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6

段祺瑞原来只是第三镇的统制嘛。只因袁对他不放心，迨他把第三镇弄得驾轻就熟之时，袁乃改调他出长第四镇，接着又改调第六镇。结果呢，袁的六镇之中就有一半是经过他直接掌握的部下了。从此段就变成袁世凯一人之下的中国现代化底国防军的第二号司令官，和实际上的副统帅了。因此，在光绪和西后同时病死之后(一九○八)，摄政王载沣，公报私仇，把袁氏‘开缺回籍’的三年之中，当时能以个人在职的威信，来继续掌握北洋六镇，而暗中却听命于袁的，几乎就只有段某一人了。　　袁氏当国时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和‘二次革命’(一九一三)，更使段的声势，再上层楼。第一，他是袁氏的一张王牌，也是能随时替袁世凯背黑锅的一张黑脸。辛亥武昌之役，段以封疆大吏湖广总督的身分，坐镇汉口，替袁氏养寇自重。这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对段也是个政治资本的累积。其后南北和议粗成，在袁氏示意之下，由段领衔的一纸对清帝劝退的通电，竟使段氏摇身一变，成为誉满全国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实在也是一桩意外的政治收获。　　‘二次革命’的战役，在革命党史上说，虽是袁世凯的‘反革命’行为，但在当时的舆论中，和后世的史着里，亦未始不可说是中央政府在实行‘削藩’，以完成全国行政权的统一。这一削藩工作，三千年中华通史中，历朝皆有，其后国共两政权，也从无例外。当时连蔡锷将军在内的诸多革命元勋，对革命党人之武装割据，亦不以为然。但是不论正反两面的评价如何，段祺瑞的军权日盛，却成为二次革命的动乱中少有的受益人。　　其后由于段冯二将在民初政坛上，日益坐大，袁世凯所一手缔造的北洋系军事将领，难免对冯段二人各有依违。因此纵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他段冯二将已逐渐形成了派系。为对两位肱股有所约束，袁世凯曾有意扶植当时声望甚隆的蔡锷为第三势力，来加以牵制。无奈这时段冯两派已树大根深，蔡锷一时无法插足来另起炉灶。再者袁的整军计划，却也被他自己的帝制运动彻底的破坏了。一但帝制祸起，蔡锷潜逃返滇，组织护国军讨袁，冯段二人将再窝里一反，洪宪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　　四个坚持，两个凡是，皆为必需　　我们在‘袁氏当国’的专篇里，曾提到袁世凯搞帝制时，段祺瑞竟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身分自许，而加以消极抵制。迨袁氏自知大势已去，取销帝制时，他也认为只有段祺瑞才能收拾残局，段祺瑞乃在袁世凯死前数周，奉命出任国务卿，旋复名为国务总理，就是全中华民国的副统帅了。详见袁氏当国前篇，此处就不再细述了。　　本来在袁氏晚年倒行逆施之时，段某对袁的忠荩之忱，可说是已洗刷迨尽。但是袁氏一旦死亡(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六日)，段祺瑞立刻又变成‘先大总统袁公’第一号的忠臣孝子了。他对袁氏的饰终之典，不用说是侪于帝王，他对袁氏生前的政法遗规，显然也是个大大的‘凡是派’。这可能，第一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使然，人死病断根，眷恋数十年从属旧谊，亡者为大，过去的宿怨，自然一笔勾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二，政治上的必需。试看民国通史里，袁大总统之‘优待先朝’；蒋委员长之崇奉中山；华国锋之搞‘凡是’，邓小平之要‘坚持’，江泽民之‘继承’一二两代。都是政治上之必需，理至明也。搞极权政治要数典忘祖，就是政治自杀了。明乎此，我们就对段祺瑞继续崇袁的政治行为，不会大惊小怪了。真是，袁犹可崇，何况毛乎？　　段氏谢绝黄袍，拥黎继承大位　　袁死之后，民国政坛以声望与实力排列名次，袁的接班人，理应为段祺瑞。因此在袁断气之后，北洋系的军头与政客，如徐世昌、段芝贵、王揖唐等在京大员，和北洋系的封疆大吏冯国璋、张勋等驻京代表数十人，在中南海国务院，闭户密议，咸以段为当然人选。因此一袭群雄推戴的黄袍，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的当晚，就要加诸段氏。而为段氏所力拒(不是‘婉拒’)。这故事细节据说是这样的：　　袁在弥留之时，未有留下任何遗嘱，只对在一旁送终的段徐诸氏，口述了几个字，一曰：‘他害了我。’此‘他’为谁？无人知晓也。袁又提到‘约法’二字。然袁氏生前的‘约法’，原有两部。一部是为他所废弃的，也是南方反袁派所要维护的‘民元旧约法’；另一部则是袁某立法自制，而颇为美国宪法权威古德纳教授所赞许的‘新约法’。袁氏但提‘约法’二字，亦不知何指也。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们只有拆阅袁氏留在‘金匮石室’中的‘嘉禾金简’了。在金简上，他们发现袁某提了三人之名，顺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因反对帝制，为袁所憎恨。故袁在生前，殊不愿提段氏之名。第三名据内侍传闻，原为‘太子’袁克定也。但袁在病重时，明知克定为扶不起的阿斗，乃易以段名。因此在袁氏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段的国务院内冠盖云集。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包括公私代言人)，坚持要段氏黄袍加身，作继任大总统。段不但拚力拒绝，并于会前密携黎氏之心腹同乡张国淦，亲赴黎府推戴。且亲向黎氏行三鞠躬国礼，以表示其作为下级底忠荩之忱。黎元洪于此也就接受推戴了。段乃嘱张国淦留在黎府，以便联系(黎张的从属的‘心腹’关系，可以作民国时代，包括国共两党政权中，类似关系的典型。民国政要人人皆然。江泽民、曾庆红便是一例)。就一人返回国务院。在国务院中，段就碰到拥戴他的北洋系文武大员一致坚持继任大总统，非段不可。段力辩其非，驯至舌敝唇焦，满头大汗，数小时不得解围，云云。　　【笔者附注】关于这一段氏拒绝黄袍的故事，笔者所根据的，除多种第一二手史料之外，耳闻之于若干口述史料，盖笔者幼年便曾在‘皖系’的眷村中长大。先高曾祖均系淮军将领。与段佩统领，原属一支。先祖均平公民初曾在北京居住，先叔祖伯平且曾任安福议会的议员。父执辈亦多在北京上学，更与皖系要员，乃至段氏之左右手，王揖唐等有亲戚关系。王揖原名王志洋，进士及第后，西太后恶其名，乃赐名王赓，自号揖唐，终以字行。王原为我乡合肥的穷秀才，升斗不继。因与先祖为童年至交，乃由先祖聘请为我家塾师。先父叔姑姨辈，多是他的学生。其人青年苦学，先祖敬其诗文，曾一反三代之抗议，与王结为儿女亲家。并大力资助其参加乡试与会试。在我家课读六年之久，不意王竟连科及第，并乘机赴日本留学，回国再中留学生特科进士。以双重科甲资格入仕，宦途畅通，在清末民初，迭任中枢要职。迨段祺瑞由国务卿，复建国务院时，揖唐出任内务总长，如在清末便是吏部尚书。国共两党政权中的内政部长。因此在当时权倾一时的皖系之中，王与徐树铮，并为段祺瑞一文一武的两大心腹。对北京当时的政治掌故，正确无误的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皖系上下，真是无有不知者。笔者幼年即嗜史成癖。当年从长辈口中所听所闻，终身难忘，及长治民国史，广采可信史料验之不误始敢慎重下笔也。(本篇所用著述史料，包括哥伦比亚大竹孚编纂之‘民国民人传’；陶菊隐著「督军团传’，后改编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黄征等著「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史料丛书，‘北洋军阀一九一二─一九二八’，等新旧史书。)　　‘北洋系’是何种怪物　　不过话说回头，这批翎顶辉煌的大员、北洋军阀，所隶属的‘北洋系’，究竟是何种怪物？这儿我们倒稍有厘清的必要。因为日月推移，去古渐远，当年老辈的口头禅，什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北洋系等等，可说是无人不知也。前辈史家如细加解释，就难免画蛇添足。但是时至二十一世纪，吾人仍然开口北洋，闭口北洋，而不稍加诠释，一般读者就不知所云了。　　所谓‘北洋’，原从清末官制，所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开始的。清制无宰相，各省拥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以接近京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最为尊贵。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任此职，权倾一时，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活活累死。弥留时在病榻上修‘遗折’，保谏袁世凯继任此要职。　　袁世凯于一九○一年底出任此职，至西太后死前一年(一九○七)，她深恐这位权相，在她死后无人可以驾驭，乃把袁氏明升暗降，调任军机大臣，去其实权。迨两宫同逝，摄政王诛袁未遂，只把他开缺回籍，但袁在北洋大臣任内，羽翼已成。而继任的满族亲贵又过度颟顸，因此袁在北洋任内的文武旧属(包括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文武官僚)，暗中仍听命于袁。迨武昌乱起，袁氏应诏复职。他原有北洋任内的文武班底，虾兵蟹将，一时随之俱起。这就是后来民国政坛上所谓‘北洋系’的原始核心了。　　迨袁世凯做了民国总统，成为一人独断的大独裁者，他这个核心就开始膨胀了。首先加入袁党的，便是支持辛亥首义的各省咨议局的成员，和由他们推选的各省代表，和国会议员。这些人多半是康梁保皇党的同路人。大清帝国崩溃时，墙倒众人推，他们原是和国民党合流的。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若辈与有功焉。　　迨南北和议粗成，袁氏代孙为临时大总统，他的老班底，和很多原是革命党员的政客，分别为各自的利害，组织了无数小‘党派’，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统计，民初大小政党，多至三百个以上(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大小政客或分或合，以便在内阁和国会中争权。其中最有实力的袁氏之党，如掌握当时全国铁道，和交通银行的梁士诒为首的老‘交通系’，和一些原是革命党，和保皇党合流的若干较大的小党派成员，甚至包括副总统黎元洪，也就逐渐倒向袁党，成为北洋系的新政客了。　　更不堪设想的，则是拥袁称帝的‘筹安会’的成员和赞助者，竟有一大部分为老革命党员也。其时他们也可算是北洋系的头面人物了。