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11

试探性进攻之后，游乐智判断出对面的兵力大约是一个连，除了轻机枪以外没有重武器。于是，他命令三分队先绕到墩村背后进行拦截，“堵住当官的，别让张光中溜了”，并且说：“给你四十分钟时间做准备，我这里十分钟后发起攻击，半个小时解决战斗”。蔡智诚答应一声，带着部下就开跑。当他迂回到墩村北面的麦田里的时候，主阵地上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等了半个小时，没看见阵地方向有败兵退下来，却发现从后面来了一群人，有的背着口袋、有的扛着担架，正急匆匆地朝墩村方向走。他们一看到麦田里的伞兵，转身就往回跑，蔡智诚高声喊道：“不许跑！谁跑打死谁”，接连打倒了几个不听话的，其他人才丢下东西，站住了。这群人的布口袋里装着大饼子和煮熟的麦粒，看样子是支援前线的民夫队，队伍里面大多数是老百姓，只有两三个士兵。其中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没有枪、腰间挎着个黄铜军号，大概是个通讯员或者司号员。蔡智诚看见他光着脚丫、腿上划出了血印子，就问他：“赤脚大仙，你的鞋子呢？”“昨天跑掉了……”，赤脚大仙低着头、显得有点不好意思。“那可不行，当兵的怎么能没有鞋子穿”，蔡智诚觉得这小兵满好玩的，就叫一个民夫把鞋子脱下来给他，可那小家伙却坚决不干：“不要不要，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呵呵，这小东西还挺懂规矩”，围观的伞兵们全都乐了。游乐智队长说他半个小时就能够解决战斗，可打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突破墩村。蔡智诚听见阵地上传来隆隆的炮声，知道后续部队已经投入进攻了，因为特务队是没有迫击炮的。天擦黑的时候，伞兵的车队终于从墩村方向开了过来，领头的吉普车上坐着二大队的副大队长姜键。蔡智诚迎上前去报告：“特务队三分队奉命拦截溃兵，但没有发现目标”姜键中校回答说：“本来就没有溃兵，整个连都打光了，这帮共军还真够硬气”（注：防守墩村的是鲁南军区三分区十九团三营七连，该连除二十人被俘外全部阵亡，三营营长王严文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于第二天，也就是47年6月8日牺牲）卡车开到了麦田跟前，那位小“赤脚大仙”却还在一个劲地东张西望、不肯上车：“老总，我们连长呢？”“别找了，打死了” 蔡智诚告诉他。“王八蛋！把我们连长害死了，你们这群王八蛋”，光脚的小俘虏放声大哭、不顾一切地咒骂起来。攻占墩村之后，快速纵队兵分两路，主力进攻杨庄，二三大队和特务队继续向东推进、于当天夜间控制了沂河西岸的南北新汪村（注：《山东革命史》上说，新汪村驻扎着国民党军两个团，其实是伞兵的两个大队、共十一个加强连）至此，鲁南区党政军机关和五万多民众就被国民党军围住了。事情是这样的。47年5月，面对国民党的前所未有的大举围剿，鲁南区党委、鲁南行政公署和鲁南军区决定分路突围。第一批机关人员辗转到达了渤海区，第二批（也是主要人员）原准备转移到微山湖西岸的金乡、鱼台一带，结果半路上被整八十三师给堵了回来。整八十三师是由第一百军改编而成的，也属于国军精锐，在5月中旬的孟良崮战役中，八十三师消极怠工、坐视七十四师被歼灭，结果师长李天霞被蒋委员长请去喝茶了。也许是因为受了这个刺激，代理指挥的周志道副师长在“清剿”行动中极为卖力，一路穷追不舍。鲁南机关西行不成，只好退回抱犊崮根据地，而整八十三师也随即跟了过来。这时候，周围的运河县（今台儿庄以北）、邳县、枣庄、峄县、费县、临西、邹县、腾县、平邑、泗水、临城、双山……的县区乡村干部、民兵骨干、军队家属和群众积极分子得知总部转移的消息，也全都往根据地跑，逃难民众就象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总数超过了七万人。行署和军区事先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迫于形势，区党委书记傅秋涛（开国上将）和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只好带着大家一起走。于是，这支编制混乱、拖家带口、规模庞杂、熙熙攘攘的军民队伍就在四面围堵之下吵吵嚷嚷地东奔西走，既不能保证行动秘密、也无法加快行军速度。担任掩护的部队只有六个团，除特务团和三分区十九团战斗力稍强以外，其他团都是刚由民兵改编的游击武装（此时，军区直属特务团的团长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刘洪”刘金山），部队武器差、经验不足，前突后挡的保护着七万人突围，实在是力不从心。6月7日，逃难大军通过磨山镇的时候还剩下五万人左右。当天夜里，从北边追赶而来的整八十三师占领了沂河边的东蔡村，南边的快速纵队控制了杨庄至新汪一线，而整三十三军（冯治安部）则据守在沂河东岸，从而把共产党的干部群众包围在耿墩、涌泉等十几个村子里——既无险可守、也无路可逃，形势危在旦夕。按计划，国民党军将于第二天凌晨发起三面合击，如果真这样做了，傅秋涛、张光中等人恐怕是凶多吉少。可就在这时，老天开眼。6月8日清早，鲁南地区突然迎来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蔡智诚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暴雨从拂晓时开始下，刚开始还能分辨得出刷刷的雨声，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片铺天盖地的水雾，满耳朵尽是“轰隆隆”的嘈杂，四周的一切都被笼罩在银亮的迷茫之中，两三米以外就看不清人了。士兵们都躲在屋里不愿意出去，各级军官也都纷纷要求取消行动。下这么大的雨，不仅瞧不见目标、就连路也走不稳当，还能打个什么仗？下午四五点钟，雨小了一些，可部队还是没法出动。