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命运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历史是公正的吗"谁若是有，就会被给予，他就会愈加充裕富有；但谁若是没有，那他已有的也被剥夺。"这句话虽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可对现实来说却没失去作用。凡是取得成功的地方那成功就不断，有财富的地方，随之就有崭新的源源不断的黄金，除此还有对黄金的膜拜，追随者的心甘情愿的狂喜，黯淡无光的灵魂。因为权力是世界最最神秘的物质，它磁石般地把单个人，诱惑般地把群体都吸到身边，很少去问，这种权力是从哪儿得到的，是从谁那里抢夺来的，而只是把它的存在当做是自身生存的一种提升，对之盲目地奉献。心悦诚服地把自己置于这种桎梏之下，兴高采烈地跳进这种奴役之中，这一直是各个民族的最最危险不过的特点了。而尤为喜欢的是屈服于一种成功之下。每一种现实都适用于这句残酷的话：谁若是有，他还会被给予。但比这更奇怪的是，历史也不例外。它本应是冷静的，清醒的和公正的，可它也如此，它也有着倾向，事后给予真实生活中表面保持公正的事情给予公正；它也乐于，如大多数人一样，站在成功者一面，它也乐于事后夸大那些大人物，那些胜利者，贬低被战胜者，或者对此缄默。它给那些著名人物堆积起他们的真正有的荣誉，还要加上传奇性的东西，每个伟人在历史的镜片下显现得总是比他原本的还要伟大得多——无数小人物被剥夺的，都加到了大人物的头上。一艘船的英雄业绩留下来的是船长的名字，那些在他身边死去的和也许做出的成绩比他更多的人却湮没无闻；一个王国的臣民的勤奋和英雄行为都奉献给王国，可历史出于缩减需要却总是把他们的不可胜数的功绩放在少数几个名字和人物身上，记在最强者的名下，因为："谁若是没有，那他已有的也被剥夺。"因此有必要，读历史不能深信不疑，而是应当好奇般地加以怀疑，因为看来是铁面无私的历史依就屈从于人类对传奇和神话的强烈爱好——它有意和无意地把少数几个主角加以英雄化，而把日常生活的主角，第二流和第三流的英雄人物推到黑暗之中。但传奇恰是通过诱惑，通过求全求美的光泽，而成为真理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去经常对它加以验证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成为我们的义务。这样一种无神论不会减少一个人的本性，不会减少他的世界价值，它只能提高我们的时代情感，我们的时代认识，它凭着对往昔的知识使现实对我们更多些公正。在一次性认识到的伟大面前毕恭毕敬，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在官方的神圣权力面前卑躬屈膝没有比这更灾难性的了!在传奇用它的须蔓进行编织以使一个形象心理上无法看不透时，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把它解开，这不是什么渎神行为；我们必须永远把历史内部中正在添加的和已经添加的重新改正过来，给真正的业绩以纯正的和公正的尊敬，以此来对抗人类那种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的不可抗拒的压力。我们的义务因此是永远不去崇拜权力，而是去崇拜那些为数不多的人，他们是诚实的和以公正方式获得权力的。只有有文化教养的人，科学家，音乐家，诗人才总是诚实的和以公正方式获得权力，因为他们占有的是没有人能够剥夺的。单一的人的世俗的统治，军事的统治，政治的统治毫无例外都来自暴力，残暴。因此我们不要对胜利都进行盲目的崇拜，而要总是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一个人是通过什么手段，用什么样的代价取得胜利的。因为在物质中，在国家的单一的人的巨大权力产生的地方，那里很少是出之于无或者是出之无主之地，而它几乎总是从其他人那里，从弱小者那里掠夺来的，每一个伟大的名声显赫的人几乎总显出一种疑是鲜血颜色的外貌。但我们——我希望，是我们——被每一个生命的神圣思想的渗透，我们拒绝一个个人有权踏着与他共患难的成千上万伙伴，登上权力的阶梯——我们把世界历史并不看做是唯一的一部胜利和战争的年表，不把掠夺者事先就看做是英雄，随之我们才能结束那种把成功加以危险的神化的做法。在权力和道义之间很少有一种联系，而多半甚至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一再地去揭露它，是我们首要的、也是迫切的义务，用易卜生的话来说，如果编造意味着要"开庭审判"，那我们也不必畏惧，不时地把一个用谄媚奉迎的敬畏所涂抹出来的人物传唤到我们的个人法庭前，并也为那些被遗忘者、被蹂躏者提供出庭作证的权利。(1922)(高中甫译)世界正变得单调（1）世界正变得单调。近年来旅行，虽说每次也都算痛快，但内心总有这种强烈的印象，总为世界变得单调而感到有些不安。在外显的生活方式上，一切都变得更加千篇一律，一切都被拉平成一种统一的文化模式。各民族特有的风俗磨灭了，服饰单一化了，礼俗国际化了。世界各国越来越显得交相渗透，人都按一个模式忙碌着，城市也越来越显得一模一样。巴黎一多半已美国化了，维也纳已布达佩斯化了，就是说，文化物质中的细腻芬芳日益消散，色彩日益加快地凋泯，于是从油漆剥落的表层下，就显露出来这机械化工厂的钢灰色活塞，这世界的现代机器。这一转变过程早就在进行了。还在大战前，拉特诺就把生活的机械化，把技术的超重要性，作为头等大事预言给我们这一代人了。但外显的生活方式，也绝没有像近年这么迅速、放任地直趋千篇一律。但愿我们能明白这一点!这可能是当代最刺激、最重要的事情了。要说症状嘛，为了说明问题足可以列出几百种。我只随手把几种人人习见、一点就破的现象，来说明近几十年来风俗习惯多么严重地趋于单调甚至绝迹。再明显不过的就是跳舞。二三十年前，跳舞还只是个别民族的事，还只是个人爱好。维也纳跳华尔兹，匈牙利跳恰尔达什，西班牙跳博莱罗：都按种种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旋律。这一切，显而易见，都是艺术家的天才和民族精神凝合成的。可如今，从开普敦到斯德哥尔摩，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加尔各答，千千万万的人都跳同一种舞，用同样上气不接下气、毫无特色的五六首曲子。这些人都在同一时间开始跳舞，就像东方国家清真寺的报时人，在日落时分把千万人同时招呼去做独特的祈祷一样。在东方是每天下午五点用二十段经文，西方则用二十小节的曲子，把所有的西方人都招呼去做同样的礼拜。除了受教会一定之规的约束外，还从来没有像欧、美和所有殖民地的白人跳现代舞那样，两亿人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动作。第二个例子是时髦。时髦还从来没有在各国疾如闪电地趋于一致，像我们这个世纪这样。以前，时髦从巴黎打入其他大城市要几年，从大城市打入乡村又要几年。这里有一条民俗民风确定不移的界线，这条界线会迫于专制自行封闭。今天的时髦，眨眼之间就称霸全球了。纽约推行短发，一个月时间就有五千万到一亿女人栽进去，都成了马鬃头，像被特制的长柄大镰刀扫过一样。在世界史上，还没有哪个皇帝或是可汗曾有过类似的威力，也没有什么宗教信条曾这么雷厉风行。为了争取追随者，为了使自己的信条对大众产生影响，基督教花了几百年，社会主义花了几十年；而今天一个巴黎的理发师，一个星期就使一切都服服帖帖了。第三个例子是电影。放电影，对所有的国家和各种语言的民族，也是在极大程度上同时进行的，在亿万群众中培养雷同的表演，培养雷同的趣味(或是没趣味)。《尼伯龙根》征服意大利，《巴黎来的麦克斯·林德》征服最具民族特色、最最纯净的德语区：任何别具一格的特色都荡然无存了，厂商却栩栩然得意，宣称他们制造的影片是有民族特色的。在这些影片中，泛滥的本能压倒思想，强烈而不可一世。《雅奇·库干的凯旋》成了当代大事，比二十年前托尔斯泰去世还震撼人心。第四个例子是收音机。所有这类发明都有一个作用，就是造成同时行动。伦敦人、巴黎人、维也纳人，都在同一秒钟听着同一件事。这种同时行动、这种动作一致，由于有轰动事件而惹出迷乱。这种新技术带来的奇迹，对大众来说，这是酒，这是兴奋剂；对个别人来说，又会使人内心大失所望，是一种危险的诱惑，使人委靡不振。在这种时候，个人也只有跟着跑，就像跳舞、赶时髦、看电影以及对人们一窝蜂感兴趣的事情一样，取舍已不再由本心而要由舆论来决定。世界正变得单调（2）这类症状举不胜举，而症状本身也一天天增多。享受生活时，独立自主的意识正随着时间在消逝。列举民族和文化中的特殊性，本来就比列举共同性要难。结果是连浅层次的个性都没有了。所有的人都穿着相同；女人都一样穿戴，一样化妆，这不会不受到惩罚：单调必然会沁透人心。癖好相同会使人的面貌更相似，运动相同会使人的躯体更相似，兴趣相同会使人的精神状态更相似。无意之中，就会出现表现形式相同的感情，由于整齐划一的要求被加强而产生随大溜的感情，就会心灵扭曲而导致肌肉发达，就会个性消亡而导致人的类型化。对话这种交谈艺术就会被舞蹈和体育运动肢解。戏剧艺术会由于电影而变得粗野。变化迅速的时髦，所谓"季节效应"的实践经验，会楔入文学。比如在英国吧，给人阅读的书就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季节图书"，像收音机一样疾如闪电地传播开来，欧洲所有的电台都同时播放，等这一秒钟过后就又都销声匿迹了。由于一切都是赶潮流的，消失得也就快，于是穷毕生精力耐心合理地概括出来的知识，在当代就十分罕见，用独到的功夫才能获致的一切，也是这样。原因何在呢?汹汹然冲走生活中一切色彩、一切固有形式，这个极有影响的浪头是从哪里来的?到过美国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从美国来的。将来写历史的人，写完欧洲大战后，再写最新一页时会写到，当代是从美国征服欧洲时开始的；或者更应当说，已经被一鼓作气地征服了，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出来罢了(被征服者往往都是迟钝的思想家)。而所有欧洲国家的所有报纸和政治家，还在为得到美元贷款而欢呼，我们竟还在为美国超慈善、超经济目的所制造的幻象大唱赞歌。实际上，我们正在变成美国物质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殖民地，正在变成机械的、与欧洲格格不入的观念的奴隶。然而在我看来，经济上的依附还不如精神上的依附危害大。欧洲的殖民地化，在政治上还谈不上有多大的成绩。卑躬屈膝的人会把奴役都看成善举，而自由人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懂得保卫自由。对欧洲真正的危害，我看是精神上的，是袭来的那种美国式的百无聊赖。这种无聊是可怕的，非常特殊的，从美国编号的街道上每一块砖头每一幢房子里冒出来。这种无聊不像以前那种欧洲式的，睡觉、泡啤酒店、玩骨牌、咂烟斗，总之是懒洋洋而却于人无害地消磨时间。美国式的无聊却是慌急慌忙的、神经质的、好斗的，用雷惊火爆来压倒自己，想在体育运动和轰动事件中使自己变得麻木。它已不再是什么消遣性质的，而是像得了狂犬病一样着魔地狂奔，是永不停步地在逃离时代。它总是发明新的艺术媒介，像电影院、收音机，好用随大溜的食品来喂养饥饿的思想；还把娱乐活动中兴趣相投的加以组合，改变诸如银行、托拉斯这类庞大的垄断组织。从美国涌来的这个浪潮好处多而单调，给每个人以同样的东西，使人人身上披着同样的一种工作服，手里拿着同样的一种书，指尖上捏着同样的一种钢笔，嘴里说着同样的一种话，用同样的一种汽车代步。还有从俄罗斯来的另一种思潮，导向另一种形式的单调，正从另一面灾难性地挤压我们这个世界。这种思潮把人分割成碎片，使人的世界观标准化。这种思潮也一样是可怕的，导向单调的。只有欧洲还是保护个性的最后堡垒。欧洲各国过度紧张的忙乱，民族主义的抬头，也许正是在凭借各种暴力行为进行不自觉的、有些狂热的反抗，是预防平均主义的最后的、绝望的尝试。然而正是这种显得绝望的反抗，暴露了我们的弱点。平凡的保护神正在发挥作用，要把欧洲——历史上最后的希腊，从时间的布告牌上抹掉。世界正变得单调（3）反抗，又从何做起?攻占美国国会大厦，向人们呼吁："奔赴战场，野蛮人来了，要毁灭我们的世界!"把恺撒说过的话重新叫出来，但包含更严肃的意义："欧洲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吧!"不了，我们再不会这么盲从，认为搞联合、写文章、发声明，就能顶住一个声势浩大的世界潮流，就能遏止这种导向单调的冲动。不管我们写什么，也只如把一张纸片扔进暴风；不管我们写什么，也到不了参加足球比赛的运动员和跳摇摆舞的人那里；就算到了，他们也绝不会理解我们。凡此种种，我只提示了几个，像电影、收音机、舞蹈以及一切使人性机械化的新东西，其中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是无从控制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能满足平均化的最高理想：提供娱乐，不费心力。其所以有不可战胜的威力，就在于这些东西是令人异常舒适的。这种时髦舞蹈，再笨的女仆也只要三个钟头就能学会；电影则会使文盲赏心悦目；而要享受听收音机的乐趣，也压根儿不需要受教育，只要把耳机从桌上往起一拿，往脑袋里一塞，这玩意儿就会转得洋洋盈耳。要抵制这种快意，连天神也无能为力。谁如果要求少数人劳心费力，在道德修养上下工夫，就必须战胜大众，因为多数人会对他感到愤激。如今，谁如果跟这种来势汹汹的潮流作对，要求人连玩都要独立自主、精心挑选、显出个性，那是可笑的。既然正越来越感到无聊，变得单调，那么，人类除了随心所欲以外，就再没有别的可做了。今天，在选择生活方式上，甚至在享受生活上讲究独立自主，不多不少就一个用意，因为大多数人，已不再感到自己正变成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变成在威力无比的浪潮中一起被冲刷的微粒。他们就这样温暖地在大河中沐浴着，被大河卷向混茫，就像塔西陀说的"ruereinservitium"——自投奴役。这种自我解体的狂热，摧毁了所有的民族。现在轮到欧洲了：打世界大战是第一阶段，美国化是第二阶段。因此这防不胜防!我们想试着把人从这种(空洞无物的)娱乐活动中喊开，这是十足的痴心妄想。因为实实在在说，我们又能给他们什么呢?我们写的书到不了他们手里，因为就连体育运动和电影源源不断提供给他们的乐趣，也早已不再能使他们冷静地聚精会神，敏感地心情激动了。他们甚至走到了这样的极端，把我们费尽心力、学有所成再写成的书，看成是感觉调合、心情绷紧的产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一切随大溜的欢乐、随大溜的狂热、以至于对时代精神，我们都的确太隔膜了。我们是以精神文明为生活激情的人，从来不会感到无聊，似乎每天都短得只有六个钟头的人，是不需要消磨时间的器具和消遣的机器、不需要跳舞、不需要看电影、不需要打桥牌、不需要听收音机、不需要看时装表演的。我们只需要在大城市的广告牌跟前走走，或是翻翻报纸，看看像荷马描写厮杀场面一样描写得淋漓尽致的足球赛，目的是感受一下，我们已完全成了局外人，就像以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就像羚羊、薄雪草，在今天的欧洲已成了古董，成了孑遗。也许有朝一日，人们会为我们这批最后的珍稀标本，建一个自然保护区，好把我们保存起来，恭恭敬敬把我们当时代的怪物供起来。但我们必须明白，抵制世界日胜一日的平均化，我们早已没有任何能力，尝试着去做一点点起码的事情了。在这灯光耀眼的市集上，我们只能走进背阴的地方，就像编年史和解说词中说的大战乱、大颠覆年代里，修道士躲进寺院一样，把在我们看来像得了神经病一样的情况记录描述下来。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阻止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只要号召群众，号召人类保持个性，就会被当成骄傲，当成狂妄。挽救的办法：既然我们认为抗争是没有用的，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逃，逃向我们自己。既然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挽救个性，那就只有从自身做起来保住个人了。看重精神生活的人，其最高境界就是永远自由，做人的自由，做事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自由本义上的自由。我们的责任是：要活得更自由，也更自愿地向别人承担义务。别人越是倾向单调、单一、呆板，我们各式各样的个人兴趣就越是撑入智慧的天空!这样说并不是炫耀，并不是夸张!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对这一切表示轻蔑；这些现象也许确实有更深的意义，是我们所不理解的。我们是从内心去划分，而不是从外表；不是只看穿了同样的衣服，受用了新技术带来的各种舒适，没有在夸大的差别中去拼掉自己，愚蠢软弱地去跟世界作对。我们要活得平静，活得自由，不大喊大叫、不引人注目地去适应社会外显的体制。但在内心要有自己最本真的爱好，要保持自己固有的生活节律!不傲慢地不屑一顾，不放肆地掉头而去，而要设法去注视，去认识。然后对不该归我们的，就胸有成竹地拒绝；而我们不可缺少的，就胸有成竹地拿来。如果对这个越变越千篇一律的世界，我们打心底里就不接受，那我们就算实实在在有了一个坚实的天地，一个永远超出于任何变化之外的天地。我们就会有力量，对一切分散、拉平嗤之以鼻。大自然变化着，但大样子不变，使崇山大海随着季节的变换而永远塑新自己。爱神还会玩它花样繁多的游戏，艺术还会存在于形式不断翻新的形象中，音乐永远变换音调的流泉还会从人敞开的胸怀里流出来，从图书和绘画里还会涌出数不清的人物形象和震撼人心的情节。被称做文化的一切，尽管像爱弥尔·路加在他的奇书中称之为适合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环境那样，被人加上不自然的、令人讨厌的称号，称之为"人性的原善"，被一再割裂，弄得干巴巴的，对大众来说也还是用不上，因为这一切过深地藏在心灵的矿井里，感情的坑道里，离街市太远，离舒适的生活设施太远。在这永远被改造又一再翻新的环境中，无限的多样性等待着有志者：这就是我们的书斋，就是我们最本真而且绝不致变得单调的世界。(1925)(樊修章译)巴贝尔塔（1）人类的最深刻的传奇在其肇始时就已经存在了。起源的象征有着一种神奇的诗意的力量，好像自动地追溯到各个民族步上复兴和意义重大时代的历史上的每一个稍后到来的伟大瞬间。在圣经的各书中，就在最初几页里，在创世的混沌之后不久，讲述了人类的一个美丽神话。那时候，刚从蒙昧中诞生，还笼罩在无意识的朦胧之中，人们集聚一起建造一项共同的事业。他们站立在一个陌生的，无路可寻的世界，这世界使他们感到阴暗和险恶，他们看到天堂高悬于头顶上空，它纯净清澈，是无限的一幅永恒明镜，他们生来就对它怀有思慕之情。于是他们聚在一起，说道："来吧，让我们建造一座高塔，塔顶高耸云霄，好显扬我们的名声。"他们集在一起，和泥烧砖动手建造，这将是一座高塔，在上帝的天庭中能与他的星宿和月亮的白玉盘相比美。上帝从天国看到了这种渺小的努力，他瞥见本身也是渺小的人群，从远方看来像是细小的昆虫，于是露出了微笑，他们集聚在一起，和泥，采石。上帝觉得这是一种游戏，下界人为渴求永恒开始做的事情是单纯的，无害的。可他不久就看到了塔基在增高，因为众人和睦相处，万民一心。他们不停地劳作，友好互助，彼此相帮。于是他自言自语："他们在完成高塔之前是不会放弃这项工作的。"他第一次察觉到精神的伟大，这精神是他本人赋予人的。他意识到，这种精神不再是他的精神了，不再是在七天的工作之后永远安静下来的精神了，而是一种另外的，危险的，奇妙的，不知疲倦的精神，它在完成之前不会停止。