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4

三、摄关政治的确立“延喜、天历之治”对藤原氏的摄关政治来说是一次危机。及至安和2年(公元969年)当时的摄政藤原实赖迫使左大臣源高明下台之后，藤原氏的摄关政治终于牢固地确立。因为正是从10世纪下半期起，藤原氏通过接受庄园寄进开始变成大庄园领有者，而且为势愈猛。至11世纪中叶，藤原氏庄园已占全国土地十几分之一[注23]，“天下土地悉成一家之领”，从而扩大了摄关政治的经济基础。此后百余年，藤原氏一直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管理摄关家的机关“政所”成了国政的中心，从摄关家发出的命令作为“政所下文”、“殿下御教书”，取代了迄今为止的“宣旨”、“官符”，朝廷变成仅司礼仪的场所。藤原道长有四个女儿被选为后纪，后一条、后朱雀、后冷泉三天皇皆其外孙。他有一首诗道出了他执政30多年得意的心情，其中一句是：“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摄关政治继续腐败下去，地方国司对农民的掠夺日甚。永延2年(公元988年)，尾张国(爱知县)八个郡的郡司、农民来到京都，向朝廷控诉国司藤原元命的暴政，要求罢他的官。从控诉的31条罪行来看，藤原元命在其三年任职期间额外征收了17万石租米和大量绢、庶、油及其他物品，侵吞了发给下级官吏的薪俸和施舍给饥民的粮食。元命的儿子强征农民牛马，谁若陈述苦请便以暴力相加。元命还驱使郡司、农民耕种他一族的私有地，逼迫人们替四、五十年前死者和逃亡者偿还欠债。[注25]藤原元命的暴行仅仅是无数国司暴政的一个例子。第四节 农民的斗争与武士阶层的形成一、农民的斗争从9世纪后半期起，农民纷纷组织起来，以直接向朝廷控诉(“直诉”)的形式同国司进行斗争，上述公元988年尾张国八个郡郡司、农民的“直诉”就是一个典型。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40年代，尾张、淡路、大和、因幡、加贺、丹波、但马、近江、赞歧、和泉等国的农民接踵上京，在距天皇宫殿最近的阳明门前集会直诉。被神社和寺院所统治的豪族和农民也展开了同样的斗争，如伊势神宫的“神人”[注26]、九州宇佐八幡宫的“神人”、兴福寺和延历寺的“大庄”[注27]等也纷纷来京直诉国司。农民的斗争不仅以直诉为限，在地方，农民或是在武装起来的豪族率领下进攻国府，或是变成统怕阶级所诬蔑的“强盗”、“路劫”、“山贼”、“海贼”。一些地方豪族利用农民同国司斗争是为了抗拒国司对私有地的干涉，拒纳租税相同国司争夺劳力。天安元年(公元857年)，对马国的郡司率“党类”300人袭击了国府。贞观3年(公元861年)武藏国出现了“凶猾结党，群盗满山”的形势。元庆8年(公元884年)，石见国的两名郡司抗议国司恶政，同270名农民袭击国府，打死国司。以物部氏水为首的“东国强盗”袭击国郡官仓，截获运往京都的贡物、驮马、运船，从公元889年起活动10余年之久。几年后，“坂东群盗”也开始行动，踏遍信浓、上野、甲斐、武藏各地。在京畿地区，有一些武装的破产农民、流浪人不时闻进京都，袭击、火烧皇宫、摄关家和留京国司的邱宅。据统计，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167年的200年间，皇宫被烧33次，平均每隔6年就发生一次。[注28]直至公元11世纪30年代；各地方仍然是“国内骚动，众人相互敌视，每日皆斗”[注29]的形势。二、武士与武士团的产生农民反对藤原政权的斗争中，新兴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9世纪中期起，强大的庄官(往往是在乡领主)逐渐组织起以自己的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力量，借以镇压庄民，反抗国司，保卫庄园和扩大庄园。所谓武士和武士团，就是以在乡领主为核心组建的武装组织。随着军团制的崩溃和健儿制的采用，这种武装组织日益成为一种制度化了的、公认的军事力量。武士[注30]和武士团也出现在国有地即“公地”、“国衙领地”。这时残余的国有地实际上日益变成中央政府作为“本家”，身在京都的遥任国司作为“领家”，国衙官吏作为庄官而层层掠夺名主的一种庄园。这种国衙官吏和庄园庄官一样，也已走向在乡领主和武士化的道路。还有，在藤原氏垄断政权的情况下，许多被排挤的中下层贵族来到地方当国司，其中有一些同地方豪族联姻，任期满后也不回京而定居下来，蓄养武士，在地方发展势力。这一类贵族中有一些是属于出身皇族而被赐与新姓降为臣籍的人。武士团是按照宗族结合、主从结合这两种关系组织起来的。在乡领主往往都有一门庞大的宗族。在某一门中，在乡领主本身是“本家”，此外都是“分家”。“本家”就是族长，当时称为“（物心）领”(总领)。“分家”称为“庶子”。“分家”奉“本家”为首领，听从其命令。一旦有事，该一门便团结起来战斗，“（物心）领”任指挥。在平时，祭祀祖先和祭祀一门的神祗也是（物心）领的权利与义务。当时武士团的这种结合极其牢固。主人同从者结成主从关系，乃是主人从其宗族子弟和非宗族子弟中挑选出有能力的人作“从者”，给与从者土地并予以庇护。出—身宗族子弟的“从者”称“家子”，出身非宗族子弟的“从者称为“郎党”或“郎从”。“从者”在战时和平时须尽军事和其他义务，绝对效忠主人。主从关系是武士团的重要支柱。大约10世纪以来，武士团已经出现在各地，几个小武士团合并成大武士团，小武士团头领变成强大“主君”的“郎从”。武士团的武力开始得到官方的承认，国司常任用武士团的首领为“押领使”和“追捕使”，委以军事、警察之权，维持地方封建秩序。有的武士被召到京都，或警卫皇宫(“泷口武士”)，或充当中央贵族和寺社的“侍者”(卫士)。这时武士的活动基本上还仅限于地方。武士团迅速成长，其中成长最快、最强的要算桓武平氏和清和源氏的武士团了。平氏是桓武天皇的子孙，689年高望王被赐与平氏之姓，充任上总(今千叶县南部)“介”(国司二等官)，赴任后定居于此。此后他的子孙便在关东上总、下总、常陆各国(今干叶、茨城等县)作为武士扩充了实力。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子孙。经基王 被赐与源姓降为臣下，公元10世纪30年代任武藏介。其子源满仲(公元913年—公元997年)公元10世纪中期任摄津守，定居于此。经多年经营，子孙便在近路的摄津、河内等地发展了势力。三、武士团的叛变与源、平两氏的倔起公元1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一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订，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干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在这期间，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乎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第五节 院政与平氏政权一、院 政如上所述，藤原氏摄关家的腐朽统治遭到人民强烈的反抗，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170余年以来第一次不以藤原氏历为外戚的后三条天皇(公元1068年—公元1072年在位)，已不满足于充当贵族摄关政治装饰品的地位，力图摆脱藤原氏的掣肘。他反击藤原氏的计划，与那些在藤原氏统治下被封闭了仕途、不能发展的庄园中下级贵族们的意图不谋而合。后三条天皇就和那些反藤原氏势力共同策划整顿庄园，以摄关家所拥有的庄园为整顿的主要对象。延久元年(公元1069年)2月22日提出《延久庄园整顿令》，规定宽德2年(公元1045年)后建立的庄园一律废除；在此以前建立的庄园如果妨碍国务或立庄证据不足也要废除。10月设“记录庄园券契所”(简称“记录所”)，责成大江匡房(公元1041年—公元1111年)主持所务。这项大规模的庄园 整顿工作虽然受到藤原摄关家的严重干扰，还是收到一定效果。[注31]后三条天皇还进行了其他经济政治改革，如为了统一计量单位作成“宣旨研升”，禁止国司重任等。天皇在位4年就让位给白河天皇，不久死去。白河天皇(公元1073年—公元1086年在位)为了夺取摄关家的权柄，摆脱藤原氏势力的控制，扶植新兴势力——武士集团，在位14年后，于永保3年(公元1086年)让位给掘河天皇，以上皇(太上皇)资格在院中听政。此即院政之始。院政不为旧的烦杂仪式所束缚，按上皇意志行事。行使院政的最高机关是“院厅”，起用身份较低而有能力的人作“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等院司(职员)，执行政务；并且利用经过长期斗争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武士团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白河院利用了先失势于关东而后又复兴于伊势的乎氏武士团，把招拔来的武士安置在该院御所(宫殿)朝北地方，以资保卫，称为“北面武士”。上皇颁布的沼令称“院宣”，其效力胜过天皇所颁的沼救。白河院之后，院政已成惯例。