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 内容简介 本书初版于1967年，历经多次修订而畅销不衰，是冷战史的经典之作。1980年商务印书馆引进翻译此书第三版，定名《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深受好评。 正如书名《美国、俄国和冷战》所揭示的，这是一本从美苏视角来解析冷战的著作。它聚焦于冷战的两个主角，上溯19世纪末两国的纠葛，下及2006年双方的动向，由此论述了冷战的缘起、演变、结束以及对今日美俄关系的影响。 本书强调两国国内政治对于冷战进程的重大影响。两国的意识形态、经济状况、领导人性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们的对外政策。美国在这一点上尤甚。作者认为，美国在冷战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均具有主导性，故对其予以更为严厉的批判。 作者简介 沃尔特拉费伯尔 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先后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1968年以来在康奈尔大学任历史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美国的时代：1750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和国外方面》，《不可避免的革命：美国在中美洲》，《巴拿马运河：历史视野中的危机》，《新帝国：对美国扩张的解释，1865-1998》，《迈克尔乔丹和新全球资本主义》，《死亡的赌注：林登约翰逊、越南和1968年大选》。他还是《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美国对机会的寻求》（有中译本）的作者。他所著《冲突：历史上的美日关系》（1997年）获得班克罗夫特奖和霍利奖。 译者简介 牛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翟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张静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作者：[美]沃尔特拉费伯尔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ISBN：978-7-5062-8754-8分类：历史 状态： 连载结束 点击量： 2892目 录目录目录目录致中国读者在《美国、俄国和冷战》最后几章里，世界上的两大强权已经不再是美国人和俄罗斯人，而是美国和中国。而且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不同，1991年以后的年代里的两个主导性大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里都不是敌人，而是一种在军事上极其谨慎的（有时甚至是合作性的）关系；同时其经济关系惊人地密切，甚至达到相互依赖的地步，虽然一个是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共产主义。致中国读者第十版序美国是一个经常就别人的生死存亡单方面做出决定的世界性大国，这种决定涉及人命的数量之多，有时甚至超过911恐怖主义袭击。这本书认为，美国国内的需求和信念（以及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以及与美国发生关系的国家的对外政策。第十版序引言 历史的重负（1941年以前）在1918年至1921年间，伍德罗威尔逊派出一万多名美国士兵，试图与协约国联手用武力推翻列宁；同时又尽力防止入侵俄国的日本军队对西伯利亚予以殖民和独占。美国总统最终遏制住了日本，但是协约国的干涉却成了一场灾难。在短时间内发生的是许多俄国人逃离外国军队去支持列宁；在长时期内留下的影响则是，苏联领导人牢牢记住了这样一点，即协约国武装干涉正说明“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要扼杀共产党政权。引言 历史的重负（1941年以前）第1章 门户开放，铁幕落下（1941—1945年）随着斯大林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这样一项安排，即战后的俄国应该囊括波罗地海国家和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斯大林的猜忌加深了。这些地区历史上曾经属于沙皇俄国，而且斯大林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也要求收回这些地区的主权。1 蜜月从未出现2 为开放的世界而战3 妄想狂或现实主义者？4 毁灭世界的锅炉被造出来了第2章 两个冷战宣言（1946年）只有毛泽东很是恼火。他后来回忆说：“斯大林想阻止中国革命，他说……我们必须和蒋介石合作。”苏联的政策很明显。斯大林更愿意看到一个混乱、分裂的中国，而不是蒋或毛领导下统一的中国，这样中国就不会威胁到俄国。毛泽东要是成为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的领袖，就能在共产党世界内部挑战斯大林的权威。1 中国局势失控2 中东——两个冷战宣言3 德国问题与核武器控制4 犹疑未决中的美国第3章 一个胡桃的两半（1947—1948年）李普曼归纳出“X先生 ”和杜鲁门主义所主张的另外一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所有被认为应该‘遏制’苏联影响的国家中无休止地推行干涉”；在东欧农民以及中东和亚洲军阀中培植出“杰斐逊民主主义者”的徒劳而又代价高昂的努力；对于联合国，要么将其摧毁，要么使其变成毫无用处的反苏联盟；对美国人民造成巨大的压力，对其经济的管制势必日益严苛，而其士兵也会被派往苏联集团的地盘上去打仗。1 杜鲁门主义2 马歇尔计划3 “X”文章4 寻求军事安全5 苏联人的新政策第4章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的“别样的世界”（1948-1950年）20世纪90年代公布的苏联和中国档案显示，出于怀疑和担心，斯大林在1945年曾经强烈要求毛泽东不要发动革命，而且令人震惊的是，他在1949年底显然是想要让毛蒋在中国南北分治。斯大林担心的是与美国在欧洲日益升级的危机，所以不想在亚洲出现任何对抗的局面。1 柏林危机与北约建立2 重新争夺欧洲3 “美国失去”了中国4 杜鲁门政府的冬天5 美国的冷战蓝图致中国读者 这部横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从1945到2006年）书的第十版能以中文面世，对此我深感荣幸。牛可教授和他的两位合作者对本书感兴趣，致力于推出本书中文版，将其学识和严谨性投入对本书的翻译，我对他们深怀谢意。 在《美国、俄国和冷战》最后几章里，世界上的两大强权已经不再是美国人和俄罗斯人，而是美国和中国。而且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不同，1991年以后的年代里的两个主导性大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里都不是敌人，而是一种在军事上极其谨慎的（有时甚至是合作性的）关系；同时其经济关系惊人地密切，甚至达到相互依赖的地步，虽然一个是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共产主义。 生活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观察家如果知道在70年代以后美中合作关系发展竟然如此之快，将会大为惊异。然而，生活在1945年以前的观察家却会对此毫不奇怪。早在1788年，刚刚独立的美国派出一艘商船前往中国，由此开辟了一宗利润颇为丰厚的贸易，此后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一直有增无减。所以，对于其他殖民列强（尤其是俄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像它们当时正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所做的那样瓜分中国并使之殖民地化的努力，美国官员自然是特别反感。出于自身利益，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遵循它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不得为殖民列强所殖民地化，亦不得为其谋取私利的经济政策所损害，而必须保持统一，并对所有国家开放商业关系。美国要求门户开放实属理所当然，因为它正在走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在一个统一、开放的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的竞争中最能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的这种门户开放政策，在1931年以后与日本征服大片中国领土的企图迎头相撞，尤其是在中国人因革命而处于分裂状态的情况下。结果是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取得胜利。《美国、俄国和冷战》解释了紧随其后所发生的事：在朝鲜，一场冲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突然发生，哈里杜鲁门总统戏剧性地做出接受这场战争的僵局的决定，拒绝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对中国投原子弹以赢取战争的建议。朝鲜战争引发了美中之间长达22年的冷战，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开始修复中美之间的历史纽带。 这22年，在长达两个世纪的美中关系中是一个例外。而两百年来的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平的，而且这种关系对双方在商业上都越来越重要。两国不时出人意料地就维护国际稳定所需的重大政策达成协议；特别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遏制俄国人的需要使双方达成重大政策协议。这本书讲述了这个故事。我非常感谢牛可教授，他的翻译工作使得中文读者可以读到《美国、俄国和冷战》这本书。第十版序 无论是就一个历史学家的一生工作来说，还是对一部关于当代对外政策问题的书而言，40年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深深感谢那些认为这本书有用的读者（根据一些情况来看，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煽动性的），也深深感谢那些曾经对本书撰写评论的人，其中包括那些认为此书有所裨益或者尚需改进的。本书初版问世之际，正值越南战争达到高潮，美国人比1898年和1812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关注美国对外政策，而且经常是在大街上表达他们的关注。这一版付梓之时，正值2001年9月11日的悲惨事件和布什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导致越战以来为数最众的美国人介入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大讨论，甚至卷入对外政策行动之中。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经历说明，我们不可能不随时随地承受我们的对外政策的后果。美国对外政策对美国人（以及别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税后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对我们在军队中的亲友产生直接影响，对我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通信的个人隐私权产生影响，对我们在教育、就业和生存上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在1800至1850年的那段时间里，当各大外部强权盘踞在美国边境的河湖端时，对外政策就几乎对每一个美国人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而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核武器和军事变革（以及我们日常经济生活的变革）更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能不受到对外政策的影响。 在过去的60年里，美国演变成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特别是在冷战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在1991年，在美国人当中有一种论调甚嚣尘上，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无可匹敌，因而可以在自己认为必要时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这样的信念实际上是回到美国独立后的头两百年。美国人在“二战”后实力大增，让他们能够比20世纪40年代以前把手伸得更远、更快，让他们能够横行于天下。因此，本书与近年来那些标榜跨国史取向的论著不同，并不把美国置于更广泛的跨国性趋势中加以考察；而在那些所谓跨国史著作中，美国权力经常不幸地轻易自贬身段，以适应外部环境。这本书认为，美国是一个经常就别人的生死存亡单方面做出决定的世界性大国，这种决定涉及人命的数量之多，有时甚至超过911恐怖主义袭击。这本书认为，美国国内的需求和信念（以及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以及与美国发生关系的国家的对外政策。本书所要论述的观点是，如果要想使美国的权力负责任，那么美国人（而不是美国以外的某些力量）就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确保以负责和诚实的方式来使用美国的权力。正如在后文各处中一再指出的，如果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美国的权力，那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直接的、而且经常是悲剧性的影响。 在本书第10版的最后一章（第15章）中，我考察了911袭击事件及其所产生的对外政策后果。该章较之前一版几乎完全是重写，而且篇幅大大增加了。新近出版公布的资料和文件被收录进前14章的正文和附注中。因为有了新材料，所以增写了一些新的内容，其中包括：就朝鲜战争特别是北朝鲜方面的情况提供了新的资料；在美国和墨西哥关系的部分交代了“佩德罗计划”下的宣传活动；对现代化理论及其在50和60年代所产生的影响（比如“用轰炸将越南送进未来”）做了介绍；对70和80年代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中央情报局的“B小组”的情况也予以说明。吉米卡特在人权方面的努力与卡特本人和布热津斯基在对华政策上的步骤相互冲突，可以在我们对美国对柬埔寨政策的研究中看出。我们还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东欧和冷战终结的影响予以概述。最近关于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在本书中有所引述。 