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作者: 费慰梅----------------------------作者前言---------------------------- 费正清毕生都在从他的哈佛大学的基地出发向西方介绍中国，他常常 被说成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①。 1932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他来自南达科他，我则来自麻塞诸萨州的剑桥，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我当时的特殊爱好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 我们在北京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住了下来，找了中文老师，就开始学习语言。在课余时间我们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它们都是著名胜地，但是对我们更有吸引力的是高耸的墙和门楼，这些也环绕着当时的北京。墙内，那无穷无尽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上演着。尽避我们在考察中充满了喜悦，但不过是那些迷人景象的看客。 大约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这又引起她讲述了她自己在伦敦一年中学生生活中的一些故事。 当我们分别的时候，她问我们住在哪里。当知道他们的房子离我们不远，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根下，我们同她一样感到惊奇。他们很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使我们喜不自胜。 打这儿开始，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很快就知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西方建筑学的思成，已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这使他在以后的年代里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 思成和徽都是出身名门，他们的父亲都是名人。通过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许多领域都向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仅仅是消极的看客。而当第二年正清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教师时，我们感到真正是它的一部分了。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四人多年来保持亲密友谊将十分明显。我们比他们多活些年原本不足为奇。他们的生命通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民族主义革命，日本侵略，残酷的内战以及严厉的管制，都耗费在追求他们的理想目标上，最后被他们自己的严重疾病所压倒。这本书的写作，不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和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的命运，而且也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及支持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费慰梅 ①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137,2（1993年6月）：282。----------------------------作者中文译本序----------------------------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能够出版，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我非常高兴。 美国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这本书带他们走进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的中国，但这个故事的发展又使他们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动，甚至有的朋友感动得流泪。这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中，历尽磨难，处处受到生存的威胁，但仍能坚持下去，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用英文写出我们夫妇和他们二人多年的友谊，也可以代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一面。这本书之能够感动美国读者，主要得力于林徽因多年来写给我们的英文书信，她的英文那么生动，而且极有文采。我希望，译成中文后，也会同样的生动，而且她所作的诗和林洙的故事（全书最后一章），也可以还其本来面目了。 对于这一代的中国读者，梁和林的那个时代可能也是陌生的，似乎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是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动人的。我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重新了解那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和心态。 费慰梅 ——1996年5月9日于剑桥 （李欧梵译）----------------------------史景迁：前言---------------------------- 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乌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在外侮入侵和占领的苦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在大众的贫敝被某些时期里市侩的贪婪无度与另一些时期里国家的极端集权主义变得日益深重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和审查制度严酷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社会里，个人的创造活动和心智的探索怎么可能会得到普遍的展开？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大概就是上述悲观的看法的证明。大量来自不同层面的社会浪费不仅打破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吞噬了他们的生命。有多少次，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从费慰梅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感人而亲切的细节里，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听见，他们那高朋满堂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我们看到，他们那坚韧不拔的学术研究所逐渐破译的古代建筑典籍的含义，我们欣赏到，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绘图笔游刃于同样优雅的中英两种文字的每一细节之间，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 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希望与彷徨并存，传统与现代冲突同在的中国。林徽因的父亲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政治幻想家和新事物的探求者。由于他的原配夫人未能给他生下子嗣，他娶了两位妾，林徽困就是第一位妾所生的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她受到了虽非正规但却很好的教育。1920年，她父亲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国际联盟的主任。他带去16岁的徽因做为他的陪伴和家务帮手。