白河上皇(公元1087年—公元1128年院政)、乌羽上皇(公元1129年—公元1156年院政)、后白河上皇公元(1158年—公元119年2院政)共执政105年，在此期间摄政关白继续存在，但已是有名无实。因此，这百余年问是日本历史上惯称的“院政时期”。[注32]院政打击了摄关政治，然而在本质上和摄关政治并无不同，同样是保守的大封建庄园领主的政权。院集中了很多知行国，而且每提出一项庄园整顿令[注33]，庄园便集中于院手中。[注34]历代上皇和摄关家一样，也耽于奢靡，营造华丽的离宫。三个上皇都迷信佛教，出家当法皇，兴建法胜寺等许多大寺院，多次到熊野和高野山参拜。为了弥补财政的巨大消耗，大搞卖官政治，按刮民财。于是后三条天皇时刚出现的一点革新精神，旋即丧失殆尽。与此同时，农民则不停地进行战斗。公元1149年，皇室领地的河内石川农民数百人，抬着装载稻谷的轿子拥到宫中，要求免除名田的一切课役。这已经不是控诉官吏非法的问题，而是要求免除封建负担的问题了。人们对于院政的残暴腐朽统治如此憎恨，甚至认为连降雪和寒冷都是“苛政过甚”的缘故。二、平氏政权院政这种贵族封建主统治形式的出现，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天皇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发展，终于导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乱”两次大混战。在“保元之乱”中，依靠源为义(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祟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伤)、左大臣藤原赖长一派，被借助于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不)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年1)兵力的后白河天皇、藤原赖长之兄关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一派击败。这使贵族们认识到，不只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此后平清盛受到白河院重用，扶摇直上，这又如剧了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的矛盾。在3年后的“平治之乱”中，平清盛终于击败了他的对手，源义朝在逃亡中被杀，其子年方13岁的源赖朗(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于难，被流放到伊豆(静冈县)。保元、平治之乱为平氏掌权铺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官邱设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在那里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政权史称六波罗政权。平氏政权是从大官僚贵族封建主统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国家向以中小封建主为社会基础的军事封建主集团统治的中期封建国家过渡的政权形式。平清盛从贵族、寺社那里夺取庄园，把以畿内、西国[注35]为中心的500多所庄园和达全国半数以上的知行国弄到自已手里，任命自己的家臣为领国的国司，任命顺从平民的武士担任一部分贵族庄园的“地头”，令其管理。另外，和采取闭关政策的贵族政权不同，乎氏政权采取与中国南宋政权通好的政策，积极推进日中贸易。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驶入獭户内海，曾动工开凿音户海峡[注36]，还在摄津的福原筑港[注37]，使它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嘉应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别庄劝后白河法皇接见当时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国后立即将平清盛的行动向明州刺史报告，于是中国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赠给日本朝廷碟状和礼品，以求扩大贸易规模。所以说平清盛对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作为极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国家，机构，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贵族间的对立而发展自己势力。他没有制定出对于捍卫新兴武士封建主利益有着决定意义的政策。向贵族庄园派置“地头”，虽然可说是后来镰仓幕府“地头制”的先驱，但这种地头权限很小，是不能违背贵族庄园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团很快丧失了对他的信赖。在经济上遭到损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后白河院、摄关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岭(京都)的比睿山、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来越增加了对平清盛的反感，终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发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贵族密谋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平清盛加强了恐怖统治，但反平氏政权的势力却日益增大。三、源、平之争与平氏灭亡治承4年(公元1180年)，当时在中央的源赖政(公元1105年一公元1180年)首先举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义号令各国源氏起事。源氏栋梁源赖朝举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举兵于信浓(长野县)。源赖朝在相模(神奈川县)的石桥山败于平氏军队，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军队。畿内及其他各国的武士也都乘机纷纷起来为夺取公领和庄园而战斗。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声中病死。内乱扩展至九州和四国，几乎遍及全国。寿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义仲进逼京都，平宗盛(清盛之子，公元1147年—公元1185年)携年仅6岁的安德天皇(平清盛之外孙)仓惶出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现东西两天皇。同年7月28日，源义仲进入京都。后白河法皇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正在致力于巩固自己根据地镰仓的源赖朝，于寿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赖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义经(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军西上，灭义仲于粟津，2月败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神户市须磨区)。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败平氏于赞歧(香川县)的屋岛，最后，3月于长门(山口县)坛浦(下关海峡)海域全歼平氏军队。日本的平安时代至此结束。第六节 日中、日朝通好一、与唐、渤海郡的通好平安初期百年问，日本政府继续推行日中经济文化交流政策，延历23年(公元804年)和承和5年(公元838年)又先后派出遣唐使船，仍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注38]随船入唐，如空海、桔逸势、最澄、圆仁、春苑玉成、营原桶成等。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大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注39]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不久唐亡。从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日本同唐朝中国东北的渤海郡交往也相当活跃，使者往来不绝。