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作品相关作品相关人类历史自诞生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大国崛起和衰落的交互更替，就存在着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巨大鸿沟，为破解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内在原因，许多专家学者、智者精英都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试图寻找出深蕴其中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课题，令人着迷而又困惑，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所言：“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美国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先生横跨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他身兼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著述完成的《国富国穷》一书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称得上卓有成效。他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的兴衰贫富演变作了精湛而深刻的分析，旁征博引，见解精辟，甫经问世就被西方学界称誉为划时代的《新国富论》，堪与亚当·斯密的经典名著《国富论》相媲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认为：“戴维·兰德斯针对世界经济史上成功和失败的重大事例写出了一部精湛的通鉴。他饱含激情、视野开阔、坦陈己见、笔锋犀利。有人以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兴衰与精神文化因素无关，读此书后显然会再思一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说：“戴维·兰德斯对现今世界各国贫富分布的由来，作出了新的历史性的研究，展示出一幅辽阔画卷，（该书）充满真知灼见。历史事件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此书会让读者通过各国种种际遇反复体会到一个主题思想，看出欧洲为何在经济上领先。难以置信的渊博学问体现在一种轻快有力的散文式叙述之中，它将使读者手不释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称赞说：“真精彩。此书无疑将证明戴维·兰德斯在他的领域和时代是杰出的。”尤其令中国读者感兴趣的是，兰德斯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当中的位置，用相当多的篇幅探讨了曾经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为什么在清朝后期迅速从繁荣坠入困顿，从虚无的“天朝幻想”到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而陷于欺侮掠夺之中。该书2001年由我社翻译出版，很快多次重印，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有关专家学者及读者对该书宏大的主题、深邃的思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读书》、《参考消息》等多家报刊发表了多篇书评以及对原作者的访谈文章。此次再版，我社请校译者对译文的字句做了更为准确的修订，并重新设计了封面和版式。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和平崛起不可逆转并牵动着世人的目光。虽然国际上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不同声音的解读，但对于每一个致力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来说，应该以更宽阔的胸怀来面对世界，用世界性的目光来面对历史。相信本书总结出的国家兴衰更替的内在规律、国家富裕贫困的深层原因，会带给我们有益的借鉴和深刻启迪。《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目　录目录（1）引言第1章大自然的不平等第2章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第3章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第4章发明的发明第5章地理大发现第6章东进喽！第7章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第8章又苦又甜的岛屿第9章东方的帝国第10章为了爱财之心第11章大财源第12章胜利者与失败者：帝国之资产负债表第13章工业革命的性质第14章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在那时？第15章英国和别的国家《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引　言(1)引言穷国为何如此贫穷?富国为何如此富足?对这个问题尚未有新的解释。——保罗·萨缪尔森1976①1836年6月，内森·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亦译罗思希尔德，该家族是欧洲著名银行世家，自19世纪初至今，其势力遍布英、德、法、意、奥等国。内森·罗斯柴尔德(1777—1836)是该家族第二代的一员。——译注从伦敦动身，到法兰克福去参加他的儿子莱昂内尔与其表妹夏洛特的婚礼，并与罗氏兄弟讨论自己的子女进入家族企业的事情。内森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至少在流动资产上是如此。不消说，只要愿意，他付得起任何钱。内森59岁，略显肥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性格不屈不挠。然而，在离开伦敦时，他正遭受着背部(靠近脊柱底端)炎症的折磨(一位德国医生诊断为疖子，但或许是脓疮)。②尽管经过了医治，痛处仍然化了脓，并越发疼痛。然而，内森坚持从病床上爬起来参加了教堂里的婚礼。如果他卧病在床，那么婚礼只好在旅馆举行了。内森还忍着疼痛，继续处理商业事务，他的妻子做着记录。同时，著名的特拉弗斯医生被从伦敦请来，当特拉弗斯表示无法医治时，一位大名鼎鼎的德国外科医生被请来，或许准备开刀清洗创口。一切都是徒劳，病毒的扩散无法抑制。1836年7月28日，内森与世长辞。罗斯希尔德家的信鸽将一个不幸消息带回伦敦：内森去世了。内森·罗斯柴尔德或许死于葡萄球菌或链球菌感染引起的败血症——习惯称之为血毒症。由于缺乏更详尽的资料，我们不能确知他是死于疖(脓肿)还是死于医生手术刀引起的继发感染。此时，细菌理论尚未问世，人们对消毒的重要性一无所知。没有杀菌剂，更别说抗生素了。这位买得起任何物什的富翁就这样死于一种普普通通的感染。而在今天，随便到哪一个医院，找哪一个医生，甚至到任何一家药店买药，都可以轻松治愈它。自从内森·罗斯柴尔德的时代以来，医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更好、更有效的药物——治愈疾病与创伤——只是整个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已，更主要的则是由于疾病预防和生活清洁，人们的寿命延长了。水质清洁，污物的迅速处理，加上个人卫生的提高，使一切得以改观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肠胃感染是最大的杀手，它的传染渠道是：污物→手→食物→消化道。只要这种看不见的致命敌人出现，就会时不时地为霍乱弧菌等传染性病菌所推动，致人于死命。公共厕所是最主要的传染途径。由于缺少清洁用纸和可洗内衣，在那里接触污物是极容易的。穿着脏兮兮的毛织品——毛织品难以洗干净——人们不由得搔痒。手上并不洁净，但人们犯的一个大错误是饭前不洗手。而讲卫生正是那些规定沐浴的宗教群体——如犹太人、穆斯林等——发病率和死亡率低的原因。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优势因素。人们极易被说服相信，如果犹太人死得太少，那是因为他们向基督徒水井里投了毒。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人们的宗教信仰或教旨有所改变，而是在于工业上的发明创新。工业革命时期，新技术的主要代表产品是廉价的可洗棉布，随之，从植物油提炼出来的肥皂得以大批量生产。普通民众第一次买得起内衣裤——它由可洗纤维做成，富人常贴身而穿，故又称为“贴身衣裤”。人们可以用肥皂洗衣，甚至洗澡。当然，洗澡太多则意味着身体太脏。为什么爱清洁的人沐浴如此之勤?其实，这无伤大雅。人们的卫生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普通民众常常比一个世纪前的国王、王后的生活更清洁卫生。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的第三个因素是人们的营养更好。这源于食品供应的增加，更源于交通的便捷，迅速。地方供应匮乏引起的饥饿现象变得少见，饮食趋于多样化，食物中所含的动物蛋白质越加丰富。这些变化与其他因素一起，使人类体格更高大强壮。当然，与以上因素所导致的医疗和卫生受益不同，营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习惯、口味和收入状况。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加利波利遭遇英国远征军的土耳其人惊奇地发现，吃牛排、羊肉长大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人与英国磨坊、城镇里长大的矮小青年身材之高下迥然不同。任何关注从穷国迁往富国的移民状况的人都会发现，移民的后代比他们的父母高大、健壮了。由于以上进步，人的寿命大大延长，而且贫富之间差别缩小了。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再是感染(特别是胃肠感染)，而是老年人的各种消蚀性疾病。富有的工业国家向全民提供医疗保障，因而收效最为显著，甚至某些较贫穷的国家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医疗卫生的进步说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将科学和知识应用于技术，会取得回报。