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书名:《战场上的蒲公英》作者:王外马甲简介:马甲很早就知道蔡智诚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一份“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顿时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正好解禁,大人们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关团长”一样的人物呵,是个好人!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忙着给蔡先生介绍对象,想让他续弦。我们这些小孩一见到他就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蔡先生只是尴尬的笑。再后来,蔡先生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养兰花、喂金鱼,摆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马甲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居然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故事吧!”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面前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象是战场上的蒲公英……”战场上的蒲公英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现名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那里如今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址。蔡智诚有两个哥一个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交通二团(汽车兵)的连长,妹妹蔡智兰初中没毕业就偷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踪了。蔡智诚排行老四,可实际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钟(他和蔡智兰是对龙凤胎)。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他还在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的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从家谱上看,蔡家应该算是湖北人。他们祖上是跟着袁玉锡(湖北襄樊人,曾任遵义知府)到贵州来的,先是做幕僚,而后经办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大多依靠川省供给,遵义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就发了财。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衰落了。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读了两年“商学”,没学到什么商业技巧,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观念。回到家乡,蔡同学下定决心:不做商人,要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同志学习。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何应瑞,何应钦的四弟)一起合办茶场、试验改良茶种。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从理论上讲,这个思路是可取的(事实上,蔡式超当年试办茶场的湄潭,现在已经成为茶叶生产基地)。然而,在当时,蔡式超的办法却行不通。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这里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接着,何应钦去了广州、何辑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没有了靠山,只好关门大吉。当不成农场主,于是改当工厂主。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接着又办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于是蔡老板不计成本、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光了。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虽然国军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象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经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象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的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珍、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象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的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当然,这其中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实验室主任俞国顺(浙江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于是,电机系的俞教授就准备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做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年青学子们去当兵。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国军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44年夏天,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的人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的人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国军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年青男子概不欢迎。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国军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休学一年”——学校给他保留了学籍。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同学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贵州省有两个师管区,另一个在镇远),下设“补充团”,隔三岔五的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都是补充到89师、102师、103师和新8师的,他不想进黔军部队。