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4

这个魏德迈，根本没有问清楚第五军的伞兵有多大规模，稀哩糊涂就承诺负责“包圆”。您想，杜聿明是多精明的一个人呀，岂能放过了这个机会，从舞会上回来，他马上命令伞兵团扩大编制，将原有三个营十个连扩充为二十个队（加强连），部队规模立刻翻了一倍多。编制扩大了，人员从哪里来？赶紧招募呗！于是，春节刚过，昆明附近的兵营里就出现了招兵广告，各路精兵都涌进了伞兵团。二十个加强连的队伍，再称为“第一团”就不好意思了，于是改名为“陆军突击总队”（不直接叫伞兵是为了保密），虽然挂上了“陆军”的招牌，却仍然在第五集团军的建制之内。说穿了，其实就是杜聿明手底下的一个伞兵旅。这其中的玄机奥妙，蔡智诚当然无从知晓。但是，他既然知道了“突击总队”就是自己向往已久的“戈曼德”，就一定要想办法参加进去——有潘崇德的榜样摆在面前，蔡智诚已不再担心自己不够格。因为，小潘的综合素质并不比自己强，他能进“鸿翔部队”，自己就更应该能够做得到！可这时候，“鸿翔部队”在207师的招兵工作已经结束了。“招募办”在昆明宪兵部队还有最后一场面试，于是，第二天，蔡智诚就带着申请材料跑到了宪兵十三团。招募现场，除了蔡智诚，其他人都是宪兵。主考官看见宪兵司令部里钻进来一名陆军少尉，不禁愣了一下，解释说：“我们只招收士兵，不招录军官”蔡智诚对此早有准备，挺着胸脯回答：“学生投身国防，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能够加入鸿翔部队，我甘愿放弃军衔，从普通士兵干起”主考官似乎很满意，拿起蔡少尉的简历看了一遍，又问了问207师学兵训练营的几位长官的名字，然后递给他一张表格：“根据你的情况，应当先经过207师政治部的批准。给你一天的时间，办完相关手续再来报到”蔡智诚拿起表格就往师部跑。庆幸的是，这时候207师的师部已经从曲靖搬迁到了昆明，距离并不远；更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候的各学兵大队正在罢课闹事、嘈嘈着“驱逐师长罗又伦”，政治部的人对一帮学生兵头疼得要命，听说有人想走，真是求之不得，立刻签字盖章，在所有的栏目都填上“同意”、“同意”，好象生怕有谁反悔似的……就这样，1945年4月底，207师机炮训练大队的少尉见习教员蔡智诚，终于正式加入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成为了一名国军伞兵技术上士。从207师参加鸿翔部队的士兵很多，主动降衔的人物也不止一个。但蔡智诚却是207师最后一个报到的，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来自学兵训练大队的学生兵。蔡智诚参加“鸿翔部队”的时候，陆军突击总队已经组建一个多月了。说来有趣，美国人原以为第五军的伞兵不会有多少人马，顶多不过是一支侦察部队，因此认为从第十四航空队随便弄点装备就足够打发了。谁知道杜聿明的胃口居然那么大，翻开花名册一看，林林总总将近四千人！这么大规模的队伍，陈纳德的航空队哪里应付得下来。魏德迈总参谋长吃了个哑巴亏，答应过的事情又不好反悔，郁闷了半天，最后只得派飞机空运物资，把原本为印度军队预备的空降装备先送给中国伞兵——不过，从这以后，魏德迈将军再和中国军方打交道，凡事就都要签个备忘录、先把细节讲清楚，这也算“吃一堑，长一智”吧。话又说回来，美国人的装备也不白给。他们派遣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顾问团”，团长是考克斯中校，美方顾问不仅要负责中国伞兵的训练和考核，就连部队的作战调遣也要参与指挥，所以，这支陆军突击总队实际上是由杜聿明和美军司令部共同领导的。伞兵的训练方式果然和普通步兵大不相同。蔡智诚属于突击总队的“第四期补充兵”，训练营设在昆明东南的宜良机场。报到当天，军需部就送来一大堆长枪短枪，有阻击步枪、冲锋枪、卡宾枪，还有四五式手枪和勃郎宁轻机枪。负责训练的美军顾问是个大胖子上尉，他并不组织新兵射击，而是一人发给一张雨布，铺在地上让大家练习拆卸，把这些枪支拆了装、装了拆，足足折腾了一整天。第二天上射击场，刚加入伞兵的这些“新兵”其实都是老兵了，本以为实弹射击没有什么稀奇，可到了现场才知道，美军的训练要求和国军的《步兵操典》根本不一样。就拿射击姿势来说，美军顾问特别强调步枪背带的使用，卧姿、跪姿用“套背带”（lopp sling），站姿用“挽背带”（hasty sling），射击完毕之后还要清洗枪具。而国军部队里决不会允许把枪背带弄来弄去，更不允许用肥皂水擦洗枪支零件——在当时，《步兵操典》被奉为国军的金科玉律，也只有这些美国人敢于打破规矩、另搞一套。令蔡智诚印象最深的，是美军顾问十分重视训练安全。实弹射击的时候，每个射手身后都有检查员，反复核查操作程序。在打靶场练了好些天，用各种枪支从50码、100码、打到200码，弹壳堆成了小山，接着又练投弹、练爆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和103师的新兵营简直有天壤之别。不过，美国佬也有出事的时候。蔡智诚刚到宜良基地没几天，训练营里就发生一件大事——负责指导汽车驾驶的美军教官（一个中士）伙同翻译和油库看守，把十几桶汽油拉出去卖了。在当时，后勤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盗卖军需油料属于严重的犯罪。中国军方侦破此案后，决定枪毙翻译和油库看守，没有处罚美国兵。可美军司令部却认为那个翻译是美军顾问团聘请的人员（西南联大的教员，不是军人），应该由美方审判，又把翻译从刑场上救了下来。结果，根据美国人的调查，盗卖汽油的主谋应该是教官和看守，于是就把那个美军中士判了死刑，却把中国翻译给释放了。那时候，美国军人的事情只有美军自己可以管，中国方面无权干涉。