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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不看了，保留评论权，让作者自行处理。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尤其第二部是在批林批孔的气氛下写的，写了阿宝参加路线斗争，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么写都是跟着形势走的。江青没看这本书，她根本坐不下来，没时间读。0998年11月27日、12月9日口述）豪纪，他当时为新华社驻海南记者，离西沙较近，受新华社指派陪同参加那次活动。由于时间久远，他对当年的西沙之行记得有些模糊， 对活动的背景不甚了解，总的感觉是浩然为人平和，做事不张扬。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浩亮当时都在钓鱼台现场，他们回忆道，江青弄了不少书籍摆在桌上，其中还有线装书，要浩然他们转交给前线。江青还表示，前线胜利了不起，你们在那多呆一段，把我们大家心情带去，书转交一下，是我们一点心意。抓紧时间收集材料， 好好采访，如果材料够用的话，浩然可以写小说，张永枚写写诗、歌词。简单交代完毕后，浩然他们仓促准备行装，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马上出发了。 0998年12月16日口述）浩亮记得，江青当时叮嘱："前线紧张，保证安全。，，江青一再提到："要创作好的作品，来反映西沙军民一致对敌。，'浩然、张永枚显得很激动，连声表示要很好完成任务。刘庆棠告诉笔者：^《西沙儿女》写完后，打印了几份传阅，大家讨论这部作品。大家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得很动情，称赞他还是有生活积累的，一直在生活中。于会泳肯定作品站得住，又细心地提了一些枝节性意见。后来决定改编成剧本，由八一厂投拍。我说，要在作品基础上改出来。'，写完《西沙儿女》，浩然还是在意《金光大道》大部头的写作，他跟吴德商量，能否躲到安静处搞创作。吴德说，你不要走远，一找你就能马上赶回来。浩然就隐姓埋名来到京郊延庆县大庄，吃在供销社，睡在卫生所病床上。当地人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有一天市委打电话找他，当地干部说没有此人。巿委只好让当地干部用广播大喊浩然的名字，无奈之下他只好接了电话。吴德告他紧急赶到大寨开会， 绝对不能延误。曾在影片《艳阳天》中扮演萧长春的北影演员张连文当年也是一声令下从大兴安岭《沸腾的群山》摄制组召到中南海，并与浩然一起转运到大寨。他记得，当时临近中秋节，两位中南海陪同人员带了很多月饼。当我从大兴安岭一路安排到了北京时，一早就送到中南海。我进了接待厅刚坐下休息，就看见浩然来了。我们见面很亲热， 我问："我们到哪儿去？"浩然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稀里糊涂就来了。'，等接到火车站，看到车厢外有"北京-太原"牌子，才知道我们要去山西。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大寨胜利召开，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陪同我们的中南海信使带了很多月饼，给谁吃不知道。他们告诉我们，江青在大寨。到了太原是中午，浩然说："我年岁最大，中午饭我请了。，'到了阳泉下车，外面大喇叭就喊："长影的张连文同志出车站，有车接你。^那时我是演员，别人以为容易认我。—辆212吉普车把我们一直拉到大寨，信使走了，我们看房阆里都没人。到了大寨一个窑洞前，浩然上前打听，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浩然悄悄吿我，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 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我刚扫完，他又扫，我走近告他，他竞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我看。浩然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不像张永枚那么患得患失，吓成那个样子。江青说："为什么找你们来？看你们有没有胆量重拍《创业》。'，后来张天民又改了一个剧本叫《希望》，相当于《创业》重拍，把主人公改成女的。那时北彩正拍摄一部反映大寨的片子，剧名叫《山花》。0998年12月4日口述）浩然告^笔者，那次看完电影后江青又找了张永枚，问是听谁说的谣言？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非常紧张，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听说他以后曾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几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一些联系。浩然回忆了当时江青的烦躁状态："我们听到风声，知道江青被主席批评了。在大寨白天劳动，时而下地剪花椒，陈永贵、李素文都来参加，江青比划表演一通。有时就整天看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她一到会上就追查谣言，吃饭时也追问。，，江青当时提出在大寨"吃好，休息好，看〈电影）好"，她带了一汽车拷贝，夸这些外国、港台片摄影棒、故事棒、演员棒。浩然记忆中，放映的电影有《冷酷的心》、《简爱》等，江青每次都乐意评价一番。