他们底第一号头头杨度，晚年曾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举一反三，读者就可以了解到当年北洋系政客之复杂了吧！　　等到民初新成立的‘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走向国会独裁的趋向时，异党政客乃毁党造党，重行组合，成立‘进步党’以为因应。国民党当时名义上的党魁虽是孙中山，而志在组织‘责任内阁’的实际领袖，则为宋教仁。进步党作为他们的反对党，在梁启超、汤化龙等率领之下，也就亦步亦趋的走向拥袁方向，甚至成为袁氏老北洋系的新细胞。也可说是北洋系的外围吧！‘研究系’、‘政学系’也是北洋外围袁氏称帝时，汤化龙、梁启超虽也加入护国军阵营，反对帝制，但是袁世凯一旦死亡，民元旧约法，旧国会一时俱复，汤梁等旧进步党政客，乃另组其‘研究系’(原名‘宪法研究会’)，加入拥段行列，成为段氏北洋系的新伙伴。　　不特此也。在二次革命后，孙袁固然绝裂，国会里的国民党，却依然合法存在，并曾参加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其后才遭走狗之烹。然随孙而去的国民党，却也发生分裂。当孙氏开始组织其‘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突出其个人独裁的企图时，反孙的民主派党员，乃自组其‘欧事研究会’(研究欧洲大战)以为对抗。迨袁氏死亡，旧国会恢复，这组老国民党员，如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杨永泰、黄郛等人，乃在北京另组个‘政学系’来与直皖两系新老政客相表里，变成一支新兴而有力的北洋系边缘政客。　　且看黄郛(一八八○─一九三六)，二次革命时，他本是头颅有价的孙文死党，名列袁世凯通缉名单的首要之一。此时返京参加政学系，与北洋派合作，最后曾在北京政府中做过‘摄政内阁’的‘国务总理’，成为中国临时的国家元首呢。(参见笔者另篇‘政学系探源’，原载于‘海外论坛’，重刊于‘传记文学’六十三卷六期。)　　【笔者附注】黄郛是国民党先烈陈英士的盟弟，蒋介石的盟兄。‘二次革命’后，他们都是逃亡海外、袁政府悬赏有价的通缉犯。迨袁氏死后，通辑解除，他们这些职业革命家，又纷纷返国图谋在新政坛另觅出路。据黄郛夫人沈亦云女士告我，说：那时党人回国，另谋出路，‘有办法的’，都纷纷前往首都北京，见机行事。‘没办法的’，则只有南下广州去依附孙中山，暂时栖身。显然的，黄郛是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去了首都北京，黄郛后来在北京政府中的崛起，原是从参加‘政学系’，作了皖系大总统徐世昌手下的红人。渐次攀缘入阁。但是他底国民党的老背景，使他又变成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直系军头冯玉祥的密友。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一九二四)，冯玉祥‘倒戈’回师占领北京，直系政权垮台，总统曹锟被迫去职，直系内阁总理顾维钧化装潜逃，国家无主，黄郛乃奉命组织‘摄政内阁’，做了一阵短命的国家元首。此即黄夫人所说的‘有办法的’实际意义吧！举一反三，所以笔者曾一直劝告同行治史者和读史者，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可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妄评古人。黄夫人底‘有办法’、‘没办法’的观察，说的那一时代的话。至于国共两党来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权，把孙中山颂扬成国父。那时代的人，无从预见也。他们眼光中的广东元帅府，只是一个灰溜溜的政治儿戏而已，为‘有办法的’人，所不屑一顾也。　　当我在三十多年之后，把冯玉祥和黄郛合营的这次‘苦搭打’的内幕，告诉了当年的受害人顾维钧先生时，顾大笑，并以他不常有的中英双语，告我说：‘想不到黄太太那时也是个accomplice(共犯)。’我又说：‘黄夫人说您那时是化装成一位美妇人逃走的呢！’顾微笑说：‘她在胡说。’他二人那时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口述史计划，不时碰面说笑。而我却是他们两方面的共同助理，所以也时常参加他们说笑。　　总之，民初的游离政客，摇摇晃晃，纷纷合合，一共组织了三百多个党派。吾人读通史，但须知其来龙去脉节要而掌握之。细枝末节，就留待专著以述其详了。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也就把民初政党浓缩成半页故事如上。这半纸之论，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了解，何谓‘北洋系’这个笼统的概念就好了。　　兼论袁世凯　汪精卫之覆辙　　读者贤达，如略窥上述北洋系的来龙去脉，便知道它是民国初年掌握中国命脉的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在袁氏倒行逆施，称帝之前，他对这一集团是可以绝对掌握，并可驱使他们来为人民服务的。不幸他权力太大，自信心又太强，终于滥用其权，来为非作歹，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终于王纲解纽，全盘崩溃，误国害己，莫此为甚？　　袁世凯在民初的最后失足，其不幸，无独有偶，正与二十二年之后汪精卫在抗战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其异曲同工之处。笔者昔年尝为文，‘论汪精卫的十大错误’，认为他前九次错误都可以改正，而得到爱护他的全国同胞的宽恕，只是他最后当汉奸这一错误，做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临终虽幸免于枪决，但是青史无情，汪某就遗臭万年了。　　袁世凯也正是如此。袁氏犯了一生的错误，都有其改正的机会，只有最后的一次，妄想做皇帝的错误，犯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他就和汪某一样，万年遗臭了。袁氏濒死，终悟前非，乃有‘他害了我’的模糊遗言。此‘他’显然是他的孽子袁克定也。汪氏在敌国弥留时，不知是否亦留有斯言？若有人也‘害’了汪某，则此人应该就是他的恶妇陈璧君了。人世无常，袁汪二人，皆是一代才士能臣，一时之民族英雄也。生而不幸，遭遇到这么一对蠢妻、孽子，以致晚节不保终，而贻臭史策。后之当国贤豪，以史为鉴，可不慎哉？　　大陆上的江主席，现在正在大倡其‘以德治国’的新号召。其实我孔孟之教早有明训。以德治国，应从修身齐家做起。身不修，家不齐，有现成的家教不要，却偏要坚持其马列史毛的斗争之说而不改；更有些领袖人物，迷恋于东邻切腹自杀杀人的靖国神社所传播下流陋习而不悟，一失足，便可能有袁汪二氏的相同下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当国者迷，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吾侪升斗小民，虽位卑言轻，然值此文化转型后期，法治民主的前程在望，众志成城，我们要以全民舆论的力量，对领导我们的英雄人物善加规劝，务使他们不再重蹈误国害己的袁汪覆辙才好。这当然是题外之言、一派闲话。　　武义亲王不受封　　现在让我们暂时丢开袁汪两位悲剧人物，再回头谈谈黎元洪、段祺瑞这一对袁世凯的接班人，看他俩在那段‘转型中期’，搞些啥名堂？　　先说说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这位湖北老‘黎黄陂’。黎公胖嘟嘟，笑起来，上海人所谓‘贼忒兮兮’的，看起来是一位憨厚的长者，大好人。事实上黎元洪也确实是一员‘福将’。虽然那位嘴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却偏要说他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　　前篇已交代过，黎氏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曾被送往德国留学，精修炮术。回国后曾在定远旗舰上做过‘炮弁’。甲午大东沟海战时，他在广甲舰上服务。广甲沉没时，全船将士大都殉国，而元洪善泳术，泅水逃生，大难不死。　　嗣后黎氏回籍，改行，转入湖北新军。迨武昌起义时，他已累迁至协统(旅长)。当时在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都只是一批新军中的小卒，苦于有兵无将。而有‘黎菩萨’之称的黎协统，虽是个反革命人物，却颇得军心，乃被这批革命部曲所胁迫，出任革命军都督，领导武昌起义。其后竟能与袁世凯南北对峙，唱其对台戏，而名满天下。迨中华民国成立，开府南京，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黎论功荣任副总统。迨孙去袁来，民国政府迁往北京，黎连续当选为袁之副总统，却婉拒北上。以兼湖北都督身分，拥重兵盘据武汉，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后第一大藩镇，而袁大总统亦无如之何。　　可是民国政局发展至此，黎氏也已逐渐摆脱革命阵营，而投入袁党。为树立其个人派系，黎氏竟将当年拥其出山的革命小将，所谓‘湖北三武’，以个人权术连诛其二人，以防反侧。事详前篇。至此革命与反革命两方，始知‘黎菩萨’原非菩萨。　　在‘二次革命’期间，黎已公开镇压革命，为袁氏的马前之卒。然黎元洪当时虽贵为‘一人之下’，然究非北洋嫡系。袁大总统对其割据华中，固早存戒心。迨袁氏敉平革命三藩(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之后，狡兔死，走狗烹，乃以段祺瑞代黎为湖北都督，软硬兼施，以毒攻毒，迫使黎副总统北上，在北京供职。自此黎氏遂窝居于袁氏之侧，形同软禁。至袁氏称帝时，黎氏以副总统之尊，被袁封以中华帝国之最高爵位的‘武义亲王’。所幸袁皇帝对其原定接班人，尚略宽于后来的毛主席。黎副总统尚享有不受封的自由，从此这位不受封的‘亲王’，就和他的老对手段总长相呼应，对洪宪皇帝作消极抵制。　　段此时手握重兵，窝里策反，使袁痛恨不已。黎此时虽无一兵一卒，究竟位备储贰，非克定所能及。他黎段二人，一虚一实，联手抵制帝制，以致袁氏登基未成，而肱股已折，新皇上对他二人，亦无可如何。再加上冯国璋那条猎犬坐镇江南，态度不明不暗，对新皇保持距离，因此不待蔡锷返滇，而洪宪王朝本身，固已山穷水尽矣，悲夫？！　　两岸现势，源于黎段　　以上诸节所述，笔者在拙著‘袁氏当国’前卷，曾作过更详细之缕述。本篇只是温故知新，将前篇通史简化而本末之而已。盖通史卷帙浩繁，读者一气呵成，从头读起者，实为数极少。其他半途插队，抽卷而阅览之，盖是现代化忙碌社会之一般习惯。试问当今史学界的博士教授院士者流，有几位有此耐性，能把司马温公的名著，从头细读一过哉？