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和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并鼓励我们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远年轻。然而，从科学基础的现实来看，这些幻想不过是富人和幸运儿的梦想。知识收益的分布未达均衡，即使富国内部也是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多样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国家的国民不惜花费巨资来减肥；有些国家的国民仅能维持生计；有些国家的居民则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与这些差别相关的是这些国家在发病率和寿命长短方面的巨大差异。富国居民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往往为年老神衰而发愁，他们健身以保持体型，与胆固醇作斗争，通过电视、电话和游戏消磨时光，用诸如“金色年华”或“人生第三黄金年代”的隽语安慰着自己。“年轻”是美好的，而“年老”成为不受欢迎和成问题的字眼。《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引　言(2)与此同时，穷国的居民却在挣扎中求生。他们无需为胆固醇或肥胖担忧，部分由于衣食无着，部分由于早年夭亡。他们力求安度晚年，如果他们活得到老年之际，子孙们会孝敬老人。过去，世界分为两大权力集团：“东方”和“西方”。现在，这种划分已不复存在。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财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们常被称为“北方”和“南方”，这种划分主要是地理上的。但一个更精确的划分是“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因为这一划分标准也是历史性的。这正是在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和危险。与之相关的唯一迫在眉睫的忧虑是环境的恶化。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财富不仅带动消费，也带来污染；不仅促进生产，也引起破坏。随着产出和收入的增长，污染和破坏也急剧增加，正是它们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空间。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其间存在着什么问题呢?概言之，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如瑞士)和最贫穷的非工业国(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400∶1，而在250年之前，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5∶1；欧洲与东亚或南亚(中国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约为15∶1或2∶1。③今天，这一差距仍在增大吗?就贫富两极而言，确然如此。有的国家不仅是“不增长”，而是相对甚或绝对地更贫穷了；有的国家不过仅能维持现状；有的则奋起直追。为了我们和他国的利益，我们富国的任务是帮助穷国人民变得富有和健康。如果我们做不到，他们仍会企求得到他们制造不了的东西，而如果不能通过出口商品获益，他们就会输出人口。简言之，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贫穷者应如何着手?我们如何提供帮助?这正是本书力图为答案作出贡献的问题。我着重于“贡献”一词。没有人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所有包治百病的建议不过等同于千年之梦想。我计划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些问题。这是因为，我从专业和气质上来说是一个历史学者。而研究这样的难题，从自己确知、自己能做得最好的角度出发，是最明智之举。同时，理解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探讨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弱?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历史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确保提供一种答案。另一些人思考过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多种解释。他们大多分属两个学派。一派把西方的富有和支配地位看做是善对恶的胜利，他们认为欧洲人举止优雅，组织良好，勤苦劳作，而别的人则疏忽大意，夜郎自大，懒怠成性，愚昧落后，迷信不智。另一派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欧洲人侵略成性，冷酷无情，贪婪，寡廉鲜耻，伪善；别的人则快乐无邪、天真而虚弱；他们无奈地面对侵略，终成牺牲品。我们认为，这两种善恶绝对分明的看法都含有真理的因子，但都有意识形态上的虚妄。真实情形往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第三种流派则认为，“西方—其他”的二分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其他国家早期曾取得重大成就，欧洲不过是一位后来者和免费搭车者罢了。这种说法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近千年来，欧洲(西方)一直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有些人认为，欧洲中心论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对世界来说更是不好，应予避免。这些人是该这样做。但对我来说，相对于善心而言，我更钟爱事实。我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注释1“IllogicofNeo-MarxianDoctrine”一文，第107页。2Wilson，Rothschild一书，第102页。3此处主要参阅PaulBairoch，“EcartsinternationauxdesniveauxdevieavantlaRevolutionindustrielle”一文，载于Annales：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34，1(Jan-Feb1979)，145—171，并略作删改。如按实际标准(“人均购买力平价”)计算，两者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80∶1。参见Ram，“TropicsandHumanDevelopment”，P1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6。《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1)第一章大自然的不平等地理学处境艰难。在小学读书时，我就要阅读和观察地图，甚至凭借记忆把它们描绘出来。早在“多元文化主义”一词被创造出来以前，我们就通过学习了解到了陌生的地方、未曾接触过的民族和奇特的风俗习惯。同时，在更高得多的层次上，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学派林立。在法国，任何人在研究地区历史以前，必须首先弄明白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以备研究之用①。在美国，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及其门徒研究了地理特别是气候影响人类发展的途径。尽管亨廷顿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而且非常有用，但他却使地理学得到了坏名声。②他走得太远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联系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他把自然影响乃至文化影响都归因于地理。最终，他按照气候的差别划分文明的高下，并且将最佳文明——即他认为是最好的文明——归因于有利的气候。亨廷顿在耶鲁大学任教，所以他认为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所在地。——译注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清爽宜人的，这并非巧合。真是幸运儿。他认为，自此以下，境况逐渐下降，而有色人种所在地区则接近于最底层或处于最底层。然而，在表述这些观点时，亨廷顿不过是在回应着伦理地理学的传统。哲学家很容易把自然环境与人类气质联系起来(以及冷热之间、冷静沉思和热情洋溢之间的明显对比)。19世纪人类学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响着美德与智慧的分布，而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本人所在的群体则是美德与智慧的最富集之处。③今天看来，事情有时却是另一番情景，非洲裔美国人的神话制造者认为“太阳人”是快乐的和富有创造力的，而“冰人”则是冷酷和没有人性。在喜欢用人种学的观点确定行为与性格的知识界，这种自得的分析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人们越来越理智、并反对令人讨厌的群体对比时，这种分析方法失去了信誉，不再被人们接受。地理学也跟着倒了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时，除因之而被解雇者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④随之，一系列名校——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取消了地理系，同样也未遭遇严重抗议。