自公元727年开始通好至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契丹灭亡的200年间，渤海使来日凡36次，日本使者去渤海13次(公元811年以前)。[注40]渤海使者同他们的商船队多从朝鲜半岛北部越日本海，驶抵北陆地方，对此，日本方面在能登国(石川县)建“客院”款待。渤海运往日本的货物以毛皮、人参等土特产品为主，兼有出色的“唐物”。日本的交换品则多系绢、棉类。由于渤海受唐文化影响至深，所以它同日本的交往便形成日中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渠道。例如，在日本从公元861年一直使用到公元1684年的著名唐朝宣明历，就是公元859年由渤海使者带到日本的。二、“遣唐使”停派后的日中通好日本政府在停派“遣庸使”船的同时，也禁止一切日船外航。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使日中关系中断，而且也给民间往来带来诸多困难。所幸此后中国商船去日颇多，有不少日本僧就便搭乘到中国访问，两国民间联系得以继续下来。后来中国五代时，越国(公元893年—公元974年)统治者曾几次通过中国商人向日本政府致意，赠送礼物，以示友好，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也都曾书信回礼。天德元年(公元957年)和3年(公元959年)，吴越国曾两次遣使赴日访问。[注41]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永延元年(公元987年)商然回国；带回构檀释迦像及经论置于莲台寺。次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随着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商船赴日更多，从10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时150年间，驶日船只不下六七十次。中国商船大抵皆在九州博多停泊卸货。交易一如过去，由大宰府主持，在京都派去的“交易唐物使”监督下，严格按先官后私的准则进行。然而实际京都贵族和地方豪族们总是干犯禁令，争先派人到博多抢购所渴望的“唐物”。平清盛执政后，在他鼓励下，日商船开始驶宋并与日俱增。宋商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生丝、锦缎、生铁、瓷器、药材、香料，还有宋版书、佛画、佛具、铜钱等。日本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铜、硫黄、木材、砂金、刀剑、漆器、扇等。日本的工艺品在中国市场颇受欢迎，尤其日本刀坚锐美观，为中国人所喜爱。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赞之。[注42 ]三、与新罗、高丽的通好天智天皇2年(公元663年)白村江之役失败，使日本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势力。然而新罗统一朝鲜后，日本同新罗的国家关系仍继续得到保持。据统计，自仁德17年(公元329年)至元庆6年(公元882年)日本派使节到新罗共47次，自仁德17年至延长7年(公元929年)新罗派使节到日本共89次，其中公元668年新罗统一朝鲜以后日本派使节到新罗为员4次，新罗派使节到日本为52次。[注43]从这个统计看，日新往来非常密切。新罗一贯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深受唐文化影响，日本通过新罗汲取唐文化，新罗在日唐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作用。如日本的须惠器起源于新罗烧；日本的北魏艺术式样是通过新罗间接传入的。又如第18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雇用9只新罗商船回国；圆仁回国时内新罗商人借路费；遣唐使船在海上遇难，新罗总是给与种种帮助使其脱离困境。公元9世纪10、20年代，不少新罗人到九州的肥前、筑前等地定居。不少新罗商人的船只航行于朝鲜、九州之间，同大宰府接洽，或贩卖朝鲜商品，或转运中日商品，活跃于9世纪30、40年代的张宝高、张公今清、金珍等人就是经营对日贸易的巨商。公元935年高丽灭新罗，并于翌年统一朝鲜半岛。高丽为谋求恢复朝日国交，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余年间曾多次迫使，终未能达到目的，但一如从前，高丽私商频繁到九州贸易，日商去高丽的也络绎不绝。史载，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间，日商去高丽的就有28次。[注44]9世纪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带曾道新罗小股海盗骚扰。公元977年10月高丽海盗大举袭日，筑前、筑后、萨摩等沿海地带皆受其害，奄美岛受害尤重。继高丽海盗之后，宽仁3年(公元1019年)3月刀伊人大举来袭。“刀伊”，朝鲜语系“外藩”意。通说刀伊人是散布在中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女真人的一支，同高丽有贸易往来，自11世纪开始在半岛东海岸一带进行海盗活动。这年3月刀伊人乘50条船袭击对马，至4月进袭壹歧、怡土郡、博多、长崎和肥前等地。当时只以搜刮农民为能事而无抵御外侮能力的中央权贵们闻讯大骇，毫无办法。这支刀伊海盗最后还是被日本地方武装击退了。日本居民被杀463人，掳走1280人，后来高丽海军在海上击败了这支海盗，送回被掳日人259名。第七节 平安时代的文化一、佛教与神道因中国初唐盛行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所以日本奈良时代也流行这些宗派。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唐和晚唐，那时中国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宗)，所以日本也流行天台、密教两宗，和唐朝一样产生所谓山岳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丛林，以出世静修。延历23年(公元804年)传教大师最澄入唐，在天台山5个月，直传天台圆教圆戒。延历24年(公元805年)回国，在比睿山开创日本天台宗。后来天台宗风靡全日本，大有压倒旧佛教之势。弘法大师空海和最澄一起入唐，在长安青龙寺跟惠果受密教。大同元年(公元806年)回国，在高野山开创佛教基地，弘传真言宗和密教。其后圆仁于承和5年(公元838年)入唐，登天台、五台两山受教；圆珍于仁寿三年(公元853年)入唐，在天台山学天台宗教旨。圆仁、圆珍先后于847和858年回国后，把天台宗和密教调和起来，建立所谓“台密妙义”。从此以后，中国的天台山、五台山成了日本僧最向往的地方，出现了天台、五台圣迹巡礼热。于是日本以比容山和高野山为两大中心的山岳佛教郁然兴起。[注45]平安后期，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的祝福个人来世的净土宗风行日本，倡导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痛苦，他们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于来世。净女宗正好迎合劳苦大众的这种心情，所以发展很快。同时净土宗没有浮华的仪式和供奉，宣称通过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众的信奉。日本佛教虽然是从中国移植的，但传到日本后逐渐日本化了。日本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注46]；“国无谤法之声，家有赞经之领，七难退散，国界守护”[烛47]；他们提倡“为国忠，在家孝”。空海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他把东寺(在京都)改为教王护国寺，还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柞真言寺。这种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奈良时代以来，佛教极盛，日本固有的神道不得不退避一隅，队屑于佛教之下。但到平安后期，学习中国的高潮已经过去，日本进入“国风时代”。又由于经济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氏族势力抬头，日本固有文化开始复活。于是神道又复活起来了。宝龟6年(公元775年)朝廷令诸国国司修理神社进行祭祀。延历17年(公元798年)又令将当地物产作为币帛支付地方神社(以前经费要到京都领取)，并下令禁止出云、筑前两国国造兼神主以神宫的采女为 安，禁止祭祀时开设酒宴，表演歌舞。