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已然浮现出来。在1946年初，美国经济呈现疲软态势，失业率上升，尽管此后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国务院的专家担心这种改善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依靠的是15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而这几乎达到30年代水平的四倍。这些出口中的大部分用于重建西欧，但是欧洲人很快就花光了支付进口商品的美元。当花完剩下的美元和黄金，欧洲就会沦入萧条，之后可能是抓住社会主义这根稻草以求自救。如果这样的话，美国人将失去最重要的市场，而且很有可能回到30年代的局势及其所有可怕的政治后果上去。杜鲁门在1947年初明白了这种局面，但是主张减税的共和党国会和他本人走低的民意支持率似乎使其难有作为。 转机出现在1947年2月21日。那天，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驱车前往国务院大楼。他通知艾奇逊说，由于本国的经济危机（超过一半的工厂停工），英国无力支付土耳其和希腊所需的2.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后来指出：“与英国从中东退出一样，这件事对其继任者也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 美国的官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从1944年一直到1947年，他们密切关注着希腊的事态发展，看到英国人为重新控制希腊而深深陷入希腊内战的泥潭。希腊内战中，一方是伦敦支持的保守的君主政体派；另一方是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NLF），由共产党领导，因领导希腊民众抵抗纳粹而获得民众支持，拥有很强的实力。到1947年，民族解放阵线接受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布罗兹（Broz Josip，即铁托元帅）的支持。这个南斯拉夫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希腊共产党同志的情意，而是想把希腊的一部分并入他的大南斯拉夫联邦。斯大林并没有直接卷入希腊的事态，而且他实际上越来越厌恶铁托过度膨胀的野心。 但是，随着民族解放阵线力量的增长，美国却实实在在地卷入了希腊的事态。在1946年全年，美国向希腊派遣特别代表团，在那儿砸下了2.6亿美元的援助款，并且站在英国一边。正是由于美国在希腊的这段经历，所以国务院可以在艾奇逊接到英国人口信一周之内就制订出详细的援助建议。仅仅19天之后杜鲁门就可以在国会面前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很明显，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给予希腊和土耳其4亿美元援助的要求（称做杜鲁门主义演讲），这对美国对外政策来说并非突然和重大的转折。 但是，杜鲁门演讲当中的逻辑却是全新的。这种逻辑是那些等待这机会已经很久的美国官员炮制出来的。正如这些官员当中的一位后来所说，当他们草拟这篇演讲的时候，“他们感到终于从多年来职业生涯中的顿挫中解脱出来了。那些在场的人觉得，世界历史正翻开新的一章，而他们能躬逢其盛，真是幸何如哉。” 这些话可以帮助理解官员们为什么做出那种特定的选择。比如，他们本可以简单地判定希腊的事态属于内战，美国没必要干涉。或者，他们也可以不事张扬地要求国会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同时把二战中遗留的武器转移到这两个国家去。然而，杜鲁门政府拒绝了这些可能的选项，而是选择了一种极富戏剧性的做法：杜鲁门高调现身于国会寻求支持，来发起全球性的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一位白宫的顾问评论说 ，杜鲁门的咨文“是这场战役中的第一枪，它让人们意识到战争决没有结束。” 在国务院官员们准备这篇演讲稿的时候，杜鲁门、马歇尔国务卿和艾奇逊也在会见国会领袖。国会议员们并不是热情友好的听众。共和党人急于要减税20%，还要从杜鲁门本已十分收紧的预算中再砍掉60亿美元。议员们一直拒不退让，直到艾奇逊开始发表他的一通论说：这威胁不是希腊内战而是俄国的共产主义；它的目标是控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是共产主义全盘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包围和夺取德国甚至于整个欧洲。这是一场自由和专制之间的斗争。所以说，通过保卫土耳其和希腊，美国人实际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艾奇逊最后做结论说：“苏联正在以最小的代价玩着历史上最大的赌局之一，我们，也只有我们，才有能力打破这场赌局。” 国会议员们大为惊骇。大家一片沉默，直到亚瑟范登堡（时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告诉杜鲁门说，国情咨文中一定得包括艾奇逊的解释才行。按照这位参议员出的主意，总统把美国民众“吓坏了”。但就公众舆论来讲，这种手法却很帮了杜鲁门的忙。（直到三年以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其他人在这件事上翻转了论调，指责这届政府对如此可怕的危险太过温和。）总统也向国会做出保证说，美国不仅可以控制援助希腊的每一分钱，而且还要通过控制其外汇、预算、税收、货币和借贷来全面管理希腊的经济，由此获得了国会的支持。 但在国务院内部，艾奇逊却遭遇到反对。苏联事务头号专家乔治凯南强烈地反对向土耳其之类的国家——其内部没有共产主义麻烦，同时又和苏联接壤——予以军事援助。与经济上的帮助不同，军事援助可能会挑起事端。艾奇逊不同意这种观点。这个增强土耳其军事力量的机会太好了，绝不能错过。这样，用一位官员的话讲，“土耳其被顺便和希腊一起放进了烤箱，因为这似乎是烹熟这只皮糙肉厚的鸟的最好方法。”凯南也对演讲草稿中那种刺耳的意识形态调门和美国对援助投入上不封顶的宣示直言反对。国务卿马歇尔和另一位俄国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也赞成凯南的意见，他们告诉艾奇逊说：“演讲中反共产主义高调唱得有点多了。”艾奇逊坚持他的立场。而马歇尔被告知，杜鲁门认为，“如果不强调共产主义的威胁”，参议院是不会批准杜鲁门主义的。 其实，艾奇逊精心地把核心的经济因素排除在了演讲之外。他和杜鲁门要的是一个谁都能懂、可以唤起行动的意识形态号召，而不是一个可能引起关于美国在中东的石油资产问题的争论的咨文。当然，经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注意到的，如果希腊以及类似的关键地区“相继陷入经济混乱的话，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它们会挣脱美国的轨道，尝试执行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最坏的结果则是，它们会投向俄国，成为其卫星国”，最终会导致一场比30年代更糟的萧条。 琼斯的观点被纳入杜鲁门3月6日在贝勒尔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重要演讲当中。这篇演讲给六天之后宣布的杜鲁门主义补充了经济方面的内容。总统坦白地宣称，如果国家控制的经济形态（如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扩张不被制止，私人企业所依靠的开放的世界市场得不到恢复的话，一场萧条就会发生，而且政府就不得不大规模干预社会。然后美国人就只好告别他们的传统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了。杜鲁门指出，“关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千真万确的一个事情就是：前两个自由与第三个自由相关。”因为“和平、自由和世界贸易是不可分割的。”他最后指出：“我们决不能再重蹈30年代的覆辙了。” 这样，总统就给予行将宣布的杜鲁门主义以经济方面的道理。由艾奇逊和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执笔起草的贝勒尔大学演讲稿所要解释的是，如果美国人想要保存他们的个人自由的话，那他们就必须重建铁幕以西的地区，以免它们陷入无序混乱、激进政府，甚至共产主义。 提出“杜鲁门主义”的演讲是1947年3月12日在国会发表的。这个演说阐述了这项事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总统提议拨款4亿美元来进行军事与经济援助，但是他也要求其他东西。杜鲁门警告国会说，现在全世界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做出抉择”。他敦促美国人民投身于帮助“各自由民族”、反对“极权主义政权”的事业中来。这个要求遭到批评；而且对美国人必须担当的这项事业杜鲁门丝毫没有加以地理范围上的限定（非洲和德国一样要包括在内？东南亚和西欧一样要包括在内？）。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指责杜鲁门把世界分裂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地区，然后直白地说，“我不想和俄国打仗。”在左翼，正在欧洲访问的亨利华莱士谴责杜鲁门是在“不计后果地冒险”，而这会让世界付出“一个世纪的恐惧”的代价。参议员范登堡急忙出面为总统辩护，把华莱士称作“四处游荡的破坏分子”。但是，这样的担忧不仅仅存在于塔夫脱和华莱士的头脑中。杜鲁门国会演讲之前不久，艾奇逊告诉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领导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当时仍是核武器领域里的顶级科学家）说：“我们正进入与苏联敌对的关系，”在制订原子弹计划的时候“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 国会左右为难，摇摆不定。当范登堡参议员开始对其所谓“我所经历过的提交国会审议的最重大的事件”召开闭门听证的时候，艾奇逊对杜鲁门主义的适用范围是否有限定的问题闪烁其词：“如果出现我们可以做点有用的事的局面，我想我们就一定要做。”但是他在一个问题上的态度十分明确：“我认为，那种以为在如何时候都可以和俄国人坐下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只有当西方具备了坚不可摧实力的时候，斯大林才会来听听美国的谈判条件是什么。艾奇逊断定苏联应对希腊革命负主要责任。美国驻希腊大使林肯麦克维（Lincoln MacVeagh）说，毕竟“任何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帝国都有扩张主义倾向”。（这位大使指的是1917年的革命，而不是1776年的。）但这种关于苏联人介入希腊事态的看法是错误的。希腊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原因，而铁托出于自己的目的对其加以推波助澜。但这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杜鲁门政府要求在任何地方都担负起反共产主义的义务，而不仅仅是针对苏联人。 这就在希腊造成一个特殊的麻烦，因为正如麦克维私下里承认的，希腊“最优秀的一些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是希腊的一个可悲的方面。”但是美国人不得不继续“做无米之炊……否则你就会失去这个国家”。希腊政府极为残暴，以至于国务院私下里警告它必须停止虐待政治犯，否则“总统的计划”就会受到破坏。然而，当有人批评杜鲁门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右翼政党的时候，他只要简单地问美国人是更喜欢“极权主义”还是更喜欢“不完美的民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总统和艾奇逊就这样使这些既想反共又舍不得花钱的国会议员上了圈套。正像一位重要的民主党人窃笑地一样，共和党人当然“不想被人前者鼻子走……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也不想做任何事情来阻止它。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无法回避，也都只能顺着说话了。”而且，杜鲁门总统动作如此之快，以至于国会别无选择，只能增加他的权力。范登堡抱怨道：“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代理人坐在这里，” 而是在处理“总统的宣战要求”之类的东西。