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11

[57]《幕末维新史料集成》第2卷，外务省编：《大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58]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86—87页。[59]同上书第64页。[60]同上书第65—74页。[61]坂本龙马出身商人、乡土，本是土佐藩尊攘派领导人，“8月18日政变”后逃离本藩，依附萨摩藩。后在长崎建立称为“社中”(社团)的政治性商业组织，经营海运，以后发展为海军兼海运业的“海援队”，为西南各藩“割据富强”作出贡献。1867年海援队得到萨摩藩的认可，翌年10月坂本被幕吏暗杀，海援队也告解散。[62]中冈慎太郎出身地主、乡士，参加武市瑞山领导的勤王党，后又组织土佐藩讨幕的陆援队。“8月18日政变”后．以长州为据点，继续反幕，1867年被幕吏暗杀。[63]远山茧树：《明治维新》第174页。[64]《岛津家国事鞍掌史料》，引自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第244页，东大出版会，1954。[65]田中彰：《幕府的崩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330一332页。[66]田中彰：《幕末萨长交易的研究》，《史学杂志》69篇，第4号。[67]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中译本第505—506页。[68]久扳玄瑞：《解腕痴言》，引自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第205页。[69]《防长回天史》，卷6。[70]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中译本第504页。第十四章 清代中日文化的交流第一节 中日贸易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日贸易德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公元1644年(正保4没)明朝灭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末予答应。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公元1685年(贞享2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公元1685年)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注1]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舟山群岛，横断东海， 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中贸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公元1637年(宽永14年)起，规定中国商人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公元1666年(宽文6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这种街道称为“宿町”。公元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跟昔日一样，僧侣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僧很少，赴日的明清僧却很多。除僧侣外，还有不少亡命日本的明朝遗臣，据统计达62人。[注2]当初中国僧大多到长崎，住在“唐三寺”里。唐三寺是指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寺院是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所建，所以寺院住持必须是中国僧，由南京、潭州、福州三地名刹派僧担任。当初兴福寺开山为真圆，福济寺开山为觉海，祟福寺开山为超然。他们将明清文化带到日本。在亡命日本的明遗臣中，有何倩、林上珍、顾卿、张斐、朱舜水、陈元斌等，朱、陈二人给日本文化的影响更大。朱舜水(公元1600年—公元1682年)，明末清初爱国进步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楚屿。明末与舟山守将王翅等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58年参加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北伐，攻长江下游诸城。公元1659年郑成功败后，亡命日本。公元1659至公元1665年在长崎讲学，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公元1665年移居江户，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朱舜水治学重实际效用，反对宋儒脱离实践“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日本有一定影响。公元1682年病逝江户，葬于常陆(今茨城县)，日本学者私说文恭先生。其著作由门人辑集、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注3]陈元（上斌下贝）(公元1587年—公元1671年)，浙江余抗人，元和7年(公元1621年)随商船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的幕宾。他在日本与诸名士结交，在日本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宽文11年(公元1671不)卒于名古屋。陈元（上斌下贝）长于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瓷器，后人称“元（上斌下贝）烧”[注4]。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盲文学，广收门徒，形成“长崎派”。获生狙株就是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长崎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日本人向到长崎的国人索诗文书画，或托便船赠诗给中国人，有的专程赴长崎，以同中国客商笔谈为乐，甚至认为到长崎便靠近中国而引为快事。[注5]日本人民对待清商很友好，据传至今在长崎的中岛河畔还留下当年修建的一座“常明灯船”，上面刻着“唐船航海安全”字样，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商船的祝愿。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传入一、学问的考证风中国朱子学到清代已经衰落，顾炎武反对空谈理论、不务实际的学风。阎若瑰、戴震、钱大听、段玉裁等也主张多务实际。这个考证学派的作风流传日本。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古学和国学。日本考证学派先驱者新井白石，将军德川家宣时参与幕政。他仿效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日本文物制度，详考其源流沿革，著成《经邦典例》一书，还著有《读书余论》、《藩翰谱》、《古史通入《同文通考》、《东雅》等，充分发挥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精神。新井以后有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皆川棋园、山本北山、龟田鹏斋、村濑拷亭、太田锦城等考证学者。锦城著有《论语大疏》、《九经谈》，他曾说“得明人之书百备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推崇考证学备至。狩谷披斋也崇拜考据学，他的书斋名“实事求是书屋”是采用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一语。考证风还影响小说界，山东京传和拢泽马琴对小说进行烦琐考证。医学界后藤民山、山胁东洋、吉益东洞等主张古医术。二、历史学朱熹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写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从名分论的观点把伦理政治分为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夷狄、王道与霸道之别。