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后，江青还关心地问道："吃得怎么样？大寨就是玉米棒子。'，娱乐之余，江青还因政治上的不快时而发怒。有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了？，'众人非常紧张，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来的，闭塞， 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他娘的狗屁。，'时至今日：浩然还记得那天晚饭紧张到什么味道都没吃出来，人人一头冷汗。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浩然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浩然写井冈山。浩然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浩然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〇一医院，躲在单人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浩然记得，旁边的病房里，还住着老作家周而复和跳髙运动员倪志饮。浩然如实地谈到当时想法："我厌烦一些活动，躲都没法躲，只能躲到医院里。'，， ， ~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清场之时，浩然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他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组里有《南征北战》导演成荫，编剧除了浩然之外，还有王树元、陆柱国。他们基本上沿着井冈山至庐山的路线采访，然后准备到上海写本子。当时浩然曾把自己一些烦恼心事告诉周围朋友、同事：那时大家都在花市东兴隆街北京出版社写东西，那时出版社叫"毛著出版办公室"。那次浩然从大寨回来，说江靑是疯子， 胡乱骂人，听了毛骨耸然。浩然说，我没办法，不能不去。他几次跟我说："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 还当什么官？，'让他去日本访问，他也推辞："我不去，写作不能打断。'，那时浩然看了我第一篇小说，半夜敲我的房间，给我说创作^60，说出缺点和不足。我写了诗歌给浩然，他托人转给《北京文学》发表，那是我的处女作。从文革前后文坛的惰况来看，中国作家有个普遍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作家陈建功1998年12月8日口述）江青是利用了他，但他没有借此踹别人。批判时嚷嚷几句可以理解，批判老作家，也是真真假假，在运动前期还是尽量保护人。这么大的运动，从中央开始这么乱，一个个像暍醉酒似的。浩然能保持那样不简单，不借江青势力整对立面。每次从江靑处回来，他都要向市委汇报。浩然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写作很勤快，见缝插针，稍有空隙就躲在屋里写小说。时代就那么左,《金光大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值得后人研究。后来他要写《金光大道》新序，我劝过他，说别写了。(老作家管桦1998年10月25日口述） 从西沙回来时，浩然给我们带来了珊瑚石，以前我们没有见过。，他并没有向人炫耀此行。大概他以后又接受任务，上面想让他写南沙。四五运动时，他对总理有感情，对外不吭声。他内心里是矛盾的，他蓴敬的老作家都完蛋了，就剰下他一个，这正常吗？相信他心里有自知之明。那个时候他不愿回市文联宿舍楼，觉得回这个楼自己抬不起头来，别人看自己都是那么一个眼光。(原北京作协秘书长郑云鹭1998年11月24日口述）浩然曾经告诉我，他害怕在江青面前说错哪句话，招她不高兴。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当年农民端着饭碗在村里听广播小说《艳阳天》。但他也吃了很大的亏，《金光大道》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不能成立，与历史面貌不符，浩然在这点上扭不过来。他过去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有一条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在现实中听到不好的事，就反过来找到好的一面来写。写《西沙儿女》比较荒唐，作为政治任务压下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仓促完成，他显得有些紧张。他被当成"江育的使者"，当成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他对战士们说："江青同志问你们好。'，他发现江青与张永枚单独谈过，张在西沙说的不少话， 他没有听过。从西沙回来后，怕江青召见他。他不想谋权力，不想整人，也没有利用江青整对立面，只想搞创作。并没有因为红了起来，就跟着疯狂。听说江育看过《艳阳天》，给予肯定过。江育也要找一些根子正、出身苦的人，她曾想让浩然当官，但浩然不干，说我都没有当过小组长。文革后，他跟我说过这事。他说过，害怕江育軎怒无常，弄不好就很危险，也不知哪一句话招她不离兴。(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口述） 他跟我们说，去西沙时部队领导把作战窻图都汇报了，写不出来怎么交代？有难言之隐。他说："我受罪了，在西沙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浩然坐在江裔旁边。