但是当诗人徐志摩热烈地爱上她后，父亲就把她带回了中国使她可以再次与梁思成相处。梁思成是梁启超之子，徽因早已许配给他。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的父亲正受没落的清王朝通缉被迫逃亡日本。1911年清王朝倒台后，梁启超一家回到了中国。在共和初期的迷惘年代，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和政治热情。思成被送进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同时又受到父亲在国学方面的严格教导，梁启超还要求他把H·G·Wells的《世界史纲》翻译成了中文。1923年，他在骑那辆崭新的戴维逊牌摩托车时不幸遭遇车祸，由于治疗不当，给他的腿留下了一点残疾，并迫使他穿上了固定脊背的钢马甲。徽因此时已经正式与思成订了婚，徐志摩也已经回国，并已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诗人，但徽因并没有改变他们过去的朋友关系。他们一起接待Fritz欢聚一堂的起居室里。她那盈盈的笑脸。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脑海里跳动着在将来的几个月中去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 1993年11月8日于耶鲁大学 （赖德霖译）----------------------------1．膝下爱子---------------------------- 梁思成受到他父亲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父亲的显赫、其思想和对他的关怀塑造了梁思成。儿子对父亲的孝顺仍然是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基本美德，但是对思成来说其原由却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是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当时，日本在1895年出人意料地打败中国，而1898年初帝国主义列强夺取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年夏天，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一起，支持年轻的皇帝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来拯救中国。维新由于保守派的政变而失败后，他流亡到了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广东青年，一个早熟的学者和活动家，却以其风行一时的著作正在成为同辈中出类拔苹的精神领袖。 当时只有熟悉儒家经典的学者才配担当使中国思想界现代化的重任，这种变革只能从儒家内部开始。这就使梁启超具有了改革家的资格。他在日本出版了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向具有革命思想的一代中国儒家学者介绍西方的学说。 他不到二十岁就同一位贵州女子李蕙仙结了婚，她比他大四岁。他们的婚姻是由她的长兄安排的。他是一位考官，对年轻的梁启超在一次举人考试中表现出来的才华十分激赏。除了她是她的阶级中一位普通女子以外，她的其他情况鲜为人知。她的脚当然是缠过的，她的思想也同样受到束缚。尽避同一位以探索和开拓更广阔的世界为己任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还是满足于恪守自己的传统。1893年她在广东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思顺。五年之后她带着孩子到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团聚。 在梁启超那些动荡的岁月之后，在日本的生活是相对安定的。女儿是掌上明珠，但对一位男性继承人的迫切需要也是明摆着的。妻子很快又怀孕了，生下一个盼望中的男孩。但他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她当时已经三十多岁，只给这个家添过一个六岁的女孩。她的基本职责是很清楚的。于是她急于给梁启超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传宗接代的第二个妻子。那个年轻姑娘有十六七岁，既健康又活泼，只是不识字，一双大脚也没缠过。她是一个丫头，小小年纪就买来，在家里作为仆人养大。这个女人是做妻子的煞费苦心挑选的，她应该既能生养健康的孩子，又明白她在梁家低贱的地位及侍候人的职责。 然而最后还是李蕙仙生了一个男孩作继承人。思成于1901年4月20日在东京出生。他活了下来并担当起作为长子的责任，这种责任他在今后的困难岁月中一直承担着。三年以后那第二夫人又生了一个男孩思永。男孩子们在孩提时代一同玩耍，进入青年时成为好朋友，成人以后他们都是驰名的学者。 那妻子生了第二个女儿思庄以后就不再生了。那第二夫人却一直怀孩子，直到1929年梁启超去世，紧接着他的第九个儿子在出生时夭折。在多年特别多产和有影响的写作以后，父亲的生命在五十六岁时过早地结束了。他一共有过十四个孩子，他们长大以后都成为有用的公民，其中有些还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那第二夫人比妻子又多活了许多年。她毕生在梁家是一个在病中和健康时照拂每个人的主心骨，而作为回报，她也受到每个孩子的尊敬和爱戴。她来到这个学者家庭的时候还是文盲，干脆就等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才和他一起上学。她学会了读书并且读得富有表情。她不仅精通看护和管理家务，而且学会了游泳、滑旱冰、滚铁环、编织、钩花边，会打桥牌、麻将，还学会了针灸。 对梁启超来说，1898年到1912年流亡日本的年月充满了各种活动。他继续写作、编辑和发表他的政治见解；他学习日本语并阅读西方书籍的日文译本。他广泛地旅行，到夏威夷、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去会见华侨。思成对这些年的回忆是在一个安静的家庭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和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由日本仆人照看，但进华侨学校。1964年他写给一家日本出版物的一篇文章的片段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从横滨时开始记事。我父亲那时在编一本知识分子刊物新民丛报， 我们就住在印刷所的二楼。我每天到华侨办的大同学校附属幼儿园去，教 师全是日本女人，她们都十分慈祥和温柔，就像妈妈和姐姐一样。 日本地震很多。每次发生地震的时候，那日本阿姨就抱我下楼，因为 我妈妈是缠过脚的，下搂不太方便。 我大约六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须磨。我们在那里住在一座华侨所有 的别墅里，它有一座大花园，连着一片直通海 滨的松林。我父亲把这地方 叫做“双涛园”，因为我们在这里既能听到波涛声，又能听到松林中的风 声。 我同我的堂兄弟姐妹们从家里徒步走到通往神户的铁路车站，去神户 同文学校上学。铁路售票员对我们很好，即使我们只有一天没去上学，他 们也会担心，第二天一定要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暑假的时候全家都到海 滨去游泳。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教孩子们潜泳。有一年夏天，父亲的老师康有为来看他们了。孩子们不喜欢他的来到，因为他老是大声而激烈地同他们的爸爸辩论。他们在海 滨进行报复，潜泳到他身边偷偷揪他的胡子（注1.）。 1911年革命胜利推翻了清政权，也使梁启超不再需要流亡。他在1912年带着全家回到中国。 他们在天津的家是河边意大利租界里一所西式的房子。它是由石头和灰砖砌成，两层的楼房有许多屋子，住得下日益膨胀的梁家以及许多亲戚和客人。后边还有附属房屋，是厨房、仓库、病房，以及伺候梁家和维修房子所需的众多仆人的住房。 梁家从日本回来以后，又有了第二座，甚至更大的房子。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用白色石头砌成，这所房子有三层楼。上面两层是给学者做藏书室用的，下层则是起居室、大厅、餐室，以及其它接待客人的地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书房。根据中国学者的传统，梁老先生给他自己取了一个奥秘的名字或者“雅号”，来标明他的著作。他取的是“饮冰老人”，而在他的新书房门上挂上一块牌匾，叫“饮冰室”。