苍山县南部一带尽是黏土，大雨之后道路又烂又滑，汽车根本就无法行驶，伞兵的弹药都是由卡车运输的，如果改成徒步作战就必须重新调整装备基数，折腾下来起码需要两个小时，到时候天已经黑了。于是，整整一天，蔡智诚他们都没有出门。国军各部之所以轻易地推迟原定的合围计划，一方面是因为不愿意吃苦，另一方面也是以为共军反正已经无处可逃，晚一两天动手似乎无关紧要。他们没有料到，6月8日，鲁南数万名党政军群众冒雨渡过了暴涨的沂河，并于9日突破了河东岸的国民党军的封锁，完成了山东解放史上艰苦卓绝的“6.9大突围”。9号上午，天气放晴，伞兵们离开新汪村，沿着沂河徒步向北搜索前进。部队刚出发，蔡智诚就发现河岸边有许多从上游冲下来的尸体和物件，于是估计到包围圈里的共军已经冒险渡河了。不过，这时候，大家并不担心共军渡河，因为河东岸驻守着整三十三军的两个师，几道防线密封得跟铁桶似的，突围的人群即便是过了河也没处跑——可没想到，几万军民过了沂河以后、居然立刻就象泥牛入水似的失去了踪迹——直到后来，当蔡智诚知道了三十三军副军长何基沣和参谋长张克侠的真实身份以后，才对当时的一切恍然大悟。沿着沂河向北行进，特务队和第七队依然担任前卫，虽然一路上不断发生零星枪战，但此时的对手已经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中午，部队接近马湾（当时叫“麻湾”），前哨发现一股共军，几个伞兵分队立刻围了上去，蔡智诚看见十多个解放军战士趴在地上死战不退，掩护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朝河里跑。暴雨过后的水流很急，那位领导稍微犹豫了一下、就被狙击枪手打死在河边了。从这人的身上搜出了张光中的一个笔记本，蔡智诚还记得上面写着“应该高度重视民兵建设，不能简单地派犯过错误的干部去民兵队伍里工作……”之类的话，伞兵们于是就认为自己打死了共产党的鲁南军区司令员，南京的报纸也很快登出了“击毙鲁南匪首张光中”的消息，特务队长游乐智还因此受了奖。牺牲在河边的当然不是张光中，因为张光中和傅秋涛已经于头一天夜里渡过沂河了。这位烈士也许是军区或者某分区的干部、也许是行署或者某地委的领导，在当天的包围圈里，这样的人是很多的。9号中午，快速纵队与八十三师在马湾“会师”，接着又转向西面进行扫荡。从核桃园、涌泉、耿庄、一直到磨山镇，随处可见丢弃的行李包裹、一路上尽是遇难者的尸体。大部分死者的身上并没有弹痕，很多人都是因为在暴雨和泥泞中长途奔跑，筋疲力尽、气竭而亡的。有些人倒在泥潭里，鼻孔和嘴巴上全是黏土，似乎连抹去脸上的淤泥的力气都没有，就这么给憋死了。在旷野里，蔡智诚发现了一百多具担架，担架上的人全都泡在泥浆里死去了，可医护人员却仍然静静地坐在旁边、陪伴着他们。游乐智队长下令不许伤害那几个卫生兵——大家都是扛枪打仗的，谁都希望自己能够遇到如此尽责的护士。在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段上究竟有多少人遇难，不知道。蔡智诚的印象是“至少上万”，可马甲我并没有查到具体的数据——这也许是无法查清的，因为当时的逃难群众并没有统一的编制。死掉的人，国民党埋了一些、当地民众埋了一些、共产党回来以后又埋了一些，所以没办法进行准确的统计——但有个数字可以参考：6月8日，仅鲁南军区机关就有二百三十多名干部在突围途中“累死”（不是阵亡）；十九团九连是突围成功的队伍（九连长曹会兰曾任空一军后勤部长），但这样的主力连队也有十三名战士“累死”在泥泞里。组织严密的军区机关尚且如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尚且如此，那些分区的、地委的、县区乡的干部，那些民兵、伤病员和军队家属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无论如何，总部机关冲出去了，大部分领导干部和党政军骨干也渡过沂河、完成了突围。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件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固然是老天帮忙，但十九团七连的艰苦阻击却更为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争取到了宝贵的三个小时，快速纵队6月7日下午就可以进抵涌泉村，那将会使得逃难军民无法靠近沂河，第二天的冒雨突围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写到这里，说句题外话。前些天看《集结号》的时候，马甲就在想：在人民解放军的征战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九连”一样的队伍呢？如果仅仅从“掩护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生命的价值，阵亡者的结局无疑是委屈的，但如果从“捍卫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将变得十分坦然——“九连”或者七连、姜茂财董存瑞或者谭嗣同秋瑾，当他们面临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真正支撑起他们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身后，活下来的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个高于生命的觉悟，是泛泛的“人性关怀”所无法解释的。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斯皮尔伯格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让大兵瑞恩站在战友的陵墓前说：“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个好人”；而《集结号》的导演却似乎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在银幕上看见了血肉横飞和哥们义气、只在逼真的音效里听见了凄厉的军号和狂野的吼叫，却没有领悟出牺牲的目的。