这位参议员总结说：“我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除了说‘是’。” 范登堡此言不谬。国会接受了总统对这场危机的定性，这标志着冷战中的一个关键点——对外决政策制定的权力从国会山迅速转移到白宫。冷战之后这权力仍保留在总统那儿，部分地应归功于杜鲁门1947年做的示范：如何在一个分裂、多元的民主制度中取得一致意见。 国会演讲之后九天，杜鲁门宣布一个忠诚调查计划，用以搜查出政府内的安全威胁，这帮助他巩固了在国会获得的胜利。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时期的此类计划。该计划的表述含混不清，以至于政治理念和很久以前的社团关系都陡然间成为被怀疑的理由。最糟糕的是，被控告者将没有权利与指控者对质。 杜鲁门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把共产主义的议题炒热了，还给国会施加新的压力使其支持自己的主张。到五月中的时候，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他的请求。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这其中至少有四个原因。首先，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杜鲁门利用美国对国内和海外的共产主义的恐惧，使得美国人确信他们必须采取一种冷战的对外政策，而这种共识在此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都未曾被打破。第二，正如范登堡所看到的，国会正在给总统以巨大的权力去按照他的意志发动冷战。杜鲁门的个人声望在演讲之后迅速上升。第三，这是美国战后第一次大规模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战，而干涉是以反共为理由的。在未来，美国将会基于想象出来的同类原因介入类似的战争，比如结局令人不快的越南战争。希腊的情况在开始时也很糟糕，以至于在1949年底华盛顿的官员们甚至讨论派遣人数相当于两个师的美国人去扭转形势。幸运的是，后来发现这是没有必要的。南斯拉夫在1948年脱离共产主义阵营，铁托的精力转向国内，停止了对希腊反叛者的援助。没有了外援，希腊左翼力量很快就衰落了。但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前20年就差一点去大规模干涉一场别国的内战了。在希腊的成功似乎证明，只要美国人愿意就可以控制这样的冲突，手段无非是把麻烦归咎于“共产主义者”，并帮助保守派掌权。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杜鲁门用杜鲁门主义来给一个巨型的援助计划提供理据，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防止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崩溃。此后这样的计划扩展到全球范围。这位总统关于和共产主义斗争的必要性的说法现在变得令人费解了，因为无论有没有共产主义，西欧的经济都会经历严重的困难。美国人并不太明白战后重建和美国对世界贸易的依赖之类的复杂问题，但是他们很容易理解反共主义。 所以说，美国人以为之所以投身于冷战，是为了杜鲁门主义给出的那些他们能够搞懂而且听上去很对的理由；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那些他们不了解的原因推向冷战的。这样，正如杜鲁门和艾奇逊所愿，杜鲁门主义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盾牌，掩藏在其后的是美国稳步重建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打击激进左翼的行动。因此自1947年以降，任何对于西方体制的威胁都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释为是共产主义煽动的，而不是来自于体制本身困境所产生的问题。这是杜鲁门主义影响深远的和悲剧性的后果。 2 马歇尔计划 总统的计划很自然地就发展成马歇尔计划。尽管杜鲁门的演讲没有给美国的行动加以限定，但国务卿马歇尔确实把杜鲁门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西欧。参加完莫斯科外交部长会议后，马歇尔感到深深地不安，回国之后他在一次全国广播中强调西欧需要继续帮助。他宣称：“病人正生命垂危，医生却不慌不忙。”马歇尔曾与斯大林数度亲自晤谈，他深信俄国人相信欧洲会崩溃。马歇尔认为美国必须领导对西欧的重建，于是他建立了一个政策计划班子，由凯南执掌，负责制订政策方针。 凯南后来解释了支撑马歇尔计划的基本假设，而且这确实也是1947年到50年代中期美国战后政策的整体内容。凯南指出，除美国以外， ……从战略现实（就军事和工业潜力而言）的出发点看来，只有四个集团是世界上主要的力量。两个不在欧亚大陆上，即日本和英国。还有两个在欧亚大陆上，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欧…… 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我认为美国安全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将是中欧和俄国的军事工业潜力出于与我们敌对的目标达成联合与合作。它们将会真正建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从战略意义上讲甚至会使我们的实力相形见拙。我想，这项目标也并不是像人们经常描绘的那样很容易地就可以达成。我看俄国人并不一定有把这个地区牢牢掌握住的天赋才能……尽管如此，他们有政治思想的确定方向，有共产主义政治扩张的确定方向。 以这种假设作为前提，在1947年5月召开的那些通宵达旦的会议上，马歇尔计划的要点开始形成了。首要的问题都变成了如何对付俄国人。表面上，马歇尔接受了凯南的建议，“直截了当”邀请苏联集团加入马歇尔计划。但实际上，国务院要求各参与国公开经济记录以便美国审核，这就使得苏联不可能参与到马歇尔计划中来。更有甚者，凯南还建议苏联向欧洲运送物资，以此作为其残破的经济加入到计划中来的条件。而当时苏联的经济不仅已为战争所损害，而且当时还遭受着干旱和饥荒的天灾。很明显，国务院没有人愿意苏联被囊括进来。俄国的加入会极大地增加该项目的成本，锱铢必较的共和党国会是绝不可能同意的。实际上国会现在已经被杜鲁门说服了：对共产党只能斗，不能喂。 5月初，艾奇逊在密西西比州的克利夫兰发表了演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这两场演讲都揭示出了马歇尔计划的动机和实质。艾奇逊的顾问在草拟他的演讲稿时，断定美国的出口额正在迅速逼近160亿美元大关，但是进口额仅仅是出口额的一半，欧洲没有足够的美元填补这一差距。美国得向欧洲提供贷款，否则欧洲人就没有能力来购买美国货物。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测说将会有一次不太严重的商业萧条，另外，如果出口有任何实质下降的话，按一位官员的话说，“对美国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严重。”艾奇逊在密西西比演讲中强调了这些事实。 在哈佛，马歇尔敦促欧洲人制订一个“治疗而不是舒缓”的长期项目。6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接受了马歇尔关于应由欧洲采取主动的建议。他前往巴黎与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商量此事。俄国是否参与的疑问变成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真理报》已经把马歇尔的演讲斥为“携带着美元的杜鲁门主义”，称这种靠控制欧洲市场来拯救美国经济的做法是徒劳的。皮杜尔不在乎俄国人的这种说法，但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法国共产党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害怕俄国的缺席会导致欧洲大陆分裂，重新为复兴的德国所主导，迫使法国加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集团，所以他决定邀请莫洛托夫。俄国的立场一下子就温和起来了。 1947年6月26日，莫洛托夫率89名经济专家和工作人员抵达巴黎，之后的三天一直在不断地通过电话与莫斯科的官员们商议。俄国人正在认真考虑这项计划。他们甚至命令其东欧的卫星国准备加入马歇尔计划。莫洛托夫最后建议每个国家各自制订自己的复兴计划。但法国和英国则建议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制订一个供美国考虑的计划。莫洛托夫要求对德国施加新的钳制措施，英法却对苏联的要求加以稀释。莫洛托夫一怒之下退出了这次会议。他警告说这样的计划会损害国家主权，导致德国复兴，使得欧洲被美国控制，而且尤其不祥的是，将把“欧洲分裂为两个国家集团……在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上制造新麻烦”。莫洛托夫返回莫斯科后一周之内，苏联人就制定了他们自己的“莫洛托夫计划”。曾经表示对马歇尔计划感兴趣的波兰人和捷克人现在通知巴黎会议，他们不能参加该会议了，因为这“可能会被当作是反对苏联的行动”。 当剩下的16个欧洲国家煞费心思第制订出一个提交给马歇尔考虑的计划时，美国人在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上也做出新的动作：它决定迅速复兴德国。1946年底，美国人和英国人不顾法国人的反对，在经济上合并了英美在德国的占领区，并将行政职责交还德国人。1947年6月中旬，华盛顿的官员如此迅速地重建德国工业，以至于皮杜尔最后请求马歇尔让美国人放慢步伐，否则法国政府将难以为继，等不到执行经济复兴计划就会垮台。 欧洲请求美国在四年之内提供多达170亿美元的援助，这在共和党主宰的国会里是难免要费一番周折的。而国会当时正致力于做两件事：一是大规模削减预算，一是攻击杜鲁门，这两件事都是为了一年后举行的总统选举。1947年底和1948年初的委员会听证会上，行政部门提出了他们的理由。政府方面派来作证的人指出，只有受援国政府手中掌握大量资金才可以恢复基础设施，使当地货币可以被兑换成美元，结束美元短缺的局面，进而刺激私人投资重建欧洲。 乔治凯南在一份给艾奇逊的信件中总结了这个中心问题。“西欧困难的根源” 不在于“共产党的活动”，而在于“战争对欧洲造成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方面的破坏性影响”。所以，在最后的计划中，有着欧洲最大的共产党的意大利反而比其他经济上更重要的国家得到的援助更少。就此而言，马歇尔计划是围绕着一个复兴的和自主的德国做文章的。正如国务卿马歇尔告诉国会的，“欧洲的重建包括德国的重建。没有德国生产能力的回复便没有欧洲经济的恢复。但是我们必须对德国加以密切管制，使其在复兴后不再威胁整个欧洲社会。”马歇尔计划提供了一种绕开盟国对德国发展的限制的途径，因为该计划把德国绑定在了一个总体的欧洲计划上，然后向诸如法国这样原本非常不愿意支持重建德国的国家提供大量资金。 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对外政策的多用途武器。对于那些担心美国的出口会急剧下降的人，还有那些相信无论有没有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和世界的繁荣都依赖于兴旺的出口贸易的人，马歇尔计划都是一剂灵药。比如，全国制造商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s）的一位发言人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比一些政府官员温和得多的态度，他认为欧洲所遭受的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洪流”，而是“生产问题”——只有马歇尔计划才能解决的“生产问题”。 杜鲁门知人善任地任命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为马歇尔计划的主管。此公是一位资望颇佳的企业家，正如艾奇逊曾经观察到的那样，他“以经济上的萨旺那罗拉式的热情”传播一种“靠出口来拯救”的教义。 这个计划也吸引了强调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群人，其中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除苏联人外，所有的人都可以从马歇尔计划中各取所需。 3 “X”文章 马歇尔计划现在看上去并没有表明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是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它标志着美国政府使用经济策略作为主要手段来团结西方世界的最后一个阶段。