这种大义名分论思想对日本史学影响极大，林罗山的《本朝编年录》(即《本朝通鉴》)就是一例。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大义名分论的指导下编纂了《大日本史》。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的《日本外史》22卷和《日本政记》16卷都受清赵冀《二十二史创记》、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钱大听《二十二史考异》等名分论的影响。在史学观点方面，赵翼的“地气论”和“地势论”也成为日本史学家的地气地势论(以地理条件为历史发展主要因素的理论)的渊源。日本史学在体裁上也模仿中国。如中山利质的《楠木志》(叙述南北朝时代武将捕木正成的忠义事迹)是受清代张鹏韶《忠武志》的影响；冈本韦安的《万国史记》是模仿魏源的《海国图志》。又如羽仓简堂仿赵翼著《温史创记》。这些著作在明治维新前所起作用都很大。三、汉籍的翻译与出版中国清代康、乾两朝的文化出版事业繁荣，巨型著作如《佩文韵府》、《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等陆续传到日本，成为治学的参考文献。日本在清人著作的影响下，也编了大型类书和丛书，如山冈明阿撰《类聚名物考》，墒保己一撰《群书类从》530卷和《续群书类从》1150卷。日本还翻译了许多清人著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深见玄岱父子译《大清会典》。吉宗也搜集幕府初期以来法典、法令、沼书编成《法度书》15册。享保4年(公元1719年)清世祖顺治颁布的《六喻衍义》传入日本，吉宗令获生祖抹加训点，室鸦巢译成日文，成为民间的教科书。《朱子家训》在日本流传很广，作为习字帖或挂轴出版。魏源的《海国图志》于公元1850年传日，公元1854年出版该书美国部分的译本就有7种。其他英、俄、法等国部分先后译成10多种单行本。汉文原本或翻印或训点，广为流传。据统计，江户昌平校及圣堂官版翻印的书籍，自周至清共有193部，其中清人著作有40部。地方各藩出版的汉籍，自天保(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至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共有50种，例如加贺藩的《钦定四经》、仙台藩的宋版《春秋左传》、津藩的《资治通鉴》、熊本藩的《尚书正义》等。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传人一、医药学德川时代中国医学传入日本是与黄渠宗僧侣分不开的。他们有许多人懂医术药学，如心越、独立都懂医术。独立传治痘术于池由正直、北山道长等人。正直之孙瑞仙为医官，负责痘科。道长为大坂名医，著《北山医录》。中国医生陈明德和王宁宇两人，公元1627年先后到长崎行医。陈明德著作有《心医录》。王后居江户，日人从学者众，成为一大医派。德川吉宗招聘中医多人来日，以陈振先和朱子章最著名。陈振先采集药草160种，著《陈振先药草功能书》。公元1803年后，胡兆新来日，传授尤在经的《伤寒贯珠集》。杨西亭传授治疗密病和疡病的医术。在药学方面，庆长12年(公元1607)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它献给幕府。长崎的本草学家有向井元升和卢草硕两人。向井编成《庖厨备用大和本草》13卷，后贝原益轩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大和本草》16卷。卢是日籍华人，祖传本草学，长崎的福出德润向他学本草，后撰《药性集要》。福山弟子有稻生若水，确立日本的本草学。若水弟子有松冈恕庵、野吕元丈、丹羽正伯等人。恕庵弟子有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48卷，所载凡1882种，日本的本草学到此时集其大成。二、地理学日本的地理学知识是从清朝学者的地理著作中获得的，如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瑰的《四书释地》、宋翔凤的《四书释地辨证》及《水经》。这些对中国古代地理作详细考证的学术著作，促进了日本地理学的进步。日本人在研究地理时，清朝地理学专著成为的参考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按禹的《读史方舆要》、马征腮的《历代沿革地图》、吕输的《历史事迹图》、乾隆救撰《皇舆西域图志》等。日本人还将中国的地图集翻印出版，如岸田香的《中外方舆全图》是清人胡林翼等撰《清一统舆地图》的翻版。长久保赤水(公元1717年—公元1801年)是德川中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他花了20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舆地路程全图》，据说是根据清朝出的原图。天保15年(公元1844年)再版的赤水的另一著作《新制舆地图》，从附录的固说知道，也是根据清人带来的原图。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记述世界形势的地理书，它在日本流颇广。日本人从此书获得了关于西方的许多地理知识，对日本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佐人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横小楠等志士都因读了魏源这部书得到启发，由攘夷到开国，积极习西方，献身子明治维新。[注6]三、数学与天文历法德川时代从中国传入不少有关数学与天文历法的书籍。明?徐光启《西洋新法历书》(清?朱白霍校)、清?程世禄《西洋算法全》两书传入日本，对日本天文数学方面影响很大。公元1733年，建彦次郎贤弘和中根丈右卫门玄圭译清人梅文鼎《历算全书》。明清初福建人游艺《天经或问》，由西川正休等译出。此书记述西方天文学，间接给日本传来西方天文学知识。康熙官修的《历象考成》流传日本，德川后期的地理学家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是由此提高学术水平的。公元1684年涩川春海(即安井算哲，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日本第一部自己的历法“贞享历”。晚年他还写了《文琼统》8卷，此书受清初黄鼎《管窥辑要》和游艺《天经或问》的影响。德川前期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8年—公元1672年)根据元?朱世杰《算学启蒙》和明?程大信《算法统宗》，于1627年写成《尘劫记》。此书是将深奥的中国数学按当时日本的实际水平写成的数学入门书。《尘劫记》至明治时代发行了300种版本，成为算术书异名。第四节 文艺与宗教的传人德川时代，汉诗文不象以前宫廷和禅林文学那样发达，研究汉诗文的人只是儒家，汉诗文只在“堂上人”(朝廷公卿)和僧侣之间流行。康熙宫修的《佩文韵府》是日本人写诗的依据。宽政年间(公元1789年—公元1800年)传入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读本》，官私学校都把它作为教科书，约有20种版本。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选》、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吕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选》也都传入日本，然而，德川时代因市民阶层兴起，明清小说戏曲即通俗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明清时代中自小说创作繁荣，输入日本的小说种类很多，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桓言》、《今古奇观》、《水济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桃花扇》、《世说新语》、《剪灯新话》、《西厢记》等等。其中《水浒传》特别风行，选译本达11种之多，受到武士们的爱读。除选译本外，还有“翻案本”(模拟作品)，如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10卷、伊丹椿春的《女水浒传》4卷，僧空阿的《诙谐水浒传》10卷、好花堂的《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这种“翻案本”，即将国内外小说(戏曲)内容情节，换以日本的时代背景和人名地名，加上自己的构思改写的文艺。