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5

7号凌晨起飞，机群飞进湖南。到达芷江机场上空的时候，地面指挥塔通知伞兵指挥官：“据侦察报告，洪罗庙机场的跑道严重受损，不具备机降条件”。赫斯少校一听这话，立刻调头返回昆明，带走了美国兵、三个机降分队和伞兵队的队部（队部的人员也是属于机降的），另外，还有一架运送伞兵的C46也稀哩糊涂跟着飞回去了，那上面装着三分队的两个组和他们的分队长。这么一来，只有八架运输机飞到了洪罗庙的上空，其中三架空投大活人、五架空投武器装备，最后落地的战斗人员包括伞兵一二分队和三分队的一个组。——解释一下：有文章描述伞兵在洪罗庙的“跳伞高度是100米”，这话显得有点儿外行了。国军伞兵全装（带武器装备）伞降高度是600米，半装（不带武器）高度是400米。强制开伞的低空极限是150米，如果从100米处跳下来，还没等降落伞打开、人就掉地了——据西西河晨枫兄的指教，现在的美国伞兵，用特殊方法可以实现100米高度的紧急空降——不过，在60年前，蔡智诚他们肯定做不到这一点。刚刚降落到洪罗庙的时候，蔡智诚根本不知道以上这些情况。所以，听见周之江队长说“队部的人好象飞回去了”，他不禁吓了一跳。这期间，不断有军官和士兵前来报到，有二分队、三分队的，还有一分队的，大家都说不但没有遇见姜键队长，就连两个分队长也找不到了。在场的人不免有些惊慌，纷纷嘀咕着：“现在应该怎么办呀？”周之江连忙安慰部下：“不要慌，先把武器装备收拢过来。只要有枪有弹药，走到哪里都不怕”说不怕是假话。不过事到如今，即便是害怕也没有办法了。分队长指派机枪手担任警戒，让其他战士都到稻田里、山坡上寻找散落的装备。蔡智诚卸下行囊、身上只挂着把手枪，跑来跑去的又搬东西又做记录，忙得不可开交。快到中午的时候，蔡智诚一抬头，看见姜键少校和一分队队长刘盛亨上尉沿着田埂走过来了，在他俩的身边还跟着一群挑着饭桶、端着菜盆的当地汉子，笑嘻嘻地冲着大家挥手，嘴里还嚷着：“弟兄们辛苦了，先掐饭（吃饭）、先掐饭吧！”伞兵们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来，在昆明登机的时候，姜键并没有和他的队部在一起，而是上了一分队的飞机。机降分队返航后，姜队长按计划率领伞兵分队空降到洪罗庙。可刚一落地，他就拉着刘盛亨去联络当地官员了，弄得手下人都不知道他俩在什么地方。湖南这地方有个现象，叫做“十里不同音”，各地区、各县的方言差别很大，有时候甚至连湖南人都听不懂湖南话。姜键是东北吉林人，对这些复杂的南方语调当然就更没有办法，只好让刘盛亨来当翻译，刘盛亨是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生、湖南零陵人，自称“精通各种湘音”，有他在旁边，沟通起来就容易多了。刘翻译确实有本事，没花多大功夫就打听到地方官的下落。衡阳县县长王伟能听说国军伞兵从天而降，连忙吩咐手下准备饭菜，又带着一帮随从把鸡鸭鱼肉送到现场“慰劳弟兄们”。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这位王县长，三十多岁的年纪，能说会道、办事挺热情。（王伟能是本地人，黄埔六期生，他和戴笠是睡上下铺的关系。38年，王伟能正担任长沙警备二团的副团长，因此也是“文夕大火”的主犯之一，火灾发生之后，团长徐昆被枪毙，王副团长也就无法再在军队里混下去，只好跑回家乡、在老同学戴笠的帮助下拉起了一支“别动队”，七搞八搞一番、又当上了衡阳县长。45年的这时候，王县长还兼任着“衡阳县保安司令”，手上掌握着一股军统性质的游击武装，名称叫做“铲共义勇军”——顺便再说一句：解放战争期间，王伟能出任“北平青年训导大队”的少将总队长，49年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全国解放后回长沙定居，刚进家门就被抓起来、接着就被枪决了……不过，现在又给他平反了。）蔡智诚记得，在洪罗庙的田埂上“掐”的这顿饭，味道真不错——主食是米粉，荤菜是腊鸡、腊鱼和腊肉。王伟能县长在边上一个劲地客气：“本县准备匆忙，委屈弟兄们了。先将就一下，晚上再请各位掐酒，我派游击队站岗放哨，让大家放心睡大觉！”一席话哄得伞兵们十分开心。姜键队长比较关心空投物资的回收情况，一边吃饭、一边让蔡智诚给他报告统计数据。“60迫击炮弹十箱（100发）……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迫击炮”“嗯，先挖个坑，埋起来”“12.7毫米子弹十箱（40条弹链）……可是我们没有重机枪”“嗯，先埋起来”“帆布胶鞋四袋、军用毛毯……”“嗯？……怎么会有这些东西？”也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考虑的，空投物资里面除了弹药，还包括两百多双作战靴，甚至还有许多毛巾和毛毯——不过，这些东西用不着考虑如何处理，因为它们刚落地不久就被当地老百姓拿光了。伞兵们搜寻空降物资的时候，田间地头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群众。