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醉薰薰的美国兵，摇摇晃晃、嘻嘻哈哈、疯疯癫癫，根本不把中国军警放在眼里。可他们也有害怕的人，那就是美国宪兵。宪兵系着白腰带、手拿短军棍，钢盔上写着“MP”。他们发现酗酒的士兵，就在路边画个圆圈，让醉汉在圈子里罚站。宪兵写个小纸条，注明处罚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贴在违规士兵的军服上，然后就走了，那醉汉站在圆圈里东摇西晃、一个劲地看手表，却始终不敢离开，老百姓在周围喊“哈罗”、喊“OK”，他也懒得答应，一副沮丧的模样，真是又可怜又好玩。美国的宪兵威风，中国的宪兵就差劲多了。蔡智诚所在的“第四期补充兵”就是从宪兵三团和十三团招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这些人都没有打过仗，突击总队也没打算让他们上火线，准备把他们训练成“摺伞兵”、补充到后勤单位。5月10日，总队训练处主任李宜年（朝鲜人，黄埔生，47年回国后被刺杀）到宜良基地视察新兵。“第四期补充兵”列队接受长官的检阅。李上校走过蔡智诚面前的时候，发现了小蔡胸口上的“云麾”勋标，就问：“你在哪里得的勋章？”“报告长官，在松山”“松山？你不是宪兵么？”“报告长官，我不是宪兵。原先在103师，后来在207师”“噢……”，李宜年点点头。于是，检阅之后，蔡智诚就离开了宜良机场，转到巫家坝机场接受跳伞训练。在昆明，陆军突击总队有三个训练场，“第四期补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础训练营，“岗头村基地”是战术训练营，巫家坝是伞兵营地。当时，“一期兵”已经能上天了，“二期兵”属于机降部队、在岗头村训练，蔡智诚到了巫家坝，就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练习跳伞动作。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仓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仓，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象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过了关。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 go 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45年5月30号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飞机升空，先转悠两圈，让大家放松情绪。黄灯亮是准备跳伞，伞兵起立检查挂钩和伞具，绿灯一亮就开跳。这时候，有人顶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教官是不能逼着新兵往下跳的，只好让他们再坐着飞机回去——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原谅，但如果下次还是这样，就只能转到其他部队，没资格当伞兵了。头一次跳伞，蔡智诚也害怕。最紧张的是从座位走向舱门的那段路，按条例规定，伞兵跳伞时手掌的四指应该放在舱门的外侧，可走到机舱门口，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用双手顶住机舱的内壁。遇到这种情况，教官只好把这人拉回来重新排队，反正他一旦采取了这个姿势，你想推他出去也办不到。事实上，只要把手伸出机舱，就不再感到害怕，反而会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教官一拍头盔，伞兵的身子就往前扑，怎么蹦出去的都不知道。刚离开飞机的时候，强烈的气流刺激着眼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可不一会，“嘭”的一声，背后震动一下，伞衣打开了，降落伞随即漂浮在空中，伞兵们在天上哈哈大笑、冲着地面狂吼乱叫，真是兴奋极了。抗战期间，国军伞兵只具备强制开伞（挂钩跳伞）的手段，没有装备备用伞（有也不会用）。所以，一方面，士兵跳出飞机以后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主伞出毛病就死定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伞兵的空降高度几乎是固定的，从600公尺处跳出机舱，就等于有400公尺的距离要任凭地面火力“打活靶”。不过，在当时，蔡智诚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其中的可怕。跳伞成功的喜悦盖过了一切担忧，每个人的心情都沉浸在“天兵天将”的幸福和自豪之中。跳伞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式编入伞兵分队。蔡智诚当天就被分配到伞兵二队的第二分队。陆军突击总队下设二十个队（以后又增设了一个特务队和两个补充大队），每个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火力却超过了普通的步兵营。以蔡智诚所在的伞兵二队为例。该队编制208人，下设6个分队（排），1、2、3分队为伞兵分队，4、5、6分队为机降分队。每个伞兵分队36人，配备火箭筒3门、轻机枪3挺、狙击步枪3枝、冲锋枪9枝、卡宾枪18枝；4分队（炮兵分队）配备60迫击炮6门；5分队（机枪分队）配备0.50英寸气冷式重机枪4挺；6分队（工兵分队）配备扫雷器、爆破设备和建筑器材。