江青拿着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狄福才"。这个人原在八三四一部队，是毛泽东派去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江育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了吓了一跳，认为这是主席派来的，江青都说不可用，真是伴君如伴虎。从这时起，他就跟江靑保持距离，不叫不去，叫他去也不往上贴，基本上哼哼哈哈。浩然有朴实的农民底子，这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不管如何，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性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剧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口述）当时江青对浩然的写作才华倍加称赞，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艳阳天》、《金光大道》拍成电影，江青也予以肯定。有时在钓鱼台幵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曾这样碌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髙产作家。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让袁把关毛诗译英文的工作。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刘庆棠回忆道，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江青对张永枚就没说过这类话。〈1998年12月16日口述）面对三河寓所窗外的沉沉暮蔼，浩然语调平缓地回忆道：江青没透霣过要让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摘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圉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醒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摘创作。我曾跟吴铕说，可别让我当官。吴镩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0998年11月27日口述）刘庆棠透露，1975、 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浩然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刘庆棠介绍说，文革期间作家不敢写东西，老作家有顾虑，怕写出来成为批判对象，有"文艺工作危险论"的思想。当时上面还是想鼓励出新作品，希望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轻易扣帽子。0998年12 月16日口述）在浩亮的印象中，浩然诚实朴素，说话跟他为人一样，很少夸夸其谈，本身就像是农民的縮影。〈1998年12月16日口述）1976年9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他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大会堂空调较冷，他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他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四人帮"垮台时浩然正在上海出差，整理《井冈山》创作素材。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说晚上有事到住处来。郭卓来后透露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让他赶快回京。郭卓的爱人是南京军区宣传部长，郭卓表示如果一时不好离开上海，请速到南京军区驻上海办事处，请部队用车直送南京。郭卓走后，浩然他们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浩然说："出事了，赶紧走。，'导演成荫说情形不太像，但也找了下去看景的理由，提前离开上海。浩然谈到他坐飞机回到北京，明显感到气氛不同，从此开始了令他感慨^千的清查日子：1 = 1到了北京，才知道抓的叫"四人帮"。市委难保，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我就去密云写《金光大道》第四部，还选了我当市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就成立专案组，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 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我都是坐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机关让我交代，我如实地写了跟江青几次见面经过。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钢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判我。