蔡智诚的愿望是加入“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44年,柏中将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当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将军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问题。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大爷从楼上下来了,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的手底下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在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兄弟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尊重、随时随地毕恭毕敬。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所以,各位到遵义会议址参观时请注意:楼下的“红军机要室”才是柏辉章的住房,而楼上“朱老总、周副主席的居室”不过是酱菜铺老板的姨太太的房间。那个举世闻名的会议室,其实是个晾咸菜的地方)。柏继陶对蔡智诚说:“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把毛笔放下、伸懒腰去了,再想批条子,门都没有。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远征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客车的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这位“杨三”原先是蔡老大蔡智明的马弁,42年因伤回到后方。养病的时候,杨三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伤愈之后就进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再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一定要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捆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连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看得起我的技术,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只见车厢堆成了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的绑满了人。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难怪这么客气。(王光炜是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王光炜有个哥哥叫王光樾,黄埔三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说一说)王光樾从小就特别聪明,是个语言天才,在遵义念书的时候年年英语考第一,可以和洋神甫谈论《圣经》的原文。按道理这种人应该去读外国语学院才对,可他偏偏要去考黄埔。到了军校,又迷上了俄语,开口苏沃洛夫、闭口库图佐夫,没过多久就能和苏联顾问聊天了,蒋校长一看,人才啊!于是就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陪蒋太子读书。到了苏联,王光樾继续发挥天才优势,开始自学德文,结果居然能看懂原版的《资本论》,评论起马克思主义头头是道。更绝的是,他写外国字、用的却是毛笔,一行行清秀的铁线文就连洋人见了都觉得稀奇,弄得各个班级办墙报都来找他帮忙。他英文、德文、俄罗斯文都会,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交流,文的武的都懂,样样都能来一套,真是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国内的蒋介石校长对他十分满意,委托严重总队长奖励给他100卢布和一块金表。27年,王光樾奉召回国。这时候国共两党已经闹翻,双方正杀得眼红,王光樾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坐在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上左右为难。船近黄埔港,突然,他把随身的行李扔进了海里(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装了些什么),然后就和几个俄国水手打起架来。打着打着就被打昏了,醒来以后直喊头疼,没过几天,他就疯了。这一疯就疯得很彻底,不仅先前学的外国话全部忘光,就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蒋介石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他,王同学张着嘴:“嗬嗬嗬,喔喔喔……”。蒋校长不知所云,只好留了几百块大洋、又在他的衣兜里塞了张字条:“王光樾同志,我来看你,你不说话。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安静养病”校长大人带了头,其他师生只好跟着学,都来给王光樾送钱、塞字条。王同学一视同仁:“嗬嗬嗬,喔喔喔……”从27年到49年,王疯子住遍了广州、南京、重庆、上海的各大医院,反正中央军校的薪金册上有他的固定开支,他可以衣食无忧、轻松自在。据说,他平时和小护士还是有说有笑的,可一遇到正经人就变成“嗬嗬嗬”了,谁也拿他没办法。解放后,王光樾被丢在了大陆,这下子,轮到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同学去看望他了。结果见了面,老王还是“嗬嗬嗬,喔喔喔”……无奈,只好再写字条:王光樾同志,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继续养病吧……于是继续养病,最后在遵义老家寿终正寝。身后留下两个谜:其一,27年的时候,他扔进海里的行李中到底装了些什么?其二,王光樾这家伙到底是个疯子还是个天才?好了,书归正传,接着讲王光炜。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调到远征军第八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立刻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幸亏王光炜上校十分支持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告诉小蔡,远征军里其实并没有“青年远征军”,青年军这时尚处于组建阶段,招录的大中专学生要先经过“三青团”的审查,如果稀哩糊涂的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过,他建议蔡智诚先跟他到103师入伍,再由第八军推荐去青年军,他还说,到时候,无论是扎佐(贵阳郊区)的205师、还是昆明的207师,想进哪支部队都可以——这可把蔡智诚乐坏了,于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参军再说。王光炜当了好几年的“补充团”团长,吃尽了招兵的苦头,现在突然遇到一个自愿入伍的冤大头,不由得十分开心,连连称赞“年青学生有觉悟”,谈话的兴致也就格外的高。在路上,蔡智诚向王上校坦陈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看法,也解释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王光炜却不置可否,他给蔡新兵算了一笔帐: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五十一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五万。