80和90年代的20年清楚地显示了这样一点，即：美苏双方具体情况虽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外交政策都算不上有效，而且两国的外交政策也都受到决策者自身的思维程式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制约。这个通则在911事件之后也没有改变。引言 历史的重负（1941年以前） 冷战主宰了1945年以后美国人的生活。苏联在1991年崩溃了，美国得以胜出，美俄对抗的一个阶段由此告终。但是随后在美国大行其道的那种必胜论情绪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仔细审视历史我们看到，冷战使美国付出了8万亿美元的国防支出，夺去了近10万美国青年男女的生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还损害其他许多人的事业生活；冷战还使美国全国陷入东南亚和中美洲的恐怖冲突中；冷战又在80年代引发了50年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萧条。发展中世界到处发生血腥的冲突，在这里美国人和俄国人——更多情况下是他们各自的代理人——相互残杀，在朝鲜、越南、中东、中美洲和阿富汗以及其他地方的战场上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命。在美国外交史上，这并不是最光彩的一章。 只有理解了美国和俄国之间斗争的根源，才能理解上面的那些悲剧，也才有可能在未来避免这样的悲剧继续发生。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始自1945年或者俄国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1917年。两个大国并不是因为其中一个是共产主义而另一个是资本主义而卷入冲突。相反，他们首先是在19世纪在中国的华北平原和东北开始对抗。美国人越过半个地球向西扩张，俄国人则向东越过亚洲，两个大国在一个世纪里互争雄长。 在这场冲突发生之前，两国本一向交好。无论何时出现冲突（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的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俄国人都会在美国扩张主义者的要求前做出退让。然而，双方在新世界以外的碰撞却不那么容易解决。美国人在横越美洲大陆大举扩张的同时，也将贸易的触手迅速伸向亚洲，将亚洲视为拥有巨大产能的美国工农业的潜在市场。到19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500年的扩张之后，俄国控制了一个巨大的大陆帝国，容纳了许多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这一点和美国一样）。美国人相信有一种超自然力量决定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将他们引向扩张和征服。同样，俄国人也把他们的沙皇视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 但是两国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美利坚帝国是非集中化的或者说是“联邦制”的，其各州和海外属地享有相当的自治权。俄罗斯帝国则是严密的中央集权制，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像工蚁一样为沙皇服务（后来继之以莫斯科的一小群共产党精英）。俄国官员认为，只有自上而下严加管制才能确保国家的存续。这样的官僚集团并不以想象力和首创性见长。（部分由于这种缺乏首创性，俄国无论是在1917年之前和之后都需要从西方借取技术和工业生产方法。）这种镇压性的官僚机器是横暴的，特别是在1880年以后，它将持不同政见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并变本加厉地推行反犹太人政策。当时反俄情绪遍布美国，国会威胁要切断与沙俄的贸易。马克吐温就体现出这种反俄情绪，他曾高呼道：如果只有靠炸药才能终结这个政权，“那么就让我们为炸药而感谢上帝”。 美国人还发现他们先前的朋友有另外一个毛病。美国人不推崇官僚机构，而是赞赏那些跨海越洋去开放的世界市场上牟利的商人。而俄国人跨越的却是土地而不是海洋。他们打造出的是一个政治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帝国。俄国人在兼并了亚洲的土地之后就关闭这些地方的市场，将他们无力与之竞争的外国商人排除在外，以此确保对帝国领土的控制。这就预示了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美国相信，美国要保持繁荣，中国富庶的满洲地区的贸易的“门户开放”就会越来越有必要；而俄国人则决心对满洲的一些地方实施殖民并予以关闭。两个相互敌对的体系相互对抗，而这种对抗的严重程度接近两者在1945年在东欧的对抗，其原因也是庶几类似乎。 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美国试图扼制俄国的扩张，其手段往往是支持日本；而日本出于自身的扩张主义目标，也希望满洲门户开放。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话代表了美国人的情绪：俄国人“皆为大奸大伪之徒。他们从来不知什么是真理……对他人亦毫无善意可言”；至于沙皇，则其不过是“一个昏聩的小人”。在实质性问题上，他担心的是俄国正试图“把整个中国北部组织起来反对我们。” 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皇与美国的两个友邦英国和法国结盟反对德国，美国人的上述看法还没有改变。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最亲密的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上校曾勾勒出那种曾经困扰美国20世纪大半时期的两难局面：“如果协约国赢了，就意味着俄国将主宰欧洲大陆；如果德国赢了，就意味着其恶难以言状的军国主义独裁降临在未来好几代人头上。” 两种局面之下，美国都将无利好可言。 1917年后期，历时久远的俄国威胁变得更加严重了。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利用“一战”造成的破坏、混乱和贫困，推翻沙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曾经无休止地扩张的沙俄帝国现今又拥有了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即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根据他们所认定的历史法则，致力于推动世界革命。在1918年至1921年间，伍德罗威尔逊派出一万多名美国士兵，试图与协约国联手用武力推翻列宁；同时又尽力防止入侵俄国的日本军队对西伯利亚予以殖民和独占。美国总统最终遏制住了日本，但是协约国的干涉却成了一场灾难。在短时间内发生的是许多俄国人逃离外国军队去支持列宁；在长时期内留下的影响则是，苏联领导人牢牢记住了这样一点，即协约国武装干涉正说明“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要扼杀共产党政权。 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上，协约国也在别求它途。列宁的阴影笼罩在每一场会谈之上，西方列强试图在东欧制造一系列缓冲带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以孤立苏联。当时一个名叫沃尔特李普曼的年轻美国官员对此大为愤怒，他形容说，和平本来需要一个“卫生的欧洲”，即一个繁荣的、军事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以求建立比列宁所能建立的更有吸引力和更公正的社会，但协约国却制造了一个军事性的“防疫封锁线”。 为了孤立苏联，威尔逊拒绝与它建立外交关系。和老罗斯福评论沙俄的腔调类似的是，威尔逊宣称列宁的政府“是以否定所有的美德和良知为基础的”。但是其他国家却并不跟着他走。英国在1921年开始和俄国进行贸易。一年以后，两个国际社会的被驱逐者——俄国和德国——签订了一项合作条约。苏联人对宗教和私有财产权大加挞伐，令美国人震惊，但苏联显然已经站稳了脚跟。 美国绝不会低估布尔什维克。一个美国救济代表团在20年代向俄国的饥民派发了价值6000万美元的援助。当列宁在1921年宣布欢迎外国资本参加建设项目时，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认为这说明共产主义正在走向崩溃。胡佛希望看到一个更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俄国，美国既可以从中牟利，又可以对其施加控制，所以他鼓励商人们把俄国看成是一个“经济真空”——和所有的真空一样需要去填补的真空。商人们做出了积极响应。许多大公司如福特、通用电器和西屋等均在俄国投资数以百万美元计。年轻的艾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在1926年开始进行一项高达10亿美元的锰矿特许经营。当他的冒险事业陷入财政麻烦时，苏联人免除了他的合同义务。（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后，他却发现苏联人不那么合作了。与此同时，在1925至1930年间，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到100万美元以上，远远超过了“一战”前的水平，虽然华盛顿继续拒绝对苏联的存在予以官方承认。 在1928年以后双方的经济关系突然发生剧烈变动，但不是胡佛所希望的那种变化。列宁在1924年去世以后，约瑟夫斯大林利用他对党的组织体系的控制登上政权顶峰。斯大林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曾就读于一所东正教学校，但后来被学校开除。他在1917年前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多次被捕入狱。因为他的粗暴，他和列宁之间逐渐疏远，以至于这位苏维埃领袖几乎要和他断绝个人关系。列宁的去世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后斯大林狡诈地挑动利用派系之间的争斗，最后击败了他的反对派。在1928年，他宣布实施以高速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五年计划，使其权力得以巩固。斯大林的这些做法要求苏联成为一个控制严密而又自给自足的社会。对斯大林而言，共产党人对世界革命的号召变得不那么强烈了，更重要的是要巩固他个人的权力，以及为抵御“资本主义包围”而建设强大的俄国。 随着美国进入最为严重的大萧条年代，美俄贸易也大幅下滑。许多商人向新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施压，要求他正式承认苏联。但在罗斯福的国务院，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罗马天主教教会领袖、美国革命女儿会以及劳工组织当中都存在着强烈的反苏情绪。罗斯福克服（或者说抛开）这些情绪，在1933年11月承认了苏联。罗斯福刻意将苏联外交代表团抵达的时间安排在国人闹哄哄地庆祝禁酒令终止的时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俄国人不会受到热烈欢迎。 斯大林欢迎美国的外交承认，但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他想得到美国的帮助以反对已于1931年开始在满洲纵横肆虐的日本军队。罗斯福没有理会俄国人的这个呼吁。国务院甚至在1933年向日本人保证承认苏联并不对日本构成威胁。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一直采取这一政策。此后五年间，美国在1934和1937年两次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对日本和纳粹德国采取共同政策的提议。自斯大林开始对其政敌予以血腥清洗以来，美国许多自由派人士乃至于前共产党员都逐渐对他失去信心，进而对政府的对苏政策予以支持。“二战”后这些自由派人士也没有忘记他们先前对共产主义幻灭的痛苦经历，有所谓“失败的上帝”的说法。 到1938年，斯大林和西方大国的关系全面崩溃了。当年的慕尼黑会议上，法国和英国为了安抚希特勒而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割给了德国。在1939年初的苏共第18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指责西方企图把希特勒的祸水向东引向苏联。但他同时表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虽然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的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另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但这一次俄国不会在西方的相互厮杀中“火中取栗”。 斯大林在1939年8月下旬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让西方大为震惊，也造成一个极为糟糕的局面。两个独裁者就瓜分波兰和巴尔干半岛达成协议。在协约签订一周之后，希特勒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此后的18个月里，俄美关系达到最低点。苏联对芬兰的入侵使斯大林获得了一个战略缓冲带，但也向美国人证实了俄国的确会欺凌弱小邻国。然而，在1941年初，希特勒却厌倦了与俄国人的谈判，决定将整个东欧夺入自己手中。6月22日，纳粹军队大举进犯苏联，构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国务院在经过24小时的争论之后，发布了一个谴责苏联宗教政策的声明，一方面声称“共产党独裁”与“纳粹”独裁一样不可容忍，把苏联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又断定苏联必须得到帮助，因为希特勒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来自密苏里的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杜鲁门直白地表述了他和其他许多美国人的心情：“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快要取胜了，我们就该帮助俄国；如果我们看到俄国将要取胜，我们就该帮助德国。要用这种办法让它们两家相互厮杀，杀得越多越好，尽管我无论如何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 这种论调，并不是最好的用以开启新的伙伴关系的精神。但这些声明只是此前半个世纪俄美之间敌对关系的一个高潮。两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大相径庭，在30年代反对纳粹和日本侵略上无法合作，在1939至1941年间甚至几乎成为不折不扣的敌国。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国最终勉强走到一起，结成同床异梦的伙伴关系。