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学点中国史-3

流寇是毅宗初年，起于陕西的。流入山西。又流入河北。渡河，犯潮广、四川、襄郧。明朝命陈奇瑜督剿。一六三四年，奇瑜蹙贼于车箱峡。贼势业已穷蹙，而奇瑜信其伪降，受之，贼出峡即大掠。于是分为两股：一为高迎祥、李自成。一为张献忠。四处流窜。一六三六年，迎祥为孙传庭所擒，自成逃向甘肃。献忠亦给卢象昇打败，诣湖北伪降。贼势又已衰挫。而满洲又于此时入犯，诸将都撤兵东援，贼势遂复炽。　　袁崇焕　　明自辽、沈陷后，再起熊廷弼为经略。因为广宁巡抚王化贞所掣肘，计不得行。辽西城堡多陷。明逮廷弼、化贞，俱论死。以王在晋为经略。在晋主守山海关。时袁崇焕以佥事监军关外，主张守宁远。大学士孙承宗是崇焕议。乃罢在晋，代以承宗。旋又代以高第。第性恇怯，尽撤守备入关。崇焕誓以死守宁远。一六二六年，清太祖见明大兵已撤，以为机有可乘，自将攻宁远。大败，受伤而死。太宗立。先定朝鲜。还攻宁远、锦州，又大败。一六二九年，太宗乃避正面，自喜峰口入长城。崇焕亦兼程入援。两军大战，胜负未分。先是崇焕以皮岛守将毛文龙跋扈，借阅兵为名，把他杀掉。毅宗虽加抚慰，实则不能无疑。至是，清人纵反间之计，毅宗遂将袁崇焕下狱杀掉。于是边事愈坏。毛文龙死后，其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逃到登州。后来造反，给官军打败，浮海降清。引清兵攻陷广鹿岛。守将尚可喜降。皮岛亦陷。明人前此，常藉海军势力，牵制辽东，至此亦消灭了。然而辽西兵力还厚。太宗乃仍绕道长城各口，于一六三六、三八、四○等年，入犯京畿，蹂躏山东。明朝剿匪的兵事，因此大受牵制。一六四○年，清兵大举攻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往援，战于松山，大败。明年，松山破，承畴降。锦州亦陷。于是关外重镇，只有一个宁远了。然而明兵塞住山海关，清人还不敢深入。　　李自成、张献忠再叛之后，献忠窜入四川，自成则再攻河南。是时，河南大饥，民从之者如流水，势遂大炽。一六四三年，自成陷西安。明年，称帝。东陷太原。分兵出真定，而自率大兵陷大同。遂陷宣府，自居庸关陷京师。毅宗自缢死。毅宗死的前一年，清太宗也死了。子世袒立。年才六岁，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同摄政。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闻京城被围，发兵入援。至丰润，京城已陷。李自成招他投降，三桂已经答应了。后闻爱妾陈沅被掠，大怒，走回降清。多尔衮方略地关外，闻之，大喜，疾驰受其降。合兵打破李自成。自成逃回陕西。清兵遂入北京，世祖即迁都关内。　　第四十五章　　明的制度　　第三编中古史第四十五章明的制度　　有明一代，政治虽欠清明，制度则颇为详密。其大部，都为清代所沿袭，有到现在还存在的。所以明代的制度，在近世的历史上，颇有关系。　　明太祖初仍元制，以中书省为相职。后因宰相胡唯庸谋反，遂废省不设。并谕后世子孙，毋得议置丞相。遂成以天子直领六部的局面。这断非嗣世的中主，所能办到的。于是殿、阁学士，遂渐起而握宰相的实权。前代的御史台，明时改称都察院。设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都分左右。又有十三道监察御史。除纠弹常职外，提督学校、清军、巡漕、巡盐诸务，亦一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其权尤重。给事中一官，历代都隶门下省。明朝虽不设门下省，而仍存此官，以司封驳稽察。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没有敢抗科参而自行的，所以其权亦颇重。外官则废元朝的行省，而设布政、按察两司，以理政事及刑事。但其区域，多仍元行省之旧。巡抚，本系临时遣使。后来所遣浸广，以其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乃多以都御史为之。再后来，则以他官奉使，而加以都御史的衔。其兼军务的，则加提督，辖多权重的称总督。已有巡按，而又时时遣使，实亦不免于骈枝。但在明代，还未成为常设之官罢了。　　明朝的学校选举制度，是很有关系的。原来自魏、晋以后，国家所设立的学校，久已仅存其名，不复能为学校的重心；而且设立太少，亦不足以网罗天下之士。所以自唐以后，变为学问由人民自习，而国家以考试取之的制度，而科举遂日盛。科举有但凭一日之短长之弊。所以宋时，范仲淹执政，有令士人必须入学若干日，然后得以应试之议。王安石变法，则主张以学校养士。徽宗时，曾令礼部取士，必由学校升贡。其后都未能行。然应举之士，仍宜由学校出身，则为自宋以来，论法制的人所共有的理想。到明朝，而此理想实现了。明制：京师有国子监。府、州、县亦皆有学。府州县学，初由巡按考试，后乃专设提举学校之官。提学官在任三载，两试诸生。一名岁试，是所以考其成绩优劣的。一则开科之年，录取若干人，俾应科举。应科举的，以学校生徒为原则。间或于此之外，取录一二，谓之充场儒士，是极少的。国子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应乡试中式的，谓之举人。举人应礼部试中式，又加之以殿试，则为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人授职修撰，第二三人授职编修。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都得考选庶吉士。庶吉士是储才之地，本不限于进士。而自中叶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所以进士之重，为历代所未有，其所试：则首场为四书五经义。次场则论、判及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乡会试皆同。此亦是将唐时的明经进士，及宋以后经义、词赋两科，合而为一。所试太难，实际上无人能应。于是后来都偏重首场的四书文，其他不过敷衍而已。其四书文的格式：(一)体用排偶，(二)须代圣贤立言，谓之八股。初时还能发挥经义，后来则另成为一种文字，就不懂得经义的人，也会做的。应试之士，遂多不免于固陋了。　　明朝的兵制，名为模仿唐朝，实在亦是沿袭元朝的。其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每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诸卫或分属都司，或直属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都司则都属都督府。卫所的兵，平时都从事于屯田。有事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之兵用之。师还，则将上所佩印，兵各归其卫所。于此点最和唐朝的府兵相像。而卫指挥使和千户、百户，大都世袭；都督、同知、佥事等，多用勋戚子孙，则是模仿元朝的。元朝以异族入居中国，这许多人，多半是他本族，所以要倚为腹心。明朝则事体不同，而还沿袭着他，实在很为无谓。凡勋戚，总是所谓世禄之家。骄奢淫逸惯了，哪里有什么勇气?明朝后来，军政的腐败，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取兵之途有三：一为从征，二为归附，都是开国的兵，后来定入军籍的。这亦是模仿元朝。而明朝最坏的是谪发，便是所谓充军。有罪的人，罚他去当兵，这已经不尽适宜，却还有理可说。而一人从军，则其子孙永隶军籍。身死之后，便要行文到其本乡去，发其继承人来充军，谓之句补。继承人没了，并且推及其他诸亲属，这实在是无理可说。而事实上弊窦又多。要算明朝第一秕政。　　法律：明初定《大明律》，大致以《唐律》为本。又有《会典》，亦是模仿《唐六典》的。中叶以后，则律与例并行。其刑法，亦和前代相同，唯充军则出于五刑之外。　　明代最精详的，要算赋役之制。其制：有黄册，以户为主，备载其丁、粮之数。有鱼鳞册，以土田为主，详载其地形地味，及其属于何人。按黄册以定赋役。据鱼鳞册以质土田之讼，其制本极精详。后来两种册子都失实，官吏别有一本，据以征赋的册子，谓之白册。白册亦是以田从户的。其用意本和黄册一样。但自鱼鳞册坏后，田之所在不可知，就有有田而不出赋役，无田而反出赋役的，其弊无从质正，而赋役之法始坏。明代的役法：系以一百十户为一里。分为十甲。推丁多之家十人为长。分户为上中下三等以应役。役有“银差”，有“力差”。中国财政，向来量入为出的，唯役法则量出为入。所以其轻重繁简，并无一定。明朝中叶以后，用度繁多，都藉此取之于民。谓之加派。就弄得民不聊生。役法最坏的一点，还不在其所派的多少，而在一年中要派几次，每次所派若干，都无从预知。后来乃有“一条鞭”之法。总计一年的赋役，按照丁粮之数，均摊之于人民。此外更有不足，人民不再与闻。力役亦由官召募。人民乃少获苏息。惟其末年，又有所谓三饷，共加至一千六百七十万，人民不堪负担，卒至于亡国而后已。赋役而外，仍以盐、茶为收入的大宗。明初，命商人纳粮于边，而给之以盐，谓之开中盐，而以茶易西番之马。商人因运输困难，就有自出资本，雇人到塞下屯垦的。不但粮储丰满，亦且边地渐渐充实。国马饶足，而西番的势力，多少要减削几分。真是个长驾远驭之策。后来其法坏了，渐都改为征银，于是商屯撤废，沿边谷价渐贵，而马群也渐耗减了。茶盐之外，杂税还很多。大抵以都税所或宣课司榷商货，抽分场，局税竹、木、柴薪，河泊所收鱼税，都不甚重要。唯钞关之设，初所以收回纸币，后遂相沿不废，成为一种通过税。在近代财政上，颇有关系。　　第四十六章　　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三编中古史第四十六章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王守仁　　元明的学术思想，是承宋人之流的。在当时，占思想界的重心的，自然还是理学。理学是起于北方的。然自南宋以后，转盛行于南方，北方知道的很少。自元得赵复后，其说乃渐行于北。元时，许衡、姚枢等，都号为名儒，大抵是程朱一派。只有一个吴澄，是想调和朱陆的。明初，也还是如此。到公元十五六世纪之间，王守仁出，而风气才一变。　　王守仁之说，是承陆九渊之绪，而又将他发挥光大的。所以后来的人，亦把他和九渊并称，谓之陆王，和程朱相对待。守仁之说，以心之灵明为知。为人人所同具。无论如何昏蔽，不能没有存在的。此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人人皆有良知，故无不知是非之理。但这所谓知，并非如寻常人所谓知，专属于知识方面。“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知其恶，自然就恶，知其善，自然就好。绝非先知其恶，再立一个心去恶；先知其好，再立一个心去好的。好之深，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恶之甚，自然万不肯去做。所以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行合一。既然知行就是一事，所以人只要在这知上用功夫，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时时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这个便是致良知。如此，凭你在“事上磨炼”也好，“静处体悟”也好。简单直接，一了百了。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几经进化，然后悟出来的。　　讲理学的人，本来并没有教人以空疏。但是人心不能无所偏重。重于内的，必轻于外。讲理学的人，处处在自己身心上检点，自然在学问和应事上，不免要抛荒些，就有迂阔和空疏之弊。程朱一派，注意于行为，虽然迂阔空疏，总还不失为谨愿之士。王学注重于一心——在理学之中，王学亦称为心学——聪明的人，就不免有猖狂妄行之弊。本来猖狂的人，也有依附进去的。其末流流弊就大著。于是社会上渐渐有厌弃心学，并有厌弃理学的倾向。但这所谓厌弃，并不是一概排斥，不过取其长，弃其短罢了。在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先生，最可以为其代表。　　这三位先生，顾王两先生，是讲程朱之学的。黄先生则是讲陆王之学的。他们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而且都留意于经世致用，制行又都极谨严，和向来空疏、迂阔、猖狂的人，刚刚一个相反。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来，一切事都是因任自然，并没加以人为的改造。自然有许多积弊。平时不觉得，到内忧外患交迫之日，就一一暴露出来了。自五代以后，契丹、女真、　　蒙古，迭起而侵略中国。明朝虽一度恢复，及其末造，则眼看着满洲人又要打进来。返观国内，则朝政日非，民生日困，风俗薄恶，寇盗纵横，在此都觉得相沿的治法，有破产的倾向。稍一深思熟虑，自知政治上、社会上都须加一个根本的改造。三先生的学问，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黄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下攻击。王先生的《黄书》，这种意见也很多。顾先生的《日知录》，研究风俗升降、政治利弊，亦自信为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书。这断非小儒呫哔，所能望其项背。后来清朝人的学问，只讲得考据一方面，实不足以继承三先生的学风。向来讲学术的人，都把明末诸儒和清代的考证学家，列在一处，这实在不合事实，不但非诸先生之志而已。　　讲到文艺，元明人的诗文，亦不过承唐宋之流，无甚特色。其最发达的，要算戏曲。古代的优伶，多以打诨，取笑为事。间或意存讽谏，饰作古人，亦不可谓之扮演。扮演之事，唯百戏中有之。如《西京赋》叙述《平乐观》角觝，说“女娲坐而清歌，洪崖立而指挥”之类。然而不兼歌舞。南北朝时，兰陵王入陈曲、踏谣娘等，才于歌舞之中带演故事。然还不是代言体。宋时的词，始有叙事的，谓之传踏。后来又有诸宫体。至于元代的曲，则多为代言体。演技者口中所歌，就作为其所饰的人所说的话，其动作，亦作为所饰的人的表情。就成为现在的戏剧了。戏剧初起时，北方用弦索，南方用箫笛。明时，魏良辅再加改革，遂成为今日的昆曲。此外说话之业，虽盛于宋。然其笔之于书，而成为平话体小说，则亦以元明时代为多。总而言之，这一个时代，可以算得一个平民文学发达的时代。　　第四十七章　　元明的宗教和社会　　第三编中古史第四十七章元明的宗教和社会　　元代是以蛮族入据中国，没什么传统的思想的。所以对于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各教在社会上，遂得同等传播的机会。其中最活跃的，则要算佛教中的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中的密宗。其输入西藏，据《蒙古源流考》，时在七四七年。始祖名巴特玛撒巴斡。密宗是讲究显神通的。和西藏人迷信的性质，颇为相近。所以输入之后，流行甚盛。元世祖征服西藏后，其教遂流　　行于蒙古。西僧八思巴，受封为帝师。其后代有承袭。受别种封号的还很多。天下无论什么事情，不可受社会上过分的崇信。崇信得过分，其本身就要成为罪恶了。喇嘛教亦是如此。元世祖的崇信喇嘛教，据《元史》上说，是他怀柔西番的政策，未知信否。然即使如此，亦是想利用人家，而反给人家利用了去的。当时教徒的专横，可说是历代所无。内廷佛事，所费无艺，还要交通豪猾，请释罪囚以祈福。其贻害于政治，不必说了。其在民间，亦扰害特甚。当时僧徒，都佩有金字圆符，往来得以乘驿。驿舍不够，则住在民间。驱迫男子，奸淫妇女，无所不至。还要豪夺民田，侵占财物。包庇百姓，不输赋税，种种罪恶，书不胜书。其中最盛的杨琏真伽，至于发掘宋朝钱塘、绍兴的陵寝和大臣冢墓一百零一所，杀害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条，玉器一百十一件，杂宝一百五十二件，大珠五十两，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包庇不输赋的人民二万三千户。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事情。次于喇嘛教，流行最盛的，大约要算回教。因为元时，西域人来中国的很多，大多数是信回教的。至于基督教，则意大利教士若望高未诺(MonteCarvino)，曾以一二九四年，奉教皇的命令来华。元世祖许其在大都建立教堂四所。信教的亦颇不乏，但都是蒙古人。所以到元朝灭亡，又行断绝了。广东一方面，亦有意大利教士奥代理谷(Odoric)来华，都是罗马旧教。　　元代社会的阶级，也很严峻的。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在选举和法律上，权利都不平等，已见第三十九章。此外最厉害的，要算掠人为奴婢一事。元初的制度，大约俘掠所得，各人可以私为己有；至于降民，则应得归入国家户籍的。然而诸王将帅，都不能遵守。其中最甚的，如灭宋时平定两湖的阿里海涯，至将降民三千八百户，没为家奴，自行置吏治之，收其租赋。虽然一二四○年，太宗曾籍诸大臣所俘男女为民。然一二八二年，御史台言阿里海涯占降民为奴，而以为征讨所得。世祖令降民还之有司，征讨所得，籍其数赐臣下，则仍认俘掠所得，可以为私奴。《廉希宪传》说他行省荆南时，令凡俘获之人，敢杀者，以故杀平民论。则当时被俘的人，连生命也没有保障了。　　北族是历代都辫发的。所以在论语上，已有被发左衽的话。南北朝时，亦称鲜卑为索虏，但是自辽以前，似乎没有敢强行之于中国的。金太宗天会七年，才下削发之令。但其施行的范围，仍以官吏为限，蒙古则不然，不论公人私人，都要强迫剃发。其时几于举国胡化，明有天下，才把他恢复过来。明太祖洪武元年的《实录》说：　　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这个真要算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了。　　然而明太祖虽能扫除衣冠辫发的污点，至于社会上的阶级，则初无如之何。太祖数蓝玉的罪，说他家奴数百，可见明初诸将的奴仆，为数亦不在少。后来江南一带，畜奴的风气更盛。顾亭林《日知录》说：“江南士大夫，一登仕籍，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其用事之人，主人之起居食息，出处语默，无一不受其节制。有王者起，当悉免为良，而徙之以实远方空虚之地。则豪横一清，四乡之民，得以安枕；士大夫亦不受制于人，可以勉而为善。政简刑清，必自此始。”可以想见这一班人倚势横行，扰害平民的行径。然亦明朝的士大夫，居乡率多暴横，所以此辈有所假借。明朝士大夫，暴横最甚的，如梁储的儿子次摅，和富人杨端争田，至于灭其家，杀害二百余人，王应熊为宰相，其弟在乡，被乡人诣阙击登闻鼓陈诉，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至一百七十余万。温体仁当国，唐世济为都御史，都是乌程人。其乡人为盗于太湖的，至于以其家为奥主，都是骇人听闻的事。这大约仍是元代遗风。因为当时劫于异族的淫威，人民莫敢控诉。久之，就成为这个样子了。清朝管束绅士极严，虽说是异族入据，猜忌汉人，要减削其势力，而明代绅士的暴横，亦是一个大原因。第四编 近代史　　第一章　　明清之际　　史可法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以中国之大，岂其区区东北一个小部落所能吞并?金朝的兵力，不算不强，然而始终不能吞灭南宋，便是一个证据。然则明朝的灭亡，并非清之能灭明，还只是明朝人的自己亡罢了。　　北部沦陷之后，明朝的潞王常淓、福王由崧，都避难南来。当时众议，因潞王较贤，多想立他。而凤阳总督马士英，挟着兵力，把福王送到仪征。众人畏惧他，只得立了福王，是为弘光帝。士英引阉党阮大铖入阁，而把公忠的史可法排挤出去，督师江北。正人君子，非被斥，即引去。弘光帝又沉迷声色。南都之事，就不可为了。　　清朝的能入关，也并非全靠自己的兵力。占据北京，已为非望，如何会有吞灭全中国的心理呢?所以世祖入关后，给南方的檄文，还有“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之语。然而南都既不能自立，清朝就落得进取。当清兵入北京之后，即已分兵打定河南、山东、山西。及世祖入关，又遣英亲王阿济格，带着吴三桂、尚可喜出榆、延；豫亲王多铎，带着孔有德出潼关；以攻陕西。李自成走死湖北的通城。多铎的兵，就移攻江南。这时候，史可法分江北为四镇。而诸将不和，互相仇视。武昌的左良玉，又和阮大铖不合，以清君侧为名，举兵东下。大铖大惧，急檄可法入援。可法兵到燕子矶，左良玉已死在路上，其兵给守芜湖的黄得功打败了。可法再回江北，则清兵已至。可法檄诸镇赴援，没有一个来的。可法守扬州七日，城陷，死之。清兵遂渡江而南。弘光帝奔芜湖。清兵追袭。黄得功拒战，中箭而死。帝遂北狩。后来殉国于北方。清兵直打到杭州而还。时为一六四五年。　　吴三桂　　于是明人奉鲁王以海，监国绍兴。唐王聿键，即位福州，是为隆武帝。当清兵初入北京之日，曾下令，强迫人民剃发。二十日之后，又听民自由。及下江南，复下剃发之令。于是江南人民，纷纷起兵抗拒。然既无组织，又无训练，大多数旬月即败。清廷复遣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攻四川。张献忠阵殁于西充。其党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刘文秀，溃走川南。旋入贵州。清兵追至遵义，粮尽而还。贝勒博洛攻闽、浙，鲁王走入海。隆武帝颇为英武，而为郑芝龙所制，不能有为。时何腾蛟招降李自成余众，分布湖南、北。杨廷麟也起兵江西，恢复吉安。隆武帝想出就廷麟，未果而清兵至。帝从延平走汀州，入于清军。后来崩于福州。时为一六四七年。　　第四编近代史第一章明清之际　　明人又立唐王之弟聿于广州，桂王由榔于肇庆，是为永历帝。清使李成栋攻广东，聿殉国。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攻湖南，何腾蛟退守桂林。金声桓攻江西，杨廷麟亦败殁。未几，李成栋、金声桓都反正，何腾蛟乘机复湖南。川南，川东亦来附。于是永历帝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形势颇张。而张名振亦奉鲁王，以舟山为根据地，出入江、浙沿海。清廷乃使洪承畴镇江宁，吴三桂取四川，耿仲明、尚可喜攻江西，孔有德攻湖南。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都败死。一六五○年，清兵进陷桂林，瞿式耜亦殉节。明年，张名振和起兵浙东的张煌言合兵攻吴淞，不克，而舟山反为清所袭陷，二人奉鲁王奔厦门。永历帝避居南宁，遣使封孙可望为秦王。可望遣兵三千，扈桂王居安隆；而使刘文秀攻四川，李定国攻桂林。孔有德伏诛。吴三桂也战败，逃回汉中。清乃命洪承畴镇长沙，以保湖南；李国英镇保宁，以守川北；尚可喜镇肇庆，以保广东；无意于进取了。而永历帝因孙可望跋扈，密使召李定国。定国迎帝入云南，可望攻之，大败。遂降清。洪承畴因之请大举。一六五八年，清兵自湖南、四川、广西三道入滇。李定国扼北盘江力战，不能敌。乃奉帝如腾越，而伏精兵于高黎贡山。清兵追之，遇伏，大败而还。时刘文秀已死，李定国、白文选奉帝入缅甸。一六六○年，三桂发大兵出边。缅人乃奉帝入三桂军。一六六二年，为三桂所弑，明亡。此时清世祖亦已死，这一年，是圣祖的康熙元年了。　　明朝的统绪虽绝，然而天南片土，还有保存着汉族的衣冠，和清朝相抗的，是为郑成功。成功是芝龙的儿子，芝龙降清时，成功不肯顺从，退据厦门，练着海陆兵，屡攻沿海之地。清兵入滇时，成功大举入江以图牵制。破镇江，薄南京，清廷大震。旋为清兵所袭破，乃收军，出海而还。一六六○年，成功攻取台湾。于是务农练兵，定法律，设学校，筑馆以招明之遗臣渡海，归之者如织。天南片土，俨然独立国的规模了。　　即以闽、广、云南而论，实亦非清朝实力所及。清朝的定南方，原靠一班汉奸，为虎作伥。所以事定之后，仍不得不分封他们，以资镇摄。于是以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镇福建；吴三桂为平西王，镇云南；是为三藩。三藩之中，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强。他当时用钱用兵，户、兵二部，不能节制。用人亦不由吏部，谓之西选。西选之官半天下。清朝之于南方，简直是徒有其名，不但鞭长莫及而已。然而“偾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足与图存”，既已颜事仇，忽又起而反抗，就不免有些进退失据：天下的人，未免要不直他，士气亦易沮丧，和始终以忠义激励其下的，大不相同了。这是三藩之所以终于无成。尚可喜受封之时，年已老迈。乃将兵事交给其儿子之信。久之，遂为所制。乃请撤藩归老辽东。清廷许之。时耿仲明已死，传子继茂以及精忠，和吴三桂都不自安，亦请撤藩，以觇清朝的意向。当时明知许之必反，廷议莫敢主持。清圣祖独断许之。一六七三年，三桂遂举兵反。三桂的意思，本想走到中原，突然举事的，而为清朝的巡抚朱国治所逼，以是不得不发。