以上做法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是史无前例的，确实反映了地理学领域的学术弱点：缺乏理论根基，包罗万象的机会主义(婉转而言是普遍的开放主义)，人文地理学特有的“轻易”。然而，这些批评背后，隐含着对某些结果的不满。地理学沾上了种族主义的痕迹，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然而，如果“种族主义”意味着个人行为举止与群体——特别是某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群体——成员身份的好坏联系，那么，没有任何学科或课题比地理学更少有种族主义特色。因为，我们关注的这一学科是研究环境的影响，并不探讨群体引起的特征。气温、降水量及其时间分布或者地形，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应有人因之而受到赞扬或谴责。尽管如此，地理学仍然散发着异端邪说的气味。这是为什么?其他学科也曾经传播胡言蜚语，或夸大其词，但并未受到如此的藐视和毁谤，也许那仅仅源于疏忽!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然而，在地理学中，这种字眼俯拾皆是。⑤简言之，地理学带给人们的是坏消息，而人人都知道，报坏消息者会有什么遭遇。正如一位从事实践工作的人所言：“与其他学科不同……研究者要为结果负责。就像有人希望在阳光普照的时候到海滩上去，天气预报员若没有准确预报太阳是否出现，即应负责一样。”⑥然而，我们并非否定一切的智者。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研究农业经济时所说，“(如果)把赤道南北两三千英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这里生活水平低，人们的寿命短暂。”⑦保罗·斯特里滕简略提到人们直觉地反对坏消息的态度：或许最突出的一个事实是，不发达国家大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在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新近的著书立说者多半粉饰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它反映了我们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持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的偏见，不愿意承认今日穷国所面临的基础条件与较富国家工业化前时期的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⑧确实，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有些学者还抱怨技术和发展了技术的富国，谴责说：正是技术和富国发明了适合温带的方法，导致富有潜力的热带沃土处于休耕状态。另一些学者则谴责殖民列强使赤道社会陷入混乱，从而丧失了对环境的控制。例如，奴隶贸易导致大批人口流失，大片地区荒无人烟，回复为丛林，从而导致采采蝇产于非洲的一种蝇科吸血昆虫，亦称舌蝇，传播非洲锥虫病等。——译注泛滥和锥虫病(睡眠症)流行。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宁愿采取沉默姿态。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化。历史学家不能为了取悦当今而抹杀或改写历史；而经济学家若提出不论早晚所有国家都会发展的假设，就必须随时准备面对错误带来的难堪。⑨在当今热带医学和高科技的时代，不管一个人如何评述地理限制作用的下降，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虽然昔日的作用更大。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我们将先谈环境简单而直接的影响，而后论述较为复杂和间接的联系。首先从气候谈起。世界的温度和温度模式多种多样，反映出所在位置、海拔和阳光倾斜度的不同。这些不同直接影响了所有生物的活动规律：在北半球的寒冬，许多动物只得蜷伏冬眠；在炎热、寸草不生的沙漠，蜥蜴和蛇则在岩石或地表下纳凉(这正是许多沙漠动物是爬虫的原因：爬虫可以爬行)。人类倾向于避免极端。他们经过沙漠但并不停留；所以阿拉伯沙漠中有“无人区”。从理性上说，人类对困难有厌弃的倾向。只有贪婪——寻找和开发金矿和石油——和科学探究的任务能使人类克服这一倾向，并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总体而言，炎热带来的不适大于寒冷。这只是总体而言。如果有条件——适宜的衣着、住房，人们在冬季很容易过着温暖的生活。18世纪下半叶，法国旅行家福加·德·圣福德评论到，在冬季，英国农民因为有煤炭取暖，所以生活得非常舒适；而法国农民则蜷缩在床上，迫不得已的慵懒使他们愈加贫穷。我们都知道关于太阳和风的寓言。为对付寒冷，人们穿上衣服，建立或寻找住所，生火取暖。这些技艺可追溯到几万年以前，说明了人类从非洲发源地散布到气候较寒冷地区的最初状况。热则是另一番情景。人体肌肉活动产生能量，其中的3/4以热能的方式体现出来。就像机器或马达一样，人体必须把热释放出来，才能保持适宜的温度。遗憾的是，人类少有这样的生物器官。排汗是最重要的方式，尤其在迅速蒸发的时候。潮湿、“汗湿”的气候减少了出汗的降温效果——除非有仆人或奴隶在一旁给你扇风，加快蒸发速度。自己扇风可能有些心理作用，但身体运动产生的热量降低了实际的清凉效果。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技术术语称之为能量和质量守恒定律。《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2)减少这种浪费的最简便方法是不产生热量，或者说静止不动。故而，人类有一种社会化适应方式：午睡，即让人们在中午的热度下不活动。在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有这样一句谚语：只有疯狗和英国人在中午的骄阳下外出。当地人明白得多。奴隶制可以使他人从事繁重的工作。从历史上讲，奴隶制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相关并非意外的巧合。“在欧洲人的殖民地内，甘蔗都由黑奴栽种。生长在温带的欧洲人的体格，据说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从事挖土劳动。”见AdamSmith，WealthofNations，BookIV，ch7，Part2(本译文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注)。按照性别分工也是一样：特别在温带地区，妇女在农田干活、操持家务；男子则专事狩猎和战争，在现代则喝咖啡、玩纸牌、开车兜风。其目标是将工作和痛苦转嫁给不能说不的人。对炎热的最终解决办法是空调。但是，空调出现得非常之晚，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在这之前，空调只安装在美国的影院、医疗所、牙科所以及要人(如五角大楼的要员)的办公处。空调使美国南方各州的经济繁荣得以实现。没有它，亚特兰大、休斯敦、新奥尔良等城市也许还是昏昏欲睡的小镇。然而，空气冷却法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技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负担不起。而且，它不过是把热量从幸运者那里转嫁给不幸的人罢了。这需要能量的消耗，在生产和使用中产生热量(有所得必有所失)，从而提高了未能冷却的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只要走近空调的废气出口，就知道我所言非虚。当然，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并不曾有空调，它不过是新近的产物。因此，热带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相应地下降了。并不是所有的人赞同以上观点，参见Blaut，TheColonizersModel，第70页。布劳特认为，显然，“许多情形包括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有时间适应热带环境，那么各种人都可以在热带有效地工作。”布劳特反对自然利益分布不均的概念。以上就气候的直接影响做了论述。热，特别是全年炎热，有着更有害的后果：它鼓励与人为敌的生命形式的散布。温度升高则害虫云集，昆虫体内寄生虫的成熟和繁殖更为迅速。结果，疾病传播更为迅捷，对抗相应防治措施的免疫力随之提高。繁殖速率是流行疾病危险的关键因素：速率1意味着疾病是稳定的——一种新疾病取代一种旧病。像腮腺炎和白喉这样的传染疾病，其最大传播速率为8；疟疾的最大传播速率为90。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害虫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⑩。且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毒虫的清洁剂。热带国家——除去较高纬度的以外——不知霜冻为何物；最寒冷月份的平均温度高于摄氏18度。结果，热带成为生物活动的蜂房，其中许多生物对人类非常有害。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南面的地区威胁着所有在那儿生活的和经过那里的人们。新国家的出现及其征募军队的新兵体格检查，才使我们开始了解问题的范围。比如，我们现今知道，许多人体内潜伏着多种而不是一种寄生虫；所以有人病得不能工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以下举一两个例证，以表明现状如何严峻。非洲和亚洲的温暖水域里，不管是运河、水塘还是溪流，都生活着许多蜗牛，其体内附着裂体吸虫(血吸虫)，可在水里繁殖数以千计的微小幼虫，通过咬、抓等方式撕破哺乳动物的皮肤而进入其体内。一旦幼虫舒适地寄居在哺乳动物的血脉里，它就会长大成虫并进行交配，母虫排泄数千个带刺的卵——这些刺保证虫卵不被排出体外。这些虫卵会随血液流向肝脏和肠，并破坏所到之处的组织。他们对器官的影响可想而知：它们损毁肝脏，导致肠出血，造成致癌损害，妨碍消化和排泄。受害者经常发寒发烧、忽冷忽热，浑身疼痛，无法工作，并且身体虚弱，容易受到其他寄生虫的袭击或感染其他疾病。所以，常常难以确诊是哪一种疾病要了他的命。我们将该瘟疫称为蜗牛热，肝蛭，或按医学术语称之为血吸虫病，或比尔哈茨亚病，因1852年内科医生比尔哈茨亚发现该病源于血吸虫而得名。该疾病在非洲热带地区尤为流行，并殃及整个非洲大陆，以及亚洲和南美洲亚热带地区。