该计划采用的是尼布尔所热切主张的那种更加和平也更加积极的路线，但这种路线很快就演变成了军事联盟。杜鲁门曾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同一个胡桃的两半”，这话被证明是对的。日后杜鲁门主义的军事方面变成更大的一半时，美国人都心甘情愿地默认了。 在一篇署着神秘假名“X先生”恰逢其时的文章里，乔治凯南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计划可以如此容易地被转变成军事方面的努力。华盛顿最受人尊敬的苏联事务专家凯南（他曾经把尼布尔称作“我们全体的父亲”）在40年代早期就一直警告说不要抱战后与斯大林合作的希望。在1946年初他从莫斯科向华盛顿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表示“克里姆林宫对待世界事务神经质的看法的根子在于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1917年之后，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东方的隐秘性和阴谋”相互混合，俄国的这种“不安全感”就有了爆发性的膨胀。 这封电报引起了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对凯南的注意，他帮助把这位外交官调回华盛顿，并对凯南发表“X”文章的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篇文章道出了政府关于什么使得俄国人像共产党人那样行事的看法。然而，这篇文章分析的出发点并不是对“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感”的强调，而是一种关于斯大林的政策的假定，即它是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这位独裁者决心利用“资本主义的包围”巩固个人权力的决心所共同塑造的，因为马列主义号召在外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势力，而所谓“资本主义的包围”可以被作为对苏联群众施加严密管制的根据。凯南对苏联人关于“包围”的这种说法避而不谈，尽管他承认在30年代纳粹和日本对于苏联曾恨之入骨。（他从未明确提及1918—1920年美国和日本军队对俄国的军事干涉，以及美国在整个20年代试图在政治上孤立苏联人的做法。）“X先生 ”相信，斯大林推翻西方国家政府的决心不会有丝毫松懈。如果苏联的政策有任何软化的迹象，那都不过是是故意用来麻痹西方、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因为归根结底，苏联的外交“只会沿着规定的道路前进，像一个上足了发条、朝向固定方向移动的玩具车，只有撞上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对像瘟疫一样蔓延的苏联侵略，“只有通过在一系列经常变换的地理位置上和政治议题上采用娴熟而警觉的反击手段才能加以遏制。”美国将不得不独自、单边地采取这种遏制政策，但是如果这样做没有削弱美国的繁荣和政治稳定的话，苏联党的结构将会进入一个巨大的紧张时期，在其达到高峰时“苏联的力量要么是崩溃，要么就是逐渐软化”。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冷战的更有趣的争论。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新闻工作者的领袖，也是不接受“同一个胡桃的两半”的观点的人当中的一员。他在激赏马歇尔计划的同时谴责杜鲁门主义的军事方面，因为他不同意凯南对苏联动机的评估。而苏联的动机当然是任何关于美国政策的辩论中的关键点。在一系列报纸文章当中（后来以《冷战》为题结集出版），李普曼认为苏联的政策更多地是由俄罗斯的扩张传统所塑造而成的，而不主要是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斯大林不仅仅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继承人，也是彼得大帝和所有俄国沙皇的继承人。”因为红军在1945年横扫中欧的胜利，斯大林有能力取得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们梦寐以求却得不到的地盘。这种观察角度使得李普曼能够把苏联的推进行动看成是传统的对国家安全的寻求，进而又使得他认为如果美国提议俄美两国的军队都从中欧撤离的话，苏联是会接受的。这样就无异于在这个火药桶一般的地区拔除导火线。 李普曼归纳出“X先生 ”和杜鲁门主义所主张的另外一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所有被认为应该‘遏制’苏联影响的国家中无休止地推行干涉”；在东欧农民以及中东和亚洲军阀中培植出“杰斐逊民主主义者”的徒劳而又代价高昂的努力；对于联合国，要么将其摧毁，要么使其变成毫无用处的反苏联盟；对美国人民造成巨大的压力，对其经济的管制势必日益严苛，而其士兵也会被派往苏联集团的地盘上去打仗。这位专栏作家警告说，如果真的按照“X先生”的谋略行事，在“经常变换的地理位置上和政治议题上”随时采取反击行动，那么苏联人将在冷战中取得主动，因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战场和和武器。最后，李普曼和杜鲁门政府一样强调德国的重要性。但与政府不一样的是，他认为控制东德的俄国可以从容地用策略战胜西方，即提出重新统一德国的最终方案来取得德国的合作，由此1939年纳粹和苏联条约就会重演。 李普曼的见识是很深刻的，但是他没有任何说服别人的机会。1947年8月底，国务院拒绝了李普曼关于脱离德国事务的建议。相反，美国官员认为联合国的“一个世界”“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政治现实是分裂的两个世界。”“X”文章也显示，政府正在依据另一种假设行事：除非达成“安全”，否则经济发展不可能发生。这种对军事性质的事务日益增加的关注在1947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变得很明显了：当时凯南建议美国要改变其对西班牙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独裁政权的长期敌对政策，以便在地中海区域营造适当的军事安全形势。而仅一年以前，美国还和英法一道要求西班牙人民使用政治手段颠覆佛朗哥政权，因为这个政府是亲纳粹的和威权主义性质的。凯南的建议标志着西班牙和美国关系的转变，而经此转变两国在1950年后开始了紧密的军事合作。 4 寻求军事安全 寻求军事安全的努力也改变了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眼见着蒋介石大势已去，国务院在寻找一个能帮助稳定远东的新合作伙伴。一个明摆着的候选人是日本，它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曾与华盛顿有过密切关系。它也是这个地区在工业上的潜在的动力源，堪称东方的德国。1945年以来美国就一手控制日本，而苏联人自然是被排除在外了。连澳大利亚都只是在承诺不妨碍美国驻日占领当局的首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权威之后，才被允许向日本派驻占领军。麦克阿瑟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其中日本正式宣告永远放弃战争），然后他操持进行了选举，而这次选举使他能够宣告日本人已经决定性地弃绝了共产主义；无论是对这位将军而言，还是对华盛顿的官员而言，这才是最根本的事。1946年，麦克阿瑟私下里拿美国的反共搏斗和基督在客西马尼的受难相提并论，因为“虽然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仍然是无往而不胜的”。 他还提到日本正在变成“我们的防御体系的西方前哨站”。1947—1948年，日本受到了“同一个胡桃的两半”的待遇。国务院对其1945年以来的政策来了个大转弯，决定重建日本工业并发展出健全的出口经济。与此同时，美国在日本列岛上的基地也将被扩充和维持，直到——用一位官员的话讲——“目前被缴械了的日本士兵重新拿起武器，其接受的训练足以保卫和平”。 如同在欧洲一样，随着美国把日本这个不久前的死敌改造成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盟友，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项新的安全政策被拿到一向是美国政策的“试验室”的拉丁美洲试行一番。1947年夏末，美洲国家会议在几经延期之后终于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美国代表团直截了当地定下了会议的规程。国务卿马歇尔称，会议将不讨论经济援助的问题，因为欧洲的复兴优先于拉美的发展。这次会议要做的是在集体安全的安排上迈出第一步。为了做到这点，美国希望每个国家都采取一些行动来对付未来的侵略者，无论这些行动是军事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美国代表团坚称，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保持真正的中立。 1947年9月2日，各国代表签订了《里约条约》，对西半球的集体自卫做出规定。这是在联合国宪章第51和52款原则之下形成的第一个条约。该条约规定，针对一个美洲国家的攻击将被认为是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攻击，当西半球三分之二的国家同意抵抗这种进攻的时候，所有的国家必须通过派遣军队或提供装备予以合作。 9个月之前，范登堡曾经哀叹拉丁美洲出现的“共产主义高潮”正在分裂西半球，尽管他没有拿出任何关于所谓“高潮”的证据。《里约条约》签订了之后，范登堡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对参议院的同事说：“这是黑暗世界中的阳光。” 次年3月，第九届美洲会议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召开，这给心情抑郁的华盛顿官员送来更多的“阳光”。美国再一次拒绝在经济方面承担义务。马歇尔所希望的无非是利用这个机会营造出融洽的气氛，以便使拉丁美洲法律（特别是关于石油资源的法律）对美国投资者变得更有吸引力。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洲国家组织宪章》（Charter of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被制订出来，建立了西半球磋商管理机制和军事战略方面的一个防务咨询委员会（Advisory Defense Committee）。 这当然是美国人很欢迎的事情。然而拉丁美洲人执意要附加一项关于指导西半球国际关系的原则和标准的声明。尽管美国反对，这项动议还是通过了。宪章中列入了第15和第16条。第15条宣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基于任何理由去干涉任何其他国的内部或外部事务。”第16条更明确：“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具有经济或政治性质的强迫性措施，去压迫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意志并从该国获取任何类型的利益。” 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该宪章，但这届会议是杜鲁门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重要的美洲国家间会议。杜鲁门政府已经得到了它所期望的军事安排，但可能也得到了太多的政治义务。 对于杜鲁门的“安全”努力特别重要的是，总统靠1947年7月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改造了他所说的“美国过时的防卫组织机构”。该法案规定，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部来代替三个独立运作的兵种，并正式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外还建立了给总统提供咨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整合和评估情报活动的中央情报局。“X”先生的养父詹姆斯福莱斯特尔成为首任防务首长（secretary of defense），而此人是总统的顾问中鼓吹对冷战问题采取强硬方式的领袖人物。两个月之后的5月22日晚上，饱受精神和身体病痛折磨的福莱斯特尔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大楼的第12层跳下或者失足坠下致死。 杜鲁门主义和“X”先生的政策路线所耗费的军事和人力成本比预期的要高。随着杜鲁门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联邦调查局局长）开始执行总统颁布的“安全忠诚计划”，这种高成本体现得更加明显了。