既举兵之后，有人劝他弃滇北上。三桂也暮气深了，不能用。三桂举兵之后，贵州首先响应。明年，攻下湖南。广西、四川和湖北的襄阳，亦都响应。福建、广东，更不必说了。于是三桂亲赴常、澧督战。派一支兵出江西，以应福建；一支兵出四川，以攻陕西。清朝的提督王辅臣，亦据宁夏以应三桂。三桂想亲出兵以应辅臣，不曾来得及，而清朝的兵，反从江西打入湖南。三桂虽然回兵，把他打退，然自此遂成相持之局。这是于三桂不利的。而耿、尚二藩，又因一和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相攻，一苦三桂征饷，复叛而降清，三桂势穷。乃于一六七八年，称帝于衡州，以图维系人心。未几而死。孙世璠立。诸将又互相乖离。一六八一年，清兵自湖南、广西、四川，分三道入滇，世璠自杀。尚可喜先已为清人所杀，至此又杀耿精忠。中国大陆之上，就真无汉族自立的寸土了。　　然而海外的台湾，还非清朝兵力所及。郑成功以一六六二年卒，子经继立。和耿精忠相攻。曾略取漳、泉等地。后为清兵所败。并失金门、厦门，退归台湾。三藩平后，清廷想照琉球之例，听其不剃发，不易衣冠，与之言和，而闽督姚启圣不可。水军提督施琅，本是郑氏的降将，尤欲灭郑氏以为功。一六八一年，郑经卒。群小构成功之妻董氏，杀其长子居。而立其次子克塽。郑氏内部乖离，一六八三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汉族遂全被满人所征服。　　第二章　　欧人的东略　　第四编近代史第二章欧人的东略　　从亚洲的东方到欧洲，陆路本有四条：(一)自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二)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之间。(三)自天山南路逾葱岭。(四)自前后印度西北行，两道并会于西亚。第一路荒凉太甚。第二路则沙漠地带，自古为游牧民族荐居之地，只有匈奴、蒙古自此以侵略欧洲，而两洲的声明文物，由此接触的颇少。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第三路有沙漠山岭的阻隔，第四路太觉回远，而沿途亦多未开化之国，所以欧、亚两洲，虽然陆地相接，而其交往的密切，转有待于海路的开通。自欧洲至东洋的海路：一自叙利亚出阿付腊底斯河流域；二泛黑海，自阿美尼亚上陆，出底格利斯河流域。两路均入波斯湾。三自亚历山大黎亚溯尼罗河，绝沙漠而出红海。这都是自古商旅所经。自土耳其兴，而一二两道，都入其手，第三道须经沙漠，不便，乃不得不别觅新航路。其结果，海道新辟的有二：一绕非洲的南端而入印度洋。二绕西半球而入太平洋。　　欧人的航行东洋，首先成功的为葡萄牙。一四八六年，始达好望角。一四八九年，进达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一五○○年，遂辟商埠于加尔各答。明年，略西海岸的卧亚，进略东海岸及锡兰、摩洛哥、爪哇、马六甲。一五一六年，遂来广东求互市。明朝在广州，本设有市舶司。东南洋诸国，来通商的颇多。都停泊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的浪白洋，就船贸易。武宗正德时，移于高州的电白。一五三五年，指挥使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就是现在的澳门。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就有筑城置戍的。中国人颇疑忌他。而西人旋亦移去。只有葡萄牙人，于隆庆初，岁纳租银五百两，租地建屋。自此就公然经营市埠，视同己有。一六○七年，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书当道：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电白。当事的人不能用。天启初，又有人说“澳中诸番，是倭寇的乡导”，主张把他们移到外洋。粤督张鸣冈说：“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割其死命。移泊外洋，大海茫茫，转难制驭。”部议以为然，遂不果徙——这是后来借断绝接济，以制西洋人的根源。　　葡萄牙人到好望角后七年，哥伦布始发见美洲，其到广东后三年，则麦哲伦环绕地球。于是西班牙人，于一五六五年，据菲律宾，建马尼剌。一五七五和八○年，两次到福建求通商，都为葡萄牙人所阻。然中国商船，聚集于马尼剌的颇多。　　荷兰人以一五八一年，叛西班牙自立。时西班牙王兼王葡萄牙，禁止其出入里斯本。荷人乃自设东印度公司，谋东航。先后据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于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都筑塞驻兵。其势力反驾乎西、葡之上。一六二二年，荷兰人攻澳门，不克。一六二四年，据台湾、澎湖。至一六六○年，而为郑成功所夺。清朝因想借荷兰之力，以夹攻郑氏，所以许其每八年到广东通商一次，船数以四为限。　　英吉利的立东印度公司，时在一五九九年。东航之后，和葡萄牙人争印度。葡人战败，许其出入澳门。一六三七年，英船至澳门，为其地的葡人所拒。英人乃自谒中国官吏，求通商。至虎门，为守兵所炮击。英人还击，陷其炮台。旋送还俘掠，中国亦许其通商。此时已值明末。旋广东兵事起，英人贸易复绝。郑经曾许英人通商于厦门和安平。然安平初开，实无甚贸易，止有厦门，英船偶然一到而已。　　以上所述，是从明中叶到清初，欧人从海道东来的情形。其主要的目的，可说是在于通商。至于从陆路东来的俄人，则自始即有政治的关系。俄人的叛蒙古而自立，时在十五世纪中叶。至葡萄牙人航抵好望角时，则钦察汗国之后裔，殆悉为所坏灭。此时可萨克族附俄，为之东略。蒙古族在叶尼塞、鄂毕两河间的，亦为所击破。一五八七年，俄人始建托波儿斯克。其后托穆斯克、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鄂霍次克，相继建立。一六三九年，直达鄂霍次克海，就想南下黑龙江。至一六四九年，而建立雅克萨城。一六五八年，又建尼布楚城。此等俄国的远征队，只能从事于剽掠，而不能为和平的拓殖。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大受其害。而此时正值清朝初兴，其兵力，亦达黑龙江流域。两国势力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章　　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　　第四编近代史第三章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　　利玛窦　　中国和外国的交通，也有好几千年了。虽然彼此接触，总不能无相互的影响，然而从没有能使我国内部的组织，都因之而起变化的。其有之，则自近世的中欧交通始。这其间固然有种种的关系，然而其最主要的，还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东西文化最大的差异，为西洋近世所发明，而为中国所缺乏的，便是所谓科学。所以科学的传入，是近世史上最大的事件。科学与宗教，虽若相反，其最初传入，却是经教士之手的。　　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亦由来已久。读第三编中古史第二十五、第三十八两章，就可知道了。可是因中国人迷信不深，对于外国传入的宗教，不能十分相契，所以都不久而即绝。至近世，新教兴于欧洲，旧教渐渐失势，旧教中有志之士，乃思推广其势力于他洲。其中号称耶稣会的，传布尤力。耶稣会的教士，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是利玛窦。以一五八一年至澳门。初居广东的肇庆。一五九八年，始经江西到南京。旋入北京。一六○○年，神宗赐以住宅，并许其建立天主堂。天主教士的传教于中国，和其在他国不同。他们深知道宗教的教理，不易得华人尊信的。所以先以科学牖启中国人。后来才渐渐地谈及教理。利玛窦到北京之后，数年之间，信教的便有二百余人。徐光启、李之藻等热心科学之士，都在其内。当时的教士，并不禁华人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他们说：“中国人的拜天，是敬其为万物之本；其拜祖宗，系出于孝爱之诚；拜孔子，是敬仰其人格；都不能算崇拜偶像。”教士都习华言，通华文。饮食起居，一切改照华人的样子，他们都没有家室，制行坚卓，学问渊深。所以很有敬信他们的人。然亦有因此，而疑其别有用心的。　　当利玛窦在日，就有攻击他的人。神宗因其为远方人，不之听。一六一○年，利玛窦卒。攻击的人，更为厉害。到一六一六年，就被禁止传布。教士都勒归澳门。然而这一年，正是满洲叛明自立的一年。自此东北一隅，战争日烈，明朝需用枪炮也日亟。至一六二二年，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教禁亦解。明朝所行的大统历，其法本出西域。所以当开国时候，就设有回回历科。到了末年，其法疏舛了。适会基督教中深通天文的汤若望来华。一六二九年，以徐光启之荐，命其在北京历局中，制造仪器，翻译历书，从事于历法的改革。至一六四一年，而新历成。越二年，命以之代旧历。未及行而明亡。清兵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诏名其历为时宪。汤若望和南怀仁，都任职钦天监。这时候，基督教士，可以说很得信任了。到清世祖殁，而攻者又起。　　当时攻击基督教最烈的，是习回回历法的杨光先。但他的主意，并不在乎历法。他曾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他又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他们著书立说，说中国人都是邪教的子孙，万一蠢动，中国人和他对敌，岂非以子弟拒父兄?“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杨光先之说如此：利用传教，以作侵略的先锋，这是后来之事——也可说是出于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并非传教者本身的罪恶——基督教初入中国时，是绝无此思想的。杨光先的见解，在今日看起来，似乎是偏狭，是顽固。但是中国历代，本有借邪教以创乱的人；而基督教士学艺之精，和其无所为而为之的精神，又是中国向来没有看见过的。这种迷信的精神，迷信不深的中国人，实在难于了解。杨光先当日，有此疑忌，却也无怪其然。不但杨光先，怕也是当日大多数人所同有的心理。即如清圣祖，他对于西洋传入的科学，可以说是颇有兴味的。对于基督教士，任用亦不为不至。然而在他的《御制文集》里，亦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正和杨光先是一样的见解。不过眼前要利用他们，不肯即行排斥罢了。人类的互相了解，本来是不大容易的。在学艺上，只要肯虚心研究，是非长短，是很容易见得的。但是国际上和民族间的猜忌之心，一时间总难于泯灭，就做了学艺上互相灌输的障碍。近世史的初期，科学输入的困难，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　　杨光先以一六六四年，上书攻击基督教士，一时得了胜利。汤若望等都因之得罪。当时即以监正授光先。光先自陈“通历理而不知历法”，再四固辞。政府中人不听。不得已任职。至一六六七年，因推闰失实，得罪遣戍。再用南怀仁为监正。自此终圣祖之朝，教士很见任用。传教事业，也颇称顺利。直至一七○七年，而风波才再起。　　原来利玛窦等的容许信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当时别派教士，本有持异议的。后来讦诸教皇。至一七○四年，教皇乃立《禁约》七条，派多罗到中国来禁止。多罗知道此事不可造次。直迟到这一年，才以己意发布其大要。圣祖和他辩论，彼此说不明白。大怒。命把多罗押还澳门，交葡萄牙人监禁。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印度的一部分，本归葡萄牙人保护的。后来法国人妒忌他，才自派教士到中国。葡萄牙人正可恶不由他保护的教士，把多罗监禁得异常严密。多罗就忧愤而死。然而教皇仍以一七一五年，申明前次的禁约。到一八年，并命处不从者以“破门”之罚。于是在华教士，不复能顺从华人的习惯，彼此之间，就更生隔碍。一七一七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依旧例严禁，许之。一七二三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负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朝廷也答应了。自此至五口通商以前，教禁就迄未尝解。　　基督教士东来以后，欧洲的各种科学，差不多都有输入。历法的改革，枪炮的制造，不必论了。此外很有关系的，则为清圣祖时，派教士到各省实测，绘成的《皇舆全览图》。中国地图中，记有经纬线的，实在从此图为始。当明末，陕西王征，曾译西书，成《远西奇器图说》，李之藻译《泰西水法》，备言取水、蓄水之法及其器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也有采用西法的。关于人体生理，则有邓玉函所著的《人身说概》。关于音乐，则有徐日升所修的《律吕正义续编》。而数学中，利玛窦和徐光启所译的《几何原本》，尤为学者所推重。代数之学，清朝康熙年间，亦经传入，谓之借根方。清朝治天文、历、算之士，兼通西法的很多。形而上之学，虽然所输入的，大抵不离乎神学。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论理学，亦早经李之藻之手，而译成《名理探》了。就是绘画、建筑等美术，也有经基督教士之手而传入的。所以在当时，传入的科学，并不为少。但是(一)因中国人向来不大措意于形而下之学；(二)则科学虽为中国人所欢迎，而宗教上则不免有所障碍；所以一时未能发生很大的影响。　　第四章　　清初的内政　　第四编近代史第四章清初的内政　　皇太极　　顺治皇帝清朝的盛衰，当以乾隆时为关键。从世祖入关，到三藩平定，这四十年，算是清朝开创之期。自此至雍正之末，五十余年，为乾隆一朝，表面上看似极盛，实则衰机潜伏于其中。至其末年，内乱一起，就步步入于否运了。　　清朝的初起，和辽金元情形，又微有不同。辽、金、元初起时，都不甚了解中国的情形。清朝则未入关时，已颇能译汉书、用汉人了。当太祖之时，憎恶汉人颇甚，当时俘获汉人，都发给满人为奴。尤其是读书人，得者辄杀。到太宗时，才知道欲成大业，单靠满洲人，是不行的。所俘汉人，都编为民户，令其与旗人分居，且另选汉官治理。对于读书人，则加以考试。录取的或减免差徭，赏给布帛。于明朝的降臣、降将，尤其重视。清朝当日的创业，和一班投效的汉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确是很有关系的。　　但是其了解中国深者，其猾夏亦甚。所以清朝的对待汉人，又非辽、金、元之比。即如剃发一事，历代北族，没有敢强行之于全中国的。清朝则以此为摧挫中国民族性的一种手段，厉行得非常厉害。入关之后，籍没明朝公、侯、伯、驸马、皇亲的田。又圈占民地，以给旗人。也是很大的虐政。而用兵之际，杀戮尤甚。读从前人所著的《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记，就可以见其一斑了。　　康熙皇帝　　北族的政治，演进不如中国之深。所以其天泽之分，也不如中国之严，继嗣之际，往往引起争乱。清朝也未能免此。当太祖死时，其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和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阿敏，还是和太宗同受朝拜，并称为四贝勒的。后来莽古尔泰和阿敏，次第给太宗除去了。代善是个武夫，不能和太宗争权。所以在关外之时，幸未至于分裂。太宗死后，世祖年幼。阿敏的儿子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同摄政。后来实权都入于多尔衮之手。当时一切章奏，都径由多尔衮批答，御宝亦收归其第。一时声势，是很为赫奕的。幸而　　雍正皇帝多尔衮不久就死了，所以没酿成篡弑之局。世祖亲政后，大体还算清明，颇能厘定治法，处理目前的问题。当时中国的遗黎，经死亡创痛之余，实在更无反抗的实力，而又得一班降臣，为虎作伥，就渐渐地给他都压下去了。世祖在位不久。圣祖初立，亦年仅八岁。辅弼大臣鳌拜，颇为专权。然不久，亦就给圣祖除去。圣祖的聪明和勤于政治，在历代君主中，也颇算难得的，而在位又很长久。内政外交，经其一番整顿，就颇呈新气象了。　　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清朝康熙年间，又算是这时候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确较明中叶以后为清明。当其入关之时，即罢免明末的三饷。又厘定《赋役全书》，征收都以明万历以前为标准。圣祖时，曾叠次减免天下的钱粮。后来又定“滋生人丁、不再加赋”之例，把丁赋的数目限定了。这在农民，却颇可减轻负担。而当时的用度也比较地节俭。所以圣祖末年，库中余蓄之数，已及六千万。世宗时，屡次用兵，到高宗初年，仍有两千四百万。自此继长增高，至一七八二年，就达到七千八百万的巨数了。以国富论，除汉、隋、唐盛时，却也少可比拟的。　　圣祖晚年，诸子争立。太子允礽，两次被废。后来就没有建储。世宗即位之后，和他争立的兄弟，都次第获罪。因此撤去诸王的护兵。并禁止诸王和内外官吏交通。满洲内部特殊的势力，可以说至此而消灭。但清朝的政治，却亦得世宗整饬之益。圣祖虽然勤政，其晚年亦颇流于宽弛。各省的仓库，多不甚盘查；钱粮欠缴的，也不甚追究。世宗则一反其所为。而且把关税、盐课，彻底加以整顿。征收钱粮时的火耗，亦都提取归公。如此，财政上就更觉宽裕。而康雍对外的兵事，也总算侥天之幸，成功时多。清朝至此，就臻于全盛。　　世宗死后，高宗继之。高宗在表面上，是专摹效圣祖的，但他没有圣祖的勤恳，又没有世宗的明察，而且他的天性是奢侈的，正合着从前人一句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位时六次南巡，供帐之费无艺。对外用兵，所费亦属不赀。凡事专文饰表面，虚伪和奢侈之风养成了。而中年后，更任用和坤，其贪黩为古今所无。内外官吏，都不得不用贿赂去承奉他。于是上官贪取于下属，下属诛求于小民，至其末年，内乱就一发而不可遏了。　　乾隆“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清朝历代的君主，对于种族的成见，是很深的。他们对于汉人，则提倡尚文。一面表章程、朱，提倡理学，利用君臣的名分，以箝束臣下。一面开博学鸿词科，屡次编纂巨籍，以牢笼海内士大夫。但一面又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征求天下的藏书，写成六部，除北京和奉天、热河的行宫外，还分置于江、浙两省。看似旷古未有的盛举，然又大搜其所谓禁书，从事焚毁。据当时礼部的奏报，被焚的计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之多。清朝的对于士子，是严禁其结社讲学，以防其联合的。即其对于大臣，亦动辄严词诘责，不留余地。还要时用不测的恩威，使他们畏惧。使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如此，他们所倚为腹心的，自然是旗人了。确实，他们期望旗人之心，是很厚的。旗人应试，必须先试弓马。旗兵是世袭的。一人领饷，则全家坐食。其驻防各省的，亦都和汉人分居，以防其日久同化，失其尚武的风气。而又把东三省和蒙古，都封锁起来，不准汉人移殖。他们的意思，以为这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了。然而旗人的既失其尚武之风，而又不能勤事生产，亦和前代的女真、蒙古人相同。而至其末造，汉人却又没有慷慨奋发，帮他的忙的，于是清朝就成为萎靡不振的状态，以迄于亡。这是他们在前半期造成的因，至后半期而收其果。　　第五章　　清初的外交　　第四编近代史第五章清初的外交　　清初的外交，是几千年以来外交的一个变局，因为所交的国和前此不同了。但是所遇的事情变，而眼光手段，即随之而变，在人类是无此能力的。新事情来，总不免沿用旧手段对付。而失败之根，即伏于此。不过当此时，其失败还潜伏着罢了。　　清初外交上最大的事件，便是黑龙江方面中俄境界问题。因为这时候，俄国的远征队，时向黑龙江流域剽掠。该处地方的居民，几于不能安其生了。当一六七○年，圣祖尝诒书尼布楚守将，请其约束边人，并交还逃囚罕帖木儿。尼布楚守将允许了，而不能实行。及一六七五年，俄人遣使来议划界通商。圣祖致书俄皇，又因俄人不通中国文字，不能了解。交涉遂尔停顿。一六八一年，三藩平定，圣祖乃决意用兵。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并筑齐齐哈尔、墨尔根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一六八五年，都统彭春，以水军五千，陆军一万，围雅克萨城。俄将约降，逃往尼布楚。彭春毁其城而还。俄将途遇援兵，复相率偕还，筑城据守。明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再以八千人围之。城垂下，而圣祖停战之命至。　　是时俄皇大彼得初立，内难未平，又外与波兰、土耳其竞争，无暇顾及东方。在东方的实力，亦很不充足，无从与中国构衅。适会是时，圣祖又因荷兰使臣，诒书俄皇。俄皇乃复书，许约束边人，遣使议划疆界，而请先解雅克萨之围。圣祖亦许之。于是俄使费耀多罗东来，而圣祖亦使内大臣索额图等前往会议。一六八八年，相会于尼布楚。当费耀多罗东来时，俄皇命以黑龙江为两国之界，而索额图奉使时，亦请自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之地，俱归中国，议既不谐，圣祖所遣从行的教士徐日升、张诚从中调停，亦不就。兵衅将启。此时俄使者从兵，仅一千五百，而清使臣扈从的精兵万余，都统郎谈，又以兵一万人，从瑷珲水陆并进。兵衅若启，俄人绝非中国之敌，俄人乃让步，如中国之意以和。定约六条：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其北属俄。立碑于两国界上，再毁雅克萨城而还。　　《尼布楚条约》既定，中俄的疆界问题，至此暂告结束，而通商问题，仍未解决。一六九三年，俄使伊德斯来。圣祖许俄商三年一至京师，人数以二百为限；居留于京师的俄罗斯馆，以八十日为限；而免其税。旋因俄人请派遣学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又为之设立俄罗斯教习馆。　　当尼布楚定约前三年，蒙古喀尔喀三汗，为准噶尔所攻，都溃走漠南，至一六九七年，乃还治漠北。于是蒙、俄划界通商的问题复起。土谢图汗和俄国是本有贸易的。此时仍许其每年一至。然因互市之处无官员管理，颇滋纷扰。蒙人逃入俄境的，俄国又多不肯交还。于是因土谢图汗之请，于一七二二年，绝其贸易。至一七二七年，才命郡王策凌等和俄使定约于恰克图。自额尔古讷河以西，至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带河地方，为瓯脱之地。在京贸易，与旧例同。俄、蒙边界，以恰克图和尼布楚为互市之地。一七三七年，高宗命停北京互市，专在恰克图。此时中、俄交涉，有棘手时，中国辄以停止互市为要挟。乾隆一朝，曾有好几次。　　清初的中、俄交涉，看似胜利，然得地而不能守，遂伏后来割弃之根。这是几千年以来，不勤远略，不饬守备，对于边地仅事羁縻的结果。至于无税通商，在后来亦成为恶例。然关税和财政、经济的关系，当时自无从梦见；而一经允许，后来遂无从挽回，亦是当时梦想不到的。所以中西初期交涉的失败，可以说是几千年以来，陈旧的外交手段不适用于新时代的结果，怪不得哪一个人，其失策，亦不定在哪一件事。要合前后而观其会通，才能明了其真相。　　至于海路通商，则因彼此的不了解，所生出的窒碍尤多。通商本是两利之事，所以当台湾平后，清朝沿海的疆吏，亦屡有请开海禁的。而其开始解禁，则时在一六八五年。当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各设榷关。一六八八年，又于舟山岛设定海县，将宁波海关，移设其地。一七五五年，英人请收泊定海，而将货物运至宁波，亦许之。乃隔了两年，忽然有停闭浙海之议。原来中国历代海路的对外通商，是最黑暗不过的。官吏的贪婪，商人的垄断和剥削，真是笔难尽述。这是两千年以来，都是如此。到了近代，自然也逃不出此例的。当时在广东方面，外人和人民不能直接贸易，而必经所谓官商者之手。后来因官商资力不足，又一人专利，为众情所不服，乃许多人为官商，于是所谓公行者兴。入行的所出的费用，至二三十万之巨。所以其取于外商，不得不重。而因中国官吏，把收税和管束外人的事，都交托给他，所以外人陈诉，不易见听，即或徇外商之请，暂废公行，亦必旋即恢复。于是外商渐舍粤而趋浙。