如沧泽马琴的《男总里见八犬传》就是把《水济传》108将故事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出色著作(53卷)。宝历(公元1751年—公元1762年)至天明、宽政(公元1781年—公元1800年)的约50年间，日本盛行歌舞饺。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盯时代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参见第七章)。二、绘画书法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代，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代南宗画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代替过去的浓彩重墨。宽文12年(公元1672年)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众7年(公元1710年)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15年(公元1702年)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给宗彝》(1607)。宽延元年(公元1748年)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享保5年(公元1720年)以来，精通南面的商人伊字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字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公元1723年—公元1776年)和与谢芜地(公元1716—公元1783年)两人。他们开创日本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栓，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公元1731年到长崎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到京都，大扳。黄劈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斌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征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荷周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陶瓷器方面。公元1833年清人朱淡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色袖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公元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代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缕、缎子、蠕子、缚珍、绢纳、纱续、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桶、缎子、缮子、细续、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故称唐织。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劈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3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汇选》。此书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被翻印出版。黄劈山万福寺15、18代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公元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四、黄荣宗的传入从室町时代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代，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请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川初年，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劈山隐元隆琼(公元1592年—公元1673年)之名，便向幕府推荐，4次招隐元前往。隐瞻元于承应3年(公元1654年)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已63岁。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代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1]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5]让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669一670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6]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24—37页，1987。第十四章 清代中日文化的交流第一节 中日贸易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日贸易德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公元1644年(正保4没)明朝灭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末予答应。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公元1685年(贞享2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公元1685年)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注1]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舟山群岛，横断东海， 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中贸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公元1637年(宽永14年)起，规定中国商人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公元1666年(宽文6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这种街道称为“宿町”。公元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跟昔日一样，僧侣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僧很少，赴日的明清僧却很多。除僧侣外，还有不少亡命日本的明朝遗臣，据统计达62人。[注2]当初中国僧大多到长崎，住在“唐三寺”里。唐三寺是指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寺院是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所建，所以寺院住持必须是中国僧，由南京、潭州、福州三地名刹派僧担任。当初兴福寺开山为真圆，福济寺开山为觉海，祟福寺开山为超然。他们将明清文化带到日本。在亡命日本的明遗臣中，有何倩、林上珍、顾卿、张斐、朱舜水、陈元斌等，朱、陈二人给日本文化的影响更大。朱舜水(公元1600年—公元1682年)，明末清初爱国进步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楚屿。明末与舟山守将王翅等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58年参加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北伐，攻长江下游诸城。公元1659年郑成功败后，亡命日本。