刚开始，老百姓只是远远地看热闹，后来就有几个大胆的人拿起镰刀、偷偷地把伞绳割了下来，那尼龙绳既结实又轻巧，确实深受农民朋友的喜爱。接着，发觉伞兵们并不怎么干涉，老百姓的兴致就越来越高，不仅明目张胆地割绳子，就连降落伞都被他们抱走了。到最后，“果里果里！（这里）——阿里阿里！（那里）……”，田野中、山坡上，到处都回响着人民群众兴高采烈的呼喊声，老百姓搬运物资的干劲比国军将士们高涨多了。乡民们不敢触动武器弹药，可一旦发现鞋子、毯子、毛巾之类的“小东西”就毫不客气了。面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国军伞兵除了大声呵斥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目送着满载而归的男女老少扬长而去。“惭愧、惭愧，此地民风膘悍，本县长治理无方啊”，县太爷连连道歉。“算了算了，没啥关系”，姜键少校也只好表示大度——强龙不斗地头蛇，人家衡阳的腊肉米粉岂能白送给你吃，做出一点贡献也是应该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伞兵分队就驻扎在洪罗庙。有文章说，“为了保密，伞兵空降后隐蔽在山谷中的一座古庙里”——其实用不着这样。伞兵空降是在大白天进行的，一两百个降落伞在天上飘来飘去，不知道被多少人瞧见了，无论再躲在什么地方也难以保密。况且，6月7日以后，湘西战场上的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国军部队正向湖南腹地展开追击，这时候，中美联合航空队的各类战机整天在衡阳上空飞来飞去，日军68师团的58旅团在雪峰山被国军94军第5师（军长牟庭芳，师长邱行湘）全歼，只剩下一个57旅团还困守着衡阳，日本鬼子的兵力有限、除了收缩据点、根本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即便知道洪罗庙有国军伞兵，也不敢到“抗日根据地”来骚扰，所以，伞兵分队完全没有躲躲藏藏的必要。不过，后来，伞兵们确实是搬到山上去了。驻扎洪罗庙的伞兵是散居在民房里的。这以前，洪市的老百姓从没见过如此器宇轩昂、相貌堂堂、衣甲鲜明、从天而降还挂着外国手枪的大头兵，顿时十分羡慕、十分好奇。而有的伞兵也不自觉，有事没事就和房东家的姑娘乱吹牛，五迷三道的，把自己说得象是个脚踏风火轮的哪咤一般。“湘女多情”呀，您想，乡下大姑娘哪里经得起这么忽悠，三下两下就弄出点故事来了。房东老头拎着棍子猛揍自家闺女：“哈里哈气、蠢起甲猪一样，人家是穿降落伞的兵，搞完事开起飞机就跑了，未必你还追得到他……”这事闹得有点尴尬，甚至连当地的游击队员都对伞兵们产生了怨气。姜键队长担心引起矛盾，就把队伍拉上了牧云峰。牧云峰距离洪罗庙大约两公里，风景很不错，据说明朝文人王夫之先生曾经在这里读过书写过字。山上有座牧云庵，是个尼姑庙，伞兵队的指挥部就设在庙里头。于是，有的士兵就觉得不甘愿了：“姜队长不许我们和细妹子说话，可他自己倒好，和小尼姑住在了一起……”当然，伞兵在敌后也不尽是这样瞎胡闹，还是要办正经事的。空降洪罗庙的当天，美军联络小组就找到了伞兵队——有文章说“化装成传教士的谍报人员潜入空降地域进行侦察”，大概指的就是这个联络组——其实，这个联络小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谍报人员，他们也不是专为伞兵服务的，刚成立不久的陆军突击总队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威。湘西的芷江机场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军事基地，有“远东第二大机场” 之称（宣告结束抗战的“洽降会议”就是在那里举行的）。45年2月，随着中美空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力度，在湖南战场上空失事的盟军作战飞机也就相应增多，为及时营救遇险的飞行员，芷江空军基地就向敌后派遣了若干组“盟军联络员”——与伞兵打交道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里有四个美国人，组长叫拉汉（不知道军衔是什么），另外还有个姓伍的翻译，是个印尼华侨。他们的任务是联络各地游击武装、搜寻并营救遇险飞行员，负责的范围是衡阳至祁阳之间，这正好是伞兵选定的空降地域。一般情况下，美军联络小组并不从事情报侦察工作，但如果有紧急需要，他们也必须尽其所能。比如这一次，拉汉小组就接到了紧急任务：“探查洪罗庙机场是否适合DC-3飞机降落”，于是，他们立即赶赴洪市，通过现场考察、及时传回情报：“机场跑道严重受损，不具备机降条件”，从而使得赫斯少校迅速调头、避免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但是，光报告“跑道受损”是不够的。