一七五七年，闽督喀尔吉善、粤督杨应琚，请将浙关税收，较粤关加重一倍。奉谕：“粤东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为生；而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驱归粤海为宜。明年应专令在粤。”英商通事洪任辉愤怒，自赴天津，讦告粤海关积弊。中朝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广东，把他圈禁在澳门。虽亦将广东贪污官吏，惩治一二，而管束外人的苛例，反因此迭兴。一七九二年，英人派马甘尼东来，要求改良通商之事。其时正值清高宗八旬万寿。清人赏以一席筵宴、许多礼物，而颁给英王《敕谕》两道，将其所陈请之事，一概驳斥不准。未几，东南沿海，艇盗横行，而拿破仑在欧洲，亦发布《大陆条例》，以困英国。葡萄牙人不听，为法所破。英人虑其侵及东洋，要派兵代葡国保守澳门，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中国剿办海寇为由，向中国陈请。中国人听了大诧，谕粤督严饬兵备。一八○八年，英人以兵船闯入澳门，遣三百人登岸。时粤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遣洋行挟大班往谕，不听，熊光命禁其贸易，断其接济。英人遂闯入虎门，声言索还茶价和商欠。予是仁宗谕吴熊光：“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而熊光等因海寇初平，兵力疲敝，主张谨慎，许其兵退即行开舱。乃退兵贸易而去。仁宗怒其畏葸，把熊光、玉庭都革职，代以百龄和韩葑。于是管理外人愈严。一八一○年，英人再遣阿姆哈司来聘。又因国书及衣装落后，未得觐见。于是中、英间的隔阂，愈积愈深，遂成为鸦片战争的远因了。　　第六章　　清代的武功　　第四编近代史第六章清代的武功　　中国历代，对北方的用兵，大概最注重于蒙古、新疆地方，是不烦兵力而自服的。至于青海、西藏，则除唐代吐蕃盛强之时外，无甚大问题。而蒙、新、海、藏相互之间，其关系亦甚薄弱。自喇嘛教新派——黄教盛行以后，青海、蒙古，都成了该教的区域；而天山南路，因回教盛行，团结力亦较前为强；而此诸地方，近代的形势，遂较前代又有不同。　　黄教始祖宗喀巴，以一四一七年，生于西宁。因旧派末流，颇多流弊，乃人雪山修苦行，自立一派，而黄其衣冠以示别。人因称旧派为红教，新派为黄教。黄教的僧徒，是禁止娶妻的。所以宗喀巴遗命，其两大弟子达赖嘛、班禅额尔德尼，世世以呼毕勒罕，主持宗教事务。因西藏人信教之笃，而达赖和班禅的威权，遂超出乎政治势力之上。驯致成为西藏政教之主。一五五九年，蒙古酋长俺答，遣其二子宾兔、丙兔，袭据青海。两人亦都信了喇嘛教。一五七九年，俺答遂自迎达赖三世到漠南布教，是为喇嘛教化及蒙古之始，其后蒙人信教日笃，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大弟子哲卜尊丹巳胡土克图居库伦。而达赖五世，曾通使于清太宗。清太宗亦有报使。至世祖入关，遂迎达赖入京，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而清人借宗教以怀柔蒙、藏的政策，亦于是乎开始。　　因喇嘛教的感化，使漠南北游牧民族犷悍之气潜消。向来侵略他人的，至此反受人侵略，而有待于中国人的保护，这亦是一个新局面。卫拉特，就是元时的斡亦剌，明时的瓦剌。当清初，其众分为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时红教还行于后藏。后藏的藏巴汗，为其护法。达赖五世的第巴桑结，乃招和硕特固始汗入藏，击杀藏巴汗，而奉班禅居札什伦布。是为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政教之始。于是和硕特部徙牧青海，遥制西藏政权。桑结又嫌恶他。再招准噶尔噶尔丹入藏。把固始汗的儿子达颜汗袭杀。其时噶尔丹业已逐去土尔扈特，又把杜尔伯特慑服了。至此，遂统一卫拉特四部，其势大张。　　一六八八年，噶尔丹攻喀尔喀。三汗部众数十万，同时溃走漠南。清圣祖乃命科尔沁部假以牧地。而亲自出塞大阅，以耀兵威。一六九五年。噶尔丹以兵据克鲁伦河上流。清圣祖亲自出塞，把他打破。一六九七年，又自到宁夏，发兵邀击。这时候，噶尔丹伊犁旧地，已为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　　噶尔丹穷蹙自杀。阿尔泰山以东悉平。三汗遂各还旧治。　　然而伊犁之地，还是未能动摇。清朝乃以其间，平定西藏和青海。先是达赖五世死后，桑结秘不发丧，而嗾使噶尔丹内犯。噶尔丹败后，尽得其状。圣祖下诏切责。会桑结为固始汗曾孙拉藏汗所杀，奏立新六世达赖。圣祖乃封拉藏为翼法恭顺汗，以为藏事可从此平定了。而青海、蒙古，都说拉藏汗所立达赖是假的。别于里塘迎立一达赖。诏使暂居西宁。正在相持之间，而策妄阿布坦又派兵入藏，把拉藏汗袭杀。于是藏事又告紧急。好在西藏人都承认了青海所立的达赖。圣祖乃派皇子允禵和年羹尧，从西宁、四川两道入藏，把准噶尔的兵击退，而送青海所立的达赖入藏。一七二二年。圣祖死，子世宗立，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煽动青海诸喇嘛叛变，亦给岳钟琪袭破。于是青海、西藏都平，梗命的只有一个准噶尔了。　　一七二七年，策妄阿布坦死，子噶尔丹策凌继立。清朝想一举而覆其根本。还没有出兵，而噶尔丹策凌先已入犯。清兵出战不利。策凌就进犯喀尔喀。为额驸策凌所败。清高宗乃定以阿尔泰山为准、蒙游牧之界。这是一七三七年的事。到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凌死，准噶尔又生内乱。高宗乃因辉特部长阿睦尔撒纳的降，用为乡导，发兵把准部荡平。而既平之后。阿睦尔撒纳又叛。亦于一七五七年，给兆惠等打定。　　喇嘛教虽然盛行于蒙古和海、藏，而天山南路，则仍自成其为回教的区域。天山南路，在元时本属察合台汗国。后来回教教主之裔和卓木，入居喀什噶尔，因为人民的尊信，南路政教之权，遂渐入其手。而和卓木之后，又分为白山、黑山两宗，轧轹殊甚。策妄阿布坦曾废白山宗，代以黑山，而质白山酋长的二子于伊犁，是为大小和卓木。清兵定伊犁后，二子归而自立。一七五九年，亦给兆惠、富德等打平。于是从天山南北路以通西域的路全开。葱岭以西之国，如浩罕、哈萨克、布鲁特、乾竺特、博罗尔、巴达克山、布哈尔、阿富汗等，都来通朝贡。清朝对西北的国威，这时候要算极盛了。　　其对于西南，则因廓尔喀侵犯西藏，于一七九二年，遣福康安把他打破。廓尔喀人请和。定五年一贡之例。廓尔喀东边的哲孟雅，本来服属于西藏；更东的哲丹，则当雍正年间，即已遣使来进贡；也当然成为中国的属国。清朝因为防护西藏起见，乃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令其在体制上和达赖、班禅平等。又颁发金奔巴两个：一个藏在北京雍和宫，一个藏在西藏大昭寺。达赖、班禅和大胡土克图出世有疑义时，就在这瓶中抽签。所以管理西藏的，也渐渐严密了。　　以上所述，是清朝对于西、北两方面的武功。至于南方，历代对外的关系，比之西北，似乎不重要些。然至近代，随着世运的进化，而其关系亦渐次重大。原来在南方和中国紧相邻接的，便是后印度半岛。自唐以前，安南本是中国的领土。其余诸地方，开化的程度很浅。自宋以后，安南既已独立，而半岛的西北部，又日益开化。南方的国际关系，也就渐形复杂了。当明初，西南土司，以平缅、麓川为最大。其南为缅甸。又其南为洞吾。又其南为古剌。其在普洱之南的，则为车里。车南之南为老挝。老挝之南为八百。这时候，中国的领土，实尚包括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萨尔温、湄公两江上游。平缅、麓川，在元代本为两宣慰司。明太祖初命平缅酋长思氏兼辖麓川。后来又分裂其地，设立若干土司。思氏想恢复旧地，屡次造反。自一四四一后十年间，明朝尝三次发兵征讨，卒不能克，仅立陇川宣抚司而归。思氏在当时本有统一后印度半岛西部的资格。自为明所破坏，亦终至灭亡。于是缅甸日强。一五八三年，因寇边，为明将刘所击破，然明亦仅定陇川。自此中国对西南，实力所至，西不过腾冲，南不过普洱附近，就渐成为今日的境界了。　　缅甸酋长，本姓莽氏。一七五四年，为锡箔江夷族所杀，木梳土司雍籍牙，入据其地。取阿瓦、平古剌。至其子孟驳，又并阿剌干，灭暹罗，国势颇盛。一七六五年，遂寇云南边境。高宗两次发兵，都不能克，仅因其请和，许之而还。暹罗是当明太祖时，受封于中国的。既为缅甸所灭，其故相郑昭——本是中国潮州人——起兵恢复。以一七七八年即王位。旋为前王余党所弑。养子华，定乱自立。以一七八六年，受封于中国。缅人怕中国和暹罗夹攻他，才遣使朝贡请封。安南黎氏，自离中国独立后，至一五二七年，而为其臣莫氏所篡。至一六七四年，乃得完全恢复。当复国之时，实赖其臣阮氏之力。而郑氏以外戚执政。阮氏和他不协，南据顺化，形同独立。至清高宗时，又为西贡的豪族阮氏所破。并入东京，灭郑氏，留将贡整守之，贡整想扶黎拒阮，又为阮氏所破。时为一七八六年。清高宗出兵以讨新阮，初破其兵，复立黎氏末主。后复为阮氏所袭败，亦因其请和，封之而还。清朝对于安南、缅甸的用兵，实在都不得利。但是中国国力优厚，他们怕中国再举，所以虽得胜利，仍然请和，在表面上，总算维持着上国的位置。　　至清朝对于川、滇、黔、桂诸省的用兵，虽然事在疆域之内，然和西南诸省的开拓，实在大有关系，亦值得一述。原来西南诸省，都系苗、傜、倮诸族所据。虽然，自秦、汉以降，久列于版图，而散居其地的种落，终未能完全同化。元时，其酋长来降的，都授以土司之职，承袭必得朝命。有犯顺、虐民，或自相攻击的，则废其酋长，代以中国所派遣的官吏，是之谓改流。虽然逐渐改流的很多，毕竟不能不烦兵力。湖南省中，湘江流域，开辟最早。澧、沅、资三水流域，则是自汉以降，列朝逐渐开拓的，至清朝康雍时代，辟永顺和乾州、凤凰、永绥、松桃等府厅，而大功告成。贵州一省，因其四面闭塞，开辟独晚。直至一四一三年，始列于布政司。而水西安氏、水东宋氏，分辖贵阳附近诸土司，和播州的杨氏，仍均极有势力。明神宗时，播州酋杨应龙叛。至熹宗时，调川、滇、湖南三省之兵，然后把他打平。其时水东宋氏已衰，而水西安氏独盛。到毅宗初年，才告平定。于是贵州省内，唯东南仍有一大苗疆，以古州为中心。而云南东北境，有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四土府。西南部普洱诸夷，亦和江外土司，勾结为患。清世宗以鄂尔泰总督云贵，到底把云南诸土司改流。鄂尔泰又委任张广泗，把贵州的苗疆打定。此等用兵，虽一时不免劳费，然在西南诸省的统治和开发上，总可算有莫大利益。唯四川西北境的大小金川，高宗用兵五年，糜饷七千万，然后把他打下，那就未免劳费太甚。亦可见清高宗的举措，都有些好大喜功，而实际则不免贻累于民了。　　第七章　　清中叶的内乱　　第四编近代史第七章清中叶的内乱　　嘉庆皇帝　　清朝的中衰，是起于乾隆时代的，这个读第四章所述，已可见其大概了。清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汉人的民族性，虽然一时被抑压下去，然而实未尝不潜伏着，得着机会，自然就要起来反抗。如此，就酿成了嘉、道、咸、同四朝的内乱。　　清中叶的内乱，是起于一七九五年的。这一年，正是高宗传位于仁宗的一年。其初先借苗乱做一个引子。汉族的开拓西南，从大体上说，自然于文化的广播有功，便苗族，也是受其好处的。然而就一时一地而论，该地方原有的民族，总不免受些压迫，前章所述湖南永顺、乾州一带，当初开辟的时候，土民畏吏如官，畏官如神。官吏处此情势之下，自不免于贪求。而汉人移居其地的又日多，苗民的土地，多为所占。这一年，遂以“逐客民，复旧业”为名，群起叛乱。调本省和四川、云南、两广好几省的兵力，才算勉强打平。然而事未大定，而教匪已起于湖北了。　　白莲教，向来大家都说他是邪教。从他的表面看来，自然是在所不免。但是这种宗教，是起于元代的。当元末，教徒刘福通，曾经努力于光复事业。而当清代，此教的势力，也特别盛，在清代起兵图恢复的，都自托于明裔，而嘉庆初年的所谓川、楚教匪，其教中首领王发生，亦是诈称明裔的。便可知其与民族主义不无关系。不过人民的程度不一，而在异族监制之下，光复的运动也极难，不能不利用迷信的心理，以资结合，到后来，遂不免有忘其本来的宗旨的罢了。然而其初意，则蛛丝马迹，似乎是不可尽诬的。　　所谓白莲教，是于一七七五年被发觉的。教首刘松，遣戍甘肃。然其徒仍秘密传播。至一七九三年，而又被发觉。其首领刘之协逃去。于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大索，骚扰不堪，反给教徒以一个机会。至一七九六年，刘之协等遂在湖北起事。同时，冷天禄、徐天德、王三槐亦起于川东。自此忽分忽合，纵横于川东北、汉中、襄郧之境。官军四面围剿，迄无寸效。你道为什么?原来高宗此时，虽然传位，依旧掌握大权。如此，和坤自然也依旧重用。和坤是贪黩无厌的，带兵的人，都不得不克扣军饷，去贿赂他——当时得一个军营差使，无论怎样赤贫的人，回来之后，没有不买田、买地，成为富翁的——所以军纪极坏。而清朝当这时候，兵力本已不足用。官兵每战，辄以乡勇居前，胜则攘夺其功，败亦抚恤不及。匪徒亦学了他，每战，辄以被掳的难民居前，胜则乐得再进，败亦不甚受伤。加以匪势飘忽，官兵常为所败。再加以匪和官兵，都要杀掠，人民无家可归的，都不得不从匪。如此，自然剿办连年，毫无寸效了。直到一七九九年，高宗死了，和坤伏诛，仁宗乃下哀痛之诏；惩办首祸官吏；优恤乡勇；严核军需；许匪徒投诚；又行坚壁清野之法；一面任能战之将，往来追逐。至一八○二年，大股总算肃清。明年，余匪出没山林的，也算平定。而遣散乡勇，无家可归的，又流而为盗。又一年余，然后平定。这一次乱事，前后九年，虽然勉强打平，然而清朝的政治力量，就很情见势绌了。　　然而同时东南还有所谓艇盗。艇盗亦是起于乾隆末年的。当新阮得国之后，因财政困难，乃招徕沿海亡命，给以器械，命其入海劫掠商船。广东沿海，就颇受其害。后来土盗亦和他勾通。一发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夷艇借土盗为耳目。夷艇既高大多炮，土盗又消息灵通。政府以教匪为急，又无暇顾及沿海。于是其患益深。一八○二年，安南旧阮复国。禁绝海盗，夷艇失势，都并于闽盗蔡牵。后为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打败。又与粤盗朱相合。清朝用长庚总统闽浙水师，而前后督臣，都和他不合，遇事掣肘。一八○七年，长庚战死南澳洋面，朝廷继任其部将邱良功、王得禄。至一八一○年，才算把艇盗打平。　　川、楚教匪定后，不满十年，北方又有天理教匪之乱。天理教，本名八卦教——后来的义和团，也是出于八卦教的。此时的天理教，是反清的，而后来的义和团，至于以扶清灭洋为口实，民族意识的易于消亡，真可以使人警惕了。当时天理教的首领，是大兴林清和滑县李文成。他们吸收徒众的力量极大。教徒布满于直隶、河南、山东、山西。便是清朝的内监，也有愿意做内应的。他们谋以一八一三年起事。乘清仁宗秋狝木兰时，袭据京城。未及期而事泄。李文成被捕下狱。林清仍进行其预定计划。以内监为乡导，和内应，攻击京城。攻入东西华门的有百余人。文成亦被教徒劫出，攻占县城，杀掉知县。长垣、东明、曹县、定陶、金乡，都起而响应。虽然其事终于无成，亦足使清朝大吃一惊了。　　天理教匪乱后八年，便是一八二○年，仁宗死了，宣宗即位。这一年，回疆又有张格尔之变。天山南路的回民，信教最笃。清朝的征服回部，本来不能使他们心服的。但是清朝知道他们风气强悍，事定之后，亦颇加意抚绥。回民丧乱之余，骤获休息，所以亦颇相安。日久意怠，渐用侍卫和在外驻防的满员，去当办事领队等大臣。都黩货无厌，还要广渔回女。由是民心愤怨。这一年，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就借兵浩罕，入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等城。清廷命杨遇春带着陕甘的兵，前往剿办，把张格尔打败。张格尔走出边。杨遇春又诱其入犯，把他擒杀。于是清廷命浩罕执献张格尔家属。这张格尔是回教教徒，认为教主后裔的，这如何办得到?于是清廷绝其贸易。浩罕就又把兵借给张格尔的哥哥玉普尔，使其入寇。交涉，直到一八三一年，才定议：清朝仍许浩罕通商，而浩罕允代中国监视和卓木的家族，这交涉才算了结。清朝在这时候，对外的威严，就也有些维持不住了。　　第八章　　鸦片战争　　第四编近代史第八章鸦片战争　　道光皇帝　　鸦片战争，是打破中国几千年来闭关独立的迷梦的第一件大事。其祸虽若天外飞来，其实酝酿已久，不过到此始行爆发罢了。　　中英通商问题，种种，已见第五章。英国在中国的贸易，自一七八一年以后，为东印度公司所专。至一八三四年才废。公司的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公行言“散商不便制驭，请令其再派大班来粤”。粤督卢坤奏请许之。于是英人先派商务监督，后派领事前来，而中国官吏，仍只认为大班，不肯和他平行交接。于是英领事义律，上书本国，说要得中国允许平等，必须用兵；而中英之间，战机就潜伏着了。而其时适又有一鸦片问题，为之导火线。　　鸦片是从唐代就由阿拉伯人输入的。但只是作药用。到了明代，烟草从南洋输入，中国人开始吸食，其和以鸦片同熬的，则称为鸦片烟，才成为嗜好品。当时鸦片由葡萄牙人输入，每年不过二百箱。而吸食鸦片烟，则当一七二九年之时，已有禁例。自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在中国的贸易后，在印度地方，广加栽种，而输入遂多。乾隆末年，粤督奏请禁止入口。嘉庆初年，又经申明禁令。鸦片自此遂成为无税的私运品，输入转见激增。海关每年，漏银至数千万两之巨。不但吸食成瘾，有如刘韵珂所说：“黄岩一邑，白昼无人，竟成鬼市。”林则徐所说：“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未免不成样子。而银是中国的货币，银价日贵，于财政、经济关系都是很大的。所以至道光之世，而主张禁烟的空气，骤见紧张。　　当时内外的议论，都是偏向激烈的。只有太常寺卿许乃济一奏，较为缓和。宣宗令疆臣会议，覆奏的亦多主张激烈。而一八三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的一疏尤甚。于是重定禁例，而派林则徐以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　　林则徐　　则徐既至粤，强迫英商，交出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悉数把他焚毁。又布告各国：商船入口，都要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的甘结，各国都愿遵照。唯英领事义律不可。则徐遂命沿海断绝英人接济。时英国政府，尚未决定对中国用兵；而印度总督，遣军舰两艘至澳门。义律大喜。以索食为名，炮击九龙。时则徐在沿海亦已设防，英人不得逞。乃请葡萄牙人出而转圜，请删甘结中人即正法一语，余悉如命。则徐仍不许。时英议会中，亦分为强硬缓和两派。然毕竟以九票多数，通过“对中国前此的损害，要求赔偿；对英人后此的安全，要求保证”。时为一八四○年四月。于是英人调印度、好望角的兵一万五千人，命伯麦和加至义律统率前来，而中、英的兵衅遂启。　　英兵既至，因广东有备，转攻厦门。亦不克。乃北陷定海。投英国巴里满致中国首相的书。浙江巡抚不受，乃转赴天津。清宣宗是个色厉而内荏的人。遇事好貌为严厉，而对于事情的本身，实在无真知灼见。又没有知人之明。所以其主意很易摇动。当时承平久了，沿海各省都无备，疆臣怕多事，都不悦林则徐所为，乃造蜚语以闻于上。于是朝意中变。命江督伊里布赴浙江访致寇之由。又谕沿海督抚：洋船投书，许即收受驰奏。时林则徐已署理粤督，旋革其职，遣戍伊犁，而命琦善以钦差大臣赴粤查办。　　琦善既至，尽撤林则徐所设守备。时加至义律有疾，甲必丹义律代当谈判之任。琦善一开口，就许偿烟价二百万。义律见其易与，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义律就进兵，陷沙角、大角两炮台。副将许连陞战死。琦善不得已，许开广州，割香港。英兵乃退出炮台。朝廷闻英人进兵，大怒。命弈山以靖逆将军赴粤剿办。英人遂进陷横当、虎门两炮台。提督关天培又战死，弈山既至，夜袭英军，不克。城外诸炮台尽陷。全城形势，已落敌人手中。不得已，乃令广州知府余葆纯缒城出见英人。许偿军费六百万，尽五天之内交出。而将军率兵，退至离城六十里之处。英兵乃退出虎门。弈山乃冒奏：“进剿大挫凶锋，义律穷蹙乞抚，唯求照旧通商，永遵不敢售卖鸦片。”而将六百万之款，改称商欠。朝廷以为没事了。而英人得义律和琦善所订的《草约》，以为偿款太少，对于英人后此之安全，更无保证，乃撤回义律，代以璞鼎查。续调海军东来，于是厦门、定海，相继陷落。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三总兵，同日战死。英兵登陆。陷镇海。提督余步云遁走。江督裕谦，时在浙视师，自杀。英军遂陷宁波。清廷以弈经为扬威将军，进攻，不克。而英人又撤兵而北。入吴淞口。陷宝山、上海。又进入长江，陷镇江，逼江宁。清廷战守之术俱穷，而和议以起。　　先是伊里布因遣家人张喜，往来洋船，被参奏，革职遣戍。至是，乃用他和耆英为全权大臣，和璞鼎查在江宁议和。订立条约十三款。时为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是为中国和外国订立条约之始。约文重要的：　　(一)中国割香港与英。　　(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许英人携眷居住，英国派领事驻扎。　　(三)英商得任意和华人贸易，毋庸拘定额设行商。　　(四)进出口税则，秉公议定，由部颁发晓示。英商按例纳税后，其货物得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除照估价则例加收若干分外，所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　　(五)英国驻在中国的总管大员，与京内外大臣，文书往来称照会，属员称申陈，大臣批复称札行。两国属员往来，亦用照会，唯商贾上达官宪仍称禀。　　这一次条约，和英国巴里满所要求的，可以说是无大出入。总而言之，是所以破前此(一)口岸任意开闭，(二)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三)税额繁苛，(四)不许英官和中国平行之局的。　　五口通商的条约，可说是中国人受了一个向来未有的打击。当时的不通外情，说起来真也可笑。当时英人进犯鸡笼，因触礁，有若干人为中国所获。总兵达洪阿和兵备道姚莹奏闻。廷寄乃命其将“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之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在今日看起来，真正可笑而又可怜了。而内政的腐败，尤可痛心。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写给人家的信，说：“各处调到的兵，纷扰喧呶，毫无纪律。互斗杀人，教场中死尸，不知凡几。”甚而至于“夷兵抢夺十三洋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担负，千百成群，竟行遁去。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又说：从林则徐查办烟案以来，“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则前辙不能复蹈”。而刘韵珂给人家的信，亦说：“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真可使人悚然警惧了。然而仅此区区，何能就惊醒中国人的迷梦?　　第九章　　太平天国和捻党之役　　第四编近代史第九章太平天国和捻党之役　　洪秀全　　满族占据中国，倏忽二百年了。虽然他治理中国之法，还是取之于中国，然而在民族主义上，总欠光晶。加以他政治腐败，国威陵替，五口通商之役，以堂堂天朝，而受辱于海外的小蛮夷，这在当日，确是个非常之变。英雄豪杰，岂得不乘时思奋?于是霹雳一声，而太平天国以起。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他以一八一二年诞生，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他是有志于驱除异族，光复河山的人。要做光复事业，不得不和下层民众结合，乃不得不借助于宗教。广东和外国交通早，西教输入的年代亦多。所以洪秀全所创的上帝教，颇与基督教相近。以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而自称为基督之弟。和冯云山等同到广西传布，信他的人颇多，大多数都是贫苦的客民。一八四七、四八年间，广西年荒盗起，居民倡团练自卫，和教中人颇有冲突。秀全乘机，以一八五○年六月，起事于桂平的金田村。　　时广西盗贼甚多，清朝派向荣等剿办，不利。洪秀全以起事的明年据永安。始建太平天国之号，自称天王。又明年，突围而出。攻桂林，不克。乃北取全州，浮湘而下。为江忠源乡勇所扼，改由陆道出湘东。攻长沙，亦不克，而清援军渐集，乃舍之，北出洞庭。克岳州，遂下武、汉。沿江东下，直抵江宁，建为天京。时为一八五三年。　　