它对在水中干活的人——如种植水稻的人危害尤甚。最近几十年来，医学提出了一些可以部分地防治此病的办法，可是这些杀虫剂的破坏性极大，使得防治几乎和疾病一样糟糕。用化学杀剂杀死蜗牛的办法也是如此：灭螺剂杀死了蜗牛，但也杀死了水中的鱼。一年的所得被随后的损失所抵消：血吸虫病依然缠着我们。并且，它曾一度变得更为致命。更为人知的另一类疾病是锥虫病——包括那加那病(牲畜锥虫病)、昏睡症和南美洲发现的恰加斯氏病等。这些疾病由锥体虫所致。锥体虫是一种寄生性原生物，因其体形似锥而得名，该虫钻孔打洞，危害性极大。锥体虫同样是“一种狡诈的野兽，有改变自身抗原的特异功能”。我们已知有百余种锥体虫，实际也许有千余种。有时你看得见它，有时你根本看不见。由于无法发现它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无法抵御它们的侵袭。抵抗这些疾病的唯一希望是，药剂——尚处于实验阶段——和向传病媒介开战。《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3)非洲锥虫病的传病媒介是采采蝇，一种肮脏的小飞虫，如果不能吸食哺乳动物的鲜血，它将干瘪而死。即使在今天，尽管已经有了有效的药剂，这种飞虫仍然大量繁殖，使得牲畜无法在非洲热带的大片地区生存。人类生存也很艰难。在热带医学和药理学出现以前，整个地区的经济曾被这种灾害所破坏：家畜养殖和运输都不可能；只有价值高、体积小的货物才可运输，而且只能人工搬运。不消说，没有人自愿做这种工作。人们在奴隶制度中找到了解决办法，而奴隶制本身是一种容易上瘾的瘟疫，使得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陷入无休无止的掠夺和动荡中。所有这些因素阻碍了部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使得依靠外来食物的城市生活几乎无法维系下去。能够促进文化和技术进步的交流因而姗姗来迟有的学者对这一历史后果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奴隶贸易不是非洲土生土长的产物，而是因欧洲劳动力匮乏引入到非洲的。这一贸易“使锥虫病由一种地方病变为人、畜都受害的普遍性疾病，使基本在控制之中的疾病变得具有毁灭性。非洲原本人丁兴旺，但自上一世纪末以来，有的非洲地区已经禁止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参见Blaut，TheColonizersModel，第79—80页。布劳特错误地引证Giblin，“TrypanosomiasisControl”，一文，但吉布林关注的不是16世纪开始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影响，而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殖民统治的影响(见原文第73至74页)，二人所表述的对象不同。即使最近以来，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参见Waller，“Tsetsefly”一文，第100页。需要关注的是，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早在欧洲人到达非洲之前，非洲就有奴隶贸易，而且阿拉伯人曾为伊斯兰世界抓俘虏，亦曾使得奴隶贸易一度兴盛。参见Gordon，Slavery，第105-127页。另一方面，且不管这些早期例证的起源和影响如何，大西洋奴隶贸易确实加重了这种罪恶。参见Law，“DahomeyandtheSlaveTrade”一文和Lovejoy，“Impact”一文。即使在这方面，仍有异议存在。参见Elitis，EconomicGrowth，第77页。(表11列举出关于热带和亚热带疾病的资料)。表111990年热带疾病的影响范围及后果疾病影响的国家感染人数(1000)危及人数(1000000)疟疾1032700002100血吸虫病76200000600淋巴丝虫病7690000900蟠尾线虫病341700090恰加斯氏病2116000-1800090利什曼病8012000350麻风病12110000-120001600非洲昏睡症362550资料来源：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SpecialProgramforResearchandTraininginTropicalDiseases，1990，引用于OmarSattaur，“WHOtoSpeedUpWorkonDrugsforTropicalDiseases”，第17页。显然，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医学的作用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人开始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之时。当然，在早期的年代里，医生尽管心存善意，但由于无知，造成的危害大于好作用。但是，他们确实使人们免除了痛苦。直到19世纪下半叶，病菌学说才为指导性研究、有效地预防和治疗疾病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医生依靠臆测、经验和想象诊断疾病。所幸的是，这些方法并非偶然得来。它们侧重于观察和现实的原则——只要你见到了我所看到的，你就可以相信你所见到的——补偿了因不理解而可能造成的失误。我们以全球最大的人类杀手疟疾为例。在发现病菌之前，医生把发烧归因于沼泽瘴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从近似的现象推断出来并非全无道理。所以，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被疾病带来的损失吓坏了，他们组织人排干沼泽，祛除瘴气(疟疾)。这些措施也许对空气清洁有些益处，或许没有一点作用，但却驱杀了蚊子。从1846—1848年和1862—1866年两个时期的比较可以看出，该地军人的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1%；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发病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而且，这些措施产生了有益的副作用。我们并未得到有关平民的统计资料，但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法国殖民者，他们的健康状况肯定有了改善。不论你如何评价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采取的政策和行动，他们确实使得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寿命得以延长，生活得更健康(某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也许会回答说，抽干沼泽给欧洲殖民者增加了可用的土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表明，改善环境是有所收益的：预防得病与得病后进行治疗相比，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在过去的百年间，医学和公共卫生学一起，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热带和贫穷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与那些自然条件良好、富裕的国家逐渐趋同。1992年，一个出生在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外共计10亿人口以上)的婴儿可以活到56岁，而一个出生在富国(人口828亿)的婴儿可望活到77岁。这个差距(375%)并不小，但与以前相比却小得多，而且会更小，因为穷国将变得较富，而富国人均寿命的增加会达到生物学限度，富裕也带来了环境疾病。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是婴幼儿(1周岁以下)的看护：最贫穷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从1965年的146‰(中国和印度为114‰)，下降至1992年的91‰(印度为79‰，中国为31‰)。该数字与富国的差距依然是明显的：同一时期，富国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幅度更大，从25‰降至7‰。但是，富国的婴儿死亡率不会再有大幅度的下降了。《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4)以上这些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就此心满意足了。现代医学可以保证婴儿存活、人类长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身体健康。确实，从统计数字上看，死亡率和疾病率是矛盾的。死人并不总是统计为病人。一位调查美国烟草行业的专家满脸严肃地争论道，如果从烟民预期寿命缩短这一点出发，对吸烟严重危害健康的估计应降低。当他这样争辩时，他也暗示了这一点。反之，对热带地区来说，抗生素、预防注射和接种疫苗拯救了人们的生命，但却使他们在病中挣扎求生。热带医学这一专门学科的存在，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性质。该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在科研人员、当地病人和各种帝国主义者中间，其代价也是高昂的。此外，疾病预防花费巨大，治疗则需要长期的药物控制，当地没有相应的设备，病人在使用方面也比较困难。1990年，大多数热带疾病患者生活在人均年收入400美元以下的国家，他们政府在卫生保健上的开支人均不足4美元。据说，制药公司每开发一种药剂或疫苗并将之投入市场，需要耗资一亿美元。显然，制药公司并不愿意迎合这类穷消费者的需要。即使在富国，医疗的费用也可能超过病人自身的负担能力和医疗保险的承受限度。例如，最近对艾滋病的治疗要每年花费10000到15000美元，直到寿终为止——对第三世界的病人来说，这是一笔不敢想象的花费。最后，地方习惯和风俗可能会促进疾病的蔓延，并阻挠医疗。疾病差不多是由人类行为的方式所造成的，治疗疾病不仅需要医疗，而且需要习惯的转变。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打针吃药容易，改变生活方式难。看一下非洲的艾滋病吧。跟其他地方形成对照的是，这种疾病在非洲的传染对男女一视同仁，多由异性接触滋生。传染病专家仍在寻找答案，已经被提到的因素有：男性杂交的传播；把肛交作为控制生育的技术手段；女性割阴蒂以防止性交欲望和快感，却造成长期创伤。