在加拿大破获了一个间谍网之后，搜索颠覆性活动的行动加速了。 众议院非美国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明白地表示，杜鲁门在对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的判断上当然是正确的，但却没有全力以赴去铲除共产主义。1948年3月，委员会要求调阅由联邦调查局收集的忠诚记录。杜鲁门把这件办砸了。他没能充分利用委员会夸大国内共产主义威胁的短处去对付它，反而指责委员会试图掩盖本届共和党国会的不良记录。他拒绝交出这些记录，表面上是因为这些记录属于行政部门自身的权限范围；然而实际上的原因是杜鲁门担心，如果共和党国人看到那些记录中对某些联邦雇员不忠诚的指控——而这些指控是基于道听途说、未经证实的主观臆测和个人恩怨，那么11月就会成为一个对其政治前途甚为不幸的月份。 杜鲁门不能诋毁自己亲手发动的忠诚计划，又无法从他自己为“吓唬”美国人而编造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共滥调中脱身，只能眼看着别人在自己身边耕地播种，让麦卡锡主义的杂草丛生。5 苏联人的新政策 自从1946年伊朗和土耳其的危机之后，苏联人在国际事务上曾一度不很活跃。但莫洛托夫退出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却又成了一个转折。俄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德国身上。20世纪90年代开放的档案证实，政治局把马歇尔计划解释为美国想要“在旧的基础上（1941年以前）恢复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只要它们服从美国资本的利益就行”。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西欧，并且把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紧紧绑在一起，这就对斯大林试图影响西欧的政策的企图产生了不利影响。斯大林相信，马歇尔计划的目标也包括把东欧地区绑定在一个全面的、多边的全欧洲范围的重建资本主义的进程上，从而打破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这位苏联独裁者做出强烈反应。冷战本身由此剧烈地改变了。 莫洛托夫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来收紧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一项以双边贸易协定为内容的计划，即“莫洛托夫计划”从1947年7月开始把阵营内的国家和俄国绑在一起。最后的一个步骤发生在1949年1月，这就是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简称COMECON)的成立。经互会是一个推动和控制整个苏联阵营经济发展的集中化机构，堪称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回答。作为这一系列动作的结果，本来在1947年已经跌至38亿美元的苏东贸易额在1948年翻了一番，到1950年时翻了两番，1952年更是超过了250亿。东欧贸易额的70%都是与苏联或者集团内部其他国家间产生的。 从巴黎回来四天后，莫洛托夫就宣布建立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该组织包括俄国、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斯大林加强控制的又一个工具。这是斯大林对于捷克人和波兰人有意加入马歇尔计划的回答。8月底，在第一次情报局会议前一个月，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显示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在清洗了反共的左翼政治领袖之后，苏联人靠操纵的选举施加直接干涉。所有的反共反对派都消失了。 美国的官员完全理解为什么苏联人要搞这些新政策。正如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11月对杜鲁门内阁所说的，“共产主义的进攻已经受阻，俄国人已被迫重新评估他们的形势了。” 美国人在这8个月的冷战中占了上风。但是，苏联人的困难给国会提供了一个借口：如果俄国人并没有造成什么威胁的话，那就先别急着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援助送到欧洲去。随着马歇尔计划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国会也在拖延时间。在全国各地的演讲中，马歇尔试图以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由来兜售该计划。他的观点大家都听不进去。美国经济看上去还不错。距离1948年总统选举仅仅数周的时候，杜鲁门面对的是重大的的政治和外交失败。 正在此时，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捷克人曾试图向西方敞开大门同时又不冒犯苏联人，为此在与俄国打交道时煞费周章。这种政策早在1943年底就已开始，当时捷克领导人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这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变成苏联集团的一部分。然而，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s）和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他是欧洲外交的一位要角——成功地防止了共产党的完全控制。1946年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38%的选票，在所有的政党中得票最多，此时斯大林也没有进一步采取加紧控制的措施。1947年底，由于西方援助的诱惑和国内政治的变化，捷克政府开始疏远苏联。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才像杜鲁门一样回想起1938年捷克扮演的关键角色，决定使1943年条约生效。捷克共产党的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要求取缔独立的政党。1948年2月中旬，当哥特瓦尔德下令成立一个全新的政府的时候，苏联的军队陈兵边界。同时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苏联代表团飞抵布拉格，要求贝奈斯屈服。共产党在2月25日全面控制了捷克。两周之后马萨里克身亡——要么是自杀，要么像杜鲁门认为的那样是一出“卑鄙行径”的牺牲品。 杜鲁门正确地指出，这场政变“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他私下里深信，“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与英法在1938年和1939年面对希特勒时惊人地相似。” 在1947年底，匈牙利就已经是受害的先例了，即便说它所受的压迫比捷克要轻一些。两个月之内将有新的机会向共产党情报局招手：意大利即将举行选举。1948年3月5日，人在德国的克莱将军发来一份电报。克莱在电报一开头就说，尽管“我曾经觉得并且坚持认为战争在至少十年之内不大可能发生，但就在这几周，我感到苏联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给我的感觉是战争可能会在突然之间来临。”一连十天，政府的情报部门发狂似地就克莱的警告予以调查，之后在3月16日给了杜鲁门一个可怕的保证：战争不大可能在60天之内发生。 两天之前的3月14日，受到惊吓的参议院已经以69比17批准了马歇尔计划。当计划递交众议院审查的时候，杜鲁门因为害怕“欧洲的严重事态来得太快”，所以决定亲临国会。 杜鲁门的演讲最显著的地方是它再次强调“自由的存续”正面临“不断增加的威胁”。总统宣称，马歇尔计划还“不够”，欧洲必须有“一些防范内部和外来的侵略的措施”。他要求普遍军训、恢复选择性兵役（一年前他曾允许终止这种做法）和快速通过马歇尔计划。 12天之内众议院就批准了计划的用款。 利用极好的时机和严峻的措词，杜鲁门在1948年3月17日发表的演讲不仅使马歇尔计划一举通过，也加速了去年夏天已经宣告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国会通过了选择性兵役法案，显示出它对强调军事因素的新精神的肯定。尽管福莱斯特尔特别热衷的一项计划即普遍军训没有得到多少赞成，但是那个众所周知的锱铢必较的国会却也对福莱斯特尔给予补偿，通过了用以建立70个空军大队的拨款，这比当初福莱斯特尔本人要求的还多25%。 然而，新政策最决定性的影响在于杜鲁门政府显示出的建立一种伟大体制的决心，这种体制不仅将鼓励军事的发展，而且还会迫使西方世界接受政治上的新联盟。这种努力的最初步骤就是《里约协定》和对日本的新政策。接下来的做法有所不同，而且更加重要，那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NATO）的建立。 大约45年之后人们看到的档案显示，1948年3月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炮制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是真实的，尽管该事件的原因和意义比杜鲁门在1948年宣称的要复杂和不明确得多。1948年3月底的一份最高级别的情报分析禀报杜鲁门说，苏联将“不会在1948年当中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除非它认为美国要准备攻击俄国——而这是不可能的。不那么复杂、也稍微明确点的一点是，对战争的恐惧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现在看起来很清楚的是，这种恐惧（包括引人注目的克莱电报）是美国官员，特别是福莱斯特尔和他的五角大楼顾问们有意炮制出来的，用以吓唬国会通过一个大规模加强军事实力的法案（特别是空军方面，美国的飞机制造商游说国会拨更多的钱）和普遍军训的法案。这种对战争的恐惧也被美国人用来将一向持中立观点的欧洲人拉到自己一边，让他们来到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下求得保护。除了在普遍军训问题上，这种恫吓伎俩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国内的需要，至少是为一些官员和利益集团所界定的需要，再次决定了美国的政策。1 柏林危机与北约建立 1948年春天的时候，团结一致的政府凭借着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在对外政策上给它的强有力的支持，以卓越的一心一意开始着手要消除笼罩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威胁。两年之内，这个威胁就被解除了。但是，制订这一外交政策的美国官员们却分裂了：曾经批准这一政策的国会调过头来反对政府，政府则竭力抵挡关于共产党已渗透到其内部的指控；而这时美国发现自己正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打一场惨烈的战争。这种窘境不是在1950年突然出现的，而是由1948—1949年间的政策逐渐形成的。 1948年3月，随着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英、法以及比荷卢三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在这项防务安排中，每个签约方都承诺：一旦其他签约方遭到攻击，将“力所能及地”以全部军力和其他方式实施援助。杜鲁门为这个条约欢欣鼓舞，随即参议员范登堡和接替艾奇逊担任副国务卿的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在沃德曼公园饭店（Wardman Park Hotel）的套房里夜以继日地起草一份国会决议，以为美国介入欧洲联合的新局面铺平道路。5月19日，范登堡决议案在国会抛出，它在草草表达了一下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之后随即转向实质议题：依据范登堡所喜爱的联合国宪章第51款，要求建立一个美国将在军事上参与的地区性安排。6月11日，该决议案在参议院以64比4轻松通过，之后洛维特开始为起草最终协议而与欧洲领导人举行为期三个月的一系列会议。但会谈刚开始，就受到两件大事的冲击：在欧洲，柏林封锁严重地考验着西方的团结；在美国，则在总统竞选期间爆发了关于对外政策的大辩论。 柏林封锁根源于1945年和1946年的一系列事件，当时四大国联合管制委员会（Four Power Allied Control Council）的破裂便使得统一德国不再可能。