但《人民日报》一直没见报。跟这四个人有些恩怨，跟萆明本来关系不错，但她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阮章竞是后来进文联的，左的不行，自己倒霍，就当投机分子，偏激得厉害。黄钢批《苦恋》时就跳出来了。有一次召开科学家、作家会议，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因为那次会上大家抢着发言，我沉默，没发言。于逢和草明串连，《广州文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张光年让《人民文学》转载。《北京日报》有压力，也组织人写文章，全国报刊转载了。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当时风声很大，茅盾的文章里点到了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我在政界没有熟人，没有后台。我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小范围的会和开大会，大家都保我，会开不下去。有的事我做了解释，有的事比较清楚就不解释了。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吴德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群众鼓掌，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后来《北京文学》想发表我的检讨，市委不同意。那时我无所谓离兴，开会时心里没底。有些人想把我撩倒，形势并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在这之前，我躲在密云，按照原有框架，在那种大气候影晌下，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这本书如果现在再写，照原来构思肯定写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写《山水惰》，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呆了十年。我对自己要求是，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己，深入农村，甘于寂寞，从零开始，过去一切都不算了。〈1998年12月9日口述）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据浩然原著《西沙儿女》拍摄的同名影片即将完成。扮演男主人公陈亮的张连文记得，当时就等天气好转， 再拍几天海战戏，就可以结束拍摄工作。张连文向笔者讲述那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拍《西沙儿女》前后，同浩然接触时间较长，觉得他正派、博学，一者到他就觉得很亲切。对《西沙儿女》有不同看法是对的，剧本是由当时政治形势决定了调子，要做具体分析和批评，但不能因此轻易去扼杀一个作家。前不久碰到当年剧组场记，他现在是电彩厂副厂长。他还说能否把《西沙儿女》剪成一部单纯的风光短片，因为影片是水华导演，朱今明摄影，把西沙拍得像一串明珠，视觉效果美极了。'那时上海要拍《盛大的节日》，让我演以王洪文为原型的男主角。徐景贤听说我不愿演，就请我吃饭。我说，怕演不好。他说，你走不了的，还要拍第二部。主席逝世停拍一个月，我回北京向主席遗体告别。当时议论很多，我害怕动荡后以长江为界， 不能从上海返回北京。临离开北京前，我跟爱人约好，一旦北京有风吹草动，立即打电话说"病了速回"。后来到无锡拍外景戏，有一天刚拍完戏，有人告我，爱人打电话说病重，让我回去。我一听头"轰"地就大了，我爱人在电话里说："你赶快回来，别拍了。电话里不好说，就是你在北京'，当时北京同去的还有八一厂的人，大家曾考虑一块说的那事步行回去过了两天，上影厂通知回去听中央文件，摄制组说还差两场戏就拍完，能否等两天再走。可是第二天早晨四点就让我们上了大轿车，到了寤定，我看到贴了大字报："坚决打倒王、张、江、姚。，'我大喊一声："标语！ ^就快速念了一遍，还没念完，车子已开过。一位摄影师说："这是反标，，车厢里顿时鸦雀无声，有几分钟的大停顿。我吓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这下子回去完了。还好，车子越往前开，标语就越来越多我相信在那种大转折的关头，浩然当时也会有岗样的感觉。浩然那时打扮土气，长期扎在农村基层。有一次我到他曾缚点的村子，当地人谈起他都很亲切、自肇。今年我去青岛嵘山一这本村子，支书夫妇请我吃饭。他们说，就是因为书，他们才结成夫妇的。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下第二 1《艳阳天》写得比较扎实，在当时确实影晌了一大批读者〈1998年12月4日口述）苦闷和寂寞成了浩然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与浩然相识多年的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一次去月坛浩然家中看望，浩然到书店看书未归，老伴老杨感动地对梁秉堃说："很长时间没有人来看他了！'，过了一会儿浩然回家，楞住了，摇着客人的手流下眼泪。梁秉堃劝慰他，你不想当官，没有害人，你可以站得住的。梁秉堃告诉笔者，草明和浩然矛盾较深，但是当草明女儿希望调回来时，浩然还是在他的位置上帮忙说话，经他的手协助调回。陈建功回忆说，当时有一部分老作家不让浩然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反为浩然说话。