这个“饮冰”的标签显然是出自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典故：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子……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 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 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注2） 梁启超在面临现代社会的许多难题的时候，显然是认识到古代贤人子高的忧虑及其饮冰解决办法的，而他在国学研究方面很可以和古代的子高媲美。 在他们的天津家中，有一种思成很喜爱的家庭习俗。当父亲在家的时候，全家每晚六点半都要坐在一张大圆桌的周围。“当孩子们在大约二十分钟内匆匆吃完晚饭时，父母亲则啜饮着老酒。饮酒是慢吞吞的。大约总有一个小时，父亲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诗人或其他人的传记、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儒家学者、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者。这时候他重又集中注意国学的研究。他早年颇为关注的外国问题，现在很少谈论了。” 几年以后，有一次，在中学念书的第四个儿子思忠问了一个不大得体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著名的中国爱国者要在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安家并造起书房和图书室？”父亲回答说：“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就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它们保持能用的状态。 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有时住在它们的旁边。” 尽避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吸引了他的很多注意力，梁启超还是非常认真地履行了他父亲的职责。在他对待孩子们的行为中，爱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又遵守儒家的传统，认为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必须特别孝顺父亲。梁老先生对他的智慧高超满怀信心，他关心的是把他的子嗣导上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给予他们恰当的教育以适应他为他们想好的职业，并使他们有一个好的婚姻。 在他的书信和其他个人作品（由他的朋友丁文江在他死后汇集成册，即1958年在台北出版的《梁启超年谱》）中，他说得很明白，尽避他爱着全家，但他最钟爱的还是他头生的女儿和长子——思顺大姐和思成。 当梁家从日本回到中国时大姐已经十八岁，早就该筹办她的婚事了。 梁启超为她选择的丈夫是一个叫做周国贤的从东南亚回来的年轻华侨。他既会中文又会英文，他十九岁时就受到康有为的注意并被他用为秘书。后来他在欧洲读书。在他回国时梁启超把他从康有为那里要过来，任为翻译兼秘书，并安排了他和大姐的婚事。 按照儒家的做法，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安排儿女的婚事时甚至都可以不同他们商量。十年后梁启超写给大姐的一封信（注3），表明他已把让两个陌生人结婚的传统做法现代化了。“我为你的婚姻非常自豪。我认为我的办法是很好的。我首先仔细观察了一个人，然后我介绍你们两人认识，让你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婚姻制度。”大姐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是1915年出生的。周国贤参加了中国领事处工作。并受到一系列的海外派遣，这使他们夫妇到了缅甸、菲律宾、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 父女间的关山阻隔使他们只好经常通信。梁启超给女儿的信表明她是他的一个知己。他把他对于家庭的观察和担心和其他私事告诉她并征求她的意见。尽避他在向他的其他孩子之间的关系中仍然是那传统的全智全能的父亲，他同她总是能够超越那二十年的年龄差距，平等地商量问题。这说明她已填补了他结发妻子和忙于家务的第二个夫人所留下的空白。 1913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天津的那所大房子和图书室仍然是老家，但现在有必要在首都北京再建一个家了。在紫禁城边上的南长街上找到一所有许多天井的房子。它位于市中心，能容纳日益膨胀的家庭和大群的仆人，离北海 鲍园门口团城梁启超的办公室也不远。 迁居北京使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传统的做法是让孩子们先上私塾。思成和他的弟弟，以及堂兄弟们在日本的时候上的是一个中文学校。具有现代思想的父亲认定他的长子，现在已经十二岁，必须学习英语并准备将来在国际环境中生活。他进入了一个北京著名的英国学校，在那里度过了1913－1915年的时光。 女孩子们也被送进一所能训练她们阅历世面的现代学校。大姐是一位先行者。当她和会说两种语言的周国贤订婚的时候，她的父亲坚持她应学习英语。一位英国妇女鲍登·斯密思小姐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正好适合这个要求。大姐人了学并证明了这种学习的好处，母亲就成了热心的支持者。她同那位英国女校长交上了朋友，并安排妹妹们、堂妹们，甚至朋友的孩子们去上学。 思成在1915年秋季进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是用美国国会汇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立的。这笔资金不仅供给六年预科、两年本科，而且还为优秀学生提供到美国深造的奖学金。 学校的课程同美国的高中课程很相似。很注重英语和科学，但艺术、音乐和体育也同样注重。有些教师是美国人，教学全用英文进行。思成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都很出色。他在绘画、着色和音乐方面显然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他在中学的那些年却学会了一手好素描，这在后来非常有用。他是清华艺术俱乐部的成员并成为1923年的大学年报《清华校刊》的艺术编辑，他为该刊物画了一些整版的水墨画，偶尔还有几幅漫画。在年报的学生名单里，他首先被称为艺术家和作家，然后是“精通音乐”。至于体育，他是强壮而健康，他热爱跑、跳、攀援和体操。 清华校园位于北京西北数英里，交通是个问题。人力车和自行车最快，可学生们觉得贵。驴和驴车能雇到，但又慢又不方便。学校里装着电话可是又不让打。于是他们同家里和朋友们通讯就靠写信。 思成在这么长的时间中的相对隔绝可能在他接受清华的教育方面起了作用。二十五年后他曾对我谈起，说这长长的八年（中学和大学）为他准备了英语和对西方科学和历史的一般背景知识的良好基础，但他又说教育水平是低的，课程“完全可以缩短为四年”。他的这种看法忽略了他在清华时期从参与课外的艺术、音乐和体育活动中所得到的终生好处。 注1.《人民中国》（东京）1964年6月号，第79－81页。 注2.见《庄子·人间世》第二节。 注3.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1958年世界出版公司台北出版），1923年11月 5日，第650页。此后简称为《年谱》。----------------------------2．掌上明珠---------------------------- 林徽因生来是个艺术家，学的是建筑，职业是诗人。和梁思成一样，她也是在一位强有力的父亲（林长民）影响下长大的。他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风流才子，这两种因素也同样决定了她的性格。 林长民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官吏，他的诗作和书法在他的文化圈子里很吃香。他1876年生于杭州，二十一岁时通过了生员（最低一级）的考试，入杭州语文学校 饱读英文和日文。家里为他办了一门亲事，可是当妻子无出时，他就纳了第二个妻子来给他生儿子和继承者。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儿子在襁褓中、第二个女儿在孩提时代相继夭折。1904年出生的林徽因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父亲和他许多同时代的才子一样，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读了几年书。1909年他得到政治经济学的学位而毕业。回到中国以后他把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女儿接到他的政治生涯开始的上海。 当时徽因五岁，她一直在杭州和她母亲住在一起，由一些成人包围着，可是没有父亲和兄弟姐妹。她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她父亲的归来一定使她很高兴，而她那敏捷、聪明、善感的性格也一定迷住了他。