上帝第一次对人感到了恐惧，因为他们强大，当他们像他本人一样时，就成为一个整体。他开始考虑，他该如何阻止这项工程。他觉得，如果他们不再和睦相处，那他就能比他们更强大，于是他在他们中间播下不和。他自言自语："让我们使他们混乱，彼此不懂别人的语言。"那是上帝第一次残酷地与人类为敌。上帝的阴沉的决定变成行动。他向下界和睦勤奋的孜孜不倦者伸出了手，挥掉他们的精神，人类最痛苦的时刻到了。隔夜之后，他们在工作中间突然彼此不再理解了。他们喊叫，但是却不懂得别人在说些什么，他们互相不理解，他们彼此怒火相向。他们抛掉手里的砖瓦，镐头，泥镘，他们争吵，谩骂，最后抛开这项共同的事业，一走了之，每一个人回到自己家里，每一个人返回自己的故乡。他们穿越田野，森林，散布到四面八方，每一个人只是去建造自己狭小的房舍，这些房舍不能高入云际，不能接近上帝，而只能保护他的脑袋和夜里的睡眠。巨大的巴贝尔塔，被废弃了，风霜雨雪剥蚀了它的业已接近天庭的塔端，慢慢坍塌了下来，破碎了，颓圮了。不久这塔就成了一个传奇故事，只在歌里记载了下来，而人类忘掉了它青春时的这项伟大事业。几千年过去了，人类从那以后就在语言的隔阂之中生活。他们在各自田野和土地的界限之内劳作。他们在他们的信仰和习俗的界限之内，陌生地毗邻而居，若是他们越过他们的边界，那只是为了掠夺。几千年来，在他们中间没有统一，只有分离他们的傲慢和谋求私利的劳作。但是，像是来自一个美梦，从他们共同经历的童年中还存有一项伟大事业的预感，因为随着步入成熟的岁月，他们开始彼此相互问询和不自觉地寻求失去的联系。有几个勇敢的人迈出了第一步，他们拜访陌生的国家，带回来信息，各民族逐渐地友好相处，彼此学习，交流知识，交换财富、金属；他们逐渐地发现，不同的语言并不一定就导致陌生，边界并不就是民族之间的鸿沟。他们的智者认识到了，没有一个民族能独自穷究科学的底蕴，不久学者们也感觉到了，知识的沟通能更快地促进共同进步，诗人们把兄弟民族的文字翻译成自己的文字，音乐——它唯一不受语言的紧绷绷的束缚——共同渗透进所有人的感情。自从人们知道，即使有语言的隔离也能够团结一致，于是他们更加热爱生活，甚至他们为此感谢上帝，是他把这当做惩罚加于他们身上，同时也就赋予了他们这样一种丰富多彩，因此他也就使他们有了广泛地享受世界的可能，更加自觉地在差异中去热爱特有的统一。巴贝尔塔（2）这样，在欧洲的大地上，巴贝尔塔就逐渐地又立了起来；它，是兄弟般合作的碣石，是人类团结的纪念碑。不再只是用粗糙的材料，砖和陶土，灰浆和泥土，去达到天庭，去使上帝和世界和睦；而是用最精致的，最坚实的尘世材料，用精神和经验，用最精细的灵魂物质去建造它，新的巴贝尔塔。塔的基础广大，深厚，东方的智慧把它加深，基督教的学说使它保持平衡，古代人类给予它的是铁一样的方石。人类所做的一切，尘世精神所完成的一切，都砌进塔中，它耸立起来。每个民族都为建造这座欧洲纪念碑作出贡献，年轻的民族纷至沓来向年长的学习，年长的把坚韧不拔的力量作为人生的阅历传给年轻的，他们彼此学习技艺，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这只会提高共同的热情，因为谁做得更多，那就会成为邻人的动力，在各个民族之中有时也会发生龃龉，但口角和纷争都不会使这项共同的事业停止下来。这塔，这新的巴贝尔塔在增高，它的塔尖如此高耸云端，从不曾像我们时代这样。各个民族从不曾在精神上如此相互融合，科学上从不曾如此内在联结在一起，贸易从不曾如此联合成为一个奇妙的网，欧洲人从不曾如此热爱他们的家园和整个世界。他们必是在统一的狂热中感到了上天的存在，因为各种语言的诗人恰恰开始在最近的年代用颂歌在赞美存在和创造的美，并觉得自己和从前的神秘的塔的建造者一样，纪念碑巍然屹立，人类的一切神圣之物都聚集其内，音乐像一场风暴在它的四周响了起来。但是他们头顶上的上帝，他像人类本身一样不朽，惊愕地看到他一度毁掉了的塔又耸立起来，他再次感到恐惧。他又再次知道了，若是他再度播下不和并使人们彼此不能理解，那他就能比人类更为强大有力。他又变得残忍，他又把混乱洒到他们中间。于是，在几千年之后，这个可怕的时刻，在我们中间又出现了。一夜之间相互和平相处共同进行创造的人们彼此不再理解了，因为他们不理解，彼此就怒目相向。他们又抛掉他们的工具，拿起武器对峙起来，学者用他们的科学，技术人员用他们的发明，诗人们用他们的文字，教士用他的信仰，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致人死命的武器，而这些从前是用于济世活人的事业。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可怕时刻。新的巴贝尔塔，欧洲的精神统一的伟大纪念碑已经坍塌了，工作的人群散向四面八方。塔的瞭望台还在，它的那些看不见的方石还矗立在混乱一团的世界，但是没有共同的努力，没有持之以恒的坚韧不拔的努力，那它就会在遗忘中倒塌。就像那座塔在神话中的日子里一样。今天在所有民族中有许多人：他们不管塔是否在倾圮，而想从瑰丽的建筑中，唤起这样的愿望：为他们的民族在联合上作出贡献，仅用他们民族共同的业已削弱了的力量去抵达上天和进入无限。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想去完成联合起来的欧洲力量在几个英雄般共同劳动的世纪里都没有能完成的事业，是不会成功的。轻信的人们认为，这座纪念碑必须在这里，在我们业已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欧洲建立起来，也许不会在地球上陌生的地方，在美洲，在亚洲。共同行动的时刻还没有成熟，上帝在我们灵魂中播下的混乱还是那么巨大，在兄弟们像昔日那样去共同对抗无限的和平竞赛再度实现之前，也许还需要一段时日。但是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这项事业，每个人站到他在混乱时刻离开的位置。或许我们在工作中彼此经年不见，也许相互不闻。但是，当我们进行创造，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怀着旧日的热情，那塔就会再度增高，各个民族在高处彼此将会相遇。(首次发表于1930年1月)(高中甫译)书：走向世界的入口（1）世间的一切运动，从根本上说，都基于人类心灵的两大发明：空间的运动靠发明轮子，连在转得发热的轴上滚动；心灵的运动则靠发明文字。某个姓名失考的人，说不清在什么地方，也说不清在什么时候，第一个将坚硬的木材揉圆，做成轮子，教给全人类去征服阻隔国家、分开民族的远路。有了车子，货物运载四方，旅游增长见识，就都行得通了；某些水果、矿砂、石料和人工产品，受气候条件限制，产地偏于一隅，大自然这种施加限禁的意志也被抵消了。每个国家都不再单独存在，而是与全世界有了联系。有了这种构想新颖的车子，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南与北、东与西，就增进了相互的了解。正如因技术提高而形式多样的轮子，使汽车飞奔，在火车头下面滚动，在螺旋桨中间旋转，去克服空间的阻力一样，文字也不光是用来抄抄写写，也早已有了进展，由单页到成本的书，使不幸的经历和经验冲出了个人的局限性。有了书，人就不再视野受限，孑然独处，而能分享古今所发生的一切，分享全人类的所思和所感了。今天，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精神活动，都离不开书。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种可向往、超物质的生活形态，离开了书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的个人生活、私生活中，书扩展心灵、建起世界的这种力量，除了往往被忽略过的瞬间外，我们一般很少意识到。因为在我们日常工作的圈子里，书总太过于平凡，以致我们并不怀着常看常新的感激之情，去注意它生命中常看常异的新奇之处。这就像呼吸时吸进氧气，血液有了看不见的养分，就得到神奇的化学更新，我们根本不去想一样，我们也根本不去注意，目不转睛地看书，接受精神要素，从而使得精神机制振刷或是疲倦。对使用文字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我们这些后代子孙来说，阅读差不多已经成了一种身体机能，成了一种下意识动作。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摆在我们手边，早已是那种不言而喻与我们共存、伴我们共存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拿过一本书来，总那么懒洋洋淡然漠然，就像拿过来一件上衣、一只手套、一根烟、一件随便什么成批生产的大路货一样。有价值的东西，凡是容易到手的，都引不起人对它肃然起敬；只有在真正创造性的，在我们存在的深思熟虑和从内心观察的瞬间，平平常常和屡见不鲜的才重新化为神奇。只有在这样的思考的时刻，我们才会敬畏地觉察到这种魔力般的和震撼灵魂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书本进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20世纪的今天，离开书的奇迹．我们就无法再思考我们内心的生活。这种瞬间是很少有的；正因为少有，保持得才长久，往往会在记忆里保持多少年。我还一清二楚地记得那个地点、那个日子、那个时刻，当时我断然领悟到，我隐秘的内心世界，与书中看得见又看不见的另一个世界，是怎样对比鲜明又富有创造活力地交织在一起。我看，对我这种心灵的顿悟并不算讲得过甚其词，因为尽管是个人的，但这种经历和认识的瞬间，远远超出了我个人。当时，我二十六岁的样子，已经写过几本书了，就是说，我已经懂得一些，将随便什么模模糊糊呈现出来的东西，梦呀，幻想呀，进行神秘的转换。这种转换必须闯过许多阶段，直到经过特殊的浓缩和提纯，终于成为装订好的长方块，成为我们所说的书；成为一种东西，标有价钱，可以卖，表面看来没有意志，像摆在橱窗玻璃后面的货物，但同时又头脑清醒，每一册都有灵魂，虽然可以被买走，但它属于自己，也属于好奇地翻翻它的人，特别是读它的人，而归根到底属于不只读，还会欣赏的人。对这种无法描述的输血过程，我总算有所经历了：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注入别人的血管，把命运注入命运，把感情注入感情，把灵魂注入灵魂。然而，这些印刷出来的东西，它们的全部魅力，特殊效应的广度和强度，我都还琢磨不出来，而只是模糊地在这方面左思右想，不认为都会烟消云散罢了。事情发生在那个日子，那个时刻，这正是我要讲述的。书：走向世界的入口（2）当时我正乘船旅行。是一艘意大利船，在地中海，从热那亚到那不勒斯，从那不勒斯到突尼斯，从那里再到阿尔及尔。这得熬多少天。船上几乎是空的，于是我常常跟一个意大利青年船员聊天。他是个地道的低级服务人员，管扫舱房、擦甲板以及诸如此类的服务工作。从人类的等级序列来看，这类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这能干的小伙子，棕头发，黑眼睛，笑的时候牙齿白灿灿露出唇外，看着他实在有趣。他爱笑，说意大利语伶牙俐齿，像唱歌一样，而且绝不会忘记，给这种音乐加上生动的手势。他凭着表演天赋，对每个人的姿势都进行漫画式的模仿，学船长满嘴没牙那样说话，学那个英国老人身子僵直、左肩前倾在甲板上行走，学那个人们一看腆着的大肚子就能判定的厨子，开完饭以后在旅客面前趾高气昂的派头。跟这个棕发顽童，额门凸出亮堂、臂上刺有花纹的小伙子聊天，是件开心事，因为他像小羊羔一样温良驯顺——据他告诉我，他在故乡利帕里群岛曾放过好几年羊。他立即看出来我喜欢他，跟他说话比跟船上哪个人都更乐意。他就把知道的一切都讲给我听，毫无保留。航行两天以后，我们怎么说都有点儿像朋友或是同事了。就在这时，突然在我们之间耸起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我们这艘船在那不勒斯靠岸，装上旅客、煤、蔬菜、邮件和港口通常买得到的食品，就又重新启航。又看见傲然的婆西立普城蹲在那个小山岗上了，维苏威火山上的云轻细缭绕，像纸烟头上飘起的淡烟。这时，他蓦然急匆匆地向我蹿过来，笑容溢满唇齿，得意洋洋地给我看一封揉皱的信。这是他刚收到的，求我念给他听。开头我还没反应过来。我以为，乔万尼这小伙子收到了一封外语信，法语的或德语的。信可能是一个什么姑娘写来的。他肯定为姑娘们所喜爱，这我理解。他可能是想叫我把这个佳音给他译成意大利语吧。然而不是这样，信是意大利文写的。那他想干什么呢?叫我给他念个什么呢?可是不行，他一再重复，几乎是强行地，叫我给他念信，一定得念。我一下全明白了：这小子英俊机敏、风度翩翩、举止自然得体，可在他们国家的人口统计中，属于百分之七八那一类，不识字，是个文盲。我一下简直想不起来，在欧洲正在消失的这一类人中，我几时曾跟这样的一个人交谈过。在我打过交道的人中，这个乔万尼是第一个不会识文断字的欧洲人。我看着他简直惊住了，不再把他当成朋友，当成同事，而把他当成怪物。随后，我自然还是给他念了信。信是一个什么叫玛利亚或是卡罗利娜的女裁缝写的，信中不过是各国的少男少女，用各种语言写的那些话。念信的时候，他死盯着我的嘴；我发现他努力要记住每一句话。想听清楚、记清楚的紧张劲儿，使他眉上的皮肤皱起来，挤出一脸苦相。我把信念了两遍，念得很慢，很清楚。他每句话都往心里听，越听越满意，眼睛开始放光，嘴唇咧得像夏天的红玫瑰。这时，从船栏杆那边走过来一个当官的，他就赶紧溜了。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全部缘由。但这是真实的经历，在我心里却刚刚开头。我躺到一把躺椅上，仰望着柔和的夜色。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我平静不下来。我头一回见到一个文盲，还是个欧洲人。我认为他机敏，还曾和他交谈，像对待同事一样。这么个不识字的脑子，怎么能反映这个世界：这件事迫使我深思，甚至使我痛苦。我试图设想，不识字该会是个什么样子，试图从这种文盲的角度去考虑事情。他拿起一张报纸，看不懂。拿起一本书，掂在手里比木头轻、比铁轻、长长方方、有棱有角，花花绿绿，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东西；于是他又撂下，不知道拿来干什么好。他停在书店门口吧，那些红黄绿白，漂漂亮亮，长长方方脊背烫金的东西，对他来说，只是画上的水果，或是打不开瓶盖的香水，隔着瓶子闻不到香味。跟他提起歌德呀、但丁呀、雪莱呀，这些神圣的名字不会告诉他任何东西，只是些没有生气的音节，没有意义的声音，轻飘飘的。对一开卷顿时就会有扑面而来的无穷欢畅，像银色的月光透出死气沉沉的层云，这个精神穷人是根本想象不出来的。他体会不到，在心灵强烈的震撼中，书中描写的人物命运，会突然与人自己的命运相契合。而他用墙把自己整个围起来，过的是穴居人不见天日的生活，因为他不会看书；我问自己，从有联系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就算没有憋死，没有穷死，这种日子人怎么受得了呢?光知道眼睛偶然看到的，耳朵偶然听到的，除此外一无所知，这怎么受得了呢?离开书里渗出的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大气，人怎么能呼吸呢?我越来越激动，试图去推想没有阅读能力、被关在精神世界门外的人，会是个什么样子。我白费精力，人为地去为他建立生活方式，因为这简直就像学者凭着木桩建筑的遗迹，试图去追述短头人，或是石器时代的人怎样生活一样。我实在没法子钻进从来没看过书的人脑子里去，实在没法子钻进从来没看过书的欧洲人思维方式里去。我无能为力，就像聋子靠别人的描述，去想象音乐是什么样子。书：走向世界的入口（3）正因为我不明白文盲的心态，所以我试着设想，离开书我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样来帮我考虑。于是我一开头就设想，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把从文字传播中、特别是从书中得来的一切，暂时全部抛开，这样来思考问题。可是这根本行不通。因为借助知识、经验、感受能力——比亲身经历更进一层——借助来自书本和教育的世界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所得来的一切，如果我试图把这一切都摆脱掉，那作为自我的这个我所感受到的，几乎就什么也不剩了。我考虑什么事情，考虑什么问题，随时随地都要靠从书里经历和记住的一切来进行。有了读来的和学来的一切，每一个词都会引起无数的联想。比如说，一想起我这回去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吧，不经意之间，就会生出百十种联想，捷如闪电，亮似水晶，集向"阿尔及尔"这个词：会想起迦太基()①，想起对太阳神的敬奉，想起萨朗波()②,想起李维()③著作中的那些事件，迦太基人、古罗马人、西庇阿与汉尼拔在扎马相遇()①，同时会想起格里尔帕策()②未完成的剧本中那些相同的场面；德拉克洛瓦()③的一幅油画也色彩斑斓地切入，还有福楼拜的风景描写；还有塞万提斯在查理五世手下时，猛攻阿尔及尔受伤()④。还有成百上千的其他琐事，都只要我一说起或是一想起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这个词，就会神奇地活跃起来。古代两千年的争斗和史实，以及无数与此有关的，都会从记忆里翻涌而出；我小时候读过和学过的一切，都会来丰富这做梦也记得的词。我知道跳出个人的经验，把书中保存的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各种人的一切，一下尽收心底，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视野开阔、联系广泛地去思考，才能多侧面地去观察世界。这是一种唯一正确的最佳方案，是一种赠品，或者说是一种恩惠。我也愕然地看到，被书本拒之门外的人，只能多么狭隘地去感受世界。再说，对这一切思之再三，我能有为别人意外的遭遇而感动这种性气，能如此强烈地感到，这可怜的乔万尼缺乏人世间高层次的乐趣，这不也该归功于我从事创作活动的研究吗?因为我们读书，不就是发自内心地去和陌生人一同经历，用他们的眼睛观看，用他们的脑子思考吗?由于这瞬间发生的事情生动而有意义，如今我总是会想起从读书得来的无数快慰，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心怀感激。这类事例我心里一个接一个，就像天上的星星挨着星星。使我的生活从狭隘无知中扩展的，为我将有价值的东西按等级分类的，给小时候的我刺激和经验的，不是我当时尚未成熟的细瘦身量所能承受的：这一个个的事例，我都还记得。因此我现在懂得了，读普鲁塔克()①，读海军候补军官的海上历险，读皮裹腿打猎()②，在我的市民家庭里爆出一个更加狂放刺激的天地，同时使我从这家庭环境中超越出来，尽管使我这个孩子的心绷得那么紧，但我也头一回借助书中得到的无限广阔，去想象我们这个世界，从而得到了令我陶醉的乐趣。我们企盼超越的激动，生命中这最美的部分以及一切神圣的渴望，大半都要归功于书中的要义；是这种要义促使我们，反复把新的见闻吸入心中。还记得我作出的那些重大决定，那都是从书里学来的；还记得跟早已作古的那些诗人会面，这比跟朋友、跟女人会面还有意义；还记得与书相恋的那些夜晚，这比得上其他夜晚误了睡眠的尽情享乐。越是深思，我越是认识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由千百万单个的印象构成的，其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来自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而其他一切，本质的交织一起的主体，则应归功于书本、阅读、媒介和学习。对这一切进行深思，是妙不可言的。