公元1659至公元1665年在长崎讲学，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公元1665年移居江户，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朱舜水治学重实际效用，反对宋儒脱离实践“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日本有一定影响。公元1682年病逝江户，葬于常陆(今茨城县)，日本学者私说文恭先生。其著作由门人辑集、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注3]陈元（上斌下贝）(公元1587年—公元1671年)，浙江余抗人，元和7年(公元1621年)随商船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的幕宾。他在日本与诸名士结交，在日本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宽文11年(公元1671不)卒于名古屋。陈元（上斌下贝）长于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瓷器，后人称“元（上斌下贝）烧”[注4]。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盲文学，广收门徒，形成“长崎派”。获生狙株就是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长崎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日本人向到长崎的国人索诗文书画，或托便船赠诗给中国人，有的专程赴长崎，以同中国客商笔谈为乐，甚至认为到长崎便靠近中国而引为快事。[注5]日本人民对待清商很友好，据传至今在长崎的中岛河畔还留下当年修建的一座“常明灯船”，上面刻着“唐船航海安全”字样，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商船的祝愿。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传入一、学问的考证风中国朱子学到清代已经衰落，顾炎武反对空谈理论、不务实际的学风。阎若瑰、戴震、钱大听、段玉裁等也主张多务实际。这个考证学派的作风流传日本。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古学和国学。日本考证学派先驱者新井白石，将军德川家宣时参与幕政。他仿效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日本文物制度，详考其源流沿革，著成《经邦典例》一书，还著有《读书余论》、《藩翰谱》、《古史通入《同文通考》、《东雅》等，充分发挥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精神。新井以后有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皆川棋园、山本北山、龟田鹏斋、村濑拷亭、太田锦城等考证学者。锦城著有《论语大疏》、《九经谈》，他曾说“得明人之书百备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推崇考证学备至。狩谷披斋也崇拜考据学，他的书斋名“实事求是书屋”是采用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一语。考证风还影响小说界，山东京传和拢泽马琴对小说进行烦琐考证。医学界后藤民山、山胁东洋、吉益东洞等主张古医术。二、历史学朱熹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写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从名分论的观点把伦理政治分为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夷狄、王道与霸道之别。这种大义名分论思想对日本史学影响极大，林罗山的《本朝编年录》(即《本朝通鉴》)就是一例。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大义名分论的指导下编纂了《大日本史》。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的《日本外史》22卷和《日本政记》16卷都受清赵冀《二十二史创记》、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钱大听《二十二史考异》等名分论的影响。在史学观点方面，赵翼的“地气论”和“地势论”也成为日本史学家的地气地势论(以地理条件为历史发展主要因素的理论)的渊源。日本史学在体裁上也模仿中国。如中山利质的《楠木志》(叙述南北朝时代武将捕木正成的忠义事迹)是受清代张鹏韶《忠武志》的影响；冈本韦安的《万国史记》是模仿魏源的《海国图志》。又如羽仓简堂仿赵翼著《温史创记》。这些著作在明治维新前所起作用都很大。三、汉籍的翻译与出版中国清代康、乾两朝的文化出版事业繁荣，巨型著作如《佩文韵府》、《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等陆续传到日本，成为治学的参考文献。日本在清人著作的影响下，也编了大型类书和丛书，如山冈明阿撰《类聚名物考》，墒保己一撰《群书类从》530卷和《续群书类从》1150卷。日本还翻译了许多清人著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深见玄岱父子译《大清会典》。吉宗也搜集幕府初期以来法典、法令、沼书编成《法度书》15册。享保4年(公元1719年)清世祖顺治颁布的《六喻衍义》传入日本，吉宗令获生祖抹加训点，室鸦巢译成日文，成为民间的教科书。《朱子家训》在日本流传很广，作为习字帖或挂轴出版。魏源的《海国图志》于公元1850年传日，公元1854年出版该书美国部分的译本就有7种。其他英、俄、法等国部分先后译成10多种单行本。汉文原本或翻印或训点，广为流传。据统计，江户昌平校及圣堂官版翻印的书籍，自周至清共有193部，其中清人著作有40部。地方各藩出版的汉籍，自天保(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至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共有50种，例如加贺藩的《钦定四经》、仙台藩的宋版《春秋左传》、津藩的《资治通鉴》、熊本藩的《尚书正义》等。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传人一、医药学德川时代中国医学传入日本是与黄渠宗僧侣分不开的。他们有许多人懂医术药学，如心越、独立都懂医术。独立传治痘术于池由正直、北山道长等人。正直之孙瑞仙为医官，负责痘科。道长为大坂名医，著《北山医录》。中国医生陈明德和王宁宇两人，公元1627年先后到长崎行医。陈明德著作有《心医录》。王后居江户，日人从学者众，成为一大医派。德川吉宗招聘中医多人来日，以陈振先和朱子章最著名。陈振先采集药草160种，著《陈振先药草功能书》。公元1803年后，胡兆新来日，传授尤在经的《伤寒贯珠集》。杨西亭传授治疗密病和疡病的医术。在药学方面，庆长12年(公元1607)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它献给幕府。长崎的本草学家有向井元升和卢草硕两人。向井编成《庖厨备用大和本草》13卷，后贝原益轩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大和本草》16卷。卢是日籍华人，祖传本草学，长崎的福出德润向他学本草，后撰《药性集要》。福山弟子有稻生若水，确立日本的本草学。若水弟子有松冈恕庵、野吕元丈、丹羽正伯等人。恕庵弟子有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48卷，所载凡1882种，日本的本草学到此时集其大成。二、地理学日本的地理学知识是从清朝学者的地理著作中获得的，如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瑰的《四书释地》、宋翔凤的《四书释地辨证》及《水经》。这些对中国古代地理作详细考证的学术著作，促进了日本地理学的进步。日本人在研究地理时，清朝地理学专著成为的参考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按禹的《读史方舆要》、马征腮的《历代沿革地图》、吕输的《历史事迹图》、乾隆救撰《皇舆西域图志》等。日本人还将中国的地图集翻印出版，如岸田香的《中外方舆全图》是清人胡林翼等撰《清一统舆地图》的翻版。长久保赤水(公元1717年—公元1801年)是德川中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他花了20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舆地路程全图》，据说是根据清朝出的原图。