵就把战车开到了比赛场，坦克的履带压着球场的白线，场外边还有几辆装甲车来回地转悠，等空军“飞虎队”来到的时候，吉普车就被堵在了铁壁铜墙的外面，非得下车徒步进场不可。飞行员吃了一个下马威，气得不得了，立刻派人回去打招呼，于是，天空中很快就出现了两架P51战斗机，来回俯冲、低空盘旋，就象玩特技一般，机翼卷起狂风呼啸、引擎震得地面乱颤，观众们吓得抱头鼠窜，飞行员却在强大的空中掩护之下得意扬扬地穿过坦克的包围、走进了比赛场——赛前热身，双方打了个平手。比赛开始，火牛队由团长赵志华领头，拴着宽皮带、穿着大皮鞋就下场了，飞虎队一看对方是这副打扮，知道来者不善，赶紧去取武器，一帮“篮球运动员”有的把手枪绑在腿上、有的别在腰里。决赛的裁判是体育场的经理刘玉邦，他看见这架势吓得浑身直哆嗦，哪里还敢吹哨子，丢下球跑进办公室、死活也不肯出来了。场地上只留下一群牛和虎还在那里对峙，不象是打球倒象是要打仗。就这么僵持了好一阵，蒋纬国才赶到了现场，说实话，徐州城里也只有他能吹这场球的裁判。果然，蒋裁判一到，火牛队的皮带和皮鞋就脱掉了，飞虎队也解下了手枪，40分钟比下来，空军赢了装甲兵几分。不过，主办单位倒也是挺会做人的，颁发的冠军亚军锦旗是一个模样，全都写着“勇冠三军”，奖品也完全相同，都是两箱汽水——双方把手言欢、哈哈一乐，亲亲热热上馆子喝酒去了。48年春节，蔡智诚收到了一封家书。妻子在信中询问能不能到部队来探望亲人——自从新婚蜜月以后，小两口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她实在很想念自己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