年轻人认为，浩然可以清理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人品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刘导生曾是团中央书记，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宣传部长。他调我去市文联，主要是整顿文联，把#家团结好。我当时听到风声，说文联是个是非之地，是个麻烦地方。我对刘导生说，造反派对工作会有阻力，但我凭党性办事。去了以后，我们把造反派起家的人调离文联作协，认为他们继续呆下去不合适。有人说浩然是四人帮骨干，写过效忠信。我们认真查过，没有发现浩然写效忠信，仅有的七八封信只是"我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我们向市委汇报，做了结论，认为他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江育看中他，他没法拒绝。他只是一般性问题，不存入档案 0我们还认为浩然过去对一些老作家尊重不够,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桧查不够。希望他要认错，还要认够，对自己要求要严。我们说，对浩然要一分为二，肯定他做了不少工作，有过一些成绩，不要对他全盘否定。在会上还进一步宣布，文革的事到此结束，不要再搞成新的矛盾，不要再纠缠不放。当时机关工作混乱，派性斗争厉害，开不成党的生活会。市委对此很焦急，希望我们对各方做工作。我们要浩然回到党内生活中来，不能不照面，有意见在会上提，不要每个月只派孩子取工资。浩然有顾虑："大家欢迎我来吗？ ^文革中捧得离，又一下字跌下来，他没有完全缓过来。他开始时很勉强，心里不痛快，大家慢慢拉着他。我们也做一些老作家的工作，说你们对浩然上纲也高一些， 他只是一般性的政治错误。我们尽量让浩然检讨深刻一些，大家还是要团结起来，抛弃成见。 、他后来又写了不少东西，总的来说反映了新变化、新人物，屁股还是坐到改革开放的这边。《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原来指望评上茅盾奖，但很多评委不同意。浩然是从农民队伍中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 创作非常刻苦。但农民生活气息、作风对他有深刻影响，包围太深了，内心里没有完全跳出来，感情发闷，有阴影，思想负担重，包裉太沉0〈1998年12月22日口述）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宋汎，1981年调任市作协秘书长。上任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交代说，浩然是审查对象，但不是批判对象。赵鼎新说："浩然文革走红是客观事实，写了很多按当时思想倾向创作的作品，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没有发现他跟四人帮在政治上有直接关系，审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过分。，'浩然那一段情绪低沉，一个人躲到三河，宋汎他们经常去看他，把他拉回来参加各种活动，让他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他出任过《东方少年》、《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八十年代前期还当选过"优秀党员"。宋汎说："文革中浩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只是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这一点大家是同情的、理解的，也希望他能够反思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心胸更开阔一些。，'宋汎介绍说，那时杨沫曾这样表示过，浩然跟四人帮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野心，只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对当时的创作条件、环境是满意的。但那时有些得意忘形，看到全国这么多名家受批、挨整，他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宋汎对此认为："浩然是一个朴素的人，是党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感恩戴德的，是一个受益者。文革中对他不错，江青他们抬他。他对这些接受得很好，事后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近几年，宋汎重新读了《金光大道》，依然感觉到浩然当时完全接受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依此来设计作品。把大小事都移到两条路线斗争上来，图解当时政策，书中区里、县里的人物全按路线斗争划分，全部上纲上线。宋汎感慨而道："这难道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吗？ ，' 〈1998年12 月22日口述）笔者为此曾询问过浩然，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浩然坦率地承认，自己受清査的那段日子确实感到莫大委屈，觉得文艺界是是非非太多了，许多事说不清楚，不愿与文艺界有更多联系。他说："争来争去，耽误不少时间。我不愿去争这些，作家靠作品，我就认准这一条。书出来了，别人怎么说就让他说吧。