1 蜜月从未出现 1 蜜月从未出现 蜜月期从未出现。尽管美俄两国已经有了军事情报的交换，而且在租借法案下，已有价值110亿美元的物资被运往俄国，但双方还是迅速爆发了关于大战战略与战后和平规划的冲突。 随着1942年纳粹在俄国领土上长驱直入，斯大林急切地要求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派兵进攻西欧，从而迫使德国军队撤军。据一位观察家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只会说四个英语单词：“yes”(是)，“no”（不），“second front”（第二战场）。罗斯福两次许诺开辟第二战场，但他和丘吉尔却两次食言。他们认为英美缺乏攻击西欧的实力，所以代之以在北非和意大利发起进攻。这使得第二战场迟至1944年年中才得以开辟。而那时候俄国人已经靠自己把纳粹驱赶出国境，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随着斯大林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这样一项安排，即战后的俄国应该囊括波罗地海国家和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斯大林的猜忌加深了。这些地区历史上曾经属于沙皇俄国，而且斯大林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也要求收回这些地区的主权。可是，1943年罗斯福的话却让斯大林不那么高兴了，他说因为有数百万波罗的海国家血统的美国选民在，所以要他承认苏联对于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还补充道，他当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走向战争”。罗斯福希望战争结束之后再来讨论领土问题。 这个决定引发了严重后果。1945年，红军横扫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再者，世界政治形势与先前显著不同：盟国正在摧毁德国和日本，而它们正是阻挡历史上俄罗斯对欧洲和亚洲扩张的两个国家，所以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得不商量一下斯大林的要求。 美国决策者随即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他们自己的政策是矛盾的。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都未能调和这些矛盾。这一失败是冷战的主要原因。这些矛盾包含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华盛顿的官员们相信，只有全球市场和原材料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向所有民族充分开放，或者说对各国实行开放门户，才能避免另一次可怕的经济萧条发生。此外，美国的国内形势也要求官员们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决不能允许这个世界回到30年代时的情形，那时各国都在设法躲避萧条，为此建立高关税壁垒或区域性贸易集团，而这阻碍了贸易的自然流通。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只有靠着政府大规模干预社会才能生存下来。但是，如果政府主宰经济，它也就会管制个人选择，甚至会严重地限制个人的自由。 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警告说：“在长期持续的失业状况下，唯一的问题就是普鲁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哪个会先降临到我们头上。”而按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话，只有美国人意识到“在我们的体制下，我们不能指望不经常与其他国家扩展贸易而得到国内繁荣”，才可避免这样的情形。一位官员评论说：“资本主义体系本质上是个国际性的体系”，而“如果它不能在国际范围内运转起来的话，它会彻底垮掉。”基于这些原因，美国需要在战后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纽芬兰附近海域举行了大西洋会议，罗斯福着手推行他的政策。两位领袖在大西洋宪章中的第三条中宣称，战后所有的民族都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将要生活在其下的政府的形式。”第四条为这个原则增加了经济方面的内容：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享有“机会，即在平等的条件下享有世界范围内贸易和获取原材料的机会，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需要这些机会。” 在之后的四年中，美国人对于这些机会的“需要”惊人地增加了。他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90%。而与这种经济实力的发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其他工业国家被战争损毁，这就保证了美国人会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去争夺世界贸易当中“平等的条件下……的机会”。 过去的大萧条和未来的大萧条的幽灵就这样盘旋在美国人的战后目标之上，气氛殊为不祥。其实，这些目标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同样是政治方面的。封闭的经济集团不仅仅会损害贸易，也容易发展出政治集团。集团之间的摩擦导致了世界战争。30年代的事态可以这样简略概括：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先是在经济上彼此对抗，然后就上升到了军事层面上。正如国务院经济顾问威尔克莱顿断言的那样，“在市场上互为敌手的国家不可能在会议桌上长期做朋友。” 1944年的时候，美国试图确保战后市场是友好而不是敌对的。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会议创设了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将会拥有76亿美元的资金（和借贷出两倍于此资金的权力），来担保用于重建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和推动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的发展的私人信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73亿美元资金来稳定货币，这样可以使贸易运转顺畅而不必担心货币的突然贬值或者汇率的剧烈波动，而这些在30年代几乎曾使国际社会陷于瘫痪状态。美国希望这两个机构会重建，进而稳定和扩展世界贸易。当然，这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两个组织当中的投票权取决于贡献资金的多少。因为美国人将不得不投入最多的钱，所以他们也会相应地控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大西洋会议到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的政策看来是精心设计好了的。1945年初，金融家、毛遂自荐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抓住了其中的实质：如果我们能够“在出口市场停止劳动力补贴（subsidization of labor）和低工资竞争，”并且阻止战争机器的重建，“天哪，天哪，我们将拥有一个怎么样的长期繁荣啊！”像桃乐丝一样，美国人似乎正通往一个更为幸福的奥兹国（land of Oz），他们巨大的经济实力就是那双红宝石鞋。尽管如此，美国人也像桃乐丝一样，很快遭遇了巫师；但不止一个，而是从西方和东方两边来的邪恶巫师。 在西边，法国人和英国人自从2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他们再也竞争不过高效率的美国工业家了。在30年代中，英国人已经在他们自己的帝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经济集团，来排斥美国人的商品。丘吉尔并不认为他可以在战后放弃这种贸易保护的做法，所以他在大西洋宪章中加了限制条件之后才同意关于“自由机会”的条款。然而，美国官员决意撬开英帝国的大门。英国和美国的贸易总量加在一起占世界的一半多。如果英国集团被拆解的话，美国完全开放全球市场的道路就会走得顺多了。 遭受严重破坏的英国别无选择。两次战争已经摧毁了它主要的工业设施，而英国本是依靠工业产出来支付它一半的食物和除了煤之外所有的原材料的进口。英国请求帮助。1945年，美国同意贷给它38亿美元。作为回报，心力交瘁的伦敦官员们许诺拆解帝国贸易集团的一大部分。参加这项协议谈判的威尔克莱顿向巴鲁克透露：“借着给英国提供贷款的机会我们向其施加压力，促使其接受我方提出的所有条件。” 法国也得到了相同的对待。法国和美国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利益冲突已经进行了近两个世纪。战争期间，法国临时政府总统查尔斯戴高乐将军集中地体现了法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戴高乐试图保存殖民地和外交行动的自由，为此他与美国官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美国官员们反过来把戴高乐视作亲英分子和政治极端分子；一位国务院的官员甚至称其为“这个法国的希特勒”。1945年，戴高乐不得不忍辱受屈，请求华盛顿拨付1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同意了戴高乐大部分的要求；法国报之以承诺减少政府补贴和货币操纵，而这些措施曾经给法国出口商在世界市场中带来了竞争优势。 2 为开放的世界而战 美国也在放开自己的手脚去对付另一位东方的巫师——苏联。 对苏联的做法显示出美国政策有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华盛顿需要一个开放的欧洲。正如一位高级别官员后来所说明的，国务院希望所有“俄国边界以西的欧洲……建立一个合作的大陆体系，其主要的大国在经济上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斯大林一直在不断地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认苏联有权利控制东欧的大部分。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个俄国的“地盘”将会作为抵御西方的战略缓冲地带，也可以在经济上对其加以利用，来帮助苏联快速重建经济。斯大林在追加阉割了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的条款之前，始终拒绝签署大西洋宪章，这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 这样，早在1942年，罗斯福就面临抉择：要么为一个开放的战后世界（至少要在俄罗斯边界周围）而战，要么同意盟友在东欧问题上的要求。如果他选择前者，俄美关系将很有可能会严重受损，以至于针对轴心国的团结努力会化为泡影。至少，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会作为敌人进入战后世界。（事实上，满腹狐疑的斯大林直到1943年年中还在秘密地考虑单独与希特勒媾和。）如果罗斯福选择后者，则美国对大西洋宪章原则得到贯彻的希望就会破灭，从而毁掉战后和平与美国繁荣的机会。倒不是说美国需要东欧市场，但是一个稳定、繁荣的世界绝对需要一个健康的欧洲。这意味着欧洲得是统一的：其东部提供食物，西部提供工业产品，两者互为市场、互相依存。正如国务院在1945年初告知罗斯福的，欧洲的稳定“有赖于在欧洲大陆的各个部分都维持良好的经济状况和相当程度的繁荣”。此外，如果斯大林甩开美国在欧洲单搞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恶例，丘吉尔、戴高乐可能会试图重建他们的集团。 面对这恼人的两难困境，罗斯福首先建议苏联人应该由“四警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来稳定战后的世界。苏联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计划意味着自己将会是管辖东欧的警察。但是，在1943年末之前，国务院的官员改变了罗斯福的想法。“四警察”构想和一个一体化的、开放的世界并不一致。一个警察管辖的区域区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大国控制的封闭区域。罗斯福开始搁置、然后修正这个构想。与此同时，红军在1944年开始席卷东欧。斯大林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他告诉他的党内同事：“这场战争与以往不同，无论是谁占领一块领土，他都会在所掌握的范围里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带到那里强制推行。” 丘吉尔也清楚。1944年10月，他没有采取罗斯福的搁置政策，转而飞往莫斯科去做交易。这位英国领导人已经闻知了罗斯福的立场：“限制（苏联人）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的倾向”，这是四个月之前罗斯福给丘吉尔的信中写到的。丘吉尔知道斯大林不会同意，而且也知道红军已经准备好把东欧献给这位俄国独裁者了，于是他在莫斯科的会议上秘密地向斯大林许诺他将承认苏联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统治。作为回报，斯大林同意英国可以控制希腊。这样，丘吉尔保护了英帝国在地中海上的生命线，同时承认了俄国在一些东欧国家的“优先发言权”（first say）。丘吉尔告诫斯大林这宗交易最好“用外交辞令”来表述，“而不能……用‘划分地盘’之类的说法，因为美国人可能会被吓到。”丘吉尔的话的确准确，但也不乏嘲讽意味。 然而当罗斯福知道这项交易时还是大为震惊。但更坏的事情接踵而来。1945年2月，三巨头在俄国黑海疗养胜地雅尔塔会面，共同来塑造战后世界。在波兰的前途问题上，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整个1943到1944年，罗斯福已经表明他懂得俄国人的需要：一个对俄国友好的波兰政府（而不像战时波兰政府那样）。但他对于斯大林在1945年初的举动并没有做好准备。在雅尔塔会议开始之前，苏联人已经承认了一个共产党主导的波兰政府。在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斯大林允许这个政府中有亲西方的波兰人。三巨头最后达成一致：这个波兰政府必须“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予以重组”。 美国海军上将、罗斯福的首席军事顾问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敏锐地看到，这个协定“弹性太大了，以至于俄国人不必在技术上破坏它就可以把它从雅尔塔一路拉伸到华盛顿。”话虽如此，但是因为当时红军已经占领了波兰，所以这已经是罗斯福所能到得到的最好结果了。罗斯福的确曾努力要达成弹性小一点的协定，为此倡议发布“被解放欧洲宣言”（Declaration of Liberated Europe）。该宣言规定三大国的每一方都要保证合作，在新近被解放的国家中施用民族自决原则。