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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旬张光年在《文艺报》二十三期以"华夫"笔名公开发表了批判文章，实际上《望星空》刚刚刊载在11月的《人民文学》，郭小川自嘲道："自己送货上门去批判。'，七十年代中期在林县，郭小川曾告诉北影编剧李保元："他们批《望星空》没批到点子上，戴了一大堆帽子，无法接受。，'当时任《文艺报》文学评论组长兼理论组长的杨志一至今还记得张光年批判文章交来的情景："批《望星空》的文章发稿前，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张光年是总编辑，他的文章来了就照发，一个字都不敢动。我们知道这样的文章都有来头，文章的观点没有完全说服我。当时《文艺报》的基调就是那样，很会上纲上线。我觉得小川写诗过于抽象，就私下劝他：'写诗最好学闻捷，不管是抒情，还是叙事，都用情节控制住感情。太抽象容易跑调，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他没有反驳我，只是笑笑而已。"〈1999年10月20日口述）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20^12月中旬即将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打断了批郭的预定时间表。12月17日作协党组向中宣部报告："现在因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开幕，十二级以上整风会议暂停，党组责成他（郭小川）认真考虑大家意见，准备新的检查发言，同时参加文化工作会议。待文化工作会议结束后，再继续召开作协十二级以上的党员扩大会议，让他作进一步检讨。'，郭小川对参加文化工作会议有一种恐惧感，觉得在会上无颜见人，也害怕陆定一等领导在会上点名批评。作为与会者，他自然也收到会议材料，其中一份名为《一些不良倾向的作品》的文件中就选载了《望星空》，从作者的目录中看出他的级别最高。12月21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在大会讲话中果然谈到《望星空》，郭小川听到时只觉得"非常震动"。下面是他在震动状态下记录的张子意讲话的片断：《望星空》"星空……万寿无疆"、"远不辉煌"，人民大跃进、伟大的建设根本不在话下，没有生命的宇宙不死不活，呆相，骂倒了，人生也骂倒了。仅有我有资格挺起胸膛，由我把宇宙改造。这不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一种唯我主义、资产阶级极端的唯心主义，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上发展到悲观主义、厌世主义〖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诗有积极的词句，是装饰和外衣，整个说来，表现作者不健康的世界观。这是爱护郭小川同志，绝无一棍子打死的意思。这同个人主义发展到唯我主义有关系。〖信中）"夜不成眠，在作家协会……崩溃了"，为什么精神和身体都崩溃了，（却想到）外地可以升官。"我们不能眼看一些同志精神上身体上倒下去"，同意（他的信中）这句话，提出善意批评。(摘自郭晓惠提供的郭小川1959年笔记本） 郭小川回去后谈到了对张子意讲话的感受："张子意同志热情的批评真使我感动万分……中宣部几位负责同志为我化费了很多精力，我感到不安，也从心里感激……我相信，我会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那么，这一次整风所受到的教育，将有决定的意义。，'（摘自1960年2月《思想检查》〉据郭小川文革初期的思想检查披露，陆定一、周扬、许立群、林默涵等人在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或报告中先后点名批判了《望星空》，郭本人不得不在小组会上做了一些自我批评。他后来曾形容自己出席这样全国性的会议真是"无地自容"、"狼狈万分"。在1971年12月初，干校进行第二次斗私批修。郭小川深挖病根时，谈到1959年自己被批判时曾飘过一丝杂念："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摧残，这是党的损失啊！，，曾参加过这次文化工作会议的老作家曲波谈到了当时的情形：张子意副部长批他很厉害，我看了这首诗却看不出问题。批判的事，郭小川没跟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时我们住新侨饭店，有一次他到我的房间洗澡，我问他："怎么穷凶极恶地点你的名？"