当洪秀全在永安时，有人劝他，由湘西出汉中，以图关中。秀全不能用。及克武、汉，又有主张北上的，以琦善统大兵扼河南，不果。天京既建，清向荣以兵踵至，营于城东孝陵卫，而琦善之兵，移驻扬州，是为江南、江北两大营。太平军殊不在意。当时派兵两支：一自安徽出河南北伐，一沿江西上。后来北伐的兵，因形势太孤，虽经河南、山西，打入直隶，毕竟为清兵所歼灭。这个从太平军一方面论起来，实在是件可借的事。其西上之兵，则甚为得势。再破安庆、九江，占据武、汉，并南下岳州、湘阴。　　曾国藩此时清朝的兵，不论绿营、八旗，都不足用，乃不得不专靠乡勇。当时办团练的地方很多。而湘乡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主持办团之事。国藩仿戚继光之法，倡立营制。专用忠勇的书生，训练诚朴的乡农。又创立水师，以期和太平军相角逐。遂成为太平军的劲敌。湘军以一八五四年，出境作战。初出不利。旋复战胜，克复岳州。又会湖北兵复武、汉。然进攻九江不能克，而石达开坐镇安庆，遣兵尽取江西州县。国藩孤居南昌，一筹莫展，形势甚危。长江中流，太平军仍占优势。而天国于是时顾起了内讧，遂授清军以可乘之隙。　　洪秀全的为人，似长于布教，而短于治政和用兵。既据天京之后，就深居简出，把军国大事，一切交给杨秀清。旋又相猜忌，乃召韦昌辉，使杀秀清。石达开闻变回京，昌辉又杀其家属。达开缒城而遁。自此别为一军，不复受天京节制，秀全又使秀清余党，杀掉昌辉。于是太平军初起诸人略尽，遂呈散漫之象。清军乘之，以一八五七年冬克武、汉。明年春，又复九江。胡林翼居武昌，筹饷练兵，屹为重镇。太平军仅据安庆和天京相犄角，形势就很危险了。　　然而太平军中，还有后起之秀，足以支持危局的，那就是李秀成。其时清军上流一方面，分遣陆军攻皖北，水军攻安庆。下流一方面，向荣的江南大营，前此被太平军攻破，清朝用其部将张国梁，主持军事，于九江失陷之际，再逼天京而军。此时捻党已盛于江北。李秀成和其首领张洛行相联络，把皖北的军事，交托悍将陈玉成，而自己入京辅政。玉成歼湘军精锐于三河集，安庆之围亦解。李秀成知道江南大营的饷源出于浙江。其时江北大营，已不置师，归江南大营兼统，泛地更广。乃出兵陷杭州，以摇动其军心。又分军扰乱各处，以分其兵力。而突合各路的兵猛攻之，大营遂溃。国梁走死。苏、松、常、太，相继皆下，太平军的形势又一振。　　然而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单靠一个忠勇善谋战的李秀成，到底不能挽回太平天国的末运。清朝此时，胡林翼已死，乃用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发纵指示之责，集于国藩一身。国藩使弟国荃攻围安庆。陈玉成不能将将，诸将都不听命，遂不能救。一九六一年，秋间，安庆陷落。玉成战败走合肥，为苗沛霖所执，送于清军，被杀。曾国藩乃荐沈葆桢抚赣，左宗棠抚浙，以敌太平军方面李世贤、汪海洋的兵。使鲍超、多隆阿等分攻皖南、北。都兴阿镇守扬州。而使曾国荃沿江东下，杨岳斌、彭玉麟以水师为之声援，以逼天京。又使李鸿章募兵淮、徐，以图苏、松。李秀成力劝洪秀全出兵亲征，不听。请与太子俱出，又不听。秀成曾一度出兵江北，因张洛行已被擒，亦无成功。只得守了苏州，和天京作为声援。　　借外力以平内乱是件可耻的事，亦是件可危的事。当道咸之世，清朝的昏聩反复，很为外人所厌恶。太平军在此时，很有和外人联络的机会，而太平军未肯出此——或亦是未知出此——清朝则似非所恤。一八五八、六○年两役，外人在条约上所得的权利，实在多了，乃有助清人以攻太平军之议，清廷初亦未敢接受。然至苏、松失陷后，江苏巡抚薛焕和布政使吴煦，避居上海，到底藉外人所训练统率的华兵，即所谓常胜军者，以御太平军。此时中国兵弱，洋将多不听命。苏人避居上海的，乃自雇汽船七艘，以迎李鸿章的淮军。太平军既未能邀击。苏州诸生王畹，献策于李秀成，请先设计封锁或扰乱上海，俾外人避居，然后出而招抚，收为己用，秀成又未能用。李鸿章至，淘汰前所募兵，代以淮勇，都强悍能战；常胜军亦隶麾下，辅以精利的器械；而上海此时，饷源又甚丰富；太平军东路的形势，遂亦陷于危急。　　李秀成此时，以一身负天京和苏州两方面守御的重任，兼负调度诸军之责。当一八六二年时，曾国荃已攻破沿江要隘，直逼天京。是年秋间，其军大疫。秀成合李世贤攻浙的兵，猛攻其营。凡四十六日，卒不能破。天京之围，自此遂不能解。至一八六三年初冬，而苏州又失陷，秀成乃入天京死守。明年六月，天京亦陷。天王已死，秀成奉太子福瑱出走。于路相失，为清军所获，死之。太子会李世贤、汪海洋之师入赣，亦为清军所执，殉国于南昌。海洋、世贤的兵，没于闽、粤。石达开先别为一军，历赣、闽、湘、桂而入川，欲图割据，亦为清兵合土司所擒。陈玉成败后，在皖北的陈德才，北入河南，闻天京紧急，率兵还救，不及，自杀。太平天国自立凡十五年，兵锋所至，达十六省，卒仍为满族所征服。　　然而其余众合于捻党，犹足使清廷旰食者数年。所谓捻党，是很早就有的。太平军起而捻势亦盛。蔓衍于苏、皖、鲁、豫四省之间。雉河集的张洛行、李兆受为其首领。寿州练总苗沛霖，亦阴和太平军和捻党相通。清命袁甲三等剿之，无效。一八六○年，英、法兵陷京城。捻众亦乘机北略，至济宁。英、法兵既退，乃命僧格林沁剿办。僧格林沁攻破雉河集，张洛行、李兆受都死。苗沛霖亦被陈玉成余众所杀，捻势稍衰。太平天国既亡，余众多合于捻，其势复盛。僧格林沁勇而无谋。捻众多马队，其势飘忽，僧格林沁常为所致。遂以一八六五年，败死于曹州。清廷命曾国藩往剿。国藩首创圈制之法。练黄河水师。以济宁、徐州、临淮关、周家口为四镇，各派重兵驻扎。于运河东岸，贾鲁河西岸筑长墙，想把捻众蹙之一隅。　　然而止不住捻众的冲突，一八六六年，捻众突围而出，张宗禹入陕，赖文光入山东，于是罢国藩，代以李鸿章。鸿章仍守国藩遗策，倒守运河，把东捻逼到海隅。于一八六七年打定。其西捻则由左宗棠剿击。宗棠败之渭北。捻众乃北犯延绥，渡河入山西。再出河南，以入直隶。宗棠率兵追击。李鸿章亦渡河相助。命直隶之民，多筑寨堡以自卫，而沿黄、运二河筑长墙以守。至一八六八年，才把他逼到黄、运、徒颊之间打平。　　捻匪不过是扰乱，说不上什么主义的。太平天国，则当其兵出湖南时，即已发布讨胡之令。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其定都金陵后，定田制，改历法，禁蓄妾及买卖奴婢，并禁娼妓，戒缠足，颁天条以为法律，开科举以取士，亦略有开创的规模，且颇富于新理想。有人说：“中国当日，恶西教正甚，而太平天国，带西教的色彩很重，这是其所以失人心的原因。”然而天王的创教，本不过是结合的一种手段，兵势既盛之后，亦未曾尽力推行。太平天国的灭亡，其中央无真长于政治和军事的人才，实在是其最大的原因。而其踞天京之后，晏安鸩毒，始起诸人，不能和衷共济，反而互相残杀。又其后来，所谓老兄弟者日少，新兄弟日多，军纪大坏，亦是其致亡的原因。太平天国，提倡民族主义，曾国藩等，则揭橥忠君主义，以与之对抗。在当日，自然是忠君主义，易得多数人的扶助，然而民族主义的源泉，终不绝灭，遂潜伏着，以待将来的革命。　　第十章　　英法联军之役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章英法联军之役　　咸丰皇帝　　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为从古未有的奇变，然其实不过外人强迫通商的成功而已。在实际上，关系还不算很大。其种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实在又是五口通商以后，陆续所造成的，至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一八六○年的《北京条约》，而作一总汇。　　《江宁条约》成后，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死后，耆英代之，与英另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而法、美、瑞典，亦相继和中国订立条约。唯俄国仍不准在海口通商。　　交涉的，起于广东英人入城问题。先是一七九三年，高宗曾有“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之谕。此时另订条约，国交一新，此项上谕，自然无效，而粤民仍执之以拒各国领事入城。粤中大吏，既不能以法令效力，后胜于前的道理，晓谕人民，又不敢明拒外人；而依违其间，于是粤民遂自办团练，欲以拒绝外人。以为官吏软弱，浸至官民亦生龃龉。耆英知道交涉是棘手的，乃阴谋内召。先是《江宁条约》，订明舟山、鼓浪屿的英兵，须俟赔款交清后，方行撤退。一八四六年，赔款清了，耆英要求英人撤兵。又另订条约五条，申明许英人入城，而中国不得以舟山群岛，割让他国。明年，耆英内用，英人请实行入城之约。耆英知道广东民气难犯。请展期两年。英人也答应了。　　于是徐广缙为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两人都是有些虚怯之气，好名而不通外情的。一八四九年，英人以入城之期已届，又请实行。广缙登舟止之。英人谋劫广缙，以求入城，广东练勇数万人，同时聚集两岸，呼声震天。英人惧，乃罢入城之议。事闻于朝，封广缙一等子，名琛一等男，都世袭。余官均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并传旨大奖粤民。于是广东人民，更为得意。遂散布流言要破坏通商之局。英人闻之，写信给广缙，请另定《广东通商专约》。广缙要求其将不入城列入《专约》之中，英人也答应了。此时广缙，名琛，都很负时望。　　一八五○年，宣宗死了，文宗继立。明年而徐广缙移督湖广，叶名琛代为总督。此时太平天国正盛，清廷怕多生枝节，亦谕令交涉谨慎；而名琛以为外国人不过虚声恐吓，遇事多置诸不理。既不能措置妥帖，而又不设防备。这时候，沿海的中国船，颇有恃外国旗号为护符的。一八五六年，有在英国登记，而业经满期的亚罗船，停泊粤河，为水师千总捕去十三人。英领事巴夏礼，要求省释。叶名琛也把所捕的人送还了。而英人又要趁此要求入城，拒绝弗受；而提出四十八小时内无确实答复，作为谈判破裂的警告。名琛置诸不答，英兵遂陷广州。然既不得本国政府的允许，而兵又少，旋又退出。而粤人又尽焚英、法、美诸国商馆。巴夏礼遂驰书本国政府请战。　　时英国议会，亦不主开衅。英相巴马斯顿，把他解散，另行召集。通过“要求中国改订条约，并赔偿损失，否则开战”的议案。英国又要约俄、法、美三国。俄、美仅派使臣偕行，而法国因广西地方，教士被杀，派兵和英国同行。　　一八五七年，四国使臣到广州。英使先致书名琛，要求会议改约和赔偿损失，法美愿任调停。名琛均置不答。英、法兵遂陷广州，名琛被虏。四国要求派遣全权大臣至上海议善后。由江督何桂清奏闻。朝命革名琛职，代以黄宗汉。命英、法、美三使回广东，听候查办。对俄国，则申明海口不许通商之旨，令回黑龙江，和将军会议。四使不听，径行北上。明年三月，至天津。四月，陷大沽炮台。清廷乃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津，和四使会议。各订条约。其税则，命其赴沪会同何桂清，和各国会议。又成《通商章程》十条。英、法、美三国相同。是为一六五八年的《天津条约》。　　其明年，英、法二使来换约。时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请其改走北塘。弗听。强航白河。为炮台守兵所击，狼狈走上海。一八六○年，英、法再派兵来。先照会何桂清，说：“若守《天津原约》，仍可罢兵。”而清廷上谕，又说他“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于是兵端之启，遂无可避免，此时清廷亦怕启衅，所以美使后至，遵命改走北塘，即许其在天津换约。虽封锁大沽，然仍留北塘为款使议和之地。而僧格林沁又惑于“纵洋人登陆，以马队蹙而歼之”之说，遂弃北塘不守。其所埋地雷，为汉奸告知英人掘去。于是英、法兵从北塘登陆，攻陷大沽炮台。僧格林沁退驻张家湾。清廷不得已，再派怡亲王载垣和英、法议和。有人告载垣，说“巴夏礼衷甲将袭我”。载垣惧，以告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执巴夏礼。英、法兵进攻，僧格林沁败绩。助守的禁军和旗兵亦都败。文宗乃逃往热河，而留恭亲王奕守京城。旋以为全权大臣。英、法兵胁开京城，又焚圆明园。奕惧不敢出。因俄使伊格那提业幅的保证，乃出而与英、法议和，重行订定条约，是为《北京条约》。　　这两约，实在是把五口通商以后，英、法两国所订的条约，合并整理而成的；而又有新丧失的权利。论口岸，则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及沿江各口。因此内河航行之权，亦和外人相共。领事裁判和关税协定，都自此确定。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的条文，亦起于此两约。前此清朝中央政府，恒不愿与外人直接交涉，至此则接待驻使，亦成为条约上的义务了。而又把九龙割给英国。赔英、法军费及商亏，各八百万两。《美约》还是一八五八年所定的，所以和英、法两约，又有不同。然各国的条约，都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异同，也不足计较了。至对于俄国的条约，则损失尤大，别见下章。　　第十一章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一章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侵略国的思想，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所以黑龙江两岸，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尚且不能实力经营。若说如俄国，立国本在欧洲，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这是万想不到的事。然而近世的帝国主义，则竟有如此的。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历史上国情的不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　　凡事不进则退。《尼布楚条约》，中国看似胜利，然而自此以后，对于东北方，并没有加意经营；而俄人却步步进取，经过一世纪半之后，强弱自然要易位了。一八四七年，俄皇尼古拉一世以木喇福岳福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木喇福岳福派员探测，始知库页之为岛。一八五○年，俄遂建尼哥来伊佛斯克为军港。一八五二年，进占德喀斯勒湾和库页。东北的风云，就日形紧急了。　　这一年，俄、土开战，英、法要援助土耳其。木喇福岳福归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于是决议和中国重行议界。而俄国的外务部，不以为然。致书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界标。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而派出的人员，或以冰冻难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终无成议。而俄国已和英、法开战，尼古拉一世，已畀木喇福岳福以极东的全权，得径和中国交涉了。　　木喇福岳福致书中国政府，说为防守太平洋起见，要从黑龙江运兵，请派员会议疆界，使者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进京。木喇福岳福遂径航黑龙江，赴尼科来伊佛斯克布防。瑷珲副都统见其兵多，不敢抗拒。一八五五年，木喇福岳福和黑龙江委员台恒会晤。借口为防英、法起见，黑龙江口和内地，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示以俄国外务部来文，说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之地，何得翻议?木喇福岳福语塞，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置诸缓议。这时候，朝命吉、黑两将军和库伦办事大臣照会俄国，说此次划界，只以未设界碑的地方为限。会尼古拉一世卒，亚历山大二世立。俄外部仍不以木喇福岳福的举动为然。木喇福岳福乃再西归，觐见俄皇，自请为中俄划界大使。且请合勘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岸和黑龙江口之地，置东海滨省。其时江以北之地，实际上几尽为俄国所占，清朝不过命吉、黑两将军，据理折辩，而且命理藩院行文俄国，请其查办而已。　　然而一八五七年，普提雅廷到天津，以划界为请，上谕仍说交界只有乌特河一处未定，饬其回黑龙江会议。及一八五八年，英、法兵陷大沽，木喇福岳福带着兵到黑龙江口，派人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说自己要到瑷珲去，可以就便开议。于是中国派奕山为全权大臣，和木喇福岳福定约三条：把黑龙江以北之地，都割给俄国，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是为《瑷珲条约》。此约成后，侍讲殷兆镛，劾奕山“以黑龙江外之地，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然奕山在当日，亦曾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这时候的情形，恰和结《尼布楚条约》时相反，倘使开战，中国是万无幸胜之理的，徒然弄得牵涉更广。所以边疆的不保，是坏在平时边备的废弛，并不能专怪哪一个人。　　这时候，普提雅廷在天津，仍以添设通商海口；由陆路派员赴黑龙江，再清疆界为请。清朝对于俄国，前此迄未许其在海路通商。这时候，仍限于每国通商，只许五口。先是一八五○年，俄人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三处通商，清廷议许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而拒绝喀什噶尔。以奕山为伊犁将军，和俄国订立《通商章程》。所以这时候，清朝说俄国通商，已有三口，若再援五口之例，则共有八处，他国要求，无以折服，乃命于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后来因要借俄、美之力，以牵制英、法，乃先和俄、美两国订约，把前此所争执，概与通融。是为一八五七年俄国的《天津条约》。约中订明：(一)以后行文，由俄外务部直达军机处或特派的大学士。俄使遇有要事，得由恰克图故道，或就近海口进京。(二)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三)陆路通商，人数不加限制。(四)许在海口和内地传教。(五)京城恰克图公文，得由台站行走。(六)而仍有派员查勘边界一条。　　于是俄国以伊格那替业幅为驻华公使。一八六○年之役，奕本惧不敢出，因俄使力保，和议才得成就。于是俄使自以为功，再和中国订立《北京条约》：就把(一)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亦割属俄国。(二)交界各处，准两国的人，随便贸易，并不纳税。(三)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过的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四)在库伦设立领事。(五)西疆再开喀什噶尔。(六)而其未定之界，则此约第二条预行订定大概，以俟派员测勘。这两约，不但东北割地之广骇人听闻，而蒙古、新疆方面，亦几于藩篱尽撤，就伏下将来无穷的祸根了。约既定，俄国遂将黑龙江以北之地，设立阿穆尔省，而将乌苏里江以东，并入东海滨省并建海参崴为军港。　　第十二章　　西北事变和中俄交涉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二章西北事变和中俄交涉　　西北本是兴王之地，在汉、唐之世，都以此为天下根本。当时关中的武力和文化，都为全国之冠。凉州的风气，尤其强悍。所以经营西域的力量，也非常之强。自宋以后，武力不竞。北方迭受异族的蹂躏，国都非偏在东南，则僻在东北。西北方的实力，遂渐渐落后。而自元以后，回教盛行于西北，汉、回之间，尤其多生问题。　　中国人是不甚迷信宗教的，所以争教的事情很少。但是信仰回教的人民，因其习俗不同，不易和普通人民同化，而汉、回之间，遂不免留着一个界限。在平时的争执，原不过民间的薄物细故。但是回人团结，而汉人散漫。所以论风气，是回强而汉弱。在官吏，就不免袒汉而抑回。到回民激而生变，则又不免敷衍了事。酿成了“汉、回相猜，民怨其上”的局面。咸同大乱之时，又发生所谓回变。　　回变是起于西南，而蔓延于西北的。一八五五年因临安汉回的冲突，渐至蔓延。永昌的回民杜文秀，就起兵占据大理。回首领马德新，则居省城，挟巡抚徐之铭为傀儡。之铭亦挟回以自重。清朝所派的督抚，不能到任的很多。后来布政使岑毓英，结回将马如龙为援。先定省城。次平迤东，诛叛酋马连升。清朝即用为巡抚，直到一八七二年，才把大理克复，云南全省打定。总计其始末，也有十八年了。但还是限于一隅的。至西北则事变更形扩大。　　西北的回变，是起于一八六二年的。先是陕西募回勇设防。及是年，太平天国的陈德才，合捻党以入武关。回勇溃散。有和汉人冲突的。彼此聚众相仇。而云南叛回任五，此时匿居渭南，遂诱之为乱。清朝派胜保剿办，无功。赐自尽，改派多隆阿。回众被驱入甘肃。于是固原、平凉和宁夏一带，回变大炽。回首领马化龙，居金积堡，白彦虎居董志原，为其首领，陕西北部的游勇、土匪，亦都由叛回接济，到处糜烂。叛回又派遣徒党，四出招诱。于是回首领妥得璘，以一八六四年，据乌鲁木齐。旋陷吐鲁番。据南路八城。至一八六六年，遂陷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其时汉人亦有起兵自卫的，以徐学功为最强。而浩罕又把兵借给张格尔的儿子布苏格，令其入据喀什噶尔。一八六七年，布苏格为浩罕之将阿古柏帕夏所废。自称喀什噶尔汗。和徐学功连和。合攻乌鲁木齐，妥得璘走死。地皆入于阿古柏。于是阿古柏想联合回教徒，在中、英、俄三国之间，建立一国。因徐学功的内附，介之以求封册，而通使于英、俄和土耳其。先是伊犁危急时，将军明绪、荣全，都想借助于俄。俄人卒未之应。及阿古柏陷北路后，俄人因与回众冲突，于一八七一年，占据伊犁。然仍与阿古柏订立《商约》。英人则更想扶助之以拒俄。英国的公使，亦替他向中国代求封册。　　左宗棠　　时中国以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因追剿捻匪，无暇顾及回变，所以陕、甘两省，更形糜烂。到一八六八年，捻匪平了。宗棠乃回到西安。先出兵肃清陕西。进取甘肃。甘回分扰陕西，宗棠又回兵定之。至一八一二年，而甘肃自黄河以东皆定。马化龙被杀，宗棠又进兵河西。一八七三年，河西亦定。白彦虎走归阿古柏。　　其时英人仍为阿古柏祈请，而中国亦有因军费浩大，主张以南路封之的，左宗棠力持不可。一八七五年，乃以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宗棠任刘锦棠，先进兵北路，一八七六年，复乌鲁木齐。明年，遂克辟展，进取吐鲁番。其时浩罕已为俄国所灭，而南路缠回，亦和阿古柏不洽。阿古柏穷蹙，乃饮药自杀。其子伯克胡里，仍据喀什噶尔，而白彦虎则据开都河，以拒清军。一八七八年，刘锦棠又进兵定之。两人都逃入俄国。于是天山南北路皆平。而伊犁仍为俄人所据，而中、俄的交涉遂起。　　从一七五九年，天山南北路平定以来，中国西北数千里，都和俄国接界，而地界则自一七二八年以后，迄未重定。所以中俄边界，西方仍只规定至沙宾达巴哈为止。一八六○年的《北京条约》，订明“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自沙宾达巴哈往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此约之误，在常驻卡伦四字。其后一八六四年，明谊和俄人定立界约，就把乌里雅苏台以西之地，丧失一大段了。明谊之约既定，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塔尔巴哈台所属，均由中国派员，于一八六九、七○两年间，与俄会立界牌鄂博，而伊犁属境，始终未及勘定。　　所以中国此时，所重要的，实仍在划界问题。划界既定。则伊犁不索而自回，若但索一个伊犁城，就是走的下着了。而中国当日，派出一个全不懂事的崇厚到俄国去会议。不但在地界上损失甚巨，别一方面的损失，更其不可思议。议既定，中外交章论劾。主战之论大盛。郭嵩焘上书力争，论乃稍戢。于是改派曾纪泽使俄。于一八八○年，与俄重定条约，总算把崇厚的原约，争回了些。然而其所损失，业已很大了。　　要明白中、俄的《伊犁条约》，先得知道前此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原来俄国人对于东北，固然要想侵略，而其对于蒙古，亦是念念不忘的。于是《北京条约》立后，俄人又要求到京城通商。又要在蒙古地方，随意通商。又要在张家口设立行栈、领事。且借口陆路运费贵，定税不肯照海口一律。于是于一八六二年，订立《陆路通商章程》。