不能从头读起，而各取所需，半途抽阅之，如此则通史作者于关键章节，编其本末，而酌量重叙之，庶免中途插队的读者对书中所述故事未知底蕴而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之感也。　　话说从头，袁氏断气之夕，北洋派文武大员，曾一致叫嚣，企图对段祺瑞黄袍加身，作集体之推戴。而段氏则坚决谢绝，并力举黎元洪继承大统。关于段氏此时之谦逊，一般民国史大家，类多以讥刺语调出之。认为段之拥黎，是迫于环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为，才有后来的黎段之斗、府院之争，贻祸无穷。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咎由自取。　　只是他二人府院互斗，祸延国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寻根究柢，则黎段之争，才是今日两岸对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试看他二人继袁未及数月，便势成水火。在所谓‘府院之争’中，各拥党羽，互不相让。斗得你死我活，终于惹起溥仪复辟，民国中断。最后酿成孙中山开府广州，护法反段，弄出一国两府，国家从此分裂，再未复合。骨牌效应，直至于今日，仍然两岸对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贻祸至今未已也。　　上述这项研究军阀史的传统结论，谁曰不然。这结论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会科学治史，如果把侧重人事纠纷的微观史学，看成历史的本体，就有违于社会科学的法则了。因为历史还有其宏观的一面。古语说：‘形势比人强。’局于某种历史形势，虽齐天大圣，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纠纷，误为历史的全部，那就是‘军阀史话’、‘三国演义’的史学了。　　我们在历史三峡之中，看他梢公舵手，使尽他们底浑身解数之后，还得攀登巫山之巅，俯首观察江流大势，看看他们的王浚楼船，是怎样通过三峡，驶出益州的？读者如不惮烦，当于下篇谬作导游，与同游诸士女再细论之。　　　　　　二○○一年五月二日于北美洲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上)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二○○一年)，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底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底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啊。试看‘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一八九八)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再看自称最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早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毋烦细说。其后他们当权者之间的毛刘之争、毛林之争，不露骨的毛周之争，乖乖，那还了得，老段老黎这两个‘老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他们这些‘小党阀’相比，岂不是小儿科哉？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二十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也不能专门迷信柏杨先生，只顾丑化自己同胞。其实所谓先进国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样丑陋呢。有名的英国绅士，该是民主运动历史上最标准的模式吧！你知道他们唱‘虚君实相’这出样板戏，唱了多少年，才唱出点名堂来？从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开始，人家搞虚君实相，搞了好几百年，才搞出一套两造相安的制度来呢！其间闹革命、闹复辟、诛议员、杀大臣，不但丑态百出，更是人头滚滚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们只看人家美丽的结果，不看人家丑陋的开始，就以为我们包办了丑陋了。这是个制度转型必有的现象嘛。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绩，尤其是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还不算太见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　　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老江时代，还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尽。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的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做‘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二二○─二八○)，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乱用西药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因此，按照中国改朝换代的老规矩来说，毛泽东当国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应该和两汉、唐宋明清的开国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这个‘开国之君’却把他的新朝代的开国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无法无天的烂时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传统的开国之君，医国医民，只要按老药方，医一种病。而老毛之所要医者，则在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老毛病之外，还要加医一个一时并发的现代爱滋病，他这个训练不足的传统庸医，和乱用西药的农村赤脚医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强不知以为知的，药石乱投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痨病鬼，没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恢复‘民元约法’的政治经纬　　现在言归正传，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来接班。他二人，一个是总统(黎)；一个是总理(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谓‘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读者如不惮烦，为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所谓府院纠纷，我们还得把袁世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宪法问题稍事温习一下，才能说得清楚。　　原来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试行组织共和政府时。他们本来决定以美国政府为蓝本，采行‘总统制’。等到后来中山决定让总统大位于袁时，为防止袁氏独裁专制，党人乃又决定放弃美国的总统制，改采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委员会，乃由宋氏执笔，于一夜之间草拟了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旋经参议院三读通过，并由临时大总统孙文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颁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这就是中国制宪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约法’。　　当袁世凯接替中山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这部‘民元约法’也是他就任总统的法律基础。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一种‘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可是这项革命党人试图限制袁氏独裁的设计，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转了。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袁的老友、国民党的新党员，和孙中山的小同乡、新朋友──唐绍仪，曾认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两个月责任内阁的阁魁就挂冠而去，继任者就变成袁总统的鹰犬了。　　迨民国的第一个国会在民国二年之初正式诞生，新成立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年方三十三岁的多数党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预备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约法’，来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应之下，孙袁双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枪杆出政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就再无法统之可言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后，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经过一番手脚，便废除了那个实行‘内阁制’的‘民元约法’，而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颁布一套实行‘总统制’的‘新约法’了，故事复杂，事详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赘了。　　