天保15年(公元1844年)再版的赤水的另一著作《新制舆地图》，从附录的固说知道，也是根据清人带来的原图。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记述世界形势的地理书，它在日本流颇广。日本人从此书获得了关于西方的许多地理知识，对日本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佐人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横小楠等志士都因读了魏源这部书得到启发，由攘夷到开国，积极习西方，献身子明治维新。[注6]三、数学与天文历法德川时代从中国传入不少有关数学与天文历法的书籍。明?徐光启《西洋新法历书》(清?朱白霍校)、清?程世禄《西洋算法全》两书传入日本，对日本天文数学方面影响很大。公元1733年，建彦次郎贤弘和中根丈右卫门玄圭译清人梅文鼎《历算全书》。明清初福建人游艺《天经或问》，由西川正休等译出。此书记述西方天文学，间接给日本传来西方天文学知识。康熙官修的《历象考成》流传日本，德川后期的地理学家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是由此提高学术水平的。公元1684年涩川春海(即安井算哲，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日本第一部自己的历法“贞享历”。晚年他还写了《文琼统》8卷，此书受清初黄鼎《管窥辑要》和游艺《天经或问》的影响。德川前期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8年—公元1672年)根据元?朱世杰《算学启蒙》和明?程大信《算法统宗》，于1627年写成《尘劫记》。此书是将深奥的中国数学按当时日本的实际水平写成的数学入门书。《尘劫记》至明治时代发行了300种版本，成为算术书异名。第四节 文艺与宗教的传人德川时代，汉诗文不象以前宫廷和禅林文学那样发达，研究汉诗文的人只是儒家，汉诗文只在“堂上人”(朝廷公卿)和僧侣之间流行。康熙宫修的《佩文韵府》是日本人写诗的依据。宽政年间(公元1789年—公元1800年)传入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读本》，官私学校都把它作为教科书，约有20种版本。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选》、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吕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选》也都传入日本，然而，德川时代因市民阶层兴起，明清小说戏曲即通俗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明清时代中自小说创作繁荣，输入日本的小说种类很多，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桓言》、《今古奇观》、《水济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桃花扇》、《世说新语》、《剪灯新话》、《西厢记》等等。其中《水浒传》特别风行，选译本达11种之多，受到武士们的爱读。除选译本外，还有“翻案本”(模拟作品)，如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10卷、伊丹椿春的《女水浒传》4卷，僧空阿的《诙谐水浒传》10卷、好花堂的《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这种“翻案本”，即将国内外小说(戏曲)内容情节，换以日本的时代背景和人名地名，加上自己的构思改写的文艺。如沧泽马琴的《男总里见八犬传》就是把《水济传》108将故事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出色著作(53卷)。宝历(公元1751年—公元1762年)至天明、宽政(公元1781年—公元1800年)的约50年间，日本盛行歌舞饺。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盯时代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参见第七章)。二、绘画书法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代，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代南宗画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代替过去的浓彩重墨。宽文12年(公元1672年)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众7年(公元1710年)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15年(公元1702年)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给宗彝》(1607)。宽延元年(公元1748年)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享保5年(公元1720年)以来，精通南面的商人伊字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字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公元1723年—公元1776年)和与谢芜地(公元1716—公元1783年)两人。他们开创日本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栓，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公元1731年到长崎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到京都，大扳。黄劈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斌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征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荷周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陶瓷器方面。公元1833年清人朱淡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色袖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公元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代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缕、缎子、蠕子、缚珍、绢纳、纱续、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桶、缎子、缮子、细续、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故称唐织。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劈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3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汇选》。此书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被翻印出版。黄劈山万福寺15、18代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公元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四、黄荣宗的传入从室町时代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代，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请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川初年，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劈山隐元隆琼(公元1592年—公元1673年)之名，便向幕府推荐，4次招隐元前往。