机降分队终究还是需要降落，必须尽快把跑道修好才行。在这方面，伞兵是外行。姜键少校是中央军校出身，以前当过炮兵和战车兵，论起破坏跑道很有心得，可对修复跑道却一点招数也没有，只好拜托“美军联络小组”多多指教。拉汉他们这帮人其实也是半吊子，但毕竟是在空军基地领工资的人物，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事到临头无可推脱，只好一咬牙、赶鸭子上架，由“谍报组长”变成总工程师了。“洪罗庙简易机场”位于洪市镇的太山村，这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片橘子林，可在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坑坑洼洼的开阔地，面积大约有500亩左右。空降后的第二天上午，“跑道修复工程指挥部”的一帮人来到施工现场。姜键队长负责勘查周围环境，他拿起望远镜四处张望了一番，然后回来对大家说：“弟兄们呐，看来，开工之前还得先打一仗才行哟”。所谓“洪罗庙简易机场”，其实是一片面积约500亩的开阔地。在这片场地中间有条尚未竣工的跑道，20米宽、600米长，如果修整完毕，应该可以满足运输机的起降需要。可问题是，这个机场在去年曾经遭到过敌机的轰炸，一年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维护，再经过春夏季节的雨水冲刷，跑道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坑、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沟堑，要想在短时间修复这条荒废的跑道、就需要动用相当的人力，这样一来，如何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就成了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机场所在的太山村靠近衡宝公路，三公里外的公路旁有个日军的检查站。姜键队长决定，在工程开工之前拔掉这个鬼子据点。预定的作战计划是由伞兵分队主攻敌人据点，游击队则在公路两端设伏、警戒可能出现的援兵。姜队长反复向大家强调：“攻击速度要快，不能给敌人以固守待援的时间，争取在一个小时内拿下据点”。队长多虑了，实际上，伞兵们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日军的这个检查站方圆两亩半，外面是个大院子、围着砖墙和铁丝网，里面有个三层高的炮楼，住着七八个日本兵。6月9日上午，伞兵从太山村出发、分两路向敌据点逼近，由于公路两侧没有遮蔽物，蔡智诚他们一上公路就被敌人发现了。可那些小鬼子也真怪，伞兵都跑到离院墙不到一百米了，他们也不敢开枪，好象不愿意打仗、指望国军大摇大摆走过去就算了。一分队的刘分队长问姜键：“要不要劝他们投降？”。刘盛亨这人除了“精通各种湘音”、还会说几句日本话，不仅是个内语专家、还是个外语人才，一有机会就想显摆一下。“劝个屁！打他狗日的”，姜队长对劝降不感兴趣。于是就开打，火箭筒首先开火，“通！通！”两下就把据点的院墙炸出个缺口，国军官兵们发一声喊，全都冲了上去。蔡智诚和潘崇德紧跟着周之江队长。周分队长一边跑一边说：“这帮鬼子是新兵，枪打得不如从前了”鬼子的枪法确实不行，炮楼里的机枪“咕咕咕咕”响了半天，国军这边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子弹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冲到院墙跟前，周之江指着鬼子炮楼，命令道：“火箭筒，打掉射击点！”海国英从院墙缺口向里面探了探脑袋：“太近了，不能打……”周队长顿时火大：“距离太近就退远一点，钻到这里来干什么！”，海国英抱起火箭筒就跑了。其实，火箭筒手也为难。这小炮楼的个头太矮，离远了被院墙挡着、凑近了又顶在面前，确实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射击角度。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战斗组长和几个战士冲进了院子，他们准备直接登上炮楼消灭敌人。可这小炮楼造得太奇怪，它的入口没有建在楼底，而是开在了楼顶上，平时放个梯子下来，打仗的时候把梯子一收、什么人也爬不上去。五六个伞兵绕着炮楼转来转去，干着急却没有办法。这时候，一分队的人也从另一个方向冲进了院子，他们带着两个炸药包，事情立刻就好办多了。可是，正当突击手紧张地摆弄炸药包的关口，海国英却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射击角度，“轰”的一下把炮楼打了个洞，楼顶的土块石块噼哩趴啦直往下掉，吓得底下的几个伞兵抱着脑袋猛叫唤：“别开炮，还有人在这里呐！”引爆炸药，炮楼塌了，日本兵全被压在废墟里头。