苏联人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处于自己的卵翼之下的统一但非军事化的德国；或者如莫洛托夫在1946年对贝尔纳斯所言，在俄国得到足够的工业赔偿之后，统一的德国可以保持中立地位。然而美国人却强调，西欧的繁荣依赖于德国工业的复兴。如果德国不可能统一的话，西方至少可以促进英法美控制的德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并把该地区整合进新的欧洲共同体中去。从2月到6月，三大国外加比荷卢三国在伦敦断断续续地召开了若干会议，就这一问题达成了一致。鲁尔地区（Ruhr）丰富的资源将被置于西方国家的联合控制之下。 6月底，伦敦会议着手推行货币改革，以制止疲弱的马克在德国和西柏林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猖獗的黑市交易。 对于苏联人来说，这是一场迫近的危机。西方的行动显然旨在接受和利用德国的现状。但是，苏联人的欧洲政策是基于一个被削弱的、不属于西方阵营的中欧，而随着马歇尔计划的通过和对西德的重建，这一政策的失败迫在眉睫。更糟的是，斯大林面临的前景是在苏占区深嵌着一个复兴的西柏林。就在这时，这位独裁者的权威突然间又遭到了来自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挑战。 铁托与斯大林在东欧的其他追随者很不一样。作为一位游击队的领袖，他曾经成功地抵御了纳粹的侵略，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南斯拉夫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此时的斯大林和其他共产党领袖则越来越只靠少数精英集团来巩固权力。铁托的国家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与苏联接壤，而是接近地中海地区。铁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毫无疑问的。他是共产党阵营里唯一一个完全支持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领导人。尽管如此，铁托的民族主义也是毫不含糊的。当斯大林开始要求南斯拉夫完全遵守新的经济和互助条约时，铁托却拒不从命。斯大林在暴怒之下宣称：“我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完蛋了。” 话是这么说，但南斯拉夫的秘密警察却比斯大林的要强。这位苏联独裁者试着要发动一场国内政变推翻铁托，但却徒劳无功。然后斯大林在1948年6月召开了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特别会议，把南斯拉夫赶出了共产主义阵营，理由是它“采取了民族主义路线”。铁托不仅成功地挑战了斯大林的权威，而且也宣告了斯大林的一个核心假设的破产，即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任何所谓的第三种力量都只是资本主义的外衣。铁托动摇了斯大林的权威和理论，他由此成为一个挑战苏联对整个东欧的控制的范例。正当6月中旬斯大林准备把强加给铁托的许多罪名公诸于众的时候，西方盟国开始挑战斯大林的对德政策了。斯大林的第一反应是在东欧发动血腥的清洗来根除羽翼尚未丰满的铁托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集团中大约每四个共产党员中就有一个被整肃。 斯大林接下来试图切断240万西柏林居民和西方的联系。6月24日，苏联人停止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所有地面交通。西方大国此前从未协商出一个协定来保障这些交通权利。苏联人现在拒绝承认三大国的理由——西方对于柏林的占领权以及此前三年一直使用西柏林与西德之间通路的事实，已经给了它们可以无限制使用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合法权利。6月28日，美国做出了回应。除了几个内阁成员，杜鲁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这件事便做了决断，据福莱斯特尔的回忆，总统的原话是：“我们得挺住，完毕！”马歇尔国务卿把这项决定与斯大林的政策框架做了一比较，发现有一种怪异的相似性：“我们面临着选择，要么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要么接受对欧洲的其他政策都失败的后果。” 很明显，多米诺理论在铁幕的两边都是有效的，而德国就是第一张骨牌。 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空运，向西柏林输送的补给量很快就达到每天1.3万吨，最后一共持续了324天。斯大林的赌注下得很大，但杜鲁门也是如此。7月份，杜鲁门调遣了专门执行投送原子弹任务的B-29轰炸机两个飞行大队去往英国。此举动显示，无论对核武器的垄断在多大程度上使得美国政府可以平衡预算以及削减常规武器，但是并没有减少其炫耀武力的能力和意愿。总统向福莱斯特尔和马歇尔明确表态，尽管他也祈祷不要走到非得使用原子弹的地步，但是“如果必要的话，大家也都不必想不开，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杜鲁门说出这番话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各大报刊的首脑们召开了一个会议，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在柏林爆发战争，美国公众将会认为扔下原子弹是必要的。五角大楼对这些话信以为真，于是要求对核武器的控制权由总统那里下放到军队手中，以便做好使用的准备。在这里，杜鲁门划下了底线：他不想“让一些彪悍的陆军中校来决定何时该投掷原子弹”。当洛维特传话到华盛顿，说美国驻柏林司令克莱（Clay）将军的神经“现在像钢簧一样紧绷着，”杜鲁门的这个决定更显得意义重大。 1948年5月中旬，杜鲁门进一步显示了他手中的总统大权，尽管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在他与共和党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政治战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不是在与苏联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背景之下。5月14日下午6点多，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没多久，这位总统就承认了以色列国。杜鲁门是在拒绝了他自己的军事和外交顾问的建议之后做出这项决定的。几个月以来福莱斯特尔一直告诫说，以色列正在就巴勒斯坦的归属问题和阿拉伯人打一场血腥的战争，如果承认它将会导致美国在中东失去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资源。 然而，杜鲁门一向支持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而且，国务院的专家们也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对阿拉伯人持有偏见，认为他们如同漫画人物一般荒唐。一位官员私下里写道：“说到阿拉伯人的感情问题，我并不在乎那干瘪的驼峰，”只要他们别攻击“我们的石油投资”就行。1947年，杜鲁门希望可以把巴勒斯坦分割开，以便建立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因此，他与其政治顾问而不是外交顾问的意见一致，这并不是不合乎逻辑的。在诸如俄亥俄、纽约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州，犹太人的选票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虽说杜鲁门总统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的同情的确是真诚的，但是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如下评论也是正确的：杜鲁门没有听从其外交顾问的意见是因为“在美国没有阿拉伯人的选票，但有大量的犹太人选民，而美国却又总在选举”。在柏林和以色列的决定上，杜鲁门得到了国会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杜鲁门并没有就这两件事向国会正式征询意见），以至于在1948年大选当中，外交政策并没有成为杜鲁门和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omas Dewey）之间的主要议题。1948年9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生活》杂志上撰文，总结了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为了和平，我们必须冒战争的风险。”尼布尔宣称，苏联人比我们弱，他们不会开战的。“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的妥协了。我们必须在绵长战线的每一个点上都站定。” 这些观点构成了两党外交政策的基础，尽管它们的政策纲领不见得在每一个地方都相同。与民主党相反，共和党强调拯救中国的必要性，热切呼吁两党合作，同时更加强调军事力量的建设，又指责杜鲁门总统没有搞懂俄国威胁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民主党人为了回应最后一项指控，在竞选纲领中增加了一条谴责“国内外”共产主义（共和党的政纲中没有这么一条），并承诺强力实施反颠覆法律。 冷战议题进入了竞选，只不过冲突是在民主党人和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之间展开的。因为进步党人叫嚷“两个老党”不想与俄国人解决问题，所以进步党连同它的许多非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者一道，成为那些主张为了打赢冷战无所不用其极的美国人迫害的对象。很明显是因为其政治观点，一名华莱士的支持者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被刺身亡。在埃文斯威尔学院、布莱德利大学、新罕布什尔大学、西北大学、佐治亚大学、迈阿密大学，进步党的追随者因为其政治主张而遭到解聘或其他方式的迫害。“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害怕华莱士会分裂自由派阵营，从而把胜利拱手相让给杜威，所以尝试采用了“株连”（guilt-by-association）策略，即把进步党的主要捐赠人的名字公布在有影响力的大城市报纸上，之后开列出司法部长所指定的一些颠覆组织的名单，指出这些捐赠人是（或者在很久以前曾经是）这些颠覆组织的成员。 柏林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杜鲁门在国内事务上的向左转，使得进步党一度怀有的赢得选举的希望归于破灭。杜鲁门亲信的政治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甚有预见，他在一年前就已经告诉总统：“和克里姆林宫进行的斗争能给政府带来很大的政治优势……事情变得越糟，糟到某种出现真正的战争威胁的程度，危机感就越强烈。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美国公民都会支持他们的总统。” 华莱士只得到了1157326张选票，半数来自纽约。一些人倒向华莱士左派，另一些人倒向南部民主党右派，而民意调查也显示出杜鲁门落后于杜威，这都给杜鲁门的选举带来麻烦，但他最终克服了这些麻烦，赢得20世纪美国政治中最大的选举翻盘，对此快慰之至。华莱士最终在1950年退出进步党，支持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的行动，由此进步党迅速衰落。在欧洲，关于北约的谈判重新开始了。 这些关于军事联盟的谈判成为了美国外交最优先要解决的事情。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当中，杜鲁门做了些努力来恢复平衡。他列出了其对外政策的四个主要方面，指出其中的“第四点”（Point Four）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是要向新兴地区传播科学和工业知识。这将是一种私人企业式的马歇尔计划，用以帮助贫穷但日益重要的第三世界。但是，总统和国会在执行这个动人的理念时却步伐缓慢。杜鲁门通过和执行任何大规模援助计划都要依靠企业界，但企业界却指责说援助计划会导致政府干预在低度工业化国家的增加。企业界要求杜鲁门先与这些新兴国家协商签订条约，以确保私人投资和人员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一年半过去了，杜鲁门没有能够在关于“第四点”的立法上取得任何进展。