但俄罗斯人一再修订这个宣言，最后使它实际上毫无意义。罗斯福不得不再次接受残羹冷饭般的既成事实。 斯大林离开雅尔塔时，确信他的盟友们至少已经默许了他对于东欧的主宰。这对斯大林来说一定是如释重负，因为战争期间他的政策也被两个方向的力量拉扯。一方面，这位苏联独裁者坚持自己应该有势力范围；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很小心翼翼，并没有向盟友们解释俄国人对这些地盘的控制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这样做了就可能会惹恼盟国，使得美国延缓战争物资的运送，并且甚至可能会导致西方和德国单独缔约。（毕竟，斯大林怎么会指望资本主义比自己有更多的忌惮呢？）随着红军如此接近全面胜利，他决不想在最后一刻犯下任何拙劣的外交错误。雅尔塔似乎解除了这种危险。 但是斯大林误算了。雅尔塔会议休会后两周，苏联人又开始向罗马尼亚施压，要求罗马尼亚国王任命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政府。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然还记得，在1941年德国人入侵俄国时，罗马尼亚士兵曾经和纳粹并肩作战。此外，丘吉尔已经同意对罗马尼亚弃之不顾，以换取斯大林放过希腊。但是，美国宣称斯大林破坏了“被解放欧洲宣言”。美国人的道理很难驳斥，于是莫洛托夫撕毁了该宣言。但是，这并不是美苏双方简简单单的一场辩论，而控制东欧才是问题的关键。 另一场危机发生了：俄罗斯不允许超过三个以上亲西方的波兰人进入由八名成员组成的波兰政府。对于美国人来说，波兰变成了观测苏联意图的试验场。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认为，波兰——而不是罗马尼亚——才是“桶里的大苹果，我们应该盯紧它”。这个比喻很明显地显示出一个烂苹果可以毁了中欧和东欧所有其他的“苹果”。1945年4月1日，罗斯福严肃地警告斯大林，苏联的计划不可接受。4月5日，美国驻俄国大使艾弗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向罗斯福强调，绝不能允许斯大林在苏联占领的地区建立起“极权主义”，因为“除非我们准备好生活在一个由苏联统治的世界里，否则我们必需使用我们的经济力量援助那些天然对我们友好的国家”。第二天，罗斯福写信给丘吉尔谈论这场危机，指出了另一个武器：“我们的军队很快就会在战争中处于一个有利位置，从而使得我们采取比迄今为止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的立场。” 不到一周，罗斯福就因严重的中风而去世。他的新任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手了一个已然离心离德的联盟。罗斯福并不曾就对外政策（以及别的方面）上的事情和他商量。杜鲁门私下里称自己为“政治太监”。但是他对俄罗斯的好感在1941年之后也没有什么增加。早些时候，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对雅尔塔的麻烦装作若无其事，之后记者询问杜鲁门的看法，他回答道：“这是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之后和记者们一起哄笑起来。 杜鲁门怀着高度的不安全感进入白宫。（他告诉记者说：“我感觉月亮、恒星和所有的行星都冲我砸下来。”）他在一个剧烈变化的世界中承担着责任最为重大的工作。杜鲁门试图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首先，他对自己的总统权极端敏感猜忌，生怕别人挑战自己权威。杜鲁门雷厉风行的决策风格不仅来自于他的个性，而且也是因为他决心要“乾纲独断”。不会像罗斯福最后几年那样，再有拖沓混乱的政府或者桀骜不驯的官员存在了。 第二，更危险的是，杜鲁门决心使其政策不被扣上“缓和”（appeasement）的帽子。他能有多强硬就有多强硬。进入白宫仅24小时，这位新总统就自信满满地告知国务卿，“我们必需针锋相对地对付俄国人”，并且表示“我们过去对他们太宽容了。”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讨论对外政策时，杜鲁门打断了顾问们的话，断然宣称自己一定要采取“强硬”路线。 哈里曼、李海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等总统顾问敦促杜鲁门采取强硬路线，杜鲁门深以为是，这也增强了他的决心。哈里曼警告说苏联人会对“欧洲进行野蛮入侵”，宣称战后与苏联人的合作——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合作——必需取决于他们同意开放波兰和东欧。在1945年4月23日的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议上，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与哈里曼展开辩论。史汀生声称决不能因波兰之类的问题威胁和平大局，因为在那里自由选举已然是不可能的了，俄罗斯人已经进行了全面控制，而且斯大林“不太可能在根本问题上……退让”。史汀生并不是门外汉，他原为华尔街受人尊敬的律师，已有40年担任公职的杰出资历，包括做过一任赫尔伯特胡佛的国务卿。 但是杜鲁门拒绝了史汀生，而采纳了哈里曼的建议。当天稍晚时，他“用极为简单明了的话”严厉指责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破坏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的协议。杜鲁门要求苏联人同意建立一个“新的” （而不仅仅是“重组的”）波兰政府。吃惊的莫洛托夫回答道：“我这一生中还从未有人这样对我说过话。”杜鲁门反唇相讥道：“执行协议，就不会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 第二天，斯大林拒绝了杜鲁门的要求，指出这违背了雅尔塔协定。这位独裁者表示，“波兰与苏联接壤，与英国和美国却非如此。”斯大林还说，毕竟苏联人并没有“宣称有权干涉”比利时和希腊，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两国做出决定时并没有和苏联人商量过。6月间，斯大林允许再多几位亲西方人士进入波兰政府，杜鲁门勉强地接受了这种妥协的办法。美国人希望，他们在政治上承认波兰新政府，会使他们能够利用经济力量来使波兰开放门户，采取让各国“在贸易、投资和信息获取方面皆有均等机会的政策”。但是，波兰人拒绝向美国人开放门户。史汀生说的是对的。杜鲁门的强硬只能是使俄国更加坚定了控制波兰的决心。 丘吉尔在1945年年中冲着斯大林脱口而出道，一道“铁栅栏”正在东欧周围落下。这位苏联领导人淡然回应道：“全都是无稽之谈。”其实这话不能算全错。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危机确实使这两个国家周围的“栅栏”抬高了，但在其他地方苏联的策略却有所不同。俄国在匈牙利主持的选举产生了一个非共产党政府。在保加利亚，由苏联操持的选举即便不合美国人的胃口，至少也让英国观察员感到满意。斯大林还同意在芬兰建立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政府，只要芬兰人奉行对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铁栅栏”绝对没有把整个东欧都围住。如果双方都想在其他区域避免对抗的话，此时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 3 妄想狂或现实主义者？ 但是商量的余地毕竟有限。斯大林的信条，以及他的那种决不能使俄国再从西边被侵略的决心，都大大地限制了其外交选择余地。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也容不得他做别的打算。要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实现快速重建需要安全，就必须得到东欧和中欧的资源，就必须对俄罗斯民众持续施加严密控制。战争的体验是不可磨灭的。用一位心理学家的话讲，俄罗斯人看待他们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是从“极为惨痛的二战经历”出发的。 这场战争摧毁了1700个城镇和7000个村庄，造成2500万人无家可归。有2000到3000万人死亡；仅列宁格勒一处的围城就造成60万人饿死。 在这些血雨腥风的年月里，斯大林老奸巨猾地改变策略，不再号召他的同胞为了共产主义而牺牲自我（虽然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曾有几百万人在30年代被斯大林处死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亚监狱），而是为了“俄罗斯母亲”。然而，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出斯大林悄悄地改换了他那种特殊牌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这一点是关键的，因为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用这种教义来标榜他们的政策。无论是在决定对外政策时，还是在佐证他们的权力的时候，或者是在压制国内的反对声音时，他们都要动用马列主义教义。所以，对于外界观察家来说，“主义”就是风向标。官员作决策的时候，他们会引经据典，拿某种适合的主义来标榜已经决定了的政策，而主义的变化也显示出政策的变化。 1945年春天的斯大林的政治教义和他在1939年所说的关于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观点相比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战时联盟明显并没有使他的看法有丝毫改变；或者说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西方开放东欧门户的企图又再次引发了斯大林以前的那种担心。1945年4月，斯大林告诉他的共产党同志们另一场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警告说，德国人“会恢复过来，而且很快”。“给他们12到15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重新站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人的团结是如此重要！” 在1945年中，红军的胜利和东欧日益紧张的局势促使斯大林加紧对苏联国内的控制。苏联建起一些特别的学校来教授这位独裁者的学说，“俄罗斯母亲”让位给了“光辉的斯大林”。红军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他们在中欧领略了腐化的“资产阶级”风气；而且红军规模扩充很快，以至于斯大林难以对其施加严密的政治控制。他擢升他的亲信拉夫连季贝利亚——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首脑——为红军的元帅，而且还给自己加授大元帅衔（generalissimo）。唯一有能力挑战斯大林权威的军队高官也都慢慢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到1945年夏天之前，斯大林的权威已然不可质疑。 一些学者研究了斯大林从1928到1945年的行为，宣称这些行为都是斯大林“妄想狂”的产物。他们并且得出结论美国没有机会避免冷战，因为是在和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打交道。这种解释刻意绕开冷战爆发的复杂原因，但其本身又无力说明这些原因。不管斯大林在国内用什么方法进行极权统治，但他在1941到1946年的外交政策中展现出一种现实主义，一种对实力的谨慎算计，展现出高超的外交手腕，而任何关于他是“妄想狂”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他和其他苏联人的确对西方深怀猜疑，这也是现实使然，而不是出于妄想。因为在1917到1920年，西方派遣成千上万的军队涌入俄国；在30年代，西方拒绝与苏联合作；1938年，西方试图把希特勒的祸水引向斯大林；西方多次在第二战场问题上食言；1945年，西方还试图进入那些斯大林认为对苏联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 经常见到斯大林的美国外交官理解这种背景。1945年1月，哈里曼告诉国务院：“苏联对外政策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对莫斯科所理解的‘安全’的专注。”问题是美国人并不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安全”。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安全需要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包括一个开放的东欧。并没有哪位西方外交官在1945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里曾宣称斯大林显示出精神疾病的迹象。实际上，倒是一些人说是政治局中的强硬派迫使斯大林采取对西方更强硬的政策，而其本人并不想这么强硬。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是斯大林制定的政策，而且他的政策是前后一致的。变化的只是时机和策略而已。 在处理与别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斯大林的优先考虑不是世界革命，而仍旧是把俄国的安全和他本人的权力放在首位。1943年，他做出了一个善意的姿态，解散了共产国际（这是一个从莫斯科总部指挥外国共产党的组织）。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因为斯大林从未改变基于自身目的控制别国共产党的决心。1944年到1945年，他给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发出指令，要他们与西方的盟国合作，而不要去夺取政权。斯大林在法国共产党人变得过分嚣张之前就约束他们，目的首先在于换取英美默许其在东欧行动。 同样的情况是，一位法国共产党领袖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在1945年春天猛烈抨击美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和“新政”走得太近了，并且指示他们要树立自己的独立身份——但是随后他就建议要在美国政治系统里活动。杜洛克指出：“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一国共产党采取它自己的选举策略来适应特定政治形势的要求。”但国务院告知杜鲁门，鉴于杜洛克的这种建议，美国政府必须“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潜在的第五纵队”。美国传统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又加剧了杜鲁门政府对斯大林在东欧行动的厌恶。其实这种恐惧在美国国内很难成立。占美国共产党政治协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Association）成员总数一半的5万名成员在1946年之前就脱离了这个组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国人开始在国内搜寻共产党人的同时，美国共产党也不得不开始寻觅其新成员。 