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3

,寻找借口,加快屠杀功臣的步伐,把有能力的元功宿将基本上都清扫一空。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皇帝机关算尽,还是忽略了自己的儿子们。他对诸王没有丝毫防范,反而希望他们成为巩固皇孙权力的屏障。老皇帝最终还是失败在违背了自己的信条,对他人寄予了希望,虽然这“他人”是他的亲骨肉。既然有了空子,朱棣就要利用。从这时起,他加紧步伐,招揽人才,同时对自己的部下迭加厚恩,以备关键的时候能为其所用。五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十日凌晨三点,全国人民多年等待着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朱元璋崩殂。朱允炆登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朱允炆都是帝国最理想的接班人。从外表看,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从天赋看,聪明伶俐,智力过人;从学识看,勤奋好学,熟读经典;再论最重要的品质——品德,更是出类拔萃。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炆“仁明孝友”,殆非虚夸。洪武二十三年(1390),太子身上长了个疖子,痛得睡不着觉。太孙侍候在旁,含泪抚摩,昼夜不离。朱元璋看到这些,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太子去世后,太孙悲痛至极,居丧期间,事事遵古礼,形销骨立。朱元璋非常心疼,劝他道:“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纯璋临终前,太孙日夜侍候在侧,衣不解带,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这些事传出去,满朝大17臣无不太息感叹。至于说到能力,也没有可挑剔之处。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就命令太孙跟在身边,练习政务,日常奏章由他处理,太孙少年老成,处理结果一般都比较周到。特别是朱元璋处事苛刻,而太孙常济以宽大,群臣无不暗暗高兴,期盼太孙早点接班。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虽然是大丧,表面上一片悲痛,实际上满朝文武内心都松了一口气。老皇帝的残暴终于成为历史,新皇帝圣明仁孝,真是天下之幸。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乐观。有那么几个人在满朝太平气象中嗅到了危机的味道。在专制体制中,新帝登基,头等大事是巩固自己的权威,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挑战。现在,开国武臣已经被皇祖杀光,能够对帝位构成威胁的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诸叔父亲王。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是相互猜忌。诸王和皇帝之间彼此心怀疑虑,只能用最大的恶意去估量对方。这是由中国式的政治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皇帝怀疑诸王垂涎帝位,而诸王则担心皇帝消灭自己。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本来都是出自自我保护的意图,然而却形成持刀相向的形势。新君是一个书生,然而二十二史熟读之后,对历史上的权谋智略多有领会。登基之后,整个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诸王的威胁。不约而同,新君的心腹谋臣也都想到了这一点。建文帝即位伊始,两位文臣齐泰和黄子澄就秘密上书,建议皇帝削藩。而诸藩之中,最为危险的,显然就是燕王朱棣。六六百年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文帝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自18以为懂厚黑之学,通王霸之道,一上台就开始雷厉风行地削藩,其实正说明他没有读懂历史。他即位时,政局稳定,天下太平,没有哪个亲王有能力和理由主动向他发起挑战。因此他完全有时间和空间,用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把他和诸王之间的紧张状态化解于无形之中。比如,他可以借鉴汉武帝的推恩令,让诸王的权力越分越小。他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找借口逐步收回诸王的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们一个空头帽子。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主动下手,既迅速激化了矛盾,又明显违背了朱元璋的遗嘱,在道义上处于被动。而更致命的错误尚不在此。即使主动削藩不够高明,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诸王一个措手不及,从而一举消灭潜在的危险。而他却又爱惜面子,拖泥带水,举动错乱,从而铸下不可挽回的大错。因为他想做一个符合儒家教条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要讲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诸王中,最大的威胁是燕王。然而燕王平时举动谨慎,没有道德上可指责的地方,拿他开刀名不正言不顺。其他诸王则平时作恶多端、名声很坏。建文君臣商议多次,决定先拿其他诸王开刀,并且把这个策略命名为“先除枝叶,再除根本”。因此,从即位后第三个月起到第二年六月,建文帝利用诸王平日里的诸多劣迹,先后削了周、湘、齐、代、岷五王,废去爵位,贬为庶人。并且每削一人,就公布他们的罪状,以安天下。一年之内,就连废了五个亲王,建文帝看上去还真有些魄力。小皇帝又以边防紧张为名,把燕王护卫中的精锐调到塞外驻守。又派了两名亲信,管理北平地方的行政事务。看起来小皇帝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到,布置不可谓不严密。然而,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了半天,却没有触动燕王的根本,反而把自己的意图完全暴露在燕王的面前。朱棣静观小皇帝的种种表演。百般举动,虽然眼花缭乱,却越发显示出优柔寡断和底气不足。