1950年夏天，国会最终通过了一个装点门面的拨款项目，使美国与联合国合作开展一个27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计划。即便这种对外援助的方式也遭到攻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事交给……联合国，让它去干这件事，……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康纳利参议员的想法和杜鲁门就职演说中的“第一点”——充分支持联合国——自然并不合拍。 演说中的另外两点——帮助欧洲复兴、承诺援助自卫的国家——更受欢迎一些。在这两个问题上，杜鲁门面对的是他所熟悉的欧洲文化与政策问题。他也有了一位精通欧洲事务的新国务卿的辅佐。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制定者，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把其政策建立于美欧跨大西洋的联系之上，而欧洲政治家也一向认为这种联系是西方文明的最后希望之所在。1933年，罗斯福把在华盛顿一家最权威的律师事务所供职的青年才俊艾奇逊拔擢到政府里，他在新政刚开始不久就辞职了，原因是他认为罗斯福试验性的货币政策相当古怪。不过，由于战争的迫近，艾奇逊又返回政府，1941年到1947年他专注于对欧洲政策的制订，其高潮便是马歇尔计划。 作为一个正牌的保守派，艾奇逊矢志于维护西方的伙伴关系，而他又恰当地把美国视作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中的老大。他对苏联威胁的恐惧甚至让范登堡都觉得满意，这位密歇根州参议员在1949年5月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写道：艾奇逊“是如此彻底地反苏，而且打算完完全全地强硬下去，以至于我真的怀疑是否还存在任何机会”来缔结协议。 艾奇逊也不允许公众的愿望干扰他的看法。他在1946年曾评论说，民意测验的日益流行意味着“我们某种程度上已经患上了疑心病，得靠集体测量体温来确认我们是否健康。幸运的是，这不是类似佛吉谷（Valley Forge）一样的困难。”至于联合国，“阿拉伯的谚语说道，混蛋就是到了麦加还是混蛋，一项政策不会因为其发布的地方不同而有所改善。”国会也逃不过艾奇逊的怒责。他后来评论道，国会在对外政策上的作用“是不知道、也不在乎、还碍事的一群人起到的作用，他们总是四处制造麻烦”。说到参议员个人，“一个美国参议员是否忠诚，我不知道……他们诚实，他们认真，他们动不动就大动肝火，脸红脖子粗，瞪着眼睛盯着你看。我真的觉得他们如此激动，简直无法保持头脑清醒。” 艾奇逊认为最好还是由精英人物来操弄权力。这听起来很像尼布尔的想法。艾奇逊宣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才知道了启蒙时代的先知们关于是什么在驱动人们的想法大错特错。这些先知高估了智慧、美德和人们对经验的理解力这些因素的影响力，而低估了偏见、激情和教条所起到的作用。”还有权力的作用：“权力政治在我们这个天国没有地位，但是却在20世纪里占居根本性的位置。”权力和罪恶总是存在着的。艾奇逊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精神，他对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遏制罪恶的信念，以及他对传统欧洲的崇敬，都使得他与由北约条约所开启的这一新时代相得益彰。 将要诞生北约的世界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变。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苏联身上。西方联盟对于柏林封锁有效的反击，以及铁托对共产党情报局的反抗，都迫使斯大林开始质疑日丹诺夫的狂热。1948年4月底，日丹诺夫去世，或许是被毒死的，更有可能是因为和斯大林发生激烈争论后心脏病突发而致死。日丹诺夫的支持者消失在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中，而主张斯大林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国内经济问题上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和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则在权力阶梯向上走了一步。 1949年4月，苏联开始解除对柏林的封锁。在即将以北约作为其支撑的西欧，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遭受了相当大的挫折。尽管美国经济下滑引起衰退，但是西欧的生产总值还是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15个百分点。正如杜鲁门的首席外交纠纷调停人哈里曼埃夫里尔（W. Averell Harriman）作证时候表示的那样，欧洲的恐惧“已经不再存在，这与18个月之前完全不同。” 在这种处于变动与和缓的国际环境中，参议院开始就北约条约举行听证会。12个国家已经签署了盟约：美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冰岛、意大利、葡萄牙、挪威、英国以及荷比卢三国。它们承诺只在自卫时使用武力；并承诺特别是通过促进“各成员或全体成员之间的经济合作”，来发展“自由的制度”。第5条是核心条款： 各缔约国一致认为，针对欧洲或北美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被认为是针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因此它们一致认为，如果发生这样的武装攻击，每个缔约国……将立即单独并与其他缔约国协同采取被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来援助遭受攻击的一个或多个缔约国。 第11条对上述义务做出了修正，规定执行该义务要符合每个国家的“宪政程序”。这一条是范登堡和康纳利加进来的，意在牵制行政部门权力。 一开始，听证会进展顺利。艾奇逊强调“在目前”没有人打算在北约之后续上“地中海条约、太平洋条约或是其他什么的”，以此平息了一些参议员的担心。听证会在座的每个人都同意，欧洲的防务不能交给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形成了共识：北约“不仅仅是在营造均势，更是在营造优势”。这正符合杜鲁门和艾奇逊要“站在实力地位上”与俄国人打交道的政策。其实西方已经享有了这样一种“优势”，因为它们拥有原子弹。北约并没有让人们看到这“优势”增加了多少。结果是很快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甚至连政府发言人都觉得不太容易能说清楚这条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到底在哪儿。 那时候，西方装备不良的十几个师面对的是俄国在中欧全副武装的25个师。当被问及政府是否计划派遣“大量”美国军队来支撑欧洲的防务时，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利（Omar Bradley）将军向参议院保证（话是艾奇逊说的）：“参议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楚而确定的：‘不’。”参议员们就用充实北约的人力问题追问艾奇逊，问他有没有打算让德国人重新武装起来。艾奇逊回答道：“我们的观点非常清楚，德国的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必须是完全的和彻底的。” 发问的一方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的。或许成立北约意在防止西欧国家的内部颠覆？艾奇逊称发动成功的颠覆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说他认为美国对一场政变的反应将不会太激烈，会容忍受害国离开北约联盟。很清楚，此条约压倒一切的似乎并不是军事上的意义。 哈里曼曾评论说，如果不成立北约的话，欧洲将会“发生转向”，最终会导致“主张绥靖和中立的人占上风”。这道出了美国关于这个条约的看法的关键。一年之后，艾奇逊以同样的语调评论道：“欧洲自身的团结需要美国继续给予合作和支持。没有这个，自由欧洲将会分裂。”既然马歇尔计划正在促成欧洲经济的复兴，那么正处在其实力全盛期的美国，也得通过共同的军事制度来努力加强与欧洲的政治纽带，并对其施加政治影响。康纳利在参议院辩论中的概括言简意赅：“大西洋条约无非是门罗主义原则合乎逻辑的延伸。” 参议院以82比13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了该条约。在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杜鲁门签署了条约，同时递交给国会一个为期一年的共同防御援助（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 简称MDA）法案，拟向欧洲提供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美国为其承担的北约义务所付出的第一笔经济代价。一份在行政部门流传的备忘录概括了共同防御援助的目的：“加强我们自己的军事工业；”通过使得各盟国储备“工业和人力资源”，“在西欧建立一个共同的防御阵线；”特别是要压制“民族主义趋势”。 但是在众议院，该法案却遭到了主张削减预算的议员的强烈反对。9月2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俄国已经爆炸了原子弹。6天之内，北约的预算便在众议院迅速通过并送交总统等待批准。 2 重新争夺欧洲 尽管杜鲁门政府在公开场合贬低俄国核武器的重要性，但是它实际上却痛苦地认识到“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了”（范登堡语）。很少有美国官员预见到苏联的核试验这么早就成功了。由于这一事件与中国的陷落同时发生，美国的外交态度愈发地僵硬了。在美国研制原子弹方面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解释说：“俄国人仅仅靠威胁使用原子弹就可以影响西欧人的政治态度。” 尽管有了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对欧洲的争夺又重新开始了。 在这场新的战斗中，杜鲁门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下令加速氢弹的研制。第二步是，美国军事当局决定建立一支庞大的欧洲常备军，而且将把德国军队包括在内。在8月份西德的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中，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了31%的多数选票。阿登纳是一位精力充沛的73岁老人，他早年的政治生涯在科隆市政府度过，后来1933—1945年被监禁于纳粹监狱。1949年他能够登上权力巅峰更多的是因为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无情，而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他本人没有得到多少国民的支持，但有一点他心中有数：一个恢复元气的、独立的德国只有与美国紧密合作才能够得到发展。阿登纳在其漫长生命的最后20年中致力于实现这种想法。 美国官员都很欣赏阿登纳突出的政治家风范，但并不赞成他的策略。美国陆军的一个规划单位制订了一个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并且发动了一场运动来促成北约接受西德入盟。但是，国务院则认为重建德国军队将会引起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弹，会招致波兰和俄国的不悦，还会引发法国强烈的敌意。 法国人可能不太了解华盛顿的这种内部斗争，但他们十分清楚如果美国在北约中势力过大，如果德国被重新武装起来，将会对法国的独立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于是法国人展开了报复，试图排挤美国，增加自身在欧洲大陆上的实力，他们的做法以往如此，未来仍将如此。 1950年初，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建议，“小欧洲”（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比卢三国）对它们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实施联营。