同时还改订对神事犯罪的处罚条例，对神社进行整顿。平安前期有官币社737所，国币社2395所，各分为大小两级。从中央神祗官直接领取经费的称官币社，从国司领取经费的称国币社。当时有名的神社有贺茂神社(京都)、春日神社(奈良)、大原野神社(京都)、石清水的八幡宫(京都)等。贞观元年(公元859年)为提高神位的声望，还把阶位授与神社，并下令给神社优厚待遇。如延历13年(公元794年)对贺茂神社授与从一位，大同2年(公元807年)升为正一位；桓武天皇的皇后高野氏赐给藤原氏的祖神——今木神以正一位。承和3年(公元836年)把佛僧安置在神社里，以佛教经典充实神道的理论。天平胜宝年间在常陆的鹿岛神宫建造神宫寺。至9世纪初，越前的气比神宫、伊势的大神宫、下野的二荒山神宫、尾张的热田神宫都建造了神宫寺。由此可见，当时的神道虽已复活，但还不能摆脱佛教的影响。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宫，被称为“南祭”。其次是贺茂神社，被称为“北祭”。二、假名与文学在假名没有发明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后，日本一直使用汉字处理国事，并通过汉字引进中国文化。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够表达本国言语的文字，假名就是随着历史演进而产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所谓假名就是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极简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采用正楷汉字偏旁的叫做片假名，汉字偏旁草体化的叫做乎假名。当初日本把汉字称作真名即实在的文字的意思，把省略真名或草体化的简略文字称作假名，这种假名弃掉汉字的意义，只取其音。当初片假名用于佛经的注音，后来发展成片假名与汉字混合的形式。平假名在平安时代很流行，特别宫中女子非常喜欢使用平假名，男子和政府仍使用汉字。日本的假名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当然有它的借鉴和背景，据说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县(梵语韵母)学和中国舶音韵学为背景而产生的。平安后期，日本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写的诗歌，但政府文件和学术著作采用汉字中间夹着假名的混合书写法。这种混合书写法一直使用到19世纪。现在假名已经规范化，片假名一般使用于外来语及公文书，其他一律用平假名。平安前期，汉文学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学史上称为“国风黑暗时代”。但这时日本文学开始逐渐摆脱汉文学的影响。至平安后期，由于古代国家经济崩溃和庄园制的产生，日本文化全脱中国文化的束缚，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醍醐天皇(公元898年—公元929年在位)与平安前期的历代天皇不同，很少教编汉诗集，下令大力编纂和歌集。延喜5年(公元905年)纪贯之(?一公元945年)编了《古今和歌集》20卷，其后《后撰和歌集》也编成。这些31字的短歌是民间文学，受到一般人的轻视。贵族只把它看作余兴，不能列入文学。但到六歌仙时代(公元858年—公元888年)出现了六位歌仙(在原业乎、小野小町、大伴黑主、喜撰法师、文屋康秀、僧正遍昭)，和歌开始与汉诗分庭抗礼了。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是和服的保护人。散文方面出现了在原业乎的《伊势物语》(短篇故事集，125篇)。其后又出现了《竹取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神话故事集)、《大和物语》(恋爱故事集，170多篇)、《字津保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长篇故事)。同时还出现了日记文学，如纪贯之在承平4年(公元934年)从土佐到京都途中写的《土佐日记》；10世纪藤原道纲之母写的，以她的结婚为主要内容的《蜻蜓日记》；平安末期女诗人和泉式部写的《和泉式部日记》；11世纪紫式部夫人写的《紫式部日记》；11儿世纪营原孝标之女写的，幻想阿弥陀佛接她到净土极乐世界去的《更级日记》等。11世纪藤原氏的全盛期，文学上出现了服务于宫廷的女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是《源氏物语》。此书由紫式部(公元978年—公元1014年)所写，成于11世纪初，共45篇，以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生活和命运为题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11世纪末出现了两部以历史为题材的贵族小说《荣华物语》和《大镜》，作品通过对以藤原道长为首的摄关家发家史的记述，表露出没落贵族的怀古情绪。与此同时，描写武士、名主和劳动人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问世，它是一部有关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故事集，文字使用当时的民间语言。诗集方面，出现了小野半守编的《凌云集》、藤原冬嗣编的《文华秀丽集》、良半安世编的《经国集》。三、建筑与雕刻平安前期的建筑遗存下来的极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层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围的自然为背景，按地势布局。建筑物极简单，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筑的简素优美的特色。平安后期日本建筑大为发展，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寺院方面，宽仁3年(公元1019年)藤原道长建造了法成寺。它是平安时代最大的建筑，完全确立了日本式样。京都的平等院凤凰堂也是平安时代极重要的建筑物，原来是藤原赖通的别墅，公元1052年改为寺院。凤凰堂是平等院的阿弥陀佛堂，因柱上雕着凤凰而得名。法成寺和凤凰堂都是日本人想象中极乐世界的现实化，体现了净土宗的美学思想。陆奥(东北地区)藤原氏在平原(岩手县西磐井郡)建造的中尊寺、毛越寺、观自在院、无量光院都是庭园建筑，如有寺前开池，池中有岛，岛上架桥等景致。住宅方面，平安时代完成了寝殿式建筑。所谓寝殿式就是日本式贵族邱宅建筑，一般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廓、中门廊、中门、钓殿、杂屋组成。早期寝殿式根据中国传统的手法，即布局左右对称，晚期寝殿式则摆脱中国的影响，左右不对称了。当时无论宫殿、官府和陵墓，一律为寝殿式。宫殿方面，平安前期有平安宫的朝堂院、丰乐院、内里(皇居)，还有别墅——神泉苑、冷泉院、朱雀院等。平安后期有藤原氏的东三条殿。蜕河天皇的掘河殿、白河天皇的鸟羽殿，但这些建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平安前期的雕刻还受唐朝影响，至后期便出现所谓“和样雕刻”即日本风雕刻。平安前期的代表作是奈良法华寺的十一面观音像、京都神护寺和大胶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还有高野山金刚蜂寺的释迎及诸尊宪像是典型的白檀雕刻，但被认为是空海从中国带来的。滋贺县向源寺的十一面观音像，外来要素浓厚。平安前期由于神佛调和思想的流行，用佛像的处理手法来雕刻神像，所以将神雕成佛的样子。如教王护国寺彻影堂(在京都)的八幡神像、女神像，以及松尾神社(在京都)的两尊男神像和两尊女神像。平安后期开始出现了日本风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风雕刻是定朝(?一公元1057年)。他成功地表现了当时贵族理想中的佛像，如凤凰堂的本尊阿弥陀如来坐像。定朝式的特点是佛像的眼睛一律向下看。定朝死后，其子长势(公元1010年—公元1090年)继承父风，进一步推进了日本风雕刻。其后是圆势(?一公元1134年)及其子长圆、贤圆。由于贵族大量造像，出现了许多佛所(雕刻工场)，各个佛所都有自己的佛师(佛像雕刻家)。佛师的社会地位比以前大大提高，从而促使产生许多有个性的作品。四、绘画与音乐平安前期(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绘画还受唐和五代的影响，到平安后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产生了摹写日本风土和人物的“大和绘”或“倭绘”。大和绘是纯粹采用日本画题的画，与此相对，以唐朝的人事和风景为题材的画叫做“唐绘”。当初描写四季风情的叫做“四季绘”，描写名胜风景的叫做“名所绘”。