也可能是在上海的那些年使他们越来越亲近了。 1912年他们又搬家了，这次是搬到北京去。在那里，父亲在几届政府中升迁到很高的官职。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仍然没有儿子来继承香火。他从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给他接连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 然后徽因的生活就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第二个妾和她的孩子们是住在他们北京的家里很大的一个前院里。这里充满了快乐的孩子们的喧闹。徽因和她母亲则住在后边一个较小的院子里。徽因的母亲对这第二个妾满怀嫉妒。她的后继者将是四个儿子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而父亲对她的偏爱又毫不掩饰更使徽因的母亲受不了。那善感的女儿是夹在当中了。她对母亲愤怒的悄悄话表示同情，同时又爱她的父亲，并且明知他也爱着她。他的第二家庭也承认她仍然是他最钟爱的孩子。 徽因生活中新的和十分重要的一章开始于1919年她十五岁的时候。林长民和梁启超成了好朋友。两人都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都在革命后的北京政府中任高级官吏。他们想用启超的爱子思成和长民的爱女徽因之间的婚姻把两家进一步联结在一起，这个想法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两个年轻人被“正式介绍”认识了。这对于那种必须经过媒人挑选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到结婚日才第一次见面的传统婚俗是一种明显的背离。那年徽因十五岁，思成十八岁，根据传统习俗，他们幼年结婚被认为是正常的，但是老梁启超对他们说得很清楚，尽避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是最后决定还得由他们自己来作。这个决定作出之前又过了四年，而这当中两人都又遭遇了很多事。 1920年夏天徽因离开了北京，跟随她父亲走过半个世界到了伦敦。当国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立之际，就像别处一样，中国也成立了国联协会。林长民是发起人之一，又成为协会总干事。他为了国联的事务而常驻伦敦，把女儿带去作伴。徽因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校里学会的英文使她不仅是个悦人的伴侣，而且是个有用的助手。她在伦敦的圣玛丽女子学院恢复了学习，很快就学会了英语。 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齐集伦敦。作为她父亲的女主人，徽因会见了许多前来向她父亲致敬的中国和其他客人。她的这种社交活动对她的影响显然和她的正式教育同样重要。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来访者是徐志摩，梁启超介绍来的他的一位年轻门徒。他是浙江一位著名银行家的儿子，早年学过中国古典文学。他于1915年结婚，有一个儿子。他把妻子和孩子交给父母照看，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于1918年去美国深造。到底学什么似乎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一年他在麻省的沃切斯特的克拉克大学选修经济学和社会学，第二年他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第三年，欧战已经结束，他就坐船去英国，一切从头开始。这一次他本来是要到剑桥大学师从他的新偶像贝特兰·罗素的。他在1920年10月越过大西洋抵达伦敦，却被告知罗素还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更糟的是，他几年前已被剑桥大学开除了。 敝不得徐志摩“非常 懊恼，只好另找出路”了（注1）。 然而，在他的沮丧下面，过去曾经吸引过梁启超的那些性格特征仍然明显。这就是他的辨别力、他的魅力、他的爆发力、他的幽默、他的创造热情、以及他的戏剧性的表现。而使他出名的最重要的还是他那不可思议的本领，他能够发现和吸引同类人，并在周围的人们中唤起新的观念、新的抱负，当然还有新的友情。 林长民和徐志摩是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相识的第一眼一定就明白了。徐志摩成了这家的常客。林长民为徐志摩的友情所感动，最后对他产生了完全的信任。他把他的一些往事，包括他在日本做学生时同一个日本女孩子的早年恋爱故事也告诉了他。这可能把徐志摩自己的浪漫追求也唤醒了。这两个男子闹着玩交换“情书”，把他们的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徐志摩装成一个已婚的女人，林长民则装成一个已婚的男人（注2）。 徐志摩差不多比林徽因年长十岁。作为一个“老头”，他原先的属意是在于父亲而不是女儿，这是两人都明白的。甚至有人说最早她曾叫他“徐叔叔”。她那纤细的美丽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她的艺术气质跟她父亲一模一样，她的活泼、她敏锐的洞察力、她的文学爱好都使徐志摩倾倒。他坠入了爱河。 在多年以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他闯进她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冒险。但这并没有引得她脱离她家里为她选择的未来的道路。 通过林长民，徐志摩会见了英国文学家和中国爱好者高尔斯华绥·娄司·狄金森。他十分喜爱徐志摩，在1921年安排徐志摩进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做了一名特别学生。狄金森既熟悉剑桥大学又熟悉英国前代和当代文坛巨子，这就给徐志摩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他对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不懈追求，现已让位于对于诗歌研究和写作的长期献身。他的文学气质终于找到了他将倾注全部感情和使出全部才能的表达方式。 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崇拜爱和美，但认为自由是同样重要的。他在徽因身上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幻想着，和她生活在一起，他就能达到他创造力的顶峰。和这样一种前景相比，他对妻子和孩子的义务就轻如鸿毛了。 这样，当他知道他在中国的父母将让他的妻子到英国来和他住在一起时，他的反应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她在1921年春天抵达。他们搬进离剑桥大学六英里的骚斯顿的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到学院去上课和上图书馆。他又在门口的一个杂货铺安排了在伦敦的徽因可以寄信来的邮递点，他总是急切地找到这些信并迅速回答。他的妻子住饼了夏天并且又怀孕了。秋天他建议她做流产，并去了伦敦，从那里捎话来说他想离婚。在这以后她很快前往德国，她的第二个小孩在那里出生，但很快就夭折了。 可能就在这时候，他对徽因说他想离婚，并向她求婚。她爱慕着他，并对他打开她的眼界和唤起她的新的感情和向往充满感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婚姻呢？思成曾亲口对我说，不管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徽因的父亲也深深爱着志摩，他显然认为在伦敦住了一年多以后现在已是离开这里伤脑筋的生活、带着徽因回家的时候了。他们坐上船，经过穿越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的长途航行，于1921年10月到家。 两个女人都离开徐志摩以后，他就回到了剑桥。“现在时间到了，”他写道，“我终于有机会接近真正剑桥的生活，同时我也慢馒地‘发现”了剑桥。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大的快乐。”（注3.）他的交游圈子包括狄金森、依·马·福斯特、赫·乔·威尔斯、依·阿·里查兹、贝特兰·罗素、罗杰·弗来、亚瑟·瓦莱和把他带去见凯塞琳·曼斯菲尔德的约翰·米德尔顿·墨莱，那次会见使他感动不已（注4）。这一年中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可以独自和朋友在一起，独自和自己的想法在一起。独自和自然在一起。他的这种情感在显然是他的第一批诗作中抒发出来。他还为大学写了一篇深情的祝词，是这样开头的：“是剑桥打开了我的眼界，是剑桥激起了我对知识的渴求，是剑桥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识。”