迨袁氏暴毙之后，南北统一，全国称庆，南方的护国派乃联络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南北恢复统一的主要条件。所幸当时身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新旧约法之选择并无成见，盖按‘新约法’主政，则直承袁世凯之衣钵，虽是段之所望，然改依‘旧约法’主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亦正是现任内阁总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坚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废除了袁氏的新约法，而改行旧的‘民元约法’了。　　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　　按‘民元约法’，北京政府原是实行‘内阁制’的，但是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这个北京政府却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这也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之内，派系斗争底最大的乱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来按政党政治之常规，实行内阁制的政府，理应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的党魁，来组织所谓‘政党内阁’。可叹的是，这次恢复了权力的国会，原已残破不堪，却没个多数党可以组阁，更没个可以代替段祺瑞来出任内阁总理的党魁。　　更可叹的是，段祺瑞这位现成的阁魁，在国会内也没个他自己的政党。国会之内虽也有极少数，有心拥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为段的御用鹰犬，但是这些自称‘中和系’的小党派拥段原属借势，影响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气候，因此段要组阁，就非向其他党派，尤其是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约法，黎总统虽是个‘虚君’，但是按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除汉献帝和刘阿斗之外，有几个国家元首真是虚君呢？黎元洪这位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他不但自视是段的上级，那些拥有军政实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护国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来和北洋系争权。有了这些南方的实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虚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这个封建传统出身的老藩镇，也没有把自己上司真正当成虚君的习惯，他也认为黎元洪是他底上级，是应该享有若干实权的大总统。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个精明强干、有现代头脑，而自视过高的政客徐树铮，真把‘民元约法’当成护身符，而敢于去黎的总统府替段总理背黑锅，不时的颐指气使一番。因此，他这位秘书长也就变成反段派底众矢之的。黎大总统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赶出国务院不可。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说的徐孙(洪伊)之争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这个转型期的北京政府，实在是个黎段共治的两头马车。黎认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属，组阁时阁员的遴选，他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孙洪伊，也就应运出任段内阁中炙手可热的内务总长了。段虽视孙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树铮更视之为眼中之刺，亦无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联合汲引之下，带有国民党籍的伍廷芳、陈锦涛，和程璧光就分别出任段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海军总长了。因此这个段总理，如真的负起‘责任’来主持国家大政，如参加欧战、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废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内政外交政策，而与阁员发生了龃龉之时，这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阁员，由于不同党派，而闹出双重忠诚(doubleloyalty)的政治问题，来个联合杯葛或辞职，段总理就要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单独到国务院去上其独人班了。　　笔者作此事实的叙述，一般读者看来，可能认为是在说故事、讲笑话，来奚落我们的段总理，其实这只是个真实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后来‘参战案’的高潮期，国民党籍和黎系阁员联合辞职，真逼得我们这位个性倔强、不善周旋，而又刚愎自用的段老总，真的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而上其独人班呢？黎总统就因为这位老军阀的国务院内只剩他一个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职’。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军的联合造反、溥仪复辟，一大串的政潮来，迫使他向外国使馆逃难。最后还要恭请老政敌──段前总理，回来收拾残局的荒唐故事。到时再详叙吧。　　长话短说，在北洋军阀集团里，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民国政局最后崩溃到底，其骨牌效应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说穿了，实在是那时适当转型初期，中国中央政府还未能转出个可行的制度来。这个非牛非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纰漏不可了。　　试看段祺瑞这位所谓‘责任内阁’的内阁总理，在古今中外的议会政治史上，哪有个责任内阁之内，负责内政、外交、财政，和海军的重要阁员，都由反对派(opposition)的政客来充当呢？有之，则只有段总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纪录。因此，在这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荒谬情况之下，谁也弄不上轨道。形势比人强，史家就不能厚责于两位还是相当可敬的老军阀了。　　四无的总理，粗心的总统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议会政治上如此无知和窝囊(naive)，那为什么这个总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这我们就得说清楚段氏政治实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筑在他对当时北洋系所把持的地方藩镇的影响之上。这些藩镇老爷的现代名称，便叫做‘地方军阀’了。我们读史者，不是动不动就说民国初年那个时代是‘军阀时代’吗？的确，那时中国的政权是落在军阀之手，他们并且有个松散的组织叫做‘督军团’。而这个督军团内，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他们为着群龙无首的实际需要，也是由于所谓旧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们都以段总理、段老师的马首是瞻，这就是段的潜势力所在了。　　其实段祺瑞本人倒是个四无的总理，他一无直辖的军队；二无可以盘据的地盘(像张作霖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岑春在两广那样)；三无固定的经济收入，除由英国人所控制的若干‘关余’之外，段内阁没个固定的财源。它初成立时连维持北京治安的军警、府院国会人员的薪饷，都无法按时发放，要靠有国民党籍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去四处张罗(见下节)；四无一个固定外国势力可以倚靠(像国共两党最初之联俄，国民党后来之联美)，皖系直承袁世凯衣钵，原有其反日之传统的。段祺瑞其时之力主‘参战’，而日本尽力加以阻扰，便是段要抵制日本对山东的掠夺，皖系后来之终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国参战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阴谋得逞以后的事(详下节)。　　从表面上看来，段在北京政府之内的政治基础，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段派，对他难免就有其过分轻视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错误，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总在北京政府之内变成个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职’，这一下他就触动了一个大的马蜂之窝，群蜂齐出，督军叛变，黎老总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这一来，再经过一番‘张勋复辟’的闹剧，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话。　　