他说了一声："哎呀一一"我又问："你没有包袱？"他说："背包袱的时间过去了，难过的时间也过去了。，'他的表情看上去还是轻松。 ，极左东西害死人。有时候跟他聊天，感到他的思想上比较自由、坦率，谈问题很诚恳。记得有一次说到反右和民主问题，他连声叹气，对自己57年批右派，觉得虽不是决策人，内心里还是不舒服的，有一些反悔的。他说过这样的话："民主的问题岂止是现在，从57年开始就没有好过。，'他还问过："中国党的民主还要不要？，'1960年初，我在四川出事了，李井泉在会上点我的名，说我同情彭德怀的思、想。问我与彭的关系，我说："是统帅与士兵的关系。'，彭总表扬过《林海雪原》，是贺总告诉我的。把我斗了以后，我病了，就回北京，闷着写《山呼海啸》。郭小川来家中看我，我说："我被打倒了，臭了，你怎么来看我？别跟我沾包。'，他说："正因为你挨批，我要看你。^他带了一个编辑来，问我有没有单篇作品。我说："不能发，莫把《人民文学》给扯进去。^他很坦然，说："群众喜欢你的作品。'，看到我有点灰心，他劝我："你要冷处理。^结果《人民文学》从长篇中挑选了两篇发表，这对我是一个很大支持，小说发了以后，我就平安无事，四川方面不敢找我麻烦。后来罗荣桓发话把我调回："曲波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写《林海雪原》，给我们军队添彩。我们要作品，把他调到总政。^肖华与罗瑞卿商量后立即下令调回。我感谢郭小川同志，这件事我很受感动。他知道磨难之后的感受，他的这种支持是需要胆略的。他同时也批评我讲话不谨慎，军队的二杆子气又来了。我笑道："从小养成的，改不了。，，〔1999年9月14日口述）郭小川回机关后，发现运动已是风声大、雨点却越来越小，批判会议无形中被取消，他只是照例交了几份思想检查。周扬此时对他说："你下决心改正错误，你就主动了。至于你的优点，人家是忘不了的……，'这种宽心的话是郭几个月来从未听到的。从文化工作会议散会回家的车上，谈到张子意的点名批判发言， 中宣部文艺处的黎之听到周扬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想到子意同志讲得这么厉害。我看刘真、郭小川不要批评了。听说南斯拉夫作家看了《望星空》^他们译成《北京的天空》、称赞郭小川是天才诗人。，'黎之在他所著《文坛风云录》中表示，由此看出周扬对突如其来的反右倾、反修正主义运动没有思想准备，对批判的对象也并非心中有底。郭小川躲过这一劫，据梅白文章《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透露， 毛泽东曾暗地里保护过他。文章中写道，毛在东湖游泳时，听到珞珈山有人背诵郭小川的诗句"我号召"，回来后对梅白笑道：我毛泽东也没有自己写过"我号召"。毛泽东从香港《真报》上看到"号召"郭小川到香港去"避难"的文章，问梅白："你的朋友郭小川出了什么事？，'当毛读了梅白送去的《望星空》，莞尔一笑："没有幻想， 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像郭小川那样忠于宣传职守的人，也寄希望予所发出的幻想啊！……我给有关人士打过招呼，只说了一句，不要做受《真报》欢迎，也就是受蒋委员长欢迎的蠢事，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这篇文章的说法只是一个孤证，从作协文件和郭小川遗留下来的文字中一直找不到有份量的旁证。而且梅白文章中所引的丁玲、邵荃麟的回信，远在北大荒逆境中的丁玲与谨慎处事的邵荃麟那时写信似乎都不会有那样的语气。笔者对此宁愿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笔者为此询问过丁玲的爱人陈明，他认定丁玲那时不会给不相熟的梅白回信，而且身在困境中的丁玲根本不会就文艺问题随意答复。反右倾运动的结局是不了了之，既没有给当事人处分，也没有结论，最后大家对批判问题都采取回避、淡化的态度。1960年1月9 曰郭小川给邵荃麟、严文井写信，询问何时在党组会上做新的检查：荃麟同志去广州之前，曾指示要我在党组会议上作一次思想检查，听取同志们的批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后来，因为白羽没有回来，不久，天翼和我又出去了。我回来以后，根据文井同志意见，还是等荃麟同志回来再进行。荃麟同志回来后， 事太忙，身体不太好，所以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来。近一两周， 事情已作了初步安排，可否在下周开一次会议由我作一次检查？ 请决定。我已写了一个思想检查草稿，不深刻，下周初我即可腾出手来，重写一遍，写好后先送你们审阅。如以为事太多，会议太多，可否先开个限于党组成员（加上默涵同志》的党组会来进行？