（注5）古老的石头建筑和静谧的绿色田野的美迷住了他。他使用英语已很自如。阅读基兹、雪莱、拜伦、伍尔兹华思和斯万伯内的浪漫的诗作使他陶醉。伟大的英国诗人们在他身上唤起的渴望、理想以及浪漫的幻想迫使他把它们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他是从青年时代就熟知的。这种本国语言他当然一生都在使用，而很少有中国的青年学者能像他那样成功地把它用作诗歌的手段。他之所以能把诗歌作为他的情感的一种自然的抒发方式是并不奇怪的。他那来自本地的源泉加上剑桥的激发而流淌出来的诗歌，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将发挥特别大的影响。 在剑桥度过逍遥自在的整整一年以后，他打道回家，于1922年10月15日抵达上海。 注1.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维京 出版社1981年纽约版），第154页。 注2.李欧梵：《浪漫一代的现代中国作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麻省剑桥 版），第133页。 注3.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6页。 注4.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9－161页。 注5.许开余（音译）：《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达布尔戴出版社1963年纽约 版），第67页。----------------------------3．少年时代---------------------------- 梁启超在1918年末前往欧洲去参加凡尔赛和会。从他的基地巴黎出发，他用了几个月时间访问英国和漫游欧陆。由于他要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重新审查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他回到了中国，而这将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了。他也有些担心他的孩子们在清华的学业，怕注重英语和自然科学会使他们忽略中国文化知识，而他本人在他们这么大时已经造诣很深了。 一种非正式家庭教育项目的松散的夜学堂已经由做父亲的进行了多年，现在是加强它的时候了。1920、1921和1922年的夏天就用来做这件事了。梁启超实际上为一批经过挑选的学生，包括思成和思永、他们的堂弟妹们以及他的年轻门生们，在他的天津的家里开设了一所中国学的学校。他用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来讲课，它们不时被学生们的问题所打断。下午从三点到五点，学生们把梁启超的讲稿刻在蜡纸上并复习一天的功课。他的讲稿后来出版了。 不仅每天都受到父亲思想的熏陶，而且连他的有名的热情洋溢的表达风格也都加以模仿，对儿子们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梁思成后来指出他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两兄弟在中国研究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这一事实——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史、思永研究中国考古学——证实了他们父亲教导的智慧和力量，也证实了儿子们的非凡能力。 当梁启超客居英国的时候，他对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印象颇深。这本书当时风靡英国和美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迫切需要一个中文译本，他本想自己干的，不过，如他在给大姐的信中说的：“我的英文不怎么好，儿子们便自告奋勇。在年轻的历史学家徐宗漱的合作下，两兄弟在1921年夏天承担了这一工作，一直干到次年二月。” 父亲的谋算有好几层。首先他当然希望他的儿子们像当时西方普遍主张的那样接触世界历史。同时这一作业对于他们新近获得的英语能力是一个很好的测验。最后，这对于发展他们的中文写作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他在同一封信里对大姐说：“因为我要教我的两个儿子学中文，这个夏天我得花掉几个半天的时间，现在是每天两个小时修改他们的翻译稿。所以那翻译名义上是‘孩子们”的，实际上是我做的。有时我半天只能完成一千字，要是我自己干，我用这么多时间可以写四千字了。”1922年3月，手稿完成了。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卷本。 当时大姐一家住在菲律宾，她的丈夫在马尼拉当总领事。她的母亲从天津来，可能是来此就医。她在马尼拉期间做了癌切除手术。1922年夏天父亲派思成来到马尼拉把她接回天津。在他抵达时，他写信给他父亲报告说，母亲“已经完全从重病中康复过来（注1.）。”既然担心都解除了，他奉父亲之命买了一辆汽车给家里用，并且作为大姐的礼物，买了一辆哈里·戴维逊牌摩托车给自己。这两辆车都装上他们乘的船运了回来。 徽因和她父亲于1921年下半年回国把她和思成的婚姻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1923年初他们下定了决心。1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大姐说，“思成和徽因已约定结婚。”他又加上一句重要的说明，“我告诉他们，他们在订婚之前必须先完成学业。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可是林家主张他们立即订婚，我们的朋友们大多也是这样主张。你的意见如何？” 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直到1927年秋天才宣布订婚，1928年3月才举行婚礼。父亲关心的是思成和徽因的学业。当时节制生育还不为人知也不可得。如果结婚头一年就建立一个家庭就会打断他们的学业并使他们承担起超出他们负担能力的花费和责任。 就在这一周，梁老先生写了另一封有远见卓识的信。这次是写给徐志摩的。父亲就像许多别人一样，对于这个早就是他的爱徒的年轻诗人充满了爱慕。当然他也熟知徐那放荡不羁的“野马”脾气的危险性。徐志摩在1922年3月离了婚。梁启超写这封长信的目的，既是要谴责徐志摩抛弃他的妻子，也是要保护徽因和思成，使他们不受徐志摩完全有能力造成的混乱的伤害。他在信中无一字提到徽因，但要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注2.）。 徽因仍然敬重和爱着徐志摩，但她的生活已经牢牢地和思成联系在一起了。长久的计议已定，她就能投身于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了。这是一群积极参加白话文运动的年轻作家的社团，白话文运动是要推行现已被普遍接受的把口语用于文学写作的做法（注3.）。 这是徽因写作生涯的开始。她写出了她最早的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但是据思成说，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浪漫派散文诗的译文：《夜莺和玫瑰》。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发表的，但它可能是在北京或天津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它们是新月社成员早期的重要园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尤其对于来访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现得特别友好。这就激起了徐志摩向中国听众介绍西方艺术成就的热情。他和徽因负责组织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乐会，那是一位西方艺术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乐节目带到中国古都来上演。 那年是思成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夏天就该和同学们一起利用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深造。他准备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这就促成了他和徽因的婚事。好多年以后他告诉我，她在伦敦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很喜欢。