导演其实并不明白“九连”为什么牺牲，所以他让焦大棚提出了一个请求：“撤吧，给九连留点种子”。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因为分明也有人曾经喊过：“撤吧，给西北军留点种子”……但是，什么是“种子”？对军阀而言，“种子”是兵、是枪、是番号，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对于献身理想的战士而言，“种子”是精神、是觉悟、是高于生命的信仰，在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坚持战斗、付出牺牲，种子才有可能发芽开花。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的。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因此，当烈士逝去之后，墓碑上的名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先烈的理想的“种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灵魂里了——这才是牺牲的价值、这才是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辉。只是，不懂得理想的崇高，又怎能阐释得出牺牲的真谛呢？6月9日，总部机关突围了，但仍然有许多人被困在了包围圈里。快速纵队抓到了一千多名筋疲力尽的被围困者，从中甄别出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区长和民兵“爆破大王”等共产党干部，并随即就把他们移交给了保安团（7月2日，国民党费县县长杨均亚将其中的210名党员干部活埋杀害了）。伞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里的战俘，是因为他们又接到了新的命令。六月，正是夏麦成熟的季节，国军对鲁南的清剿虽然全面告捷，但由于没有建立起组织机构，一时半会的还无法进行征粮。而这时候，全国各地的“反饥饿”运动正整得政府焦头烂额，因此，南京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苏北和苏中，指望着用“恢复区”的麦子给城市救急。苏北和苏中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这时虽然被国军占领了，但共产党的政权仍然在坚持活动，从解放区失陷之日起，淮海区党委就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纳税、反交粮”斗争，进入麦收季节后，又组织民兵武装开展“保麦运动”，使得国民党的征粮计划无法落实。因此，当鲁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总部就立即调遣快速纵队赶赴苏北各地“武装护粮”，为地方保安团撑腰打气。特务队和二大队被分派到了苏北的东海县。东海县毗邻连云港，在陇海铁路的边上，这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两股势力，一部分属于“还乡团”，他们缺乏训练，只会打人不会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军独立旅三团的旧部，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军心涣散、与国军部队貌合神离。“独三团”的团长刘庆余（刘福龙）原先是青帮出身的土匪，历史上有血债，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刘部到潼山根据地休整期间，潼山的几十位苦主向人民政府告状、揭发刘庆余曾经杀害过无辜百姓，县委一调查，情况属实，当即就召开公审大会、把刘团长和几个部下都枪毙了。这个举措当然是为受害群众报仇雪恨、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同时也让许多“有案底”的人慌了神，于是他们就拖枪叛变、投奔了保安团。这批当过新四军的国民党保丁与其他国军有隔阂、与“还乡团”也格格不入，所以打起仗来总是患得患失、心不在焉，起不了多大作用。六月初，东海县保安团组织了十一支征粮队、还设置了七个“麦场”，但他们一下乡就被民兵游击队打了个落花流水，结果损失了一百多号人马只收来四斗麦子，把第八行政区的夏鼎文专员气得不行。夏专员是东海县人，还是位国大代表，家乡的征麦情况关系到他的政绩声誉，看到保安团不顶用，他就请整编第28师（李良荣部）的国军帮忙“护粮”。整28师派来一个团（52旅155团），到东海的第二天就被打死了一个营长，立刻就吓得缩在县城不敢出门了，夏专员没有办法，只好再向徐州要求增兵，这才把伞兵部队调到了东海县。快速纵队是国军精锐，蔡智诚他们刚刚在鲁南打了大胜仗，趾高气扬，根本没把“土八路”游击队放在眼里。一到驻地，军官们就催着问“什么地方需要护粮？”，保安团说，东北方向的游击队比较活跃，如果先把那边的麦子收回来，更能够打击共产党的士气——那好吧，部队就往东海县的东部开去。几十辆卡车载着六个伞兵队，车队后面还跟着保安团、复仇团以及国民党的区长乡长们，马车、骡子车排了一长串，踏得马路上尘飞土起，真是浩浩荡荡、威风十足。行进途中，蔡智诚发现路边的麦子已经被收割了一半，就问那是什么人干的，保安团回答说： “还有谁？土八路呗，他们出来转一圈，大片的麦子就不见了”。第二天，队伍来到苏鲁交界处的青湖和沙河，放眼四周，庄稼地里空荡荡的，一颗麦穗也见不到。复仇团的一帮乡绅地主绝望地坐在田埂上哭嚎：“我的麦子吔，我的果园吔，我的房子吔……”于是，保安团就冲进各个村庄，翻箱倒柜、掘地刨坑，抓人、搜粮食。