一八六五、六九两年，又两次修改。准(一)俄人于两国边界百里之内，均无税通商。(二)中国设官的蒙古地方，和该官所属的盟、旗，亦许俄人随意通商，不纳税。其未设官的地方，则须有俄边界官执照，方许前往。(三)由陆路赴天津的，限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四)张家口不设行栈，而准酌留货物销售。(五)税则许其三分减一。中国这时候，于商务的盈亏和税收，都不甚措意。所最忌的，是外人的遍历内地。所以所兢兢注重的，全在乎此。　　崇厚原约，收回伊犁之地，仅广二百里，长六百里，曾纪泽改订之约，则把南境要隘，多索回了些，而原约偿款五百万卢布，改至九百万。肃州、吐鲁番两处，均许设领事。原约尚有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改约订明俟商务兴旺再议。而将蒙古的贸易，扩充至不论设官未设官之处，均准前往。凡设领事之处和张家口，都准造铺房行栈。而天山南北路通商，亦许暂不纳税。此约虽较原约为优，然所争回的地界，亦属有限；而后来定立界牌，于约文之外，又有损失。西北的境界遂大蹙，而蒙、新两方面，自此以后，亦就门户洞开了。　　当曾纪泽使俄时，俄人持原议甚坚。其舰队又游弋辽海以示威。中国亦召回左宗棠，命刘锦棠代主军务。李鸿章在天津设防。后来总算彼此让步，把事情了结了。中国知道西北情势的危急，乃于一八八二年，改新疆为行省。　　第十三章　　晚清的政局　　同治皇帝　　中国地方大而政治疏阔，要彻底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一朝中衰之后，很难于重振。何况清朝，从道光以来，所遭遇的，是千古未有的变局?然而这时候，清朝还能削平内难，号称中兴，这是什么理由呢?这都是汉人帮他的忙。　　清朝人满、汉之见，是很深的。从道光以前，总督用汉人的很少，专征更不必论了。到咸丰初年，而局面一变。清仁宗中岁以后，是信任曹振镛的。振镛的为人，琐屑不知大体。宣宗则初任曹振镛，后相穆彰阿。穆彰阿是个柔佞之徒。鸦片战争之役，他竭力主持和议。旧时人的议论，有诋为权奸的。其实他哪里说得上权奸?不过坐视宣宗的轻躁，而不能匡正罢了。宣宗死于一八五○年，子文宗继立。文宗在清代诸帝中，汉文的程度号称第一。亦颇有志于图治。这时候，正值海疆多事，太平军又已起兵之际，时事很为艰难。文宗乃罢斥穆彰阿、耆英，昭雪林则徐、达洪阿、姚莹等。又下诏求直言。曾国藩、倭仁等，都应诏有所论列。海内翕然，颇有望治之意。此时因内外满员，多属昏聩庸懦，不足任用。军机大臣文庆，力言于帝，说要重用汉人。文宗颇能采纳。这是咸同时代，所以能削平内乱的根本。　　专制政体，把全国的事情，都交给一个人做主。于是这一个人的智愚仁暴，就能使全国的人民，大受其影响。而君位继承之法，又和家族中的承继，并为一谈。于是家庭间的争夺，亦往往影响于国事。这是历代都是如此的，到晚清仍是其适例。清文宗因时事艰难，图治无效，意思就倦怠了。其宗室中，载垣、端华、肃顺，因此导之以游戏，而暗盗政权。军机拱手而已。一八六○年，文宗因英、法联军进逼，逃到热河。英、法兵退了，群臣都恳请回銮，载垣等以在热河便于专权，暗中阻止。明年，文宗就死在热河。文宗皇后钮钴禄氏无子，贵妃叶赫那拉氏，生子载淳，是为穆宗。年方六岁。载垣等宣布遗诏，自称赞襄政务大臣。叶赫那拉氏和奕等密谋回銮。到京，便把载垣、端华、肃顺执杀。于是尊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时垂帘听政。而实权都在那拉氏。　　慈禧太后　　载垣等三人之中，肃顺颇有才具。重用汉人之议，肃顺亦是极力主张的。那拉后、奕，虽和肃顺是政敌，却于此点能遵循而不变。当时沈桂芬、李棠阶等，尽忠于内；湘淮诸将，戮力于外；所以能把内难削平。内难既定之后，那拉后渐渐地骄侈起来。穆宗虽是那拉后所生，却和钮祜禄后亲昵。一八六九年，那拉后所宠的太监安得海，奉后命到广东。路过山东，山东巡抚丁宝桢，把他捉起来，奏闻。清朝的祖制，太监不准外出，出宫门便要处死的。那拉后无可如何，只得许其照办。有人说：此事实是穆宗授意的。从此母子之间，更生隔阂。一八七二年，穆宗将立皇后。钮祜禄氏属意于尚书崇绮之女阿鲁特氏。那拉后欲立凤秀之女富察氏，相持不能决。乃命穆宗自择。穆宗如钮祜禄后之意，那拉后大怒。大婚之后，禁止穆宗不得和皇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因以致疾，于一八七四年病死。宫中讳言是出天痘死的。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三章晚清的政局　　清朝当高宗时，曾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之例。穆宗死后无子，照清朝的家法，自应在其侄辈中选出。但如此，那拉氏便要做太皇太后，未免位高而无权。加以醇亲王奕譞的福晋，是那拉氏的妹妹。所生的儿子载湉，就是那拉氏的外甥。于是决意迎立了他是为德宗。年方四岁，两宫再垂帘。钮祜禄氏虽然无用，毕竟是嫡后，那拉氏终有些碍着他。一八八一年，钮祜禄后忽然暴死。那拉氏从此更无忌惮。宠太监李莲英。罢奕，而命军机大臣遇事和奕譞商办。卖官鬻爵。把海军衙门经费，移修颐和园。一八九一年，德宗大婚亲政。然实权仍都在那拉后之手。因此母子之间，嫌隙更深。遂成为戊戌政变的张本。　　中国当道咸之世，很不愿意和外人交接。被迫通商，实在是出于无奈。同治初年，还是这等见解。所以当时欧美各国来求通商，还是深闭固拒。但是到后来，迫于无可如何，也就只得一一和他们订约了。至一八六七年，总署乃奏派志刚、孙家穀及美人蒲安臣等出聘有约各国。在美国定约八条。在欧洲各国，则申明彼此交涉。当以和平公正为主，不可挟持兵力，约外要求。这实在是中国外交更新的第一声。惜乎后来未能继续进行。至于改革，前此是说不到的。同治以后，湘淮军中人物，主持政事。他们都是亲身经历，知道西洋各国，确有其长处，我们欲图自强，是万不能不仿效的。于是同文馆、广方言馆、制造局、船厂、水师和船政学堂，次第设立。轮船、电报、铁路、邮政、新法采矿等，亦次第兴办起来。但所学的，都不过军械和技艺的末节，这断不足以挽回国势，而自进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且当时，还有顽固守旧之士，听说要造铁路，就说京津大路，从此无险可守的。闻同文馆将招正途出身的人学习，就以为于人心士气，大有关系的。又有一种不谙国际情势，而专唱高调，自居于清流之列的。在民间，则因生产方法之不同。而在经济上，渐渐受外国的侵削。而大多数平民，依旧是耕凿相安，不知道今日是何世界；即读书人亦是如此。这都是几千年以来的积习，猝难改革，而外力却愈逼愈深，就演成晚清以后种种的事变。　　第十四章　　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四章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　　藩就是藩篱的意思。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是外国仰慕中国的文明，自愿来通朝贡；或者专制时代，君主好大喜功，喜欢招徕外国人来朝贡，以为名高，朝聘往来，向守厚往薄来主义。从不干涉人家的内政，或者榨取什么经济上的利益。在国计民生上，是无甚实益的。所以历代的政论家，多以弊中国事四夷为戒。然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有一藩属，介居其间，则本国的领土不和侵略者直接，形势要缓和许多。所以当此时代，保护藩属，实在是国防和外交上的要义。然而中国却不能然，藩属逐渐沦亡，本国的边境也就危险了。　　西南的属国，后印度半岛三国最大。当十八世纪的前半，尚在五口通商之前，安南和缅甸即已和英、法有接触。旧阮为新阮所灭后，其遗族遁入暹罗。后来借暹罗和法国的助力，于一八○二年灭新阮，仍受封于中国，为越南国王。当越南人借助于法时，曾和法国人立有草约。许事定后割化南岛，租借康道耳岛，并许法人自由来往居住。后因法国发生革命，此约未曾签字。越南复国后，但许法人来往居住，而未曾割地，其历代君主，又多仇视外人。因此，当中国订立《天津条约》之年，法国和西班牙就联兵入广南。明年，陷下交趾。越南无力抗拒。于中国订立《北京条约》之后二年，和法国立约：割边和、嘉定、定祥三州及康道耳群岛。一八六七年，法越又因事启衅。法人取永隆、安仁、河仙三州。下交趾遂尽为法有。这时候，马如龙因平回变，使法商秋毕伊购买军械。秋毕伊发现溯航红河，可通中国，遂于一八七二年，强行通航。因此又和越南启衅。法人占据河内、北宁一带。先是太平天国亡后，其将吴琨占据越南边境，其后分为黄旗兵和黑旗兵，而黑旗兵较强。越南人乃结其首领刘义以拒法。把法国的兵打败！法人乃和越南结约：声明越为自主之国。割下交趾属法。从红河至中国云南的蒙自，许法人自由航行。而撤河内一带的驻兵。时为一八七四年。法人以此约照会中国。中国不承认越南自主，提出抗议。法人置之不理，仍和越南订结《通商条约》。　　其缅甸和英国的冲突，则起于一八二四年。先两年，阿萨密内乱，缅人据其地。阿萨密求救于英。英印度总督，遂于是年出兵，据仰光。缅人连战不胜。乃于一八二六年，和英人议和。割阿萨密、阿剌干、地那悉林与英。许英人订约通商。到一八五一年，又因商人受虐起衅。缅甸再割白古以和。自此缅人没有南出的海口，伊洛瓦谛江流域贸易大减，国用日蹙。缅人屡图恢复，终无成功。　　廓尔喀、不丹、哲孟雄，都是西藏南方的屏蔽，而哲孟雄尤为自印入藏要途。当林则徐烧烟之年，英人已向哲孟雄租得大吉岭之地。到英法联军入北京的一年，又取得哲孟雄境内铁路敷设之权。于是西藏藩篱渐撤。缅甸和西藏都是和云南接界的，英人遂固求派员从印度入云南探测，总署不能拒，于一八七三年允许了他。明年，英国的印度总督，遂派员前往，英使威妥玛又遣参赞从上海溯江往迎。又明年，至腾越厅属的蛮允，被杀。印度所派武员续至，亦被人持械击阻，退入缅甸境。中国派员入滇查办。说英国参赞是野匪所杀，击阻印度所派探测队，是南甸都司李珍国主谋。而英人定说系大员主使。威妥玛因此出居芝罘，交涉几至决裂。乃由李鸿章追踪往议。于一八七六年定约：中国许滇缅通商。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口。重庆许英派员驻扎，查看川省英商事宜，俟轮船能驶抵重庆时，再议英国商民在彼居住及开设行栈之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均准英商停轮，上下客商货物。而另订专条，许英派员由北京，或历甘肃、青海，或自四川入藏抵印，探访路程；或另由藏、印交界，派员前往。这一次条约，英人因一参赞之死，所得亦不可谓之薄了。　　《芝罘条约》定后六年，即一八八二年，法人复和越南启衅，陷河内。越南始来求援。中国遂由云南方面派兵入越南。这一年冬天，法国公使到天津，李鸿章和他商议：彼此撤兵划河内为界，北归中国，南归法国保护。红河许各国通航，而中国在劳开设税关。法使无异议。鸿章命驻法公使曾纪泽和法外交部定约。因法国求偿军费，不决。明年，法兵攻顺化。越南立约，许受法国保护。时中国方面，李鸿章主和，而彭玉麟等主战，清廷初以鸿章节制两广、云、贵军务。旋移鸿章督直隶，代以玉麟，而命滇、粤出兵。越南亦因政变，否认保护之约，战端遂启。旋云南、广西兵入越南的，战皆不利。乃复由李鸿章在天津和法使议定和约：中国许撤兵，承认法越前后条约。唯不得碍及中朝体制，而法允不索兵费。旋因撤兵期误会，中、法兵冲突于北黎。法人复要求赔偿兵费一千万镑。中国已批准草约，而此议仍不能决。法人乃欲占据一地，以利谈判。命其海军攻基隆，而致最后通牒于中国，将偿金减为三百二十万镑，限四十八小时答复。中国亦停止商议。而正式的战事以起。　　时北洋方面，主持外交军事的是李鸿章。鸿章是顾虑国力，始终不愿启衅的，所以电令在福建方面的张佩纶等，勿得先行开衅。我福州的海军，遂为法所袭击。兵舰十一艘沉其九，船政局和马尾炮台都被毁。明年，法舰又入黄海，封锁宁波口，破镇海炮台。又南陷澎湖。其陆军亦破谅山，陷镇南关。然刘铭传弃基隆而守淡水，法军进攻，卒不能克。其海军大将孤拔，又因伤而死。而广西提督冯子材，亦大破法兵于镇南关，长驱复谅山。云南岑毓英的兵，亦击破法兵，进逼兴化。乃由英国调停。由李鸿章在天津，再与法国立约：(一)法越条约，中国悉行承认。唯中越往来，不得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然亦不致有违此次之约。(二)画押后六个月，派员查勘边界。(三)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后来界约和商约，于一八八七年成立。广西开龙州，云南开蒙自和蛮耗。中国货入越南的，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越南货入中国的，则减十分之三。　　缅甸自十八世纪以来，时有内乱。当一八八二年时，法人曾与结密约，允代监禁缅甸要争位的王族，而缅甸人许割湄公河以东属法。明年，此约宣露。英人大惊。乃于一八八五年，乘中法多事之秋。发兵陷蒲甘。遂陷旧都阿瓦和新都蛮得。俘其王，致诸印度。缅甸遂亡。中国和英交涉，英人说缅甸史籍，但称馈赠中国礼物，并无入贡明文，不肯承认缅甸为中国藩属。后来又说缅甸曾和法国立约，倘使仍立缅王，《法约》即不能废，欲由缅甸总督派员来华。这时候，英人将实行《芝罘条约》，派员由印入藏。中国欲杜绝此事。乃于一八八六年，和英人订立《会议缅甸条款》：(一)中国认英在缅政权。(二)每届十年，由缅甸总督选缅人入贡。(三)彼此会勘边界，另议通商专章。(四)而将派员入藏之事停止。　　当英人初并缅甸时，因虑缅人不服，而中国从中援助，所以愿允中国展拓边界，并允将大金沙江，作为两国公共河流。中国要求八莫，英人未允，而允另勘一地，由中国设官收税。曾纪泽在英和英国外部互书《节略》存案，后来中国迁延未办。到一八九二年，薛福成再向英国提起，英国人就说《节略》在一八八六年条约之前，不肯承认。一八九四年，福成和英国订立《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一)所谓展拓边界者，遂仅允以北丹尼、科干之地归我。两属的孟连、江洪，上邦之权，仍归中国。唯未经与英议定，不得让给他国。(二)中国运货和运矿产的船，得在大金沙江行走。税钞和一切事例，与英船同。(三)其出入货品，照海口减税十分之三，或十分之四，则和法、越之约一律。中国的边界，向来是全不清楚的。当初和英国议界时，曾要求腾越所属汉龙、天马、虎踞、铁壁四关。汉龙、天马，本无问题。虎踞、铁壁，照云南省的地图，亦均在中国界内。英人以为必不致误，遂许照原界分画，后来实行查勘，才知道二关久为缅占，英人遂不肯归还。而汉龙、天马，虽许归还，汉龙又不知所在，于此约中订明“由勘界官查勘；若勘得在英国界的，可否归还中国，再行审量”，岂非笑柄?而此约所定之界，于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又未能分划，订明俟将来再定，遂为后来英人占据片马的根本。　　《英约》所以订明孟连、江洪，不得割让他国，所防的是法国。法国既并越南之后，就想侵略暹罗。暹罗在后印度半岛三国中，是最能输入西方文化的，所以未致灭亡。然靠他独拒英、法，自然力亦不足。一八九三年，法人以湄公河东曾属越南为口实，向暹罗要求割让，暹罗不能拒。而中国车里辖境，亦大半在湄公河以东，法人以划界为请，遂于一八九五年，订立《续议商务界务专条》、《商务专条》：(一)改蛮耗为河口，添开思茅。(二)云南、两广开矿，先向法人商办。(三)越南已成或拟设铁路，可接至中国境内。《界务专条》，法人亦多所侵占。而其中猛乌、乌得，实在江洪界内，亦割归法国，英人乃于其明年，与法国订立协约，放弃江洪，定以湄公河为两国势力范围界线，湄南河流域为中立之地。然后向中国提出违约割弃江洪交涉。于是一八九七年，中国再和英国订立《中缅条约附款》。照一八九四年之约，地界又有变动。而(一)申明现存孟连、江洪之地，不得割让。(二)驻蛮允领事，改驻腾越或顺宁，并得在思茅设领。(三)云南如修铁路，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四)添开梧州、三水、江根墟。(五)许英人航行香港、广州至三水、梧州。(六)江门、甘竹滩、肇庆、德庆，均准上下客商货物。(七)北丹尼、科干，均割属英国。(八)而将查勘汉龙关一节取消。　　虽然如此，西藏问题，仍未得平安无事。当一八八六年条约订定时，英国所派入藏队伍，仍未即折回。藏人乃于边外隆吐山，修筑炮台以御英。英人以地属哲孟雄，和中国交涉。总署行文驻藏大臣开导。藏人不听。至一八八八年，遂被英兵逐回。一八九○年，乃由驻藏大臣升泰在印度和英人订立《藏印条约》：(一)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二)藏哲通商等事，于批准后六个月会商。至一八九三年，乃成《接议印藏条约》。订开亚东关。而西藏人拒不肯行，遂为一九○四年英兵侵藏张本。　　于此还有一事，也是因英法侵略西南而引起的。葡萄牙人借居澳门，本来按年纳租。到一八四九年，才借口其头目哑吗嘞被杀，抗不交纳。一八六二年，葡人请法国介绍，和中国订立条约。因为澳门问题，未能互换。法、越事起，葡人自称系无约之国，可以不守局外中立之例。中国人怕他引法国兵船从澳门侵入，颇敷衍他。后来事情也就过去了。而鸦片从五口通商以来，就不再提禁止之事。一八五五、五六年间，东南各省，且纷纷抽厘助饷。一八五八年，桂良、花沙纳在上海所议《通商章程》，订明每百斤抽税三十两。并订明运入内地，专属华商。如何抽税，听凭中国办理。《芝罘条约》，又订定厘税在海关并征。而所征之数，仍未能定。后来彼此争执。直到一八八三年，才于《芝罘条约续增专条》，定为每百斤征收厘金八十两。而缉私问题又起。英人借口澳门若不缉私，香港亦难会办。中国不得已，和葡人先定《草约》四款，许其永居管理澳门。然后于一八七七年正式订立条约，遂成割澳门以易其缉私之局了。而澳门割让以后，界址又未能划定，不但陆地多所侵占，一九一○年议界时，葡人并要求附近大小横琴诸岛屿。我国坚持不许。迄今尚为悬案。　　第十五章　　中日战争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五章中日战争　　使中国历史大变局面的，前为鸦片战争，后为中日战争。　　欢迎西学，而畏恶西教；西人挟兵力以求通商，则深闭固拒，以致危辱；到外力的压迫深了，才幡然改图，以求和新世界适应；这是欧人东略以后，东洋诸国所同抱的态度；而日本因缘凑合，变法维新，成功的最快，遂转成为东方的侵略者。　　中国在明代，受倭寇之患是很深的。所以清开海禁以后，仍只准中国人去，而不准日本人来。而且对于日本，戒备之情很深。在一八六八年以前，实无国交之可言。这一年，日本明治天皇立，和各国订立条约。乃与其明年，遣使到中国来请立约。这时候，中国对于外国，还有深闭固拒之心。所以总署对于日本之请，是议驳的。一八七一年，日人复遣使臣前来。总署令其另派大臣再议。其时疆臣仍有以倭寇为言，奏请拒绝的。朝命曾国藩、李鸿章筹议。二人都说不可。拒绝之议乃罢。由李鸿章与立《修好规条》和《通商章程》：(一)领事裁判权，彼此都有。(二)进口货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载明的，则值百抽五；亦彼此所同。(三)内地通商，明定禁止。都和泰西各国不同。明年，日本就派人来，要想议改。鸿章说约未换而先议改，未免失信贻笑，把他拒绝。　　琉球是两属于中日之间的。一八七一年，琉球人遭风飘至台湾，为生番所杀。一八七三年，日本小田县民漂至，又被杀。这一年，日本副岛种臣来换约。命其副使柳原前光诘问总署。总署说：“琉球亦我属土。属土之民相杀，与日本何预?小田人遇害，则没有听见。”又说：“生番是化外之民。”日本人说：“既如此，我们将自往问罪。”又争琉球是日本属国。彼此议不能决而罢。明年，日本派兵攻台湾。又派柳原前光到中国来，说系问罪于中国化外之地。中国声教所及，秋毫不犯。中国派沈葆桢巡视台湾，调兵渡海。日人气馁。其兵又遇疫。乃由英使调停，在津立专约三款：中国恤日本难民家属银十万两，偿还日本修筑道路房屋之费银四十万两了事。一八七九年，日本竟灭琉球，以为冲绳县。中国和他交涉，迄无结果。　　朝鲜离中国，本较日本为近；其文化程度，实亦较日本为高。不幸欧人东略之时，适直其国党争积弱之际，遂致一蹶不振。当清朝同光之际，正直朝鲜国王李熙初立之时。其父昰应摄政。昰应的为人，颇有才气，而智识锢蔽，持闭关主义甚坚。欧美诸国去求通商，辄遭拒绝，各国来告中国。中国辄以向不干预朝鲜内政答之。在中国的习惯，固然如此。然和国际法属国无外交之例，却是相背的。日人乘此机会，一八七六年，用兵力强迫朝鲜立约通商，约文中竟订明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这时候，李鸿章主持中国外交，主张引进各国势力，互相牵制。乃劝朝鲜和美、英、法、德，次第立约。约文中都申明朝鲜为中国属邦。然和属国无外交之例，仍属相背。这时候，李熙已亲政。其妃闵氏之族专权。昰应失职怏怏。一八八二年，朝鲜因聘日武官教练新兵，被裁的兵作乱，焚日使馆，复拥昰应摄政。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直隶总督张树藩。树藩立遣提督丁汝昌督兵船前往。总署又派吴长庆率兵继往。代定其乱，执昰应以归。这一次，日本亦派兵前往，而较中国兵迟到，所以于事无及。事定之后，吴长庆遂留驻朝鲜。这时候，朝鲜分为事大、独立两党。在朝的事大党，以王妃闵氏之族为中心。一八八四年，独立党作乱。为吴长庆所镇定。日公使自焚其使馆，说是我兵炮击他的。明年，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和李鸿章在天津立约：(一)两国均撤兵。(二)勿派员教练朝鲜兵士。(三)朝鲜有变乱事件，两国派兵，均先行文知照；事定仍即撤回，中国和日本，对朝鲜遂立于同等地位了。其明年，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建议，和英、美、俄诸国立约保护朝鲜。李鸿章颇赞成之，而总署持不可，其议遂罢。　　一八九四年，朝鲜东学党作乱。全罗道求救于我。李鸿章派叶志超率兵前往。未至而乱已平。日兵亦水陆大至。屯据京城。鸿章责其如约撤兵，日本不听。而要求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拒绝。日使大鸟圭介，遂挟众入朝鲜王宫。诛逐闵氏之党。复起昰应摄政。派兵屯据朝鲜要害。李鸿章知道中国兵力，是靠不住的，不欲轻于言战。遍告英、俄、德、法、美诸国，希望他们出来调停，而事终不就。中国租英船运兵，为日本所击沉。中国主战派，纷纷责备鸿章。中国乃正式宣战。　　时中国续派左宝贵等赴朝鲜，而前所派的叶志超等，已为日本所袭败，退至平壤。日兵来攻诸军败绩。左宝贵死之。海军亦败绩于大东沟，自此蛰伏威海不能出。日人遂纵横海上。宋庆总诸军守辽东。日兵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安东。庆退守摩天岭。日兵遂陷凤凰城、宽甸、岫岩。其第二军又从貔子窝登陆，陷金州。进陷大连湾，攻旅顺。宋庆把摩天岭的防守，交给聂士成，自统大军往救，亦不克。旅顺又陷落，于是中国仅以重兵塞山海关至锦州。而日兵又分扰山东。自成山登陆，陷荣城。攻威海。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兵舰降敌，而自仰药死。山东巡抚李秉衡，自芝罘退守莱州。日兵复陷文登、宁海。明年二月，日兵并力攻辽东，陷营口、盖平、海城。辽阳、沈阳，声援俱绝。其舰队又南陷澎湖，逼台湾。于是中国势穷力竭，而和议以起。　　当旅顺危急时，中国即派德璀琳赴日议和。后又改派张荫桓、邵友濂。均给日本拒绝。乃改由李鸿章自往。日本要求驻兵大沽口、天津、山海关，方行停战。鸿章不许。而日人持之甚坚。鸿章乃请缓停战，先议和。议未定，鸿章为刺客所伤，日人惭惧，乃定停战之约。旋议定《和约》十款。其中重要的：(一)中国认朝鲜自主。(二)割让奉天南部和台湾、澎湖。(三)赔款二万万两，分八次交清。(四)换约后订立《通商行船条约》、《陆路通商章程》，均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准。(五)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六）日军暂占威海，俟一二次赔款缴清；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互换；并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余款及利息的抵押；方行撤退。此约割地之多，赔款之巨，不待更论。通商行船。一照泰西各国条约，是日本求之多年而不得的。而（七）约中又订明“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则又是泰西各国，所求之而不得的。从此以后，中国新兴幼稚的工业，就更受帝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求自振更难了。约既定，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自立。旋因抚标兵变，景崧出走，台北失陷。永福据台南苦战，亦以不敌内渡，台湾遂亡。　　其奉天南部之地，则因俄、德、法的干涉而还我。三国当时由驻使照会日本外部，以妨碍东洋平和为辞，劝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日人得照会，急开御前会议，筹商或许，或拒，或交列国会议。多数主张第三策。