伞兵二队配备有美式吉普车（机降车辆），各分队配备了电台和对讲机，组长以上军官配发望远镜，此外，每个伞兵都备有指南针、伞兵刀和四五式手枪。伞兵二队队长是姜键少校，第二分队队长是周之江上尉，蔡智诚是二分队的技术上士，任务是负责设备维护。二分队的传令兵是他的老熟人——207师战防炮营的通信兵潘崇德。突击总队的各个队都有自己的代号，一队“诸葛”、二队“伏波”、三队“世忠”、四队“武穆”，这四个队是“鸿翔部队”最早完成训练科目的连队——不过，说是“完成训练”，其实有点打马虎眼。比如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连伞兵证章都没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军士了。根据美国人的规矩，无论官兵，必须连续跳伞八次（每次的考核内容都不一样），全部合格，才能颁发伞兵证章。如果中间有一次不过关、或者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都必须从头再来。按照这个标准，别说伞兵二队，就连全突击总队也没有多少人能拿到伞兵证章。当然，这事也不能怪当兵的。伞兵证章是个椭圆型的胸牌，上面画着个带翅膀的降落伞，蔡智诚做梦都想得到那个东西，一有空，他就抱着伞兵装具、揣着跳伞成绩表跑到机场上，等着带队官喊：“还有座位！谁来参加？”，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机会。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诚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准备去机场当“替补”。车子刚到路口就被拦下来了，一群带白箍的哨兵摆着手说：“回去回去，机场戒严了”伞兵二队的几个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还议论着：“机场戒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了？”回到军营，看见传令兵潘崇德正跑来跑去地通知大家：“今天下午开澡堂，要洗澡的赶快去”。那时候，连队澡堂的锅炉是烧柴油的，通常只在晚饭后开放一两个小时，现在居然让大家下午去洗澡，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晚饭后，兵营里忽然来了一伙美国军官。蔡智诚还在想：“今天又戒严又洗澡的，难道就是为了迎接这几个美国佬？”，可就在这时，分队长周之江传达命令：“各组进入战斗准备，即刻领取战备物资”。伞兵分队下设三个战斗组（班），组长都是些中尉少尉。他们跑到库房里来领弹药，一边议论着：“要打仗了，打什么地方呀？”“嗨！谁在乎那个，当伞兵的，坐上飞机直奔战场，到哪里打仗？跳下去就知道了”夜里十点，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乘车前往昆明巫家坝机场。——看过《兄弟连》的朋友应该知道，101空降师506团2营E连的官兵是在佐治亚州训练了一年多以后才奔赴欧洲的，并且又在英国经过了多次演习才踏上战场。而国军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组建时间不到三个月、接触伞兵装备只有两个月，大部分战士的跳伞经历不超过四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演习，可他们同样登上飞机、义无返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了。伞兵们陆续走进机舱的时候，美军顾问赫斯少校对中国小伙子说：“年青人，我为你们而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1945年6月6日夜间，“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进入“红色战勤（登机）准备”，各分队根据作战条例的规定领取军需物资。这一下，可把蔡智诚忙坏了。蔡智诚是分队的技术上士，主要职责是保证武器装备的正常使用——这并不难做到，因为伞兵的武器、弹药、给养、装具……从枪炮到子弹、从头盔到鞋带，样样都是美国货，而且全是崭新的。说起来，“技术上士”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水平——美国人的装备，只要是用箱子装的，里面都有本说明书——手雷箱子里的说明书告诉你“保险插销”安装在什么地方，罐头箱子里的说明书不仅提示你如何正确地打开铁皮盖子、还叮嘱你注意牛肉的保质期。所以，只要能看得懂英文、再具备一点基本常识，谁都能当这个“技术上士”。技术含量虽然不高，可杂七杂八的事情却有不少，临战之前更是手忙脚乱。按照美军的规矩，士兵的日常装具是训练时用的，宣布“红色战勤”之后要另发一套新装备。这其中包括：一个伞兵头盔（防震盔，里面配一顶船形帽），一双跳伞鞋（短腰皮靴），一双作战鞋（帆布胶鞋），一个作战行囊（里面装有一条军毯、一套新衣服、一件尼龙雨衣、一包香烟、一包巧克力、两个肉罐头、两包饼干），一个急救包（里面装着消炎药、消毒药、止血药、止痛剂、止腹泻药片……），一把伞兵刀，一把折叠铁锹，一只手电筒、一个军用水壶（带饭盒），还有一个基数的弹药（四枚手雷、50发手枪子弹、200发步枪子弹）。除此之外，伞兵们还需要携带其他弹药，比如地雷、炸药、机枪子弹或者火箭筒弹……这些东西（包括香烟饼干）全都是美国货，需要“技术上士”把各种说明书统统念一遍。而且，上述的这些内容只是最低携带量的装备，如果有谁的力气大、愿意多背多扛，无论是弹药还是食物药品，都可以随便拿——因为伞兵与普通步兵不同，一旦投入战场，后勤供应就难以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把必要的东西都随身带着。