实际上，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颁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经非法分配的农地，一律由县政府征收，然后再放领给佃农”，并要求“地主不得对土地使用者采取报复行为，不得籍口收回土地”，这个《办法》的目的是维持解放区的土改结果、不影响农民在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并以此与共产党争夺民心——但事实上，这个政策根本就行不通。共产党是通过“直接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而国民党则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通过中间层、也就是通过代表地主利益的地方官吏去实施土地改革，这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依靠“既得利益群体”对权利集团自身实施改革，无论规划多么完善、口号多么动听，都不会有本质性的效果。一旦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对绥靖区的统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还乡团”和“复仇团”的凶残暴行。地主武装肆意追讨财产、疯狂杀戮民众，官员则听之任之、军队则助纣为虐，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办法》最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除了加深民众的仇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护粮”队在沙河住了两天，这两天，保安团在当地追得鸡飞狗跳，所到之处尽是哭喊声和叫骂声。特务队并没有殴打民众。伞兵毕竟是受过西洋训练的队伍，素质比较高一点，有“不体罚士兵，不克扣军饷，不打老百姓”的传统，蔡智诚他们虽然不去制止还乡团的暴行，却也不至于破坏了自己的规矩。不过，蔡智诚也被共产党的民兵折磨得够戗。国军白天要到各村去“护粮”，到了晚上，游击队却不让他们休息。夜里刚躺下，外面忽然响起了“咣咣当当”的机枪声，大家急忙全副武装地跑出去搜索，才发现是个破铁桶子里面放炮仗。反复折腾了几次，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正准备在鞭炮声中睡大觉，“咣当”一下，真的来了，哨兵被打翻在门口，床上的人只好又爬起来继续搜索……蔡智诚接连两个晚上都没能合眼，整到最后，脑袋瓜子晕晕乎乎的，走路都有点打漂了。忙碌了两天，总算翻出了两万斤麦子，“护粮队”大功告成、准备凯旋回营。国军撤退了，沙河区的区长也要跟着跑，临走的时候，这位区长老爷还四处交代：“我先把征粮款埋在区公所的院子里，过几天再来发给大家”。蔡智诚觉得挺纳闷：“嚷得那么大声，别人不都知道藏钱的地方了么？”二分队的队长石家勇笑着说：“别信他的，那院子里要是真的有钱，我把脑袋输给你”。石家勇是从军官总队调来的老兵油子，区长的猫腻当然瞒不过他的眼睛。据他介绍，绥靖区的各个县区都有一笔钱，名义上是“征粮款”，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发到农民的手里。区长之所以高声透露藏钱的位置，无非是想找个“公证”，等国军开拔、共产党回来，这区公所自然就成了游击队的地盘，逃回县城的区长可以推脱是“共军抢走了粮款”，那笔钱也就合情合理地被他独吞了。不管怎么样，只要弄到了粮食、这一趟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可虽然是“凯旋”，回城的路途却并不顺当，老百姓在马路中间栽了木头桩子，卡车过不去，只好不断地下车清除障碍，一路上磨磨蹭蹭，走的时间还没有停的时间长。遇到停车的时候，游击队就躲在路边打冷枪，一会儿打中了马、一会儿又打死了骡子，整得卡车上的伞兵也不敢露头，趴在车箱里十分紧张。车队经过一个隘口，坡坎上站着一个傻小子，鼻涕邋遢、裤子破得露了腚，伞兵们指着他直乐：“嘿嘿，瞧傻子嘿”，没想到那傻小子突然从破裤裆里掏出一颗手榴弹，“嗖”的一家伙就扔了下来，等当兵的反应过来再追上坡坎，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手榴弹落在二分队的卡车上，当场炸死了两个人，石家勇上尉气得直骂：“这是什么邪门地方，连傻子都会甩手雷！”在路上，蔡智诚发现先前那些被收割了一半的麦子地，现在居然连一颗麦穗也不见了，保安团的人直叹气：“坏了坏了，土八路肯定又出来转了一圈”。这情况让“护粮队”觉得十分沮丧，早知如此，何必跑到沙河区去穷折腾，把这里的麦子割了、怎么也不止几万斤呀。游乐智队长连忙催促大家：“快走快走，快回县城去，别东边的粮食没收到，西边的麦子又被割光了”。幸亏，东海县西部的麦子还是好好的。可是，麦子虽然在地里，老百姓却全跑不见了，找不到人收割。伞兵不会干农活，保安团也不干，还乡团的一帮地主又割麦又打场、成天累得跟狗一样也整不回来几袋粮食。人手不够怎么办？去抓。一天早晨，有个地主喜滋滋地跑来报告，说他发现了劳动力，蔡智诚立刻带领部队围追堵截、把那些老百姓全抓了回来。原来，这三十多个农民都是本村人，因为逃出去的时间长了、有点不放心家里，所以想溜回来看看情况，结果就被伞兵给逮住了——这下好办了，有了壮劳力，那一天的成果大为增加。到了晚上，“部队上士”（相当于军士长）陈保国向蔡智诚请示：“这些农民怎么办？要不要关起来？”蔡智诚说：“关老百姓干什么？那不成了绑票的土匪了么？”于是就让农民们回家睡觉。到了半夜，哨兵跑进屋报告说“村民跑了”，蔡智诚连忙追到村口，看见陈保国正在那里鸣枪警告，他不朝天开枪还好，越打枪、老百姓跑得越快，蔡智诚急了：“你这个狙击手，倒是认真瞄准一个呀”“唐僧”把枪一收，板着脸回答：“杀老百姓？那不是比土匪还坏了么？”蔡智诚也就没再说什么，回屋睡觉去了。抓来的农民跑了，只好去招募临时工。