她的朋友在紧迫的询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即就确定这正是她所要的职业，一种把日常的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在她回到中国以后，她在引导思成作出这样的决定方面也没有任何困难。他一向热爱绘画，并模糊地感觉自己是个职业美术家。建筑正合他的心意，而一道学建筑也符合两人的心意。 1923年5月7日，思成、思永和他们的弟弟从西山来到北京城里，参加1915年5月7日日本要求并获准从德国人手中接管山东省的国耻日周年抗议示威。梁家的大院是在南长街，一条市中心的海 北大街。离梁家不远的街的南端就通向繁华的东西大道长安街，它邻接着天安门的正面。大约十一点钟，思成把他大姐赠送的礼物——摩托车推出来，让思永骑在后边，驶向南边去追赶游行队伍，当他们转入大道时他们被一辆大轿车撞到侧面，摩托车被撞翻了。它重重地摔倒在地，把思永扔出老远，把思成压在下面。坐在轿车里的官员命令他的车夫继续往前开。 思永的伤口流着血站起来，发现他的哥哥躺在便道上不省人事。他立即跑回家里，他满身是血的样子把家人吓坏了，他叫道：“快！救救思成！他撞坏了！”一个仆人奔向出事地点，把思成背回来。他脸色苍白，眼珠也不会动。 饼了二十分钟，他恢复了知觉，脸上也又有了血色。他父亲俯身向他，握住他的手，“他抓住我的手，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梁启超写道，“他对我说，‘爸爸，我是您的不孝儿子，在您和妈妈把我的全部身体交付给我之前，我已把它毁坏了。不要管我，特别是不要告诉妈妈。大姐在哪儿，我怎么能见到她？”（注4.）” “这时候我的心差不多要碎了，”父亲写道。“我只是说，‘不要紧的，别害怕。”当我看到他脸上恢复了血色的时候，我感到安慰。我想，只要他能活下来，就是残废我也很满足了。后来医生来了，对他作了全面的检查。他诊断说，腰部以上没有什么毛病，只是左腿断了，他用救护车把思成送到医院。”在这段时间里思永忙着和别人一起照顾思成。后来他睡着了，于是家里也替他担心起来，把他也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他只检查出嘴唇摔破和腿上轻微的擦伤。两兄弟在医院同住一间病房，思永一个星期就出院了，而思成则要住上八个星期。 一开始医院的外科医生告诉家里，思成不需要动手术，因为骨头没有断。这个诊断是错的，耽误了正确的治疗。实际上他是股骨复合性骨折，到5月底思成已经动了三次手术。父亲在一封给大姐的充满希望的信件中说腿已经完全接合，思成将能“和正常人一样走路”。可实际并不是这样，从那时起，左腿就显然比右腿短一大截。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辈子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装设背部支架。对于一个由于职业原因需要常常在农村里长时间行走并攀越和检查房顶和桁架的人来说，这种残疾实在是难以忍受的。 父亲借着他活泼好动的大儿子这段消极日子把它利用起来。大约出事后两个星期左右他就让思成研读中国经典，从《论语》和《孟子》开始。“在这两个月里你应当能够消化以至背诵那些对自我修养有用的段落，然后你必须读《左传》和《战国策》的全文以增长你的智慧和改进你的文风。如果你还有时间，就读点《荀子》，那就更好了。” 这些经典是过去八百年来科举考生的必读课。在这里，改革派领袖梁启超显然是回到了他的新儒学立场，并认走背诵经典是对于清华大学那无可名状的单调课程的有用补充。 思成的母亲则对于那个汽车撞了她的两个儿子又跑掉的官员特别生气。她找了共和国总统要求处罚这个官员。最后判定那是车夫的错，母亲不肯罢沐，直到总统替他的下属道歉为止（注5.）。 母亲还同时有别的担心。那年夏天特别热，而病人躺在床上绷带一直要缠到腰间。他的美丽的徽因，因车祸的消息而憔悴，每天到医院里来看他。没有那种长辈教给的羞涩，她每天下午都坐在他的床边，热心地同他谈话，开玩笑或安慰他。年轻一代的这种行为使他的母亲感到震惊。徽因还因记录梁启超口述给大姐的信使她在这紧急时刻了解情况而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和感激。后来我们知道，大姐对于把这位现代姑娘纳入家庭也曾抱有疑问。 直到7月31日，思成才出院，那时候他父亲已经同医生商量好，他夏天到美国去进修的计划必须推迟一年。“如果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他父亲写信给他说，“你可能在旅途中遇到麻烦。冒险是不值得的。人生的旅途相当长，一年或者一个月算不了什么。你的生活道路太平坦了。小小的困难可能是你锻炼性格的好机会。而且就学业来说，你在中国多准备一年也没有任何损失。（注6.）” 思成把离华去美的时间推迟到了1924年夏天。在这段时间里，徽因一方面完成她在北京的学业，另一方面继续她的写作，同时准备同他一起离开中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 徐志摩以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回答了梁启超责骂他和妻子离婚的警告信，“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的伴侣。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运气；要是我找不到，那是命该如此。”徽因的名字通篇没有提到。 梁启超显然认定这问题已不再威胁他的家庭。1923年夏天他和徐志摩常在一起。他们都在南开大学授课，徐志摩教两个星期的现代英国文学。徐志摩写诗用的是新的白话体，许多篇都印行了。1923年秋天徐志摩把他的亲朋诗友召集到杭州欣赏西湖美景。他的声誉和影响在增长。1924年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教席的聘请。 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北京讲师协会的策划者，这个协会曾主办了罗素等人的来访，把外界著名思想家的观点介绍给中国听众，徐志摩很早就积极主张邀请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那斯·泰戈尔，他在1924年4月12日到上海的码头上迎接泰戈尔，作他在华七个星期旅途中的全程陪同，并担任他的英译中翻译。两位诗人立即成为好朋友。在他们相遇不久，他们在杭州西湖的一条小船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吟诗，讨论诗歌一直到天明（注7）。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受到梁启超、林长民、胡适等许多知识界名流的热烈欢迎。 泰戈尔认为他的访问象征着印度和中国古老的宗教联系。他是来加强中印两大国在亚洲精神上的团结一致的，在他看来，这种精神和西方务实主义结合起来，将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基矗他在北京的研究者和知识界中的听众数以千计。许多人是因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慕名而来的。而他的翻译、天才诗人徐志摩的吸引力也无疑是一个因素。徐志摩让徽因在泰戈尔在北京期间充当副翻译。当泰戈尔在欢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时地转来转去时，这两人就成为泰戈尔经常的陪同者。泰戈尔本人的访问造成的浪漫气氛笼罩着他们。同他在一起，他们也成了公众人物。这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个高个子、白头发的圣者传为一时佳话（注8.）。 泰戈尔访问北京的高潮是5月8日庆祝他六十三岁生日的寿筵。它是由徐志摩新近创立的新月社主办的，而这个社团又是以泰戈尔的散文诗《新月》命名的，四百位北京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会。在演说和赠礼结束之后，为客人们上演了泰戈尔用英文写的剧《吉特拉》。剧中徽因扮演公主，而徐志摩则扮演爱神。 第二天早晨，泰戈尔发表了他准备好的七篇讲稿中的第一篇。它在一部分青年听众中引发了尖锐的批评。次日他的第二次课遭到显然是有组织的抗议。当泰戈尔发现在听众中散发的传单把他说成是为精神至上主义辩护而对中国目前的困境无动于衷的反动派时，他非常生气。 从1923年开始，由人数很少的人所领导的中国左派发起了一场积极反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运动。对于这些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泰戈尔简直是狮穴中的一块肥肉。他宣布他的下一次讲课就是最后一课，其余的课将取消。大约有两千人来听这最后一课。徐志摩和胡适为诗人作了辩解，但泰戈尔却说他身心都很疲劳，到西山休养去了，这样度过了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周的大部分日子。 5月20日，泰戈尔离开的日子，是一个动感情的告别日。诗人自己可能因为躲开了那些激进的抗议者而松了一口气，但他对于和徽因离别却感到遗憾，年轻可爱的她一直不离左右，使他在中国的逗留大为增色。