所以，有些人就拼命领东西，再把降落伞包和武器背在肩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了。分发装具的时候，“技术上士”还要给每个人一个防水袋，那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张军人登记卡——美国兵的脖子上有“军牌”，咱们国军没那玩意，只好用这小袋子代替。趁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军饷交到“技术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记家庭地址，这样，“如果有谁回不来了”，部队也知道应该把钱和书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至于作战期间的开销就用不着士兵们操心了，军官那里不仅有敌占区的钞票，而且还准备了现大洋——那可是硬通货。忙完这些事，已是夜里十二点，伞兵们乘车前往机场。巫家坝机场上停着十多架美军运输机，有C46、也有C47。蔡智诚他们在飞机翅膀底下坐着，过了一会，机场外呼啦啦开过来好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从车下跳下几十个美国兵，七手八脚地往飞机上装运箱子。突击总队的司令官李汉萍少将（黄埔六期生，湖南长沙人。49年被俘，66年获特赦）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在当时，突击总队的美军顾问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师的，为首的是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来自第十四航空队，赫斯少校就是他们的头。第十四航空队的这批人其实并不是正规的伞兵，但他们在中国呆的时间长、对国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担负了机降部队的训练任务。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搞后勤维护工作的，现在当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因为他平日里不大接触伞降训练，所以伞兵分队的官兵们对他并不十分熟悉。在这一天的夜里，上级长官对士兵们格外客气。李汉萍司令挨着个与大家握手，司令部的军官还把战士们逐一扶上舷梯（伞兵的装备太重，爬梯子必须有人协助）。赫斯少校拍着中国伞兵的肩膀，大声说道：“年青人，我为你们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蔡智诚和伙伴们登机的时间大约是在凌晨四点左右。队长的安排是让大家在机舱里抽空睡一觉，可战士们哪里睡得着。于是就唱起歌来——握紧手中枪，擦亮手中刀，报仇雪恨的时候到，舍身杀敌在今朝……一架C47只能运送三十名伞兵，因此，三个伞兵分队的士兵就占用了四架运输机。机舱门没有关上，战士们不断地向外张望，一会儿说：“看呐，机降分队登机了”，一会儿又喊：“看啊，看啊，美国兵也上飞机了”大家都在猜测空降作战的地点。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东京哟！”其他人都乐了：“这个主意不错，让咱们降落在日本皇宫、把昭和天皇抓起来，战争立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十分开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飞机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的十五架飞机，伞兵二队队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运载伞兵分队、五架运送机降分队和美国人，其余五架满载着军需物资。运输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又等来了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接着，庞大的机群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向东飞去。飞机升空以后，机舱里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闭着眼睛养精蓄锐，其实都在默默地想心事。蔡智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跳伞程序的各个环节，毕竟，这之前他只跳过一次伞，业务生疏，倘若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先就把自己给摔死了，那可实在是太冤枉。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驾驶室照射到机舱里，照到人们的脸上。伞兵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晴空里的晨晖在驾驶员的身上涂抹了一层灿烂的光晕，使他们看上去就象仙灵一般，神秘而庄严。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在猜测，那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没有人敢开口问一声。