像美国军方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一样，这个“舒曼计划”也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德国的基础工业将被整合进西欧；鲁尔（Ruhr）实际上将被国际化，这样（如同法国希望的那样）在摧毁了德国的军事能力的同时，法国还将有权获取该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基础工业的联合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促使交通和农业也汇入欧洲融合的壮阔运动当中。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该计划并没有包括英国和美国，这将会增加法国对于西欧的影响力。 法国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拴住德国、塑造西欧。美国人则打算通过北约的军事结构来影响德国和西欧的局势。50年代初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到了21世纪初，欧洲的发展也面临着这两个选择。这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美法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恩怨。1949—1950年，乔治凯南提供了第三种选项。他认为通过某种关于中欧中立的计划，俄国可以得到遏制，冷战的紧张局势也将得到缓解。凯南认为北约是这种中立化的障碍，因为新的联盟会永久地分裂德国，而且会使得德国重新被武装起来。 当凯南在国务院内部提出这种见解的时候，他遭到艾奇逊的强列反对。这位国务卿更喜欢以前的“X”先生而不是现在的这位“X”先生。但是俄国成功地爆破原子弹却使凯南对自己的想法更有信心了。50年代初，凯南宣布将离开国务院去普林斯顿大学访学一年。这样，国务院内部另一场关于“脱离”（disengagement）的争论也就打住了。 3 “美国失去”了中国 凯南的离去并不能使得艾奇逊不再受到批评。艾奇逊身为“欧洲第一”论的鼓吹者，而且在蒋介石失去中国的几个月中他又正好在国务卿任上，所以他成了人数越来越多的蒋介石支持者——所谓“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的攻击对象。该集团始于二战期间的中国驻美使馆。它主持在美国的亲蒋宣传活动，靠着向中国非法贩运麻醉品来获得活动经费。直到1948年，院外援华集团还是微不足道的，但随即就转变为一个高效的压力集团。首先，该集团争取到那些认为杜鲁门把中国和自由企业制度出卖给了共产党的美国富裕保守人士的支持。第二，许多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征服中国的时候，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却在袖手旁观。这种失望情绪，加之他们对中国（和美国权力的限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导致他们轻易地得出结论：有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隐藏在国务院内部，一定是他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金钱，把中国陷落归结为上述原因在政治上的好处，加之某些当事人在亚洲的个人经历，使得院外援华集团得到了一些重要议员的政治支持。这些人包括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后来的共和党多数派领袖）、肯尼思惠里（Kenneth Wherry）（他曾经说过，“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们会提升上海向上、向上，一直向上，直到它和堪萨斯城一模一样为止。”） 当那些热衷于中国事务的人士认为更多的美国援助可以拯救中国的时候，艾奇逊非常正确地回应说，缺少装备并不是国民党迅速败退的原因。美国驻华顾问团团长在1948年底报告说：这些“军事上的溃败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归因于全世界最差的领导能力，以及导致彻底丧失战斗意志的另外一些打击士气的因素”。 到1949年2月的时候，国民党几乎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军队，其中大都是叛离所致。援助给蒋介石的美国装备80%落入了共产党手中。4月，当毛泽东的军队成功地跨过长江开始横扫中国南方时，杜鲁门终于采取行动停止援助。这引起了中国集团的勃然大怒，但是他们的批评也就只是攻击政府而已，因为他们也提不出有用的办法来。正如诺兰直言不讳承认地那样，甚至没有哪个负责任的反杜鲁门政策者打算把美国军队派到中国去打仗。 1949年8月，艾奇逊发布了一份长达1054页的支持政府观点的文件汇编，即所谓白皮书，以图对批评政府的人予以有力回击。艾奇逊写了长篇导言，其中明白地表达了政府的观点：“一个不幸但又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可悲结局不是美国政府所能左右的……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发展的结果，而外国曾试图去影响这些力量，但办不到。”唯一另外一种选择是美国派出军队进行“全面干涉”，但这“将招致大部分中国人的憎恨，而且将直接违背我们历史上一贯的政策，会遭到美国人民谴责”。他期待着中国人抛弃共产主义的“外来枷锁”那一时刻的到来。院外援华集团反唇相讥道，白皮书“是一厢情愿、无所作为的政策，这种政策只在把亚洲置于苏联征服的危险之中这方面是成功的”。 尽管有院外援华集团在，可杜鲁门和艾奇逊还是在1949年仲夏几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当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询问是否可以和毛泽东进行会谈的时候，杜鲁门和艾奇逊几乎同意了。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寻求接触的，他们中的某些人显然希望和美国保有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国务院的官员竭力主张把司徒雷登派往新的中国政府进行接触。然而，在白宫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艾奇逊告诉司徒雷登“最高层”决定禁止他与毛泽东进行会谈。他们相信，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让中国革命倒向斯大林而不是美国（事后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杜鲁门与毛泽东展开接触，他将在国内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艾奇逊做出了最终决定，10月12日他宣布新的中国政权将不会得到美国的承认。令美国人特别愤怒的是，毛泽东政府没收了美国领事馆的财产，而且随后监禁了美国领事安格斯沃德（Angus Ward）。 蒋介石逃到台湾。这给华盛顿带来了另外一系列问题。12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艾奇逊达成了一致，由于在1950年的某个时候毛泽东很有可能会攻占台湾，所以美国不应该给予国民党人以军事援助。 蒋介石的支持者再次在国会中发起进攻，他们发出威胁：如果不能马上给台湾提供一些援助的话，便会削减美国的对韩援助。斗争更加残酷了，身在密歇根州的范登堡得了重病，无力阻止两党合作所遭受的这种破坏。这场斗争就在朝鲜战争爆发五个月之前发生，使两党合作化为泡影，而不再能体现于实际行动之中。 杜鲁门和艾奇逊决定在亚洲的革命形势面前放慢脚步。中国和俄国都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国的专家并不能够确定这点是否足以维系两国的伙伴关系。斯大林还记得他对中国的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是如何失败的。而中国共产党人也还能够苦涩地回忆起，斯大林为了和罗斯福合作而承认蒋介石政府，后来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抛弃了蒋介石之后，斯大林还让苏联大使留在国民党人那里。20世纪90年代公布的苏联和中国档案显示，出于怀疑和担心，斯大林在1945年曾经强烈要求毛泽东不要发动革命，而且令人震惊的是，他在1949年底显然是想要让毛蒋在中国南北分治。斯大林担心的是与美国在欧洲日益升级的危机，所以不想在亚洲出现任何对抗的局面。4 杜鲁门政府的冬天 但是，整个冷战中最严重的对抗之一的确在亚洲来临了。1949年4月的一份美国绝密情报文件向杜鲁门报告说：没有“事实上的证据表明斯大林准备在1949年发动直接的军事侵略”，但是因为“国际局势日益紧张”，可能会有“由于任何一方误算而导致的”战争发生。 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 东方阵营的误判在1949年12月中俄领导人进行协商的时候已经显露出端倪了。彼时中苏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两个多月艰难的讨价还价。斯大林给予中国以有限的信贷安排，以便使中国在五年内以区区3亿美元支付苏联对华出口。随后苏联人又通过卢布贬值把对中国贷款的数额削减了五分之一。中国则成功地使得中苏之间的条约成为真正的“互助”条约：在日本“或其他任何”与日本“联合起来的国家”对中国构成侵略威胁时，俄国将与中国进行磋商。或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苏联人承诺放弃他们在满洲港口和满洲铁路系统中的特权。当双方就以上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斯大林在背地里施以动作，试图离间东北和内蒙古对毛的忠诚，但并未奏效。这个“兄弟般的联盟”一直伴随着激烈的讨价还价，并在背后挖对方的墙角。 1950年1月12日，正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谈判艰难进行的时候，艾奇逊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发表讲话，公然地、事后证明也是十分危险地对形势做出了误判。 他认为苏联试图控制外蒙古和内蒙古、满洲和新疆，对亚洲而言是“最突出和最重要的一个事实”。这种企图向毛泽东证明了苏联人并不想帮助中国，而是要控制中国。艾奇逊强调，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才是战后亚洲的大势所趋，所以是美国而非俄国将被证明是“想获得本民族独立”的中国人最好的朋友。在这个背景下，艾奇逊发表了他著名的声明，宣布美国在太平洋的“环形防御线”是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和琉球群岛，一直向下至菲律宾。（这并不是个新近才宣布的政策，1949年3月麦克阿瑟将军认定的防御线所包括的范围正是同一区域。）艾奇逊怀疑，在远东和军事侵略一样具有威胁性的是“颠覆和渗透”。尽管如此，这位国务卿却在其总体政策之外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两个例外的条款：第一，在日本和韩国，美国有着特殊的经济责任；第二，如果对美国防线的西侧发动攻击（比如对韩国），“整个文明世界将在联合国宪章之下”对“决意保卫自身独立的人民”实施援助。 艾奇逊发表的这份文件着实令人迷惑，他对亚洲民族主义所持的观点是敏锐的，在中苏分裂问题上的判断是精准的，把韩国和日本作为美国政策的重中之重这点上也是明确的，但是他致命的错误是认为这个地区不会马上发生军事入侵。本来他给政策运筹留下了很多可供选择的空间。但是一个月之内这些可行的选项大部分都被排除掉了。1月13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科夫马利克（Yakov Malik）从联合国退席，因为他关于将蒋介石政府的联合国席位转交给毛泽东政府的提案以6:3的投票结果失败。第二天，中共查抄了美国在北京的领事驻地。美国的看法变得严峻起来。一个月之后中苏条约公之于众。艾奇逊认为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中国人民出卖给了斯大林。 中苏条约、俄国原子弹试爆、关于北约的分歧争议、两党合作的可悲终结，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杜鲁门政府的这个冬天很不好过。和平看来一时之间是难以企求了。而且和平简直就不可企及。美国人像其他各国人民一样，都希望他们的战争是短暂而胜利的，现在他们不知何以如此。 一个答案在1948年7月30日便已经给出了，当时正值捷克政变和柏林封锁使美国人深感震动。自我坦白从前是共产党员的伊丽莎白宾利（Elizabeth Bentley）和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宣称，共产党分子在十年前便已渗透进国务院。