因为，我的桧查，各刊副主编等同志己听过两次（我在中型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重复听来一定感到乏味，而且人少较易召集。不知以为如何？这封信发出后没有反应，会议迟迟不见召开。郭小川在1960年、1961年重点参加了起草"文艺十条"和筹备作协理事会，其他则是"无所用心"地"混"日子。他在文革初期的检查中谈到：^ 〈当时）我希望逐步摆脱旧作协的工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尽量避免与周扬、林默涵和旧作协党组的主要负责人接近。，，(摘自郭小川1966年《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一一关于我解放后十七年来的基本情况》〕大致说来，1960年我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当时的政治气候也没有这个条件。那期间，我的基本思想是一走了事。因此，2、 3 月间，我辞去党组副书记的职务（我一提出，刘白羽他们很快就作了决定）。不久，又辞去了《诗刊》编委的职务（也是我提出，刘白羽当场同意的）。对于机关工作，我是抓小的，避免大的；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不叫我做什么，我决不强求。我怕周扬他们继续整我，也怕他们一生气，硬是不让我走，我不敢进行什么翻案活动。（摘自郭小川1967年《我的初步检查之十二》〉断续受到三个月的批判后，在心的深处增长了消极情绪，反正是"唯命是听"，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写作中止了，工作也只求完成任务而已。时至今日，我的思想情绪上，消沉和盲目乱撞的东西都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常常不考虑后果，好像再闯祸也不过像那次批判那样倒霄而已；做工作，常常提不起劲儿来， 信心不高，自卑感很强〖尤其在文学创作上）。（摘自郭小川1962年X月25日致邵荃膦的信）从文化工作会议以后，我采取闭门思过的态度，与党和同志们保持一种距离，自卑得很，跟谁接触也没有多少热情。我再也不想招惹是非，我怕批评得很厉害。（摘自郭小川1959年11月《再检查》〉 ―我对作协的工作有了厌倦情绪，心里有了不少牢骚。到作协几年，却受了多次批评，刘白羽的态度有时非常坏，工作上稍不中他的意，就受他一顿申斥……我想离他们远远地去搞创作……我和张光年、林默涵、刘白羽的关系也不太好，觉得他们看不起我，总说我"年轻"，意思就是幼稚。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屈辱"。（摘自郭小川1967年《我的初步检查之三》〉杨子敏告诉笔者：1959年挨整后，郭小川就算半靠边站。那时三年困难，作协几乎没什么活动，他也就落个轻闲。，，1961年初，郭小川到了鞍山和抚顺，三月回京一直在家写《两都颂》，直至5月中旬。第二年10月，周扬、刘白羽先后向郭小川说，明年给他一年创作假，随即让他到一些地区负责安排作家创作问题。10月初，与刘白羽，林默涵同赴上海，后与林默涵前往福建，广东一带。1962年初，郭再去厦门、广州等地，5月初才返回北京。1961年8月初至9月初，中国作协党组连续召开了七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宣部下发的"文艺十条"（即《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V。细阅这些会议的记录本，可以发现郭小川的发言次数很多， 而且矛头指向非常明确。考虑到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张天翼、陈白尘、冯牧、张僖等1959年批判会议的与会者都在场，郭的发言中怨气、不满和大胆是很容易让人感受到的，但在当时正调整政策的政治困难时期，已经没有人去计较发言的是与非了，有趣的是大家此时所谈的方向大致一样，场面气氛还极为热烈。文艺领导犯了一般化的毛病，一般化就简单化，因为它看不清艺术的规律。这几年就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没搞好。文艺首先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要管， 应当是最自由的。只要作家为社会主义服务，你就不必管他。省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I ^市文化局长、部长报告都要作家去听，他们能讲出些什么来（不是工作总结也不是学术报告）。