位于东海县和沭阳县之间的潼阳镇是苏北的旱码头，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很多，蔡智诚他们就开着大卡车、跑到镇上去招人。一帮伞兵把住路口，先是喊“一天十斤麦子，管吃管喝”，看看没人理睬，又改口嚷嚷：“二十斤麦子一天，包吃管饱！”，咋呼两个小时，总能忽悠来一卡车打短工的。七月上旬的一天，伞兵又去潼阳镇“招工”，吆喝一通之后，就到馆子里吃午饭。那天也不知是个什么鬼日子，“唐僧”非要吃斋不可，饭馆子做的素菜他也不吃，嫌人家是用油锅炒的、荤腥味太重，宁愿就这么饿着。到了下午，军车往回返，经过一个小村庄、看见炊烟袅袅，好象是有人正在做饭，蔡智诚就让车子停下来、钻进屋里问“主人家，有没有素食？”，那屋里只有一个老头，他回答说：“我家里从来就只有素菜，不见荤腥”，蔡中尉顿时很高兴，赶紧让唐僧到这户人家来化缘。但是，老头的饭菜还没做好，让整车的人等着唐僧吃饭又不太合适，陈保国就说：“你们先走吧，我搭二分队的车回兵营”。那天，石家勇他们也在潼阳镇招工，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就能经过这里，蔡智诚于是就跳上车走了。车子一路开得飞快，可蔡智诚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陈保国是他的老战友，抗战期间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对这个罗哩罗嗦的部下始终带有一种特别的关心。卡车已经快到军营了，蔡智诚还是命令立刻掉头，回去接唐僧。可是，已经晚了。那个小村子空空荡荡的，只有陈保国一个人躺在院子里，脖子被砍断了，步枪也不见了。蔡智诚说，战争期间，他见过无数的死人，但他只为陈保国一个人哭过；在战争期间，他做过许多坏事，而最坏的一件，就是在那天，他亲手点火、把整座村子都烧掉了。烧房子的滋味并不好过。那天夜里，蔡智诚想起自己弃笔从戎的初衷，想起自己曾经痛恨过那些殴打平民的军官和士兵，想起自己曾经盼望着投身一支利国利民的高素质军队，而如今，自己却成了一个纵火报复的匪徒、比以前那些兵痞有过之而无不及。内战的疯狂，正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一条邪恶的不归路。蔡智诚烧房子的时候，他的部下看见了，二分队的石家勇他们也看见了，大家都知道蔡智诚与陈保国关系比较亲密，所以并没有谁出来阻拦他或者责备他。晚上，姜键大队长还特意跑来安慰小蔡，好象对他的野蛮行径十分理解。不过，蔡智诚的心里依然很不痛快，他对姜队长说：“咱们成天不是抢粮食就是抓老百姓，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去山东找共军主力干一仗，总比在这里和民兵伤脑筋要强得多”。结果，两天以后，他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1947年6、7月间，国共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看，国民党方面的局势更加乐观一些——国军在华东（山东）和西北（陕西）采取攻势，在中原和东北采取守势，攻得精彩，守得也很不错。先看防守。中原战场，国军背靠湘鄂两省、与刘伯承部反复拉锯，虽然各有胜负，但自从“黄河归故”之后，冀鲁豫解放区被河水一分为二，随着雨季的到来，中原解放军的“内线作战”就变成了“背水一战”，除了退到黄河以北、似乎已别无出路。东北方面，杜聿明挫败了林彪的夏季攻势。经过激烈搏杀，国军最终守住了四平街，使民主联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而71军的陈明仁军长则因此荣获了青天白日勋章。再看进攻。在顶住共军反扑的同时，国军的铁拳更显得虎虎生风。在陕北，胡宗南继攻克延安之后，又集中六个整编师追击彭德怀部，拉开了浩浩荡荡的“武装大游行”；在华东，国军扫荡鲁南、激战鲁中、攻克沂源、夺占沂蒙山区、控制了胶济铁路，陈毅粟裕部队只剩下胶东、滨海、渤海三片狭长地域，大有被“赶进东海喝海水”的态势。面对着如此的大好形势，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决心调集全部力量、一鼓作气荡平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同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八路军西北野战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正式确认了共产党军队的统一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至此，已经开打一年的国共内战也终于被赋予了两个历史性的称谓：“戡乱战争”，或者“解放战争”。这时的局势十分微妙。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在山东和陕北连连告捷，但仔细分析一下却可以发现：国军“重点进攻”的方向一个偏东、一个偏西，而中间的苏淮直至南京一线却显得空空荡荡，就象个搏击场上的莽汉，双拳伸出去了、胸腹却暴露在对手面前，如果肚子上被蹬一脚，立刻就要栽跟头。共产党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破绽。47年8月，就在华东、西北战事正酣的时候，位于中原地区的刘邓大军果断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河南东部直扑南京侧翼的江淮腹地，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进攻”、迫使其转入了“全面防御”。从战争史上看，中原野战军的这次破釜沉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但细说起来，这场序幕还有个序曲，那就是华东野战军的“七月分兵”。