隐瞻元于承应3年(公元1654年)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已63岁。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代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1]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5]让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669一670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6]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24—37页，1987。第十五章 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第一节 明治政府的成立—、农民起义与市民暴动德川幕府末期，农民反对幕府封建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至庆应年间(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斗争发展为暴动，并与市民暴动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1866年5月初，大阪近的西宫(今兵库县东南)发生了贫民捣毁米店、袭击武士的暴动。接着扩大到兵库、滩、池田、伊丹等市镇。5月中旬又扩大到大坂。参加暴动的1万多名大坂市民群众，在各条街上呐喊着袭击米店和酒店。群众斗争情绪激昂，不顾幕府的镇压，在街上张贴写给老中的匿名信说：“现在要么把我们消灭，要么就把米价降到3百文(1升时价7百文)。如这两件事都不能办到，就把全市化为焦土。”[注1]当他们被捕时，坚决果敢地向审问他们的大坂官吏指出：引起这次暴动的祸首就是将军。当时萨摩藩在大颐的藩吏木场传内曾把这情况详报在京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认为：“民心已离将军，幕府何足惧！”[注2]从5月底到6月初，江户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市民暴动。5月28日，品川首先发生暴动，很快发展到芝、赤扳、四谷，又波及神田、本所，到6月5日暴动席卷整个江户。暴动群众在各条街上组成队伍行进，捣毁米店、酒店、当铺、洋货店和富商住宅。町奉行所(江户市政署)的大门被贴上“政治已经卖完”的讽刺性匿名信。幕府统治权力在几天里陷入瘫痪状态。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相呼应。6月7日武藏川越的木匠要求降低米价，掀起“改革世道”的暴动。6月13日，秩父郡名栗村的农民要求降低米价和利息。烧掉典当土地文书、归还当品，发动了“改革世道”的起义。各村农民群起响应。14日，起义群众在饭能会会，捣毁四家米店。暴动很快席卷了青梅、川越等地。起义者打着“改革世道”、“为救日本穷民”的旗帜，拿着印有“国内各地太平”的灯笼，袭击、捣毁横滨商人的米店和高利贷专的住宅。在秩父大宫，农民捣毁官衙和监狱，释放囚犯，烧掉土地清册，砸毁枪支，把大炮扔到井里，并冲进当铺当场发还抵押品，销毁当票。几天之间起义席卷武藏、上野两藩，有10万多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同时奥州的信夫、伊达两郡(今福岛市附近)也爆发了“改革世道”的起义。据统计，公元1866年爆发农民起义106起，市民暴动35起“，是整个德川时代爆发起义次数最多的一年。起义地区北起奥羽，南至九州，遍及全国。从公元1867年8月底起，全国各地爆发了“可好啦?!”的群众云动。运动首先从名古屋开始。当时名古屋地方发生了伊势神宫天降神符的传说，市民把它看成是一种“变天”的瑞兆。人们穿上华丽衣服，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吹笛打鼓弹三弦，成群结队地反复唱着“可好啦?!”“可好啦?!”的歌，狂舞街头。接着，这个运动席卷京都、大坂、江户、横滨等地。幕府各藩严加禁压无效。群众闻进地主富商宅院，迫使其摆出酒席；有的捣毁他们的家财衣物或把它散发给过路居民。群众把这种不愁衣食的日子称作“神代”。这个运动虽然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但具有市民暴动的因素。狂舞时的打扮与活动是无视幕府统治，反映群众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不仅震撼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其锋芒还指向西洋人。公元1866年9月，江户市内的贫民高喊：“我们这样贫困，就是因为洋人到来物价上涨。”他们还袭击了正在散步的美国公使。[注4]公元1867年11月，江户郊外德丸原的农民起义，不仅反对幕府征用民地开辟练兵场，而且袭击了与幕府勾结、横行霸道的法国军事教官。公元1867年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次数虽比上年有所减少，但群众反对幕府的改革、要求变革现实的思想的成长及近代民主精神的萌芽，都是前所未有的。二、第二次征长的失败幕府为消灭倒幕势力；不顾财政贫困，以摄津、河内、播磨的年贡为担保，向大胶、兵库、西宫的商人赋课7百万两作为军费，在“万民怨愤”声中发动了第二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公元1865年5月，将军家茂由陆路从江户到大坂亲自指挥，以纪州藩主德川茂承为先锋总督，军舰炮击长州藩周防沿岸。这次征长与第一次不同，幕府毫无胜利把握。当时萨摩藩已和长州藩订立同盟，不仅拒绝派兵，还同其他藩联名要求取消第二次征长战役。诸藩也对这次出兵感到不满。加之军队除一部分受过新式训练外，大部分是旧装备。长州藩军受大村益次郎“西洋阵法”训练，因此战争首先对幕府不利。其次，幕府军队还受后方之敌威胁。第一次吹征长战争后，大吸附近地区农民起义规模很大，大阪、江户还发生了捣毁运动。公元1866年6月7日，幕军从安艺、石见、小仓三方面开始攻击。另有幕兵、松山藩兵开往周防的大岛登陆，但被击退。战区内农民本对幕府不满，乘机反抗。石见国(今岛根县)农民首先起义，银山代官弃职逃走。起义农民协助长州军打败幕府军，追击幕府败兵。同年8月，滨田藩、小仓藩和川越藩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袭击了当地豪农、豪商和村吏。农民起义军和市民暴动搅乱了幕府征长军的根据地，使幕府军腹背受敌而败。长州藩军虽兵力很弱，四面迎敌，但因得到起起义农民及市民的支持，士气旺盛，到处获胜。正当幕府军接连战败之际，将军德川家茂于公元1866年7月20日在大坂病死。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想依靠法国的军事援助挽回败局。但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及幕军根据地小仓被长州军占领，参战各藩都要求撤兵，第二次征长终以幕府失败告终。群众起义和征长战争的失败，动摇了幕府统治。将军庆喜为摆脱危局，在法国公使罗休(L．Roches)指导下进行重大改革：一，军事上废除旧机构，征募农民、市民建立新式步兵，聘用法国军事教官团，开办军官学校，着手建立近代常备军。并向法国借款6百万美元，购买军舰、兵器，以北海道的矿山作担保。二，政治上改革老中制度，分幕府为五局，各老中分掌一局，由首席老中统辖全国政务，以期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机构。三，经济上设立法国和日本合办的公司，垄断生丝输出和建造铁路等。然而这时幕府已完全丧失民心，群众斗争加剧，幕府改革，只是挣扎而已。三、武力倒幕公元1867年长州及萨摩藩的倒幕派为推翻幕府，朝着“举兵倒幕”方向迈进。其他各藩也有主张武力倒幕的志士活跃，土佐藩板垣退助(公元1837年—公元1919年)就是突出的一个。板垣以乡士和上层农民为主组织了类似奇兵队的军队，公元1867年5月，在中冈慎太郎的策动下，他在京都会见了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公元1827年—公元1877年)。按照两人的协议，板垣不顾土佐藩主的意见，决定率土佐志士参加倒幕同盟，并进行起兵准备。由于宫廷内佐幕派的中心孝明天皇在公元1866年12月25日病故，15岁的太子睦仁(即明治)于1867年1月即位，宫廷的形势非常有利于倒幕派。以岩仓具视(公元1825年—公元1883年)为首的宫廷倒幕派，在宫廷中积极进行倒幕活动，并和远在九州大宰府的三条实美[注5]取得联系。于是，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为代表的萨长倒幕派领导核心正式形成。