后来进一步以和歌为题材，达到了绘画、书写、诗歌三位一体。大和绘产生于延喜、天历(公元901年—公元956年)年间，到11世纪中叶，大和绘全面成立，还出现了宫廷画师。飞乌部常则就是村上天皇的宫廷画师，巨势广贵也是活跃于10至11世纪的宫廷画师。大同(公元806年—公元809年)年间成立了宫廷画院“绘所”，它由中务省的画工司和内匠察合并而成。最典型的大和绘是描写物语(世俗故事)的画卷，其中最杰出的是《源氏物语绘卷》(现藏东京五岛美术馆和爱知县福川美术馆)。《源氏物语绘画》是描写平安贵族女性的风俗画，表现了宫廷贵族女性的风貌。画卷中《信贵山缘起绘卷》也很著名，描写领主、大名主、劳动人民生活生产的场面，反映出武士阶级兴起，人民力量壮大，贵族没落的特征。《伴大纳言绘词》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和绘，表现了应天门放火的伴大纳言(伴善男)的政治阴谋。京都乎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迎来图》是从唐风转变为日本风的佛画，背景是日本的风景，平安后期佛画的特点是投合日本人之好，菩萨面相特别端美，如教王护国寺(在京都)的十二天神像和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普贤菩萨像。日本把从朝鲜、渤海、唐朝、印度传来的外国音乐总称“雅乐”，其管理机构叫做“雅乐察”。雅乐传到日本后领受日本上层社会的欢迎，用于寺院的法会和贵族的宴会。当初雅乐和日本固有音乐同时并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乐采取了折衷形式，即在起源于日本仪式上的用日本固有音乐，起源于外国仪式上的用雅乐。当时贵族喜欢采集古乐，还成立了“大歌所”，专门传授日本音乐。过去雅乐察全是外国人，现在日本乐官乐人占大多数了。搓峨(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仁明(公元833年—公元849年)、一条(公元986年—公元1011年在位)三位天皇皆谙音律，热衷于日本音乐。一条天皇亲自规定了神乐和催马乐的谱子，磋峨和仁明天皇在统一房乐、高丽乐的基础上复兴、改编了16种乐舞，还创造了几种音乐形式：①神乐(用于祭枢)，②东游(东国民谣)，②风俗歌(即兴耿谣)，④朗咏(朗诵中国名诗，以雅乐伴奏)，⑤今样歌(在宴会上演唱，着重歌词表情)，⑧和赞(由诵读汉译经文的声明演变而成的一种道歌)。醒瑚天皇初期产生了用管弦乐演奏的“彻游”。这种音乐形式的产生表示日本音乐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和表现贵族华丽的生活，而独立音乐成为一种娱乐了。御游之后，又产生了独乐和田乐，最后民间音乐逐渐代替古代音乐，成为日本音乐的主流。五、书道与茶道所谓书道就是中国的书法，日本书法从中国学来。奈良时代日本还没有发明假名，所以日本人写的是行书和草书，模仿王羲之等人的笔法。平安前期假名开始产生，尽管上流社会写的是汉字，但多少有些日本风格。空海是“和习书道”即日本书法的创始人。他在唐朝曾跟韩方明学书法，有“五笔和尚”之称，所谓“五笔”就是韩方明《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因空海学到这五种笔法，故有此称。据说他在唐时，宪宗曾请他补写宫廷屏风上的王羲之书法的缺字。空海与桔坦势、搓峨天皇合称“三笔”。空海的书法经搓峨天皇传给小野篡，再传给纪夏井。纪夏井传给弟子藤原敏行，再由敏行传给“三迹”。平安后期流行草假名，于是出现了小野道风(公元890年—公元966年)、藤原佐理(公元904年—公元998年)、藤原行成(公元972年—公元1027年)等草假名书法家，他们三人合称“三迹”。小野道风受王羲之的影响较深，有“羲之再世”之称。藤原佐理则日本风味很浓，被称为“佐迹”。藤原行成揉合小野道风和王羲之书法之长，形成一种优雅温和的书风。“三迹”彻底摆脱了中国书法的风格，从苍古雄劲的唐风转变到丰润优美的日本风。它和这个时代的其他艺术一样，表示着日本文化的独立。茶道是日本特有的沏茶、喝茶的规矩，用以修养心神，学习礼仪。它是日本独特的一种文化，被誉为“东洋精神真髓”。茶很早就 从中国传到日本，公元6世纪前后日本就有荼了，但当初只作为药用，限于部分贵族和僧侣之间饮用。关于茶传入日本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大陆经朝鲜传到九州，另一条是从中国南部直接传到日本。[注48]平安初，搓峨天皇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游近江崇福寺，该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献。同年6月在银内、近江、丹波、播磨试种。平安后期饮茶的风气很流行。后来此风一度衰落，直到宋朝流行饮茶时，此风又由荣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传到日本。荣西从中国带回的茶种试种于筑前(福冈县)的背振山，后移植于畿内山城的拇尾山。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2卷(公元1211年)。平安时代是茶道的产生期，到镰仓时代才逐渐流行于一般武士之间，成为进行社交礼仪的一种学问。[49]六、教育与学术平安时代以前日本只有官学，中央是大学，地方是国学。空海在唐朝学习时，看到长安每坊有间塾，每县有乡学，教育机构完备，对日本没有私学感到遗憾。于是回国后于公元828年开创综艺种智院，培养人材。于此稍前，和气广世创立弘文院(9世纪初)，后来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创立劝学院，公元850年桔嘉智子创立学馆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创立奖学院，私人讲学之风兴起。后来有的大学教官在私邱进行讲学，如营原氏的营原清公(公元770年—公元842年)、营原是善(公元812年—公元880年)、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三代相继为文章博士，门人满朝野。由此而登高官的世称“龙门”，也叫：营原廊下”。这种私塾俗称“红梅殿”，如滋野安成的私塾专授老庄学说，大藏美行的私塾专授经学。平安后期，私塾形式的私学终于代替了官学，教育得到普及。官学和私学衰落后，学问以家门相传，如明经道是清原氏、中原氏，明法道是扳上氏，算道是三善氏，阴阳道是贺茂安倍，医道是和气丹波，各家垄断学问。平安时代政府组织专人撰写史书，陆续修成《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和《三代实录》，这五种汉文历史著作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除以上编年史外，还编纂分类的历史。醍醐天皇时营原道真奉救编写《类聚国史》，把从《日本书纪》到《文德实录》的历史按事实类别编成205卷，公元892年完成。[注50]┌──────┬───┬─────────────┬────────┬───────┐│ 书 名 │ 卷数 │ 内 容 │ 完成年代 │ 编修者 │├──────┼───┼─────────────┼────────┼───────┤│日本书纪 │ 30 │ 神代至持统天皇 │ 720(养老4) │ 舍人亲王等││续日本纪 │ 40 │ │ 797(延历11)│ 藤原继绳等││ │ │ 文武天皇至桓武天皇 | │ ││ │ │ (延历10) │ │ ││ │ │ 桓武天皇(延历11) │ │ ││日本后纪 │ 40 │ │ 841(承和8) │ 藤原绪嗣等││ │ │ 至淳和天皇 │ │ ││续日本后纪 │ 20 │ 仁明天皇 │ 869(贞观11)│ 藤原良房等││文德天皇实录│ 10 │ 文媳天皇 │ 879(元庆3) │ 藤原基经等││三代实录 │ 50 │ 清和、阳成、光孝三天皇 │ 901(延喜元) │ 藤原时平等│└──────┴───┴─────────────┴────────┴───────┘历史著作外，天长8年(公元831年)滋野贞主编《秘府略》千卷。它是一部大百科辞典，比宋朝的《太平御览》(干卷)约早150年，可惜此另现存只有2卷及第868卷的布帛部的一部分。大江音人编成《群书目览》40卷。公元808年出云广贞和安倍真直将中日朝三国的医方、疗法汇集起来，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公元982年丹波康赖编成《医心方》30卷，它是日本人撰写的最古医书。此书编写时引用隋唐医书200余部，按疾病详细记载疗法、本草、药性，而它所引用的中国医书有些在中国久已失传，所以此书是东洋医学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辞典方面，有吕住编的《新撰字镜》12卷、源顺编的《侯名类聚抄》10卷、桔忠兼编的《伊吕波字类妙》3卷、空海编的《篆隶万象名义》30卷、藤原季纲编的《季纲切韵》2卷。佛典方面，有《一切经》5000多卷。　[1]勘解由使主要职责是在新旧任国司交授时监督“解由状”的授受。