读书得来的快慰，那早已淡忘的，会蓦地又泛起心头，泛起一个会使我又想起另一个，如同我想从头上丝绒一样的夜空中去数星星，总有漏掉的和新出现的冒出来，弄得我数不下去一样，透视内心世界的时候，我也看出来，我们还有另一个星空，明光透亮，由多得数不清的点点火花构成、由我们能够享受到的智慧成果构成的另一个天地。它闪闪发亮，围着我们旋转，还溢出神奇的乐声。我与书还从来没有像这一瞬间这么贴近，由于没什么可做的，就光想着这件事，还是敞开心灵，集中全部感激来想的。乔万尼这个文盲，这可怜的精神阉人，长得跟我们一样，由于有这样的缺陷，就不能心向往之、精力充沛地闯入这个更高的境界。在与他短暂的交往中，我感受到了，书——把怀中天地永远向文化人敞开的书，所具有的全部魅力。那些写下的、印下的、在文化人口头流传的，谁如果用无限广阔的整个胸怀，去对其中的价值进行再认识，不管从一本书里也好，从这一切所包含的全部生活也好，他都会对今天困住许多人甚至聪明人的悲观情绪，充满同情地感到好笑。这些人抱怨说，读书的时代结束了，如今轮到技术来发言了；留声机、收音机、电影摄影机等等，传播言论，传播思想，都是更精巧、更方便的导体，已经在开始排挤书了，书传播文化的历史使命眼看就要过去了。可这看得多么近，想得多么窄啊!技术是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可也无法跟书千百年来所创造的相比，更不要说是超过了!化学还从来没有发明一种爆炸物，像书那样影响深远，轰动世界；也没有锻出一种钢板、铁水泥，禁用的程度比得上这一小摞印了字的纸；也还没有什么电光源能为人祛疑解惑，像有些薄薄的一本书那样；也根本没有什么人工电流比得上书那样，一接触就使人心里充满印好的名言。书，被最大的压缩力压缩，形式最紧凑，最多样，不会随着时间衰老，随着时间变化，被时间毁掉。书根本不用害怕技术，因为技术本身除了靠书，还能从哪里学到东西，来改进自己呢?无论在哪里，不光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书都是一切知识的关键，一切科学的开端。跟书越接近，人对整个生活的见识也就会越深，因为爱书的人不光用自己的眼睛，还用无数人心灵的眼睛去观照；靠书这个出色的助手去闯世界，就会事半而功倍。(1931)(樊修章译)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1）今天，从地球的一头到另一头，人们的看法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一个问题上还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世界风气不正，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道德)危机。看看欧洲，我们尤其会有这种感觉：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都处在一种病态的敏感状态中，稍有一点点由头，就足以引发不可收拾的动荡。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容易让人听信。不只人与人，而且种族与种族、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好像都更乐于互相仇视，而不是互相理解。在欧洲，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对平静地发展生产都不抱希望，相反，大家都被恐惧的印象所压倒，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暴力事件。这种紧张状态是怎么来的呢?依我看，仍然是古老的芽孢杆菌在引起发烧，引起战争遗留的那种反常的血液循环。我们会记得，战争年代曾使各国人都习惯于感情的大起大落。打仗不可能打得冷冷清清，因此要打完一场为期四年的世界战争——真是长得可怕——就有必要惊人地投入升级的狂热，就必须不断在所有的国家重新激起本能的仇视、恼怒和愤恨，因为用歌德的话来说，狂热就"像腌鲱鱼，是不可能一放多少年的"。仇视、愤怒和好斗，就其特性而言，都只是短时间的感情冲动，这就必须创立一种可怕的学问，也就是所谓的宣传，来人为地使这种短暂的心态延长。原本随遇而安、和平相处的千千万万人，确切地说是三四亿人，——请想想这个数字——四年之间，就习惯了自作自受的互相仇视，互相敌视，压下了固有的天性。终于和平了，奉命去仇视、去谋杀、去发疯的这种义务，像拧死煤气阀一样，忽地被拧没了。这原是与人的天性相悖的，可有机体一旦适应了麻醉剂，兴奋剂，像咖啡、吗啡、尼古丁什么的，突然缺少这些东西就不行；同样，搞军事化，去仇视，去拼杀，这一代人的这种需要，也是会继续保持活跃的，只不过形式上变换了一下罢了。仇视的不是1914年的外敌，但促使人去仇视、去拼杀的，却依旧是那种危险的狂热。仇视，成了制度对制度、党派对党派、阶级对阶级、种族对种族、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仇视。而归根结底，连形式也还是1914年的。这是为需要所决定的，结成集团，并且作为集团声色俱厉去跟别的集团作对。在这种所谓的和平中，我们这个世界就被一种跃跃欲试的好斗情绪所笼罩。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艰危的局势呢?怎样才能使这种持续不退的高烧降下来，使好战的氛围再变得合乎人道呢?怎样才能给被仇恨所毒化的机体解毒呢?怎样才能煞住这种道德沦丧，这像浓云一样笼罩着我们这个世界的道德沦丧呢?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超乎一切的大问题。当然，我并不认为，我是第一个看出这个问题的人，也并不认为我有什么高明的解决办法。我知道，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大有人在。我们特别要感谢美国的民主政体和这种政体组成的政府，是他们一再一再强调名副其实的和平，强调世界持久的相互理解，指出这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我们却对一切协商会议，对一切宣言和号召，都变得过于不信任了，认为这一切也许防止或推迟了个别乱子，但就我们这个世界的现状而言，却并没有改变它的道德状态，或更确切地说是不道德状态。理性，就其本质而言，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而有组织的宣传，则抓住扩音器向世界大喊口号，相比之下，理性平静舒缓的声音，就显得太微弱了。人类的理性行为和动物的本能，区别就在于，理性行为是老早就预先想过的。对今天这一代人，正在进行战争、在大多数国家还执掌政治领导权的这一代人，要使他们不去颂扬权力，不去推崇战争和仇视心理，这种想法也许我们是必须放弃的。全力以赴，至少让下一代，今天的年轻一代，不再在这种感染和高烧中失落，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因此，我们的一切努力，就在于使成年人不学坏，不多学坏，而年轻人心灵还像蜡一样可塑的时候，就及时地受到教育。战争闯进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间，把我们弄得心灰意冷。新的一代应当比我们过得更好，过得更有人情味，特别是过得更幸福，因而他们必须受到更好更人道的教育。在这种新教育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新的历史模式，有一种新的历史观，跟我们以往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一部展示人类怎样形成的历史，有关本民族和一切外民族的历史，会使年轻人有新的世界观。形成年轻人对生活的看法——政治的、道德的和个人特有的看法，有决定意义的，莫过于他们学习历史和理解历史的方式。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2）可我们在中学里，特别是欧洲的中学里，是怎样学习历史的呢?说句老实话，我已经忘了。前不久搬家，事出意外，翻出一本我在奥地利上高中时用过的历史教科书——顺便说一句，过早地把旧教科书扔掉，这是没道理的，因为若干年后，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那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和观点以那么快的速度在改变。正是靠这本书，这本翻破的旧书，使我有机会来订正，培养过我们当今这一代人的历史，曾经是怎么个样子。我翻着看着，简直大吃一惊。我的天啊，对我们这些没有经验易于轻信的年轻人，那时候人们竟是这样来讲述世界史的!竟是这样不真实、不正确，这样别有用心！我一眼就看出来——而以前我们这些孩子是想象不到的——在这里，历史是人工制成的标本，是上过色的，是伪造的，就是说，是怀有某种深思熟虑的意图搞出来的。我看出来，由于书是奥地利出版的，是批准经奥地利中学用的，因此年轻人所必须牢记的就是这种观点：世界精神及其种种外射，其最高境界就是奥地利的伟大和奥地利的帝制。然而，离奥地利十二个钟头的行程以外，或者今天两个钟头的飞机航程以外，比如在法国或是在意大利，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历史同样被制成带有民族意识的标本，就是说，上帝或历史精神一起产生影响，都是向着法国，向着意大利，向着各自的祖国的。还在正确地认识世界之前，我们就已经被戴上有色眼镜了；各国的颜色都不一样，于是从一开头起，对世界，我们就只能从民族利益的视角去看，而不能用自由的、合情合理的眼光去看。今天的所谓德国民族教育，还在那个时候，就使人的精神面貌和看法早早地开始一律化，趋向口径一致。只有完全客观才有意义的历史，被勺子乱搅着，剩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造成爱国公民，造成未来的士兵，造成没有意志的奴才。由于这种被灌输的信念，我们有责任对自己的国家和国家制度忠顺，而对其他一切国家、民族和种族，则应当鄙视，同时不信任，认为我们的祖国是世界各国中最优秀的国家，祖国的士兵是各国士兵中最优秀的士兵，而且统帅是各国统帅中最优秀的统帅。既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的民族一向都是对的，那么今后所做的一切，也就永远都会是对的：rightorwrong，mycountry(不管怎么说，祖国总是祖国)。这是我们从教科书里接受的第一个错误导向；我把这本旧书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当然不是用以前那种孩子的眼光，天真、坚信不疑地去看，于是很快又看出了第二个错误导向。我们从这本书里记住的是些什么呢?书是这样排的，凡是重大历史事件，书页边上都标有年份，就像公路边上的里程碑，标出一路过来的里数一样。这些数字是必须背下来的。那么，这特别醒目的都是些什么大事呢?我把教科书翻了一遍，看出来十有九个年份，都是关于会战的，关于战争的。我们必须背会，公元前某某年发生了萨拉米海战()①，某某年某某年又发生了坎尼战役()②，第一次布匿战争打了多少年，第二次又打了多少年，就这么多少个世纪打下来，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一次战争接一次战争，一直打到特拉法尔加角战役()③、滑铁卢战役()④、色当战役()⑤。终于，上次世界大战的日期也让我们记住了，是通过亲身经历的感性形式记住的，而不是光从记录下来的日期。至于说这三千年里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从而使人类由旧石器时代的洞居人发展到文化的载体，这些事这本旧教科书倒是很少提到；同样，那些不善于慷慨激昂，而只会默默地活动着，维护祖国和平、促使祖国前进的帝王，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和英明的领袖等等，书中也很少提到。只有汉尼拔、西庇阿、阿提拉()①、拿破仑什么的才重要，只有冲锋陷阵的男子汉们，才被当英雄讲述给我们听。于是，人世间的头等大事就是打仗，而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盖世功勋就是打胜仗，这种思想从我们开始懂事起，就像锤子一样没完没了敲打我们听话的大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担心对所有欧洲国家今天这一代人也一样，从开始懂事起就被灌输，对世界起决定作用的成就，就在于一切使用暴力，包括战争在内的行为；只要对祖国有利，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向往的。这下好了，我们看到了这种后果了。如今，这搅得世界惶惶不可终日的后果，招来了人心浮动，招来了互相仇视，招来了不得安宁。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3）如今，世界大战要来砸烂一切，砸烂各种有色眼镜——给我们这一代轻信的年轻人戴上的有色眼镜了。而我，只能在这里重复说，如今用另一种眼光来重读这本翻破的旧教科书，我实在是大吃一惊。把历史完全当战争史来写，这到底要怎么着呢？几乎都是令人大为悲观、大为沮丧的事。这种永远打仗、永远打胜仗的历史，到底要说明什么呢?这是枯燥乏味的重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支军队打败了另一支，一员大将打败了另一员，一个民族打败了另一个，要塞被攻克，或是没有被攻克，一些国家因兼并而扩大，完了又因被兼并而缩小……站高一点儿来看，我觉得人类这张没个了结的战争年表，无聊得就像讲近五十年来的足球比赛史一样，上一回是汤姆打败了杰克，这一回是杰克打败了汤姆。四千年来，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攻打、掠夺、偷盗、奴役，人类并没有前进半步，相反一直都在祖传的血泊中步履维艰地兜圈子。难道叫我们从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中去寻找人类的进步，从泽尔士一世一直找到鲁登道夫，()①让我们看到已经不再是一个对一个用战斧砍杀，而是用机枪整排整排地撂倒?看到被围在城堡里的人，不再从城墙上往下倒滚油，而是用设计巧妙的喷火器，一团一团往出喷火?看到我们也正是按遗传的本能在行事，看到只有我们会使用更得手的器械，看到我们不再是一小股野蛮人在联手格斗，而是千军万马，不像野蛮人那样没腔没调地呐喊战争，而是在收音机、留声机里吼着宣传战争?老实说，翻小时候用过的旧教科书，应能促使年轻人向往崇高、遵循人道的东西，可我在这本书里一丝一毫也没有找到，找到的只是一些恶劣的例证，证明我们总是在退回到古代的野蛮中去。终于我无法抑制愠怒，就把书往角落里一扔，因为我明白，就是教科书里讲的那些，教会我们这一代人走向世界大战的。这是个启蒙读本，能诱发一切危险恶劣、毒害时代的本能。然而，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我们就是这样学历史的，就是这样受教育的。如今，我们看到这种后果了。总是冲我们耳朵吼，往我们心里杵，说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只要能打胜仗就是功勋盖世，至于取得这种成就用的是什么手段，那完全是小事一桩；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是死一万人，死十万人，还是死一百万人，这也是小事一桩。我们看到，经历了可怕的世界大战以后，这种不人道、不道德的教育观，并没有被看成几近犯罪，相反，今天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这种观点还闻所未闻地紧紧张张、吹吹打打，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推波助澜。我们听得到独裁者的吼叫，一直传到美国这里，主张要有所谓英雄主义的人生观；他们还宣扬，热爱和平就是怯懦，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为国捐躯。他们认为有利于民族的就是可行的，还把这当作公理编制成法典；他们编出一种思想体系，使一切犯罪行为都得到宽谅。我们亲眼看到，时至今日的欧洲，竟有这种自成体系的谎言崇拜，有这种三千年来史无前例的宣传形式；我们也亲眼看到这样颂扬战争，把战争看做生活的最高境界——这是连古代的斯巴达人，连那些最最野蛮的部族都没敢颂扬的。我们亲眼看到这样以民族的名义歪曲历史，使我们憎恶得身上的血液都要沸腾，也使我们害怕得发抖，害怕用这种方式教育天真无邪的年轻人，会把下一代推到更为恐怖的血腥屠杀——彻底毁灭的血腥屠杀之中。面对这一切又怎么办呢?历史中大部分是与战争有关的，那就从中学的教学计划中把历史课去掉?不行，我压根儿就没这么说过。历史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和，教育年轻人，历史课始终都是最重要的功课。要不，讲历史课的时候，对战争史至少也该尽可能压缩压缩吧?我也并不这么说，因为这样做是歪曲事实；明天的历史必须是完全客观的。这就要求做到，用另一种观点，用崭新的观点来编写历史，把人类生活看成是走向人道主义、走向全面发展的进步过程，而不是看成一种停滞现象；编写历史所突出所强调的事件，首先都应当是有助于最后实现文明的。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4）我们所要的新历史，编写时必须站在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上，必须考虑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跟以往所编写的历史不同，那只不过是民族史、战争史。我们会想起来，这类史书是怎么来的，像塔西佗的、色诺芬的、一直到中世纪那批编年史作家的以及晚近时代的。那时候，世界还没有联成一体，这些史学家都生活在狭窄的圈子里，守着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国家——想想希腊看，不是比较大的地图上就找不着。这些人的视野，再大也就是祖国的边界，别的地方还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不知道了。而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同时动作的世界里，地球上再遥远的旮旯里发生了什么事，在同一秒钟里我们就都知道了；我们是从文字、从传声、从传真画面里知道的。那些史学家就像生活在山沟的夹缝里，目光受到崇山的限定，而我们今天，则像从山顶俯瞰万象，连大小和比例都看得分毫不差。正因为把握了世界的全貌，所以不言而喻，我们就应当拿出新的标准来。必须看到，重要的不是一个民族靠损害另一个民族取得了什么暂时的进展，而是有助于共同行动，共同进步，有助于人类文明的。明天的历史应当是全人类的历史，与共同的幸福相比，个别的争争吵吵是不值一提的。这应当是推倒重写的历史，昨天的史书肯定的，它必须否定，昨天的史书否定的，它必须肯定。以前把打胜仗看做最高理想，它必须提出团结一致的新理想来对抗；以前崇拜战争，它必须用鄙视战争来对抗：这是它进行评价的基点。这不用强制手段能做到吗?我确信能做到。光是把暗示手段做些变换，就有助于说明事实真相，有助于发扬正气，就像讲战争故事，不回避任何事实，也一样能不美化战争。这有事实为证。全世界描写战争的作品，我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最为波澜壮阔的。