绝对服从V.S依法分工　　皖系的政权既然靠的是地方军阀的支持，这些地方军阀又是什么回事呢？这儿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节我们不是提到传统中国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问题吗？合久必分就必然会出现王纲解纽、法统扫地、藩镇跋扈的老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近现代中国，就是所谓‘军阀横行’了。　　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运做的国家，不论帝制或民治，总得有个维持社会安定的法统。老实说，当代中国所谓‘转型运动’，也可说是从一个老的、不合理的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转’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比较合理的新法统。　　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在传统中国里，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是什么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语录里明确记载过的老话，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从共产党闹革命，闹出来的经验之谈。只是下面还有一句：‘中央服从个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其实这十八个字，便是我们两千年来帝王专制制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颂的‘秦制度’(秦始皇所发明的制度)的精义之所在，这也就是维持旧中国安定的‘老制度’、‘老法统’。因此从现代政治转型史的观点来看问题，毛之倾心于这项老制度、老法统，就是所谓封建反动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转型最后的目标，是现代化的议会政治，不是谁服从谁的制度。把它翻译成中文也有个十八字诀，那就是：‘上下各有职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便是如此的，这就和中国式的‘下级服从上级……’那十八个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一套所谓‘民主法制’，是完全与我们政治传统相违背的洋东西。我们要把它全部学会而掌握之，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民国时代一时学不到，大家搞起议会政治来，其结果反变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详下节)。哪能不打他个头破血流，弄得‘民国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旧法统，不论是如何的封建反动和不合理，它却是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们既然搞不出个新制度来代替它，弄得无法无天，全国大乱，那就反不如保留这个有效率的老制度为佳了。这也就是民国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国不如大清’，当前大陆上某些保守的中国人，还在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道理了。　　这也是‘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时都要发生‘回水’最主要的原因了。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恶的症结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间的政治运作，没个制度可以遵循，维持旧中国安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老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二人之间一旦发生了疙瘩，不论是大是小，不论为公为私，都无法和平解决了。把话说清了，则黎段之间的问题不得解决就没什么费解了。　　王纲解纽，藩镇跋扈的现代版　　在拙著前卷‘袁氏当国’中，我们曾提到民国元二年间，袁世凯和国民党之争的问题也在此，那个原有的‘老制度’没有了，按议会政治的规则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新制度’，孙袁两方都还不谙此道，对之置若罔闻，不愿遵守，大家就搞起‘枪杆出政权’了。孙的枪杆被袁的枪杆打败了，孙袁双方就都要恢复秦始皇的老办法了。孙在野，只能口说；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运动之前，他也的确的做到了，中国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复了短期的安定，革命党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场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余生了。　　袁之糊涂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龙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后辈蒋介石、毛泽东一样的聪明和机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做做终身总统，朋友！袁还是个治世之能臣呢。在他的治下，古老的中国可能不需要等到江泽民、朱镕基的出现，也就早登富强之列了。不幸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自己来搞黄袍加身，历史三峡，就要发生回水倒流的现象，前功尽弃，言之可叹。　　袁死黎继，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没有了。下级既不服从上级，全国也不服从中央，中央也不服从一人了。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里面，便叫做‘王纲解纽’。在一个有两千年，习惯于‘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一旦王纲解纽，便全国瘫痪，一瘫到底，法纪荡然，就变成藩镇跋扈、军阀横行了。　　不受国家法令管束的‘军阀’　　既然在军阀横行之下过日子，我们也就可以把‘军阀’二字慢慢来下个定义了。什么叫做‘军阀’呢？‘军阀’便是在王纲解纽、法纪荡然、制度瘫痪的情况之下，政府体制中以统率军队为职业的人，据其部队为私有，下级不服从上级，全体不服从中央，中央不服从一人，这种完全不受国家法令约束，或对国家法令阳奉阴违，而习于自由行动的武装军官，不论大小就是军阀了。　　笔者记忆中，幼年时，曾知道我乡的农村小镇里，出了个诨名叫做‘魏三闹’的‘魏督办’，他拥有枪兵二十余人，为一镇之长。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原是一个低级的民团(美国今日叫做militia)小队长。想不到一次军阀混战中，他的上级都不见了，他就变成我们这一镇的‘督办’了。他可以随意征夫、抽税以自给。我们全镇也仰赖他防盗、防溃兵，而与以由衷的拥护。后来政治秩序恢复了，新建的地方政权，动摇不定，对他既不敢、也不愿强加管束。因此他这个督办，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颇有生杀之权的小土皇帝。这就是笔者幼年所亲见的一个军阀细胞了。　　从这些小细胞开始，大到一县、一省，最大的军阀像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可以拥兵数十万，据地数省，做其督军、省长、护军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帅、大总统。那些没有地皮可据的游离军阀，像孙殿英、冯玉祥，或由孙中山所招揽的一些失去地盘的滇军、桂军、川军、湘军，则四处就食，随意倒戈，但他们既不服从上级，也不服从中央，更不受法令约束，而自得其乐，则本性不改也。　　这种大至曹锟，小至魏三闹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军阀，据当时研究军阀有成绩的专著，和笔者个人的计算，在十二年之内(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参见‘孤军杂志’，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国军事史’，以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册，页一─一六六。)　　因此本篇所谓‘皖系政权’，也就是漂浮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节所述，做为这个中央政府实际领袖的段祺瑞本人，却没个直属的部队和直辖的地盘。但是他和冯国璋二人却是北洋系的元老，他们下面的省级军阀，却分别依附在他二人的旗号之下，逐渐变成党同伐异的两大派系，这就是后来的‘皖系’和‘直系’军阀的来源了。因为段是安徽(皖)人；冯则是直隶(今河北)产也(两系名称亦另有说法，详下文)。因此他们直皖两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个东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国会的三头马车　　记得不久之前，邓公小平三起之后，某次曾在一公开场合，说明中国不能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因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同时运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销，效率太差，在中国断不能施行，云云。