戏演完后一定要文化局长点头才能演，这没道理。《剧本》、《人民文学》发的剧本，为什么部、局长、书记点头才能演？……这几年毒草一共出了多少？应统计一下。孙谦的《一个奇异的离婚故事》算不算毒草？如不是毒草，当作毒草批了，应怎么办？这才能解放作家思想。党的小组会、支部会也谈文学作品，批评作品，是否合适？ 政治生活可以不必谈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应是社会式的。当然违反六条标准、世界观有问题，就可谈。一般的文学作品，党的会议可不必谈。党不必引导，不必组织这样的活动，除非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以为北京市委开了很长时间的会批评孙谦的作品，是没必要的，谈不清楚。文化工作会议印那个小册子，批评某些作品(也涉及到了我）也值得考虑。中宣部有时也有些"发明"，默涵、周扬同志也有急躁的时候，我以为有些问题不必回避。周扬同志也有简单化的地方，只是二十步笑百步，简单化的地方还是有的，但没有好好想，虽然有些讲的也^【刘白羽插话：批评了以后还要帮助。有些人犯了错误，受批评后挺不起来了，也不好，应好好帮。】这次会和电影会上的批评，是否全是事实，受批评者是否全服了？也值得考虑。我以为恐怕有很多人是未必全服的。把有些娱乐性质的、无思想内容的作品是否也说成为政治服务的，我以为有点牵强，有庸俗化……既然是总结经验，就要全面的考虑， 最主要的还是考虑根据主席的文艺路线，使文艺的发展更正确，更健康 0……文化工作会议，周扬同志想的不够，我对这个会有怀疑，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反修正主义？如是，会议是否要这样开法？规模、方式，如是反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不多，就是一个巴人，李何林，修正主义不占主导地位。批判一些不健康的作品，也不必这样开，不必要这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参加。从结果看，下去是一系列的斗争。东北的木柯宇，云南的王松，河北的方纪、刘真，内蒙的孟和博彦、玛拉沁夫，部队的徐怀中，湖北的赵寻、于黑丁、胡青坡，北京的孙谦、海默，西安的霍松林， 上海的蒋孔阳、钱谷融、任钧，山西的李古北。形成了文学界的—个大批判运动，规模非常大，一般都开了一月以上。这个会是不是一定要开，能否顶住，是值得考虑的。会上散播了很多简单化的意见，如说《五朵金花》是毒草。这次的会，界限也应划清楚，最好不要一边倒，免得出了错误以后又要纠正。以后可以不要再开这样的会了，（文化工作会议）会上被批评的同志很多是有意见的。对此，周扬同志没仔细考虑，我是有意见的。(摘自1961年8月11日讨论会记录稿）笔者初次读到这些记录时，感到的是震惊和不可思议。在经历了1959年长达一个多月的内部大批判后，事隔两年郭小川面对着当年的批判者，还是依然保持他的过人的锋芒和见识，公开对周扬等人的作法提出异议。而且从自己个人际遇，联想到了全国一大片被批判者的不愉快的境地，敢于对文艺和党的关系公开摆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发言的分量、胆略和情怀在那次会上数万字的会议记录中显得很不一般，阅读时总让人炫目、让人无法平静。在1959年至1962年那几年间，郭小川只要有机会就要求调整自己的工作或调离作协，可以说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遇、任何一个可能。1959年涉及《诗刊》人事安排时，郭小川突发异想，欲把自己降职处理：我还大胆地想了一个意见，只对你们说说。我想，你们不会认为我还有什么情绪。我的方案是：调阮章竞代替我原来的工作，我着重去搞《诗刊》，也可兼副秘书长，为党组做些起草工作和文字工作。我这个想法不是消极。我两个月来的检查即使还不能说己课刻地认识错误，也已经至少发觉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心中充满了向党赎罪的愿望。无论叫我做什么工作，都将积极以赴，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我现在更了解到，阮章竞在政治上比我强，而我们的工作又首先是政治挂帅，他代替我一定对党组有更大的帮助，他起草东西稍慢些，我可以辅助他。同时，我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即使党宽大处理，我自己坚决改正，百倍奋发，也不容易在短期间彻底改变了个人主义世界观……(摘自郭小川1959年X月29曰致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的信）这个建议没有被讨论，党组会上也没有议论。