，'他对过去岁月曾这样评价："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他向组织上谈到，与江青在大场面见到十次左右，个别见面三四次，回来汇报一次。在人大会堂见面时，张春桥均在场。据他介绍，《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通过单位党委上交。文革期间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包括发行量很大的《西沙儿女》也是分文没有。而每个省都租了《金光大道》的纸型大量印刷，这自然也箅无偿性的国家行为。多子女大家庭^生活补贴，就靠文革前存下的一些稿费接济。浩然说："我老伴很会节省，冬天腌制很多大白菜。如果我不在家，连肉都不买。'，浩然躲在密云山沟里，力图回避外界干扰，顺着原有的构思写完《金光大道》第三四部。小儿子、小女儿放寒假，就到密云村子里度。 过。有一年春节，他借用古北口一个团级军用仓库，一个人躲在军营里写作。最后是在河北蓟县坦克一师驻地和承德避暑山庄烟雨楼，完成了《金光大道》全书。颇令浩然不安的是，在坦克一师写作时，师部一位爱好文学的通讯干事时常给他生活上的照顾，替他买一些生活用品。等浩然遭到报刊批判时，那位干事也受到牵连、清查，最后被迫转业回到家乡山西运城。管桦回忆，让浩然说清楚时，浩然确有一肚子怨气，想不通。郑云鹭、潘德千说，浩然觉得自己没有整过人，你们大家干什么整我呢？整得我一身是病。不过当时文联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对浩然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还是想保他过关，市文代会报告中只是不点名批他一小段，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宋汎解释说，那时解除他人大常委委员职务，可能是军宣队、上面布置的，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事先并不知情，而浩然对组织上就有了疑心。林斤澜感叹道，在工人体育馆开解脱大会时还是比较温和， 没有过激言行，大家不想再斗了，都太累了。文革期间，在派系斗争激烈的一次会议中，林斤澜曾冒着危险喊了一句："浩然是一个好人！，'说完这句话就跌倒在地。透过几十年的风雨变幻，林斤澜觉得浩然身上有了不少阶段性的变化，对新事物的接受也在变化，对很多事想开了，但有时也想不开，解不开，甚至在心里一直化不开。林斤澜谈起几件让他难以忘怀的小事：文革后，我有意请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厚明、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大家在一起聚聚，帮帮浩然。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素放，他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我们赶紧说，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浩然私下说，他最怕王蒙，觉得王蒙不爱说话，识人厉害,冷静。1983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别人说到文革用了 "浩劫"一词，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说"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1998年12月14日口述）现在浩然远避京城，安安静静地在三河寓所读书、写作、操持家务，割断了不少与外界的联系。老伴身体一直不好，他细心照料，家中有一份难得的农家老年夫妇相依为伴的氛围。他无事不进北京，只有老伴用药，才不顾自己身体状况，亲自进京找药配药，配完药就立即赶回家中。每天不少时间他都要为周围地区的文学作者看作品、写序言，接待来访的文学青年。闲暇时他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窗外，不言不语。《文革回忆录》只写了提纲，还没有具体展开。他觉得写作有难度，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他的出生地离他现在三河寓所只有十几里地，他感慨这一带有了喜人的变化。他说，他的大脑一直静不下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慢慢地思索着。他诚恳地表示："改革开放不搞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渙散的。'，他谈到《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前几年把房子卖了，跟儿子住在一起。他时常惦记这位老朋友的近况，当他听说萧永顺得了癌症，不禁唏嘘而叹。1998年初秋，浩然在回答几位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尽管有一些遗憾，但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对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从一位农家子弟成为名正言顺、享誉全国的的作家，浩然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他对《金光大道》的一段表述一直为批评者所指责："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真实记录"这种看法引来了轩然大波，很自然地遭到激烈批评。