4 毁灭世界的锅炉被造出来了 在1945年年中，斯大林的政策严酷而连贯，而杜鲁门的则很混乱。当美国反对在欧洲建立势力范围而自己却在西半球巩固其地盘的时候，这种政策上的混乱变得非常明显。但不像美国在其他地方的政策，国务院并没有运用经济武器。美国与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经济关系被建立在简单的假设之上。战争期间，这两个区域一直给美国工业提供便宜的原材料。虽然后者对美国提出抗议，而且华盛顿开出空头支票，但它依旧不去照顾它的近邻，而是花费钱资在欧洲的重建上。 但是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并没有被忽略。在年轻的拉美事务助理国务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参议员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的谋划下，一个确保美洲稳固地处在华盛顿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政治办法被设计出来。这手段就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在1945年春天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洛克菲勒和范登堡主持制订了这个条款。它允许通过特别的、建在联合国之外但须遵循宪章原则的地区性组织，来进行集体自我防卫。通过这种方法，地区性组织就可以规避安理会中俄国的否决权了。美国于是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地盘而不受苏联干涉了。 洛克菲勒对拉丁美洲十分熟悉，因为他的家族在此投资（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他想把俄国排除在外以便北美和南美可以在经济上实现一体化，并且可以在不受外人指手划脚的情况下发展。洛克菲勒也懂得，除非美国“在西半球有一个紧密的国家集团”，否则它就“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做它想做的事情”。 而范登堡还有其他理由。尽管众所周知这位3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在1945年前转变成了“国际主义者”，但他的立场变了多少，是个问题。 这位身材肥硕、满头银发的参议员正体现出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当美国人无力主导国际事务时，他们就倾向于成为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而当他们行有余力时，便摇身一变而为“国际主义者”。（但美国人自从17世纪以来便是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国际主义者”。）美国人很少愿意在行动自由问题上来讨价还价或是做出妥协。他们是在有主导权的情况下才加入诸如联合国这样的组织的。在二战中，范登堡逐渐地放弃了先前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因为他相信美国有了把大西洋宪章的自由加以推广的实力。他在1945年初宣称，这些原则“随着我们舰队扬帆远航，跟着我们的展翅高飞，伴着我们的烈士长眠地下”。而且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东欧的人们。但是雅尔塔协定使范登堡震惊了。他称波兰问题的协定“糟透了”；他担心联合国背上苏联在安理会否决权的沉重负担，就不能实施大西洋宪章。然而西半球是可以被保护的。当他和洛克菲勒炮制出第51条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在新旧两个世界获得了最好的结果：美国在新世界拥有排他性的权力，又有在旧世界施加影响的权利。 陆军部长史汀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中有明显的混乱，他谴责这种美国人：“（在西半球）抱定被夸大的门罗主义观念不放，同时又在中欧出现的每个问题上都插上一手。”几乎只有他一人主张实行另外一种政策。史汀生希望的是，通过美苏双边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谈判，因为美国人控制了联合国内的大多数，所以在那里俄国人心存戒备，不好商量），双方都能够同意对方应该拥有用于确保自身安全的势力范围。但是因为史汀生已经在波兰问题上说错了话，所以这次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失去了发言权。杜鲁门是不打算搞什么讨价还价的。总统告诉他的顾问说，他或许不会得到100%，但是会得到85%。甚至在俄罗斯特别敏感的罗马尼亚，国务院在1945年8月的决定居然是，“我们决心得到和俄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在美国人的压迫下，苏联人只有加紧对罗马尼亚的控制。 但是对德国这个最麻烦的问题，即便是史汀生也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从1943年一直到1945年，罗斯福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有时打算干脆摧毁这个国家（他甚至曾经提到过大规模阉割），有时又觉得不妨允许德国在紧密的控制之下重新工业化。史汀生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极力主张重建德国。他们认为世界的恢复要依赖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欧洲。这就使得像过去的一个世纪一样，德国要能够成为欧洲的一个健康的心脏。罗斯福照例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就斯大林而言，当罗斯福提出肢解德国时，他很高兴地就同意了。但俄国人更关心从德国拿走补偿（以工业设备和物资的形式）。以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重建俄国的工业，同时排除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再次威胁俄国的任何可能性。斯大林也坚持领土变更。他想让波兰人得到东德的一部分，作为波兰被强迫把其东部的领土给俄罗斯的补偿。最初丘吉尔和罗斯福并没有拒绝这项要求，但是到1945年时他们又转而反对新的德波边界了。他们自然有理由担心这仅仅是共产主义控制东德的一种伪装。 1945年7月，在被占领的柏林郊外举行的波兹坦会议上，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向斯大林提出了一项交易方案。西方会在实质上承认新的波德边界，俄国人也可以从他们自己在东部德国的占领区（主要是农业区）获得补偿。但是在三个西部的占领区（分别由美国、英国和法国控制）苏联人只能获得25%的补偿；而且这些补偿中的一半要用苏占区的食品来支付。斯大林大发了一通牢骚，但还是接受了。美国最终做出了决定：它并不急于去肢解德国，而是要紧紧地控制这个国家西部的工业心脏地带，并且有条不紊地重建被毁灭了的德国经济。当然这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德国在经济上的分割会导致政治上的分裂。这桩交易为东德和西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尽管杜鲁门没有在波兹坦获得他那“85%”，但是在回国途中他得到消息说一个拥有不可思议力量的武器——原子弹——在8月6日几乎抹去了日本广岛。8万人在一瞬间丧命。这比当年稍早时美国对东京的大规模轰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少2万人，但是仅仅一颗炸弹就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却是新近才得以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在1941年就启动了原子弹计划。他决定至少在1944年之前不与苏联人分享关于这炸弹的信息，虽然他也知道斯大林已对这个计划有所了解。基于这种策略，再加上美苏在东欧日益紧张的对抗，所以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便在1945年夏天商量着来这么一手：趁俄国人还没有掌握原子能的秘密，让斯大林在罗马尼亚、波兰和亚洲问题上拿出“更多的交换物”。 然而，对于如何利用原子弹获得他们想从苏联那里得到的让步，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一直没有算计好。在波兹坦，这位总统使用的是冷处理的方法。在听到新墨西哥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设备试验已经成功了之后（一位良心受到谴责的科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说：“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了”），杜鲁门不动声色地告诉斯大林美国掌握了一种新的破坏力极大的武器，但他没有说这武器到底是什么。斯大林马上就明白了，但是表现得同样不动声色，以至于杜鲁门搞不清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否领会了自己的意思。斯大林当然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立即指示苏联原子弹绝密计划的负责人加快这项工作。这位负责人回答说他既缺乏电力又缺乏砍伐森林的设备，因为他要在空地上建立实验室。斯大林迅速命令调用民用电力资源支援核计划，然后他派两个坦克师去铲林开地。仅仅在原子时代开始之后数小时，军备竞赛就加速了。 杜鲁门向广岛投掷原子弹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研制这武器出来，就是预期要使用它的。原来首要的目标是纳粹，但当德国人在1945年5月投降之后，目标自然就变成了日本。1945年初惨烈的战斗中，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伤亡数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比过去三年还多，鉴于这种情况，杜鲁门要做出不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倒是更困难了。第二，计划中1945年末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代价太大了。使用原子弹会减少甚至消除美国人付出的鲜血代价。第三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目标。斯大林在雅尔塔许诺要在对德作战结束之后三个月——也就是说在8月的某个时候——进攻日本在满洲的据点。在1945年初苏联答应进攻日本，美国官员会觉得如释重负。但到了当年仲夏时节，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就不再想让斯大林的军队距离日本太近了。1945年8月8日，苏联人对日宣战，并且攻进了满洲。第二天，另一颗原子弹就摧毁了长崎市。如果说投掷第一颗原子弹有其理由的话，那么后来的观察家很少能发现第二次使用原子弹有什么道理。勉强说得上是道理的无非一是杜鲁门并没有阻止投掷（后来他的确下令没有他的特别指令不允许再投掷），再就是在美国最高官员看来，由于苏联对满洲的进攻，日本必须马上向美国人投降才行。 1945年8月10日，天皇制服了军队，日本开始了和平谈判。在美国空军另外多次猛烈的常规空袭夺走数千名东京市民的生命之后，东京和华盛顿在8月14至15日签订了若干投降条款。如果按照史汀生力主的做法，杜鲁门早一些宣布可以保留日本天皇（但要去除其神圣地位），这些条款本可以早些达成。但是，贝尔纳斯警告说如果杜鲁门做出这样的妥协，美国人民会咒骂他。最终总统还是接受了保留天皇的做法。既然美国人已经做出这种表态，加上苏联在8月8日的对日宣战，天皇和他的顾问们就确信还是趁早媾和为妙，因为他们所恐惧的情况莫过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其宿敌俄国就会用军队把共产主义体制强加于日本列岛。苏联军队从未能踏足于日本各主岛之上。所以当杜鲁门拒不与俄国分享对日占领的任何实质性权力时，斯大林也只能激烈而徒劳地抗议了。 杜鲁门放言称：原子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物”。他并没有为使用原子弹而感到内疚。这位总统向记者解释的时候提到“对珍珠港理无可恕的攻击”，他说：“当你和野兽打交道的时候，你必须当把它当作野兽来对待。”（但是，在他临终之时的1972年，杜鲁门看起来在解释为什么下令投掷原子弹这个问题上很烦扰。这是个挥之不去的幽灵。） 8月19日，李海海军上将在向全国的广播中宣布，美国拥有实力超过任何现有其他两国舰队总和的海军、世界上装备最好的地面部队、“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空军”，以及“英国盟友，此外还掌握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的秘密。”很明显，美国人在二战结束时手里握着最好的一把牌。当月，国务卿贝尔纳斯公开宣布了在这轮牌局中美国的筹码。 他开宗明义地说道：“我们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对外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美国的就业，而美国的繁荣和萧条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贝尔纳斯表述了他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信念，即持久的世界和平不能建立在排他性经济集团和……经济战争的基础之上。”他特别警告说：“在许多国家……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信条与拒绝这两个原则的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贝尔纳斯下结论说：“只要我们把我们国内的事做好，我们就能使得世界上每个地方都皈依我们的信条。” 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300年前在马萨诸塞湾也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但只有到了现在，当温斯洛普所谓的山巅之城工业化、国际化了，而且手握原子弹了，这种意思才能被说得如此清楚。但是苏联拒绝改变立场。贝尔纳斯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秋天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在俄国内部，“资本主义包围”威胁的论调甚嚣尘上。令人焦忧的传言不胫而走，说斯大林对抗资本主义包围的办法是用新的五年计划进一步地管制苏联人。即将从陆军部退休的史汀生最后一次试图阻止东西之间的对抗。在一份9月11日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上，史汀生预言“不可能利用我们对原子弹的独占作为直接的手段，（在东欧内部）产生想要的变化”。如果苏美谈判期间，我们“总是把这武器挂在屁股上耀武扬威的话，那么只会使苏联人更加怀疑我们的目的和动机。”他再次强烈要求与斯大林进行直接的双边谈判，以制定控制原子弹的办法，并签订总体和平协议。 