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5

“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的确是有识之见。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南渡录》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之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十三朱棣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酷并非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的结果,就像流氓们残害他人并非仅仅是为了取乐。流氓们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于人的能力,从而获得别人的惧怕。在能够利用道德面具的时候,朱棣绝不会露出他的犬齿。然而在雄辩和谎言遮挡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这一种选择。极致的残酷能削减抵抗力,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引起了日本人迅速的投降。一个更为人熟悉的例子是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不论怎么解释、怎么宣传,他篡位者的面目都无法遮掩,所以与那些认死理的儒臣们辩论,他注定是输家。在道义上被剥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后的手段只能是屠杀。毫无节制的屠杀,有效地瓦解了反对者的势力,使更多的观望矜持乃至不满者迅速抛弃了犹豫、廉耻和义愤,无条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帜之下。事实上,除了被他杀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遗臣们为他卖起命来都是诚惶诚恐、竭尽全27力。暴力能有效地巩固君主的统治。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抚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基雅维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证明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时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们,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于民。结果在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正如马氏所说,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力,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当利益这根缰绳不能把人们引上为他所用的方向时,朱棣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暴力的鞭子。他发现,鞭子往往比缰绳还管用。翻检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记录,我们发现,他在制造这些暴行时肆无忌惮,丝毫不担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十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毕竟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而作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继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第一点就是适可而止,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了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残酷,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28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他已经向天下人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应该偶一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恒定的形象。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义的时候了。正像马基雅维里所说:“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这正是朱棣所擅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而朱棣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喜欢也善于制造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以达到需要的政治效果。永乐五年(1407)五月二十日,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们上来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们一眼,命他们把这条虫子再放回树上,并且教训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和尚们忙念起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真是菩萨心肠,猜测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萨转世。当然,仅仅是这些小伎俩并不能起太大作用。朱棣还有大手笔。他知道,天下真正对他心怀不满的是那些读书人。虽然在大屠杀之后噤若寒蝉,然而心里对他并没有好感。所以,大屠杀之后,他对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实行科举考试,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进身的道路。对在朱元璋时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积极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从永乐元年(1403),他就开始以他独有的宏大气魄,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此举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好感。一打一拉,天真的知识分子立刻掉入彀中。文人学士们忘掉了朱棣的凶残,开始满腔热情地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流派——台阁派。他们的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歌颂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颂国势的强盛太平,作品平正典雅、词气安闲、雍容晓畅,一时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文化繁荣景象。29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汉高祖,为人行政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刘邦为榜样。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并且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当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平时说话,必以仁政为辞,反复强调儒学教条,把老百姓的饱暖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他一再表示反对老皇帝的严刑峻法,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一转眼,那个以人命为草芥、无理株连肆意“瓜蔓抄”的暴君的面孔慈祥得让人不得不感动。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了2800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魔鬼并没有变成天使。十五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威慑的鞭子还得时时高悬,让人民不要得意忘形。有人说过,当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的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的屠夫,身边就需要有成为好屠夫的人。朱棣是个杰出的屠夫,然而却绝不轻易亲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识地任用了一大批生性残酷的酷吏,作为自己的鹰犬,替自己杀人。“君主应该自己施恩,让别人代为受过”,这句马基雅维里的名言被朱棣运用得出神入化。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横行的时代,纪纲、陈瑛、郑30赐,都成为二十四史中酷吏的典型。朱棣用他们除掉一些潜在的政敌和自己看不惯的大臣,却不落痕迹。每当这名酷吏树敌太多、作恶太甚之时,他再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除掉,也算是“为民除害”。上述最为朱棣卖命的酷吏,除郑赐是忧惧而死外,另两人都是被朱棣杀掉的。梅殷是明太祖的驸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时,是托孤大臣之一。虽然勉强投降了朱棣,然而内心却并不服气,时时口出怨言。朱棣对此一直嫉恨于心。永乐元年十月的一天,梅殷早晨上朝时,居然出了“交通事故”,被人挤到金水桥下溺死了。妹妹宁国公主抓住朱棣的衣服袖子大哭大闹,朱棣命人严查,遂把故意挤撞驸马的两名锦衣卫军官抓起来要处死。两名军官没想到为朱棣卖命最后竟然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吵大闹,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朱棣立命金瓜武士击碎二人牙齿,推出斩了,然后以隆重的礼节厚葬驸马,亲自致哀。满朝大臣和朱棣默契于心,然而大家均行礼如仪,表情沉痛,共同上演中国政治中又一出经典小品。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朱棣发扬朱元璋的余烈,创立东厂,恢复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就连特务们,也都在其他特务的监督之中。朱棣还鼓励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好处。全国上下各个阶层,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乱说乱动。朱棣的天下,由此如磐石之安。十六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帝王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唐太宗、明成祖、雍正帝都是如此。“篡位者”的名声像一杆鞭子,鞭策他们成为千古名君。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朱棣创立的引人注目的功业,一半是由于他豪雄阔大的天性,一半是由于显示自己能力的需要。他数兴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他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即位不久,即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郑和船31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不断向外扩张。永乐的行动相当一部分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来朝的热闹氛围。耗巨资下西洋,用商业利益招徕七个东南亚国王来中国朝觐。他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几次并没有必要。而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偿失。然而,除了对荣誉的渴求,朱棣的种种铺张举动还有另一层动机。马基雅维里又一次与朱棣不谋而合。他在“君主应如何作为以赢得崇敬”一章中开宗名义地说道:“能使君主赢得高度评价的莫过于伟大事业和非凡举动。”正如朱棣派人七下西洋那样前无古人的壮举让人永志不忘,“惊人之举出声望”。马基雅维里说:伟大的君主“总是这样,干完一件大事便又筹划另一件大事,让臣民应接不暇,不知所终,每当看到结果则又目瞪口呆。这些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此一行动和下一行动之间不留一点空隙,人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用来反对他”。事实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其统治的有效手段。父皇数十年的经营为他的一次次大手笔打下了基础,而他的才华又足以使他把一次次表演进行得有声有色。当然,除了制造阴谋和战争,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国家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至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他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委靡不振的孙子们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群蛆虫。明代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只有像朱棣这样,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心理、把权力的奥秘捉摸得通透的人,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