当时栖身海外的社会科学家都难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泽东那个土老儿，不懂啥叫‘人权’，邓小平这个土老儿则不懂啥叫‘制衡’。　　其实，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的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二战后国共内战，中共大搞其统战时，喊出最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强迫老K搞三头马车、三个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国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权分立的老口号，而另外搞其民主‘专政’的一个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认为，中国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十二亿人民就要挨饿。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下)　　　　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的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但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莩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底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烂。吃喝嫖睹，拉关系，走后门，都视为当然。当年北京的红灯区，住满高级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国会议员，最爱光顾的游憩之所。社会人士也见怪不怪。君不见，当时清望所钟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和‘家长’，──陈独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的初期嘛。社会舆论不以为异呢。且用个今日大陆上的口语，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关于当年国会之不得民心，参见张玉法着，‘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页四五○─四五一。)　　或问，议会政治，在今日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是全民景仰的体制，何以行之于中国，就糟乱若此呢？答曰，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这种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那有这么容易呢？百年回首，时至今日，二十一世纪了，且看台湾的议会政治，是否还有待改进呢？大陆至今对它还视为毒蛇猛兽，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总之，咱中国佬，要想掌握这套本领，恐怕至少还要半个世纪的苦苦磨练呢。近百年前，我们的老辈政客，看人家挑担不重，画虎不成，就出笑话了。　　【笔者附注】我的好友，当代治民初国会和政党历史的权威张玉法、张朋园两教授，都相信书面史料，认为民初国会议员真的是当时具有选民资格(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选民选举出来的。(见张着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在下比两位张教授痴长半代。舍下亲友老辈，颇有当年国会中人。根据笔者个人幼年期所听到的‘口述历史’，就没有一个所谓议员真是经过选民票选的。这也就是我个人所深信，‘口述历史’往往可以弥补著述历史之不足的缘故。　　再者，抗战后，我自己也具有选民资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亲眼看到的立监国大代，也绝少是真正选民票选出来的。参选的候选人，其主要竞选的地区，不在他们参选的省县，而是在南京四处请托。当时大陆上最现代化的选区，上海南京应该是模范了。可是我在先岳吴开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区选出的立委马树礼博士闲谈，马公就告诉我说，当年在上海参加选举，‘没有开公点头，是不可能当选的。’其所以然者，是当时立监国大代的名额的分配，已由国民党各派系，和民青两党议定了。竞选者只能在各该党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竞选，与社会上的一般选民，关系不大也。吴开先先生当时是执政党、CC系驻上海监管选务的要员。没吴氏点头，任何竞选者，都难得冒进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后地区，尤其是民国初年，那就更不用谈了。　　笔者本人在离开大陆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当过一阵编辑和记者，个人所见所闻的选举故事，也是笔难尽述的。此处谈点个人的观察，绝无意低贬前贤老辈，我只是觉得‘形势比人强’的历史古训。我们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是分阶段前进的。时代未到新体制不但是无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断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远。　　且看民初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曾享有许多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拒贿和秘密收贿的自由(像曹锟贿选)。在国民党时代，虽然许多自由都没有了，但是竞选者如认为选举不公平，还有抬棺材抗议的自由。到共产党时代，不但抬棺材抗议的自由没有了，连开会不举手的自由也没有了。这就是历史三峡中的回水，把躐等引进的政治社会体制，回冲得，愈冲愈远的实例之一啊。　　孙中山也受贿百万马克　　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和半公开的酬劳、佣金、手续费用等等，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的纪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侦探案了。最难想像的是，连一代圣贤的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他们帝国主义者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为著「反参战’，他老人家也曾接收过德国政府秘密奉送底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实际上只收到一百万马克，另外一百万，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为著「反参战’，中山接受了德国的大量酬劳，在当时是早有蛛丝马迹的，国民党的党史家，对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数目多寡，两方授受的详细情况，却是个不解之谜。一直到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战后留学德国，返国后曾任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有年。接触广泛，著述丰盛，中外咸钦。关于此项发现，李教授在著述之余，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国史馆都做过公开报告。国史馆主持人，当时是曾经孙国父耳提面命的党国元老黄季陆先生。黄公也公开认为此项报告为十分难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该认真处理。　　笔者有幸亦曾亲往旁听，也曾与国祁老友多次细谈。据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国原赠中山之数目为两百万马克，而中山所实收者，不过半数；至于所余百万之款何往，李教授则认为，可能为经手人曹亚伯所中饱。但是一般民国史家都认为数目太大，曹君小党员，不会有如此大的肠胃可加以吞没也。另百万马克，有人怀疑，可能是由德国经纪人直接送给另一反参战钜头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据了。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认为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认为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则何事不可为？这一概念，对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为圭臬的。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钜款。它对其后的中国内战，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下章再说吧。　　二○○一年十月八日于北美洲　　不是议会政治，是帮会政治　　这也是转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现象吧，这种不新不旧的政客，他们所表现的新旧之长，往往远不如他们所保存的新旧之短。前篇已言之，这种政客，在民初所组织的各种大小政党就不下三百余个之多，参众两院的议员，往往身兼数党，而且朝秦暮楚，为着一己政治利害，而变换无穷。　　在袁世凯时代，所谓政党内阁，曾盛传一时。为着争取‘入阁’，甚或‘组阁’，小党派成员乃纷纷结盟，毁党造党，分别形成了亲孙的‘国民党’和拥袁的‘进步党’，事详前书。