木户、大久保和西乡，并称“维新三杰”，是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木户孝允(公元1833年—公元1877年)出身长州藩士，在幕末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曾与高杉晋作等一起主持长州藩政，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公元1867年木户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一起拟定举兵倒幕的计划，发布“王政复古”命令，建立了明治政府。明治维新后，木户孝允历任新政府的征士、总裁局顾问、参议等职，位居领导核心。他积极极提倡推行“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公元1871年，木户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出访欧美12个国家。回国后成为明治政府领导层中最开明的人物之一，在日本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与木户齐名的大久保利通(公元1830年—公元1878年)出身于萨摩藩士，幕末曾参与藩政改革，是武力倒幕、“王政复古”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明治维新后历任参与、参议、大藏卿、内务卿等职。1871年与木户孝允同为岩仓使节团副使出访欧美各国。回国后，反对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留守政府的“征韩论”，主张“内治优先”。此后掌握了明治政府的领导权，积极推行各项资产阶级改革，镇压士族叛乱，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1878年被士族分子暗杀。西乡隆盛(公元1827年—公元1877年)出身下级武士，最初作为尊王攘夷派的志士参加反对幕府的政治活动，后来转变为武力倒幕派的主将。西乡有军事天才，公元1869年1月3日作为军事顾问和参谋长，指挥了鸟羽、伏见之役，消灭了幕府的军事实力。同年5月又只身赴江户，与幕府大臣胜念舟会谈，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以不流血的方法使幕府投降。新政府建立以后，历任参议、陆军元帅、陆军大将、近卫军都督等要职，参与新政府的各项资产阶级改革。但西乡在最后阶段思想消极保守，同情被明治政府逐步取消特权而不满的多数下级武士，反对强制剥夺土族兄弟的4f权，终于辞官还乡。1877年武装叛变，发动了西南战争。最后败死于鹿儿岛的城山。以上述维新三杰为核心的倒幕派，一致主张武力倒幕。支持武力倒幕的有萨、长与其他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以及部分京都贵族(公卿)和地主资产阶级。四、“奉还大政”公元1867年10月，以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公元1827年—公元1872年)及其后藤象二郎(公元1838年—公元1897年)为代表的妥协派，提出了一项与武力倒幕相对立的“奉还大政”的方针。支持和倾向这项方针的有幕府的部分官吏以及萨摩安艺(今广岛县)等藩的上级武士。山内和后藤两人提出妥协方针并非偶然。1867年6月，后藤象二郎和坂本龙马同船从长崎去京都时，扳本曾向后藤提出建立新国家的八条基本方案，即“船中八策”[注]。可是后藤接过这个方案后，按照自己的妥协思想加以纂改，即主张幕府将军把现在握有的统治权名义上奉还天皇，而在天皇之下设立一个由将军担任议长的“列侯会议”来掌握实权。不同意武力倒幕。山内等的“奉还大政”方针即以此为前提。他认为这是使德川氏奉还大政，将他从灭亡中挽救出来、思义两全的良策。[注7]与此相反，土佐藩的军务总裁、已加入武力倒幕同盟的板垣退助则强调提出：“奉还政权之名虽美，却属空话。德川氏既然在马上得天下，如不在马上把它夺回，就不能打倒数百年来的霸业。”[注8]山内不但不听，反而大骂板垣的说法是“暴论”，并立即罢免了板垣的军事职务。然后命令后藤写成“奉还大政”的建议书去京都活动，以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1867年10月3日后藤等在京都到处碰壁之后，只好以自己一个藩的名义向幕府提出“奉还大政”的建议书。在萨、土倒幕派的影响和促进下，长州倒幕派，特别是受豪农富商支持的奇兵队等都坚决主张讨幕。公元1867年9月18日，大久保等与长州藩倒幕派木户孝允等会见，研究出兵讨幕问题。同年9月18日，萨、长签订了共同出兵盟约。20日，艺州藩也参加了这个盟约。10月8日，萨、长、艺三藩倒幕派的首脑在京都开会，通过了坚决实行举兵倒幕的决议。与此同时，约有1千2百名萨摩藩兵从海路陆续到达长州藩待命。然而武力倒幕派不敢公开揭露幕府的罪恶，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只是根据1863年8月18日政变失败的经验，感到必须把天皇确实掌握在自己一派手里。于是让倒幕派公卿作好准备，好让天皇向长州、萨摩两藩发出讨伐幕府的密令，以此证明其行动的合法。14日清晨，由于岩仓的活动，以天皇的名义发出“戮贼臣庆喜”的“讨幕密沼”。将军德川庆喜发觉有人正在举兵倒幕，表示接受山内容堂的建议，企图在形式上让天皇执政，而自己在天皇之下掌握实权。于是庆喜在天皇发下讨幕密沼的同一天，即公元1867年11月9日上奏要求把政权“奉还”给天皇。第二天朝庭批准了这一请求。19日庆喜正式向朝廷提出辞去将军职务。五、“王政复古”的政变“大政奉还”使倒幕派失去了出师的名义，参加武力倒幕的不坚定分子认为出兵已无必要。妥协派山内容堂非常高兴，认为实现公议政体(列侯会议)的时机已到，加紧进行活动。但顽固的幕府高级官吏坚决反对，在大坂集中陆海军部队，妄图用武力继续维持政权。木户、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识破了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阴谋，更坚定了武力倒幕的决心。他们利用京阪地方爆发“可好啦?!”群众运动梆的有利时机，集结与部署兵力。公元1867年11月3日在京都的萨摩、长州、安艺三藩藩士决定联合举兵，并请求朝廷下达讨幕的诏书。4日岩仓具视秘密上奏了意见书《王政复古议》。到11月底，萨、长、艺三藩大军集结在京胶神地方，摆开了和幕府决战的阵势。幕府对倒幕派的活动采取压制手段。11月15日暗杀了倒幕志士板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形势日益紧张，斗争也愈趋尖锐。大久保利通鼓励动摇的倒幕派公卿增强信心，并以护身为名发给他们手枪。12月初，大久保、岩仓等决定在12月9日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12月8日岩仓召集萨摩、尾张、越前、安艺、土佐王藩的重臣，秘密传达了根据“天皇意旨”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的计划，令各藩主协助，同时，大久保、西乡写信给岩仓具视指出：实行决战，死中求生，乃当前之急务。”[注9]如不迫使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就要“违背公论”[注10]这些话说明了只有打倒德川庆喜才有出路。这也是警告岩仓要坚决果敢行动；并要求他深思熟虑，“务使最初之政令不发生错误为第一要事。”[注11]倒幕派由于有了内战的充分准备，作了周密的布置，所以掌握了时局的主动权，顺利地执行政变的计划。12月9日(阳历1868年年1月3日)晨，岩仓具视等觐见天皇，上奏实行“王政复古”大策。同时按预定计划，名古屋、福井、高知、广岛、萨摩五藩藩兵已在西乡隆盛指挥下包围皇宫禁戒。当天下午，由年仅16岁的睦仁出面，召开有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参加的御前会议，断然实行宫廷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告为“王政革古，挽回国威”，诸事回复“神武创业之始”。剥夺德川庆喜的将军职和委任政务；废除摄政、关白、幕府等制度；哲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注12]，为新政权的枢要。成立以天皇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内外政务，确定“一洗旧弊”、“广开言路”、“登用人才”、“百事一新”等施政方针。还宣布三职政府的组织系统和官员名单，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总裁。“王政复古”是日本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领导的，有萨、土、艺、尾、越五藩主和部分藩士及岩仓具视、三条实在美等公卿参加的宫廷政变。