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已经得知刘邓大军即将展开对大别山的战略突击。但这时，他们在山东战场上正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战略防御的纵深不足，在国民党的重兵压迫下、可以迂回的地域越来越小；二是国军在进攻中的队形衔接得十分紧密，在“以集中对集中”的情况下，解放军一时找不到各个击破、歼灭敌人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之下，陈毅粟裕决定分兵（这也是中央军委的主张），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先分路出击、把敌人扯散，而我军再由分散转为集中、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于是，7月1日，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是主力第2、6、7、9和特种兵纵队，留在鲁中战场与敌人保持正面接触、“待机歼敌”；第二路由陈士渠、唐亮率第3、8、10纵组成“陈唐部队”，挺进鲁西、配合中原野战军行动；第三路则派遣战斗力最强的第1、第4纵队（叶飞陶勇兵团）迂回鲁南，向敌后的战略要点发起攻击。“七月分兵”的最初的“把敌人扯散”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原本抱成一团的国民党军在鲁中留下四个师、分出七个师向西追击。可是，扯散了敌人的解放军也无法立刻“再由分散转为集中”，一时间也只能“以分散对分散”——而以当时的实力，在国共精锐的捉对厮杀中，华野部队很难占得上风。留在战场正面的华野主力先是没啃动胡琏的整11师，接着又没打赢李弥的整8师（也就是松山战役中的第八军，蔡智诚曾经服役过的103师此时是整8师的103旅）；而突向鲁西的“陈唐部队”则被尾随的国民党军一路追着走，站不住脚，差点没跟着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七月上旬，只有战斗力最强的1纵（叶飞）和4纵（陶勇）表现比较好一些，他们迂回鲁南，攻克了费县、枣庄和峄县，但到了七月中旬，这两个纵队却在邹县和滕县碰上了硬钉子。快速纵队是7月15日接到增援滕县的紧急命令的。那天上午，蔡智诚他们正在县城里开会。伞兵在这一带驻扎了一个多月，东海县的麦子被国军和共军各收了一半，“武装护粮”和“保麦运动”打了个平手，这对国民政府而言已经是个不得了的成绩了。夏鼎文专员高兴得满面红光，连连表示要给伞兵弟兄们请功。会上进行了伤亡统计，特务队三分队死了两个、伤了两个、病了一个，关键是缺了“部队上士”。蔡智诚要求上面再给他补充一位军士长，游乐智却撇了撇嘴：“补五个战斗兵好办，想要老总，门都没有”——这倒也是，在当时，少尉中尉之类的军官随手就是一大把，可合格的上士却少得可怜，象陈保国那样的老军士都是从死尸堆里淘出来的人物，补充团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后备兵员。一帮人正在扯皮，总部的电报突然到了，命令二大队和特务队立刻赶往台儿庄集结。7月17日，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经台儿庄北上，救援滕县。“快纵”的队列十分壮观，战车来了、装甲车来了、十轮大卡拖着榴弹炮，天上飞机侦察、地面坦克开道，全体官兵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相对而言，交警总队就显得比较寒碜。他们扛着“万国牌”枪炮，有的乘日本丰田、有的赶马车、有的只能步行，跟在伞兵的后面、走得乱七八糟。国民党交警部队是由“别动军”改编而成的治安武装，总共十八个总队（47年7月时还剩十五个）。他们名义上属交通部、实际上是军统的队伍，分布在国统区的各条铁路干线上。第二交警总队负责把守陇海铁路的徐州至黄口段，总队长是张绩武（48年被俘）。一般情况下，交警总队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兵员大约两千多人，主要装备轻武器，防守能力还不错，进攻能力比较差。但是，这个第二交警总队却与众不同——张绩武总队长原本是汤恩伯的部下（十三军少将参议），并非正宗军统出身，他对保密局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总想着要把队伍拉进正规国军的编制、混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当当。因此，第二总队的规模扩充得很大、火力也比较强，除了四个大队（其他交警总队只有三个），还有直属队和炮兵支队，兵员将近六千，几乎相当于一个旅，是军统中战斗力最强的单位。第二总队的实力再强，伞兵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交警总队的军官大多是“别动军”的骨干，所以带出来的队伍也跟游击队一样吊儿郎当。行军路上，这帮人个个敞胸露怀、满嘴脏话，枪头上挑着鸡鸭，大车上堆满了抢来的粮食和蔬菜瓜果，走到哪里折腾到哪里，打人骂人、骚扰百姓，那副德行就跟土匪似的，甚至连还乡团都不如。军纪差，军容也差。第二交警总队的服装各不相同，军统训练班毕业的骨干穿着美式军服、装备美式武器，被称为“洋狗队”；警察学校毕业的就穿黑制服、领章上还有编号，叫做“黑狗队”；另外还有一帮属于“土狗队”，他们原本是宿县、怀远县一带的还乡团或者保安团，穿戴五花八门、武器各式各样，要不是头上有颗帽徽、胸前有个番号牌，还真看不出他们属于正规军队。你说，这样的人马，怎么可能让“天之骄子”的伞兵瞧得上眼。不过，伞兵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惯伞兵。几乎所有与快速纵队打过交道的单位都对伞兵有着相同的评价：“傲慢娇气”、“少爷兵”、“花架子”……虽然不中听，确是老实话。