而其外相大为反对，说：“列国会议，各顾其私，势必不能以辽东问题为限，全部条约，都要生变动了。”于是日人运用外交手腕，请美国劝俄国不必干涉。又求英国援助，愿意给予报酬。英、美都不肯援助。日本再和俄国交涉，愿意归还辽东，但求割一金州，俄人亦不许。日人不得已，乃照三国的要求，径行承诺。而要求我出偿款一万万两。后由三国公议，定为三千万两。由李鸿章和日人另订《交还辽东条约》，把拟订陆路章程之事取消。　　第十六章　　中俄密约和沿海港湾的租借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六章中俄密约和沿海港湾的租借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为时恰好半世纪。这半世纪之中，中国藩属的丧失和本国权利的被剥削，其情形也可谓很危急了，然而中日战争以后，还有更紧张的局势。　　当中、日战争时，李鸿章知道兵力的不足恃，本想借别国之力牵制日本的。这时候，别国中对远东有野心的，自然以俄国为最。所以后来三国的干涉还辽，亦以俄国为主动。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当帝国主义横行之日，哪里有仗义执言之举?果然，辽东甫行归还，而俄国的要索继起，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俄人示意总署，要派李鸿章为贺使。鸿章到俄，俄人遂以援助中国等甘言相诱，订立所谓《中俄密约》。其条件是：　　(一)日本如侵占俄国亚洲、中国、朝鲜的土地，两国应将所能调遣的水陆各军，尽行派出，互相援助。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二)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各口岸，均准俄兵船驶入。　　(三)许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经黑、吉以达海参崴。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俄国于照前款御敌时，可由此运兵、运粮、运械；平时亦得运过境的兵粮。　　此项条约，系属攻守同盟性质，以我国兵力之弱，俄人果何所利而与我联合呢?则其意之所在，不言可知了。李鸿章当时，亦深虑俄人借此以行侵略。所以对于铁路，由俄国国家承办，竭力反对。然而后来中国和俄国订结的《华俄道胜银行契约》，仍给该银行以收税、铸币、建筑铁路、架设电线之权。契约立后，复与该银行订立《东省铁路公司契约》，又给以开矿和设警之权。其非单纯承造铁路的公司，又不言可知了。　　势力范围这个名词，本起于欧人分割非洲之际。倘使要实行分割，这预定的势力范围，便是分割时的界线。这真是个不祥的名词，如何竟会使用到中国领土上来呢?列国在中国的所谓势力范围，以要求某某地方不割让为保证，而以各于其中攘夺筑路开矿的权利为第一步的侵略。其事起于一八九五年的《中法续议商务界务专条》，已见第十四章。此次《界务专条》中，把前此许英人不割让的江洪，割让了一部分，于是又有一八九七年的《中缅附约条款》。其事亦已见十四章。而法人遂于是年，要求我国宣言海南岛不得割让他国。至此，则干涉还辽的俄法两国，都已得有报酬，唯德国尚抱向隅。　　这一年冬天，山东巨野县杀掉两个德国教士。德国遂以兵舰闯入胶州湾。明年，强迫中国立《租借胶州湾条约》：(一)以九十九年为期。(二)胶济、胶沂济铁路，由德承造。其由济往山东边界，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则俟造至济南后再商。(三)铁路附近三十里内煤矿，许德开采。(四)山东各项事务，如用外国人、外国资本、物料，均先和德商办。山东全省，俨然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了。　　于是俄人起而租借旅顺、大连湾，其租期为二十五年。并准东省铁路，展筑支线。英人亦起而租借威海卫，其租期和旅、大一样。又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香港后面九龙地方，亦以九十九年为期。并要求长江流域各省，不得割让他国。法人亦要求两广、云南不割让。日人亦要求福建省不割让。这都是一八九八年的事。其明年，广东遂溪县杀害法国的武官和教士，法人又以兵船闯入广州湾，迫我立租借之约，亦以九十九年为期。　　中国当甲午以前，筑路的阻力是很大的。甲午以后，却渐渐地变了。于是有筑芦汉、津镇两大干线之议。而芦汉一线，遂成为各国争夺的起点。此时争中国路权的，英、美、德为一派，俄、法为一派。芦汉铁路的终点，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倘使由俄、法承修，一定要为英人所反对，所以由比国出面，于一八九八年，成立契约。然而其内容是俄国，谁不知道?于是英人又要求(一)津镇，(二)河南到山西，(三)九广，(四)浦信，(五)苏杭甬五路。同时俄人要求山海关以北的铁路，全由俄国承造。英人又捷足先得，和中国订定了从牛庄到北京的铁路承造契约。英、俄两国，鉴于形势的严重，乃于一八九九年，在圣彼得堡换文。英国承认长城以北铁路归俄，俄国承认长江流域铁路归英。同时，英德由银行团出面，在伦敦订立条文。英国承认山东和黄河流域，为德国势力范围。但除外：山西铁路，可与正定以南的京汉路相接，并再展筑一线，以入于长江流域。德国承认山西省、长江流域及江以南各省为英国势力范围。而津浦铁路，遂由英、德两国，分段承造。　　如此，中国竟要成为机上之肉，任人宰割了。在中国，自然更无抵抗之力。然而列强的分赃，也很难得均匀。倘使因分赃不均，而引起冲突，中国固然很糟，列国亦有何利?况且其中还有在中国并无所谓势力范围的，岂非独抱向隅?于是美国的国务卿海约翰，于一八九九年，向英、俄、德、法、意、日六国通牒，要求在中国有势力范围之国，都承认三个条件：　　(一)各国对于中国所获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　　(二)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入港商品，都遵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　　(三)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铁道运费亦然。　　这就是所谓门户开放主义。门户开放，无非各国维持其对中国条约上已得的权利。倘使中国的领土而有改变，条约上的权利，不能维持，自然无待于言，所以又必连带而及于保全领土。这就是所谓均势。势力范围，固然是瓜分的代名词，固然很危险，借均势而偷安，亦岂是长久之道?在这种情势之下，无怪中国人要奋起而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第十七章　　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　　中国的该变法，并不是和外国人接触了，才有这问题的。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一样，总靠新陈代谢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总不能无老废物的堆积。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治法可以说是无大变更。到清末，已经两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积弊，都很深了。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我们种种治化，也是应当改革的。但是物理学的定例，物体静止的，不加之以力，则不能动，社会亦是如此。所以我们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个诱因。　　光绪皇帝　　中国受外力刺激而起反应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这可谓自宋以来，尊王攘夷思想的余波。排斥的目的，已经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后，最守旧的人，属于这一派。其第二步，则是中兴时代湘淮军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出于其幕府中的，则如薛福成、黎庶昌之类。此派知道闭关绝市是办不到的。既已入于列国并立之世，则交际之道，不可不讲，内政亦不得不为相当的改革。但是他们所想仿效他人的，根本上不离乎兵事。因为要练兵，所以要学他们的技艺；因为要学他们的技艺，所以要学他们的学术；因此而要学他们的语文。如此，所办的新政虽多，总不出乎兵事和制造两类。当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从根本上变革的时候，这种办法，自然是无济于事的。再进一步，便要改革及于政治了。　　但是从根本上改革，这句话谈何容易?在高位的人，何能望其有此思想?在下位的人而有此思想，谈何容易能为人所认识?而中日之战，以偌大的中国，而败于向所轻视的日本，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经这一个打击，中国人的迷梦，该要醒了，于是维新运动以起。　　当时的维新运动，可以分做两方面：一是在朝，一是在野。在朝一方面，清德宗虽然无权但其为人颇聪明，颇有志于变法自强，特为太后所制，不能有为。在野一方面，则有南海康有为。他是个深通旧学，而又讲求时务，很　　康有为　　主张变法的。清朝是禁止讲学的。但到了末年，其气焰也渐渐地衰了，其禁令，在事实上，也就渐渐地松弛了。有为很早的就在各处讲学，所以其门下才智之士颇多。一八八九年，有为即以荫生上书请变法，格未得达。中日和议将成时，又联合各省入都会试的士子，上书请迁都续战，陈变法之计。书未上而和约已换，事又作罢。有为乃想从士大夫一方面提倡。立强学会于京师。为御史杨崇伊所参，被封。而其弟子梁启超，设《时务报》于上海，极力鼓吹变法，海内耸动。一时维新的空气，弥漫于好新的士大夫间了——虽然反对的还是多数。　　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两次上书请变法。其中有一次得达，德宗深以为然。德国占据胶州湾时，有为又走京师，上书陈救急之计，亦未得达。其明年，恭亲王奕死了。朝廷之上，少了一个阻力。德宗乃和其师傅翁同龢商议，决意变法，遂下诏定国是，召用康有为、梁启超等。　　此时所想模仿的，是日本的睦仁、俄国的大彼得，想借专制君主的力量，把庶政改革得焕然一新。于是废八股，设学校，奖励著新书，制新器，裁冗兵，练新操，办保甲，筹设银行，造铁路，开矿山，设农工局，立商会。大开言路，广求人才。从戊戌四月至八月间，变法之诏，联翩而下。虽然不能尽行，然而海内的精神，确已为之一振了。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七章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　　专制君主的权力，在法律上是无限制的，在事实上则不尽然。历代有志改革的君主，为旧势力所包围，以致遭废弑幽禁之祸的，正自不乏。这其间，由于意见的不同者半，由于保存权位之私者亦半。康有为是深知旧势力之不可侮的。所以他于德宗召见之时，力言请皇上勿去旧衙门，但增设新差使；擢用的小臣，赏以虚衔，许其专折奏事；就够了。有为此等见解，原以为如此，则旧人不失禄位，可以减少其反对之力，然而权既去，禄位亦终于难保；即可保，亦属无味。这仍不足以满守旧阻挠者之所欲。况且亦有出于真心反对，并不为禄位起见的。而那拉后和德宗的不和，尤其是维新的一大阻力。　　那拉后是很不愿意放弃权势的，他当时见德宗变法，很不谓然。于是以其党荣禄为直隶总督，总统近畿诸军，以巩固其势力。而使裕禄在军机上行走，以侦察德宗的举动。自然有不满意于德宗的大臣，用半虚半实的诏，谮诉于那拉后。而德宗也有“不容我变法，毋宁废死”的决心。于是帝后之间，嫌隙愈深。就有旧党将乘德宗到天津去阅兵，实行废立的风说；又有新党将利用袁世凯的新兵，围颐和园之说。而政变以起。　　这一年八月，那拉氏由颐和园还宫，说德宗因病不能视事，复行垂帘听政，而幽帝于南海的瀛台。康有为之弟广仁和新党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同时被杀。时人谓之六君子。康有为因奉德宗密诏，先期出京走香港。梁启超则于事变后走日本。新政一切废罢。和新政有关联的人，一切罢斥，朝右的新党一空。　　然政治虽云复旧，人心则不能复变。于是康有为在海外立保皇党。图推翻那拉后，扶助德宗亲政。一九○○年，其党唐才常谋在武汉举事，事泄被杀。有为等游说当时的大臣，亦没有敢听他的话，实行清君侧的。然而舆论的势力，则日日增长。梁启超走日本后，发行《清议报》，痛诋那拉后。便国内诸报，如上海的《苏报》等，亦有明目张胆，反对旧党的。其余各报，虽不敢如此显著，亦大都偏向维新。那拉后要想禁绝他，以其地在租界，未能办到。要想照会外国，拘捕康、梁，外人又认为国事犯，加以保护。于是守旧之念，渐变而为仇外之念。而帝后间的嫌隙，积而愈深。那拉后想行废立，其党以意讽示各公使，各公使都表示反对。乃先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以觇舆情。而海外的华侨，又时时电请圣安，以示拥戴德宗。经元善在上海，亦合绅民等电争废立。太后要拘捕他，又被逃到澳门。于是后党仇外的观念愈甚，遂成为庚子拳乱的一因。　　第十八章　　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八章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天下事无其力则已，有其力，是总要发泄掉，才得太平的。义和团之事，亦是其一例。　　中国从海通以来，所吃外国人的亏，不为不多了。自然，朝野上下，都不免有不忿之心。然而忿之而不得其道。这时候，大众的心理，以为：(一)外国人所强的，唯是枪炮。(二)外国人是可以拒绝，使他不来的。(三)而民间的心理，尤以为交涉的失败，由于官的惧怕洋人。倘使人民都能齐心，一哄而起，少数的客籍，到底敌不过多数的土著。(四)而平话、戏剧，怪诞不经的思想，又深入民间。(五)在旧时易于号召的，自然是忠君爱国之说。所以有扶清灭洋的口号，所以有练了神拳，能避枪炮之说，所以他们所崇奉的孙悟空、托塔李天王之类，无奇不有。这是义和团在民间心理上的起源。而自《天津条约》缔结，教禁解除以来，基督教的传布，深入民间，不肖的人民，就有藉教为护符，以鱼肉良懦，横行乡里的，尤使人民受切肤之痛。所以从教禁解除以来，教案即连绵不绝，而拳匪的排外、闹教，亦是其中重要的一因。　　这是说民间心理。至于堂堂大臣，如何也会相信这种愚谬之说呢?这真百思而不得其解了。须知居于高位的人，并不一定是聪明才智的，而位高之后，习于骄奢怠惰，尤足使其才智减退。所以怪诞不经之事，历代的王公大人，迷信起来，和平民初无以异，况且当时的中朝大臣，还有几种复杂的心理。(一)端郡王载漪，是想他的儿子早正大位的。(二)其余亲贵，也有人想居翊戴之功。(三)有一派极顽固的人，还是鸦片战争时代的旧思想，想把外国人一概排斥。如此，自然要以义和团为可信；或虽明知其不可信，而亦要想利用他了。　　拳匪是起于山东的，本亦无甚大势力。而当时巡抚毓贤，加以奖励，其势遂渐盛。地方上教案时起。山东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自然德人不能坐视，于是向总署交涉。政府无可如何，把他开缺，代以袁世凯。袁世凯知道拳匪是靠不住的，痛加剿办，其众遂流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是那拉后的心腹。其人是不懂事的，只知道仰承意旨。当时中央既有此顽固复杂的心理，自然要利用拳匪，裕禄自然也要加以奖励了。于是拳匪大盛于京、津之间。自地方绅民，以至朝贵，也有慑于势，不得不然；也有别有用心的，到处都迎奉他们，设坛练拳。于是戕教民，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毁电线；见洋货则毁；身御洋货的人，目为二毛子，则杀。京、津之间，交通为之断绝。其时在一九○○年夏间。　　外国公使，纷纷责问。极端守旧顽固之人，固然不知所谓。略明事理而有权的人，也开不得口。别有用心的人，又说外国人要如何，借此恐吓那拉后。遂至对各国同时宣战。其实这时候，英、美、德、奥、意、法、俄、日八国联军已到，大沽已失陷四日了。　　李鸿章　　其时驻守津、沽之间的为聂士成。因拳匪淫掠，痛加剿击。拳匪很恨他。联军攻其前，拳匪亦攻其后。士成战死。天津失陷。裕禄兵溃，自杀。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率兵北上勤王。兵溃，亦自杀。京城之中，其初命董福祥率甘军，合着拳匪去攻使馆。因有阴令缓攻的，所以使馆没有打破。而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都为乱民所戕。天津失陷。联军进逼通州，遂逼京城。德宗及太后出居庸关，走宣、大以达太原，旋闻联军有西进之说，再走西安。联军的兵锋，东至山海关，西南至保定而止。　　这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相约不奉伪命。派人和上海各国领事，订结保护东南，不与战事之约。战祸的范围，幸得缩小。而黑龙江将军寿山，举兵攻入俄境。于是俄人从阿穆尔和旅顺，两路出兵。阿穆尔的兵，分陷(一)墨尔根、齐齐哈尔；(二)哈尔滨、三姓；(三)珲春、宁古塔；合陷呼兰、吉林。旅顺的兵，(一)西陷锦州；(二)东陷牛庄、辽、沈；新民、安东；挟奉天将军增祺，以号令所属。东三省不啻全入俄人的掌握。　　事势至此，无可如何。乃复派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各国议和。鸿章未能竣事而卒。代以王文韶。明年秋，和议成。与议的凡十一国。其条件是：　　(一)派亲王大臣，赴德、日，表示惋惜之意。　　(二)惩办首祸诸臣，开复被害诸臣原官。　　(三)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城镇，停止考试五年。　　(四)军火暨制造军火之物，禁止进口二年。　　(五)赔款总数，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照市价易为金款，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偿还。　　(六)划定使馆境界，界内由使馆管理，亦可自行防守。　　(七)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口通路的各炮台，一律削平。　　(八)许诸国驻兵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以保京师至海口的交通。　　(九)许改订通商行船各条约。　　后来通商条约改订的，有英、美、日、葡四国。(一)因赔款重了，许我加海关进口税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税至七·五，而以裁厘为交换条件。(二)中国许修改矿务章程，招致外洋资财，及修改内河行轮章程。(三)中国厘定国币，外人应在中国境内遵用。（四）律例、审断及一切相关事宜，均臻妥善，则外人允弃其治外法权。(五)英允除药用外，禁烟进口。亦皆在此约中。又开商港多处。　　其俄国，当奕劻、李鸿章与各国议和时，借口东三省事件与中国有特别关系，当另议。于是以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和俄国外交部商议。俄人要求甚烈。日、英、美、德、奥、意等，均警告中国，不得和俄人订立密约，交涉遂停顿。各国和约大致议定后，乃由李鸿章和俄人磋议。一九○二年，奕劻、王文韶和俄使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俄人许分三期撤兵。第一期如约撤退，第二期则不但不撤，反要求别订新约，且续调海陆军。一九○三年六月，俄人合阿穆尔、关东，设极东大都督府，以亚历塞夫为总督。九月，俄兵复占奉天。而日、俄二国，作战于我国境内的活剧，就不可免了。　　第十九章　　远东国际形势　　第四编近代史第十九章远东国际形势　　远东非复中国的远东了，亦不是中国和一两国关系简单的远东，而成为世界六七强国龙争虎斗之场。在十六世纪以前，亚洲东北方还是个寂寞荒凉之境。乃自俄人东略以来，而亚洲的北部，忽而成为欧洲斯拉夫族的殖民地。俄人因在黑海、地中海防英、法等国所扼，转而欲求出海之口于太平洋。于是中国黑龙江以北之地割，而尼科来伊佛斯克，而海参崴，相继建立。再为进一步的侵略，则西伯利亚大铁道，横贯黑吉二省，而又分支南下，旅顺、大连湾，亦成为俄国远东的军商港。　　此等情势，自然和日本的北进政策是不相容的。日本是个岛国，在从前旧式的世界，本可做个世外桃源。乃自帝国主义横行以来，而此世外桃源，亦不复能守其闭关独立之旧。不进则退，当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是被人侵略的，这时候，就要转而侵略他人了。日本的政策，原分南进、北进两派。论气候和物产，自然南进较为相宜。但是南洋群岛，面积究竟有限，而且也早给帝国主义者所分据了要想侵略他人，自然要伸足于大陆。如此，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三省，遂成为日俄两国势力相遇之地。　　在中日战前，竞争朝鲜的主角是中日。中日战后，中国的势力，完全打倒了。但是日本是战胜国，而俄合德、法干涉还辽，是战胜国的战胜国。其势焰已使人可惊，况且当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很为弥漫。朝鲜人处于日本钳制之下，自然要想反抗。想反抗，自不得不借助于外力。于是俄国的势力，便乘机侵入了。当中日战时，日本即强迫朝鲜订结攻守同盟。及中日战后，《马关条约》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于是朝鲜改国号为韩，号称独立。然实权都在日人手中。日人所扶翼的是大院君。闵妃一派，自然要想反抗，自然要倚赖俄国。其结果，遂酿成一八九五年闵妃遇弑之变。这一次，大院君的入宫，挟着日本兵自随。而日本公使三浦梧楼，又以日使馆卫队继其后，各国舆论嚣然，都不直日本。日本不得已，把三浦梧楼召回，禁锢在广岛，而实未尝穷究其事，这就是所谓广岛疑狱。此等举动，适足以形日人手段的拙劣。其结果，反益促成韩国的亲俄。日人无可如何，只得吞声忍气，和俄国商量。一八九六年，两国因韩事订立协商。在韩的权利，殆处于平等的地位。到一八九八年，又订立第二次协商。俄人亦仅承认日人在韩国工商业上，有特殊的利益而已。对于东三省的利益，则丝毫不许日人分润。于是亚洲的东北角，潜伏着一个日俄冲突的危机。　　不但如此，便中、西亚之间，也是危机潜伏。当十八世纪中叶，中国荡平天山南北路之时，正值英人加紧侵略印度之际。而俄国的侵略中亚，亦已于此时开始进行。三国的势力，恰成一三角式。不进则退，中国对于属部，始终以羁縻视之，而英、俄两国，却步步进取。于是巴达克山，夷为英之保护国。乾竺特名为两属，实际上我也无权过问了。而俄国亦服哈萨克，慑布鲁特，灭布哈尔，并基华，并取浩罕。三国间的隙地博罗尔，竟由英、俄两国，擅行派员，划定界线。我国最西的属部阿富汗，则由两国的争夺，而卒入于英人的势力范围。而两国的争点，遂集于西藏。蒙古支族布里雅特人，是多数住居在俄国的伊尔库茨克和外贝加尔两省的，亦信喇嘛教。俄人乃利用其人入藏，以交结喇嘛。一八九九和一九○○两年，达赖和俄政府之间，竟尔互通使聘。中国还熟视无睹，英人看着，却眼中出火了。　　在中国本部的利益，自然是列国所不肯放松的，而东北一片处女地，尤其是要想投资的人眼光之所集注。当《辛丑条约》业经订结，而东三省尚未交还时，俄人侵略的形势，最为可怕，日人于此，固然视为生死关头；便英人也不肯落后，法国在东洋，关系较浅，而其在欧洲，颇想拉拢俄国，所以较易附和俄人的主张。德国便不然了。他从占据胶州湾以后，对于东方，野心勃勃，断不容俄国人独强的，至于美国，在东方本没有什么深固的根蒂，其利于维持均势，自更无待于言了。　　所以当此时，颇有英、德、日、美诸国，联合以对付一个俄国之概。当庚子拳乱，俄人占据东三省时，英国方有事南非，自觉独力不足以制俄，乃和德国在伦敦订立《协约》，申明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之旨。此约经通知各国，求其同意。日、美、法、奥、意都复牒承认。独俄国主张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不适用于东三省。德国因关系较浅，就承认了俄国的主张，唯英、日两国，反对最力。于是英人鉴于德国之不足恃，知道防御俄国，非在远东方面，有个关系较深切之国不可。而且印度和英国，关系太深了，亦非有一国助英防护，不足以壮声势。乃不惜破弃其名誉的孤立，而和日本订立同盟。此时在一九○二年。而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说：“因第三国侵略，或中国骚扰，致两国利益受侵犯时，两国得协力防卫。”