再用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来回扫射，一个活的也没留下。算一算，从枪响开始到结束战斗，总共不超过十分钟，大家都说“这帮小鬼子真不经打”。蔡智诚仔细观察了日军尸体，发现这些人的体格都很瘦弱，有几个简直就是半大孩子。他因此认为：“日本男人剩下的不多了，抗战胜利大有希望”战斗结束后，伞兵分队没有收缴战利品，而是把它们全都留给了游击队。可游击队员们见识了美式武器的威力，居然得陇望蜀、瞧不起日本装备了，非要弄几件美国枪炮不可，姜键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向上级请示，最后总算替他们空运来了一批物资。洪罗庙一带的游击武装，名义上归“保安司令”王伟能领导，但实际上分为几股势力。这其中，王伟能的后台最硬、路子最广、实力最强，既有县政府的招牌、还能在“根据地”发行自己的“金库券”，有钱又有势，衡阳县周边比较弱小的地方武装都被他以“通共”的名义剿灭了（被清剿的队伍里，有的确实受中共的领导，也有的与共产党没有关系）；除去王伟能，其次就要属“挺进军突击总队”了，这支队伍的头领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夏建寅，夏司令与张灵甫是同学，头上有顶“七十四军少将高参”的官衔，寻常人奈何他不得；剩下的其余各路统称为“两衡游击司令部”，人马虽多、但属于草台班子，号召力比较差。这三股势力虽然规模不等、号令不一，但抗日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对国军伞兵也十分支持。解决掉日军据点后，他们纷纷组织力量、帮助国军修复机场。工程施工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全靠锄头铁锹扁担箩筐，拉汉担任总工程师，工人就是那些游击队员。蔡智诚他们不用干活，偶而出去转一转警戒了望，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打扑克。说起来，施工的进展还是很顺利的，跑道上的大坑小坑陆续被填平了。就在这时候，从祁阳方向来了四个美军飞行员。这几位美国空军是B-25轰炸机组的乘员，其中有个上尉受了伤。他们原本应该有六个人，可有两位跳伞以后就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否被日军俘虏了也弄不清楚。拉汉“总工程师”听说这情况，立刻放下施工业务、带着伍翻译到祁阳去找人。据蔡智诚说，美军飞行员都随身带着一本小册子，开篇第一句话是“我是美国空军，帮助中国人抗战”，再就是“请问教堂在什么地方？”、“这里有懂英语的人吗？”之类，另外还有“东南西北”、“山坡河流”、“房屋桥梁”、“五公里十里地”等等，有一两百段句子。书写的格式为左边英文、右边汉字，美国佬指着左边，中国人就能明白右边的意思，反过来也一样——四位美军飞行员就是依靠这个办法从祁阳找到了衡阳，也真够难为他们的。拉汉走了以后，就由美军联络组中一位叫“加纳”的人接着指导施工，可没过几天，这位加纳又生病了、发烧呕吐说胡话，必须赶紧送到后方治疗。这时候，机场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于是美国人就发电报，让空军派飞机来接他们。第二天，天上飞来一架能坐10个人的DC-2，刚一落地就栽到跑道上、把推进器给撞坏了。原来是机场的土质太松软，承受不了飞机着陆时的冲击力。伞兵们赶紧把受损的飞机拖去隐藏起来，游击队员则重新返工、往跑道上铺垫石子——这下可好，想走的美国兵没走成，反而又增加了三个新伙伴。到了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跑道的加固工作终于大功告成。于是美国人又派来一架飞机，这一次很顺利，不仅接走了加纳和飞行员，还把姜键少校也一并带走了——伞兵队长奉命回昆明汇报情况。不过，这架飞机也带来了两样东西——新的《国民党党章》和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从这些文字里，蔡智诚第一次意识到：抗战胜利之后还要和共产党打仗。1945年的5、6月份，国共两党都召开了“历史性的会议”。国民党这边开“六大”、共产党那边开“七大”；国民党修改《党章》，取消了军队中的“党部”，共产党也修改《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并且，蒋介石在重庆连任了国民党总裁，毛泽东在延安当选了共产党主席。这时候，希特勒德国已经投降，日本鬼子眼看也支撑不了多久，政治家们都把注意力投向了战后的局势。在这一边，蒋总裁发表讲话：“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见蒋介石的“六大”开幕词）；而在那一边，毛主席则发表文章：“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见毛泽东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双方都已经做好了再动干戈的心理准备。