在两党之间发生了争执之时，不用说‘肢体抗争’之激烈，不下于今日台湾之立法院。斯时去古未远，议员们所使用的文具，都还限于毛笔和砚台。在辩论激烈时，往往笔砚横飞，墨汁四溅，当之者就头破血流不成个人形了。所以后来国会之中数百只的石制砚石，都被钉牢在办公桌上，动摇不得了。笔者述史，为何连个小小的砚台，也不放过？无他，搞微观史学，从小看大耳。　　我们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实行的议会政治中，一些肢体抗争的现象，只是大陆当年搞议会政治的遗传而已。一脉相承，没啥稀奇也。今日台湾，李前总统，和吕副总统，都不要做中国人了。但是他们政治血液的因子，还是地道的国产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陆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坚决否定议会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馆中，民初国会中的砚台，和今日台湾闹选举的乱象，您或许也会同情他底恐惧的。大陆太大，乱不得也。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民国初年，搞议会政治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们如何搞实际政治，则明暗、大小就各异其趣了。在袁世凯时代，他们要参加选举总统，组织内阁，场面大矣哉。所以要毁党造党，从小变大，庶几人多势大，进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当政时，总统和内阁人选早定，搞政治变成搞小圈圈，以便争取实权、实利，搞大党就不如搞小派运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首先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萎缩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组其‘宪法商榷会’，和‘政学会’(后来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政学系’的始祖)一类的小组织，以便在当时最热门的政治事件中，实际参加，并发生影响。一些沧海遗珠的国民党员，则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庐派’、‘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一类的小组织。总之，原来号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是被一些亲孙、离孙，乃至叛孙的一些小组织代替了。　　至于老的‘进步党’，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启超等人领导之下，与袁世凯时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无形政团)联合，也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宪法研究会’。因此，这个恢复了的‘老国会’，就变成两个以研究宪法为名的政团短兵相接的战场了。[参见，一辛着，‘中国政党小史’(节录)，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一，页二一三─二三○。]　　可叹的是，他两方倾掣，重点不在福国利民，而是以各该系的本身的利益为主。因为他两系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没有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所以他们既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也不代表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就纯粹以各该系政客最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了。这也就把最高级的议会政治，低贬成最低级的帮会政治了。事实上，上述邓小平和江泽民所诟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是画虎不成，走了样的中国式、走火入魔的‘帮会政治’。　　在宏观史学的远景之前，议会政治盖为将来中国必有的客观实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当国者，都被帮会政治(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吓昏了头，便错把帮会政治，当成议会政治了。　　老国会是怎样恢复的　　再谈谈三头马车之一的国会吧。袁死段继之间，那时各派政客和南方军阀，争得最厉害的，便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两者在当时都是神圣无比的，但是读者知否？所谓民二老国会，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只结不散的，没个固定任期的万年国会也。这个国会的上下两院，共有议员八百七十余人。他们是在民国元二年之间，经各省‘选’出的代表，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职开议的。这在民国史上号称‘第一个正式国会’里，国民党原是第一大党，宋教仁便是想运用此第一大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夏季)，虽然导致孙袁决裂，但袁世凯对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却屈与优容，因为他要利用当时的国会，来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在他当选了并于十月十日正式就职之后，国会正在进行制宪，并曾推出一部中华民国制宪史上‘第一部宪法’，所谓‘天坛宪法’。可是这部宪法还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时，袁就在国会中找个借口来驱除国民党议员了。结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于同年十一月五日被袁勒令吊销，国会失去了开会的法定人数，这个所谓‘民二国会’就被解散了。其后袁氏又借口他底总统大位是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来的，而民元约法是个施行‘内阁制’的约法，与他担任的‘总统制’相矛盾，所以他要修改约法。因而，在外籍宪法顾问的鼓励之下，袁就炮制出一套适合他理想的‘新约法’，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这样得寸进尺，他后来就做起皇帝来了。　　等到他袁皇帝加冕未成，又取消帝制回头做总统时，袁又恢复使用他的‘新约法’。段祺瑞便是在袁氏恢复‘新约法’时出任国务总理的。袁死之后，由于南方护国派的坚持、段的同意，‘新约法’再度被废除，‘民元旧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也就随之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底八月初，相继恢复了。这段很复杂的故事，我们曾做过详细的叙述，本篇只略为反刍一下，以帮助说明这个老国会恢复的经过。　　‘参战案’是怎样开始的？　　第二个更严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参战案’了。　　所谓‘参战案’者，便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到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的协约国，对德宣战。日军既然不能远赴欧洲去参战，它就向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它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详前卷。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的去‘参战’的问题了。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　　这时美国的对欧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援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国宣战了。美国既然参战了，美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呢？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国舆论之上，就发生中国参战与否的现实问题了。　　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马，这批‘北洋军阀’之热中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氏之单纯了。其时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义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反参战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大总统，就同床异梦了。黎元洪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包括国共两党当政时期)。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是一位徒拥虚名的政治领袖。但他却有其被利用的政治价值。这时刚刚恢复建制的老国会，和国会之中的多数党(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现时在野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像原护国军首脑、现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广西督军岑春、广东督军陆荣廷，也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底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关于参战辩论和舆论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军阀’，第三卷，颇有选录，见页五六─九九。)　　