“解由状”是新任国司赴任时经调查了解，肯定前任国司在其任职期无渎职行为后授与的一种证明文书。[2]《政事要略》卷84载：“延喜格停止奴婢，格后不得有奴婢。”，《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政事要略后篇》第684页，吉川弘文馆，1974。[3]健儿的数量，各国按其大小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从20至200人不等。另有九州置“选士”1320人，在陆奥置“健士”2000人，以御外敌和镇压虾夷人。[4]竹内理三：《土地制度史》1，《体系日本史丛书》第6卷第132页，山川出版社，1973。[5]小野武夫：《日本庄园史论》第37页，1979。[6]、[7]、[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92—896页，人民出版社，1975。[9]《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1974。[10]庄官的名称因庄园和时代不同相当杂多，有庄长、庄司、预所、公文、下司、检校等称。[11]本家就是本所，也有称领家为本所的。[12]例如，肥后国鹿子庄是在乡领主沙弥寿妙建立的。他的玄孙高方为免受国司压迫，乃于1086年奉大宰大式藤原实政为“领家”，从年贡中分出400石给“领家”，自己保留攀管庄务的“预所职”即庄官。藩原在契约中保证承认高方世代在庄园里的统治，倘若背弃，藤原后代须撤销“领家”的资格。[13]丰田武：《产业史》I，《体系日本史丛书》第10卷第191页，山川出版社，1967。[14]《倭名类聚抄》卷17(正宗敏夫校订两卷本)，风间书房，1974。[15]“津屋”：“邸”之义，古日本港口仓库。[16]“问”：由“邸”字假借而来，义同“问丸”(商钱)。[17]承和之变：仁明天皇即位时，立淳和上皇的皇于恒贞亲王为皇太于。藤原良房倍口伴健卑、桔逸势等人立皇太子是为了叛变，把他们流放。承和9年(842)废恒贞亲王，立仁明天皇的皇子道康亲王。由此藤原一族成为皇室外戚，独揽政权。[18]应天门之变：866年应天门失火，大纳言伴善男要给左大臣源倍问罪，酶原良房说伴善男放火，将他流放。这是摄关成立史上的一件大事。[19]一说藤原基经员初任关白是在884年。[20]《新增订补国史大系?政事要赂前篇》第232页，1974。[21]《日本史料集成》第124—125页。平凡社。[22]市村其三郎：(日本史概论》第146—147页，1943。[23]《早川二郎著作集》I第288页。[24]《小右记》(有大臣藤原实资的日记)。[25]《日本史料集成》第127页。[26]、[27]“神人”和“大庄”都是隶属于神社和寺院的田堵与下人。[28]佐藤清胜：《大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卷第303页，大日本政治思想史刊行会，1939。[29]《春记》长历32，转引自西冈虎之助《日本全史》第l卷第82页，平凡社，1940。[30]“武士”一词初见于《续日本纪》，但那是六卫府武官的称呼，并不具有新兴阶层武士之意。称此新兴阶层为武士是后来的事，其称有：武者、兵、武勇者、武勇之辈、武勇之士、武艺者、武艺人等。[31]笠原一男：《详说日本史研究》第88页，1975。[32]院政后期虽然断断续续存在到1840年，但实际形同虚设，不起作用。[33]庄园整顿令：902年醍醐天皇首次提出，规定897年以后禁止新设旨田，禁止权门势家新设庄园。此后历朝多次提出，但终未能制止庄园增大的趋势(笠原一男：《详说日本史研究》第87页)。[34]院政时期院的顿地遍及59国，仅寄进庄园从摄关家手中就弄到千余所(宝月圭吾《日本史概说》第76页，1965)。[36]西国；指关西诸国，特别指九州地方。[36]音户海峡：现在的广岛县吴市同对岸音户盯之间的海缺。[37]今神户港重要组成部分兵库港。[38]、[39]《日本文料集成》第77页，平凡社，1963。[40]同上书第65—67页。[41]木宫察彦：《日华文化交流史》第241页，富山房，1955。[42]歌词：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输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43)《日本史料集成》第67—71页，平凡社。[43]《高丽史》第4卷第9—10篇，见《中国朝鲜史籍中的日本史科集成》三国高丽之部，第63—66页，国书刊行会，1978。[45]比睿山在京都府、滋贺县境内，高野山在和歌山县西北部。[46]见最澄：《显戒论》。《般若》唐玄奖译《大般若彼罗蜜经》的略称，该经由般若部类经典汇编成。般若，梵文pnajana的音译，意译“智慧”。[47]最澄：《守护国界章》。[48]松下智：《茶的起源和传来》，朝鲜文化社编《日本文化与朝鲜》，新人物往来社，1975。[49]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50]扳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林候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六章 镰仓时代(1192—1333)第一节 镰仓幕府的建立一、中央与地方机构的设置源赖朝消灭平氏后成为左右国家政局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接管京都政府，而是致力于在关东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内战中他就确定形势险要的镰仓(神奈川县东南部)为根据地。承治4年(公元1180年)在此设军事警察机关“侍所”[注1]，由源赖朝的亲信和田义盛(公元1147年—公元1213年)任长官“别当”，平时统领“御家人”， 战时以“军奉行”身份指挥军队。寿永3年(公元1184年)设行政机关“公文所”[注2](后改称“政所”)，从京都请来老练的政治家大江广元(公元1148年—公元1225年)充任长官“别当”，掌管幕府的行政事务。该年又设司法机关“问注所”，长官“执事”由京都请来的法律家三善康信(公元1140年—公元1221年)担任，处理诉讼、审判事宜。至此，幕府的政治机构初具规模。京都的后白河法皇为削弱源氏势力，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即平氏灭亡之后，命源义经征讨源赖朝。但源赖朝反过来成功地迫使后白河法皇发出追捕义经的院宣，同时迫使法皇承认他拥有在各国设置“守护”(初名总追捕使)，在全日本所有庄园、公领设置“地头”的权力。这两种职务都由源赖朝的亲信武士“御家人”(家臣)充任，朝廷无权过问。守护是各国的军警头目，原则上一国一人，也有一人身兼数国的。其任务，平时同以前朝廷任命的押领使、国检非违使一样，武装维护封建秩序，监督“御家人”履行轮流警卫京都和镰仓的义务(“京都大番役”、“镰仓大番役”)，战时则统率国内地头、“御家人”出征。守护并无特别报酬，一般都兼地头之职，以此取得收入。“地头”是庄园的监管人，为庄园领主和国衙征收租税和维护秩序。地头之中属于原来作为开发领主拥有领地而现在又获得“地头职”的所谓“本领安堵”的地头，继续取得原来所得；新任命的所谓“新思”的地头则获得“给名”[注3]、“给田”[注4]，同时这两种地头还都有权以征集“兵粮米”(军粮)的名义，按每段(反)5升的标准为自己从庄园和公领征收稻谷。紧接着，源赖朝放逐了京都朝廷中对他抱有敌意的贵族，派进“京都守护”监视朝廷；在边远地九州设“镇西奉行”。文治5年(公元1189年)源赖朝在迫使窝藏源义经的奥州藤原泰衡杀掉源义经之后，立即又讨灭泰衡，设“奥州总奉行”。这样，他就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警权力。建久3年(公元1192年)旧势力的顽固捍卫者后白河按皇死去，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取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人最高头衔。至此，镰仓幕府名副其实地建立起来，开始了日本历史上军人专政的幕府统治时期。幕府的原意为军幕、帐幕。《史记?李牧传》的《索隐》引崔浩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幕府。”在日本，幕府是指将军(征夷大将军)的府署，又是将军的异称，从镰仓时代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都称幕府。二、幕府的经济基础幕府统治的物质基础是附以各种名称的庞大的“关东御成败地”，即将军的管辖地(“关东”指幕府将军，“成败”意为“处分”)。它主要由“关东御领”、“关东御分国”和“关东进止所领”构成。“关东御领”没收源平两氏领地而由朝廷赐给源赖朝的，包括散在全国各地的500多个庄园。“关东御分国”是朝廷授予源赖朝的知行国(封地)，其内容同庄园的知行并无不同，最初计有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等9国，后来丰后除掉；各国的国司由幕府推荐的御家人担任。将军这两部分管辖地的收入是幕府的主要财源。“关东进止所领”是指将军拥有授职权的那些国衙领和庄园领地。