所不同的是，共产党的“七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而国民党的“六大”却吵得不可开交，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不仅辞去了行政院长的兼职（由宋子文继任），并且允诺在45年年底之前召开国民大会，弄得全国政坛一片混乱。经过八年抗战，原有的政治格局已被战争所打破，先前的政界大佬有的日薄西山、有的当了汉奸，而一大帮“政坛新秀”正初露锋芒、跃跃欲试。这个时候，谁都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战后的政治前途谋取一个制高点。于是乎，大家相互讥讽漫骂，前方的指责后方“腐化堕落”、后方的揭露前方“谎报战绩”，当权的坚决反对“联合执政”，在野的就游行示威“抗议独裁”……抗战还没有胜利，人心就已经乱了。（插句题外话。马甲我有个观点：国共双方胜负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哪一场或者哪几场战役，而是45年5、6月间的这两次会议——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在政治上已达到了最成熟的阶段、而国民党则恰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瓶颈。所以我觉得，体会“六大”和“七大”对分析解放战争的结局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这些话说来太长，就不在这里罗嗦了）政坛上争权夺利、吵得很热闹，可处于前线的湖南战场却十分平静。自从6月9日攻克日军据点以后，伞兵们就没有再打仗，而且，不仅洪罗庙这里平息了战火，就连集结在湘西的国军精锐也停止反攻、纷纷转入了休整。不打仗就赌钱，牧云山上的尼姑庙顿时变成了赌场。伞兵在昆明训练基地的时候是不允许赌博的，但现在姜队长不在、两个分队长带头打牌，当兵的也就放开了手脚。参与赌钱的还有游击队的小头目们。说起来，赌桌上是个语言交流的好地方，蔡智诚他们在输赢的过程中也掌握了不少衡阳方言。当地有个口头禅，叫做“妈拐”，这其实是句骂人的脏话，但重复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再令人反感，大家听来听去，到最后，伞兵二队的每个人都能熟练使用这个单词，以至于几乎成了他们的标志、比任何暗号都管用。如果在战场上忘记了口令，只要嚷一声“妈拐！”，对面的哨兵就立刻会笑着说：“哈！自己人回来了”。蔡智诚也参与过赌博，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去钓鱼。洪罗庙这里有一条湘江的支流、叫做蒸水，在小河边垂钓一天，总能收获十几条鲫鱼或者鲢鱼。渔具是向别人借的，蔡智诚的“钓友”名叫周治，是王伟能手下的连长。这家伙外表忠厚木讷、本事却不小，曾经把方先觉军长从衡阳城里营救出来。1944年8月，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战败。军长方先觉被迫投降，接着又接受伪职、出任了伪“先和军”军长。但方将军身在曹营心在汉，10月份，他通过衡阳青帮的关系联络上在郊区活动的王伟能游击队，提出了逃离牢笼、重返国军部队的愿望。在报经戴笠老板批准之后，王伟能就着手实施营救计划、派周治到衡阳城里开展活动。当时，“先和军”里已经有好几个师长团长跑掉了，所以方先觉军长就被日本人盯得很紧，几乎没有单独行动的机会。“先和军”的军部在衡阳天主教堂，日军司令部在罗家祠堂，方军长每天除了来往于这两个机关之间，唯一能去的地方是伤兵医院。第十军的伤兵医院设在衡阳小西门外的莲湖学堂，老长官来这里看望部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周治就伪装成杂役、混进医院，从锅炉房的墙角挖地道，一直挖到医院高墙外的“西湖”边。44年10月底的一天（农历的9月），方先觉以安抚伤员的名义来到莲湖学堂，然后趁敌人疏予防备的时机钻进地道。这时候，湖边早就有游击队员装扮成采莲人，而且预备了竹排和小船，人一出来、立马就走。当天正下着大雨、脱逃人员又是沿水路出城的，日本的警犬根本追踪不到行迹，于是，方军长就经层层护送来到洪罗庙根据地，又从这里前往芷江机场、坐飞机去重庆了。方先觉成功脱逃之后，民国的各大报纸都发表头条评论表示祝贺，也有文章透露说这是军统局的杰作，可有谁知道，报纸上所谓神秘的“特工人员”，其实就是周治这样的“土鳖”游击队呢？因为这个功劳，周治得到了军统戴老板奖励的一根金条，王伟能也奖给他十万元“金库券”——这种“金库券”蔡智诚也有，伞兵刚到洪罗庙，王伟能就给每个人发了好多张，这种纸币的票面是粉红色的、有一百元和五百元两种面额，其实就是王县长自己印刷的私钞，只能在衡阳县的几个乡镇使用。