书中作家写拿破仑进攻俄国的三大战役，没有哪个历史学家写战争能写得更生动、更有神采。读每一页我们都非常投入，看着统帅和外交家们翻文件、查地图，看着部队在行军，看着军官和士兵在会战中的一举一动。我们一起经历着意义重大的事件，激动、入迷，比听人赞美战争还要强烈一千倍。可是，这种重大事件，托尔斯泰心里认为是不道德的，对别人却可能是鼓动。他是怎样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呢?第一页上他就写道："6月24日，西欧军队越过俄罗斯边境，战争爆发了。这就是说，绝对违反人类理性也违反人类天性的大事发生了。千百万人开始大动干戈，互相欺诈、出卖、偷窃、掠夺、放火、屠杀，世界各国法院几百年收集的犯罪档案又都出台了。可当时干下这一切的人，却根本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托尔斯泰就这样开始出色地描写俄罗斯会战；说到这里，我前面讲到的变换暗示手段的话，大概也就不难理解了。托尔斯泰在整个行文中反复指出，整体的失去理智，是怎样反映在每一个细节中：天才的作战计划，不管是拿破仑的还是库图佐夫的，都从来没有被准确无误地执行过，意外情况总是百倍地压倒神机妙算，而军官中的无能之辈挂满勋章，英才却不受重用。他连篇累牍向我们证明，我们看到的对战争的描述，有一半是假的，带偏见的，而且那些将军和外交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没一个值得我们把功劳归在他们名下，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毫无意义的事件中发生的，不是由富有创造力的理性，而多半是由偶然事件促成的。所以，托尔斯泰提醒说，对什么好事，什么功勋，我们得少来点儿赞叹，到头来那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讨人厌的。我认为，明天的历史，如果要有教育意义，就一定要从这样的角度来写，就是说，重大的战役尽管不回避，但也不再当做一个民族最有积极意义的成就来评价。但不是一否定就够了。三千年来没完没了的军事行动，如果我们当做人类历史的阴暗面来看，那就必然还会有一个光明面。我看，能够回顾到的这三千年历史，除了民族之间无休无止的仇视，除了人群之间势不两立的厮杀，总还会有点儿别的什么。总还发生过别的什么事，促使人这种肮脏的动物从洞穴里爬出来，不只学会了杀死动物，杀死别的人，而且学会了征服自然，在陆地和水上活动，随着年光的推移，还学会了利用机器来使自己的手增长千万倍力量。总还发生过别的事，迫使人类去发明文字，发明显微镜去观察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发明望远镜去观察星座，去计算星座的运行，迫使人类去驯服闪电，跨越国界、跨越海洋去对话、去相望、去交流思想。这是文明在征服世界，这是智慧在征服世界。这种征服，难道不比所有一次又一次地征服国家、征服城市的征服史更重要吗?这难道不是唯一能给予我们信心的征服，使我们缓慢地——我承认，非常缓慢地——去克服我们天性中的拖拉，使人类不是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走向隐隐在望的目标吗?这部我们人类进步的历史，步步升高去把握世界、去改进人道主义现状的历史，与大战大屠杀溅血的年表相比，对年轻人和我们大家来说，难道不千万倍地令人宽心，令人振奋?难道它记述的，不是实实在在、唯一富有成效、人类共同分享的胜利喜悦，而取代仅只属于个别民族、个别国家的胜利喜悦?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5）当然，爱国的中学教科书，能让我们从这种人类共同繁荣的历史中学到的东西是很少的。这种历史教科书，不让上进心和自豪感促使我们成为讲友爱的世界主义者，不让我们产生讲友爱的感情，而教导我们只爱奥地利，只爱法国，只爱德国，总之是只爱祖国，而不信任其他任何国家。这种教科书想培养我们成为好国民、好士兵，因而特别强调各民族在对立状态中所做出的贡献，而尽可能淡化它们协同一致时的作为。欧洲大多数国家昨天的历史书——遗憾地是还包括今天的——都跟着这种造成隔绝而暂时有效的要求走。这种历史书以凝聚力相号召，把世界上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跟某一个国家联系到一起。今天在欧洲，由于民族主义占上风，我们都只从国家出发去考虑问题；有人还想强制我们只考虑国家和国家目标以内的事。我担心，历史会无意地、甚至有意地听命于国家，一派奴颜婢膝，就像有的人一样。我就相信，在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时代，凡是看到了我们这一代和当今这一代所遭受的灾难的，都会尽力使世界从这种催眠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相信明天的历史书——我们所要求的历史书，再不会是为赞美个别民族，而是为友好地赞誉全人类服务的。如果想准确地观察世界的全貌，我们就必须变换视角，必须更上一层楼，这样做，就像看风景一样，有的细部漏了，看到的却是重要的全景。这种变换，我觉得不仅可能，而且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大有可为的。我还记得年轻时得到的一次启示，是从多少年前的一本书里得来的。这本书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曾在博物学中引起过同样的视角变换。那是王爷克鲁泡特金写的书，叫做《人类和动物界的互助》。这以前，连篇累牍的书都只是告诉我们，说"生存竞争"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森林、草地、沼泽、海洋、空中和洞穴等等，都不过是疯狂地进行仇视的场所，残忍地实现弱肉强食的场所。不论在什么地方，动物收拾动物，就像人收拾人一样，强者扑向弱者，都那么气势汹汹，都那么诡计多端。互相消灭是唯一的欲望，这种欲望刺激着整个动物界。可如今出现了这本书，用丰富的事例证明，正是在动物界——我们认为残忍透顶、完全被剥夺了理性的动物界，不仅在每一属内，而且这个种与那个种，个体都会帮助个体。动物对动物，就像人对人，互利的本能都神秘地牵制着利己的本能。如果说动物的行为完全是本能的，无意识的，不可教育的，那么我们人类则是可教育的，甚至还有神秘的上帝在我们心里唤醒我们的良心，我们也就必然在更大的程度上能够步步升高，甩脱兽性和恶劣的本能。难道我们没这么做吗?难道不是做了几千年了吗?近几个世纪来，我们不要历史书不厌其详描绘的战争和争斗，没有兴冲冲昧着良心让人推向战争，尽管官方对战争百般崇拜，特别像今天德国那样教给人去崇拜，我们还是打内心深处就不相信这种英雄气概：这一切，难道不是我们名副其实的成就?难道我们大家——说句不客气的话——不是千百次为我们的文化成就自豪，为我们进步的文明自豪吗?这样来阐述历史，不是更符合我们的情况吗?这会使我们大家忘掉那些没有下文的胜利，反过来，还会由于这整个生活而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在继续前进。每十年，不，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发明和发现，使我们有更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即便我们有时也会跌跌撞撞，在血腥时刻也会退回到古代的野蛮中去，可我们毕竟没有莫明其妙地兜圈子，而是无所动摇地奔向隐隐在望的目标。我相信，我们能够把这种认识赋予明天的历史书；凡是使各民族分离并使之对立的，就是谬误的；而使我们共同前进的，文明、进步，这才是重要的。这样，明天的精神气质才会比今天更好、更乐观。我们拿昨天的历史书，就其对人心的推动力，来跟明天的比较比较吧!战争史写的是些什么呢?不过是三千年来，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曾相互造成过什么罪过罢了，像什么法国掠夺过德国，德国掠夺过法国，什么波斯奴役过希腊，希腊奴役过波斯。这样做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好战情绪和仇恨。我梦想，文化史就不同，详细地写相反的东西。这种历史书要说的，不是一个民族归咎另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民族感谢另一个民族。它会说明，几乎所有的一切，我们发明的、设计的、发现的、创作的、信仰的，都是共同的成就。每一种发明和发现，都会在随便什么地方准备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谁胜谁败，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战胜国往往会向战败国学习，终于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共同在建起巴贝尔塔()①。旧史书——那种战争史，想一再重复去蛊惑青年，使他们把强权奉为最高准则，把眼前的效果奉为鉴定一切成就的最后论据；而文化史则教导我们，去尊重这种人类不朽的精神，这展现为千万种形态的精神，专制制度和检查机构有时能压制、但绝不可能扼杀的精神。在这种明天的历史书中，亚历山大们，拿破仑们，阿提拉们，都不再是什么典范；被作为英雄人物来认可的，是为这种精神服务的人、赋予这种精神新形态和新表情的人、使我们增长知识的人、使我们凡夫俗子有能力征服自然和认识天上地下种种奥秘的人。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6）有人也许会反对说，只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写历史，对倒是也对，可我们必须考虑这个事实，讲精神的、文明的成就，不像讲战役、讲战争、讲暴动、讲冒险的考察旅行那样令人浮想联翩。这种反驳本身完全在理。还是孩子的时候，阿西比德和亚历山大()②以及德摩比利()③的那些英雄人物，就比贤人梭伦和哲人马克·奥雷尔()④更容易使我们激动。对作家来说，写美德——公正、宽容、博爱等等，不如写激情那么容易讨好人。写美德激发好奇心不那么直截了当，没什么耸动人心，引人入胜的东西。作家致力于写看得见的结局，写残暴的本能，尽歌颂强者，祝贺胜利者，总是要轻松一些的。我从自己的创作经验知道，写温和博爱的伊拉斯谟()①，就比写卡桑诺瓦()②妙趣横生的冒险和拿破仑的发迹要难，效应也要差。可是，大众就想要廉价的兴奋剂，残暴的、打仗的、耸人听闻的等等，讲述历史的人，真的就应当去迎合他们这种莫明其妙的愿望吗?正因为我们知道偏爱耸动事件的危险性，我们不是才更有责任，不去写残暴的英雄行为，而写我们内心更看重的那些形象高大的学者，那些充满牺牲精神在实验室工作着、贫穷、不为人知、被寂寞吞噬的学者吗?去写全力以赴，按责任感、和解与博爱的要求发挥作用，而从没有发动过战争的那些政治家、那些王公、总统吗?改变对英雄的崇拜，不写为了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怀着利己的想法，把千万人、千百万人赶进死亡的那些人，而去写为理想捐躯，堪称人类典范的人物，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不就因为这个任务繁重，吃力不讨好，才成为明天的历史书真正该完成的任务吗?这种面貌一新的历史书，会带来多么振奋人心的社会风气啊!当它显示出永恒的创造精神时；当它被阐明，就像链条穿越时代，向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一个民族伸展，使每个新的国家，每个新的年份，都给这根链条添补上新的一环时；当它显示出，有思想的人类经历的这三千年，并不仅仅是一场流血的击剑赛，让醉了的上帝没来由地拖着去表演，而相反，在这宏伟的戏剧中，我们自己就是主人公、就是演员、就是剧作家、就是制作者时；当它让人感觉到，在人类无休的活动、无止的操劳中，有一种思想在起支配作用时；当它指出，人类有人类的任务时；当我们觉察到，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周围的小天地里，在这部大戏剧中，都分得到一句台词、一个动作时；会带来多振奋人心的社会风气啊!这就像一个人，只有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才会踏踏实实地活着；同样，我们人类也只有人性日益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而且能让逝去的一切都留下这种印记，我们才会认为那一切是有意义的。我认为，明天的历史必须用这种精神编写，写成人类进步的历史，好推动我们自己前进。写这样一部历史是可能的，甚至就要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充满希望的预兆。近几十年来，我们刚进行过一些尝试，不把历史写成战事年表，写成流血的传统意义的暴力循环，而写成人类沿着往上攀登的一条阶梯。我把这看成是美国的殊荣，正是在这里，这类书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最广泛的效应。我只提一提威尔斯的史书，那是第一次全面的尝试，从各民族互相促进的角度来看世界史；我再提一提美国的一部民族史，这部书有意不叫《美国史》，而叫《美国文明的兴起过程》；还要提一提范·隆斯的《宽容史》。像《居里夫人传》这样一本书，在美国这里赢得了千百万人的心，这使我感到特别满意，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新型历史书的典范著作，正是我希望有人去写的。明天这种新型的历史书，记述的英雄事迹不是表现在战场上，而是表现在个人的内心里；是记述内心信念的英勇，而不是士兵迫于命令的英勇；是记述精神上的英雄气概，而不是拳头以及拳头靠枪炮等机械来扩大的那种英雄气概。精神上的英雄气概，原其本意，不是只对某一个民族，而是对全人类都有用的。一个人做出成绩，不是为自己，也不是只为本民族，而是为全人类的，这将是而且必须是对明天的历史书进行检验的标准，是最后的标准。因为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上打败奥地利、攻下阿柯勒和里沃利，这些胜利对我们今天又算什么呢？拿破仑的帝国早已覆灭，化为尘土，成为过去，而被他打败的奥地利，也不再存在了()①。然而，就在这同一年，在这同一地区，当时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伏打()②正在一架小小的仪器旁工作着。从他制作的第一组电池里，正迸出火花，产生出一种力，照亮了房间，使声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为我们驱动火车，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们今天的整个生活，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了新的一致性，这是我们先人最大胆的梦想也不敢去梦想的。我希望，这种新型历史书首先要记述的，是这一类事迹，而不是地图上暂时的变更。我坚信，等打仗这种流血的野蛮行为终于过去了，写历史也不会没有材料好写，也不会缺新鲜事儿，缺英雄事迹。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7）前不久，读一本科研成果概述，就是去年的，前言中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句话说："开天辟地以来，人类的发明和发现，从没有像去年这一年那么多过；对其中的意义，认识得也从来没有这么少过。"这是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认识得实在不够。我们错误地把政治领袖大大小小的成就，把一小片土地的被占领当成了历史，可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小事罢了。真正改变下一代人外在和内在生活的事，这一刻也许在千百个实验室中的某一个实验室里，正在进行微不足道的实验，或正在进行复杂的运算，那是我们暂时还并不理解的。而把这一切讲清楚，一一都导入当代的血液循环中去，导入我们思维的搏动中去，我觉得，对明天的历史书来说，这正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因为只有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才算是真正的工作，想到这种工作会不断地出现，想到我们在精神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在取得进展，想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也许还看不出成效，想到人类正在精神上取得空前的胜利，只有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时，面对民族和独裁者的愚蠢行径，我们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因为这两种势力，总是当各民族共同前进的时候，就设法使他们互相碰撞；总是当进步不可阻挡的时候，就设法强行造成政治上的倒退。我们只有从明天的历史书将要提供的新观点来看当代，才能不对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感到绝望。当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公民感到失望的时候，作为人我们却保持着自豪感。这个溅血的历史漩涡，只有把它看做创造性的准备阶段——进入未来更美好的时代和刷新人性的准备阶段，只有这样，我们看了才不至于感到恐怖。如果说历史应当有点儿什么意义，其意义就应当在于使我们认识错误，克服错误。如果说昨天的历史是我们永远在倒退的历史，那么，明天的历史就应当是我们永远上升的历史，应当是人类文明的历史(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美国的讲演)。(樊修章译)托马斯?曼的《绿蒂在魏玛》在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日子里()①，每一种欢乐都必然受到双倍的欢迎和感激。这样一种精神欢乐，既是最高度的也是最纯粹的级别上的欢乐，就是托马斯·曼的最新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所给予我们的，这是一部杰作，尽管已有了《布登卜洛克一家》，《魔山》和史诗《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这也许是他的最最成功的。非常匀称，完美，在语言上达到一种前所未及的水平，我觉得《绿蒂在魏玛》不仅由于精神上的优势，而且也由于一种内在的重返青春而超过了所有先前的作品，一种演讲的活力，它几乎能把最困难的处理得易如反掌，机智的戏谑与一种高贵的庄重以一种甚至在托马斯·曼身上都感到惊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在希特勒德国受奴役的国内文学，七个贫瘠年头所生产的全部，加在一起也抵不过流亡中创作的这一本书的内容和重量。对这部长篇的情节不要抱有多大的希冀，也没有更多的内容可言，不过是一件独立成篇的逸事或加以敷演的故事的内容。