史汀生的建议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几个月前他还希望用原子弹把苏联从东欧弄走。现在他改变观念了。 杜鲁门再一次对史汀生的建议弃之不顾。一个月后总统发表演说，其中一再吹嘘美国垄断了核武器，然后抨击俄国抓住东欧不放。莫洛托夫迅速回击道，和平并不能靠“帝国主义政策的狂热支持者”鼓吹的军备竞赛来获得。他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提到原子弹……的出现”。 随着一次次的恶语相向和一次次的动作往还，战时联盟进一步解体了。斯大林明白这种形势，他加强了对俄罗斯民众的管制以应对斗争的需要。美国人却还没有明白局势到了何种地步。公众和国会的意见跟随着而不是塑造总统和国务院的政策。哈里曼和其他官员早已给这些外交议题定下调子，他们在国会或者选民知道“铁栅栏”之前就已主张实行强硬政策。在这里，正如在大多数对外政策议题上一样，政府行政机构可以为政策制造出一种民意，让老百姓赞成这些政府认为合乎国家利益的政策。 其实苏联人可能的对西欧的入侵并不会威胁美国的利益。正如国务院1945年6月告知杜鲁门的，俄国人“不会太担心西欧事态的发展，只要西欧国家没有显露出要联合起来和俄国作对的迹象”。 1945年11月，一份罗列了斯大林军队的主要问题的美国情报报告给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分析。这份报告逐一列出了苏联的军事弱点和“弥补（这些弱点）所需的时间”，而苏联只有弥补了这些弱点才愿意冒严重武装冲突的风险。 1．战争造成的人力和工业损失（15年） 2．缺少技术人员（5—10年） 3．缺少战略空军（5—10年） 4．缺少现代海军（需要15-20年时间才能进行包含重大海军行动的战争） 5．铁路系统、军事运输系统和相关设备条件差（10年） 6．苏联的石油、铁路线和重要的工业中心很容易受长程导弹攻击 7．没有原子弹（5—10年，可能更短） 8．占领国家的反抗（5年或更短） 9．在远东军队数量的弱点——特别是海军（15—20年） 这份报告下结论说俄国至少15年内不大可能冒险发动一场大战。因为苏联军队的交通能力有一半还要靠畜力（而且将会持续到1950年），所以15年看起来是个可靠的估计。 这样，在冷战开始的时候，杜鲁门的问题当然不是苏联入侵亚洲或欧洲的威胁。他的问题也不是美国的公众舆论。问题在于东欧，在那儿斯大林的军队把整个区域封锁起来了，而这就直接挑战了大西洋宪章原则，挑战了华盛顿日益增长的信念，即美国的体系只有扩展到全球才能运转起来。德国的分裂已成定局，“铁栅栏”后的波兰和东欧也沦陷了。现在，问题变成：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它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遭到种种挫败之后，它将做出何种反应？此外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当美国人做出反应时，他们将如何运用包括新研制出的原子弹在内的巨大实力？有人回忆起著名的19世纪科幻作者儒勒凡尔纳的话，“当一些巨大的锅炉发生爆炸并摧毁我们的地区的时候，世界末日就到了。是（美国人）造了这些锅炉。” 1 中国局势失控 1945年末，在某些美国人眼中40年代乃至之后几十年中的英雄人物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在一个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的课堂上向一群八岁大的孩子们发表演讲。巴顿肯定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是下一场战争中的士兵和护士。另外一场战争会到来的。战争总是会有的。” 到了1946年，战争似乎如此地迫近，比巴顿预料的还早。在满洲、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美国和俄国的军队都已经面对面地对峙上了。两国间几次达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尽管在中国危机事态并没有达到如此地步，但形势也已经很严峻了，因为美国正在丧失战争中用美国人的鲜血换来的在西太平洋的地位。 哈里杜鲁门决心要固守这一地位。他在1945年9月告诉一位顾问说：“美国未来的海外利益将在西半球和太平洋。”总统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有赖于加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而蒋将取代日本作为这个地区的稳定力量。这其中还有经济利益。华盛顿官员相信，通过与蒋介石合作，不仅仅中国的巨大市场可以被开发出来，其他亚洲国家也可以成为美国的市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商人们对这个市场一直梦寐以求，而现在这似乎就要变成现实了。为数多达十亿的亚洲消费者将对避免另一场经济危机大有助益。国务院的中国通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鼓动说，战后贸易的恢复“要开足马力进行。我们正在努力使商人们回到中国，这对这些商人有利，也对中国有利。”能否塑造出一个既强大又符合西方利益的国家，是西方一个世纪以来都未予正视的问题。 这个雄心勃勃的政策马上就遭遇到一个重大障碍。蒋介石对中国的控制正在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武装所蚕食。尽管双方的军队数量在1945年是五比一，但毛的军队人数自从1935年以来迅猛增加，其实当时蒋已经把共产党围困在了中国北部。二战结束的时候，共产党人控制着中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和超过10500万的人口。与此同时，蒋政权深为腐败所削弱，其官员们挥霍了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而且把很多农民（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四）赶到了毛一方。特别重要的是，蒋政权无力控制急剧的通货膨胀，1937—1945年物价以火箭般的速度上涨了大约20倍，中产阶级几乎消失了。 罗斯福和随后的杜鲁门决心不让中国变成共产党国家，他们的政策首先就是把毛和苏联隔离开来。1945年，罗斯福得到了斯大林的承诺——他会和蒋而不是毛打交道。作为这项保证以及苏联关于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的酬谢，斯大林在亚洲得到了很多领土上的让步：租借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港的国际化，中苏共管满洲东部和南部的铁路，苏联获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当时在日本手中），在外蒙举行公投（1945年10月外蒙在苏联的监督下进行了投票，以令人吃惊的483290比0的票数使外蒙从中国独立出去，从而走近俄国）。蒋介石和斯大林就以上的大部分条款达成了一致，签订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国务院以及一直密切注视着美国在亚洲利益的期刊，如亨利鲁斯的《时代》和《生活》，均为这个条约喝彩。 只有毛泽东很是恼火。他后来回忆说：“斯大林想阻止中国革命，他说……我们必须和蒋介石合作。”苏联的政策很明显。斯大林更愿意看到一个混乱、分裂的中国，而不是蒋或毛领导下统一的中国，这样中国就不会威胁到俄国。毛泽东要是成为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的领袖，就能在共产党世界内部挑战斯大林的权威。 看到毛泽东政权明显地被孤立，国务院就开始着手下一个目标：迫使蒋介石和毛泽东组成蒋能控制的联合政权，从而结束内战。但是蒋介石拒绝和共产党共处一室。他有更多直接的办法。当被问及中俄共产党有可能合作这一危险的时候，蒋回答道：“不必担心”，因为他“将剿灭共党”。 杜鲁门知道蒋的办法行不通，于是还是给蒋介石压力迫使其与毛泽东合作。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判破裂了，原因是双方在谁控制满洲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满洲是中国北方的工业重地，1931年以来一直被日本占领。1945年秋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利。俄国军队进入满洲解除日军的武装，然后继续留在那里，按当时在场官员的说法“科学掠夺”当地工业设备，用于重建俄国经济。 毛泽东和蒋介石争夺满洲，毛大获全胜，尽管杜鲁门试图帮助蒋介石，让日本军队在国民党到达前原地驻守，而拒共产党于防区之外。这位总统甚至派遣了5万名美国士兵帮助蒋介石北进。很快驻华美军增至 10万人。 眼见蒋介石地位动摇，杜鲁门派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前往中国履行其著名的使命，在蒋毛之间居中调停。按照马歇尔自己的话讲，他希望避免“悲剧性的结果：中国的分裂，以及俄国有可能重新攫取满洲的控制权，两者加起来的结果就会导致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的失败或者损失。”对马歇尔这种对潜在的俄国威胁的担心，很少有美国人会不赞同。 1946年2月底，马歇尔制订出一个包括停火在内的协议。这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自己最接近达成和平方案的一刻。到4月中旬，这项安排就进展不下去了。马歇尔后来更多地把这场灾难归咎于蒋介石，因为这位中国领导人坚持用武力夺取满洲。不过马歇尔也指出，在谈判的最后环节上共产党并不愿意“做出公平的妥协”，特别是在对其军队的处置的问题上。 蒋介石相信自己可以在军事上打败共产党军队，也相信美国除了提供其需要的所有武器外别无选择，于是他拒绝了马歇尔进一步妥协的建议。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位国民党领袖打错了算盘。国务院担心的事情发生了：1946年3月到4月，苏联在满洲的占领军突然撤退，给毛泽东的军队留下大批日本的武器和装备，由此毛泽东获得一笔厚礼。蒋介石随后发动了一次对满洲的大规模进攻，起初很成功，随后他的军队补给线延伸过长。到1946年底，毛泽东开始成功地发起反击。 在军事形势开始逆转之际，还有更坏的事情在等着美国人。华盛顿的官员警告说，中国民众“那种广泛存在却不能公开表达出来的怨恨情绪，正几乎全都转到美国人身上。”甚至美军都在承受着要求其撤离的压力。这是个可怕的困境。如果美国继续留在中国，“将会迅速成为……中国人仇外情绪……的靶子。”另一方面，美国必须要给蒋介石援助。据一位白宫顾问指出：“如果我们”和蒋介石“决裂”，“结果将会是我们在国共两方都没有朋友，在整个中国都没有朋友了。” 马歇尔道破了问题的实质。如果美国人设法拯救蒋介石的话，他们就会“不得不在实质上接管中国政府……这就会使得美国卷入一项实际上根本无法退出的事务当中”，而且会使中国成为国际冲突的竞技场。 无论杜鲁门还是马歇尔都不会陷入那样一种战争中去。杜鲁门试图掩盖1946年底之后的撤退，继续给蒋介石提供小规模援助，但是他确实是在从中国抽身。他和马歇尔也就只能寄希望于中国革命不会经过“很长时间”才结束。 斯大林也抱有同样的希望。的确，杜鲁门能够降低中国的战略位置，就是因为俄国人已经从满洲撤退，而且似乎在整个亚洲也都行事有节。另一方面，华盛顿官员是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看待国际事件的，这就迫使他们把欧洲和中东事务放在优先地位。随着1946年中国从美国轻重缓急的排位中向下滑落，两个因素——华盛顿决心反击所有的苏联威胁，和全力争取西欧留在美国阵营中——结合在一起，在中东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危机。 2 中东——两个冷战宣言 二战结束之前的近一个世纪里，中东已然成为了英法两个帝国的生命线。在更晚近时期，这个地区又给西方提供石油。美国公司已经逐渐占据了中东石油产业的主导地位。为了保护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于1942年就联合占领伊朗达成了一致。他们进一步达成协议，要在战争结束之后六个月从伊朗撤走。俄罗斯与伊朗相互接壤。二战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曾经几次向斯大林保证会在战后安排中照顾俄罗斯在伊朗的利益。可是在1944年，国务院却形成了一种更强硬的反对苏联人的要求的政策。 到1946年初，大多数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已经撤出伊朗，但俄罗斯则在拖延。斯大林要求得到与英国相当的石油特权。于是苏联人支持伊朗北部阿塞拜疆人的叛乱。国务院对此惊慌失措。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俄罗斯看起来在各处都活动，不仅在东方和西方，就连南方的这个“第三屏障”他们都染指了。他们威胁“扫除一切障碍横越土耳其……直下地中海，横扫伊朗……直抵印度洋”。 华盛顿的官员们决定双管齐下。首先，他们把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裁决。于是，新成立的安全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被美苏之间的激烈争吵给搞得乌烟瘴气。第二，当俄国坦克在3月初隆隆驶向伊朗边境的时候，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击掌叫好说：“现在我们可以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了。”贝尔纳斯向苏联人发出讯息，要他们必须从这个国家撤走。3月底，伊朗和俄国宣布红军将会撤离，并在伊朗议会（the Majlis）的批准后成立一家伊苏联合石油公司。随即伊朗的军队就镇压了阿塞拜疆的叛乱。但几个月之后，伊朗议会拒绝批准伊苏联合石油公司，俄国遭受了耻辱性的外交失败。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斯大林离开伊朗并不是因为贝尔纳斯的威胁，而是因为苏联人认为他们已经和伊朗人达成了一项可以接受的交易。1945年到1946年间，斯大林确实没有计划要分裂伊朗。但是伊朗人在美国的怂恿下欺骗了斯大林，而同时斯大林的行动又引发了英美的反苏情绪。这样，斯大林就输了两次。 紧接着苏联又在土耳其受挫。这场危机的起因不只一端：历史上俄土之间由来已久的敌对情绪，苏联一心要实现和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这是连接地中海和苏联黑海港口的咽喉要道）的共管，以及斯大林的格鲁吉亚民族特性——对土耳其除了烟草之外的一切都深恶痛绝。1945年初，他再一次提出俄罗斯人的那个古老的要求，即与土耳其人共管海峡。在战争中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向斯大林保证，俄国获得进入地中海入海口的要求纯属“正当“，特别是因为土耳其曾与希特勒合作之后。 但又像在伊朗问题上一样，到1945年时英国人和美国人又改变主意了。他们决心把苏联人排除出地中海之外。 随后是双方不动声色地进行外交试探，直到1946年8月，斯大林向土耳其发出了一个外交照会——这被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解释为苏联试图要主宰土耳其，威胁希腊，恫吓中东其他国家。艾奇逊建议要和俄国人摊牌，以免土耳其陷落导致“整个近东和中东”崩溃，甚至危及“印度和中国”。和在伊朗危机中一样，在这里美国官员用后来被称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理由来赋予其政策以正当性。