伞兵们赌钱时赢来输去的全是这玩意，谁也没把它认真当回事。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七月中旬。这时候，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激烈起来，全国各地的国军部队纷纷向当面的日军发起进攻，就连伞兵部队也陆续出动了。7月12日，准备已久的伞兵一队终于在广东开平实施了空降。本来，他们应该在6月份就执行这项任务的，可当时偏巧遇到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陈纳德将军正与上级闹矛盾、吵着要辞职（结果还真的辞职了），弄得大家临上飞机又宣布“待命”，整整被延误了一个月（所以现在的资料上有六月空降和七月空降两种说法）。至于“袭击罗定”的伞兵一队为什么要在两百公里以外的开平空降？原因和二队相同，因为开平是“敌后根据地”、那里还有个小机场。可是，这个“进攻跳板”也选得实在太远了，伞兵部队一路被敌人追着走，根本不可能达成对日军机场的“突然威胁”，最后只好把任务改成了“对西江渡口进行骚扰”。7月18日，伞兵8、9、10队在柳州实施空降，任务是袭击位于广西平南县的日军丹竹机场（这里以前是个美军机场）。马甲曾经介绍过，在当时，陆军突击总队完成科目训练的只有1、2、3、4四个队，所以，这8、9、10队其实不会跳伞，只能机降。柳州是6月30号被国军收复的，机场保存完好，三个伞兵队在柳州落地以后，与一队同样、也需要奔波两三百公里才能够赶到目的地——不过这回还不错，打了场恶仗，完成了破坏敌机场的任务。1945年7月，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掀起了战略大反攻的高潮。国军在广西、湖南和华东各地展开凌厉攻势，相继收复桂林、嘉兴、温州等大中城市，并且夺回镇南关、切断了东南亚日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意志。国军这次大反攻的举措，是有其背景原因的。45年2月，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政府秘密签署了一个《雅尔塔协定》，内容包括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种种特权转让给苏联，目的是换取苏联尽快向日本宣战，以减少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伤亡——美国人这么做，确实有点缺德。可话又说回来，1945年2月份以前的国军的表现，特别是“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也真让美国人觉得中国军队靠不住、非得请苏联人援手不可。但无论如何，《雅尔塔协定》的这个内容是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对同一条战线上的中国盟友是不公平的，于是，45年6月中旬，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把协议中的有关内容透露给了中国政府，立刻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当即派专使与三国首脑交涉，断然拒绝这个不平等协议，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抗议活动。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军事高层的自我反省。弱国无外交，国家利益之所以会被外国出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军队没能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而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又获得情报，美、英、苏三国近期内还将再次举行会晤（波茨坦会议），依旧是把中国抛到了一边。大家顿时预感到，这一次如果再不能展现出中国军队的能力，不知又将导致什么不堪的后果。因此，何应钦等人率先提出了“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鼓励国军集中一切力量向日军发动进攻，以战场上的佳绩换取外交谈判上的主动。事实证明，这次军事行动是卓有成效的。战役的战果和透过战斗表现出来的高昂意志，不仅使中国政府收复了大片失地、提高了国际威望，而且还促使英、美、苏三国在8月初公布的《波茨坦宣言》中签署上了并未出席会议的中华民国的名字，使得积弱多年的中国在刹那间挤身“世界四大强国”之列，陡然增添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当然，此时身在洪罗庙的蔡智诚还无从知晓这些事情。