这明是把俄、法同盟的效力，推广及于远东，以对抗英日同盟。日、俄两国的决裂，其形势已在目前了。但是以这时候的日本而和俄国开战，究竟还是件险事。所以在日人方面，还斤斤于满、韩交换之论。至一九○四年，日本公使和俄国交涉，卒无效果，而战机就迫在眉睫了。　　第二十章　　日俄战争和东三省　　第四编近代史第二十章日俄战争和东三省　　当一九○三年之时，日俄战争，业已迫于眉睫了。此时亦有主张我国应加入日本方面的。然(一)中国兵力，能帮助日本的地方很少。(二)而海陆万里，处处可以攻击，倘使加入，无论如何是不会全胜的。那么，日本即获胜利，亦变为半胜了。而议和之际，反受牵制，所以日本是决不愿意中国加入的。而且中国加入，则战祸益形扩大，于列强经济利益有碍。所以亦都不愿我们加入。中国的外交，自动的地方很少，而这时候，确亦很难自动。于是日俄战事，于一九○四年之初爆发。而中国亦于其时，宣告中立，划辽河以东为战区。　　日本海军，先袭败俄舰于旅顺和韩国的仁川，把旅顺港封锁了。海参崴的军舰，亦屡为日兵所击败。俄国太平洋舰队，失其效力。日军遂得纵横海上。其陆军：第一军自义州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凤凰城，直迫摩天岭。后又别组第三军，以攻旅顺。旅顺天险，所以相持久之不下。这一年秋间，日本一二两军，合攻辽阳。再加以从大孤山登陆的第四军，辽阳遂陷。俄国的运兵，比日本为迟。辽阳陷后，而其西方的精锐始渐集。乃反攻辽阳，不克。这时候，天气已渐寒冷了。两军乃夹浑河相峙。而日人于其间，竭尽全力攻陷旅顺。到明年，俄国西方之兵益集，日亦续调大军。日兵三十四万，俄兵四十三万，开始大战。经过两旬，俄军败退。日军遂陷奉天，北取开原。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因英日同盟，不敢航行苏伊士运河，绕好望角东来。又为日人邀击于对马海峡，大败。于是俄国战斗之力穷，而朴茨茅斯的和议起。　　《朴茨茅斯和约》，共十五条。其重要的：(一)俄承认日本对韩，有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卓绝利益。(二)租借地外，日俄在满洲的军队，尽数撤退，以其地交还中国。俄人在满洲，不得有侵害中国主权，妨碍机会均等主义的领土上利益，暨优先及专属的让与权利。(三)中国因发达满洲的工商业，为各国共同的设置时，日俄两国，都不阻碍。(四)俄国以中国政府的承认，将旅、大租借地和长春、旅顺间的铁路，让与日本。(五)库页岛自北纬五十度以南，让与日本。(六)日人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领沿岸，有渔业权。　　此时日本可调的兵，差不多都已调尽。其财政亦异常竭蹶。其急于要议和的情形，反较俄国为切。所以赔款分文未得。而且一切条件，差不多都是照俄人的意思决定的。日本战争虽胜利，和议是屈辱的。所以其全国人民，大起骚扰。费了许多气力，才镇压定。然而日本虽未能大有所得于俄，而仍可以取偿于我。当战役将终时，我国舆论，有主张乘机废弃《俄约》，并向英交涉，收回威海，而自动的和日本订立新约的。列国的眼光，则不过要把东三省作为共同投资之地，不欲其为一国所把持。而又希望其地的和平秩序，可以维持，所以有主张以东三省为一永世中立之地的。我国这时候，希望立宪之心正盛。而满族皇室，终竟迟迟不肯放弃其权利，亦有就此议论，加以修正，主张以满洲为一王国，放奥匈、瑞那之例，由中国皇帝兼其王位，而于其地试行宪政的。这许多议论，都成为画饼。仅于日、俄议和之时，由我国政府照会二国，说和约条件有涉及中国的，非得中国承认不生效力而已。日、俄和议既定，日本乃派小村寿太郎到中国来，和中国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中国政府承认《日俄和约》第五、第六两条。而日本政府，承认遵行中俄租借地和筑路诸约。别结《附约》：(一)开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为商埠。(二)安奉军用铁路，许日本政府接续经营，改为商运铁路。除运兵归国十二个月外，以两年为改良竣工之期。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届期请他国人评价，售与中国。(三)许设中日合办材木公司，采伐鸭绿江左岸森林。(四)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以最惠国待遇。明年五月，日人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七月，又设关东都督府。于是东北一隅，成为日俄两国划定范围，各肆攘夺的局面，不但介居两大之间而已。　　《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协约》，立于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照约，安奉铁路的兴工，应在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后，而其完工，则应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前。乃日人至一九○九年，才要求派员会勘线路。邮传部命东三省交涉使和他会勘。会勘既竣，日人要收买土地。东三省总督锡良，忽然说路线不能改动。日人就自由行动，径行兴工。中国人无可如何，只得同他补结《协约》，承认了他。而所谓满洲五悬案，亦于此时解决。　　(一)抚顺煤矿。日人主张是东省铁路的附属事业。中国人说在铁路线三十里之外。日人则说照该《铁路条例》，许俄人开矿，本没限定三十里。此时并烟台煤矿，都许日人开采。　　(二)闲岛问题。图们江北的延吉厅，多韩民越垦。日人强名其地为闲岛。于其地设立理事官。这时候，仍认为中国之地。日所派理事官撤退。唯仍准韩民居住耕种，而中国又开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为商埠。　　(三)新法铁路。中国拟借英款兴造。日人指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这时候，许兴造时先和日本商议。　　(四)东省铁路营口支路。是中俄《东省铁路公司契约》许俄人兴造的，这是为运料起见，所以原约规定八年之内，应行拆去，而日人抗不履行。至此，准其于南满铁路限满之日，一律交还。　　(五)吉会铁路。满铁会社要求敷设新奉、吉长两路，业于一九○七年订立契约。该会社又要求将吉长路展至延吉，和朝鲜会宁府铁路相接。至此，许由中国斟酌情形，至应开办时和日本商议。　　自日俄战后，各国已认朝鲜为日本囊中之物了。所以日俄议和的一年，英日续订盟约，即删去保全朝鲜领土一条。然而对于中国门户开放，领土保全的条文，依然如故，一九○七年的《日法协约》、《日俄协约》，一九○八年的《日美照会》，都是如此，然而日本的行动，则大有唯我独尊，旁若无人的气概，列国自然不肯放手。而中国也总希望引进别国的势力，以抵制日俄两国的。当新法铁路照日本的意思解决时，中国要求筑造锦齐铁路时，日不反对。日人亦要求昌洮路归其承造。彼此记入会议录中。悬案解决后，中国要借英美两国之款，将锦齐铁路，延长到瑷珲，改称锦爱。日人嗾使俄人，出面抗议。于是美国人提议，各国共同出资，借给中国，由中国将满洲铁路赎回。此项借款未还清以前，由出资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此即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其通牒，向中、英、德、法、俄、日六国提出。明年，日俄二国，共提抗议。这一年，日俄两国就订立新协约。约中明言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两国得互相商议。如此，英美的经营，反促成日俄的联合了。而这新约，或云别有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并吞韩国，而日本则承认俄国在蒙新方面的举动，所以这《协约》于七月四日成立，而朝鲜即于八月三十日灭亡，而到明年，俄人对于蒙、新，就提出强硬的要求了。　　第二十一章　　清末的宪政运动　　第四编近代史第二十一章清末的宪政运动　　梁启超　　戊戌变法、庚子拳乱，清朝的失政，一步步的使人民失望。而其时人民的程度亦渐高，于是从改革政治失望之余，就要拟议及于政体了。　　中国的民主思想，在历史上，本是酝酿得很深厚的。不过国土大，人民多，没有具体的办法罢了。一旦和外国交通，看见其政体有种种的不同，而且觉得他们都比我们富强；从国势的盛衰，推想而及于政权的运用，自然要拟议及于政体了。于是革命、立宪，遂成为当日思潮的两流。　　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在海外设立保皇党。梁启超则在日本横滨发行《清议报》，痛诋那拉后，主张拥戴德宗，以行新政。这时候，还是维新运动的思想。但是空口说白话，要想那拉后把政权奉还之于德宗，是无此情理的，所以虽保皇党要想夺取政权，亦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人民哪里来武力呢?其第一步可以利用的，自然是会党。原来中国各种会党，溯其原始，都是人民受异族的压迫，为此秘密组织，以为光复之预备的。日久事忘，固然不免渐忘其原来的宗旨，然而他们，究竟是有组织的民众，只要有有心人，能把宗旨灌输给他们，用以举事，自较毫无组织的人民为易。所以在当时，不论保皇党、革命党，都想利用他们。就是八国联军入京的这一年，康有为之党唐才常，在上海设立国会总会，汉口设立分会。才常居汉口。后来的革命党人黄兴居湖南，吴禄贞居安徽的大通，联络哥老会党，广发富有会票，谋以这一年七月间，在武汉同时举事，而湖南、安徽，为之策应。未及期而事泄。才常被杀。鄂、湘、苏、皖四省，搜捕党众，杀戮颇多。当时鄂督张之洞，有一封信，写给上海国会总会中人，劝他们不要造反。国会中人，也有一封信复他，署名为是中国民。畅发国家为人民所公有，而非君主所私有之义，为其时之人所传诵。保皇运动，浸浸接近于革命了。　　宣统皇帝　　但是到十九世纪的初年，而保皇党宗旨渐变。《清议报》发刊，满一百期而止。梁启超改刊《新民丛报》。其初期，颇主张革命。后来康有为鉴于法国大革命杀戮之惨及中南美诸国政权的争夺，力主君主立宪，诒书诤之，梁启超渐渐改从其说。于是《新民丛报》成为鼓吹立宪的刊物，和当时革命党所出的《民报》对峙。以立宪之说，可以在国内昌言之故，《新民丛报》在国内风行颇广，立宪的议论渐渐得势。到日俄战争以后，舆论都说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立宪派的议论，一时更为得势。　　庚子一役，相信一班乱民，做这无意识开倒车的运动，以致丧权辱国，赔款之巨，尤其贻累于人民，清朝自己，也觉得有些难以为情了。于是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而所行的都是有名无实，人民对于朝廷的改革，遂觉灰心绝望。除一部分从事于革命外，其较平和的，也都想自己参与政权，以图改革，这是十九世纪初年立宪论所以兴盛的原因。而其首将立宪之举，建议于清朝的，则为驻法公使孙宝琦。其后两江、两湖、两广诸总督，相继奏请。到一九○五年，直督袁世凯，又奏请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明年回国，一致主张立宪。于是下上谕：“先将官制改革，次及其余诸政治，使绅民明悉国政，以备立宪基础。数年之后，查看情形，视进步之迟速，以定期限之远近。”是为清末的所谓预备立宪。于是改订内外官制。设资政院、咨议局，以为国会及省议会的基础，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立审计院，颁布《法院编制法》及《新刑律》。设省城及商埠的检察、审判厅，又设立宪政编查馆，以为举行宪政的总汇。看似风起云涌，实则所办之事，都是不伦不类的，而且或格不能行，或行之而名不副实，人民依旧觉得失望。于是即行立宪和预备立宪，遂成为当日朝廷和人民的争点。　　朝廷上说：“人民的程度不足，是不能即行立宪的。”舆论则说：“程度的足不足，哪有一定标准?况且正因为政治不良，所以要立宪。若使把件件政治都改好了，然后立宪，那倒无须乎立宪了。”当时政府和人民的争点，大要如此。当时的政府，是个软弱无力的。既没有直接痛快拒绝人民的勇气，又不肯直接痛快实行人民的主张。一九○八年，各省主张立宪的政团和人民上书请速开国会。朝廷下诏，定以九年为实行之期。这一年冬天，德宗死了。那拉后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年四岁，以载沣为摄政王。明日，那拉后也死了。其明年，各省咨议局成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于一九一○年，入都请愿，亦不许。这一年，京师资政院开会，亦通过请愿速开国会案上奏。清廷乃下诏，许缩短期限，于三年之后，开设国会。人民仍有不满，请愿即行开设的，遂都遭清廷驱逐。并命京内外，有倡言请愿的，即行弹压拿办。其的声音颜色，可谓与人以共见了。　　当时的清廷，不但立宪并无诚意，即其政治亦很腐败。政府中的首领，是庆亲王奕劻。他是个老耄无能的人，载沣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亦皆欲干预政治，则又近于胡闹。到革命这一年，责任内阁成立，仍以奕劻为总理。阁员亦以满族占多数。人民以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上书请愿。咨议局亦联合上书，不听。到第二次上书，就遭政府的严斥。这时候的政治家，鉴于中国行政的无力，颇有主张中央集权之论的。政府也颇援为口实。但政治既不清明，又不真懂得集权的意义，并不能励精图治，将各项政权集中，而转指人民奔走国事的，为有妨政府的大权，一味加以压制。于是激而生变，酝酿多年的革命运动，就一发而不可遏了。　　第二十二章　　清代的制度　　第四编近代史第二十二章清代的制度　　清代的制度，在大体上可以说是沿袭前朝的。至于模仿东西洋，改革旧制，那已是末年的事了。　　清代的宰相，亦是所谓内阁。但是只管政治，至于军事，则是交议政王大臣议奏的。世宗时，因西北用兵，设立军机处，后遂相沿未撤。从此以后，机要的事务，都归军机，唯寻常本章，乃归内阁。军机处之权，就超出内阁之上了。六部长官，都满、汉并置。而吏、户、兵、刑四部，尚侍之上，又有管部大臣，以至互相牵制，事权不一。还有理藩院，系管理蒙古的机关，虽以院名，而其设官的制度亦和六部相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左副都御史亦满、汉并置，其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则为总督、巡抚的兼衔。外官：督、抚在清代，亦成为常设的官。而属于布、按两司的道，亦若自成一级。于是督、抚、司、道、府、县，几乎成为五级了。压制重而展布难，所以民治易于荒废；统辖广而威权大，所以长官易于跋扈。和外国交通以后，首先设立的，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来改为外务部。末年因办新政，复增设督办政务处等，其制度都和军机处相像。到一九○六年，筹备宪政，才把新设和旧有的机关，改并而成外务、吏、民政、度支、礼、学、陆军、农工商、邮传、理藩、法十一部。革命的一年，设立责任内阁，并裁军机处和吏、礼两部，而增设海军部和军谘府。省的区域，本自元明两代，相沿而来，殊嫌其过于庞大。末年议改官制时，很有主张废之而但存道或府的，但未能实行。当时改订外官制，仍以督抚为一省的长官。但改按察司为提法、学政为提学，而增设交涉司；裁分巡，而增设劝业、巡警两道。东三省和蒙、新、海、藏的官制，在清代是和内地不同的。奉天为陪京，设立户、礼、兵、刑、工五部，而以将军管旗人，府尹治民事。且有奉天、锦州两府。吉黑则只有将军、副都统等官。后来逐渐设厅。直至日俄战后，方才改设行省。其蒙古和新疆、青海、西藏，则都治以驻防之官。新疆改设行省，在中俄伊犁交涉了结之后。青海、西藏，则始终未曾改制。　　清代取士之制，大略和明代相同。唯官缺都分满、汉。而蒙古及汉军、包衣，亦各有定缺，为其特异之点。戊戌变法时，尝废八股文，改试论策经义。政变后复旧。义和团乱后，又改。至一九○五年，才废科举，专行学校教育。但学校毕业之士，仍有进士、举贡、生员等名目，谓之奖励。到民国时代才废。　　兵制有八旗、绿营之分。八旗编丁，起于佐领。每佐领三百人。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两副都统。此为清朝初年之制。后来得蒙古人和汉人，亦都用此法编制。所以旗兵又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入关以后，收编的中国兵，则谓之绿营，而八旗又分禁旅和驻防两种。驻防的都统，改称将军。乾嘉以前，大抵出征以八旗为主，镇压内乱，则用绿营。川楚教匪之乱，八旗绿营，都不足用，反靠临时招募的乡勇，以平乱事，于是勇营大盛。所谓湘、淮军，在清朝兵制上，亦是勇营的一种。中、法之战，勇营已觉其不足恃，到中、日之战，就更形破产了。于是纷纷改练新操，是为新军。到末年，又要改行征兵制，于各省设督练公所，挑选各州县壮丁有身家的，入伍训练，为常备兵。三年放归田里，为续备兵。又三年，退为后备兵。又三年，则脱军籍。当时的计划，拟练新军三十六镇，未及成而亡。水师之制，清初分内河、外海。太平天国起后，曾国藩首练长江水师和他角逐，而内河水师的制度一变。至于新式的海军，则创设于一八六二年。法、越战后，才立海军衙门。以旅顺和威海卫为军港，一时军容颇有可观，后来逐渐腐败。而海军衙门经费，又被那拉后修颐和园所移用。于是军费亦感缺乏。中日之战，遂至一败涂地。战后，海军衙门既裁，已经营的军港，又被列强租借，就几于不能成军了。　　清朝的法律，大体是沿袭明朝的。其初以例附律。后未就将两种合纂，称为《律例》。其不平等之处，则宗室、觉罗和旗人，都有换刑。而其审判机关，亦和普通人民不同。流寓中国的外国人，犯了罪，由他自己的官长审讯，这是中国历代如此。在从前，原无甚关系。但是海通以后，把此项办法，订入条约之中，就于国权大有损害了。末年，因为要取消领事裁判权，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把旧律加以修改。曾颁行《商律》和《公司律》。其民、刑律和民商、刑事诉讼律，亦都定有草案，但未及颁行，审判机关，则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其下则分高等、地方、初等三级。但亦未能推行。　　赋役是仍行明朝一条鞭之制的。丁税既全是征银，而其所谓丁，又不过按粮摊派，则已不啻加重田赋，而免其役，所以清朝的所谓编审，不过是将全县旧有丁税若干，设法摊派之于有粮之家而已。和实际查验丁数，了无干涉。即使按期举行，所得的丁额，亦总不过如此。清圣祖明知其故，所以于一七一二年，特下“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之额，以康熙五十年册籍为准”之诏。既然如此，自然只得将丁银摊入地粮，而编审的手续，也当然可省，后来就但凭保甲以造户口册了。地丁而外，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河南、山东八省，又有漕粮。初征本色，末年亦改征折色。田赋而外，以关、盐两税为大宗。盐税仍行引制。由国家售盐于大商，而由大商各按引地，售与小民。此法本有保护商人专利之嫌。政府所以要取此制，只是取其收税的便利。但是初定引地时，总要根据于交通的情形，而某地定额若干，亦是参照该地方消费的数量而定的。历时既久，两者的情形，都不能无变更，而引地和盐额如故，于是私盐贱而官盐贵，国计民生，交受其弊，而商人也不免于坐困了。关有常关和新关两种。常关沿自明代，新关则是通商之后增设于各口岸的。税率既经协定，而总税务司和税务司，又因外交和债务上的关系，限用外国人。革命之后，遂至将关税收入，存入外国银行，非经总税务司签字，不能提用。甚至偿还外债的余款，就是所谓关余的取用，亦须由其拨付，这真可谓太阿倒持了。厘金是起于太平军兴之后的。由各省布政司委员，设局征收。其额系值百抽一，所以谓之厘金。但是到后来，税率和应税之品，都没有一定，而设局过多，节节留难，所以病商最甚。《辛丑和约》，因我国的赔款负担重了。当时议约大臣，要求增加关税，外人乃以裁厘为交换条件。许我裁厘后将关税增加至值百抽五，然迄清世，两者都未能实行。　　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学术　　第四编近代史第二十三章清代的学术　　清代学术的中坚，便是所谓汉学。这一派学术，以经学为中心。专搜辑阐发汉人之说，和宋以来人的说法相对待，所以得汉学之称。　　汉学家的考据，亦可以说是导源于宋学中之一派的。而其兴起之初，亦并不反对宋学。只是反对宋学末流空疏浅陋之弊罢了。所以其初期的经说，对于汉宋，还是择善而从的。而且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说是继续宋人的遗绪。但是到后来，其趋向渐渐地变了。其工作，专注重于考据。考据的第一个条件是真实。而中国人向来是崇古的。要讲究古，则汉人的时代，当然较诸宋人去孔子为近。所以第二期的趋势，遂成为专区别汉、宋，而不复以己意评论其短长。到此，才可称为纯正的汉学。所以也有对于这一期，而称前一期为汉宋兼采派的。　　第一期的人物，如阎若璩、胡渭等，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在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明末诸儒的遗绪的。但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渐渐地缺乏了。第二期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其中人物甚多，近人把他分为皖、吴二派。皖派的开山，是江永，继之以戴震。其后继承这一派学风的，有段玉裁、王念孙、引之父子和末期的俞樾等。此派最精于小学，而于名物制度等，搜考亦极博。所以最长于训释。古义久经湮晦，经其疏解，而灿然复明的很多。吴派的开山，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父子祖孙，三世相继。其后继承这一派学风的，有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陈寿祺、乔枞父子等。这派的特长，尤在于辑佚。古说已经亡佚，经其搜辑而大略可见的不少。　　汉学家的大本营在经。但因此而旁及子、史，亦都以考证的方法行之。经其校勘、训释、搜辑、考证，而发明之处也不少。其治学方法，专重证据。所研究的范围颇狭，而其研究的功夫甚深。其人大都为学问而学问。不搀以应用的，亦颇有科学的精神。　　但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汉学的本身，也渐渐地起变化了。这种变化，其初也可以说是起于汉学的本身，但是后来，适与时势相迎合，于是汉学家的纯正态度渐渐地改变。而这一派带有致用色彩的新起的学派，其结果反较从前纯正的汉学为发达。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原来汉学的精神，在严汉、宋之界。其初只是分别汉、宋而已，到后来，考核的功夫愈深，则对于古人的学派，分别也愈细。汉、宋固然不同，而同一汉人之中，也并非不相违异。其异同最大的，便是第三篇第九章所讲的今、古文之学。其初但从事于分别汉、宋，于汉人的自相歧异，不甚措意。到后来，汉、宋的分别工作，大致告成，而汉人的分别问题，便横在眼前了。于是有分别汉人今古文之说，而专替今文说张目的。其开山，当推庄存与，而继之以刘逢禄和宋翔凤，再继之以龚自珍和魏源。更后，更是现代的廖平和康有为了。汉代今文学的宗旨，本是注重经世的。所以清代的今文学家，也带有致用的色彩。其初期的庄、刘已然，稍后的龚、魏，正值海宇沸腾，外侮侵入之际。二人都好作政论，魏源尤其留心于时务。其著述，涉及经世问题的尤多。最后到廖平，分别今古文的方法更精了。至康有为，则利用经说，自抒新解，把春秋三世之义，推而广之。而又创托古改制之说，替思想界起一个大革命。　　清学中还有一派，是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注意于实务的。其大师便是颜元。他主张仿效古人的六艺，留心于礼、乐、兵、刑诸实务。也很有少数人佩服他。但是中国的学者，习惯在书本上做工夫久了，而学术进步，学理上的探讨和事务的执行，其势也不得不分而为二。所以此派学问，传播不甚广大。　　还有一派，以调和汉、宋为目的，兼想调和汉、宋二学和文士的争执的，那便是方苞创其前，姚鼐继其后的桐城派。当时汉、宋二学，互相菲薄。汉学家说宋学家空疏武断，还不能明白圣人的书，何能懂得圣人的道理?宋学家又说汉学家专留意于末节，而忘却圣人的道理，未免买椟还珠。至于文学，则宋学家带有严肃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华采为戒；便是汉学家，也多自矜以朴学，而笑文学家为华而不实的——固然，懂得文学的人，汉、宋学家中都有，然而论汉、宋学的精神，则实在如此。其实三者各有其立场，哪里可以偏废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说，实在是大中至正的。