抗战几年来,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四万三,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可现在,“师管区”和“军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却提高到每个月一千,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反正遇见合适的就拉来。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青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王光炜告诉蔡智诚: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象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309团的团长陈永思是遵义绥阳人(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很高兴。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王光炜回答:“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寻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游湘江的这个“湘江”不是湖南的那条江,而是遵义城里的一条小河。(马甲我也弄不清贵州的河为什么要取个湖南的江的名字——传说,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到河边散步,问当地百姓:“这是什么河呀?”,百姓回答:“是湘江”,主席顿时一愣:“怎么又是湘江?”,于是就很不开心的回屋睡觉去了……)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他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无关,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要给他点面子。蔡何两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八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强,直到抗战中期才勉强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八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所以把第八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黄埔一期生),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黄埔四期生)派到第八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第八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的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荣誉第一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汪波,黄埔三期)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82师是贵州部队,前任师长欧百川(就是参加过南昌起义、跟着贺龙打到海陆丰的那个“前敌司令”)、现任师长王伯勋(何应钦的亲信弟子,1949年12月起义)都是贵州人,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八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这熊绶春(黄埔三期生)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的把熊师长给架空了。这样一来,第八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卖军长的帐、一个不卖师长的帐,还有一个实力太弱。作战效能可想而知。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同学,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遵义人,48年在营口被俘)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然后表示:“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或者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他与这个新兵握了握手,叮嘱说:“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就象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象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的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的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象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象你有这么好的福气!”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里还藏着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新兵营旁边就是第八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他这时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的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的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的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象也不怕打仗。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帐,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年青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后勤单位最头疼当地的年青人了,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国军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象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天,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乎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9月初的一天,蔡智诚正在教导队门口闲坐着,突然看见王光炜上校跑了过来,冲着许队长直嚷嚷:“你这里还有多少兵?全给我拉出来!”这时,新兵营里只剩下几个傻头傻脑的“歪瓜劣枣”,让他们上前线简直是送死。蔡智诚急忙扯住王光炜,一个劲的要求:“带我去!带我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学会放枪了么?”“我早就会打枪了,我还会用喷火器,比他们都强!”听说蔡智诚懂得使用火焰喷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带上喷火枪,跟我走”于是,从这一天起,新兵蔡智诚就正式踏上了战场。来教导队的时候,王光炜带了一封信,是蔡智仁写给蔡智诚的。二哥在信里责备了弟弟擅自离家的“卤莽草率”,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受荐担任戴之奇的副官。