他只是听说湘西的国军部队已经开始向衡阳方向进攻，并且听说伞兵第三队已空运到了芷江机场、准备配合二队作战（这个队后来参加了“芷江洽降仪式”）。7月26日，伞兵们接到总队电令：“中美联合部队”将在洪罗庙地区实施空降，各分队着即向洪市周边区域展开警戒，以确保空降行动顺利完成。当天夜里，蔡智诚和战友们拔营出发，沿公路向两翼布防，分别警戒北边的双峰县和南面的衡阳县城方向。阵地上静悄悄的，大家时不时地向西边的天空仰头眺望，心里想：“中美联合部队，那该有多少兵力呀？”7月26日，根据总队的命令，伞兵分队加强了对洪罗庙周边地域的警戒防御，而当地游击队则承担起接应空降人员和物资的任务。可是，游击队员对设置空降场地的“业务”并不熟悉，需要给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因此，蔡智诚就被派到了周治的那个连。王伟能游击队各部的番号很奇特。他们以连为基本单位，不按照数字编序、而是给每个连赋予一个挺漂亮的词语作为头衔，比如“光荣”、“勇敢”、“坚强”、“胜利”之类。“周治连”的漂亮名称叫什么不知道，反正大家都喊他们“瞌睡连”——因为这个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搞侦察和夜袭，官兵们平日里总是一副迷糊困顿、还没有睡醒的模样。“瞌睡连”的战士到了晚上就来精神，所以夜间守候的差事就交给他们了。其实，这帮家伙对飞机并不陌生。湖南衡阳是抗战期间中日空战的主战场之一，从1938年起，这里的天空就布满了各类飞机的航迹，中美混合大队首次击落“零式飞机”的战绩是在衡阳上空创造的，44年底的“衡阳大空战”更是号称“空中皇军的末日”，一举终结了日军在华南战场的制空权。抗战八年，“瞌睡连”见过的飞行员太多了，苏联的库图佐夫、美军的忒布、中国的吴国梁、曾家栋……扳起指头可以数出一大串，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过，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还要属45年元月份的那一次，一架给第三战区送军饷的运输机坠落在樟树山——“妈拐！八个大箱子全都装着钱、地上铺满了新崭崭的钞票。啊哟哟！就象是冲梦（做梦）一样……”关于“中美联合部队”空降的情况，伞兵们当然不能直接透露给游击队，只是告诉他们说：“姜键队长在上峰面前讲了好话，美国人答应空投一批武器装备，请大家准备接收”——这让队员们十分高兴，大家立刻情绪激昂地投入了各项准备工作。空降场地很快就布置好了。可是，26号晚上飞机没来，27号也没来，等了两三天，有些人就开始发毛了：“拐！莫是拿老子们耍宝、逗霸场的吧……”“莫性急，耐点烦。人家从美国飞到中国，总要花费几天时间不咯”，还是周治连长比较有水平。7月29号凌晨，天还没有亮，远处隐约传来了飞机的引擎声，嗡嗡嗡、嗡嗡嗡……起初象蚊子叫，后来象苍蝇响。守候了一整夜的人们纷纷站起身来仰头眺望。“来了！来了！果下子只怕是来了”“加把火，赶紧加把火”，蔡智诚急忙指挥大家往篝火里添加柴草。“看呐！是飞机，一架，两架……”。这时候，夜空中的运输机也发现了地面的指示，开始投放降落伞。“是果里啦！对准果里丢啦！”，游击队员们手舞足蹈、欢呼雀跃。“姜队长够霸气！美国人说话上算！”“老子们打仗，再也不用害怕小鬼子了”…………29号这天，除了王伟能游击队，还有另外几支游击武装也得到了美军的空援物资。因此，一个月以后，衡阳街头就出现了这么一伙人马——穿着草鞋、叼着旱烟，可手里却拎着卡宾枪、腰上挂着小手雷、肩上还扛着火箭筒——气得七十四军的官兵直跳脚：“哪里来的游击队？比我们王牌主力的装备还要好”可在当时，蔡智诚却顾不上替游击队员们高兴，他趁大家忙着收拣降落伞的时候，赶紧跑回自己的阵地、打听这个“中美联合部队”到底有多少兵力。潘崇德告诉他，所谓“联合部队”其实只有伞兵二队的3、4、5、6分队和三十多个美国兵、总共一百多号人，姜键队长和三分队是跳伞下来的，其他人员都是机降。不过，由于天黑看不清地面，有两个伞兵在降落时崴断了腿、立马又坐着飞机回去了。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为什么各种资料对“衡阳空降”的时间有6月、7月的不同说法。马甲估计，当年参战的李延平老人应该是三分队的伞兵，他们的确是45年7月底空降到洪罗庙的，老人家的记忆并没有错。可是，李老人明明说自己是“被编入第二队”的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中美联合部队”降落以后就驻扎在牧云峰。但伞兵一、二分队却没有回到先前的兵营，他们奉姜键队长的命令，向渣江村（今渣江镇）方向转进。渣江村位于洪罗庙以东二十公里。如果把蒸水作为一条航运纽带的话，这条小河经洪罗庙向东流淌，在渣江村附近转了个九十度的弯，又继续向南奔流二十公里，就到了台源寺镇。