“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所产生的三职政府是改良派、大名、公卿的松散的联合，没有统一的意志，更没有实际的政治效果，只是宣布一下京都的天皇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日本政府。实际上江户的德川幕府还有实力，不甘心失败，急于反扑。德川庆喜在英法公使前面不承认京都的天皇政府。于是在日本出现了京都天皇政府和严户德川幕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六、倒幕派与公议政体派的斗争新的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力倒幕路线取得初步胜利，粉碎了德川庆喜继续保持实权的图谋，并冲击了以山内容堂为代表的“大政奉还”(公议政体)派势力。但是，政变后建立的中央政府是包括倒幕派和公议政体派的联合政权，两派间的斗争无可避免。政变当天夜晚在小御所[注14]召开的三职会议上，即揭开了新的斗争序幕。山内容堂(议定)第一个站出来说，德川庆喜“奉还大政是出自皇国政令归于一统，永维国体尊严之诚意”[注14]，攻击这次变革是三、四公卿拥立幼主，窃取权柄的“暴举”。前越前藩主松平庆永(议定)则指责这次变革是“以刑名为先，道义为后”[注15]，强硬要求德川庆喜参加会议。岩仓具视当即申明“王政复古”是出自天皇的决定，痛斥山内，进而揭露德川氏“蔑神旨，坏纲纪，外与欧美各国订友好通商之约；内逞淫威处罚忧国之亲王、公卿、诸侯，杀戮勤王之志士”的罪状，戳穿虚谈奉还政权、实保幕府权力的居心。[注16]指出德川庆喜如果真有反省自责之心，首先必须辞官纳地。大久保赞成岩仓意见，并尖锐指出朝廷已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如果拒绝，便向天下宣布其罪状，并讨伐之。后藤象二郎支持山内、松平，并声称必须光明正大地实行“王政复古”，进行抗辩，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休息时，萨摩藩的岩下佐次右卫门把会场的情况告诉守卫宫门的西乡，西乡当即提出：“这时不能用口舌，只能用匕首！”让他们动用武力。岩仓、大久保等接受了西乡的建议，决定对公议政体派施加压力。后藤见形势不利，就向山内建议说：“大势已定，此时强争无益，今日让一步，他日必有挽回之策。”[注17]复会时，公议政体派暂不再坚持己见。为了剥夺镕川庆喜的经济基础，巩固新政府，会议根据岩仓的提案，通过了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但岩仓等倒幕派对此决心不大，特派尾张、越前两藩主去二天城[注18]，向德川庆喜传达小御所会议的决定，并劝说德川庆喜主动申请辞官纳地。这虽然是倒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已包含妥协的因素。第二节 德川幕府的灭亡一、“辞官纳地”小御所会议结束时，新政府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机构，倒幕派也还没有确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和制订出独立的具体政策。德川庆喜依然拥有实力，山内容堂等公议政体派并没有放弃原有主张。12月10日(阳历1868年1月4日)，尾张藩的德川庆胜、越前藩的松乎春巍到二条城向镕川庆喜传达了小御所会议的决定。德川庆喜以城中人心动摇为借口，表示不能接受朝旨。当天晚上，长州军的先遣部队开进京都，倒幕派声势一振。庆喜认为在京都作战不利，13日迟到关西重镇大坂，调集陆海军，准备反扑。在法国的授意下，德川庆喜在外交上也作了安排：向英法等国宣布遵守和外国签订的条约，企图使外国承认德川政权的正统性。同时他给朝廷写了建议书，以自己为“正”，诬倒幕派为“奸”，要求天皇“清君侧”。此时公议政体派也大肆活动。山内容堂为实现以德川庆喜为首的雄藩联合政权，12日建议说，王政一新的方针已定，应该赶快解除戒严：建立议事制度；德川庆喜应官降一等，向政府捐献经费在公议政体派压力下，岩仓等被迫解除宫廷内的戒严，只管卫宫门。岩仓、大久保、西乡在公卿、诸侯中间日益孤立。15日，在山内的活动下，制订了议事规则，规定议定会议从全体会议中独立出来，“参与”的任免由议定会议独断。这样就取消了岩仓、大久保的的发言权，而确立公议政体派占压倒优势的议定会议的统治权。在这天的会议上，岩仓强硬主张朝廷直接命令德川庆喜辞官(辞去内大臣的职务)纳地(将幕府领地还给朝廷)。结束尾张、越前两藩主的斡旋。山内容堂等猛烈反对，岩仓被迫屈服。23至24日，朝廷召开会议，讨论辞官纳地问题。决定将“辞官”的“官”改称“前内大臣”；”纳地”改为“政务费用”，经调查领地之后，“凭天下公论确定”。[注19]28日德川庆喜向朝廷提出了承诺书。这里所说的“凭天下公论确定”，不外是召开诸侯会议决定，并且允许德川进京任“议定”。这样，政变所取得的成果逐渐消失，公议政体派的反扑日益得逞。王政复古后，日本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面临两个前途：一是凭太政官三职公论来等待改革，一是突破改良运动界限实行革命。在此关键时刻，大久保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越过改良主义的藩篱，举起“辞官纳地”的革命旗帜，向封建主义宣战，开创了日本历史的新纪元。二、戊辰战争的开始武力倒幕派为彻底推翻幕府，西乡隆盛计划扰乱江户，迫使德川庆喜挑起战端。集结在江户三田萨摩藩邸的约5百名浪人，或30人或50人一伙，闯入富商宅院，夺取金银，散布谣言。消息传大坂，旧幕府官员和会津、桑名两藩藩士主张立刻与朝廷决战。公元1868年1月1日，德川庆喜制订“讨萨表”，2日，幕军与会津、桑名等藩兵从大坂向京都进攻。当晚，幕府军舰在兵库海面炮击萨藩轮船。这时，岩仓等仍动摇没有反击决心。大久保、西乡等指责朝廷一再失策，坚决要求下决心作战。1868年1月3日中午，朝廷指斥镕川为“朝敌”，决定讨伐。于是以萨长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和幕府军在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接触，全面内战展开。4日朝廷以仁和寺宫为征讨大将军，下令迫讨旧幕府军，旧幕府军1万5千人被新政府军5千人击败，退向淀町(在京都伏见区)。经四昼夜战斗，旧幕府军溃逃大坂。接着大坂也被新政府军占领，德川庆喜与松平容保、松平定敬、老中板仓胜静等乘小船逃出大坂，然后再乘“开阳丸”军舰逃回江户。于是近畿以西各藩宣誓效忠新政府。新政府军胜利的原因在于群众痛恨德川幕府，支持政府军作战；政府军作战目的明确，士气旺盛；津、淀等藩为形势所迫，背离幕府转而群攻幕军。鸟羽、伏见的炮声一响，立刻摧垮了公议政体保守势力；倒幕派占了优势，取得领导地位。朝廷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注20]这次暴力变革的胜利，打开了建立天皇制政权的道路；粉碎了公议政体派所主张的列侯会议(以天皇为首)掌握政权的方案；迫使近畿以西各藩投向萨长方面；促使三井等三都特权商人决定抛弃幕府，以财力支持新政府，继续追讨德川庆喜。1月7日，朝廷击退了公议政体派山内容堂等的最后挑战[注21]，公布讨伐令。剥夺德川庆喜及佐幕诸藩主、幕臣26人的官职，宣布将旧幕府领地列为朝廷领地。任命了山阴、东海、东山、北陆[注22]各道的镇抚总督，中国、四国追讨总督和九州镇抚总督。新政府为使天皇政权获得欧美各国的承认，1月15日派使者去神户，向各国公使面交国书。其内容：天皇亲裁内外政事；过去条约称大君[注23]，今后改称天皇；承认旧幕府和外国所订条约；对内批判幕府从来的过错，对外采取开国友好方针。各国承认新政府和旧幕府为对等的交战团体，宣告战争中局外中立。但法国暗中文持幕府，英国商人则把大批武器卖给倒幕派。三、德川幕府的灭亡公元1868年(明治元年)1月31日，朝廷宣布德川庆喜为大逆不道的贼臣，并发布讨伐令。2月3日，剥夺了庆喜的官职。6日，新政府改东海、东山、北陆三道镇抚总督为各道先锋总督兼镇抚使，9日由新任东征大总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总参谋西乡隆盛等指挥东征。从中旬起东征军[注24]以萨、长、土等藩兵为主力的各道先锋军，相继从京都出发。新政府当时还没有独立的财源，内战军费和政府开始依靠三井、鸿池、小野、岛田等大商业资本家的借款和发行政府纸币维持。3月12至13日，东海道和东山道的先锋军分别进抵江户郊区。北陆道先锋军也接近江户。东征大总督召开参谋会议，决定3月15日总攻江户，严处德川氏。新政府为争取反幕势力；1月12日下令“幕府领地今年租税减半”。东山道镇抚总督还发出布告：“年来苦于苛政或有冤者，应无所顾虑向本帅申诉。”此外，西乡隆盛坚决主张德川庆喜应切腹自尽。新政府这些表示，给予受幕府与各藩藩压迫的群众以希望，因此群众拥护新政府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