他为她作了一首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对徐志摩和徽因来说这次离别有一种特别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对泰戈尔说他仍然爱着徽因。那老诗人本人曾代为求情，却没有使她动心（注9.）。然而在这最后的几个星期里，她和徐志摩却度过了共同亲密照顾他们可尊敬的印度哲人的时光。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着戏剧性和使人兴奋的公众使命，并感知着徐志摩的人格和诗歌为他赢来的突然的声望。 徽因下个月内就出发到美国去，四年后才回中国。徐志摩陪着泰戈尔到了日本，回到中国以后又卷迸了另一场爱情纠葛。 注1.《年谱》，1922年6月28日，618页。 注2.1923年1月2日的信，载许开余《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68页，转引自《徐 志摩全集》胡适序，4－5页。 注3.他们自己的刊物《新月月刊》几年内不曾出版，后在上海出版。 注4.《年谱》，1923年5月8日，642页。 注5.《年谱》，1923年5月11日，643页。 注6.《年谱》，1923年6月26日和31日。 注7.李欧梵：《浪漫一代》第146页。” 注8.李欧梵：《浪漫一代》，第146页。 注9.斯提芬·N·海伊：《亚洲关于东西方的看法：泰戈尔及其批评者在日本、中 国和印度》（哈佛大学出版社麻省剑桥1970年版）195页。----------------------------4．专业研读---------------------------- 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在1924年时是由著名的法国建筑师保尔·P·克雷（1876～1945）主持的美术传统的堡垒。克雷本人1896年入巴黎美术学校并接受了不仅包括建筑设计和建造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包括深入研究建筑史及简洁漂亮的透视图（及必要的美术字制作）的强化训练，这些他都传授给了他的美国学生而且将会在梁思成后来的事业中起重要作用，克雷作为巴黎美术学校的新近毕业生已在建筑和教学两个方面都崭露头角。后来当他设计的华盛顿的泛美联盟大厦、联邦储备局大厦和底特律美术学校这些漂亮建筑物在竞赛中获奖时，他早年的才华显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作为宾大建筑系的教师继续发挥重大影响，直到他1937年退休。 思成和徽因作为1924年秋季始业的学生注册入学，思成在清华的密友和同房间同学陈植同时注册。据陈植回忆，他们三人一起由中国来美，同在纽约依塞卡的康奈尔大学度过夏天几个月，上预备班和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环境。7月7日，思成写信给家里说他已选好了暑期补习的课程：水彩静物写生、户外作画和三角，希望通过这样的预备学习能“成为建筑系二年级甚至更高年级的学生”。同时他也对大学居高临下俯瞰卡犹嘎湖的著名建筑布局敬佩不已。“这里山明水秀，风景美极了。” 就在这年夏天，家里人都很明白，思成的母亲患癌症已到晚期。 八月中旬梁启超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已决定让思成回中国“以尽他应尽的孝道……这病是很痛苦的，她离不开别人的照顾……思成的庶母怀孕了，需要他回来帮助。（注1.）”整整一个月以后，9月13日，他母亲死了。儿子是不是真的被命令回家已无关紧要。即使他坐三天横贯大陆的火车，赶上最早一班轮船进行跨越太平洋的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他也是无法及时赶到的。 和思成及陈植一道从康奈尔大学来宾大读书的徽因，接到一个使人不安的消息：建筑系只收男生。泄漏出来的解释是：建筑系学生必须整夜画图，因此无人陪伴的女人在场就是不适当的。她没有办法，只好和其他女学生一起注册上了美术系。 本来是她热心要上建筑系才促使思成和陈植来到了宾大，结果她自己反而上不了建筑系，这真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她也没有接受。大学的档案表明，从1926学年春季她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助教，而1926～1927学年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教师了。她是怎样打破大学的规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从第一年开始，她就和思成一起上课了。建筑系一位年轻的教师约翰·哈贝孙，后来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报告说他们的建筑图作业做得“棒极了”。 上大学的头一年，徽因和思成之间经历了感情的斗争，有时竟爆发为激烈的争吵。他们二人脾气秉性很不相同，在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需要好好进行调整。 据同学们说，中国来的“拳匪学生”都是非常刻板和死硬的，只有“菲莉斯”（这里人们这么叫徽因）和本杰明·陈是例外。她是异乎寻常的美丽、活泼和聪明，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天生又善于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 本杰明·陈则常在大学里的合唱俱乐部里唱歌，是学生当中最西方化的一个，也是最受欢迎的男生。他总是满脸笑容，非常幽默，老爱开玩笑。 说到思成，那么他是刻板和死硬的吗？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严肃用功的学生，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这是他的天性。他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和他们“没有正式订婚”的状态相符的，也许和徽因相去甚远。她正在充分欣赏美国的自由，而她在两性当中受到的欢迎真是令人陶醉。她已摆脱了她的家庭扣文化的抑制，在新大陆旗开得胜。所以当思成由于觉得不仅爱她而且还对她负有责任而企图控制她的活动的时候，她当然坚决予以反击。 梁启超把这种相互斗争用强烈的措辞描绘给大姐听：“今年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狱里呆了好几个月。他们要闯过刀山剑林，这种人间地狱比真正地狱里的十三拷问室还要可怕。但是如果能改过自新，惩罚之后便是天堂。”他又评说道，“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不断再生的循环之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中要经过几次天堂和几次地狱。（注2.）” 或迟或早他们就学会了在不牺牲自己的个性和极不相同的脾气的条件下相互容忍。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限期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成品。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 思成曾回忆起一件在他1924年抵达宾大后不久就发生但长久不忘的事情。建筑史教授阿尔弗莱德·古米尔为二年级学生开了一门课，思成也参加了。上过几堂课以后，他跑去找古米尔，说他非常喜欢建筑史，说他从来不知道世上有这么有意思的学问。 迸米尔在回答中又问了他中国建筑史的情况。思成回答说据他所知还没有文字的东西，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也不重视它。但他本人是怀疑的。当时学建筑的都是学断代建筑学的。思成根据恩斯特·彪胥曼的中国特色建筑类型摄影集做了几次中国建筑的习题。 在思成完成在美国的建筑学学业之后的数年后，美术传统精神将由华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范·得·罗赫和别的有影响的领导人注入国际鲍豪斯式的课程之中。在后来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听见思成不时表示他的遗憾，说他刚好错过了建筑学走向现代的大门口。然而，对于一个注定要领导那个恢复中国建筑史传统的唯一学府的建筑学家来说，他在美术上的训练的某些方面肯定对他今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成自己就提到过一些对于他以后在中国工作非常有用的宾大给建筑史学生出的习题的例子。典型的习作是根据适当的风格完成一座未完成的教堂的设计、重新设计一座凯旋门而在创意上不能背离当时环境、或是修复毁坏了的建筑物。另外，他在一些展览会上看到的获得罗马奖学金的学生们搞的按比例缩小的罗马建筑图样也很有用。思成在宾大就读的最后一年中，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比较草图、正面图以及其他建筑特色入手，他追溯了整个时期建筑的发展道路。