周之江分队长一个劲地看手表，他走到驾驶舱门口对飞行员说：“请你们比规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钟亮黄灯，我们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早一点做准备比较好”飞行员答应了。飞机的导航员是个中国小伙，他站起来对机舱里说：“没问题，一定让你们准备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气状况良好，很适合跳伞的条件，请大家放心吧！”伞兵们一面欣慰地点着头，一面在心里暗骂：“小兔崽子！空降地域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倒是先说出来呀……”1945年6月7日上午9时，机舱里的黄灯亮了。“全体起立！跳伞准备！”，周之江分队长大声地吼叫起来——这喊声意味着，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伞兵空降作战，即将拉开序幕了。可是，在当时，机舱里的伞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提前十分钟亮起黄灯准备灯，也就是要让战士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多站立十分钟，不过，大家对此并没有异议，全都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检查着牵引索挂钩和自己的伞包。有意思的是，蔡智诚这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运输机会不会遇到敌人战斗机的拦截，也没有去考虑地面上是否有敌军的炮火。他满脑子担心的只是降落伞能不能顺利地打开，或者，自己会不会掉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奇怪地方、找不到同伴了。“跳伞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分队长继续吼叫着：“不许在门口停留！飞机上磨蹭一两秒钟，落到地上就差了好几里路，要害死人的！”这句话很有道理。大家情不自禁地向机舱门口挪动了几步，生怕被前面的人给耽误了。在蔡智诚身上，不仅背负全套伞兵装备，还携带着五十节干电池（手电筒和火箭筒都需要这玩意），沉重的行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时地跳出舱门。扭头看看身边的潘崇德，蔡智诚不禁乐了。传令兵挎着步枪，背着降落伞包和作战行囊、胸前还挂着“美式步话机”，那家伙有三十多斤重，即使拆开来、装在挎包里也是好大的一堆。伞兵的“美式步话机”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scr300型背负式调频对讲机，马甲我一时找不到图片。不过，大家对它应该不陌生，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背着的就是这东西，当然，《南征北战》里李军长喊“张军长，拉兄弟一把……”,使用的也是这个玩意感谢西西河的朋友，帮马甲找到了图片。这是scr300型步话机的发射/接收装置，也就是它的主机。装上天线、电池、话筒、耳机之类的配件，就可以这样通话了潘崇德的个子本来就不高，浑身上下被几个大包袱夹着，只露出半截伞兵钢盔，看上去就象个能移动的帆布口袋。蔡智诚幸灾乐祸地想：这小子一离开飞机，肯定就跟个大秤砣一样直接掉下去了，多结实的降落伞也不管用。“嘀——嘀——嘀”，突然，跳伞铃响了起来，头顶的绿灯亮了。机舱门被打开，分队长喊叫着、士兵们相互催促着：“快跳，快跳！”舱门边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去，快要轮到蔡智诚的时候，飞机忽然转了个弯，机身猛地向右倾斜，弄得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地。分队长也顾不了那么多，托起背包，硬把他推出了舱门。蔡智诚几乎是大头朝下、从飞机里倒栽葱摔出来的。他心想：“完蛋完蛋，伞绳一定打结了，这回我死定了……”，可没过多久，“嘭”的一声，降落伞在他头顶上张开了——抬头看一看，蓝底子、绿条纹的大伞花开得真是漂亮。降落伞在天空中飘飘荡荡，可伞兵的滋味却比不上先前训练时的轻松自在。跳伞之前，全部的装备行囊都固定在腰腹以下的胯带上，先前背着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现在被吊在空中，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下半身，蔡智诚觉得自己的屁股都快要被扯掉了。低头朝地面看看——真不错，没人放枪也没人开炮，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种满了水稻。“这肯定是在南方了，是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呢？管他呢！只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反正不会真的飞到了日本”，蔡智诚心想。身上的装备不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响了方向操纵。快落地的时候，蔡智诚才发现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坏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落进水塘里呀！