戴军长是个“具有革命精神之英明将领,必有光荣之前途”,因此让蔡智诚立刻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返回贵阳,以便兄弟俩一同前往十八军。蔡智诚问:“戴之奇是谁?”王光炜介绍说:戴之奇是贵州兴义人,黄埔四期生,曾经是103师的副师长,后任94军121师师长、驻防贵阳,前不久,戴师长刚被提升为十八军的副军长(军长胡琏)。王上校告诉小蔡,这个十八军是“中央嫡系王牌”,胡军长和戴副军长都深得上峰的器重,追随他们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可是,蔡智诚却满不在乎:“十八军又不是青年军,没意思,我不去”王光炜不禁笑了起来:“那好吧,你带上喷火枪,跟着我们杂牌军去打仗”蔡智诚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戴之奇又改任“青年军第一师”(201师)的师长,自己当时的这个决定反而是错过了参加青年军的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因为,虽然他错过了201师,却赶上了另一场名留青史的战斗——松山攻坚战。如今,“松山战役”已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范例,战役的背景、过程、战果,甚至双方的伤亡数字,在书上有、报上有、电视上有,网络上更容易查到,所以也就用不着马甲我再罗嗦了——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攻克松山、歼灭日军的中国军队,并不是蒋系的“精锐王牌”,而是杂牌黔军的一帮贵州兵。松山战斗是于44年6月初打响的,首先担任攻击任务的是七十一军(代军长陈明仁)的新28师。这个新编28师也是黔军,由黔南六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虽然号称“远征军”、其实战斗力很一般,他们攻了一个多月,伤亡很大、进展很小,于是就调来第八军的贵州老乡接着干。贵州的山多、老百姓出门就爬坡,所以黔军的山地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抗战期间,无论是在湖北、湖南还是在江西、广西,贵州部队不是攻山头就是守山头,反正总是与山隘阵地打交道,因此让第八军来啃松山这样的“硬骨头”,的确比较合适。松山阵地周围25公里,防御体系分为松山顶峰、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四个部分,但其实这几个区域的日军碉堡、坑道都是彼此连通的,可以互相支援。第八军于7月中旬接替攻坚任务,战斗力最强的荣1师主力随即被李弥带去增援龙陵方向,只留下一个荣3团(团长赵发毕),可如果没有李副军长发话,何军长也指挥不动这个团。所以,攻打松山阵地,主要还是靠103师和82师。103师负责攻击松山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7月底攻下了滚龙坡,但是把307团打残了;8月初再攻下大垭口,又把308团拼光了;最后还剩下个面积最大的长岭岗,何绍周留着103师309团,舍不得打了。82师的战斗力本来就比较弱,他们围着松山顶峰冲了一个月,死了好多人、就是上不去。到最后,82师副师长王景渊(贵州贵阳人,49年12月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想出个主意,在松山主峰底下挖坑道,埋上五六吨炸药,搞了次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工兵爆破,“轰隆”一下掀去半个山头,把子高地上的日本鬼子全震死了,终于于8月20日拿下了松山顶峰。主峰拿下了,剩余的日军就全部集中到了长岭岗。而这时,103师和82师已经筋疲力尽,何绍周只好把副军长李弥请来当“松山前线总指挥”,意思是让他把荣一师带回来打松山。李弥回来了,但没带部队,而是指派103师309团担任攻坚。8月26日,309团付出三个营长全部伤亡的代价,总算冲上了长岭岗。部队刚杀上山头,李弥就向卫立煌报告:“我军收复松山!”,可他刚放下电话,日军一个发击,309团又被赶下来了。李副军长恼羞成怒,指责309团团长陈永思“擅自放弃阵地”,远征军总部立刻打来电话,命令第八军枪毙陈永思、即日收复松山。部队打光了,亲信团长还要被枪毙,何绍周军长顿时火大,当场把电话机给摔了。于是,卫立煌就写了个条子给他:“绍周,切勿以熟相欺”——意思是说你别以为自己有个陆军总司令叔叔就不得了(何应钦是何老三,何绍周的爹是何家老二),完不成任务照样军法从事。何绍周也知道这事情开不得玩笑。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9、18”国耻日之前一定要拿下松山,否则团长师长军长统统吃不了兜着走。于是,第八军就拼凑起最后的部队,有309团、307团的残部,还有荣3团和82师246团的余部,总共两千人左右,先锋官是谁呢?——王光炜。王光炜这时候还在军部闲着,没有职务。他的资历比团长高一点、比师长低一点,既是黄埔生又是贵州人,担任这个突击队长倒是挺合适。并且,他当先锋官还担着一个责任——何绍周暂时压着“枪毙309团团长”的命令不办。如果王光炜能把松山拿下,陈永思的命也就能保住;如果这一仗打输了,两个遵义老乡的脑袋一起搬家。蔡智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稀哩糊涂地跟着王光炜来到309团的。309团驻守在松山大垭口。一走进团部,陈永思团长就迎了上来、紧紧攥住老王和小蔡的手,热泪盈眶,连声说:“好朋友啊!真是自家兄弟啊……”,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把蔡新兵弄得莫名其妙。在团部,王光炜告诉大家:“这次行动,309团只接受何军长的直接调遣,除了军长本人,军部和师部所有的电话都不要理睬”——这等于是把前敌总指挥李弥抛到一边去了。陈永思和309团的军官此时正恨透了李副军长,对这个指示当然十分拥护。按照王光炜的计划,此次攻坚,由309团率先发起进攻,先攻克长岭岗的竹影山,其他部队再陆续投入战斗。陈永思团长说,他已经把309团的剩余兵力编成了五支敢死队,除了他自己亲自上阵,副团长周志成也带一支敢死队。王光炜听了以后笑着说:“好啊,给我一个队,我也当个敢死队长”。然后,几个人就趴在地图上开始算帐:冲到这里还有多少人,冲到那里还剩多少人……一边算、一边还在纸上记数字。蔡智诚在旁边看了半天,看不懂。于是就问:“你们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多少人?”陈永思说:“你以为只有上大学才需要数学呀,打仗也要靠计算”,他拿着一把尺子在图上比划起来:“你看,根据地形,在这么长的距离上,第一冲击波将会损失百分之八十,第二冲击波会损失百分之六十,第三冲击波……然后再继续攻击这一段,第一冲击波又将损失百分之……”蔡智诚顿时觉得地图上的数字太可怕了——那些百分比对于军队来说只是胜负的概率,可对个人而言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性命呀!过了一阵,309团的军官们来开会了。因为前几天的损失太大,今天到会的只有两个副营长和七八个正副连长。陈永思团长说:“这一次,我准备战死疆场,王老兄和蔡老弟是生死朋友,他们特意赶到这里与我共患难,你们愿不愿意陪我一起死?”营长连长们都说愿意死。王光炜安慰大家:“打了胜仗就不会死”。根据他的解释,日军已经筋疲力尽、肯定挡不住五个波次的攻击。如果我军第一、二波接近阵地后坚决顶住不后退,第三波就能够站稳阵脚,等第四波到达的时候,战局就赢定了——他还说这是法国拿破仑的打法,绝对没有问题。王光炜说:古代孙武子吴宫练兵,妇女尚且能上阵杀敌,何况我们这些男子汉。大家要精忠报国,致死地而后生。并且宣布:“在战斗中,如果哪位兄弟发现我临阵退缩,可以打死我而不算犯法;反过来,如果你们有谁畏缩不前,同样枪毙,绝不宽恕……”接着,王光炜又当着大家的面给各部队打电话,约定第二天拂晓前发起攻击。要求战斗开始后,协同进攻的各团首先实施佯攻、掩护309团的突击队,当309团的第三波(王光炜本人在这一波突击队)冲进敌阵地时,打出三发红色信号弹,其他各团随即转入主攻,一举攻克长岭岗。军官们开会的时候,蔡智诚也坐着旁听。他觉得经过陈永思的精确计算、再经过王光炜的科学布置,打赢这一仗完全没有问题,心里十分踏实。散会以后,蔡新兵被安排去游湘江的那个连。从团部出来,游连长就开始埋怨:“哎呀哎呀,你来这里干什么哟?”,再看到蔡智诚肩上的喷火枪,更是叫苦不迭:“哎呀呀,你怎么扛这个背时的东西!”“怎么啦?这是新式武器呀”“武器是新式的,可惜射程短啊。要和敌人抵拢了才能开火,你说,叫我怎么保护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