刘白羽只是在郭的信上批道：《诗刊》的党的领导问题必须下决心立即解决，照顾克家这个统战关系，但必须使这阵地成为党的阵地，这一点更重要。" 根本没有谈及郭的建议。1961年6月23日晚上，从湖北调回的赵寻看望郭小川，谈话中提到他愿来作协工作。第二天清晨郭小川就给邵荃麟、刘白羽写信， 希望由赵寻代替他的秘书长职务：我来作协即将六年，积六年的经验证明，我在作协所能起的作用，主要是起草一些东西。而这一点，也正是我自己说服自己安心工作的重要理由。其他一些较大的业务问题，限于水平，我的确管不了；至于其他一些机构事务，我也并不撞长，可代替我的同志很多。所以，我离开作协，本不会成什么问题。赵寻同志2 18人有病天知否如来，他起草文件完全可以胜任，那就更不成什么问题。……我希望能把目前的许多重大事情安排妥善后，允许我下去工作和生活，十年八载，三年五年，一年两年，均无不可；下去后，担任实际工作也行，当专业作家也行。我十分盼望让我在目前的困难时期，在我年纪尚不老、身体尚健康的情况下，长期在群众中锻炼，做一些工作。……我身体尚好，完全可以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我还有点群众工作的经验；我的文学才能只能说是中等的，但也可以写点东西。不管以后做什么，也可以算是文学界的一个劳动力。现在，还需要解放一部分劳动力从事精神生产，能否考虑一下把我解放出来呢？我这个念头实在太久了，这中间可能有不正确的部分，但的确也说明我对事业的态度。附带说明一下：1.我并不是很急，不要因为我影响到工作；么我一定服从决定；1我这次提意见，并不是由于"娇气"，或因为前年受到批判，以此来要挟组织；《我自己决不进行任何个人活动《这次，李尔重同志来，我们曾谈话多次，我都矢口不谈要求调我的问题），严格地听候组织决定；1我这次是最后一次提调工作的意见，以后不管如何决定，我决不再提；6，请相信我的要求是多年一贯如此的，不是虚伪的、冲动的，而是真实的、冷静的。以上，如有不当，请给我以严厉的批评。如同意调赵寻同志，须早些与默涵同志商谈，晚了就可能另外分配他的工作。(摘自郭小川1961年6月24日致邵荃麟、刘白羽的信）赵寻后来因故没有来到作协，使郭小川的一片苦心未能如愿。到了 1961年，周围的环境略显宽松。2、 3月间，郭小川已能获准外出，假期时间宽泛到了一年左右。他先在鞍山、抚顺停留了三十八天，每天写诗到深夜两点。他2月14日给杜惠去信高兴地写道："跟钢铁工人接触接触，得到很大的力量，人真是要和基层群众经常生活在一起。'，年底又沿着厦门、汕头、广州、昆明、成都、洛阳等地，走访了近七十天。3月初《人民日报》想尽快发表他描述鞍钢的诗作，请他用电报把七百多行的全诗传回报社，郭小川兴奋地在沈阳忙了一夜，方将诗稿传送完毕。1961年12月20日他给杜惠写了这么一封信："我想，一年期满后，我一定赖下去，不知怎的，我再也无心于作协的工作了，甚至不想再打什么交道……我真想长期住在一个中等城市里，一直到老， 在那里写作，生活。，'这一年9月19日，周扬找郭小川谈话，周扬作了这样表示："批判你就是为了依靠你，荃麟可以少做工作，你和白羽能干，多做工作。'，郭只是希望得到假期，周当场同意。第二天一早郭小川给刘白羽写信，首先表示昨天与周扬谈话很愉快，信中写道：好些天来，我就深深地感到，我个人的意见已经说尽，同志们"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已澄清，某些不愉快的阴彩已经逐步消散；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自己真正对得起党和同志们，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使自己具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大的原则性和胸襟。1959年的批判，对我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削弱了个人的欲望，什么名誉、地位，什么多劳和少劳，多怨和少怨的计较， 都是不值得看重的。我觉得，这一点，将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为了约束我自己，也为了把这一段风浪告一段落，我想表白两^^ ：1.从此以后，决不向任何人透露我的所谓"委屈"，决不在任何人面前发泄不满情绪。^和同志们在大目标下很好团结，对于过去的事决不计较。请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明白的人，原则上的意见当然要提， 个人的"恩怨"是能够烟消云散的。过了一段，郭小川再次给刘白羽写信，坚持请求离开作协，直到组织上做出决定为止。