严格来讲，这些问题都非医学所能解决，所以医生所做的不过是减少患者的痛苦、延缓死亡的到来。考虑到这些社会的贫穷，他们能做的并不多。除物质条件的限制外，现代医学还必须考虑到意识形态和宗教的阻碍——这种阻碍随处可见，但贫穷、技术落后的社会尤甚。人们宁愿相信江湖秘方和祈祷神灵保佑，也不愿接受外国的、不信神灵的治疗。信奉科学的西方人将这些做法一概斥为迷信和无知。然而，这些做法也许会带来身心的解脱，而且土产药剂或许不那么纯净和浓缩，有时却真管用。现代科学家和医药公司不惜花费重金研究奇特药品的价值，其原因正在于此。土著医学的经验主义疗法有时成功，加上人们对殖民主义的愤恨以及对本地文化的感情(更不消说旧派医生的特权利益)，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引起对热带(现代)医学的政治和人类学上的批判，以及——且不管如何谨慎——对“替代”疗法的维护。这一派观点认为，热带医学对非洲过分傲慢，蔑视当地人的医疗方法，所作所为少于他们应该做到的。而且，欧洲划定的边界和欧洲式的商业化农业毁灭了阻碍疾病传播媒介(臭虫、寄生虫等)的传统屏障。即使公共卫生“完美理智的”方法也会伤害当地人的感情，体格检查和预防或许被认为是有损尊严和盘剥。水是另一个问题。总体而言，热带地区降水充足，但降水时间往往没有规律、无法预测，且大雨倾盆，雨落如注，多为暴雨。平均计算降水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里的降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每年、每季乃至每天都有所不同。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90%的降水是时速25毫米的暴风雨，一个小时的降水(25毫米)等于伦敦郊区皇家植物园平均半个月的降水。爪哇的降雨更为急迫，全年降水1/4的时速为60毫米。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丛林和雨林杂生，种植颇为不易：这些物种多样的宝库滋养着各种生物，却偏偏不利于人及其有限的农作物。结果，人和自然都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人们试图砍伐价值连城的树木，从而导致乱砍乱伐和大量浪费。而且，丛林枝繁叶茂对种植极为不利。砍了丛林种植农作物，炙热的阳光直射而下，因为都没有枝叶的阻隔，倾盆大雨冲走了土壤的营养成分，造成新的荒芜。如果土质是黏质，富含铁铝氧化物，暴雨和阳光将在地表烘焙出铁甲般的硬层。这些土地种植两三年后，将被迫永久休耕。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很快就荒芜了，不久藤蔓和卷须爬满了住宅和寺院，窒息了一切。城镇也因此不能兴盛，因为它依赖周围地区的食品供应。现在，非洲的城市化经常杂乱无章，严重依赖国外的食品进口。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干渴的土地变为沙漠，沙漠的沙尘成为难以平息的侵略者，吞噬着沙漠边缘的肥土沃地。1970年前后，撒哈拉沙漠以每小时18英尺(地理学上称为一“驰”)的速度向萨赫勒地区推进。荒野的扩张是所有半干燥气候存在的一个问题：美国的大平原(记得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俄亥俄流动农工吗?)、以色列的内盖夫以及约旦河东岸、西西伯利亚都有所体现。由于降水较少，这里的农作物死于缺水，表土被风吹走。在温带地区，当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农作物又活了过来；但热带和亚热带沙漠就没有这样宽厚了。解决降水不规律的办法在于水的储存和浇灌，但这在蒸发速度极高的地区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印度的阿格拉地区，一年之中，降水超过农业当时需要的时间只有两个月，而这两个月中存留在泥土里的水仅仅三周就会蒸发殆尽。人类聚居区和文明沿江河而布，并非偶然，因为江河集中了全流域的流水和每年沉积的沃土：如尼罗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些古代文明的中心是最早的营养聚居地——尽管《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埃及人也为饥荒而担忧，并非所有的流域都这么慷慨无私。西非的沃尔特河沃尔特河源于布基纳法索(旧称上沃尔特)，在加纳境内入海，全长约1600公里。——译注流域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是大不列颠的一半——但在低水位时，在近入海口处竟成了涓涓细流，流量仅为每秒28立方米，与巅峰水位时的每秒3500—9800立方米形成鲜明对照。沃尔特盆地的旱季处在一年最热、风最大的季节，流水蒸发量之高，实令人沮丧。再就是灾难——这就是被称为百年一遇的洪水以及每10年一两次的风灾和旱灾。1961至1970年，22个处在“气候恶劣地区”(易淹、易旱和沙漠地区)的国家因飓风、台风、干旱和其他类似的自然灾难损失几达1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同期从世界银行得到的贷款总额，它们几乎根本没有剩余资金用于发展。孟加拉国土地与海平面差不多齐平，容易被水淹没。1970年的飓风使50万孟加拉居民丧命，10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印度多年来致力于实现粮食生产年增长率2%—3%的目标，但是一个恶劣的种植季节就会导致减产15%。甚至对富国而言，这种偶尔突发灾难的代价也是极高的。美国1992年安德鲁飓风以及1993年和1997年中西部的洪水泛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证明了这一点。对那些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而言，其后果更是残酷无情。如果有摄像机拍摄现场，我们对这些会有所了解；如果没有，谁会听见或看到数百万人被淹和饥饿待毙?如果没有人听见或看到他们的惨象，又有谁会关心呢?《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5)恶劣气候下的生活充满了危险、沮丧和残酷。人类所犯的错误，即使出于善心，也会加重大自然的冷酷无情。有时甚至善无善报。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地区依然贫穷；许多甚至比以前更穷了；许多广泛宣传的发展项目遭到了惨败(人们早先听说了许多项目，但它们失败后就没有什么回音了)；人们身体健康的提高被新病的出现和旧病的复发所抵消。非洲国家与这些灾难的斗争尤为艰苦。尽管它们取得了重大进步，有关死亡率和寿命长短的资料表明，非洲的发病率依然很高，人们营养不足，饥荒连着饥荒，劳动生产率很低。人们一度能够填饱肚子，现今这一点都做不到了。外国援助大多是粮援。那里的人民只开发了部分潜力，政府也无能为力。就非洲沉重的自然负担而言，非洲人民做到像现在这样，已经是令人惊奇了。然而，认为地理决定了一切是错误的。其重要性可以降低或规避，尽管要付出代价。科学和技术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我们所知越多，就越能够预防疾病、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显然，我们今天可做的多于昨天，对热带地区的预测也好于以前。但与此同时，对于这方面的进步还需要警觉和关注。我们在观察问题时，必须取下玫瑰色眼镜，忽视或将问题排除在外，不能消除问题的存在，也不能对我们解决问题有所裨益。“温带气候总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因为人与人不同，个人经验可能会产生误导。一个人的痛苦是另一个人的幸福。然而，热量消耗定律适用于所有人，没有人能在炎热、潮湿的环境条件下干劲十足。以下是一名孟加拉外交官回忆他本人和他的同胞访问温带地区时的感受：“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加纳这样的国家，我总是稍一用力或用脑就感到四肢乏力，而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不管长时间坐在案前，还是短途旅行，温带气候总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据我所知，所有访问过温带国家的热带居民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也曾看到数百个从温带来到热带的人不在空调室的时候，活力荡然无存、筋疲力尽的样子。“我看到，在印度和其他热带国家，农民、工人、实际上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和机关工作者工作节奏非常之慢，经常休息很长时间。而在温带，同样的人的工作节奏非常之快，并且他们浑身充满了活力，很少休息。我从个人和其他访问过温带国家的热带居民的经历认识到，热带和温带的工作精力与效率存在着如此奇特的差别，绝非全部或主要因为营养水准的不同。”注释1法国学派的一个特点是，他们非常自信。埃德蒙·德默林在世纪之交时曾说，“如果人类历史重新开始，而地球表面未曾发生变化，广义而言，它不过是自我重复罢了。”参见Commentlaroutecreeletypesocial(Paris，nd)，l，ix欲了解对地理学中欧洲利益所持的怀疑观点——诋毁之为“培训殖民主义”，可参见Blaut，TheColonizersModel，第45页，n3。2AndrewKamarck，TheTropicsandEconomicDeveopment。3参见ArnoldGuyot，TheEarthandMan一书(1849；reprintedin1897)，第251页；Livingstone，“TheMoralDiscourseofClimate”一文，第414页。《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6)4了解这个故事，可参见Smith，“AcademicWar”，第155，162页SBCohen，“ReflectionsontheEliminationofGeography”，第148页。5所以，对非洲农业的探讨限定在现有环境下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更容易些，无疑也更现实些。参见RP，“EnvironmentalConstraints”。欲了解绝对平等主义者对地理学的看法(没有人比他人的景况好，因为他不应如此)，参见Blaut，TheColonizersModel一书。6DavidSmith，“Climate，Agriculture，History：AnIntroduction”，第1—2页。