浑身上下这么多东西，掉进水里就直接沉底了，绝对爬不上来的……”（一周后的“广东开平空降”，伞兵一队的士兵就掉进鱼塘里淹死了一个）还好，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蔡智诚落在一块田埂上，他紧跑几步解开了伞包——伞降成功！但是，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稻田里覆盖着好多张降落伞，一个个人形的怪物在伞布底下拱来拱去，就是钻不出来，有个家伙急得大嚷大叫：“来人呐！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赶紧去“救他的命”。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国英，他是个回民，平时最爱干净的，一天要洗十几次手，活象个外科大夫。可现在，这小子的模样却凄惨极了，浑身上下全是烂泥，脖子上还粘着一只小动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来。“这是什么东西？有毒么？”海国英龇牙咧嘴地问。“是蚂蝗，吸血的”海国英的脸都吓白了——也难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没有这个歹毒的玩意。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来了，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降落伞。以前，伞兵队的降落伞都由“摺伞兵”负责管理，跳伞兵只管跳、不管收拾。于是，战场上的伞兵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降落伞，顿时弄不清该怎么办了。有人提议：“走吧走吧，不管了”别人不管还可以，但蔡智诚是技术上士，对武器装备负有责任，他不管可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田埂上走来了几个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们商量：“朋友，帮我们收拾这些降落伞，国军付钱给你们，行不行？”那几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应了。蔡智诚又问：“朋友，这里是什么地方呀？”“洪市”“什么洪市？哪个省呀？”“湖南省衡阳县”嗨！原来是跑到湖南来了。这时候，天上的运输机和战斗机全都没有了踪影，只留下一些红色的、黄色的降落伞继续在空中飘荡。按伞兵的规矩，士兵的降落伞是蓝底绿条纹，军官的是白色，这些红色、黄色的降落伞携带的都是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这么多武器装备，该怎么收拾？收拾以后又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部队的长官，弄清楚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放眼眺望，远处树起了一面白色的召集旗，大家连忙朝那里奔去。（说句题外话。萨苏曾经讲过，松山的日军曾经看见占领阵地之后的国军挥舞着一面“白旗”。萨老大对此挺纳闷的：打了胜仗还举白旗干什么？以马甲所知，当时的远征军，召集部队的指示旗就是白色的，那代表军官所处的位置——国军的这个规矩不晓得是从哪里学来的，确实比较古怪）“召集旗”跟前站着分队长周之江上尉，传令兵潘崇德正在旁边组装那台步话机。这小子不但没有“象秤砣一样”的摔死，而且身上连一点儿泥水也没粘上，真是够有本事的。举手敬礼报到：“报告队长，上士蔡智诚归队！”周队长点点头，又接着东张西望。过了一会，他悄悄问蔡上士：“你在路上看见队部的人没有？”“没有啊，怎么了？”“嗯，他们好象是飞回去了……”，停了停，周之江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是湖南衡阳——怎么？你不知道？”“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周队长显得气急败坏。蔡智诚不禁愣住了——天呐！那么，现在有谁知道，我们坐着飞机跑到湖南的这片稻田里来，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看了“蒲公英（十一）”，好些朋友认为伞兵们是在搞演习。这不奇怪，因为网络上有记载，“伞兵空降洪罗庙”的时间应该是在45年的7月下旬——这个记录出自衡阳文史资料，而且基本上都源于李延平老人的口述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李延平是当年的参战伞兵，他的记忆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但他的口述与马甲之所闻在细节上却存在着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比如空降时间（这个稍后可以解释）、比如伞兵的编制（李老人说鸿翔部队下设一个跳伞中队、四个机降中队）、比如美军的作用（李老人说美国兵是直接加入鸿翔部队、与中国军人混编的）、比如赫斯和姜键的军衔（李老人说他俩是上校），另外，李延平老人还说他在台元寺生擒了日军师团长三木郎少将，而马甲我无法确认这个战果。我尊重李延平老先生的意见，但我还是决定照着自己的思路写下去。李老人的文章是血雨腥风的亲身经历，马甲我的文字是道听途说的姑妄言之，我和他老人家各置一辞，大伙马马虎虎地看着，信与不信都没有关系，权当做消遣就是了。——————————————————————————————“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本来并不属于第二伞兵队。