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假设，即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样有意愿、也有能力进行无休止的征服。1946年苏联的政策和1938年希特勒的野心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在冷战发端之时，很少有官员（或者历史学家）愿意指出这一点。 哈里杜鲁门认为艾奇逊说的没错。这位总统声称：“我们最好现在就弄清楚，俄国人究竟是想在现在，还是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间征服世界。” 所以他告知苏联人，土耳其将继续对海峡“担负主要责任”。国务院随即加强了自当年春天早些时候就在地中海航行的一支海军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实力。美国最强大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开进了该区域。到1946年秋天的时候，苏联对土耳其的压力减弱了。华盛顿强硬的反应使得多米诺骨牌并未倒下。 斯大林很有可能认为，因为俄国战时做出的牺牲及其地理位置方面的原因，所以它有权像别的大国一样获得伊朗石油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由于在上述地区受挫，斯大林在安理会指责英国压制希腊的起义，以及英国和荷兰镇压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企图。三个月之后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双方最尖锐的冲突爆发了出来。莫洛托夫说明了苏联对时局的看法： 19世纪的帝国主义在英国也许已经死了，但是在20世纪又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趋向。当丘吉尔先生煽动一场新的战争，而且在两个大陆都发表好战演说的时候，他正代表了20世纪帝国主义的最恶劣的东西……英国在希腊、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都有驻军，俄国则除在传统安全范围以及交通线周边之外没有任何军队。这是个不同点。我们只在条约规定的地方驻军。比如我们在波兰驻军，这和盟国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驻军是一样的。我也想起埃及是联合国成员，她在要求英国军队撤离，可英国却拒绝了……当联合国的一个成员把其权势强加到另一个成员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事情到底还要持续多久？ 1946年初，斯大林和丘吉尔发表了其冷战宣言。2月9日，在一次选举演说的时候，这位苏联独裁者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条仍然有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极大的动荡”，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在相互间爆发战争”。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30年代的事端会重演，苏联人民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所以要发展基础工业而不是消费品；总之，“我看少说也得再搞三个五年计划”，为此要准备做出巨大牺牲。 国内和国外都将不会有和平。这些话使华盛顿大为震动。美国自由派的领袖之一、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断定斯大林的演讲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纽约时报》在头版对斯大林的演说予以报道，一上来就宣布斯大林认为战争“序幕已经拉开”。 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他的观点。这位前首相对美国的力量大加吹捧，并请听众们注意，“上帝已经选择了”美国而不是“某些共产主义或者新法西斯国家”来拥有原子弹。丘吉尔呼吁说，为了利用这武器提供的“喘息空间”，“讲英语的民族”要在联合国的原则之下——但不是在它的组织框架下——“建立兄弟联盟”，以图重整世界。必须采取这种单边政策，因为“从波罗地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湾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的铁幕已经落下”，使得东欧受到“警察国家”的统治。丘吉尔强调指出，苏联人并不想要战争，“他们想要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权力和教义的无限扩张。” 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讲以“铁幕”一词而声名远播。但丘吉尔自己评论说，这篇演说词的“关键点”在于这样的一个建议：英美在联合国之外，以原子武器为后盾（这篇演说的题目是“和平的力量源泉，“在欧洲建立一个不会永久性地排斥任何一个国家的统一体”。苏联人认为这是对他们在东欧权力的直接挑衅。一周之内，斯大林就攻击丘吉尔和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宣称他们与希特勒类似，持一种“激进理论”，即讲英语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国家”。斯大林警告说，这是在“策划一场战争，是在号召发动一场对苏联的战争”。 在丘吉尔演讲之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的政策。今天看来，这些政策标志着1946年春夏是冷战的里程碑。先前的15个月里，苏联人在尽力争取一笔贷款；可就在这几周里，他们终于断定华盛顿没有兴趣贷给他们10亿或者任何数量的金额。他们拒绝、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原先希望用美元诱使苏联从东欧撤退并加入资本主义控制的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来它的打算就落空了。 实际上美国这种希望原本就是没道理的。对俄国来说，控制边界的安全地带要比得到10亿美元甚至100亿美元重要得多。此外，早在1944年9月，一份美国的情报报告就间接地警告不要使用经济压力。这份报告指出，因为可以有巨大的国内牺牲，所以俄国“有能力只用其国内资源进行重建，而不用外国的贷款或赔偿”。1946年4月，国务院同意了这种结论，当时贝尔纳斯告诉内阁“只有在一个地方，金钱也无法改变国家利益，这便是俄国。”（这位国务卿又说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我们在全世界都会遇到这类事情，而这一点没有几个人能认识到。”） 华盛顿曾经希望，原子弹可能使苏联人更“好控制”些，这个模糊期待没有起作用；如今，金钱收买苏联人的尝试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在国内，斯大林宣布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之后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旨在消除西方的影响，神化和宣传斯大林的教条，并对斯大林本人大搞个人崇拜。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的名字很快和这场运动联系在一起了。一位熟悉此公的观察者如此形容这个政治局里所谓的“知识分子”：“五短身材，修剪齐整的褐色短髭，高高的额头，尖尖的鼻子，一张有些病容的红脸，”他在“每个方面都略有所知”，但是对哪一门也谈不上精通，“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拾取关于其他领域的学问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日丹诺夫断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种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有权“以新的普遍人类道德来教导他人”。3 德国问题与核武器控制 到1946年夏出现的斯大林版本和丘吉尔版本的两个冷战宣言，对世界政治的两块试金石——德国问题和核武器的控制权——有着剧烈的影响。在德国问题上，战争赔偿是中心问题。国务卿贝尔纳斯试图消除俄国对于重新武装德国的担心，为此建议四大占领国签订一项重新统一德国的条约并且保证其非军事化。莫洛托夫拒绝了，因为俄罗斯在赔偿问题上的政策有了重大改变。春天的某个时候，苏联人停止了从东部德国运出机器设备，而决心代之以在这个地区生产产品（在那更容易获得劳动力和资源），然后用船把这些货物运回俄国。虽然莫洛托夫拒绝贝尔纳斯的建议，但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在5月份通知俄国驻德军队的司令员，不得再从从西部占领区拆走赔偿设备。克莱生怕这会导致这些地区破产。他确信除非赔偿停止并对西部地区加以重建，否则那里的老百姓几乎没有机会生存下来。莫洛托夫和克莱的这种举动是冷战的决定性时刻，因为他们就此放弃了通过有益的谈判来重新统一德国的真心希望。每一方现在都在着手经营自己的占领区了。 9月6日，贝尔纳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发表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演讲，对这一日益严峻的形势给出分析。这位国务卿宣称德国必须发展出口产业以便可以“自给自足，”并且拒绝承认东部德国的奥德—尼斯边界线。他宣布，必须赋予德国人以管理德国事务的主要责任（这可把俄国和法国吓坏了），并强调美国不会从中欧撤走。这是第一次一位美国高官这么公开地谈论这些事情。但是这篇演讲是关于历史的，而不是前瞻性的；它仅仅是总结了过去18个月的事态而已。 1946年夏天的第二个冲突也加剧了冷战的局势。因为广岛的关系，对原子能的恐惧弥漫在每一次外交交涉当中。1946年3月美国发布了一个控制原子弹的计划，即所谓的艾奇逊—利连萨尔（Acheson-Lilienthal）提案。这个报告建议经过一系列的阶段最终达到国际社会对核武器的共同管理。在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的这个过渡时期，美国将享有特殊地位，而其他国家则要接受国际机构的检查。一个月之后，杜鲁门任命华尔街的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为美国派驻新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首任代表。美国的政策开始迅速转变。巴鲁克生性多疑，他不相信艾奇逊—利连萨尔报告，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在该报告的起草委员会里居有一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个报告并没有涉及俄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巴鲁克决心排除苏联人在核查和制裁方面的否决权。而艾奇逊—利连萨尔报告则是打算在俄国同意的基础之上通过总体原则，然后再讨论关于否决权的问题。巴鲁克对副国务卿艾奇逊（他错误地指控艾奇逊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录了音）越来越反感，也对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之类的“世界大同论者”（One Worlder）越来越讨厌，称“我不再能理解”这些人了。 所有的“世界大同论者”都批评巴鲁克认为可以强迫苏联人放弃他们的否决权。但是巴鲁克最终还是胜利了，因为他说服了杜鲁门对苏联人强硬起来，而且要宜早不宜迟。在回顾了20年代美国海军裁减装备的事情之后，这位总统同意了巴鲁克的观点，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扔掉手中的枪，除非我们能断定其他国家不会武装起来反对我们。”军事和政治顾问也都支持这种观点，断言俄国人至少在五到十五年的时间里不会研制出原子弹。只有少数科学家警告说这个时间段要短得多。 1946年6月，巴鲁克在联合国发表了一通惊人的演说，提出这样一个计划：通过对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原材料进行国际管理，以及国际机构的检查来控制原子能。不允许对这些控制和检查措施行使否决权，大多数成员同意即可实施。在和平应用核能方面，设立同样不在否决权影响范围之内的“原子能发展管理局”（At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该机构将会根据战略和地理的标准建立原子工厂，而不是根据需要（比如在欠发达地区或俄国的广大幅员内）。通过控制这个机构中的大多数成员，美国就可以控制苏联人在其境内对核能工业用途的开发。 这个计划自然对俄国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先摧毁所有原子弹，停止核武器的生产，所有大国都同意不使用核武器，然后再来讨论控制的问题。巴鲁克则回应说，俄国人必须接受美国的全盘计划，否则没有别的计划好谈。结果就真的是没有别的计划了。取而代之的是，国会根据1946年的《原子能法案》建立了一个“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由于军方的强大压力，这个法案禁止在核能应用方面与任何国家交换信息，除非参众两院联合作出决议，判定已有“有效的”国际控制措施得以实施。而显而易见的是，要实施“有效的”国际控制，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这样，在日本投降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核武器的潘多拉之盒一直敞开着，贝尔纳斯的演讲表明德国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结，而美俄贷款的谈判也失败了。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杜鲁门还什么都没有说。他和其他美国人甚至对丘吉尔建立英美伙伴关系的建议反应冷淡，因为这会把美国束缚在一个衰落的、几乎快要破产的英国身上。这位总统公开表示不会采取丘吉尔的建议。在整个1946年，即使在伊朗和土耳其危机当中，杜鲁门都从未公开地谴责过苏联的政策。 但是没有人怀疑杜鲁门的决定将会塑造西方世界。在坐火车去往密苏里富尔顿的路上，丘吉尔背诵起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的一首诗的很长一部分，这让款待他的美国主人很高兴。与此同时杜鲁门正在走向火车头。在这位英国佬引用美国作家的诗的时候，美国总统却在充当火车司机的角色。两人的做法都恰如其分。在1945到1946年这两年内，杜鲁门都在和苏联对峙，但是，他还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方针，也还没有凝聚起国内共识来支持这样一个如此广泛而重大的政策。问题是杜鲁门会以多快的速度把西方国家的列车带到哪个方向。 4 犹疑未决中的美国 奇怪的是，到秋天苏联人变得安静下来时，杜鲁门的任务反而变得困难多了。杜鲁门的麻烦不再是像在伊朗和土耳其那样围绕着迫在眉睫的苏联扩张威胁。随着西欧进入现存记忆中最为严酷的一个冬天，杜鲁门立即面临一个极为繁重复杂的任务，即重建被战争严重破坏的西欧。