史密斯进一步论证说，这一领域的学者应该“愿意接受同僚的嘲弄甚至排斥”。7“ConditionsforEconomicChange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JournalofFarmEconomics，33(November1951)，693被引用于一本非常有价值、不该被忽略的著作：AndrewKamarack，TheTrop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第4页。8“HowPoorArethePoorCountries?”inSeersandJoyeds，DevelopmentinaDividedWorld，第78页拉蒂·拉姆对赤道地区收入减少和生命缩短的研究“数据确凿，非常有价值”。参见RatiRam，“Trop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第10页。9LDonLambert，“TheRoleofClimate”，第339页andn1他把经济学家的片面方法与医生关注好人、给病人开药方时嘱咐要像好人一样生活作了对比，“相关的问题不只一个：什么原因导致发展?还有另一个：什么原因导致停滞?”10“TheDeadlyHitch-hikers”，TheEconomist，31October1992，第87页。11Elvin，ThePatternoftheChinsePast一书，第186页，其中提到，中国1264年的大事记中曾描述血吸虫病和其他寄生虫感染的状况，引自Jones，TheEuropeanMiracle，第6页。12TheEconomist，27July1991，第74—75页，亦见Giblin，“TrypanosomiasisControl”一文。13了解军队医院的发病率资料，可参见Bone-Curtin，DeathbyMigration，第65—66页。14以上资料来自：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4，Table1，第162—163页。15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1，Table28，第258—259页，and1994，Table27，第214—215页。理查德·伊斯特林称这些收益为“死亡率革命”——一个尚在进行的革命。16尽管现代实验技术和安全预防取得了重大进步，其代价依然很高。在与致命病毒的斗争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病毒源于热带。参见Altman，“ResearchsInfection”。17Sattaur，“WHOtoSpeedUpWorkonDrugsforTropicalDiseases”，第17页有人再次表示异议。参见Blaut，TheColonizersModel。布劳特争论说，直到最近，中纬度气候(他避免使用“温带”一词)像热带一样疾病肆虐，热带的居民有着针对病菌和寄生虫的适合的免疫功能。“难道这表明，热带天生(固有的?)不健康吗?或许答案是不。”18NewYorkTimes，16February1997，o1。19就西方科学医学与土著医学的冲突，参见Verma，“WesternMedicine”一文，该文作者认为，西方人保留着自己的秘密。西方人是带着医疗方法和印刷书籍到非洲的，当地的医师没有书籍，只有经验和秘方。西方人希望帮助他们，特别是普及种痘。但是，西方人教会当地人的比教给他们自己的国民少，因为相同的教育将损害他们的权威(第134页)。20参见GwynPrins，“ButWhatWastheDisease?”第164页。普林斯告诉我们，“健康女神被许多非洲人看做是殖民主义者的娼妓”。这篇文章并不令人喜欢，它留意到了殖民医学的失败和错误，对传统治疗方法充满同情。作者在科学和某种不同的“知识”之间摇摆：“为什么那些广泛接受的解释假定为普遍不适用呢?”(第178页)然而，从生物学上讲，非洲人与众不同吗?21参见PaulHarrison，“TheCurseoftheTropics”，第602页，这些变动事关重大。参见Sah，“Priorities”，第339—340页。该文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人在坦噶尼喀的花生悲剧。由于未估计到降水量的波动，英国人种植的花生颗粒无收(本书第28章将叙及此事)。22Wade，“SahelianDrought”一文，第234—237页。23Kamarck，TropicsandEconomicDevelopment一书，第16页。24引自RaajSah，“PrioritiesofDevelopingCountries”一文，第337页。25Bandyopadhyaya，ClimateandWorldOrder一本，第6页。《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1)第二章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大自然的不平衡，致使热带的不幸图景和温带远为宜人的自然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温带地区以欧洲的自然条件为最佳；在欧洲内部，西欧则独占鳌头。以气候为例。欧洲确实有冬季，冷得足以阻止病菌和害虫的大量繁殖。欧洲东部属大陆性气候，越向东走，冬季越寒冷。即使较为温和的冬季也抵御了恼人的疾病发生。这里也有地方病，但不像热带的疾病一样致命或致人残疾。寄生虫引起的疾病是一个例外。有人因此认为，这表明，欧洲人易受流行性疾病的侵袭：他们经受病原菌感染的危险不多，因而未能增强抵抗力。即使在冬天，西欧的气温也是宜人的。如果在地球上就同一温度划线(等温线)，就会发现欧洲大西洋海岸的等温线最弯向北部。挪威海岸位于北纬58°到北纬71°，其冬季的平均气温高于相比低20纬度的佛蒙特州和俄亥俄州。结果，欧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农作物。这里的降水相对四季均匀，极少暴雨，“就像来自天堂的毛毛细雨，润物细无声”。这是全球最为奇特的降水样式。整个欧亚大陆夏季的降水较为充足，而冬雨却非如此。冬季，来自大西洋的雨水到达欧洲中部和东部的平原时就减弱了，而亚洲的大草原为陆地所包围，缺少降水，因而有了“戈壁滩”。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为来自印度支那近海的雨水所救，美国的东南部为墨西哥湾的雨水所救。欧洲可靠而均衡的降水，使这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与古时盛行的河流文明截然不同。在河流文明中，控制粮食的大权落到那些拥有河流和运河的人手中。中央政府早就出现了，因为控制粮食者就是万民之王(《圣经》关于约瑟和法老的记载以寓言的形式讲述了这一过程。为了得到食物，饥饿的埃及人把他们的金钱、家畜、土地、人民依次献给法老〔《创世纪》47：13—22〕)。这些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欧洲。欧洲优越的气候是墨西哥湾暖流的恩赐。这一暖流起源于非洲的热带水域，而后流向西方，越过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然后沿东北方向再次横越大西洋。这种顺时针旋转产生于地球自转和暖流水势的上升；在南半球，赤道水流则是沿逆时针方向流动。在西半球，赤道水流都由东流向西方，带着赤道的热量与丰富的海洋生物。从理论上讲，南北赤道的水流量应该基本相等。但是，大西洋地质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使赤道北部的水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洋流。这就是：南美洲大陆板块断裂开来，美洲与非洲大陆剥离，特别是美洲最东部的巴西凸了出来(与之相符，非洲大西洋海岸的东部凹了进去)。巴西的凸出，拦腰斩断了赤道南部的水流，将其中约一半的水量送往赤道北部水流，从而造成巨大的暖水团，最终流向爱尔兰和挪威的海岸。这种地质上的幸运，使西欧一年四季和风细雨，蒸发缓慢，欧洲因之农业丰富，牛肥羊壮，阔叶林广布。当然，欧洲气候也并非整齐划一。欧洲的大西洋沿岸降水最多，也最为均匀，潮湿的西风使土地非常湿润。而到东部的波兰和俄罗斯大平原，气候逐渐具有“大陆性”，湿度和温度差别极大。地中海沿岸的陆地也是如此：温度适宜，但降水较稀少且不均衡。西班牙、葡萄牙、南意大利和希腊的农作物产量不高，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的所得大于种植粮食，畜牧业的收益大于农业。有人据此认为，相对于北欧而言，南欧这些恶劣的地理特点导致贫穷，甚至工业停滞①(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该问题，文化因素至少也是重要的)。果真如此，为什么欧洲发展得那么晚，比埃及和苏美尔晚了几千年?答案仍是地理因素：阔叶森林的存在。埃德蒙·伯克在对比印度人和英国人时说得非常之好：“当我们还生活在森林里时……他们作为开化的民族和从事农耕的民族已经千百年了。”②直到公元前1000年，欧洲人有了铁制工具之后，他们才能开垦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原本丰饶的平原。并非偶然的是，这些早年的欧洲居民首先在湖岸(即我们所知的湖上安家)和草原上定居，这里并不必然是最肥沃的土地，但在原始的、尚无冶铁技术的条件下，这里无疑是最适合的。之后，欧洲才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有多余的粮食供应致力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城市中心。即便如此，大部分森林还是保留了下来；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几个世纪，欧洲的人口减少了，森林面积反而有所扩大。有许多民间传奇故事流传下来，如《小红帽》、《汉塞尔和格雷特尔》、《拇指人汤姆》，还有其他近似的有关森林、野狼、巫师和危险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表明，若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如抒情诗般美妙，是错误的。欧洲也曾忍受过饥荒和疾病，经历过长期的寒冷和温热，遭受过地方病和世界性流行疾病。农民可以经受一季或两季坏收成，此后便是嗷嗷待哺了。此时，森林再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供给人们浆果、干果直至橡子和栗子。稳定的降水也意味着农业并非在边缘挣扎，一段干旱之后，等雨季一到，庄稼再次茁壮成长。人们不妨看看那些干燥地区，那里的农田种植是一场赌博，沃土有变为沙漠的危险——不仅仅有侵略成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阿拉伯沙漠北部边缘的约旦河东岸，还有西经100°以西的美国大平原、赫鲁晓夫企图种植小麦的西伯利亚草原、贝加尔湖周围的棉田——就会明白，在雨水稀少的地方，天地多么狭窄。