与京都朝廷不同，镰仓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在乡领主和那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名主等中小土地所有者，而它的主要政治军事支柱则是“御家人”。御家人是源赖朝在征讨平氏过程中同他结成封建主从关系的武士，即将军的家臣。如前所述，御家人原来都是一些在乡领主、庄官、名主，跟随源赖朝参加内战，为的是他们不为京都贵族政权所承认并在贵族庄园制下极不稳定的土地所有权能得到确认。源赖朝保证了御家人原来的土地所有权，有的还赐与新的土地，并通过守护地头制的建立使之获得法律根据。对于将军的这种“御恩”，御家人须为将军“奉公”，即平时值卫京都、镰仓，战时率自己的一族舍身疆场，玩忽奉公义务就有被剥夺其御家人地位及其土地所有权的危险。于是在将军和御家人之间就通过“御思”、“奉公”的关系建立起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为增强幕府经济实力和谋求御家人的利益，源赖朝和幕府鼓励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为此曾制定大规模开发关东的计划，责成所在地头执行。鉴于平安贵族推行渴泽而渔政策招致农民反抗的历史经验，赖朝也采取了若干安定民生的措施，如减免部分地区贡租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为了要保持一支效忠于己的善战军队，他还一再告诫部下要过检朴生活，反对奢侈浪费。三、公武两重政权源赖朗通过守护地头制度的建立，把朝廷(院)掌握的军事机构和一定程度的行政权限夺到武士手里，削弱了贵族力量。但是他没有摧毁朝廷的统治，相反，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他上书朝廷，宣誓忠诚，表示仍然尊重朝廷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他没有剥夺资族的经济基础——庄园制，对它采取的不是否定，而是予以承认和保护的政策。镰仓政权无疑是武士政权，它的建立扩大了武士的经济利益，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但这些都有一定限度，远末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他们要越过源赖朝前进而有可能危及整个封建秩序时，便受到源赖朗的干预，被制止肆意剥夺庄园，不听从者甚至被加上“蓄意谋反”的罪名而被剥夺领地。另一方面，作为皇族的后裔，如今又作为一个新兴大庄园领主的源赖朝，同皇室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朝廷采取回避正面对立的妥协政策。例如就在他获得在全国设置守护地头权的第二年，由于朝庭反对，便不得不把设置地头的范围收缩，而仅限于从平氏和“谋反人”那里没收来的领地并停止“兵粮米”的征收。这种妥协政策也体现在两个政权的权力分配方式上。幕府方面的权力是大部分地区的军警事务、源赖朝的御家人及御家人控制下的农民，因此凡属这种武家事宜统由幕府管理，即使在朝廷的势力范围内朝廷也无权过问。反之，属于朝廷权力的行政和司法，即使在幕府范围内，朝廷仍得照例行使其权力。于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两个政权的重叠现象。这种所谓公武两重政权的政治体制是适应从平安末期到镰仓初期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势而产生的。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权，幕府同朝廷是对立的，但在共同维护封建秩序的前提下两者又是互相依赖的，因为朝廷需要幕府的武力，幕府需要皇室和朝廷的精神权威。第二节 “承久之乱”与武士政权的巩固一、北条取代源氏的权力斗争正治元年(公元1199年)源赖朝死，镰仓幕府内部爆发了权势之争。源赖朝死后，其遗装孀北条政子(公元1157年—公元1225年)出家为尼，长子赖家继承将军职。不久，政子便以辅政为名实行垂帘听政，人称“尼将军”。她与父亲北条时政(公元1138年—公元1215年)合谋，建立幕府元老13人[注5]的协商体制，剥夺将军赖家裁决诉讼之权。以此北条时政及其子北条义时(公元1163年—公元1224年)掌握了幕政。赖家为了反击，乃削减获得恩赐地500町以上的御家人的土地面积，用以扶植自己的宠臣。这就把许多御家人推到北条氏一边。建仁3年(公元1203年)赖家以患病为由，决定两分天下[注6]，将关东28国授予其嗣子一幡，将关西38国授予其弟干幡，并将将军职让给千幡(实朝)。此举引起千幡的外祖北条时政同一幡的外祖比企能员之间的争斗。政子、义时消灭能员及其一族，杀死一幡，翌年害死赖家。时政当上政所“别当”，与大江广元并列。元久2年(公元1205年)时政谋杀实朝未遂，引退。北条义时继其父位，建保元年(公元1213年)灭和田义盛，兼侍所别当，确立名为“执政”的地位，成为幕府的主宰者。此后，这个出身伊豆地方小豪族的北条氏一家，便以执政名义几乎在整个镰仓时代掌握着幕府的实权。承久元年(公元1219年)源实朝被暗杀。至此，源氏的正统自赖朝以来仅三代27年便断绝了。北条义时从京都迎来一个幼小贵族藤原赖经作将军，以后更迎立皇室宗族作将军。这是由于北条氏还要依靠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利用皇室贵族的精神权威来巩固自己一族的地位。二、“承久之乱”尽管源赖朝和北条氏对皇室贵族都持妥协态度，但皇室还是不甘心于部分权力的丧失而伺机反扑。皇室乘幕府内江之机逐渐恢复了势力，迫使亲幕派的关白藤原兼实下台，免掉源氏功臣之子佐佐木经高的三国守护之职。公元1221年，以后鸟羽上皇为首的皇室贵族发动了倒幕战争，因为这是承久3年的事，所以史称“承久之乱”。皇室依靠的不过是争取过来的畿内及其附近几国1万几千名武士和憎兵的力量，而主要寄希望于正在内争的镰仓方面的御家人的大量倒戈。然而皇室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据《吾妻镜》记载[注7]，这时北条政子召集大江广元、北条义时等以下御家人，向他们指出幕府建立前御家人的悲惨情形，歌颂了源赖朝的恩惠，警告大家：幕府方面一旦失败，武士们低三下四地受贵族任意驱使的时代必将重新到来。她声泪俱下的讲话促进了御家人的团结，御家人纷纷率领自己一族参战。北条义时采纳大江广元短期决战的主张，以长子泰时(公元1183-公元1242年)为大将，弟时房为副将，分兵三路(东海、东山、北陆)向京都进发。进军路上，兵力迅速增加到19万人。皇室军队不堪一击，幕府军出镰仓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京都。战后，幕府把后鸟羽、顺德和土御门三上皇分别流放到三个孤岛上，废年仅4岁的仲恭天皇，立后掘河天皇(公元1221年—公元1232年在位)；对站在皇室一边的公卿、武士分别处以斩、流之刑，没收他们的领地3000多处，使有战功的御家人充任这些领地的地头，称“新补地头”，以区别源赖朝时的“本补地头”。幕府按庄园11町给免租田1町的比例对新补地头赐田，以这些田地的年贡作为他们的所得。同时还从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中按田地1段5升米的比例抽出“加征米”(“新补率法”)，作为新补地头收入的另一部分。幕府新设“六波罗探题”取代京都守护，赋予监视朝廷并行使迄今幕府统治力量薄弱的三河(爱知县)以西各国司法和行政权力，监督和指挥西国御家人，北条氏世袭其职。三、武士政权的建立承久之乱后，幕府的经济基础迅速扩大，在政治上确立了对京都朝廷的绝对优势，甚至皇位继承和朝廷官职的任命都需要帮府同意，京都朝廷的权力大为削弱。元仁元年(公元1224年)北条泰时任执权，在其任职的18年间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制定大规模的武藏野开发计划并付诸实施。[注8]条泰时还不断地完善幕府的统治体制。为加强执权的职能，增设其副职“连署”[注9]；为保持统治集团的团结，设置“评定众”，使前此设置的13人协商制度化。“评定众”由北条氏一族、幕府元老及执权、连署等组成，共约十三、四名，研究重要政务，裁决诉讼，成为幕府最高决策机关。北条时赖(公元1227年—公元1263年)任执权后又在“评定众”之下设“引付众”。责成其协助评定众审理诉讼案件。幕府的统治体制由是臻于完善。贞永元年(公元1232年)在北条泰时主持下，幕府根据源赖朝以来幕府的政策和有关审判、处罚等个别法令精神制定《御成败式目》51条，亦称《贞永式目》。《贞永式目》肯定了御家人的土地所有权，赋予他们守护职、地头职以法律根据，从而巩固了封建武士的胜利成果。但就其阶级实质而言，一如天皇制政府的律令，《式目》乃是一部保卫包括皇室公卿贵族在内的整个封建主利益，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典，是强化封建剥削阶级实行对劳动人民专政的工具。它明确规定、：农民必须向封建主交纳年贡，欠交的年贡限期交足(第42条)；各国守护的任务是对谋反者、杀人者(“夜讨”、“山贼”、“海贼”、“强盗”)实行监督和镇压(第3条)。