小皇帝越是搞小动作,朱棣就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静制动,让小皇帝越来越尴尬。建文帝的两大谋臣齐泰和黄子澄都是儒生出身。齐泰是洪武十八年(1385)的进士,应天府乡试第一;黄子澄则是洪武十九年(1386)的探花。君臣三人经纶满腹,遂自认为通阴阳之道、怀管葛之术,有定国安邦之才略。然而,事实上他们毕竟是一群书生。其实,真正的英雄人物,做大事并不需要认19真的借口,有借口要做,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做。做成之后,自有人来擦屁股。“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马基雅维里语)。像他们这样面不够厚、心不够黑,绝不是成大器的气象。七这一年朱棣40岁,正是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巅峰时段。脑力和经验结合得恰到好处,时刻等待着什么大事去宣泄蓄满身躯的力量。燕王和小皇帝在气质上截然相反。朱棣身材高大、体格魁梧,说话一副高腔大嗓,快人快语,雷厉风行,说上三句话就打一个哈哈,经常说个粗口,讲个笑话,更让人感觉毫无架子。他十分注意维护部下或者朋友的利益。燕兵的军饷水平在全国最高。部下有事求到他,不管事情大小,只要不太违反原则,他都会痛痛快快地给办了。想要升官的,他积极帮着找路子;没法用官位报答的,他赏赐起财物来手笔很大。体恤小民更是有口皆碑。燕王喜欢微服私访。有一次,一个小税务衙门的衙役在市场上强行要“借”小贩的羊肉,小贩不肯,衙役把小贩打得满头是血。恰好燕王微服路过,见此情形,一时火起,一剑把衙役劈了。平时在路上遇到乞丐,燕王一定要停下脚来,让身边人扔下几个钱。在北平府,关于燕王疾恶如仇为民除害惜老怜贫的逸事不一而足,流传很广。燕王在自己的统辖地面,深得人心。凡是在北平待过的地方官和军将,大部分都被燕王收入羽翼之下。所以,建文元年(1399)七月五日凌晨,当朱棣率领他的800名亲兵起来对抗建文的时候,他底气十足。从表面上看,那一刻的形势确实千钧一发、惊险万状,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北平四周的要塞都已经由朝廷委任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10余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只有府内800名亲兵。然而朱棣却不这样看。10多万人之中,他真正的敌人不过建文派来的那么几个人而已。只要把建文那几个亲信除掉,他相信他的老部下们还会云集到他的麾下。人情大于法,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他多年豢养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要比朝廷的一纸诏书有力得多。果然,在他用计除掉20建文派来的几位大臣之后,他的旧部很快就纷纷倒戈,北平城内的朝廷命官纷纷投降,建文帝费尽心机调遣布置成了一场空。八一旦跨上马背,朱棣立刻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战栗从身体最深处升起。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一踏上战场,就好像优秀的演员走上舞台,马上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万虑皆消,满脑子只剩下了对于种种军事信息的分析、判断、计算、运筹。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极大愉快的智力活动。只有在战争中,在巨大的危险笼罩下,在瞬息万变的形势的刺激中,他的智力、判断力、勇气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战争是他最大的享受。八月十二日,满朝唯一一个逃过朱元璋大屠杀的老将耿炳文率领30万大军北上平叛。作为硕果仅存的百战元勋,耿炳文已经65岁,经验丰富,老谋深算。而燕王所部不过10万人,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明。然而朱棣却底气十足,率兵南下迎敌,并且趁南军立足未稳,打了一场闪电战,消灭了南军先头部队一万人。紧接着,燕军以少击多,在河北正定城外与南军展开大战,一举斩首三万余级,吓得耿炳文把剩下的部队撤回正定城内,坚守不敢出。虽然身经百战,耿炳文还没有见过战斗力这样强的军队。燕军的战斗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个是燕军都是北人,且与蒙古铁骑周旋多年,习于战争;而南军多年没有经过战争,初上战场,自然心虚气弱。二是燕王对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发布公告,反复阐述自己起兵的正义性。这一点是他和一般武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朱棣绝对不承认自己的目的是篡逆。在中国,做事一定要在真实的意图外包上一层光明正大的道德外衣。所以,朱棣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奉天靖难”,即帮着皇帝讨伐奸臣。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朱棣平素以“义气王爷”自居,特别地重感情,深得部下爱戴。由于以上诸种因素,燕军战斗力非常强大,每次往往血战到底,少有降者。而对于投降过来的敌军,燕王严令不虐待,更严禁杀俘,往往是进行宣传教育之后,愿意留的留下,愿意走的给路费。燕王仁慈之声,不久就遍闻遐迩。21九回顾整个“靖难之役”,朱棣成功的迅速让人有些难以理解。毕竟建文帝是名正言顺的天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八百人起兵,以一隅对抗全国。然而,短短三年时间,天翻地覆,拥有正义、名分、全国财力和军事资源的建文帝败给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这真让人大惑不解。其实,这也是理之必然。确实,从表面上看,朱棣发动叛乱,大逆不道至极,人人得而诛之。然而天下大义的道义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利益做后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朱棣和建文之间的争夺,既不是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利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