有利的环境使欧洲人可以让许多土地保留森林和休耕，饲养家畜时无须到远方找寻牧场。这里饲养的家畜比别处的健壮、高大。《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2)曾蹂躏大草原的蒙古马，比欧洲的战马要小得多；阿拉伯的马匹也是这样。由于气候条件，印度的很多地区不能饲养马匹。当然，动物大小各有其优越之处。蒙古和鞑靼马在空旷如海的内陆行动迅速，可以用来迅捷而沉重地袭击周围定居的民族。而欧洲马驮着身披铠甲的武士，不啻是活坦克，在发动进攻时威风八面，不可抵抗。这两种战术的冲突引起了人类历史上几场最伟大的交战。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祖父、法兰克王国宫廷总管查理·马泰尔带领一队骑士在图尔附近与入侵的阿拉伯人作战，从而为似乎无敌的穆斯林扩张设下了一道西部路障。参见Gibbon，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一书。吉本非常重视这场交战，他认为，倘若当年是阿拉伯人胜利了，所有的欧洲人如今都要读《可兰经》，所有的欧洲男子都要割包皮。约450多年之后，在1187年的海廷战役中，萨拉丁率领的穆斯林军队让欧洲骑士冲击他们的阵地，在最后一刻闪开一条通道让骑士们冲过去。这时，十字军的战马已驮着骑士在炎炎赤日下奔驰了一整天，疲惫不堪。穆斯林军队再逼近过来，切断了欧洲骑士们的退路。于是，十字军在圣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和一套基督教封建政权就全部崩溃了。然而，从长远来看，胜利属于欧洲人。大动物在从事繁重劳动和交通方面具有优势。挽马可用于北部大平原黏质土的耕种(马比牛力量大，行动更迅速，可以在较少的时间干完更多的活)，并将新鲜农作物运送到城镇集市上。过后，它们还可以将野战炮运往战场，投入战斗。欧洲的牲畜体大，能够产生大量的粪肥(东亚农田多用人类粪便)。这使农田趋于集约耕种，农作物收成更好，从而形成螺旋上升趋势。结果，欧洲人的饮食富含奶制品、肉和动物蛋白，他们长得更为健硕，而且相对而言，较少受到肆虐于中国、印度的那种虫害的袭击参见EricJones，TheEuropeanMiracle，第6—7页：“在中国，粪便排入水中，使之成为肺蛭、肝蛭、肠蛭和东方血吸虫的世界库，而这些都是慢性病的重要病因。人类排泄物被用做肥料，对农民而言，泥土中的寄生虫传染是一种职业性危险。韩素音曾说，20世纪早期，北京儿童90%受到虫害，寄生虫在路边和楼旁随处可见……撇开反社会的习惯不谈，这是对人口稠密的温带气候地区开发灌溉农业时缺少肥料来源的惩罚。”在印度，人们没有卫生习惯，常常在公共场合如溪流、河流中大小便，而这里又是清洗和饮水的地方，因而情况比中国还糟糕。(几年之前，1/5接受过输血的中国人得了肝炎，这是因为献血者的肝脏为寄生虫所蹂躏，而血液筛分不完善③)。欧洲人身体更健康，寿命更长，更能在工作中发挥出潜力。参见Jones，EuropeanMiracle，转引Narain，IndianEconomicLife，第332—333页。纳拉因的资料取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欧洲在人口死亡率方面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500年或1000年以前，也许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差距较小。④这并不是说，当年欧洲农田的平均单位产量或人均产出高于温带灌溉地区。家畜粪便、耕地(将地下的营养翻上来)和休耕的益处，都不能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的沃土相提并论，甚至不能与黄河和长江的冲积平原相比，由于常年高温，那些地方每年可种植数季。长江的年淤积量大于尼罗河、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之和，而黄河的年淤积量是长江的3倍。参见Link，“AHarvest”一文，第6页。另一方面，由于水量或缺或多，以及敌对势力对灌溉系统的破坏行动，河边的农田耕种不时被打断，其破坏性远远大于多雨气候地区的旱季或湿季。由于对技巧的依赖，这些社会非常容易受到伤害。例如有人说，14世纪帖木尔及其鞑靼游牧部落破坏了波斯的水槽和供水系统，此后就没有再修复过。曾经人丁兴旺、土地肥沃的地方就这样荒芜了。该地区的王国和民族从未恢复过来。平均数是有欺骗性的。季风雨季是非常慷慨的，但每一季节、每年都有所变化。洪水和干旱是正常现象。在中国和印度，灾后的修修补补是紧迫大事。即使没有自然灾难的发生，雨季耕作和湿季收获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按可耕地单位面积计算，人口密度比非洲高30倍，比欧洲高40倍，比美国高100倍。⑤所以，不管物质条件如何，人们都早婚和几乎人人都结婚。实际上，这种最大限度再生产的增长方式——包括备战草料和领土扩张的资源，促使政治权势增强。中国能威震人口较稀的邻邦，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与之相对照，基督教徒特别是西欧的基督教徒则接受了文身、晚婚(直到自己能负担得起时才结婚)观念，孩子年龄也相差较大。中世纪时，物资短缺，欧洲人视孩子为潜在的负担。我们不由回想起《汉塞尔和格雷特尔》和《拇指人汤姆》——孩子被遗弃在森林里死去，父母走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河流流域文化的人口数量最多，而欧洲人多是小家庭，继承权和家庭联系不分割。《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3)所以，单单是数字说明不了问题。有人或许说，如果将健康和畜力考虑在内，与人口远为众多的亚洲相比，欧洲投入农业(每耕种单位)的能量更多。众生芸芸，亚洲的统治者热衷于修造外观宏大的建筑物，驱使许多劳动力为其卖命。这些终成欧洲游客为之惊诧不已的人间奇迹和丑闻——旅游胜地，而其国内极端奢华和赤贫如洗的鲜明对比更为人所惊叹。“亚洲宫廷、寺庙、陵墓和水利工程之壮丽，以及奢侈豪华和巧夺天工之作，似乎只能证明，如果石头多的话，这种政治组织会从石头中榨出血来”。Jones，TheEuropeanMiracle，第5页。书中提到，一个辩护者说，其实，许多工程并没有耗费多少劳动力，因为这些工程耗时较多，由数代人完成，这些人也可能受宗教驱使而自愿劳动(第10页)。你要信以为真的话，当然相信就是了。实际上，这些工程的监工全副武装，劳工的死亡率特别高。中国修造大运河和万里长城死亡数以百万计，参见Jones，TheEuropeanMiracle，第9页。欧洲人不曾需要建金字塔。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欧洲也有暴政。参观法国韦兹莱大教堂的游客也许会有兴趣听到，修建该教堂过程中，被征召的农奴曾三次起义反对教会权威。家畜也遭受磨难，例如，拉昂大教堂建于山上，其塔楼上有四头牛的雕塑，面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纪念将石头从下面平地运送上山的牲畜。这些牲畜的待遇比人好得多。这只不过是一种替代物而已。较近的例子，可看一下19世纪40年代从圣彼得堡修到莫斯科的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屈死的灵魂。欧洲，特别是西欧，非常幸运。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中国。⑥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中国。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中国有一句老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少人多。”⑦大约2000年前，中国华北的人口约为6000万——对这块土地而言，人口太众多了。在随后的1000年里，中国的人口变动不大。但从10世纪到13世纪初，其人口近12000万，几乎翻了一番。此后，主要是由于瘟疫肆虐(瘟疫也曾侵袭过欧洲和中东)，中国的人口回落，14世纪初降至6500—8000万。1650年，中国人口又升至10000—15000万，1750年20000—25000万，18世纪末超过30000万，1850年约为40000万，1950年65000万。今天，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2000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5强。这种惊人的增长是长期以来(直至今日)的生育观念之结果：早婚，几乎人人都结婚、多子多孙。人口多，要求产粮多；产粮多，又要求劳力多。单调重复的游戏。这种观念可追溯到几千年前。那时，亚洲平原东疆的某些游牧民族放弃牧人生活，定居而从事产出更多的农业。从一开始，他们的酋长就看到了人口数量、粮食和权力的联系。酋长们的政治智慧大概是由以下三点推断而来：(1)人口增长意味着可动员的潜在耕种者增多，可指派(种植)耕地；(2)储存粮食，以备将来作战之用；(3)粮食供应集中于固定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帐篷)。据史书记载，公元200年前后，曹操曾说，“国家的建立需要勇士和充足的粮食供应。秦人极其重视农业，由此建立了帝国。汉武帝利用军队屯田荡平西部边境。此前代所用之良方”。是年，曹操召集民众屯田许都(河南中部)，获粮万担。而后，他以此为基地，向四方推广屯田，而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结果，他荡平草寇(竞争对手的军队)，四海升平。半个世纪之后，“统治者为了荡平‘草寇’，期望扩展农业种植区，积蓄粮食供应”。为此，“还需要开掘运河，发展农业灌溉，给军队提供大批的粮食供应，并作为政府运输粮草的通道”。他们计算“六七年间将在淮水囤积3000万担粮食，足够10万人5年之用。因之，吴国将被征服，而魏军无往不胜”。事态的发展确如所料。⑧地无人耕，人无粮供。这种反复无常的波动，必然导致有些时期和有些地方出现贫困，乃至饥荒。家畜饲养更无发展余地。《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4)约公元300年前后，曾有史官抱怨：“三魏状况尤为恶劣，猪、羊和马的牧地却非常广阔。所有这些都应宰杀，以供无地或少地者填饱肚子……所有牧畜都应迁走，而让马、牛、猪和羊到空地上吃草，而四处流浪寻找生计的人们可由国家授予土地。”⑨显然，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有足够迅猛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都追求新土地和高产出，役使人民，以求养活人民。