一个文学史上的注解，人们首先都会这样认为：绿蒂·凯斯特涅，从前的绿蒂·布夫，歌德青年时代的恋人，《少年维特之烦恼》中难以忘却的绿蒂，在五十年之后，在半个世纪之后，她无法抗拒去再见歌德，她青年时代的忒修斯()②。她已是一位祖母了，时间正使她的姿色大减，也通常会使她变得聪明，可她却热衷于干甜蜜的蠢事，又一次穿上维特喜欢的白色衣服，戴上玫瑰色的饰带，以便使胸前佩戴星字勋章的枢密顾问去忆起他青年时代所干下的甜蜜的蠢事。他见到她，感到稍许的拘束，稍许的不安；她见到他，感到稍许的失望，可为这次半个世纪后的充满神秘的重逢而感动。就是这些。一个梗概，像一滴露珠那样大，但它受到上方的光亮照耀时，就出现了色彩和火焰的奇迹，同这滴露珠一样。当绿蒂·凯斯特涅在旅客登记簿上刚写上她的名字时，这座好奇又好饶舌的小城就闹腾起来了；歌德圈子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前来看她，不管谈话如何变来变去，每一个人都必然要谈论起他，他把他们大家都迷住了，尽管他们内心在抗拒，他们的虚荣心受到伤害。这样在一个反射又一个反射中慢慢地的显现出一幅歌德的图像，多角中的每一平面都反映出他的本质中的一个不同的面，最后他本人进入这间镜屋的中心。他是以那样一种真实进来的，都使人能感到他的呼吸。这是一幅现实的肖像，同时也是充满着一种内在的渗透力的肖像，在任何一部我们熟悉的长篇小说里，没有在这方面取得类似的成功。依附于世俗的每种琐碎细小之事都被观察到了和保留下来，但是它们在这位巨人身后倾泻出的越来越强烈的光华中逐渐地暗淡消逝。以一种无可比拟的深层的表现力，某些方面上也不惜大胆和鲁莽，在这里形象是从内塑造出来的，直到每一个举动，声调和姿态，使他的出现栩栩如生，以至使读者尽管知识渊博也无法把诗人所援引的话从诗人所添加上的话中区别开来。艺术性的传记，若是它浪漫化了，粉饰了和歪曲了，就令人无法忍受，这里它第一次成为完美的艺术体裁，在托马斯·曼的这种极为精致的形式中的这幅歌德肖像是此后几代人唯一能记住的，我对此毫不怀疑。任何热情的词儿用于这部作品在我看来都不为过，在这部作品里艺术的理解力上升为真正的智慧，表现力的一种几乎是神秘的机敏的高超技能正适用于最伟大的同时也是最艰巨的对象上。这部作品在到来的时代里成为一种荒诞形式的文学史上的怪事：这部最德意志的书，近些年来德文创作出的最出色的最完美的作品，在它问世时却对八千万德国人封锁，他们无法得到它，几乎我们能感到一种很糟的喜悦，因为只有我们才有用德文去读这本书的特权(通常很难买到的)，而仅有读德文才能得到最完整的享受(我觉得，任何一种翻译都会大煞风景，恰恰是最细腻的，在暗喻和相互联系中捉摸不定的都会在翻译时失去)。因此我们不只是把它当作是一部艺术作品，而且也当做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证明流亡对于一个艺术家不仅只是意味着痛苦和灵魂的贫瘠，而且也能够使人奋发向上和内心成长。我们应当感激，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部书，那另一些在流亡中的人，——他们的内心仍留在歌德的德国——他们将得到它，是作为战争和痛苦的补偿。(1939)(高中甫译)莱依纳?马利亚?里尔克（1）女士们，先生们!在今天和在随后的几周里，您们将听到有关这位受到喜爱的诗人莱依纳·马利亚·里尔克的作品的许许多多最最重要方面的报告，这使我本人感到做一个引导是多余的和冒昧的了。但也许我确有某种权利在这里讲话，一种非常宝贵并同时是非常痛苦的特权，因为我在您们的国家里是认识里尔克本人的为数寥寥中的一个，也许是唯一的一个。一种诗人的现象从来就不可能完全认识的，若是人们不同时使人的肖像复活起来的话。正如人们在一本书里乐于在正文前面放上作者的一幅肖像一样，我也试着为您们描绘出这位过早辞世的人的一幅速写像。在我们的时代，纯粹的诗人是罕见的，但也许更为罕见的是纯粹的诗人存在，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谁有幸见到在一个人身上典范地实现了创作和生活的这样一种和谐，谁就有义务，为这种道德上的奇迹，给他的时代和也许给此后的佐证做出贡献。多年来我有机会经常见到莱依纳·马利亚·里尔克。我们在极不相同的城市里进行过很好的谈话，我保留有他的书信和他的最著名作品《爱与死的方式》手稿，这是一件珍贵的礼品。可即使如此我不敢在您们面前说是他的朋友，因为在我这方尊敬的距离是越来越大，并且在德语里"Freund"(朋友)这个词比英语"friend"(朋友)表达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个词只能很少使用，因为它限定了一种最内在的联系，一种里尔克极少对某一个人保持的联系——您们能在他的书信里看到，在三十年中间或许他只有两次或三次使用这个词来作称谓的。这是他本性的异乎寻常的特征。里尔克对表述和坦露感情有着巨大的羞怯感。他喜欢把他本人和他的为人尽可能隐藏起来，如果我把我在一生中遇到的许多人在眼前过一遍，那我所记起的没有一个人能像里尔克那样做得自甘落寞，不求闻达。有另一些诗人，他们为了抵御外界的挤逼，自己制造出一幅面具，一幅高傲的，冷峻的面具。有的诗人为了他们的创作而完全遁逃入他们的作品里，离群索居，自我封闭，可里尔克却不是这样。他看过许多人，他到许多城市旅游，但他的保护方法就是他的完全自甘落寞，不惹人注意，是那类无法描述的默默不语和轻手轻脚，这为他制造了一种令人无法与之接触的氛围。在火车车厢中，在饭店里，在音乐会上，他从不惹人注目。他穿着最简朴的但却是非常整洁和得体的衣服，他避免任何让人看出是诗人标志的举止，他禁止在杂志上发表他的照片。他的不可动摇的意志是能有自己私人的生活，成为众人中的一员，因为他不要被人观察，而是要观察别人。您们试想一下，在慕尼黑或维也纳的某个社交场合，一二十个人在一起谈话。一个温和的、外表看来非常年轻的人走了进来，在场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进来的人，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他一声不响，悄悄地突然出现了，他也许同一两个人握握手，随后他就微微地垂下头，以免顾眼四盼，这是双神奇的和有灵魂的眼睛，只有它才会把他裸露出来。他安静地坐在那里把手交叉地放在膝上去听；我从没有看到听众有这样一种极佳的和积极投入的方式，像里尔克的那样。他完全屏声静气地倾听，当他讲话时，极其轻微，人们几乎觉察不到他的声音是那么优美和低沉。他从不激昂慷慨，他从不试图去说服去劝告别人，当他发现，人们听他听得太多了，他已成了注意力的中心，于是很快他就抽身退了出来。那些使人毕生怀念的真正的交谈可能就发生在这样的场合：人们单独同他在一起，最好是在晚上，昏暗把他稍许遮掩起来；或者在一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但里尔克的这种克制绝不是傲慢，绝不是畏怯；把他想象成一个神经质的，一个性格扭曲的人，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能完全豪放不羁，以最最自然的方式同那些坦诚的人交谈，甚至兴高采烈。只是他无法忍受喧闹和粗俗。莱依纳?马利亚?里尔克（2）一个吵吵嚷嚷的人对他是一种人身的折磨，崇拜者的每一种纠缠或逢迎使他明快的面庞露出一种畏惧的，一种惊恐的表情；看到他的安详有一种什么样力量，使纠缠者变得克制，使喧闹者变得安静，使张扬自我者变得谦逊，这真是奇妙极了。凡是他所在的场合都会产生类似一种纯洁的气氛。我相信，有他在场的情况下绝不会有人敢于口吐脏字和粗话，没有人有勇气去谈论文学上的流言蜚语和说些刻毒的言辞。他像动荡的水中一滴油一样，围着自己创造出一个安静的圈圈，在任何一种环境中他需要某种纯净。使环绕自己四周的一切变得和谐，使野蛮受到遏止，使丑恶消解在一种和谐之中，他身上的这种力量是令人惊奇的。他善于给他周围的人——只要他能跟他在一起——甚至给每一个空间，每所他居住的住宅立即印上这种标记。他经常住在很糟的住宅之内，因为他穷，几乎总是租来的房屋，一间或者两间，在他居住的房间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和平庸的家具。但正像弗拉·安吉利科()①擅于把他的斗室从简陋乏味变得秀美一样，里尔克懂得把他的环境立即弄得颇具个人特色。仅仅一些不起眼的小摆设就够了，因为他要的就是这样，他不喜欢奢华，木架上一只花瓶里插上一枝花，墙上一两幅复制画，这都是用几个先令买到的。但是他知道如何安放这些东西，整洁和井然有序，使之完全与这样一个空间相配。他通过内在的和谐而使陌生变得协调。他拥有的一切并不是美的，不是贵重的；但是在形体上都必须是完整的，因为作为一个形式艺术家他无法忍受生活中那种无形式的，混乱的，偶然性的，无秩序的东西。当他用他那秀丽的圆熟的工整的字体写信时，他不允许有任何改动，任何墨污。若是他的笔滑落到信上沾污了，他毫不怜悯把它撕毁，再次从头写到尾。若是有人借给他一本书，他归还的时候，就非常细心地用棉纸把它包好，并用一条细细的彩带把它捆好，放上一束花或写上一句特殊的话。当他旅行时，他的衣箱是井然有序的艺术典范，他善于把每一个小物件放在一个隐蔽的不显眼的地方，标上他自己的记号。给自己周围创造出一种协调的气氛，这是他的需要，就像自己四周有一个空气层一样，这就如同在印度，一方面有圣者，另一方有最低等级的人，即不可接触的贱民一样，没有人敢于触摸这样人的衣袖。这只是一个非常薄细的空气层，人们在这后面能感觉到他的本性的温暖，但它保护着他的纯洁和他个人的东西不受侵犯，就像果壳保护果实一样。它保护了对他说来是最最重要的东西：生活的自由。我们时代中的没有任何有钱的和成功的诗人和艺术家像里尔克那样自由，他任何地方都不受束缚。他没有习性，没有地址，他也根本没有祖国，他喜欢生活在意大利，就像喜欢生活在法国和奥地利一样；人们从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如果人们遇见他，几乎是纯属偶然；他会匆匆而来，出现在一个巴黎旧书商的面前或者维也纳的一个社交场合，向一个人露出友好的微笑，递出他柔和的手来，他也会同样匆匆而去。谁尊敬他，谁热爱他，那就不要问他，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不要去探望他，而是要等待他的到来。但对于我们年轻人，每一次看到他，同他交谈都是一种幸福和一次道德教诲。您们可以想到，看到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对我们年轻人意味着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力量，他不会使人感到失望，他不忙忙碌碌，他不疲于奔命，他唯一关心的是他的作品，而不关心他自己的影响，他从不读评论文章，从不使人感到好奇，从不接受采访，他固执，直到最后会被一种对所有新东西怀有奇妙的好奇心所左右，我听到过他一整个晚上对一些朋友读一个年轻诗人的诗而不是读自己的诗，我看到他用他的秀丽的书法手抄一整页别人的作品，为的是把它们赠给别人。看到他对像保尔·瓦雷里这样的诗人是何等谦恭，看到他通过翻译为他服务，看到他一个五十岁的人谈起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就像谈起一个不可企及的大师一样，是令人感动的。羡慕，这是一种幸福，这在他生活的晚年是必要的，因为，我不需要为您们加以描述，这个人在战争期间和在战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充满血腥杀戮，变得丑恶凶残，粗俗野蛮，那时他要在自己四周创造出安静已不再可能，他遭受的是怎样的一种痛苦。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看到他身穿军服时，他是多么心慌意乱，惶惑无措。在他重新能写出诗句之前，他不得不逐年地去克服他内心的瘫痪。这就是那部《杜伊斯哀歌》的完成。女士们，先生们，我试图用一句话向您们说明里尔克纯洁的生活艺术，这位诗人在公众中从不出头露面，在人们中间从不提高嗓门，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声音。但是，当他离我们而去时，没有人不会感到我们时代失去这样一位悄然无声的人，先是德国，随后是世界感觉到了存在于他本性中的那种一去不复的东西。有些时候会在一个民族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个诗人逝世时，似乎创作本身也死去了。也许英国也有类似经历，那时在十年之内拜伦，雪莱和济慈都相继辞世而去。()①在这样悲惨的时刻，这最后一个人就像是成了他的时代的诗人的象征，人们会担心，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后一个。当我们今天在德国说起诗人时，我们还一直想到他，在我们还用目光在遇到他的地方寻找他那可亲的身影时，它正离我们这个时代而去，进入永恒，变成用大理石般的不朽之木雕成的塑像。（1936年里尔克逝世十周年时在伦敦所作的报告）(高中甫译)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悲惨生涯…战争结束的时期，他于1871年7月10日生于巴黎，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极为有钱的市民家庭，是一个著名医生的儿子。但无论是父亲的技艺还是母亲的万贯家财都无法挽救他的童年：九岁时小马塞就永远地失去了健康。在布龙涅森林一次散步归途中，他染上了一种哮喘痉挛症，这种可怕的病症毕生都折磨着他的胸部直到最后一息。从他九岁时开始，几乎所有一切都与他无缘：旅行，游戏，活动，恣肆欢闹，所有称之为童年的东西。这样很早他就成了观察者，情感细腻，神经衰弱，极易激动发火，是一个神经和感官极度敏感的人。他狂热地喜爱自然风光，但他难得有那么少数几次去观赏它，在春天一次也没有过。因为细微的花粉，大自然的湿热和春意使他那易受刺激的器官感到痛苦。他狂热地喜爱鲜花：但他却不可以靠近它们。当一个朋友在纽扣孔中插着一朵石竹花进入房间时，他不得不请求他把它摘掉；到一个沙龙里去做客，桌子上摆着的花束会把他抛回家来，一整天躺在床上。有时他乘一辆封闭的车辆外出，以便从玻璃窗里去观望喜爱的色彩和散发气息的花萼。他只是看书，看书，看书，去了解旅行，去了解他永远无法身临其境的种种风光。有一次他到了威尼斯，去过海边一两次，可每一次旅行都使他付出了过多的力气。这样他几乎就把自己完全关闭在巴黎了。所有的感觉在他那里变得如此细腻敏锐。一种语气，一个女人头发上的装饰针，某个人坐在桌旁和站起的方式，聚会时所有那些最最细微的装饰物在他的记忆里清清楚楚一丝不差。他的那对在睫毛中闪动着的永远是清醒的眼睛捕捉住每一瞬间的细微末节，一次谈话的所有承上启下，转变话题和转弯抹角以及结舌无语都在他的耳朵里明辨无误。因此他后来有一次在他长篇小说里使诺波伯爵占用了一百五十页篇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毫无停顿，一鼓作气。他的眼睛是清醒的，灵敏的，是在为所有其他的疲惫不堪的器官而工作。双亲原是预定他去学习外交的，但他衰弱的体质使所有的意图化为泡影。反正不着急，双亲有的是钱，母亲溺爱他，结果，他就把他的年华挥霍在社交里、沙龙里，导致他到三十五岁时一直过着一种极为可笑的，极为懒散，极为无聊的浪荡生活，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竟过的是这种生活，他作为附庸风雅之徒在人们称之为纨绔子弟的社会活动中厮混，他到处出现，到处受到款待。有十五年的时间，每一个夜晚人们都必然地在任何一个沙龙里，甚至在极不易找到的沙龙里找到这个温顺的，羞怯的，总是对风雅之士肃然起敬胆战心惊的年轻人，他总是喋喋不休，毕恭毕敬，讨人欢心和使人无聊。到处他都倚在一个角落，热衷于一场交谈；法堡圣·日尔曼的上层贵族也极为罕见地容忍这位无名的侵入者；对他说来这原本就是极大的胜利。因为从外表上看，年轻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就没有品性可言。他并不怎么可爱，不怎么俊秀，非贵族出身，甚至是一个犹太女人的儿子。就是他的文学成就也不能为他正名，因为他的一本小集子《欢乐与时日》虽然有阿那托尔·法朗士出于好心写的一篇前言，但既没有分量也没取得成功。是什么使他惹人喜爱呢，唯一的是他的慷慨大方：他向所有的女人赠送名贵的鲜花，他对各方面都馈赠意想不到的礼物，邀请每一个人，绞尽脑汁就是对最无足轻重的纨绔子弟也表示好感，怀有善意。在巴黎的最豪华的里兹饭店他以他的好客和数目巨大的小费而闻名。他的小费是美国百万富翁的十倍还要多，每当他踏入大厅，所有的帽子都谦卑地飞快地脱了下来，他的请客是难以想象的挥霍和丰盛味美：他让人从城市的不同商店弄来所有的特殊风味——RiveGaudie一家商店里的鸽子，Garlton的童子鸡，特地从尼查运来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他就这样不断地通过殷勤和大方赢得了整个巴黎而从没有自己去索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悲惨生涯…他挥霍的钱财为他在这个社会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但比这金钱更令他着魔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礼仪的敬畏，几乎是病态的敬畏，是他对礼节的奴隶般的崇拜，是他对时尚的所有俗气和愚行的敬重，他对那些不成文的贵族习俗尊敬得有如面对一部圣经：餐桌位置排列成了他整天进行研究的问题。为什么X公主把L伯爵安置在餐桌的末端，而把K男爵安置在上端，每一种卑微的闲言碎语，每一个粗率的过失都像一种令世界震惊的灾难似的使他激动不安；M侯爵夫人轮流邀请人赴宴，次序的秘密何在，为此他询问了十五个人想弄明白；或者为什么某贵族夫人在她的包厢里接待了F先生。通过这种热情，通过对这类琐事的认真——后来这在他的书里也居于主宰地位——他本人在这个可笑和逢场做戏的世界里赢得了作为礼仪专家的名声。这样一个高尚的才子，我们时代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有十五年的时光就过着这样的一种毫无意义的，处于无所事事和暴发户之间的生活，白天精疲力竭、晕头涨脑地卧床不起，晚上穿着礼服从一个社交场奔到另一个社交场，用宴请，书信和聚会打发时光，是虚荣的白日舞场中的最最多余的人；到处出头露面，可没有在一个地方认真地受到注意，只不过是另外一些礼服和白色蝴蝶结之间的一个礼服和一个白色的蝴蝶结而已。仅有唯一的一个微小的特点把他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每到晚间，他回到家里卧在床上，当他无法入睡时，他就把他所观察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一页一页记在笔记簿上。慢慢地越来越多，他都把它们保存在很大的皮包里。像圣西门一样：表面上是国王宫廷中一个乏味的朝臣，暗地里是一个完整时代的描述者和审判者，马塞尔·普鲁斯特每天晚上在笔记本上描绘整个巴黎所有这些微不足道和瞬息即逝的东西，写下评语和井然有序的速描，也许为的是把短暂变为永恒。这对心理学家是一个问题，什么是第一位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和患病的人，他十五年来过着一个附庸风雅之徒的纸醉金迷和百无聊赖的生活仅仅是出之内心的高兴，这些笔记簿仅是一种顺手之所为，就如一次很快变得狂热起来的聚会游戏的一种余兴，或者他步入沙龙仅仅像一个进入实验室的化学家，像进入草地的生物学家，是为了一部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作品去收集那些难以察觉的材料?他是虚与委蛇，或是他真心实意?他是这个消磨时光大军中的一员，或者他是来自另一个，更高一级的帝国的一个间谍?他闲散游荡是出之喜悦或是另有所谋，对礼仪心理学的这种几乎既是谬误也是机智的狂热是他的生命和需要，或者仅是一位热情的化学分析家的出色的伪装!