他在信中表示，下去生活巳向往了近三十年， 在创作上刻苦地钻下去，给刊物补补空白还是可以做到的，留在作协又有何益呢？在信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对1959年大批判的低调态度：我还是不同意再讨论我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解决。别的同志要讲，我不能反对，但我自己则坚决不再说什么。你了解，这是我多月思考的结果。我是有很多毛病的人，批判一下并无坏处。对其他同志的某些言论，还可以再考虑几年，观察几年，我对个别同志的品质的怀疑，以后事实自可做出论断，现在我自己也是完全没有把握的。我说问题已经解决，理由有二： 1.总支总结出的那些结论不能成立，已为明显，不难一致；1批判中某些过火的言词是不可避免的，批判别人时，我也可能说过，计较这些是不客观、不全面的；3，有些问题，如对《望星空》的看法和批判后的处理是不需要争论的，也不需要公开平反的，任何同志完全可以保留对《望星空》的看法〖今天，阮章竞就说了他自己的看法）， 不必一致，目前也不可能一致，不一致也无妨。批判后，又已被敌人利用，即使批判文章有缺点，也不宜公开纠正；《有些部分失实的地方，也不需要再加甄别，如我对丁陈问题的态度，对沙鸥问题的处理的态度，在苏联用会议发的三百五十个卢布买留声机的问题等等，都不是大不了的问题，有关同志略加冷静回忆，就可以弄清的。而且，批判后的处理，我是一直满意的，尤其是你恢复工作以后。1.没有给我任何处理；1在我工作上遇到困难时，党组给我以有力的支持；3，同志们并没有歧视我（至于有些同志的背后攻击，那是不可避免的，谁不受到一些攻击呢？喜欢骂人的人是有的）；4，对我的作品也再未进行批评（只有最近的《文艺红旗》上谈过一下我在东北写的东西）。近来，我因为冷静地想到以上种种，故而心平气和起来，并认真地想了我自己的一些弱点、缺点和错误。(摘自郭小川1962年X月25日致邵荃麟的信）郭小川对于大批判的冷处理和不计较，为他顺利地离开作协减轻了阻力。他后来承认，当时只考虑把这件事了结就箅了，不再纠缠， 赶快下去写东西为最重要。他甚至这样想过：只要能离开作协，即使受点处分也在所不惜， 也是值得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扬找到郭小川表达挽留之意，说："荃麟年纪大了，身体很坏。以后白羽、文井和你多做一些工作，你不能离开……'，郭小川没有同意留下，只是难得地倾诉一肚子"苦水"，讲到了文艺界的反右倾斗争和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他在周扬面前强调的一点是，这些斗争打击了一些不该打击的人，而真正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能并未受到打击。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文革中郭写检查时回忆到这次谈话，觉得自己"当时的气焰是很嚣张的，就是要在周扬黑线内彻底翻身，然后去搞创作"。1962年6月开始为反右倾运动甄别，陆续为被批判者开会解脱，在原批判的范围内宣布甄别意见，并以支部名义表示道歉。6月20日邵荃麟在作协甄别会上首先表态："对于小川同志的问题，现在看来：1.当时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是不恰当的；批判时有些话批判得过重；3，不应在59年进行批判。，'（摘自会议记录稿）6月27日作协党组、总支向中宣部送交《中国作协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总结》初稿，在"郭小川同志的问题的甄别意见"的条文中写道："郭小川同志的个人主义等问题，在性质上是属于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当时，根据以上问题在反右倾运动中，在十二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范围内，对郭小川同志进行批判，在方式上有过火之处。对某些问题的提法上，也有些过重或不恰当的地方。如说小川同志有'伸手思想'，以及说小川同志不把长诗《一个和八个》请党组审阅，而直接寄给周扬同志。这样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又如引用反右派斗争中，某右派分子说小川同志是'文艺界没有墙的党员干部'的一句话，来说明小川同志当时有右的倾向，也是不恰当的。又如说小川同志给党组负责同志的信中表露了和党对立的情绪，'和党对立'的提法是过重的。至于郭小川同志在《一个和八个》和《望星空》两首诗中有错误倾向和不健康的情绪，党组同志仍然维持这个看法。