伞兵的训练时间很长，实战经验却不多，再加上经常接受这样那样的检阅，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洋派。伞兵乘车时，无论站着或者坐着，身体必须挺得笔直（这是飞机机舱里的待命姿态），下车走路也必须保持队列严谨，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脚印（这是为了躲避地雷）。这些日常训练的基本要求在伞兵看来是天经地义，在别人的眼里却成了装模做样。有些举动确实属于装模做样，比如，几乎每个伞兵都在胸前插一支钢笔，而实际上，伞兵作战的时候很少需要写字，这样的做派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个“高素质的文化人”，除了引起其他部队的反感，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有些“装模做样”却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伞兵这样的特种部队一般不允许借住民宅，所以他们外出时都携带着美式帐篷和尼龙睡袋，而其他部队的人却不认识这些洋玩意，就指责伞兵“娇贵”，说他们“打仗的时候还带着蚊帐和被褥，不愿意吃苦”。说起来，最容易引起矛盾的还要算是伞兵的补给。伞兵总队属于空军，物资供应是根据空军的标准发放的，外出作战的时候，由兵站部配备给养，从饼干、香烟、糖果，到猪肉、牛肉、胡萝卜罐头，林林总总一大堆，让陆军看了直眼红——这其实并不是伞兵矫情、而是美国人定下的规矩，按照美军的条例，伞兵不许在战场上就地征粮，就连饮用水都必须预先消毒、烧开、集中灌装，所有吃的喝的不仅有卫生标准、还有营养标准——其他部队没有这么多穷讲究，他们看见伞兵刷牙就觉得不顺眼，再看见美国罐头就更加不痛快，认为这帮“公子少爷”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不是来打仗的倒象是来旅游的。在战场上，伞兵与周边部队不仅存在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兵种待遇之间的隔阂，所以始终无法与协同单位和睦相处。空军的呆板的条例和伞兵们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使得第三快速纵队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总是与友邻部队格格不入，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不过，在当时，蔡智诚并没有与其他部队改善关系的愿望，他们觉得，保持高傲的架势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派头。七月份，正是鲁南的雨季。通往滕县的道路泥泞不堪，第二交警总队的官兵个个都摔得跟泥猴子似的，而伞兵们却披着美式雨衣、穿着高腰皮靴，军容严整地安坐在大卡车上、对路边的叫骂声不屑一顾。7月19日中午，快速纵队到达滕县以南三十公里的官桥镇，从这里已经可以听见北方的传来的阵阵炮声。打开电台，接收机里立刻就响起一片歇斯底里的喊叫——滕县守军不停地央求援兵赶紧向县城靠拢，说他们正遭到共军主力的围攻，已经快要顶不住了。位于津浦铁路上的滕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这里曾经是台儿庄战役的战场（122师师长王铭章牺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滕县，45年12月，滕县被八路军攻克（山东八师师长王麓水牺牲），直到47年2月，国民党才在重点进攻中夺回县城，而五个月之后，滕县又再次受到华野1纵和4纵的围攻。这时候，守卫滕县的是整20师（杨干才部）的四个团，他们属于杨森的川军，战斗力很一般。不过说来也怪，川军部队在滕县这个地方总是特别能打硬仗，华野1纵从7月14日起发起攻击，打了一天没拿下来，4纵接着加入总攻，又打了四天还是没拿下来——杂牌川军愣是顶住了华野攻击力最强的两个纵队。19号这天，抵达官桥的快速纵队如果照常行进，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投入战场。可马师恭司令一边要求守军继续坚持，一边又命令伞兵“以接触队形前进”，这样一来，快速纵队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到达滕县。军队的行进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同一支部队在同样的道路上运动，由于任务要求不同、装备携带量不同、战场环境不同、行军队形不同，移动速度会有很大变化——从根本上说，部队能走多快、走多远，并不取决于士兵的素质，更大程度上是由领导的意志决定的。摩托化步兵正常的接敌距离是五公里，从官桥到滕县县城大约三十公里，如果采取救援急行，一个小时就可以投入战场，但这样的方式警戒性较差，容易落入“围点打援”的陷阱。而在当时，快速纵队并不知道围攻滕县的解放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因此，采取谨慎保守的移动方式是比较稳妥的选择。所谓“接触队形”实际上是个环形队列，由步兵分队把装甲和辎重包在圈子中间，前卫和侧翼都是徒步搜索的侦察兵，主力集团则相互呼应着慢慢往前挪。坦克车也缩在保护圈里，走一走、等一等，真象是乌龟一样。泥泞的路面影响了战车的性能，那些洋机器开开停停的就出了故障，光冒黑烟不动弹。蒋纬国的部下都是些半吊子，只会开车不会修车，马师恭司令没有办法，只好让伞兵和汽车兵中懂得机电知识的人都去参加“坦克会诊”。蔡智诚也客串了一把修理工、还趁机坐了一回坦克，不过，那铁疙瘩虽然外表很威风、其实并不舒服，蔡修理工在里面呆了一个小时，出来却呕吐了十多分钟，从此就再也不愿意遭那份洋罪了。被坦克折磨了一番之后，蔡智诚连汽车也不愿意坐了，干脆在田埂上散步。