或者这两者在他身上是那么杰出地那么神秘地融合为一，若不是命运用它严厉的手突然把他从无聊的闲谈世界中扯了出来，并把他置身于遮盖起来的，黑暗的，仅是时而被内心的光亮照亮的个人世界中的领地的话，那他身上的艺术家纯正本性永远不会显露出来的。这是因为局面突然改变了。1903年他母亲去世，随即医生断定，他越来越加剧的痛苦无可救药。现在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下子把他的生活扭转过来。他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封闭在豪斯曼林荫大道旁他的那间小屋里，一夜之间他从一个百无聊赖的浪荡子和懒鬼变成了那些最艰苦劳作，孜孜不倦的劳动者中的一个，成了这个世纪文坛上受敬重的人；一夜之间他从最最喧闹的社交界把自己掷入到最最冷清的孤独之中。这是这位伟大诗人的可悲的景象：他卧在床上，整天不起，那削瘦的，饥饿的，由于痉挛不断颤抖的躯体越来越冰冷。他在床上穿了三件衬衣，在胸前盖上棉制的护胸，双手戴着厚厚的手套，可还是冷，冷得很。壁炉里火光熊熊，窗户从不开启，因为柏油路间一两棵栗子树散发的淡淡气味就使他痛苦不堪(在巴黎没有任何其他的胸膛像他这样)。他像一个开始腐烂的尸体一样，躺在那里越来越蜷缩起来，他一直卧床不起，费力地呼吸混浊的漫溢的被药品毒化了的空气。直到很晚时候他才振作起来，一线灯光，一丝光泽，才看到他那温馨可爱的优美居所，看到几幅贵族的面孔。仆人逼他穿上礼服，围上围巾，给他那已经裹了三层衣服的身体再穿上皮衣。他乘车来到里兹饭店，以便同几个人谈天，以便去看看他喜爱的活动场所，豪华的场面。他的车夫在门外等待，整夜的等待，随后把疲惫得死一样的主人重又带回到床上。马塞尔·普鲁斯特再不进入社交界了，但只有唯一的一次：他为了自己的小说需要知道一个上层贵族举止的细节。于是有一次他拖着身子进入一座沙龙——这使大家感到惊讶——去观察沙冈公爵是怎样戴单片眼镜的。有一次夜里他到一个有名的喜欢卖弄风情的女人那里，问她还有没有那顶她在二十年前在布龙涅森林戴的帽子；他为描绘奥黛特需要这顶帽子。他极为失望地听到，她是如何地笑他，她把它早就送给她的女仆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悲惨生涯…马车把这个疲惫得要死一样的人从里兹饭店带回家里。他的睡衣和护胸都挂在一直燃烧的火炉上边：他的身体早就不能穿凉的内衣了。仆人给他穿好，带他上床。面前摆着托盘，开始写他的结构宏伟的长篇《追忆似水年华》二十本卷宗里写得满满，全是草稿，床前的圈手椅和桌子，甚至床上堆得都是纸片和纸页。他就这样写，日以继夜，每个清醒的时刻，血在燃烧，手套里的双手由于寒冷在发抖，他就不断地写，写呀，写呀。有时朋友来访，他贪婪地问及社交场的所有细节，他在暗中还用好奇的触角去触摸失去的那个花花世界，像条猎狗一样，他追逐他的朋友，要他们讲述这一个和那一个丑闻给他听，这样就能细致入微知道这个人物和那个人物的情况，凡是人们告诉他的，他带着一种神经质般地贪婪把这一切都用笔记了下来，这种狂热越来越烧得他憔悴。马塞尔·普鲁斯特，这个可怜的通体火热的人越来越衰弱，越来越瘦骨嶙峋；那部恢宏的作品，长篇小说，或者应称为长篇系列的《追忆似水年华》越来越扩展，越来越成长壮大。这部作品始于1905年，他在1912年认为已经完成。从篇幅上看共有厚厚的三卷(但在印刷期间由于扩展已不少于十卷了)。现在发表成了折磨他的问题了。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毫无名气，不，比毫无名望还要令人恼火，这是因为从文学意义上来讲，他有一个很坏的名声：马塞尔·普鲁斯特，是沙龙中一个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交际场中的无聊文人，时而在《费加罗报》发表些沙龙中的花边新闻(那些教养差的读者总是把马塞尔·普鲁斯特读作马塞尔·普莱沃)。这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这样，他想走一条捷径是毫无希望的。于是朋友们试图找些社会关系，以便能使这部作品得到发表。一个有名望的贵族请来《法兰西新评论》的主编安德烈·纪德，把这部手稿交给了他。但《法兰西新评论》——他从这部作品上赚了十万法朗——直截了当拒绝了他，《法兰西水星报》和Ollendorf同样加以拒绝。最终一个出版界新人，他想冒这个风险，但还是等了两年，直到1913年，这部恢宏的作品的第一卷才问世。恰恰是在成功要展开它的翅膀时，战争爆发了，又把它的羽翼打断了。在战后，当五卷发表之后，法国和欧洲才开始注意到我们时代的这部最为独特的史诗般的作品。但马塞尔·普鲁斯特称之为荣誉的，这早已成为一个人剩余下来的一种憔悴的，灼热的，不宁的断残。他成了一个颤动的阴影，一个可怜的挣扎的病人，他活着仅是为了能看到他的作品发表。他晚间依然拖个身子去里兹饭店。在这儿，在摆满酒菜的桌旁，或者在左门房里，润饰最后的校样。因为在家里，在床上他有如在坟墓的感觉，只有在这里，在他看到他喜爱的堂皇富丽的环境在眼前熠熠发光时，他才感到还有最后一丝力气——若是在家里他早就浑身无力了，当那可汀(一种镇咳剂——译注)使他疲惫乏力时，他就用咖啡因使自己振作起来，与朋友们进行短时间的交谈或重新工作。他的痛苦越来越恶化，越来越剧烈，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懒散的人工作得就越来越无所节制，为的是赶在死亡前头。他不愿再见到医生了，他们长时间地折磨他，从没有帮助过他。他自己保卫自己，就这样他终于在1922年11月18日辞世而去。在最后几天，虽然他已意识到去日无多，可依然用艺术家的唯一武器去对抗那不可避免的死亡，这武器就是观察。他清醒地分析他自己的处境，直到最后一刻，这些记录应该用于校样中他的主人公伯多特之死，使之更富有立体感，更真实可信，应该用于去表现一些非常神秘的细节，那些一个人生命最终的东西，诗人无法知道这些，只有垂死的人才知道。他最后的活动还是观察。在死者夜间用的桌子上，药品翻倒，脏兮兮的一片，人们找到字迹难以辨认的纸片，上面是他用半冻僵的手写出的最后字句。这是为新一卷做的笔记，它可能耗去一年的时光，现在属于他本人的仅有几分钟了。他就这样掴了死亡的耳光：艺术家露出最后的庄严表情，他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进行了窥视。(首次载于维也纳《新自由报》，1925年9月27日)(高中甫译)弗洛伊德的新作：《文化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这通常是创作精神逐渐疲惫的年纪，可他却通过他的世界观察中的一种移位和扩展而使他的朋友和敌人同样地感到惊讶，他用他精确的和专门的研究建造起了一种形而上学(或者不如说是反形而上的)宗教观的艺术穹顶(《一种幻想的未来》，1927)。现在一部新的著作《文化中的不满》()①以最完整的方式对他的哲学的世界图像，也再次地对这种严格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广袤与张力进行了证明，这是一部完全独特的创作性的著作，与他过去激起轩然大波的著作一样。把问题抛给世界，也就是以苏格拉底的方法去展示难题，这是弗洛伊德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和激情：在这个新奇的和意想不到的问题上也必然引起普遍的注意。为什么当代人在文化中感到不满意?弗洛伊德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表述。他达到了无限，他把他的感官极大限度调动起来，由于他的技术上的发现他已经成为——用一个独造的词来表达——一个"神的代用物"(Prothesengott)。他的耳朵由于电话膜片而能听到最遥远的大陆传来的声音，他眼睛由于望远镜而看到星辰，他的语言用电报在一秒内能传达到万里之外，若是飞快地系在唱片上就不会毁坏。我们捕捉住闪电，驯服了元素，由于我们手的按动光亮就源源不断朝我们射来，所有的元素都奴隶般地臣服于我们这些两足的哺乳动物了。但为什么尽管获得群体的胜利而我们之中每一单个人却没有这种胜利的情感?为什么一种不满足，一种神秘的思念宁愿返归，回到原始的本来的状态?弗洛伊德对这些问题做了下面的回答——或者说不，他根本没有回答，因为他身上的精确研究家的成分太过于强大了，他不能在如此浓密的感情复合体上试图作出一种简单的"解决"——他仅仅小心翼翼地暗示出一些这种不愉快的成分，他给个人衬上一种下意识，他为力量的增长和可靠性的增强付出了个人自由的丧失的代价。根据从前业已熟知的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我的一个薄薄的表层都染透了意识、文化和伦理的颜色——人的原本的晦冥的激烈的自我主体完全本能地停留在他的愿望和意愿上，他的不驯服的"力本多"对升华和精神化的一无所知(梦暴露了这点)，而高一级的，受到社会限制的自我早就习惯于升华和精神化了。人与人类的原始冲动在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从前性在两种性别之间是自由放任的，不仅仅是有异性间的，而且有群体间的，一系列的限制像乱伦的禁忌一样，都被置之不顾，可它逐渐地被国家和宗教的规则挤到与另一种性别的唯一一个对象的单调的婚姻的交媾上了；人身上的其他的原始冲动，如侵犯欲，都被宗教的即所说的道德禁忌所克制了。这样一来最内在的本性，Urich，感到它那过分强烈的情欲被剥夺了，所有生活的安定和秩序上最高成就的获得都是以放弃为代价的，于是就必然产生了"通过对冲动的控制而损失的一种幸福"，本能的这种隐秘的无政府性和自我随意性(Selbstwillig)在我们这个业已井然有秩的世界上不再有排泄的管道了。因此它在所有文化上感到的永远只是越来越强烈的隐秘的不满，弗洛伊德在这篇著作里正是要把这种不满从一种"隐秘的"变化为一种可理解的和易懂的(去说明去强调非意识和半意识，这向来是这位杰出人物的特殊才能)。弗洛伊德精彩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可找出无数的证据为证，我这里仅提出一点。我们阅读的选择肯定就表明是自己冲动行为的一种幻想的满足替代物。我们今天的世界，在剧院和书本里除了对常规的反对之外不再有任何要求，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侵犯行动，得不到满足的冲动，转移到充满激情的战争读物上，把他的无政府的怨恨转移到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上或罪犯研究上，这样他就对在书籍和戏剧里所有偏离正常婚姻的性狂喊乱叫地表示羡慕，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的深层中的)一个征兆：我们文化上这种道德的，有秩序的，平和的，循规蹈矩的善是在反对我们本性中的某种原始本能。儿童的游戏，因为还没有道德上的限制，从他们对玩枪弄棒的喜悦上，在他们有时表现出的残忍上，更率直地显示出存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它"(即本我——译者)的"侵犯倾向"，这个"它"顽固拒绝变成道德的自我。在原始冲动与社会的和伦理的要求之间的摇摆中，在对外在的法则和内在的黑色的投影，即良心的恐惧，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文化的人把他的大部分力量消耗在纯粹的，无所顾忌的幸福享受上了。有时他感觉到，"文化"剥夺掉他多少最深层的"里比多"，随后那种不满就袭上心头，在某些个别的地方这种不满甚至导致神经症的表露，而它通常升至仅是时而的导致悲剧性的与世隔绝的不愉悦感。弗洛伊德的新作：《文化中…如何帮助他呢?弗洛伊德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心理学家，他觉得他的任务根本所在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他缜细的，毫不神秘的精神对一切没有证实的和并非绝对有效的怀有一种非常坦诚的畏怯。虽然还提及几个部分，如把死的冲动看做是爱的反冲动，但是这完全是假设的方式，因为在他看来它们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作为研究者，这个人在他个人的领域里是权威性，甚至是顽固不化，是不屈不挠的，直至是高雅的桀骜不驯，可在每一个哲学上的说明，他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时有着极大的克制，看到这点是令人感动的。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谦逊，特别是当他写道，他对"这些事情所知甚微"或者写道，他怕"这里说的是众所周知的"时，这确是少有的呵；这种表白终归是多么诚实，他知道他能够带来的慰藉是太少了!但是我们对那种职业的安慰者早就厌倦了，那些人把他人的生活总只是弄得廉价和舒适，以此为己任。像这样一项大胆的诊断抵过成百种软绵绵的粉饰美化。这儿是直深垂到一个时代重大课题底层的心理学测锤，一个无法解决的课题，肯定是的，但那些轻而易举得到解决的课题，人们能称之为是真正的课题。这儿关系到的不是乐观的或悲观的阐释，一个学院提出一项廉价的有奖答题：进步是否使人变得更好或者不，让·雅克·卢梭通过直截了当的"不"而赢得世界的欣赏，这样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恰恰是死板的，实事求是的，不被任何轻信和倾向所糖化的方式，像弗洛伊德提出他的例题的方式，才会给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以某种严峻感和坚韧性。极其珍贵的激励，充盈其间的思考物质，许多局部上的令人惊异之处，这部著作(这儿只是点明了它的基本问题)再次证明了弗洛伊德是一位何等严肃和渊博的思想家，我们不能不立即对这位天才的研究者表示钦佩；他的影响不断地拓展它的界限，并对所有的精神生产领域显示出创造性的推动，这对那些把他作为心理学家的成就总是要推到单行的性的轨道上的人是一种怎样的嘲笑!(首次刊于《柏林日报》1930年3月31日)(高中甫译)古斯塔夫?马勒的重返（1）他再度返回故乡，这位伟大的被放逐者，一个被摈斥者，满载荣誉返回他数年前才离开的城市。在同一个大厅里，先前，他的强制他人的意志在这里魔一般地主宰着，如今，他的已消失的本质的精神化的形式在发挥着影响，现在，他的作品在鸣响。他的作品并不能把任何东西移到远处，不能把诽谤和愤慨移到远处；它能够更纯地感觉到自身的价值不可抗拒地在增长，现在他填满和扩展着我们的内心世界。战争也罢，事件也罢，都不能阻碍他的荣誉之花的盛开，同一个人，在不久以前，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可厌的人，可气的人，是恶棍，一夜之间，他成了安慰者和解放者。他的《亡儿之歌》宣告他比当今任何一个人更加坚强有力，今天，谁不愿在他的辞世之歌、在《大地之歌》里去体会悲哀是如何经过情感的谷底而净化的呢?他，古斯塔夫·马勒，如今，当他远离人世时，对于这座城市()②而言，他是如此地有生气又赋予生气，这座城市曾忘恩负义地让这位有影响的人离去，如今又成为他的永久的故乡。热爱他的人们，曾经等待着这个时刻，但如今，这个时刻来到了，却并不使他们高兴。因为我们渴望着，一次又一次地：我们的心愿是，在他还在活动的时候，生动地看到他的作品，他的创造。而如今，自从他的创造享有荣誉以来，我们思念他，而他却不再回归。因为对于我们这整整一代人来说，他不只是一位音乐家，一位大师，一位指挥家，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家，他是我们青年时代难以忘怀的人。"年轻"的意思，说到底，就是为非凡的事物的来临做好准备，为一个非凡地美的、超越狭窄视界的事件，为一种现象的来临做好准备，这种现象乃是预先梦见的幻象的完成。而赞赏，鼓舞，恭顺，奉献和激昂的一切活力，在不成熟的人身上，它们看来是那样激烈又那样混乱地结成一团，为了——在艺术之中，在爱之中——这样的被认识到的或被误认的现象所烧透。在早年并且于未消耗之时在一个真正的重要意义的人身上体验的艺术之中、在爱之中的这样的完成，并且满怀涌流的、充沛的情感接受它，此乃一种恩典。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了。谁经历过马勒指挥下的歌剧院的十年演出，谁就为他的一生获得了某些无法用言词形容的东西。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迫不及待地以灵敏的嗅觉在他身上探寻稀罕的东西，探寻奇迹，这是个魔一般的人，众人之中最特殊的人，他同有创造性的人完全不一样，他的本性也许更加奥妙无穷，因为他完全就是自然之力，是有灵魂的要素。他没有外部标志，除了他的影响作用而外他别无标志，他的影响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只能借自然的某些具有魔力的任意专断来比拟。有类似于磁铁般的东西。我们可以挖出数以千计的铁块，它们全都是惰性的，它们由于本身的重力而只会向下坠落，它们互不相干，相互间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但是有一块铁，它并不比其余的铁块更有光泽、含量更高，但它含有一种力——来源于星体的或者地球最深处的力，它把所有的同类向自身吸引，使之摆脱内部的重力，与它自己的形体连结。被这块磁铁吸向自身者，也被它注入灵魂，它能使之长久地附着于自身，凭着自己的力量，它放射奥秘，传递开去。它吸住同类，并渗透之，它把自身分配给附着于它的同类，又不削弱自身：功效是它的本质和它的冲动。这种力——来源于星体或地球的最深处——在魔一般的人身上便是意志。数以千计的人围绕着他，成千上万的人，每一个人都只会因自己的生命重力而坠落，都是惰性的和未被注入灵魂的。但是，他把他们拉向自身，他不让他们知道而把他的意志、他的节奏填满他们的意志，他给他们注入灵魂从而在他们之中上升。古斯塔夫?马勒的重返（2）在某种催眠状态中，他强迫所有的人靠近他，把他们的神经束缚在他的神经束上，把他们(经常是痛苦地)拽入他的节奏中。他奴役着，他把意志强加给他们，但他把他的力量的秘密分给心甘情愿者。在马勒身上有过这样一种魔的意志，一种粉碎抵抗并压服人的意志，但这种意志是力，它注入灵魂并把人填满。在它的周围是一片火海，它点燃每一个人，它经常燃烧着，但始终趋向澄明。要想摆脱这片火海是不可能的，据说，音乐家们曾经多次尝试过。但是，这种意志太热烈了：靠近它，任何反抗都会消溶。凭着他的无与伦比的能量，他在两三个小时内控制歌唱家、跑龙套演员、导演和音乐家的整个世界，把杂乱地聚集在一起的数百人转变成他的统一体。他夺走他们的意志，他又锤又轧又砍地转变他们的能力，他把他们，甚至那些情感已经炽热的人，推进他的节奏中去，直到他从司空见惯者中挽救出一次性的东西，从一般的活动中挽救出艺术，直到他在作品中把自己变成现实并在自身中把作品变成现实。他所需要的一切，像被魔力所吸引，从外部向他涌流，他似乎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而他所需要的也找到了他。需要女歌唱家，热情似火、性格丰富的女歌唱家，来塑造瓦格纳和莫扎特的歌剧中的人物：在他的召唤下(或者说，实际上是他身上的毫无意识地想要得到的)，产生了米尔登堡()①和古泰尔()②；为了在有生命的音乐背后配上有生命的图画，阿尔弗雷德·罗勒()①就脱颖而出。他为了事业而需要的他的同类，会像变魔术似的突然出现，他们越是有某种素养和性格的人，就越是热情地顺从他的品格，一切都围绕着他，井然有序，顺从地滑入他的意志，在这些个演出的夜晚，一部作品、一批东西、一幢房屋突然竖立在他的周围，像是单为他一个人似的。