另外《式目》还通过有关御家人的规定，巩固幕府同御家人之间的封建主从关系。与京都朝廷的律令比，《式目》有许多自己的特点，例如文字通俗易懂，重视女性地位等。它施行的范围最初仅限于幕府管辖地区，后来逐渐扩大到全国。《式目》作为武家的基本法典，对后来的武家法制影响很大。四、武士政权出现的意义评价历史上一个政权存在的历史意义时，必须把它同该政权对当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封建武士借助农民群众反对朝廷的斗争壮大了自己，进而建立了政权，并且在同公家政权对抗中不断夺取阵地，扩大政权影响。武士大多数原为中小土地所有者；具有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经验，作为新兴封建主，他们在精神生活上比较富有生气，与京都贵族那种奢侈、昏庸、腐朽、无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这个政权对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 用，草创这个武家政权的政治代表人物源赖朝、北条义时等采取的一些经济措施，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在当时的日本历史条件下武家政权和公家政权的一兴一衰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武家政权的出现是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开始的标志。但是，农民没有获得解放，恰恰是武家政权的出现强化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所以此后封建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的阶级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第三节 镰仓时代的社会经济一、庄园制经济的进一步强化庄园制是镰仓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这个时代虽然也存在着少量国衙领即国有地，但基本上也已庄园化。庄园的统治者是庄园领主(国司)和由御家人担当庄官(在厅官人)的地头。地头拥有“下地”(产生收益的土地)的管理、征税、警察和裁判等职权，因此也就拥有与这种地头职权相应的收益权。收益所产生的对象按当时语言称作“所领”。地头所领按其收益形态计有“给田（上白下田）”、“杂免地”，和“免在家”等。“给田（上白下田）”指地头的宅地及其附属土地，不负担任何年贡、“公事”(劳役、杂税)，地头把它作为完全的私有地领有，收益全归自己。“杂免地”亦称“给名”，只向庄园领主交纳少量年贡，年贡以外的赋课(“公事”)，成为地头的收益。“免在家”是免除“在家”赋课的意思，即庄园领主免征对农民房屋、宅地、园田的赋课，而将这些转作地头的收益。此外，地头的收益中还有加征米和“检断得分”(从对犯人的处分中取得的收入)，以及其他等。庄园农民大体可分为四个阶层：大名主、小名主(“百姓名主”)、作人(“小百姓”)、“下人”和“所从”。拥有3至10町名田的大名主多将自己名田相当部分交给因失去名田而变成“作人”的佃农耕种，余下的直营地则役使半奴半农身份的“下人”和“所从”。大名主是名主中的少数，他们往往取得御家人身份，爬到地头、庄官的地位。拥有l至2町左右名田的小名主是名主的多数，他们以自家的劳动为基础，以l至2名下人、所从的劳动为辅助进行生产。小名主和作人、下人、所从是庄园里的基本劳动群众，是被统治阶级。名主向领主交纳的贡租分田租(水田租)和皂租(旱田租)两 种。田租包括“本年贡”和“付加米”。“本年贡”相当于产量的30—40％。自租的标准因作物种类不同而有所不同。名主的负担还有“万杂公事”和“夫役”。前者是对农副产品、家内手工业产品、山野产品、水产品等的课税，后者是被征课的徭役，主要是为领主和地头群种直营田，修建和维修水渠、堤坝，警卫领主住宅、仓库、搬运贡租等无偿劳动。名主的负担繁杂而沉重，只是大名主例外，因为他们总是把这些负担转嫁给手下的“作人”和“下人”。二、农民的斗争规定的封建负担已经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地头凭借手中权力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更使农民痛苦不堪。农民们被迫集体逃亡或上诉，进行抵抗。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12月28日高野山领地纪伊国阿氏河庄上村(今和歌山县有田郡和清水四)的百姓名主向庄园领主递交了一份“诉状”，控告地头的非法暴行。其中说，百姓们忍受本了地头的暴行逃走了，地头追回来一部分，强令他们在逃亡者的田地里劳动，如不听从就要“拘拿妻子，割耳削鼻，剃发为尼，捆以绳索，严加处治”。[注10]但是地头的暴行制止不住农民的反抗斗争，离村弃耕之举是对地头领主的一大威胁。这是镰仓晚期的例子，实际上幕府早在《贞永式目》中就已不得不对地头们的横暴行为加以制止，并规定对待名主们的去留“宜从民意”。[注11]同一时期，在边疆地带的出云国鳄渊寺领地，地头被迫放弃无限制役使百姓名主的作法，规定一年之内不能强迫一个居民工作25日以上。说明通过斗争，地头的恣意役使不得不用法律加以限制。[注12]镰仓时代，尤其自中期起，在那些生产力较高、和市场有联系的经济先进地区，阶级分化十分显著，总的趋势是下层农民、尤其半奴半农的所从、下人等的地位不断提高。位于山城国的东寺庄园上久世庄，原来拥有的50町耕地是由分为3至4町的13块名田组成，到了1324年，登记在领主土地册上的农民增加到34名。这34名农民中大多是从“下人”、“所从”升上来的，获得土地，独立经营；原来的一些“作人”则上升为新名主。[注13]上述纪伊国阿氏河庄上村，1194年“作人”有25户，至1273年增至55户。“作人”仍是地头领主和大名主的依附农民，但同“所从”、“下人”相比，减少了一些无偿劳役，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有一些且有自己的土地并摆脱了大名主的中间剥削而和地头领主直接发生租佃关系。三、地头制的确立随着幕府权力的扩大，地头势力逐渐强大。庄园内征收年贡是地头的任务之一，可是有许多地头并不把征收来的年贡交给庄园领主，而是攫为已有，引起同庄园领主的不断纷争。庄园领主大多住在京都、奈良、距庄园较远，自己又缺乏实力，不能制止地头的横暴。庄园领主遂索性将庄园的一切支配权都交给地头，而靠地头包收年贡(“地头请”)的办法来取得年贡的一部分。幕府从保护御家人的立场出发，肯定了这种办法。使它得到推广。13世纪中叶，在前摄政九条道家的40余所庄园中就有8所是实行“地头请”制的庄园。然而地头往往不交足他所承包的年贡额，后来庄园领主便干脆采取分庄园土地(包括土地上的农民)为两部分的“下地中分”[注14]的办法，以保证双方互不侵犯对方权益。地头以分得的一半庄园为阵地，蚕食其余部分，在乡领主阶级于是日益壮大。后来这些地头又处于守护支配之下，全国庄园就逐渐掌握在守护之手，奠定了守护领国制形成的基础。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关东和九州边远地带由于开垦荒地、大规模扩大了水田面积。在开垦基本上达到饱和状态的畿内及其周围地带，农民努力于集约经营，通过推广育苗，增加品种，利用奋力，普及农具，生产大有提高。同时也注重多种经营，小麦的种植得到普及。从镰仓中期起，又开始了水稻和小麦的轮作，一年两次收获。这在日本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文永元年(公元1264年)幕府曾命令各前(冈山县)，备后(广岛县)两国的御家人免收农民收割后的稻田上种植小麦的麦税，借以鼓励水稻和小麦的轮作。为了防止地力减迟，便充分利用草木灰和人粪尿等肥料，也致力于对水车等灌溉设施的有效利用。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京都、奈良等先进地区仍是手工业的中心，但地方手工业也纷纷兴起。在靠近各种原料产地和交通便利的地点，金属冶炼、铸造、丝织、麻织、造纸、酿酒、陶瓷制造等各种手工业都有发展，出现了诸如镰仓，博多等地一些新的手工业中心。手工业者日益脱离农业而独立；分化成为专职工匠，技术水平大大超过前代。例如锻冶业。农具和武器的锻造已经专门化、出现“镰刀锻冶”、“锹锻冶”、“箭锻治”、“刀锻冶”等工匠名称‘锻造技术，尤其刀的锻造技术发展突出。陶瓷业已有悠久历史，至镰仓时代由于“獭户烧““，这种陶瓷器浇制成功，引起烧窑技术的巨大飞跃。市集已从不定期发展到定期，每月三次，并且从先进地区畿内及其周边一带普及到全国各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庄园，此时大抵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交换经济的波涡。至镰仓末期，从庄园中小名主阶层中到市集做买卖的人增多，后来定居市场，转化成市场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