行军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都显得十分清闲，只有炮兵们忙得不行。队伍每前进两三公里就停下来备战、等待警戒分队的侦察结果，这时候，炮兵就赶紧把大炮拖到田野里布防，还要挖一条圆形的助锄沟——因为谁也不清楚敌人将会从什么方向出现，所以必须保证360度都能够开炮——等他们把坑刨成、把炮位架好，车队却又开始挪动了，炮兵们只好骂骂咧咧地收拾东西……整个下午都看见他们这样来来回回地瞎折腾，逗得蔡智诚呵呵直乐，他心里想：幸亏当初我没有留在207师里当炮兵。走了一下午，只前进了十多公里，晚上在南沙河宿营，滕县方向的枪炮声响了一夜。20号凌晨，伞兵们正在吃早饭，头顶上突然“咻—咻”地飞过几排炮弹，吓得蔡智诚丢下饭碗就往队部跑。这时候，直属队的队长们都聚集在司令部的门口，大家相互打听了一番，好象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正琢磨着这几排炮是什么意思，参二官（负责军情的参谋）出来通报说：“滕县方向，直接效力炮。看样子共军要撤了”。所谓“直接效力炮”是指不经过试射修正、直接多炮齐射的炮兵战术。这种方法当然更具备战场打击的突然性，但除非是固定炮位、而且事先预备了精确的坐标，否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头，只能起到干扰的作用。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采取这样的射击方式往往是要弃阵转移的先兆。得知共军要撤，国军立刻精神大振，二十辆战车率先冲锋，引导着伞兵攻击前进，在连续击溃了华野后卫部队的两道阻击之后，终于进入滕县与守军会师。当天中午，快速纵队和整20师向南京和徐州报告了“滕县大捷”的喜讯。虽然是“大捷”，但滕县的局势其实够玄的。解放军已经炸垮了北门，其他几座城墙也被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援兵如果再晚来一会，整20师肯定就完蛋了。滕县的城墙是夹层构造，外壳是青石砖、里面包着的是夯土，解放军的坑道穿透了外侧的石墙，再在夯土底下掏药室、埋炸药。通常情况下，炸药一爆，夯土往下塌、城墙也就垮了，可是鲁南这一带的土质特别黏，连日大雨之后，被水浸透了的夯土全都粘成了一块，怎么炸也不塌，这才保住了大段城墙、救了整20师的命。但即便是这样，解放军也攻克了北门、占领了火车站。快速纵队进城的时候，铁路旁边的仓库全都燃起了大火，马师恭司令赶紧指派第二交警总队的人去救火——他们是铁路警察，干这活是他们的老本行。战场上到处是弹坑。攻守激战的时候，由于双方的距离太近，国军大炮的射界升到最大仰角都不够，榴弹炮干脆立起来变成了迫击炮——蔡智诚他们瞧见20师的炮兵阵地都吓得直咋舌头：这要是再耸高一点，炮弹出膛就直上直下了，简直跟自杀差不多。滕县城里一片狼籍，几乎没有一栋房子是完好的。街道上，国共两军的阵亡者都倒在一起，解放军遗体比较集中的地方在20师师部附近——据说，华野1纵3师的一个营突破到这里的时候被阻断了后路，既攻不上去又退不下来，结果全部打光了。守城官兵五天五夜没合眼，全都累晕了，一个个木木呆呆的跟傻子一样。有的人躺在死尸旁边就睡着了，怎么摇也摇不醒，所以清理战场的时候必须先用烟头在鼻孔上烫一下，看看他动不动，要不然真有可能稀哩糊涂地把睡觉的人给活埋了。不过，也有睡不着觉的。蔡智诚就遇到一个老兵，他坐在废墟上、拿着一截草根放在嘴里嚼，说自己被硝烟熏得舌头发苦、连酸味甜味都尝不出了，于是，蔡中尉就摸出两颗美国水果糖递给他。那糖果是用玻璃纸包装的高档货，老兵从来没见过，他欣喜地端详了半天，却又仔细地用布包好、揣进怀里，说是等回家的时候带给孩子吃。“你家在什么地方？”“四川泸州，五年没回去了”“……把糖果吃了吧，我另外帮你寄回家去”几天以后，蔡智诚按照老兵的地址，用军邮往泸州寄了一包奶粉和糖果。滕县之战是十分惨烈的，整20师守军遭到严重打击，华野的损失也很大。据《粟裕回忆录》记载，“第1、第4纵队的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性减员亦各约五千人”——这其中，“战斗伤亡”主要出现在滕县周边，而“非战斗性减员”的情况则比较复杂。7月20日之后的几天，蔡智诚他们尾随着“叶陶兵团”，在滕县、峄县和枣庄一带兜圈子。快速纵队并不担心第1、4纵队在附近打转，只要他们不能到鲁西与“陈唐兵团”会合、不能回鲁中与陈毅主力聚集，等国军的五个整编师赶到鲁南以后，就可以将这两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消灭在运河和沂河之间。那几天，快速纵队始终与“败退的共军”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白天接触袭扰、夜晚就后退到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以外，用总部的话说就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在尾追缠斗的过程中，与伞兵交手比较多的是廖政国的第1纵第1师。有天上午，特务队在行进途中遇到一帮从解放军那边跑过来的投诚士兵，讯问过后才知道，这伙人原先都是整编第74师的国军，现在又“哗变反正”了——这样的好消息当然使得马师恭司令十分开心，他吩咐特务队腾出帐篷、拿出罐头和饼干，让“起义”的弟兄们吃好、喝好、休息好。在安排接待的时候，一个贵州口音的士兵引起了蔡智诚的兴趣。“兄弟，是贵州人么？”“是啊，老乡，我叫罗华，镇远的”，那位老兵显然也听出了蔡中尉的乡音。抗战期间，贵州镇远有个“镇独师管区”，是专门为74军补充新兵的后勤基地，李天霞、张灵甫等人都兼任过这个师管区的司令。1942年，罗华在镇远县入伍，先是在师管区进行了四个月的训练，然后就被编进了58师。在47年5月16日的孟良崮战役中，这个74师58旅机枪手的子弹打光了，只好举手投降、加入了共军，可到了7月22日，他又携枪逃回了国军。这帮人物，看上去还是挺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