但是要兼采三者之长而去其偏，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所以桐城派的宗旨，虽想调和三家，而其在汉、宋二学间的立场，实稍偏于宋学，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学一方面为大。　　清朝还有一位学者，很值得介绍的，那便是章学诚。章学诚对于汉、宋学都有批评。其批评，都可以说是切中其得失。而其最大的功绩，尤在史学上。原来中国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与“史材”的分别，又不甚明了史学的意义。于是(一)其作史，往往照着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无的就无，倒像填表格一样，很少能自立门类或删除前人无用的门类的。(二)则去取之间，很难得当。当历史读，已经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了，而当作保存史材看，则还是嫌其太少。章氏才发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为两事的。储备史材，愈详愈妙，作史则要斟酌一时代的情势，以定去取的，不该死守前人的格式。这真是一个大发明。章氏虽然没有作过史，然其借改良方志的体例，为预备史材的方法，则是颇有成绩的。　　理学在清朝，无甚光彩。但其末造，能建立一番事功的曾国藩却是对于理学，颇有功夫的，和国藩共事的人，如罗泽南等，于理学亦很能实践。他们的成功，于理学可谓很有关系。这可见一派学问，只是其末流之弊，是要不得，至于真能得其精华的，其价值自在。　　以上所说，都是清朝学术思想变迁的大概，足以代表一时代重要的思潮的。至于文学，在清朝比之前朝，可说无甚特色。称为古文正宗的桐城派，不过是谨守唐、宋人的义法，无甚创造。其余模仿汉、魏、唐、宋的骈文……的人，也是如此。诗，称为一代正宗的王士祯，是无甚才力的。后来的袁、赵、蒋，虽有才力，而风格不高。中叶后竞尚宋诗，亦不能出江西派杵臼。词，清初的浙派，尚沿元、明人轻佻之习。常州派继起，颇能力追宋人的作风，但是词曲，到清代，也渐成为过去之物。不但词不能歌，就是曲也多数不能协律，至其末年，则耳目的嗜好也渐变，皮黄盛而昆曲衰了。平民文学，倒也颇为发达。用语体以作平话、弹词的很多。在当时，虽然视为小道，却是现在平民文学所以兴起的一个原因。书法，历代本有南北两派。南派所传的为帖，北派所传的为碑。自清初以前，书家都取法于帖。但是屡经翻刻，神气不免走失。所以到清中叶时，而潜心碑版之风大盛。主持此论最力，且于作书之法，阐发得最为详尽的，为包世臣。而一代书家，卓然得风气之先的，则要推邓完白。清代学术思想，都倾向于复古，在书法上亦是如此的。这也可见一种思潮正盛之时，人人受其鼓荡而不自知了。　　第二十四章　　清代的社会　　第四编近代史第二十四章清代的社会　　论起清代的社会来，确乎和往古不同。因为他是遭遇着旷古未有的变局的。这旷古未有的变局，实在当十六世纪之初——欧人东略——已开其端。但是中国人，却迟到十八世纪的中叶——五口通商——方才感觉到。自此以前，除少数——如在海口或信教——与西人接近的人外，还是丝毫没有觉得。　　清代是以异族，入主中国的。而又承晚明之世，处士横议、朋党交争之后，所以对于裁抑绅权、摧挫士气二者，最为注意。在明世，江南一带，有所谓投大户的风气。仕宦之家，僮仆之数，盈千累百。不但扰害小民，即主人亦为其所挟制。到清代，此等风气，可谓革除了。向来各地方，有不齿的贱民，如山、陕的乐籍，绍兴的惰民，徽州的伴档，宁国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户，江、浙、福建的棚民，在清世宗时，亦均获除籍。此等自然是好事。然而满、汉之间，却又生出不平等来了。旗人在选举、司法种种方面，所占地位都和汉人不同，具见第二十二章所述。而其关系最大的，尤莫如摧挫士气一事。宋、明两朝，士大夫都很讲究气节。风会所趋，自然不免有沽名钓誉的人，鼓动群众心理，势成一哄之市。即使动机纯洁，于事亦不能无害，何况持之稍久，为野心者所利用，杂以他种私见，驯致酿成党争呢?物极必反，在清代，本已有动极思静之势，而清人又加之以摧挫，于是士大夫多变为厌厌无气之流，不问国事。高者讲考据、治词章，下者遂至于嗜利而无耻。管异之有《拟言风俗书》，最说得出明清风气的转变。他说：　　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间，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然臣以为明俗敝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才。今夫鉴前代者，鉴其末流，而要必观其初意。是以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　　清朝当中叶以后，遇见旷古未有的变局，而其士大夫，迄无慷慨激发，与共存亡的，即由于此。此等风气，实在至今日，还是受其弊的。　　我们今日，翻一翻较旧的书，提到当时所谓“洋务”时，率以通商、传教两个名词并举。诚然，中西初期的交涉，不外乎此两端。就这两端看来，在今日，自然是通商的关系，更为深刻——因为帝国主义者经济上的剥削，都是由此而来的——其在当初，则欧人东来，所以激起国人的反抗的，实以传教居先，而通商顾在其次。欧人东来后，中国反对他传教的情形，读第二章已可见其大略。但这还是士大夫阶级的情形。至一八六一年，《天津》、《北京》两条约发生效力以来。从前没收的教堂，都发还。教士得在中国公然传教。从此以后，洋人变为可畏之物，便有恃入教为护符，以鱼肉邻里的。地方官遇教案，多不能持平，小民受着切肤之痛，教案遂至连绵不绝。直至一九○○年，拳匪乱后，而其祸乃稍戢。　　至于在经济上，则通商以后，中国所受的侵削尤深。通商本是两利之事，历代中外通商，所输入的，固然也未必是必需品。然中国所受的影响有限。至于近代，则西人挟其机制之品，以与我国的手工业相竞争。手工业自然是敌不过他的。遂渐成为洋货灌输，固有的商工业亏折，而推销洋货的商业勃兴之象。不但商工业，即农村亦受其影响，因为旧式的手工，有一部分是农家的副业。偏僻的农村，并有许多粗制品，亦能自造，不必求之于外的。机制品输入而后，此等局面打破，农村也就直接间接受着外人的剥削了。此等情势，但看通商以后，贸易上的数字，多为入超可见。资本总是向利息优厚之处流入的，劳力则是向工资高昂之处移动的。遂成为外国资本输入中国，而中国劳工纷纷移殖海外的现象。　　外人资本的输入，最初是商店——洋行——和金融机关。从《马关条约》以后，外人得在我国通商口岸设厂，而轻工业以兴。其后外人又竞攫我的铁路、矿山等，而重工业亦渐有兴起。此等资本，或以直接投资，或以借款，或以合办的形式输入，而如铁路矿山等，并含有政治上的意味。至于纯粹的政治借款，则是从一八六六年，征讨回变之时起的。此后每有缺乏，亦时借洋债，以资挹注。但为数不多。中、日战后，因赔款数目较巨，财政上一时应付不来，亦借外债以资应付。但至一九○二年，亦都还清。而其前一年，因拳乱和各国订立和约，赔款至四万五千万两之巨。截至清末，中国所欠外债，共计一万七千六百万，仅及庚子赔款三之一强，可见拳乱一役，贻累于国民之深了。　　我国的新式工业初兴起时，大抵是为军事起见，已见第十三章。其中仅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在甘肃倡办织呢局；稍后，李鸿章在上海办织布局；张之洞在湖北办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可称为纯粹工业上的动机。此等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事业，都因官场气习太深，经营不得其法，未能继续扩充，而至于停办。前清末造，民间轻工业，亦渐有兴起的，亦因资本不足，管理不尽合宜，未能将外货排斥。在商业上，则我国所输出的，多系天产及粗制品。且能直接运销外国者，几于无之，都是坐待外商前来采运，其中损失亦颇巨。　　华人移殖海外，亦自前代即有之。但至近世，因交通的便利，海外事业的繁多，而更形兴盛。其初外人是很欢迎中国人前往的。所以一八五八年的《中英条约》，一八六一年的《中俄条约》，一八六四年的《西班牙条约》，一八六八年的《中美续约》，都有许其招工的明文。今日南洋及美洲繁盛之地，原系华人所开辟者不少。到既经繁盛，却又厌华人工价的低廉，而从事于排斥，苛待、驱逐之事，接踵而起了。但在今日，华侨之流寓海外者还甚多。虽无国力之保护，到处受人压迫，然各地方的事业，握于华人之手者仍不少。譬如暹罗、新加坡等，一履其地，俨然有置身闽、粤之感。我国的国际收支，靠华侨汇回之款，以资弥补者，为数颇巨。其人皆置身海外，深受异民族压迫之苦，爱国之观念尤强，对于革命事业的赞助，功绩尤伟。若论民族自决，今日华侨繁殖之地，政权岂宜握在异族手中?天道好还，公理终有伸张之日，我们且静待着罢了。第五编 现代史　　第一章　　革命思想的勃兴和孙中山先生　　什么叫做革命?前编第十七章，已经说过了。凡事积之久则不能无弊。这个积弊，好像人身上的老废物一样，非把他排除掉，则不得健康。人类觉悟了，用合理的方法，把旧时的积弊，摧陷廓清，以期达于理想的境界，这个就唤做革命。　　革命不是中国一国的事。以现在的情形而论，是全世界都需要革命的。但是我们生在中国，其势只得从中国做起。　　然则中国的革命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说其动机有三：　　其(一)是民族思想。人生在世界上，最紧要的，是自由平等。但是因为民族的差殊，彼此利害不同，而又不能互相谅解，就总不免有以此一民族，压制彼一民族之事。　　中国待异民族是最宽大的。只觉得我们是先进的民族，有诱掖启导后进的责任。绝无凭恃武力，或者靠什么经济的力量，去压迫榨取异民族之事。但是此等理想，要实现他很难。而以过尚平和故，有时反不免受异族的压迫。中古史的后半期，辽、金、元、清，叠次侵入，便是其适例。到了近世，欧人东略，民族间利害冲突的情形，就更形显著了。我们到此，自然觉得我们自己有团结以争生存的必要。同时，就觉得阻碍我们民族发展，或者要压迫榨取我们的，非加以排除抵御不可。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第一种动机。　　其(二)是民权思想。中国的民权思想，发达得是最早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纪元前四世纪时，就有人说过了。但是因为地大人多，一时没有实现的方法。每到政治不良，人民困苦的时候，虽然大家也能起来把旧政府推翻，然而乱事粗定之后，就只得仍照老样子，把事权都交给一个人。于是因专制而来的弊害，一次次的复演着，而政治遂成为一进一退之局。这种因政体而来的祸害，我们在从前，虽然大家都认为无可如何之事，然而从海通以来，得外国的政体，以资观摩，少数才智之士，自然就要起疑问了。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第二种动机。　　孙中山　　其(三)是民生问题。历代的革命，从表面上看，虽然为着政治问题。然而民穷财尽，总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这是谁都知道的。历代的困穷，不过是本国政治的腐败，经济制度的不良，其程度尚浅。到欧人东略以来，挟着帝国主义的势力，天天向我们侵削。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沦入次殖民地的地位。全社会的经济，既然日益艰窘，生于其中的人民，自然要觉得不安了。这是潜伏在人心上的第三种动机。　　第五编现代史第一章革命思想的勃兴和孙中山先生　　此等现象，或非全国人民所共知，即其知之，亦或不知其原因所在。然而身受的困苦，总是觉得的，觉得困苦，而要想奋斗以求出路，也是人人同具的心理。如此，革命思想就渐渐地兴起于不知不觉之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人心上虽然充满着不安，至于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则仍有待于革命伟人的指导。　　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是生在广东香山县——现在的中山县的。他从小就感觉外力的压迫，中国政治的不良，慨然有改革中国以拯救世界之志。他虽学的是医学，却极留心于政治问题。当公元一八八五，就是中国因和法国交战而失掉越南的一年，他才决定颠覆清廷，建立民国的志愿。此时他的同志，只有郑士良、陆皓东等几个人。一八九二年，中山先生才在澳门创立兴中会。由郑士良结合会党，联络防营，以为实际行动的准备。中日战后，中山先生赴檀香山，设立兴中会。一八九五年，谋袭据广州，不克，陆皓东于此役殉难。中山先生乃再赴檀岛，旋赴美洲，又到欧洲。这时候，清朝已知道中山先生是革命的首领了。由其驻英公使龚照瑗，把先生诱到公使馆中，拘执起来。卒因先生感动了使馆的侍役，替他传递消息出去。英国舆论哗然。先生乃因此得释。此即所谓“伦敦蒙难”。这时候，先生在欧洲考察，觉得他们国势虽号强盛，人民仍是困苦。才知道专一仿效欧洲，也不能进世界于大同，畀生民以乐利的，才决定民生主义与政治问题并重。　　戊戌变法这一年，中山先生始抵日本——因其距中国较近，革命事业易于图谋之故。庚子拳乱这一年，先生命史坚如入长江，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以联络会党。于是哥老、三合两会，都决议并入兴中会。郑士良旋袭入惠州，因接济无着，退出。史坚如潜入广州，谋炸粤督德寿，以图响应，不克，亦殉难。中山先生乃再经安南、日本、槽岛，以赴美洲。所至都联络洪门，替他们改订《致公堂章程》。其第二章，说：“本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革命的主义，于此确立，其气势也更形磅礴了。　　这时候，中国风气亦渐变。留学日本的人士很多。中山先生知其可以启导，乃于一九○五年，赴日本。改兴中会为同盟会。其本部设于东京，支部则分设于海内外各处。当同盟会本部的成立，加入的有中国内地十七省的人士。从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以后，至此才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中山先生乃编定《革命方略》，分革命进行的次序，为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当革命行动时，一切略地、因粮以及占领地方后治理之法，也有详细的规定，并发表对外《宣言》。中山先生说：“到这时候，我才相信革命的事业，可以及身见其成功。”从此以后，革命的行动，就如悬崖转石，愈接愈厉了。　　第二章　　清季的革命运动　　第五编现代史第二章清季的革命运动　　清季的革命运动，有同盟会所指导的；亦有同盟会员非秉承会的计划而自行行动的；并有并非同盟会会员怀抱政治革命或种族革命的思想而行动的。三者比较起来，自以同盟会所策划的为最多，而其声势也较壮。　　一九○三年一月，洪秀全的第三个兄弟洪福全，曾联络内地洪门会，谋以旧历壬寅除夕，乘清朝官吏聚集在万寿宫时加以袭击，然后起事。因事泄，未成。明年，黄兴组织华兴会。联络哥老会党，谋以秋间起事于长沙，亦不克。又明年，便是同盟会成立的一年了。　　革命运动的初期，所联络的不过是会党。虽亦曾运动防营，而防营武力有限，且其人见解多陈旧，不易受主义的感动。会党虽徒众颇多，究不能公然行动，而其组织也并不十分紧密，所以其收效颇迟。到同盟会成立的前后，则中流社会觉悟的渐多。其时在上海报馆中，则有从戊戌政变以后，始终反对旧党的《苏报》。又有章炳麟所著的《訄书》，邹容所著的《革命军》等发行。在日本的留学界，定期和不定期的刊物尤多，大都带有革命色彩。人心风动，而革命主义的传播，遂一日千里。到同盟会成立后，更加以组织和策划。于是各种革命的势力，渐汇于一，其行动就更有力了。　　此时同盟会在日本，发刊《民报》，以为宣传主义的机关。派遣同志入内地，联络各陆军学堂的学生及新军、工人。海外的同志，则担任筹募军费、接济军械等。一九○六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联络会党，并运动防营和工人，以初冬在萍乡、醴陵、浏阳三处，同时举事。以力薄致败。这一次，系同盟会会员个人的行动，未秉承会中计划。事发之后，会中分筹应援，亦无所及，然而清廷合湘、鄂、苏、赣四省的兵力，然后把他打平。可见清廷的无用，而革命党人身殉主义的坚强了。明年，党员许雪秋又以夏初起事于广东饶平县的黄冈，亦以势弱致败。　　然而黄冈事定后，未几，即有安徽候补道徐锡麟枪杀巡抚恩铭之事。徐锡麟此时，系警察学堂的提调，而恩铭则系总办。锡麟潜以革命思想，灌输学生。乘学堂毕业之时，把恩铭枪毙。率领学生，占据军械局。旋因被围攻致败。清人剖其心以祭恩铭。锡麟在其本籍绍兴，办有大通学堂。其表妹秋瑾，在学堂中担任教员，暗中主持革命事务。清人又加以围捕，把秋瑾杀害。　　这一年秋间，同盟会策划在广东的钦州举事。占据防城，旋以接济不至，退入十万大山。冬间，又袭据镇南关，以百余人守三炮台。清兵攻击的数千人不能进。旋亦以无接济退出。别将入钦、廉、上思的，同时退回。此时孙中山先生，身居越南，为之调度。清朝和法国交涉。法国强迫先生退出。先生乃和党员遍历南洋英、荷各属和暹罗、缅甸。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而这一年，同盟会会员，还有拟在四川举事的。虽然未能有成，而清廷处此，真觉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黄兴　　一九○八年春，我军复集合越边之众，举义于河口。一战而清兵大败。我师进迫蒙自。这一役，革命军可谓声势百倍。旋亦以无接济退却。是年冬，清德宗和孝钦后都死了。适会湖北、两江的陆军，因秋操聚于安徽的太湖县。安徽炮营队官熊成基，乘机起事。攻城不克。乃整队北行，沿途解散其众，而自赴东三省。明年，清摄政王载沣之弟载洵赴欧洲视察海军，路经哈尔滨，成基谋把他炸死，事泄，被执，就义。　　这一年秋天，同盟会在香港成立支部，策划进行。此时广东的新军，因党员的运动，充满革命空气，乃派人和他联络。一九一○年春，广东新军举事，不克。事败之后，同盟会中人因屡次举事不成，乃有谋暗杀以摇动清廷的。于是汪兆铭只身入北京，谋炸载沣，亦因事泄被执。　　一九一一，便是武昌举义的一年了。革命党人决意更图大举。乃选各路敢死之士五百人为先锋，以为新军和防营的领导。决议由黄兴率之，以攻督署。拟事成之后，分为两军：黄兴出湖南，以攻湖北，赵声出江西，以攻南京。乃因各路选锋和器械，未能同时到达，而会城之内，人多口杂，风声漏泄，未能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遂尔又无所成。这一役，党人攻督署殉难，事后觅得尸体，丛葬于黄花岗的，共计七十二人，世称为七十二烈士。其时在三月二十九日，为自有革命以来最壮烈的一举。不及二百天，而武昌城头，义旗高举，客帝遂以退位，河山由之光复，忘身殉国的志士，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第三章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第五编现代史第三章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雄鸡一声天下白，武昌城头，义旗高举。满族占据了中国二百五十八年，就不得不自行退让了。　　中国国土大，边陲的举动，不容易影响全局。要能够震动全国，必得举事于腹心之地。但是登高一呼，亦必得四山响应，而其声势方壮。此种情势，亦是逐渐造成的。革命党的运动，固然是最大的原因，而清廷的失政，亦有以自促其灭亡。　　清廷到末造，是无甚真知灼见的，只是随着情势为转移。当时的舆论，因鉴于政府的软弱无力，颇有主张中央集权的。政府感于中叶以后，外权渐重，亦颇想设法挽回。但不知道集权要能办事，其举动依然是凌乱无序，不切实际，而反以压制之力，施之于爱国的人民，就激成川、鄂诸省的事变，而成为革命的导火线。　　当清末，外人图谋瓜分中国，以争筑铁路，为其一种手段，这是人人共知的事实。国民鉴于情势的严重，于是收回外人承造的铁路和自行筹办铁路之议大盛。因资力和人才的缺乏，能成功的颇少，这也是事实。清廷因此而下铁路干线都归国有的上谕。粤汉铁路，初由清廷和美国合兴公司订立草约。后来合兴公司逾期未办，乃由中国废约收回自办。此事颇得舆论的鼓吹和人民的助力。于是清廷派张之洞督办川汉、粤汉铁路。之洞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订立借款草约。约未定而之洞死。宣统末年，盛宣怀做了邮传部尚书，就把这一笔借款成立。川、鄂、湘、粤四省人民，争持自办颇烈，清廷把“业经定为政策”六个字拒绝。川督王人文，湘抚杨文鼎，代人民奏请收回成命，都遭严旨申饬。又以王人文为软弱，派赵尔丰代之。尔丰拘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会长和咨议局议长。成都停课，罢市各州县亦有罢市的。朝命端方带兵入川查办。人民群集督署，要求阻止端方的兵。尔丰纵骑兵冲杀。成都附近各县人民，群集省外。尔丰又纵兵屠杀，死者甚多。于是人心益愤。　　其时革命党人，虽屡举无成，然仍进行不懈。川省事起，党人乘机，运动湖北陆军，约以旧历中秋起事。旋改迟至二十五日。未及期而事泄，乃以十九夜，即新历十月十日起事。清鄂督瑞澂统制张彪都逃走。众推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连克汉口、汉阳。照会各国领事。领事团即宣告中立，旋都承认我为交战团体。　　清廷闻武昌事起，即调近畿陆军南下。派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并命海军和长江水师赴鄂。旋召荫昌回。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清兵连陷汉口、汉阳。而各省亦次第光复。唯清提督张勋，负固南京，亦为苏、浙两省联军攻克。停泊九江、镇江的海军，又先后反正。清以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禄贞顿兵石家庄，截留清军前敌军火，为清廷遣人刺杀。而张绍曾驻兵滦州，亦对清廷发出强硬的电报。清廷乃罢盛宣怀，下罪己之诏。又罢奕劻，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旋宣布十九信条。其中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第十九条：“国会未开会时，资政院适用之。”于是载沣退位。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　　先是各省都督府，于上海设立代表联合会。旋以一半赴湖北，一半留上海。赴湖北的，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京光复后，又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限七日内齐集。有十省的人到齐，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其时武昌民军，以英领事介绍，自十一月三十日起，许清军停战三天，旋又续停三天。期满之后，又续停十五天。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和黎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民军以伍廷芳为代表。旋以廷芳为民军外交代表，不能离沪，乃改以上海为议和地点。其时民军闻袁世凯亦赞成共和，乃议缓举总统，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临时大总统未举定前，由大元帅暂任其职权，而由副元帅代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议和代表旋在上海开议。议决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到上海。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通电改用太阳历。以其后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孙中山即以是日就职。　　于是唐绍仪因交涉失败，电清廷辞职。和议停顿。其时清廷亲贵中，最反对共和的，为军谘使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段祺瑞复合北方将士，电请改建共和。并说要带队入京，和各亲贵剖陈利害。清廷乃以决定大计之权，授之内阁总理。由袁世凯和民国议定优待满、蒙、回、藏暨清室条件，而清帝于二月十二日退位。失陷二百五十八年的中华，至此恢复。　　第四章　　二次革命的经过　　第五编现代史第四章二次革命的经过　　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