笔者曾看到浩然阅读批评文章时那种苦笑、默然的表情，他对问题的表态更加讳莫如深^他只是对笔者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的心太乱了。，，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这几年间，在采访一批老作家时，不时听他们谈到1949年以后自身创作力的问题，他们脸上那种无奈、迷惘和痛惜的表情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实更准确地说，他们说话的口吻中也略带有一种庆幸、一种淡泊。少写或不写作品，或多或少地减弱了政治运动一次一次对他们的冲击力。创作是祸是福，是给人留下挨整的"罪证"还是留下传世的杰作，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家群体而言，他们的感慨是难以言尽的，他们很难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作心路。九十年代初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坐在老诗人卞之琳家的客厅里， 听老诗人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诉说。暖人的冬日阳光照在他沧桑的脸庞上，略带南方口音的语调一直是平缓的，惟独说到烧手稿之事，他的音调有些变化，表情略有迟疑：(四十年代)我写了一个七八十万字的长篇，写抗战中男女知识分子的表现、心态，写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有一些章节曾在香港刊物上发表。起名叫《山山水水》，分上下部。回国后觉得创作主题严格了，要写工农兵，不能反映小资产阶级，我就把它烧了。 0990年12月18日口述）卞之琳不愿意谈烧长篇手稿的细节，他沉默良久。后来他回忆欲写工农兵生活的创作经历：441953年，我作为第二批作家深人生活，到江苏的一个县，那里有一个合作社社长是全国劳模，曾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去后就感到那地方弄虚作假严重，那位劳模是用鲁迅小说创作法拼凑材料，东家西家的长处都归到自己，后来就垮了。我对这个人有了真切感受。其实1958年的大跃进在1953年就巳经露出苗头了，领导上盲目大上，上趋下行，绕了一个大弯子。'，这种真实感受落实到创作上显然不合时宜，卞之琳形容自己当时是"握着笔不知所措"。第二次他向何其芳请几个月的创作假，又到江苏，想写新作品，刚去后没多久就接到电报，要求他回京参加反胡风斗争。这样折腾数次，卞之琳在小说创作上颗粒无收，在诗作上也逐渐失去以往特色。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为了躲避大祸临头，他很自然地封闭自己残存的创作念头。卞之琳给自己的创作留下很长的空白，而老舍在1949年后先后写了几部反映新生活的剧作，他的笔是异常的勤快，外界不断有喝彩声。可老舍在小型内部座谈会却时常倒出一些苦水，让领导们、同行们帮助解决难题。1959年2月18日在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小组会上，老舍又按自己的习惯说出苦衷："内部矛盾怎么写，我心里结成大疙瘩，怎么办？这使人光去写历史题材，那是敌我矛盾，好表现。51年的大杂院可写它落后，伹58年就进步了，内部矛盾的程度越来越少。私营老板现在把意见留在心里，矛盾是存在的，伹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少。如这次写妇女商店，有的丈夫不愿妻子去当售货员，我在初稿中写的像51年的科员，于是之提出意见说这不成，我就改了现在这样，夫妻问题的矛盾就小多了，其他矛盾也是这样，这戏怎么写呢？"等别人说上几段，他又忍不住插话："我再谈谈我的剧本，女店员对我讲小流氓的事情，我没写上，因为这如果让外国人看见，又抓到了材料，说北京的流氓很多。我写新北京，就不愿写上流氓，我改写小学生淘气，这戏剧性是减弱的。'，明知戏剧性减弱和人物变形，老舍为了时代大潮的需要和自己对新社会的期望，不得不在剧作中做出明显的"牺牲"，时常留下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败笔"。这种明知故犯的事例在老舍创作中比比皆是，左怕右怕的心境真是难为了一代大师。善良的老舍还在会上对剧作中几类角色喊冤叫屈："有时为了找矛盾，找戏剧冲突，有几行人倒了霉，总是成为攻击对象。如果写58年的教授，就不应把他写成孔乙己的样子。这是表现矛盾的偷懶，专找这些人，老欺负。^天津作家方纪补充道："天津的座谈会上，有人说有些教授不敢看电影，看戏，甚至也不敢看刊物。'，耐人寻思的是，老舍几部剧作中的知识分子角色也没有摆脱掉当时创作模式，老舍说"专找这些人欺负"也包含着深深的自责。在1959年这次会上，评论家萧殷的提问颇有几分书生气："为什么不敢写内部矛盾？哪一级党委都没限制过，领导希望你写出矛盾帮助工作，如果你制造假矛盾或粉饰生活，他倒感到没意思，不敢写的原因多是自己怕出问题。'，河南作协负责人于黑丁接着说："为什么有些人不敢反映？有些同志不敢写内部矛盾，是怕引起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萧殷、于黑丁这样的话，老舍不愿在会上说，他只能绕开这个敏感话题。以后的几年间，心急口快的老舍偶尔还会在会上发几句牢骚，心里的那块大疙瘩似乎越结越大。在中国作协1961年6月16曰第四期《整风简报》中，就记录了老舍在作协的一次发言，他说，剧院让他改《宝船》，但修改很难，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都怕人说是影射领导。简报、中称老舍这样的发言"很尖锐"，当作一个思想动态向上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