反参战的理由何在呢？说来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站在一个民族革命家的立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就是一埸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产，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拦路打劫去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头语)，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来，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孙中山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在他底号召之下，商学各界，就深受影响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却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时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期间(一九一六春季)，他们初次摆脱了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也。加以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但是他们原和黎元洪一样，也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忌嫉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他们以反参战为借口，而达其拥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若论部分国会议员之反参战，其所反者，实际上亦系北洋系之专政，非参战之政策也。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实在非关闳旨。若在任何情况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参战与否，原不在话下也。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利用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而已。还是李宗仁先生的话说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制宪、参战，两大政治皮球　　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唐氏以亲戚身分，私人干政；国会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个分权单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当成政治皮球，在议会中踢来踢去，这个中央政府便要搁浅了。今日台北政坛的混乱，多少也似乎与这个传统有关。当年的当政者的袁段蒋毛之憎恨议会；后来邓江诸公对议会政治的顾虑，显然也在此。　　从大处说，当年黎段当政时代的国会里，就有两大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闹垮了段祺瑞内阁，引起轩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议会政治瘫痪到底，天下大乱，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两大皮球，第一是‘制宪’；第二便是‘参战’。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是制定宪法。他们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法，才能约束独裁，防制寡头。让政党党魁组织责任内阁，使政党政治发生实效，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这一理想，在袁世凯时代，被老袁彻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时代，他们就企图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的精英都集中到一个新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去了。进步党的精英则热衷于他们的‘宪法研究会’。两党的本身，对他们活动分子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过去了，今日我们回头看去，所谓宪政运动，在民初中国，似乎只是笑话一场(且看纵在五十年后，刘少奇还曾手执宪法，向红卫兵喊叫的惨事，其余就不必多说了)。这就叫做‘文章不与政事同’了。但是在当年的国会里，他们却搞得煞有介事。黎总统当时对政党政治就表示支持，段总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级军阀和政客，对他们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压制了。　　但是国会毕竟是人多势大的机构，段系只是一些旧式军人和政客，他们一不会组党来以毒攻毒；二不会发动革命群众来助纣为虐。他们只能利用便衣军警用零星小钱，来雇用街头失业游民，甚或乞丐妓女，来组织所谓‘公民团’，以最可笑的方式来包围国会，作其下流的反击。反击无效，他们就动刀动枪来对付国会了。秀才遇到兵，这民二老国会，终于被张勋的枪杆解散了。　　从‘无法无天’到‘法令如毛’　　前节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上的几十个字了。一旦他们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发生了疑问，由谁来解释(释宪)才算正确呢？纵使另有权威(大理院)解释清楚了，有谁能来强迫两造服从(司法)呢？两造纵使都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则每项政治设施和处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规(行政法)呀！这样一来，岂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实说，朋友，任何先进的法治国家，都是讼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积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几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国当政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法律也没有。从这样一个无法的落后国家要转变成法令如毛的现代化法制国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则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钻其法律漏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领导的中国为例吧，大陆今日是迅速的现代化了，为着实际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这如毛的法官群中，据说却没几个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学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离真正的法治，纵在今日，都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何况百年之前？(广东近有法官一万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无大专学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称职，而被免职，见纽约‘世界日报’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做‘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著「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作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双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覆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覆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册，页一四四─四七。)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十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乘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共产党的‘人民政协’)，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泡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底‘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的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底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