我们的热血的节奏从他的指挥棒里颤动出来：整个气氛的紧张度好似一道锯齿状的闪电，而他就这样把我们的被逼迫的情感约束在某一个齿尖里。除了在某几次晚场演出时，我还从未体验过表现艺术能如此的完整统一，这些演出就其纯效果而言只能与自然要素相比较，如有天和云以及季节的气息的一片景色，并非故意安排的事物的和谐统一，这些事物只为自身存在，不加判断的，无先入之见的。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从他身上学到了热爱圆满完善，我们通过他认识到，提高后的意志，魔的意志，始终有可能，在我们这个残缺不全的世界中，用支离破碎的尘世的材料，建造永恒的事物、无瑕疵的事物，维持一两小时之久，他还使我们有了身心的准备，一再地去期待。当时，于我们而言，他成了一位教育者，一位救助者。没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没有另一个人，拥有主宰我们的力量。他的内在本质的这种魔力非常强大，像喷射的火烧穿了他的外部存有的薄薄的表层，因为他整个儿是火焰，他的躯体的单薄的表皮几乎是包不住的。别人见他一面后就知道他。他身上的一切都不绷紧的，过剩的，是先期显露的热情，他周围有什么东西在闪耀着，像莱顿()②的瓶子周围的闪光。狂怒是他的素质，是同他的力唯一匹配的，休息时他似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没有动作，他身上像电流在颤动。别人几乎想象不出他会闲着无事，随处闲逛，或者显出一副温柔的样子，他体内的蒸汽锅烧得热过了头，总是要求力，去驱动，去把什么东西向前推进，要有所作为，他总是在途中，朝着一个目标，像被大风暴卷走似的，任何事情他都觉得太过缓慢，他也许憎恨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是易碎的、黏稠的、惰性的，因为现实生活是有地球重力的团块和反抗，而他要走向事物背后的那种现实生活，在艺术的最高的雪峰之巅，在那里，世界与天空相接。他要穿过去，穿过所有这些中间形式达到纯的形式，达到明净的形式，这时，艺术由于无瑕疵而成为要素，没有残渣，像水晶一般，无意图而且自由；但是，在他担任歌剧院院长的时间内，这条道路还要穿过日常活动的琐事，业务上各种令人厌恶的事情，恶意的阻挠，穿过像浓密的树丛一般的由于人的目光短浅、气量狭小而造成的道道障碍。他被划伤了，但他还在走，在奔跑，像一个狂暴型精神病患者()①朝着目标狂奔，这个目标是他想象的，在他之外，在不可接近的地方，却已经活在他之中，这个目标就是圆满地完成。他一辈子都在这样地向前奔跑，把一切障碍全都扔到一边、推倒、踩碎，他跑呀跑呀，像被无名恐惧所驱赶，但没有达到目标：圆满地完成。在他的背后尖利地响起了感到受辱的领衔歌剧女歌唱家的歇斯底里的尖叫声，舒适安逸者的呻吟声，无成就者的讥嘲声，平庸之辈的鼓噪声，但他从不回过身去，也从不看一看迫害他的人的数目增长的情形，他感觉不到一路上他们用棍棒对他的殴打，他继续不断地向前冲去，直至踉踉跄跄地跌倒在地。有人谈到他时说，这些反抗阻碍着他。这些反抗有可能挖空了他的生命的根基。不过，我不相信这种说法。这个人需要反抗，他热爱反抗，他要的就是反抗，反抗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苦涩的盐，这仅仅使他舌干唇焦地渴求永恒的泉源。在休假期间，当他摆脱这种重负的时候，在托布拉赫，在塞默林，他便自己对他的创作筑起了反抗的壁垒。精神的圆木、高山、巨石。他把人类的至高物、《浮士德》第二部、《创造之灵原始曲》，作为堤坝，抵御他的音乐意志，随后再凭借他的创造将这堤坝淹没。因为同尘世作斗争乃是他的神道之乐，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同这种乐趣结成伴侣。他身上的基本素质热爱自由的要素同尘世角斗，他不想休憩，他一直被驱使着向前，向前，向前，朝向真正的艺术家的唯一的休憩：圆满完成。他，一个病入膏肓者，在《大地之歌》里才达到了这个境界。古斯塔夫?马勒的重返（3）这样一个人在公众的旷野中上演的热情似火的戏剧，对于当时我们这一代青年，对于感觉到求艺术的意志在自己心中发酵的我们而言，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服从他，是我们的渴望，阻碍我们去接近他的，是一种羞怯，像不敢做某件事似的，不敢走近火山口去看里面沸腾的岩浆。我们从未企图拥上去接近他，只要他活着，他存在着，只要意识到他生存于我们的近旁，存在于我们共同的外部世界之中，这于我们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在街上，在咖啡馆，在剧院见到他，尽管是远远地见到他，就已经被算做一件大事，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地对他非常之热爱，非常之尊敬。今天，于我而言，他的形象依旧历历在目，一如为数甚少的几个人的形象那样，我每一次远远地遇到他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他总是另一个人，又总是同一个人，因为他的心灵表现的激昂慷慨不断地给他注入活力。我在一次排练时见到他：怒气冲冲，抽搐着，吼叫着，受了刺激，由于各种各样的缺点而难受，像受着肉体的痛苦的折磨；另一次，在某地小巷里，我见到他开朗地在交谈，但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具有一种自然威力，一种天然的童心的开朗，如同格里尔帕策()①所描写的贝多芬的那种开朗(并且在他的交响曲的某几页里像布满颗粒似的掺入了这种开朗)。他总是不知怎么一来就被某种内在的力所感染，总是整个地恢复了生机。但我难以忘怀的是这一次，亦即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因为我从未如此深刻地，如此借全部感官感受过一个人的英雄气概。我从美国回来，他也在同一艘轮船上，重病在身，一个垂死的人。风中是早春的气息，航船轻柔地驶在蓝海轻涛之上，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布索尼()②向我们，向朋友们馈赠他的音乐。总有什么事在诱惑我们，让我们开心快活，但是下面，在船舱某处，他半睡半醒，由他的夫人守护着，我们全都感觉到这仿佛一片阴影笼罩着我们这轻松的一日。有时候，当我们放声大笑时，便有人说："马勒!可怜的马勒呀!"我们当即鸦雀无声。他躺在底层，一个恍惚的人，被高烧烤炙着，唯有他的生命的明亮的小火苗在甲板上蓝天下颤动着：他的孩子，无忧无虑地在游戏，幸福地，懵然无知。但是我们，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感觉到在下面，在我们脚底下的他仿佛已在坟墓里。随后在瑟堡靠岸时，在摆渡的拖船上，我终于看见了他：他躺着，苍白犹如垂死的人，一动也不动，合上眼睑。风把他的灰白的头发撩到一边，穹形额头分明而大胆地突出，还有下方坚强的下颚，此中寓有他的意志的推动力。瘦削的手，布满疲劳的皱纹，搁在毯子上面，我头一回看到他，这个一团火似的人，如此虚弱。他的这幅剪影——我忘不了，永远忘不了呀!——在天与海的无穷尽的灰色的衬托之下，无边无涯的悲哀在这景象中，但还有什么东西，由于博大而净化，有什么东西，像音乐渐弱乃至消失而化作崇高。我深知，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一时的感动逼迫我走近去，羞怯又使我欲行而止，我只该在远处看着他，看着他，仿佛在这注视的目光里我可以受到他的接待并且感激不尽。隐约地感觉到的音乐在我心中起伏，我不禁想起了特里斯坦，这位受了致命伤的骑士，返回他的父祖辈的城堡——卡雷奥尔，但这是另一种，更深、更美、更净化。直到后来，我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曲调和歌词，那是早就创作好的，但在那个时刻才完成，那是《大地之歌》里死亡之极乐的、接近神的曲调配上这样的歌词："我永远不会去远游……我的心寂静，守候着它的时辰。"我觉得，当时的情景，这幅已经消失但永远不会被遗忘的画面，同这种幽灵般的曲调完全一致。古斯塔夫?马勒的重返（4）但是，当他后来去世时，我们并没有觉得他从此消失了，对于我们来说，他的在场早就不再是外在的，他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生长，因为人心一旦获得的体验不会再有昨日。他今天同从前一样地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今天仍然上千倍地感觉到他不可泯灭地存在于当前。一个讲德语的城市里的某位指挥举起了指挥棒。我从他的手势、他的方式中感觉到了马勒，不用问我就知道。此人是马勒的学生，马勒的生命节奏的磁性具有超越存在的创造力，如同我在剧院里经常会突然间听到该隐茨()①的声音，十分清晰，仿佛从早已沉寂的胸膛里发出的。有些人的演奏还放射着某些马勒的光芒，某些新起的音乐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经常不过是故意反映马勒的本性。在歌剧院里，在这座乐声四起或沉寂无声的、醒着的或在休息的建筑物里，可以最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存在，在这里，他的本质像一种流体渗入各处，纵使念起各种驱妖咒语也不能使之消除。布景退色了，管弦乐队也不再是他的了，但是，在有些场次的演出中——尤其在演出《菲德利奥》、《伊菲革涅》和《费加罗的婚礼》的时候——有时候，透过魏因加特纳()②武断地添加的色彩，透过自从格雷戈尔。()③以来积在这份珍贵的产业上的厚厚一层漠不关心的灰尘，透过所有的衰败的蜘蛛网，我仍感觉得到他的塑造之激烈，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指挥台去寻找他。他始终还在这幢建筑物里的某个地方，透过瓦砾和铁锈，他的本性的光辉仍在闪烁，犹如余烬中燃起的火光。甚至在这里，在他曾经借易逝的要素进行创造的地方，在他曾经仅仅使空气变成音响、使灵魂震动的地方，甚至在这里，在他的活动的无生命的要素中，在某处阴影里，仍有他活动的踪迹，我们在美之中，在完善之中，始终还感觉到他，尽管已经像鬼魂一般。我深知，能够在我们这里越来越多地听到马勒指挥演出的歌剧，并不是直接的感受，我在这幢建筑物内的感受添加了太多的回忆，今昔对比减少了我现在能得到的艺术享受。马勒像那种伟大的激情似的使我们大家都变得不公正。他的魔力曾经如此这般地影响过我们，影响过整整一代人。如今去接近他的另一代人，对他的生活图像完全陌生，他们喜爱的只能是他那充满奥秘的一团火似的本性中已升华为音乐的成分，却不了解他的全部本性。于他们而言，马勒的作品乃是从无本性状态中、从德意志艺术的高空传来的音响，而我们则永远期待着他开创从尘世性中努力夺得无穷性这一范例。他们只知道精华，只知道他的本性的芳香，而我们还知道围绕着这花萼的炽热的色泽。现时代的一幅图画，通往那些岁月的言词之桥，已经架起了，在理查德·施佩希特撰写的那本美好的书里()①，这本书值得人人一读，因为它是怀有敬畏之情的，但未流于偶像崇拜，可信，但没有装做推心置腹的样子，因为有生命的东西，首先是如花盛开的东西，已经像一堆文件那样被人用绳子捆住了，我们要感激这本书的，仅仅是它所写的经历，古斯塔夫·马勒的经历。即使在这种被叙述出来的经历中，仍有那些圆满成功的晚场演出的节奏以及那位大师的意志，不愿过于匆忙地攫取，而宁愿完整地、无瑕疵地给予个别的东西。每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消失的情景又栩栩如生了：我看到了从前某一次晚场演出，歌声像涨潮一般响起，画面在致意，易逝之物又复成为经历，我在书中一再感觉到他，这个活生生的人，还有他的意志，所有这一切都源源不断地从这意志中流出来，又在这意志中聚集。这是感激者的手，领着别人，而我也感激不尽地感觉到了这只手，因为它也是求知者的手，它领着别人趋近马勒的秘密。书中的话语不再引领而只能陪伴的地方——因为除了用诗而外还能以什么途径来描述音乐呢?诗本身仅仅是音乐，幸运地转变成的音乐——在那里，时间本身又苏醒了，并来助人一臂之力。马勒的歌曲，此刻它们自行鸣响，他的交响作品变成现实的音响，现今，在这春日里，在维也纳，他仍然聚集了许多人在他的周围。在这个大厅里，以前有人给他引路，如今，他的作品强行进入这同一个大厅，他又像既往似的活在我们中间。他的意志实现了，把大家认为已经死去的人当做幸福地复活的人来感受，乃是莫大的乐趣。因为他又复活了，古斯塔夫·马勒，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这座城市差不多是所有讲德语的城市中重新欢迎这位大师的最后一座，还没有古典式的表示欢迎的任何标志，人家还拒绝替他修一座荣誉之墓，还没有一条街道骄傲地以他的姓名来命名，那幢房屋的门口尚未饰有他的胸像——甚至罗丹()①也徒劳地尝试把这个一团火的人固定的凝固的金属里——没有一个人像他似的赋予这幢建筑物以灵魂，并使之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画像。他们还在犹豫和等待。但是，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憎恨和反对他的人消失了，他们已经爬进了各个羞耻的角落，多半爬进了那些最后的、最肮脏、最怯懦的角落——虚假的、欺骗性的赞赏。昨天还高喊着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今天喊着和赛那并用香料涂抹拖地的荣誉之衣。昨日那些心怀恶意的人消失了，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愿意曾经是这样的人。因为憎恨者和反对者是不育的，当他们自己的憎恨结不出果实来时，他们就害怕了。舆论和民众的喧嚣，乃是他们的阴郁的世界，但是，只要有一种意志在为自己创造它的秩序并且不停顿地追求统一的纯粹，他们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因为伟大的强制力强于时日以及无内容地反对意志所创造的作品的任何憎恨的言词。(1915年)(胡其鼎译)致前妻的几封信（1）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①（可能于1918年7月）我不能像你讲得那么多，那么美，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几天来没有收到一封奥地利来信，我不打算去苏黎世。朋友中我只见到了埃伦斯泰因()②，他昨晚与贝格纳()③小姐一起来我这里，他们二人对你不在十分遗憾。除此之外，只有安静，工作和写信。你一切均好，身体安康，我很高兴。但是我有权利要求你体重再增加三公斤，你不会生我的气吧!请你多多保重身体。近来天气异常，瑞士十九年来未曾有过这般炎热，也许因此你才食欲不振。还是因为缺少一位当家人?我不敢冒然想，这就是我。保尔·斯特凡说，他明天来。这样我们不能给你写信了，我也无法去看望你。我想星期天去你那儿，不过，得要另找一个星期天，我必须先把我的剧本写完，估计还需要十四天，这期间你肯定已经来我这里了。奇怪，我给你的信写得这么不好。我这词不达意的毛病已经向内心发展；一般我只是偶尔同我的邻居德欧布里先生说一两句话，大部分时间在读书，我对这种自我封闭感觉良好。然而，我心中却在为整个世界焦虑，从这个月开始到八月底，战争或曰覆灭就要见分晓了。现在每一分钟都性命攸关，而我们个人的命运也将由此而注定。有世界意识的人正承受着这种巨大压力——要么现在站出来说话，要么永远沉默。然而去何处说?怎么说?亲爱的，祝你一切顺利!请原谅我，信写得这么不好!现在到处是霉烂气味，但愿不久天气会清洁明朗!致前妻的几封信（2）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21年11月20日·柏林）今天是星期六，我终于抽出时间坐在一家咖啡店给你写信。我实在很忙，周围的人应接不暇，各种琐事缠身，此外，每天还要到剧院去。昨天我在哈尔登处，同他进行了长时的交谈，很有启发，今天又在拉特瑙家中坐了两个小时，他刚从战争赔款委员会回来。他为我牺牲自己的时间，而且谈得那么无拘无束，真的使我很感动。此外，这个城市喧闹沸腾，既令我神往，又使我厌恶。噢，你知道，我都看到了哪些人吗?我看到了菲舍尔，卡哈纳，哈恩德尔的夫人和女儿。他们都是演员和作家，见到了他们，我才慢慢地知道，我是在柏林。这一切让我振奋，丝毫不感到倦意。凯梅勒来了一封很感人肺腑的信，他的境况不佳，我可能到那边去看看他。有一件事你要笑话的，我对这个城市尽管十分尊敬，但总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反感，因而我觉得，我不能在这里讲课，我讨厌这里。这是一件难办的事，我打算明天去回绝这份工作，他们开销的钱我愿意赔偿。我一定要使自己的心情舒畅，我只愿意给朋友讲课。此外，组织工作也很粗糙，主办人自己就不在——给这么一些人讲课，我很不情愿。希望我能把这件事推掉!请你不要笑我，我对这个城市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但我实在克制不住自己，尽管我十分赞佩普鲁士的聪明才智，但它们干练和勤奋使我心灵震撼()①。而且，在这里我虽然认识很多人，但朋友却少得可怜(卡米尔明天启程去布拉格四天)。我觉得，去汉堡看望卧病中的好友比在这里给一群假绅士上课更好。我无需为离开这里找什么借口，我只是感到，我需要有这样一个间歇。长时间在这里呆下去，我受不了：我讨厌老是忙忙碌碌（也包括性爱），空气中氧气太多。我的自我感觉很好，轻松，年轻，精力充沛，心旷神怡，咳嗽也渐渐好起来。祝你安康，我盼望回萨尔茨堡去——只有在这种间歇里人们才会懂得宁静多么重要。致前妻的几封信（3）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28年9月11日·莫斯科）昨日到达后，两点钟才获知，当天晚上就要我作关于托尔斯泰与外国的报告()②。我感到很突然，毫无准备，但考虑一下后还是决定去讲，作即兴演说——当然这样大的歌剧院（共四千座位，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座)，加上闪光灯和摄影时的探照灯，是让人有些望而生畏；不过，在乘火车行驶五十四小时之后能来即兴讲话，这是很体面的。庆祝会六点钟开始，我十一点演讲。夜里一点上床睡觉。这里的听众真是太好了!他们这么专心一意地听讲，这在我们那里是不可能的。乐队也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今天上午看了几个地方，十二点是托尔斯泰故居揭幕典礼，晚上听音乐会，夜里十二点乘车前往图拉，在那里夜宿(三点钟到达)，然后乘汽车去亚斯那亚。你看，我在这儿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而且今天万里无云，风和日丽。致前妻的几封信（4）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28年9月11日·莫斯科）匆匆写上几句。今天首先参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一座很壮观的历史博物馆，然后参加托尔斯泰故居揭幕工作，结识了上千人，接着去托尔斯泰博物馆（我的论托尔斯泰的书()①在街口出售，二十五戈比一本，像兜售书报的小贩叫卖《时辰》()②一样）。下午和很多俄国人一起拜访鲍利斯·彼尔尼亚克()③，然后去古玩店，租一辆马车游览市区，晚上听歌剧《欧根·奥涅金》。现在是十二点，出发前往图拉，明天星期三六点钟到达，然后去亚斯那亚·波尔亚那，夜间乘卧车返回(哪是一张床?)，计划星期四参观四个博物馆，拜访十位友人，也包括高尔基，晚上看话剧，夜间逛马路，星期五的日程安排大体也这么满，星期六也是如此。星期六晚上应我的出版商邀请去列宁格勒旅行，要乘十二小时卧车，星期天参观伦勃朗画廊和游览列宁格勒，再乘十二小时卧车返回。