早在45年5月份，突击总队就拟定了一个“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当时有情报显示，驻海南岛的日军航空队正陆续向大陆方向转场，广东的罗定（有一些资料误写为“罗店”了）是他们主要的中转途径，并且，这个机场也是日军飞机支援广西战场的重要基地。为此，突击总队决定，由美军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亲自带队、率领第一伞兵队（队长井庆爽）对罗定机场进行突袭，破坏敌机场设施、摧毁其作战能力。第一伞兵队是陆军突击总队中最先完成科目考核的队伍，他们有机会进行比较充分的针对性训练，担任“首发”任务也就理所当然（所以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人认为“广东空降”在“湖南空降”之前）。但是，战场局势变幻莫测，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的节拍。就在第一大队紧锣密鼓地实施准备工作的时候，1945年5月下旬，“雪峰山会战”进入了最后的“决胜阶段”。国军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与日军第二十军主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第74军（施中诚部）、100军（李天霞部）牢固地控制了武冈、新化、安化三个战略支撑点，5月底，从第六战区调来的第十八军（胡琏部）自辰溪一线展开反攻，6月5日，从云南赶来的新六军（廖耀湘部）也陆续投入战斗，至此，国军的“五大主力”有三支聚集在湘西，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这时候，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战斗机正在战场上空轮番出击、忙得不可开交，而运输机部队却显得十分清闲——他们把新六军从昆明送到湖南芷江以后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6月6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他的司令部在昆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就是帮着杜聿明说情、给伞兵提供装备的那个人）离开昆明前往湖南安江的前线指挥部。这两位司令是能够支使中国伞兵和美国空军的人物，临行之前，他们要求“陆军突击总队”派遣部分兵力配合雪峰山战场的决战，但具体应该打哪里、或者怎么打，却没有做明确的指示。由于第一伞兵队正在准备实施“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前往湘西参战的任务就只能交给第二伞兵队来承担了——于是，“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终于鬼使神差地落到了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的头上。前面讲过，到1945年的6月，除了第一伞兵队，陆军突击总队的其他伞兵（包括第二队）都没有进行过实战演练。但事已至此，必须立刻派遣一支部队投入战场——其实，雪峰山战役这时候已进入了尾声，从某种角度而言，伞兵参战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战术价值。第五集团军和美军顾问团并没有和第二伞兵队打招呼，当天就确定了作战方案。他们把伞兵的空降地点选定在湖南衡阳的洪罗庙。洪罗庙位于衡阳市西北约50公里，它并不是一座“庙”，行政地名应该叫“洪市镇”（高歌“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烈士就是洪市人）。在当时，衡阳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这个洪市镇就成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所在地，因此，这里可以算是国军在敌后的一块抗日根据地。之所以选择洪罗庙作为空降地点，除了由于“根据地”的环境比较安全，还因为这里靠近衡宝公路（衡阳至宝庆，宝庆就是现在的邵阳），以洪罗庙作为出击跳板，可以封锁敌后方交通线，阻挠衡阳、零陵的日军向主战场进行增援，并拦阻从雪峰山败退下来的敌人；另外，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洪罗庙的附近有一个简易机场，伞兵二队的4、5、6分队可以借助这块场地完成机降作业。那个时候，国军没有装备滑翔机，所谓“机降”，其实只能是坐着运输机降落。洪罗庙机场是第10军（当时的军长是方先觉）修建的一个备用机场，44年4月份破土动工，刚修了没多久、衡阳就沦陷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管理，因此，现在能不能起降DC-3之类的运输机，谁都不知道。不过，凡事都应该从好的方面着想，美军顾问还是制定了实施机降的计划，并确定由赫斯少校负责指挥这次行动，伞兵二队的姜键队长担任他的副手。有意思的是，也许因为伞兵空降这种作战方式对中美军人来说都是个新鲜课题，上级机关把这次行动搞得非常神秘——从6月6号中午起就封锁了巫家坝机场，对内对外一点口风也不露，甚至连姜键队长都是夜晚临上飞机前才知道作战方案的，其他人当然全都被蒙在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