从地图上看，渣江村、洪罗庙和台源寺这三个地方，正好处在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当时，洪罗庙附近有两个较大的日军据点，一个是西南方向的金兰寺镇、一个是东南方向的台源寺镇。接到“转进渣江村”的命令，伞兵们立刻就明白下一步将要攻打台源寺了。（贴张地图。马甲我没有双石兄那样的制图本领，只好随便涂抹几下凑个意思）这时候，部队重新进行了编组。一、二分队编为一队，三、六（工兵）分队编为二队，迫击炮分队、重机枪分队和美军合为三队——显然，这是预先制订好的作战计划，蔡智诚所在的一队的任务是绕到台源寺的左翼实施突击。李延平老人可能就属于这个阶段的“二队”。因为在口述中，他和美军官兵一同在右翼作战、依靠工兵破坏铁丝网、还有迫击炮的掩护。另外，他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从空降前到战斗结束的各个过程，可是却没有提及渣江村附近的伏击战，而那正是由一队（一二分队）单独实施的。有一些资料介绍过这场战斗，但大多都把战场说成了“衡宝公路”，其实，从上面的图示中可以看到，这场伏击战的地点并不在衡阳至邵阳的公路上，而是发生于衡阳通往衡山县的渣江村附近。严格说来，这应该算是一场遭遇战。7月30号上午，一二分队向渣江村搜索前进，走到蒸水河上的一座公路桥附近，担任尖兵、领先本队将近一公里的战斗组（班）发现前方出现了日军的汽车，随即在桥头埋伏下来实施阻击。不一会，敌人车队到了。伞兵的火箭筒首先开火，把开在最前面的卡车掀到桥底下去了，接着又是一阵猛烈的枪弹扫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等蔡智诚他们赶到现场时，三辆满载稻谷的军车都已经报销、随车的六个鬼子兵也被打死了。这之后还发生了一件趣事。一分队的刘盛亨队长用电台向姜键少校报告战果，顺便提到战斗中有个日本鬼子叫喊：“别开枪，别开枪”，好象是东北口音。刘盛亨原本是想炫耀自己分辨各地方言的本事，却没想到姜键听了以后却很不高兴，埋怨道：“明知道是东北人，你还打死他干啥？”——刘盛亨这才反应过来：原来那家伙不是个“能讲中国话的日本兵”，而真的是姜队长的老乡。当天中午，一二分队进入渣江村，发现村里的鬼子兵都已经撤走了。很明显，日军已经得知国军部队逼进衡阳的消息，正迅速收缩兵力，企图固守县城和台源寺等重要据点。台源寺镇位于蒸水河畔，是日军在湖南的军需粮库。这个地方有一座宋代的古刹（现在已经变成中学校舍了），因为是佛教“天台宗”的传播源地，所以称为“台源寺”，小镇也因此而得名。驻守台源寺镇的日军头子是个少佐级别的军需官，统领着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马队，总共有二百多人和百来匹马。小镇的兵力虽然不多，却并不容易攻打，因为日军第20军（坂西一良中将）的军部就设在衡阳，台源寺实际上是整个20军的粮食总站，而在当时，衡阳驻有日军68师团的第57旅团（前任旅团长志摩源古战死，现任旅团长为黑獭平一少将），不远处的邵阳还有116师团（师团长菱田原四郎中将），一旦伞兵的进攻行动打成僵局、就会有遭到敌援军合围的危险。但总的来看，局势对国军是十分有利的。日军第20军主力已经在先前的“雪峰山战役”中消耗殆尽，新补充的兵员都是45年3月份紧急征集、刚参军不久的“菜鸟”，许多人甚至连“乙类兵役条件”也达不到，简直算是半残疾人。比如被伞兵俘虏的一个日军机枪弹药手，上千度的近视眼，眼镜掉了连路都没法走，可这样的家伙居然可以当上机枪副手，原因不过是他有点力气、能够扛得动子弹箱，那么，其他人的本事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时候，国军74军已封锁了衡宝公路，第100军正在攻击衡阳县城（不是衡阳市）。伞兵部队的任务是迅速夺取日军粮食总站，只要攻克了台源寺，敌20军的三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就都得饿肚子了。台源寺战斗是在45年8月2日凌晨打响的。攻击部队分成三路展开进攻，一路是“中美联合部队”的国军和美军共一百七十多人、外加王伟能部的几个连；一路是夏建寅率领的“挺进军突击总队”以及“两衡游击司令部”的人马；另一路是伞兵一二分队（一队），配合他们行动的是周治的那个“瞌睡连”和“洪市青年坚强连”。（这里解释一下：在马甲看过的材料中，各路人马都说自己是“主攻部队”。弄得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好采取《亮剑》里李云龙的说法——“每个方向都是主攻！”另外，有材料说74军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这其实是个误解，夏建寅本人虽然是“74军少将高参”，但他的“挺进军突击总队”却属于游击武装、并不是正规军——这一点，从战后74军拒绝他们接管衡阳县城就可以得到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