英国笼罩在凄风苦雨当中，左翼中的一支激进力量有可能上台。中欧的部分地区面临饥荒。法国混乱不堪。杜鲁门害怕法国共产党从内部夺权，所以曾经秘密命令驻德美军准备好开进法国。 西方并没有受到红军威胁，而是面临内部崩溃。杜鲁门最亲信的顾问催促他用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去建设属于我们的世界”，以免苏联因美国无所作为而获胜。 但在总统看来这个建议简直是痴人说梦。国会和美国人民对苏联的攻击做出反应是一回事，但是要在欧洲花费纳税人几十亿美元就是另一回事了。美国人辛酸地回忆起在欧洲人是如何忘恩负义地对待自己一战时给予他们的帮助的。支援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做法将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的贸易措施和帝国主义政策长久以来一直让美国人很恼火。此外，美国人在战争当中也有牺牲，现在他们还想着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呢。这件事很不容易，因为1946年底的通货膨胀剧增、罢工和肉类短缺不仅给美国经济也给杜鲁门的声望造成了伤害。很多美国人认为，如果总统想要帮助谁的话，那他应该先减税来帮助自己人。到1946年秋天杜鲁门的难处已显露无遗，自由派攻击他太过军国主义，而保守阵营则诟病他的经济政策。 攻击杜鲁门的自由派人士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他是新政早期声名赫赫的农业部长，1941—1945年任副总统；1944年他在操弄下被挤出副总统提名人，这样杜鲁门才当上罗斯福的竞选搭档，最后华莱士在1945年担任商业部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他所谓的“普通人”造福的事业当中去，给小商人增加贷款，尤其是通过扩大对外贸易把经济蛋糕做大。华莱士很快发现，杜鲁门对苏联人的好战态度危及与俄罗斯、东欧甚至中国的贸易渠道。 1946年9月12日在纽约的一个政治集会上，华莱士发表了一个演讲，引得杜鲁门赶忙亲自出来做出澄清。这篇演讲的要点是，一定要与俄国在政治上达成谅解。华莱士宣称，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他希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在“友好的基础上”竞争，并且“使相似之处不断增多”。但是，华莱士在演讲的的愉快结尾处又补上了附带的一笔：“我们必须坚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放贸易的门户……我们不能允许东欧的贸易大门被关闭起来，正如我们要求中国市场也要对外敞开一样。”此刻贝尔纳斯和范登堡正在巴黎与莫洛托夫进行艰苦而毫无成效的和平条约谈判。他们立即要求华莱士去职，9月20日杜鲁门照做了。 两人对华莱士演讲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从中能够看出美国的政策自二战以来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华莱士本质上在呼吁美国政府回复其在1945年向苏联发出的邀请，即邀请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苏联经济来加入一个友好的经济竞赛，当然是按照美国的游戏规则和美国工业的庞然大物来竞争。到1946年年中，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已经离此太远了。他们当时确信斯大林不会接受美国的规则；但是如果他面临优势武力的直接威胁时，他也会与美国人合作的。考虑到这个背景，再加上华莱士关于世界范围内门户开放的高调呼声，无怪乎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首先对华莱士的演讲发起攻击，称之为“美帝国主义”的伪装。只有当贝尔纳斯和杜鲁门严厉批评华莱士时，《工人日报》才悟到他的主张的价值。 尽管如此，华莱士还是表达了许多新政派人士的关切。9月底，一个劳工领袖团体与罗斯福新政的两位坚定支持者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和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会面，宣布支持华莱士的观点并发出停止核试验的呼吁。而杜鲁门却坚信华莱士是个“和平主义者”，比二战期间美国亲纳粹的团体还危险，属于“听命于乔斯大林大叔的破坏阵线”。 新政联盟的分裂严重损害了杜鲁门的政治资本，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总统变得非常不受欢迎，民意调查中仅有32%的受访者认为他胜任总统职务。杜鲁门的民主党同仁居然不请这位总统为1946年的国会竞选活动站台助威，反而更愿意在广播中播放罗斯福演讲的录音。这次选举对于杜鲁门政府来说是个灾难，共和党人自1928年以来首次牢固地控制了参众两院。此外，共和党的这个“1946年级”包括了雄赳赳气昂昂的保守派，如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雷克尔（John Bricker），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这些新科国会议员在选举中一直高举反共大旗，但也呼吁大幅度减税。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支持大规模对欧洲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特别是在斯大林仍然保持安静的情况下。 几位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如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建议说，如果杜鲁门能辞去总统职务，那将是他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在1946年的最后几天，反击开始了。一个自由派团体准备在华盛顿集会，以成立“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与华莱士不同，这个组织保证继续在民主党内部活动，并主张在国内和海外两条战线上抗击共产主义。成立大会的主席是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他也许是对当代美国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人物。自18世纪40年代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以来，没有一位神学家如尼布尔那样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和爱德华兹一样，尼布尔也强调在这个社会中原罪和罪恶的权力的重要性。他极不赞成在1900—1930年这段时期中塑造了美国思想的那种“情感乐观主义”，这种思潮在1945年之后的世界里以“积极思考”的面目再次出现。 尼布尔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著作和演讲中阐发了他的中心论述：由于贪婪、目光短浅和无力意识到自身权力的有限性，人们陷于焦虑之中，且不能建设性地来使用自由。这种焦虑导致对权力的渴望，进而又导致冲突。尼布尔发出警告说，由于“在所有的人类美德中都发生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堕落”，所以不能完全信赖理性——特别是科学，因为理性和科学经常拒绝使用宗教的和历史的洞察力，而这两种洞察力对解决世俗问题都是必需的。 随着冷战加剧，尼布尔胸有成竹地给出了他自己的一套解释和解决办法。他指出共产主义是最恶劣的和最具侵略性的社会形式，因为它相信可以靠改变经济关系在罪恶的世界里达到人类大同。他告诫说，私人财产“并不是人类自私自利的原因而是工具”。 尼布尔指责共产主义者没有看到更重要的和根深蒂固的东西：个体的人对权力的渴望。更糟的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共产主义要通过把权力集中在一个或几个领袖身上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不是在社会内部发展出一种权力制衡。进而，共产主义对科学和所谓的科学理性加以利用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尼布尔的观点：科学是高度工具性的，它可以服务于极权社会，而且很容易被极权社会所操纵。 尼布尔相信，由于“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种对权力的表达”，所以只有通过建立尽可能完善的权力制衡的局面，西方才能够保持其自由的存续。他认为新政资本主义在美国国内提供了最大的希望，因为罗斯福建立政府机构去遏制不负责任的私人企业。但在海外则无法寄希望于一个世界政府。尼布尔支持巴鲁克的原子能计划，他在1946和1947年联篇累牍地写文章，呼吁要靠复兴欧洲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1946年访问了欧洲之后，尼布尔的注意力集中到德国问题之上。这里，他再次成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象征，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尼布尔最早明确而详细地表述这样一种主张，即建立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统一的大西洋共同体；而如果要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欧洲的话，德国必须扮演关键角色。他在1946年10月写道：“不能靠进一步的让步来缓解俄国的野蛮好战。”“俄国人希望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征服整个欧洲。”然后他把矛头指向了华莱士：“不论自由主义还是基督教自由主义（Liberal Christianity）都一直有一种可悲的弱点，他们拒绝诚实地思考人类存在的悲剧性方面，因而很容易就滑落到了感情用事的状态中去。” 尼布尔为1947年德国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喝彩，这是因为他接受“已经成为现实的、显而易见的东西德的分裂……只有上帝才能在这种善恶并存的局面中创造出秩序。但是，我们自己必须紧握刀枪随时准备战斗”。 这样，尼布尔所作的工作，不仅成为了批评华莱士和谴责共产主义的出发点，而且成为形成“欧洲第一”政策和重建德国的出发点。最重要的是，他为这些年来的基调、视角，以及那些未曾言明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假设，提供了历史根据和论说理据。 但是把尼布尔的观念转变为政策还需要时间。由于西欧局势的恶化以及共和党控制国会的事实，杜鲁门似乎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一向平心静气的美国有识之士们现在也开始焦躁不安，高声叫嚷。比如，在亨利史汀生建议要对苏联加以理喻正好一年之后，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向这位退休的政治家征询意见。当晚福莱斯特尔的日记中记到：“他说，事已至此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应该尽我们所能生产原子弹。” 其他人也都支持史汀生的想法，但是无论造出多少原子弹都不能阻挡欧洲经济的崩溃。 不像丘吉尔和斯大林，杜鲁门还没有公开加入冷战。西方列车的方向和速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这位总统的冬天一定会和那年欧洲的冬天一样凄苦寒冷。 1 杜鲁门主义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最终发布了他自己的冷战宣言，附带着还提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他戏剧性地向国会提出杜鲁门主义，要求美国人加入全球性的反共事业。美国全国对他做出回应。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声称：“作为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没有什么比杜鲁门主义中的反共主义更重要。” 尽管如此，要理解杜鲁门主义，就必须先解释一下当时那种奇怪的形势。在杜鲁门发表宣言之前的几个月，苏联的攻击性要比战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缓和。国务院的官员私下里认为“苏联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使得“苏联当局在最近数周的时间里采取了缓和的国际姿态”。当然这政策“只是一个暂时的退却”而已。但是无论如何苏联的麻烦看起来的确很大，以至于苏联人让“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复员，以充实工业、农业和建设行业的劳动力。” 斯大林把1945年的1200万军队裁减到了1947年的300万到400万之间。（美国的军队从1000万减到了140万，但美国人垄断着原子弹。）俄国的军备水平不会再往下走了，因为红军是斯大林对付杜鲁门原子弹的筹码。俄国军队在东欧站稳脚跟，一旦俄国受到原子弹攻击就拿整个欧洲大陆做人质。斯大林缺乏能够实施远程进攻性打击的海军力量。他的舰队主要依靠着300艘用于防守目的潜艇。 所以说，杜鲁门迫在眉睫的麻烦并不是苏联入侵的威胁。正如迪安艾奇逊私下议论的，俄罗斯人不会向美国发动战争，“除非他们完全疯了”。斯大林曾指示各地的共产党人要等待时机，西方的“总危机”正变得日益“尖锐”，这会把美国“原子弹—美元”外交政策冲垮。美国担心斯大林的盘算是对的，杜鲁门更大的麻烦正在这里。共产党的力量在欧洲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法国，新诞生的第四共和国的首届内阁中有4名共产党人，包括国防部长。前殖民地动荡局势也为革命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号称英国皇冠上的两颗宝石的印度和埃及正在闹独立，严重地冲击着英帝国。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和尼泊尔很快也加入到独立运动的行列中来了。法国则开始了八年漫长而又徒劳的夺回印度支那的战争。荷兰在印度尼西亚面临着全面的革命。中东局势也动荡不已，因为几个国家决心要完全独立，并且还有10万名想要在巴勒斯坦建国的犹太人已经涌入该地区。 1946年末到1947年初，美国的官员越来越注意到这些新兴地区了。如果英国、法国和荷兰不能解决其殖民地问题，欧洲不可能完全稳定下来。经济学家、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顾问、国务院官员阿道夫伯尔（Adolf Berle）在1946年底宣称，苏联和美国已经在低度工业化国家展开一场争取追随者的战役。伯尔解释说：“四年之内，世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显著的生产过剩问题。”如果美国的剩余产品被用于引导新兴国家的物质重建，就可以消除“使战前美国经济深受其害的‘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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