钱伯斯特别指控阿杰尔希斯（Alger Hiss）是个共产党密探。希斯自1933年便开始在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包括国务院；他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的1944年曾经参与创建联合国。他的朋友包括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希斯状告钱伯斯诽谤，索赔7.5万美元。钱伯斯把联邦探员带到了他位于马里兰州的农场，然后从一个掏空的南瓜中取出了国务院文件的微缩胶卷，宣称这是希斯在1938年时给他的。联邦调查局声称，这份文件字体打印不规则，似乎正与希斯当时使用的的打字机打出的文字相吻合。艾奇逊给予了这位前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以最坚定的支持。但新当选的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决意追查此案件，最终使钱伯斯的指控得以确认。虽然最初陪审团因意见分歧而不能做出判决，但最终希斯还是在1950年1月21日被判有罪。许多美国人现在觉得他们知道了为什么冷战不能以那么快、那么令人愉快的方式结束。 到1949年美国的社会情绪不是立足于改革，而是导向保守主义和共识。在美国历史中，或许没有那个时代在上述特点上比这个时期表现的更显著和更明确。1910到1940年，曾有一些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上的改革以及阶级和政治上的分化予以强调和称赞。但到了1948年，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出版了一本题为《罗斯福总统和战争的到来》（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的书。它指责罗斯福总统蓄意打破宪法给行政部门（executive branch）设置的边界，以便可以把国家带入战争。比尔德警告说，在一场美国人致力于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的新运动中，这种悲剧可能被未来的某位总统重演。比尔德认为，这样一场运动将会破坏美国宪法，因为总统将会拥有“没有限制的权威，来公然地歪曲和秘密操弄外交政策、外交事务和战争权力。”正如他过去所做的那样，比尔德也以引述詹姆斯麦迪逊和《联邦党人文集》作为基本的申论方式。 像这样在发动冷战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1948和1949年并不是时尚，而大多数历史学家是喜欢赶时髦的。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一位“波士顿婆罗门”、被罗斯福任命的海军少将和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在一篇副标题为“通过比尔德的眼光看历史”的文章中攻击比尔德的思想。该文章发表一年之后，学术观点上受尼布尔极大影响的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出版了新自由派（new liberals）的入门书《生命力中心》（The Vital Center）。新自由派并不把自身视为左派（比尔德采取的才是左派立场），而是所谓“生命力中心”位置。施莱辛格攻击美国的商人（“资本家”），说他们因为“不能亲身战斗”，所以发展出“一种惩戒使用武力的法律制度和一套标榜反战主义的伦理”。战争以往曾大有好处，尤其是在弥合美国人内部的“裂痕”方面，像1917和1941年便是如此。 像这些历史学家一样，杜鲁门总统对自己在政策制定中以史为鉴的本事甚为得意，但他也从别的地方寻求理据。1950年初他宣称，“我们在正确的轨道上，我们会取得胜利的”，“因为在这个事业中，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然而，即便是在一个需要共识的时代，基督之敌（Antichrist）似乎也是无处不在的。1月14日，中共攻击了美国的领事馆办公室，一周之后希斯被判有罪，1月31日白宫下令制造氢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通过电视向全国报告说，“毁灭地球上的任何生命现在已经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了。”2月3日伦敦宣布，发现一个以出生在德国的英国籍男子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为首的英国间谍组织把核机密转交给了苏联特工。（俄国科学家在1990年代宣称，福克斯的情报使他们比原计划提前两年研制出了原子弹。服刑一段时间之后，福克斯于1988年在东德去世。）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的惠林市，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年轻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共和党人）宣布，他掌握的证据表明国务院已经渗透进了大量共产党分子。他手中挥舞的这片纸与他的指控中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关系。但这没有关系，他的出手时机太完美了。 这位参议员先前并不以意识形态的狂热为人们所熟知，而是以政治上不同寻常的诡计多端而出名。1946年，麦卡锡克服了他那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差的巡回法院法官的名声，从受欢迎的小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M. LaFollette, Jr.）手中赢得了参议员席位。他的成功部分是由于他那句喋喋不休的口号“国会需要一位机尾炮手（tail-gunner）”，其实他从未当过什么炮手；另外的原因就是显然他毁掉了反映其司法能力不佳的法律记录。1950年初，另一场威斯康星州的选战刚刚过去两年，麦卡锡就在寻找选举议题。在与顾问的一次谈话中，麦卡锡放弃了拿圣劳伦斯海道工程做文章的打算；之后，随着希斯案见诸报端，他热切地抓住了共产主义的议题。在惠林的演讲之后，他成为了参议院历史上最荒唐离谱的一些场面里的中心人物。当麦卡锡的参议院同事试图戳破他的指控时，他宣称的共产主义分子人数螺旋式地变化，从惠林演讲时的205人到第二天晚上的57人，2月20日又到了81人；而当他来到由马里兰州民主党人、德高望重的米德勒泰丁斯（Millard Tydings）参议员领衔的一个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时，他的数字又再次变成了10，之后是116，最后变成为只有1人。这个人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远东研究专家。麦卡锡说，自己“不成则败”，完全取决于对拉提摩尔的判决。当有人要他拿出证据时，他做出的回应之一是说杜鲁门拒绝让国会查阅忠诚调查档案。他宣称，是总统正在把证据封藏起来。泰丁斯委员会驳回了麦卡锡的指控，认为他涉嫌造假污蔑，取消了强加在拉铁摩尔身上的罪名。但是这位威斯康星的参议员才刚刚开始。5 美国的冷战蓝图 毛泽东、院外援华集团、麦卡锡、斯大林和杜鲁门都知道，形成冷战共识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各种复杂情况。一位坚定不屈的总统在受到国内批评和苏联新造原子弹的压力的时候，需要对美国的冷战政策进行内容广泛的重新评估。50年代初，国家安全委员（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开始酝酿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在二十多年后才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解密），即后来人们所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杜鲁门在4月份审查了这份报告，并且准备当朝鲜爆发战争时执行它。 事实证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美国推行冷战的蓝图。这份文件开始时便提出两个假设，其他部分的论述都基于此。第一，全球的权力格局（balance of power）自19世纪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而使得美苏两国现在可以主导世界：“新的因素和造成持续危机的因素是，权力的两极化使得自由社会和奴役社会（slave society）不可避免地直接对抗。”这是我们和他们的斗争。第二，“与以往那些追求霸权的国家不同，苏联受新的、与我们相对立的、狂热的信仰所驱动，并且首先在“苏联，其次在现已处于其控制下的区域”寻求施加绝对的权威。”紧接着是一句很关键的话：“然而，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为了实现他们的计划，就有必要使他们的权威不断地扩展，并且要最终消灭对他们的权威构成任何有效威胁的反对者。……为了这个目的，苏联现在就致力于统治欧亚大陆的人民。” 国务院两个顶级的俄国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反对这些语句。他们认为斯大林没有征服全世界的宏大计划，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苏联集团内部，而且斯大林有谨慎保守的一面，他实际上担心俄国权势过度伸张。凯南甚至认为根本不应该搞出这么一个文件，因为它会使得美国的政策过于僵硬、简单和黩武主义。艾奇逊否决了凯南和波伦的意见。 这位国务卿决意发动一场全球攻势来重获冷战的主动权，也藉此平息国内的批评。 既然艾奇逊的看法如此，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得出这种结论也就不可避免：美国“必须领导自由世界建立一套能够成功运作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因为“国家间缺乏秩序的情形越来越不能被容忍。”向全球施加“秩序”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美国对此义不容辞。当美国着手安排世界事务以便“我们的自由社会能够繁荣兴旺”的时候，关键的事情是拥有可以阻遏“对我们的攻击”的军事力量。但是政府对运用军事力量的信心超出了单纯的“威慑”的限度：可以进行有限战争来“迫使对方接受符合我们目标的条件”。为了发动这种战争，美国必须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动员它自身及其盟友的经济。这种军备重建是当务之急，特别是因为西方各国的经济将在“最多几年之内”衰落，“……除非更积极的政府计划被制定出来”。危机迫在眉睫。 最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反对与俄国进行谈判，因为强迫克里姆林宫“显著改变其政策”的条件还不够充分；第二，研制氢弹，以便抵消苏联在1954年前可能会拥有有效的核武库所带来的影响；第三，迅速发展常规武器，以便在不必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保全美国的利益；第四，大幅增加税收来支付这种新的、代价高昂的军备设施所需的费用；第五，动员美国社会，其中包括由政府在美国民众中营造关于“牺牲”和“团结”的必要性的“共识”；第六，建立由美国人领导的强大的同盟体系；最后，通过“使俄国人民在这项事业与我们结盟”来从内部侵蚀“苏联极权主义者”。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文件肯定讲不清楚。不过没关系。杜鲁门和艾奇逊对遏制已不再感到满意，他们想要的是苏联的败退和一场彻底的胜利。 但是，正如1947年年初杜鲁门把他们“吓坏”之前的情形一样，美国人民不准备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赢得胜利。共和党人和很多民主党人需要低税收。连国防部长路易约翰逊（Louis Johnson）都反对第68号文件，原因是他认为艾奇逊的政策可能使国家破产。国务卿最终说服军方接受文官们提高国防预算的要求。与此同时，苏联却显得平静和克制。这种政治形势眼看就要毁了艾奇逊的指望，即利用第68号文件所提供的蓝图来建立全球性“权力地位”。 似乎只有他、总统和其他少数人才知道什么是必须要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一项寻找机会的文件。机会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到来了，正像艾奇逊和他的助手后来所认为的，“朝鲜出事了，把我们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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