在北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统治期间，政府不再冒任何风险。没有牛的农民被迫出卖劳动，以换取借牛犁田。家庭都要登记，清查人数，并将应负劳役登记在册。“人们的名字都登记在负劳役的账本上，以区分他们劳动的好坏。他们被禁止喝酒、看戏，或弃农去酿酒和经商。”⑩那时，人们没有时间去娱乐和挣钱，只有种田和生养后代一条生活途径了。长远观之，这一单调乏味的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1中国人——他们自称为汉人——起源于亚洲北部大平原不毛之地边缘上的树林之中。他们筚路蓝缕，开垦荒地；然而，由于降水不规律，树木不茂盛，因而水土流失严重，收成很低。西部的开阔地带不能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所以他们随后南迁到黄河上游，在黄土上开垦农业。黄土是一种松软的土壤，其土质介于黏土和沙土之间。如能充分灌溉则肥沃，适合种植农作物。它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但也足够肥沃。黄土之上未生参天大树，因而没有金属工具也可以开荒种田，这一优点使黄土比较适于种植农作物。中国华北西部的黄土深达250米，土壤细致，易于耕作。参见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第29—30页。他在书中还引用了韦特福格尔对埃及农业的论述。埃及农业并非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而是上游的孟斐斯故地。农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卡尔·索尔强调土地“对易弯工具顺从”的重要性，注意到美洲印第安人首先在贫瘠但较容易开发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事实。2黄土种植属于用水和灌溉技术的农业。它为开垦更湿润、更富饶、也更具不确定性的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河谷环境作了准备。黄河上游水流湍急，水量大小变化很大，随流而下的黄土淤积在黄河东段弯曲部而迫使黄河在流经华北平原时几次改道，因而得名“中国之患”。人们在这里种稻——一种卡路里含量更高的农作物，当然，传统的粮食作物——粟、高粱、大麦——仍然重要。小麦是以后才出现的粮食作物。到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人已学会很多农业技术：通过人工手段和安排来改善供水和用水；使用驮兽(包括水牛)犁地；精密除草；将动物粪便和人粪用作肥料。所有这些都需要繁重的劳动，但回报甚丰。产量高达每公顷1000升，有相当多的余粮来供给那些不事稼穑的人。中国的能源系统进入良性循环。3公元8—13世纪，农业发生第二次革命。汉族人不断南移，进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将那些刀耕火种、无固定住所当地土著赶到一旁，让他们最后在深山或不适宜精细耕作的地方安家。现在，他们仍生活在那里，是人口最多的一些少数民族。这里气候更湿润温暖，冬季气候温和，夏季漫长，每年可以种植两季。例如，冬小麦在5月收割，可以在6月种植夏季稻，10月或11月收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人做得更好，他们在水田中种稻。在选用快熟品种后，每年可收获三季甚至更多。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们收集和捡拾每一粒粪便和排泄物；经常除草；培育秧苗(密度非常高)，而后移植秧苗(需要更多空间)，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田地。用经济学术语讲，他们用劳动代替了土地，中国每种植一公顷稻田需要60—80个农民(而美国只需要一人)，其产量比相当不错的旱田种植要高出2—3倍——达每公顷2700升。最高极限是，每平方公里农田产出的粮食可供养1000人。“13世纪，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复杂、高级的农业，唯有印度可与之相提并论。”这些并未给牲畜繁殖留下多少空间。当然，耕田驮物的牲畜和战马除外。《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5)猪——富人餐桌上肉的来源，以废物为食——也是一个例外。但是，牛羊不多：中国的饮食中少有牛奶制品和动物蛋白，羊毛织成的衣服更鲜为人知。当英国人试图将羊毛出售给中国人时，他们被告知，对习惯穿棉织品和丝制品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衣服太痒人了。确实如此。4此后的发现略微扩充了中国粮仓。在17和18世纪，中国从遥远的地方引进了新的农作物——花生、土豆、红薯和山药。这些农作物在干燥的高地生长得非常好，但归根到底，它们不过是在稻米供应不足时做补充之用。如果才智和辛苦劳动已不能再增进水稻和其他谷物的产量，但增加这些杂粮的产量还是没问题的。参见EmilyMBerstein，“EcologistsImproveProductioninChineseFarmingVillage”，NewYorkTimes，10August1993，C4版，谈到增加捕鱼量和节约肥料。5绝大部分食物依赖水稻产生了好坏兼而有之的后果。水稻的某些营养成分(特别是磷酸盐和碳酸钾)低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每英亩水稻所包含的热量大于小麦、黑麦和荞麦等温带粮食作物；但其蛋白质含量仅相当于以上农作物的一半。水稻是一种生长力强的作物，可在各种地方种植，也是唯一一种只要水分充足在贫瘠土壤里也能高产的粮食作物。另一方面，由于人在水田中劳作，人粪被用做肥料，劳动者极易受到血吸虫和其他肮脏的寄生虫的袭击，从而导致劳动力损失，增加劳动需求。对中国历史而言，这种劳动密集型、水利集中型能源模式影响深远。一方面，劳动依赖当地人民，这意味着中国永远不会让外国奴隶加入到中国的劳动大军里来(当然，尽管许多中国人不是私人奴隶，但也曾有劳役在身，不得解脱)。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绝对增加了。对分布较稀、组织较松和技术不那么发达的族群而言，要想阻挡汉人向外开拓是极其困难的。同时，对用水的管理要求超地区的权力，从而增强了帝国权威。欧洲观察家早就注意到了水与权力的这一联系，孟德斯鸠曾言及此事，为黑格尔所重复、马克思所效仿。此后，一位名叫卡尔·韦特福格尔的学者就此问题作了最详细的分析，他把这种以水为基础的统治，以及它所暗含的控制和奴役，称为东方专制(另一些人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但谨慎地避免提及这些不祥的文化和社会内涵)。一代西方中国专家热衷于政治的正确(认为毛主义及其晚年的具体做法是正确的)，很快为中国对实行民主的承诺作辩护。他们把水利命题批判得体无完肤。韦特福格尔是他们选中的靶子。《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6)一位学者从他的命题中看到了新帝国主义的一丝伪装：“显然，该理论所传达的行动信息是，建议实行干涉并为干涉正名。”这些表示忠心的言论所想要说服的，恐怕不是西方读者，而是中国读者，因为几乎所有这些对韦特福格尔水利论提出批评的人，都想要得到一个对水利论感到生气的政权的好感，从那个政权得到去那里访问的邀请。事实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反对水利论者指出，中国早年的人口聚居地并不严重依赖灌溉。那时甚至以后，用水大多来自水井，而不是从远方引水来用；而且，用水的管理常常由当地人设计和资助——似乎这些活动能多多少少驳倒以下事实，即水利方面，尤其是修建大堤、大坝、运河、防汛、灾后修复和赈济等重大任务所需劳力的征召和调遣，其最终责任都在于上级政府。这种干预非地方政府所能承办。赌注太高了。一方面，改变自然越是胆大，失败或灾难的范围及代价也越大。另一方面，只有粮食盈余才能保证政府的运转机制。这就是现实。一批学者在驳斥韦特福格尔的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可灌溉的土地、充足的社会领导权和国家控制，等等。”信哉斯言。注释1Tortell，“PatternsofEconomicRetardationandRecoveryinSouth-WesternEurope”一文。2EdmundBurke，“SpeechonMrFoxsEastIndiaBill”，1December1783。3CharleneLFu，“ChinaPaperDetailsRiskofHepatitisinTransfusions”，BostonGlobe，30June1993，第2页。4关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对经济状况的影响，参见AlanBerg，“MalnutritionandNationalDevelopment”，第126—129页。5Oshima，EconomicGrowth一书，第21页。6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一书，第23页。7Leeming，ChangingGeography一书，第11—12页。中国约65%的领土是山脉、丘陵和高原。8转引自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一书，第37页。9转引自Elvin，同上，第39页。10转引自Elvin，同上，第45页。11Jones，EuropeanMiracle。12转引自Chang，“AgriculturalPotential”，第338页。又见Debeir，etal，IntheServitudeofPower，第47页，该书提到，另一方面，稻谷(未脱粒的水稻)蛋白质质量高，富含氨基酸，因而优于小麦和玉米。13KarlAWittfogel，OrentialDepotism：AComparativeStudyofTotalPower。14参见ChiChao-ting，KeyEconomicAreasinChineseHistory，作者指出粮食和权力的联系：谁控制了大产粮区，谁就握有通往王国的钥匙。15March，TheIdeaofChina，第94—95页。16参见Stevens，“TheHighRisksofDenyingRiversTheirFloodPlains”。17Debeiretal，IntheServitudeofPower，第50页。《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三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