这种训练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我们手头没有他绘制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图纸可资参考，但我们却有他今后十五年间制作的、表明他对于中国建筑演化历史的理解的一批重要的摹拟图。他的制图本领在他完成这些作业中无疑是很重要的；至于绘画，他一直是情有独钟的。 在思成的大学时代，他的才能可由设计方面的两枚金奖及其他奖励得到证实。尽避如此，有时候他还是感到不满足，并且写信告诉了他父亲。梁启超给他的格言式的忠告是：“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注3.）” 至于徽因，我们可以从1926年大约是她的一个美国同学给她的家乡报纸写的一篇访问记中窥知一些她在宾大的学生生活的情况： 她坐在靠近窗户能够俯视校园中一条小径的椅子上，俯身向一张绘图桌，她那瘦削的身影匍匐在那巨大的建筑习题上，当它同其他三十到四十张习题一起挂在巨大的判分室的墙上时，将会获得很高的奖赏。这样说并非捕风捉影，因为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或是偶尔得第二。她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 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 “然后我就在英国上了中学。英国女孩子并不像美国女孩子那样一上来就这么友好。她们的传统似乎使得她们变得那么不自然地矜持。” “对于美国女孩子——那些小野鸭子们你怎么看？” “回答是轻轻一笑。她的面颊上显现出一对色彩美妙的、浅浅的酒窝。 细细的眉毛抬向她那严格按照女大学生式样梳成的云鬓。 “开始我的姑姑阿姨们不肯让我到美国来。她们怕那些小野鸭子，也怕我受她们的影响，也变成像她们一样。我得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她们很傻，但是后来当你已看透了表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伴侣。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注4.）” 在她宾大学生生活的中间，徽因遭受了她亲爱的父亲猝然去世的伤痛。他是为躲避北京的一次政变到东北去时被流弹击中毙命的，时年四十九岁。他的挚友梁启超担起了通知徽因的倒楣责任，写了一系列的信，开始报告了一些谣言和担心，最后则证实了他的死亡。在当时和后来的信中，他对他们说，他们现在必定已经意识到，他们今后的一切计划都将受到影响。林长民的第二个妾将带着她的孩子回福建老家，而徽因的生母将在她今后的有生之年依靠思成过活。因此思成必须很快找到工作。从这时起父亲更多考虑的是思成的未来，特别是在他回国时给他找一个好的职位。 1927年思成和徽因都从宾大毕业了。他在2月被授与建筑学士的学位，7月得到硕士学位。她在2月以高分得到美术学士的学位，四年学业三年完成。也许他们最珍视的奖励莫过于克雷这年夏天请他们当助手。 学业既已完成，一直拖延着的正式订婚的时候到来了。思成的父亲从天津的来信说得很清楚，他要求严格遵守所有的传统习俗。他请了一位朋友来给两个人对“八字”，找出两人的出生地点和时间以及上三代的名字。作为订婚典礼的信物，买了两块名贵的玉佩和一对玉樱当事人远在地球的另一面这个事实并没有减弱礼仪的隆重。“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父亲写道，“所以此次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一份祭告祖先的帖子寄给了思成，让他去保 避。 年轻的思成关心自己的前途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 宾大已经给了他建筑师的资格，但他还想在美国再呆上几个月，以便学会怎样教书。当时他可能已经知道他父亲正在拼命让清华要他，尽避它当时还没有建筑系。不管怎样，他明白要教书就得对于学术文献有更广泛的了解；他尤其想知道的是，关于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建筑，西方都出版过什么图书。因此他在1927年8月向哈佛的科学和艺术研究生院提出了入学申请，说他的目的是“研究东方建筑。对于那些大厦的研究及其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作此选择”。他的申请被接受了，1927年9月他就离开费城到剑桥去。早已向往着演艺界的林徽因，则决定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去读舞台设计。 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年代里的某个时候，他的父亲寄给他一本新近发现的书的重印本——《营造法式》（建筑标准）。这本书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于公元1100年所著，于1103年出版，是北宋京城宫殿建筑的营造手册。梁启超在把它寄给他儿子以前，曾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他在所附的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思成立即读了这本书，他后来承认，没有完全读懂，然而他已看到，他父亲已给他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的大门。 同时他想通过哈佛图书馆的藏书来熟悉用东西方文字写成的其他有关文献。他把1927～1928学年的第一学期用来精读。 炳佛的东方艺术讲师，兰登·华尔纳帮助他找到了主要的参考书，使他懂得了西方人是怎样看待中国艺术和建筑的。这里边许多材料他都是熟悉的，但这些方面的学科和书籍是如何组织的却使他很感兴趣——亚瑟·瓦莱和恩奈斯特·芬奈罗萨研究中国绘画，R·L·霍布逊和A·L·赫瑟林顿研究中国陶瓷，贝尔托尔德·劳福尔研究玉石，奥斯瓦尔德·喜仁龙研究雕刻。当时西方有两位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行者，一个是喜仁龙，写过《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伦敦版）和《北京的皇家宫殿》（1923年纽约版），另一个是恩斯特·彪胥曼，他出的书有《图画中国》（1923年纽约版）和《中国建筑》（1925年柏林版，1－2卷）。思成在1947年对他们作了这样的评论：“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他们描述中国建筑物，不懂就瞎写。但是两人中喜仁龙稍好一些，他运用了《营造法式》，不过并不经心。” 思成也在哈佛图书馆里搜求有关建筑的中文书籍。藏书很少，才刚开始。他报告说他除了找到一些散页以外几乎一无所获。那些散页有的见于《古今图书集成》，有关于寺庙的详细记载。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有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几卷关于中国佛教碑刻的书，当时拓片已经印行，而文字尚未出版。 他在哈佛读书的那几个月里，做了一大堆卡片，上面写满了将来可能用得着的注解。但是他也发现，就中国建筑史来说，他学到的东西很少。 到1928年2月，思成已经学完了他原来到哈佛来想学的东西。在此同时，徽因则以她惯有的活力，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有抱负的舞台设计者们当中赢得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的建筑设计和绘图方面的高超训练，使她远不只是一个一般的同学，她是一个应急的朋友，甚至是一个神话中的教母，在交卷期临近时对她的同学来说肯定是如此。斯第华特·切尼，当时才十几岁而后来在舞台设计上崭露头角，是一个特别的宠物。 八年之后，1936年2月，她写道，在一本戏剧美术月报上她发现“我的斯第华特·切尼真的成了百老汇一名有名的设计师！想想看，那个同谁都合不来、老是需要我的母亲般的保护的小淘气鬼，现在成了百老汇有名的设计师，一次就有四部剧目同时上演。” 思成要说服徽因缩短她舞台设计课程并离开她的新朋友们可能是困难的。但他现在可以提议结婚了。徽因接受了，他们就去了渥太华，大姐的丈夫在那里当总领事。 他们于1928年3月21日在总领事馆结婚。3月21日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选择这个日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辈的建筑师——分析家。结婚以后他们就立即启程到欧洲去了。 注1.《年谱》，1924年8月12日，662页。 注2.《年谱》，1925年7月10日，676～678页。 注3.《年谱》，1927年2月16日，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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