如果星期一有火车，便乘卧车去华沙，星期二乘卧车去维也纳，星期四下午，最迟星期五我就在萨尔茨堡了。一切都极为有趣，我很高兴能看到这一切，得到的印象将让我受用一生。我身体安康。在获得内容这么丰富的印象之后，我感到比任时候都更精神焕发，身心舒畅。致前妻的几封信（5）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35年10月10日）我心情极坏——一是因为形势明显恶化，其次，我现在从德国收到的信让人震惊，犹太人在大声呼救，他们考虑的时间太长了，现在要到国外去，或者说不得不去，但又走不成了。你读过埃·哈的那封信，使人惊心动魄，他是我认识的最高尚的人之一；与此同时，司法顾问恩把信直接写到我这里，询问我是否能安置他的儿子当饭店或者咖啡馆的招待员，这样的事数不胜数。最近在德国采取的一系列仇恨措施，其恐怖程度前所未有。我预见到了这一点，可惜也许为时过早，这正是我的错误，但我是无法改变了。现在要克制住一切个人的忧虑。关于我的事，你就说，我一直在伦敦，因为这里的图书馆极其方便，我可以很好地工作，自从我放弃了萨尔茨堡的住宅之后，便在伦敦住了下来。对于真正重要的事，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致前妻的几封信（6）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36年9月12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①我一行字都未能给你写。这里的空气不如里约热内卢好。会议上法西斯分子和其他人争吵不休，会下又是死一般的无聊——一切都翻译成了三种语言。我拒绝了会议主席团的要求，没在任何一处讲话，对在大庭广众面前登场我丝毫不感兴趣——到最后我也许对威尔斯讲几句话，表示感谢，这样我也算是开口了。但是，即使再小心谨慎也无济于事，报刊记者从早到晚跟踪你，又是登照片，又是编趣闻逸事。他们给我拍了一张巨幅照片，拍我在路德维希讲话时是如何落泪的(!)真的，就是这样用大字标题写的——而事实是，对于人们把我们当做殉道者我十分反感，为了不让他们拍照，我用两手捂着头，而他们恰恰拍了这个镜头，同时还加上了一段杜撰的文字说明。这种尽展虚荣浮华的市场使我感到恶心——别人如何我不过问——会议上有两三个真正品格高尚的人如卡狄达斯·纳哥也这么做了。在这一点上我代表了大家，并且用一种隐蔽的调解方式防止了一场大的争吵。我完全撤到幕后，这一点是高明的，虽然肯定也要遭到曲解——我真想登船回去，虽然我看到了十分有趣的东西。今天在别人开会的时候，我参观了一家屠宰场，这也是特殊的一景。致前妻的几封信（7）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37年5月12日·萨尔茨堡）请你不要以为，这对于我来说是快乐的时刻，相反，我是在夜里给你写信，辗转反侧，满脑子想的都是过去的美好时光。我们俩都犯了错误，我本期望着另一种结局。这次外表上的分别在我内心里留下的只有悲伤()①，因为在心灵深处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分手，或许还要亲近了，不像在一起相互距离很近，容易发生各种琐事和不快。我知道，你没有了我生活将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是我在自我吹嘘——不过，你因此失去的并不太多。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我变成了一个爱孤独的，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只有工作能给我带来乐趣。你看，我告别了多少人，而且我也知道，如果我周围变得更加冷清而空旷，那是由于我自己的原因。来自德国的打击给我们大家造成的伤害比你预计的要严重得多。一切庆典和娱乐对于我来说如同鬼魂一般陌生了。是的，你失去的并不多，你在心灵深处肯定没有失去我——你是什么样人，我很了解。请你相信，我除了希望得知你生活得如意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愿望了——我也祝愿你的孩子万事亨通。如果说，我对她们不满意的话，那么仅仅因为她们没有那种迫切的学习热情，而我们俩人知道，我们的青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热情才美好而有意义的——但是，我对你再说一遍，在我心中，我对你没有一点儿怨恨，有的只是深深的歉意——我感觉，这个时代极其残酷地压迫着我。如果我的这种悲观情绪使你有时心烦意乱的话，请你原谅，但是，你知道，我这么做也从未使得自己轻快过，而且，除个别短暂的幸福间歇外，也使别人很难与我共欢乐。现在我诚恳地请求你，别怀疑我，我是一个满身都是缺点错误的人，但有一点你是知道的，我绝不会忘记我曾经喜欢过的人，我怎么能疏远你呢?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你知道，我是如何信守友情的，即使朋友严重地伤害了我(如现在的罗特()①，我也绝不会放弃自己这种内心的义务。请你绝不要有这种念头，你好像已经"失去"了我，也不要管别人会怎么样。要是他们谴责我的话，他们有一定的道理，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由于萨尔茨堡的全部情节最近几年我遭受了多大的伤害。但你是不会有人谴责的，而且，谁站在你一边，我都只能热爱和尊重(虽然我现在讨厌一切在我们之间制造紧张气氛的人)。我个人以为，成为目前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当然对于我来说十分痛苦。我们现在要体验和经受的一切还有何意义呢？最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再复返，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是沉浸在真正的幸福之中，我的创作也颇有收获。在我们心情郁闷的时候，就想想这一切吧，请你相信我，对于你为我做的一切好事我都是感激的，我现在正在回顾它们，而把那些搅得我们心神不安的不愉快的事情都已经忘记。我对你做得不对的事，也请你忘记吧。请你一刻也不要以为，你已经失掉了我，请你像怀念你的挚友那样想着我吧——但愿我经常有机会向你证明这一点，请你原谅我这次分手给你造成的一切痛苦。你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如果我能与你共度或者为了你而度过一小时，那么不管有什么忧郁的阴影这一小时也将是美好的。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年里我们共有的美好的东西。致前妻的几封信（8）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40年11月30日）首先祝贺你的生日。你至少还有两年才六十岁，而我则是最后一次享用我的五旬了。不久前我去公安局登记身份证的时候，那里的一位漂亮的小姐写道，"头发：灰白"，这是不奇怪的。关于《巴尔扎克》一书手稿的问题，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①。六百页德文手稿，两千页笔记和四十本划线作了标记的书籍，怎么可能通过官方检查？既然房子已经倒塌，那么其他许多东西也就随之遗失，信札，讲稿，我个人的书籍自传，总之，我拥有的一切由于失去了使用的价值而化为乌有。一切都无可"挽回"，形势险恶。《命运攸关的时刻》在英国没有出版，因为加塞尔出版社秋天印的书，包括我的这本已经印好的书，在装订厂里全部被炸毁了。德文的书我一字不写了，等这场混乱过去以后再说。重要的是，现在必须工作。我肯定要给舍尔茨出版社写信的()①，不过，《命运攸关的时刻》应该是《时来运转》()②，而且有一部分已经属于别的出版商了。我内心从不与流亡者保持距离，相反，我对他们的帮助比任何人都多。但是，同他们交往只能到一定程度。每天见五六个人就已经使我精疲力竭，结果我想见的人和事反而见不到(就像在巴黎那样)。在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而我害怕的是，人们对我估计过高，他们要我帮助他们在胡布施出版社出书，向报社投稿，等等。凡是我能出力的地方，我都自发地去做了。现在我们在纽约认识了两三百人，这些人我若是不见，就会得罪他们。我越来越觉得疲惫，因此，每日至少要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另外，我在纽约还要找出版商，到牙医那里看病，处理一些其他事务，根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见，然而，人们把这称为高傲。我不像托马斯·曼那么会精打细算，人家来了一小时便让他们离开——在我这里所有的人都要呆上三小时。我给蓝德斯霍夫和蓝德道埃尔弄到一份阿根廷签证，这并非容易。然而，怎么过去呢？只有在英国居住过的人才知道，英国是世界历史上封锁最厉害的国家，你们大家都无法估量厉害到什么程度。你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生活比躲在掩体里恐怖得多，因为躲在掩体里六天或者八天之后就能出来，撤回到安全的地带，然后睡觉。在英国则一点儿间歇的时间也没有——这里天气渐渐暖和，里约热内卢好极了，至今生活上不觉困难。这座城市，绚丽多彩，美不胜收。如果气候不过于炎热，我将呆到一月底。致前妻的几封信（9）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41年10月27日·彼得罗波利斯)谢谢你寄来的两封信，我刚好收到。这里现在阳光明媚，还相当清静。我不能想象，像你这样的工作狂怎能忍受那种绝对与人世隔绝的、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首先，我的感觉良好，身体也好多了。我不再像在那边那样为个人的忧虑烦恼，但另一方面，我对时代的恐惧感在不断增长，以致无法估量。战争才刚刚开始，或者说，这才是战争中期，最后的几个中立国家才刚刚开始真正介入，而且接踵而来的是战后的混乱年代。我感到，我的活动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受到阻碍——我的书几乎不可能再用德文原文出版了，然而，我的整个思想和看问题的方式却与欧洲人的，甚至拉丁族人的气质息息相关，此外，我在各处都缺乏资料。我的《巴尔扎克》手稿一直未到，即使到了也无望出版。我梦想写一本奥地利式的长篇小说，但是，为了搜集具体材料，我得阅读十个年份的报纸，这只有在纽约才能办到，而我近期又不想返回那里。此外，还有一种想法萦绕心头：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再有家，不再有故乡和出版社，再也不能给朋友们提供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帮助了，因为一切都受到限制。这里的优点是，生活简单，需要的东西很少，因此，我可以谢绝为报刊撰稿。不过，我一直为创作状况担忧，得不到补给，必将像蜡烛缺少氧气一样，自行熄灭。关于马瑟雷尔的事我又写了一封信，我认为，去不去哥伦比亚只需要他自己下决心，因为一切都为他安排妥当。关于卢卡()①我在这里无能为力，这里已经不再发放签证了。当然，像埃伦斯泰因这样的人，既不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又不具活动能力，他们今后怎么办，我根本不能想象。我高兴地是，现在我的自传已经写完，有些部分生动逼真，有些部分简洁明了，至于如何出版和在何处出版，这自然还是问题。希望你的事情赶快了结，我很高兴，你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是什么滋味了。我们这个年纪还能有什么作为?过去是镇静、从容、回顾和荣誉，如今是奔波、躲避和仇恨。我已经完全心灰意懒，实际上，只有这令人舒心的寂静和孤独使我尚在苟且偷安。倘若我还能着手创作一部新的大型作品，情况就会好很多，然而，每一部作品都要遇到资料匮乏这一障碍。我很想写一本关于蒙田的书，我现在正津津有味地阅读他的许多作品，这是另一个(更好的一个)埃拉思穆斯，一位使人十分欣慰的思想家。但是，这里几乎没有一点儿关于他的资料，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美国是否能买到有关的书籍——为了理解一个时代中的某个人，需要了解这一时代的整个氛围。我总是首先对自己说，要挺过这场战争然后重新开始。但不等战争结束，不等我又定居在随便什么地方，至少又有两年、三年、四年时间已经过去，无法弥补；而另一方面，物质方面的保障也丧失殆尽。我认为，这场战争正在把我们前辈建造的一切消灭干净，唯一留下的是这里深居简出的生活，不需做报刊摘要，也无客人来访。我主要是读书，第一次这么仔细地阅读了《威廉·麦斯特》以及类似的作品。然而，这种静心养性的休歇能长久下去吗?幸好收音机只播送巴西新闻。报刊我只读三分钟，因为想到各种苦难真是太恐怖了。蒙田怀着深深的遗憾谈道，人这一种类只是在幻想中才具有同情心，因此，他劝人要离群索居。如果我在生活中有百分之几的自私，我不抱任何幻想，那对我会大有裨益。现在是不可改变了。随便提一下，我恳求你，不要把我的生日告诉任何人，我热爱所有不提醒我记起这个日子的人。为了索玛·莫尔根斯泰()①因已经给胡布施出版社写信，这之前就已经向他们推荐了那部长部小说。致前妻的几封信（10）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42年2月4日·彼得罗波利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由于会议()①租用了所有运载邮件和旅客的船只，看来寄往巴西的信件也因此受阻。没有太多要写的。看到今年不可能有真正的决战和最后的胜利，而我们这一代人最好年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两次世界震荡中丧失殆尽!我已心灰意懒。战争过后一切都将改变，战争一个月的消耗比过去整个国家几年赚得的还多。我担心，我们晚年的日子将充满忧虑和困难——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比宗教改革或者罗马灭亡时安全。获悉你的女婿和苏姗职业受挫，必须另外寻找机会，我深感不安。这里也在压缩劳动力，并且采取了某些民族主义的措施。我在享受明媚的夏日，在里约热内卢由于突热而变成一个火炉的时候，我们这里则是夜间清爽，白天阳光灿烂。从纯物质条件看，这里是再好不过了。现在是旅游旺季，而我一如既往，离群索居，读书，写作和带着我的小狗散步，这只小狗非常可爱，不像卡斯巴那么聪明，但很忠诚，仿佛是我把它从小养大的一样。信函越来越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奉告的话，谁也没兴趣写信——况且，比之世界大事，在我们这个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呢!我的自传已经用航空寄往瑞典，但愿文稿准时到达。胡布施出版社不久要发表我的那本论述亚美利哥()②问题的小书，我在继续写论蒙田的书，但我对这一切都不再十分用心——当一个人不像昔日那样在隆隆的炮声下也能听到回音时，他就没有真正的激情。读书是对我最好的解救，而且我只读优秀的、古老的书，我把它们称为"经得起考验的书"，也就是巴尔扎克，歌德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们缺少的是，同与我们水平相当的人进行有益地交谈。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将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相信，未来的和平只能是和平时期的继续。有些事情必须经历了之后才能理解。在近来这种可怕的时刻，从思想上来说，欧洲对于他们就像当年中国对于我们一样遥远。希望你的工作有所进展；我不想建议你给我寄书来，因为现在书籍一类的东西需要许多星期才能到达，而且还不保险。这个国家本身尚未受到战争的影响，对于轴心国的外国人只有几项限制，例如：在公开场合不准讲意大利语或者德语，不准随身携带这两种语言的印刷品。在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国度里，生活资料和一切其他物品绰绰有余。我还不能肯定，我们小别墅的租期是否要延长至四月份；万一我的地址有所变动，我会及时告诉你。致前妻的几封信（11）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42年2月18日·彼得罗波利斯)没有别的话要说，只想告诉你我对你最亲切的思念。我们在里约热内卢度过了非常热闹的狂欢节，但现在这一类喜庆活动对于我来说已经相当陌生，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消沉。往昔的一切一去不再复返，而未来绝不会比那些过去的时代给予我们更多。我在继续工作，但只用我四分之一的精力，这与其说是真正的创作，倒不如说是旧的习惯所致。要想让别人信服，必须自己信服，要想使别人兴奋，必须自己兴奋。而我现在如何能兴奋起来呢！只有在思念你的时候，我的心境最佳，我希望，孩子们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并且有所前进。在现在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好的世界。我希望你精神愉快，身体健康，希望五彩缤纷的纽约也会慢慢让你分享到一些它丰富的艺术宝藏——我这里只有大自然和书籍，有我一再反复阅读的旧书。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42年2月22日·彼得罗波利斯)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的感觉将比从前好得多。你是在奥辛宁见到我的。我的心情舒坦平静一段时间之后，意志更加消沉了。令我十分痛苦地是，我再也不能集中思想。此外，确信确信曾经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多年，而且由于我们的特殊处境，不知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重返家园，这一切都使我心情沉重。我很喜欢彼得罗波利斯，但这里没有我需要的书籍，寂静最初令人欣慰，现在开始使人压抑——我的主要著作《巴尔扎克》没有两年平静的生活和那全部书籍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想到这里十分难过，而且，这场战争还没有达到高潮。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厌倦。你有孩子，因而必须尽一份义务，你的兴趣广泛，永远积极进取。我坚信，你会看到那个较好的时代，你是会同意我的主张的，我的"肝脏已经硬化"，不能久等了。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给你写了这几行字。你不能想象，自从我作出这个决定之日起，我是多么快活()①。请你向孩子们转达我的亲切问候，请不要为我难过。想想善良的约瑟夫·罗特和里格尔，我一直很高兴，他们不必经受这些考验。寄上我全部的爱和友谊，请不要难过，你知道，我是平静而幸福的。(安书祉译)太平世界（1）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