，'原稿中原有这样几句话：〈评价两首诗）认为这是创作上的问题，可以在党的日常的组织中，或在同志之间去进行批评和展开讨论，并允许小川同志保留其自己的意见，而不必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拿来批判。，'这段话被删除，有人在旁边加注："说的太花了，前后矛盾。，'1962年6月8日，郭小川上午在家中写完诗作《甘蔗林一一青纱帐》。下午游泳后即去作协机关，邵荃麟、严文井代表作协党组正式与他谈话，说：1959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斗争你是错误的，经过调査了解，你没有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就这几句话为多年的烦恼、痛苦做了了结，郭对这种平反的意见及方式没有表示异议。作协召开甄别平反大会，郭小川找了一个借口不去参加。这一年5月31日，郭小川应约为巳去世的王亚凡的诗集作序， 他写道："他和他的诗到底有多么大的价值，时间和群众会公平地给以评价，这是用不着着急的。金子总是金子，且把这个工作留给公正的明丽的来日。，'郭原来还写了一段一个人为什么犯错误的问题，作家出版社看了以为他在为自己解释，提出了意见，郭思考了以后便动手删去。在胡乔木的过问下，1962年10月底郭小川正式办手续，调到《人民日报》当记者。11月3日，作协为郭小川开鉴定会，张光年提出郭写的王亚凡诗集的序言有问题，并指出郭还删去了其中的一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1962年10月29日上午，郭小川赶到中宣部机关转组织关系， 下午即去《人民日报》社报到。11月3日开完中国作协为他所作的鉴定会后，他就正式在报社开始工作，了结了多年来不能离开作协的莫大烦恼。时任《人民日报》社国内部主任的张沛是郭小川1939年在延安绥德时的老战友，他知道郭小川在作协的处境后，建议郭不妨转到《人民日报》试试：我知道作协内部关系复杂，他在那很不对劲。他说过作协多事，跟刘白羽等人合不来。我对他说："你干脆来当记者，比较简单。^我找吴冷西谈了一下，他同意，说："欢迎，欢迎。'， 吴跟胡乔木谈过，往中宣部、中组部报了一下。他是知名作家，比较特殊。他当时是十级干部，行政上没有什么安排。国内部开会，他来参加，不固定上班。他水平高，不需要我们说什么。选题自己定，想写什么躭写什么，一般不要报批，对他没有规定工作量。小川写新闻刚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就好了。他写东西快，结构好。当时像小川写那么长文章的不算多，也很少能发大块文章。那时提倡写短文，胡乔木说过"短些，再短些"。他在《人民日报》挺离兴的，至少不像在作协那样不舒服。〔1999年10月6日口述）八十一岁的安岗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他至今还记得从胡乔木的一个电话才得知郭小川要调来的消息，从电话中的语气听出胡乔木对郭很赞赏： ^那一天，胡乔木打来一个电话，语气很平淡："给你介绍一个同志……"我问："谁呀？"他说："郭小川。"我知道他是一个大诗人，就说："诗人当记者，我们还没有过……'，乔木好像这么回答："诗人也可以当记者。，'小川来时，部里开会欢迎他。他脾气很好，跟大家合得来， 没有大诗人的架子，不像有的诗人的想法、说话跟我们不一样。他有比较强的政治工作能力，对党的政策方针、当时部署、群众意见善于做政治分析，采访中真像个记者，观察很认真。小川文章的特点是下手很细，能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共鸣，这得力于他搞诗。我们对大记者的要求不死板，给他充分的时间，按他的感觉去自由地写大文章。胡乔木说过文章不要太长，但不是指郭。我说："长可以变成长处，问题是否有人愿窻看下去。，'大家反映小川的文章都爱看，很有感染力，不是干巴巴的， 也不是用公式看待生活。我说："《人民日报》记者部应把全国有名的、有特色的人都吸引过来，这样文章才有多样性、独创性。，，〈1999年11月16曰口述）李庄作为当年《人民日报》社国内部负责人，郭小川出去采访、发稿等事宜均由他联系和组织。他告诉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你父亲来《人民日报》之前，我们不认识，但闻名久矣，一见如故，不分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1962年10月29日上午，郭小川赶到中宣部机关转组织关系， 下午即去《人民日报》社报到。11月3日开完中国作协为他所作的鉴定会后，他就正式在报牡开始工作，了结了多年来不能离开作协的莫大烦恼。时任《人民日报》社国内部主任的张沛是郭小川1939年在延安绥德时的老战友，他知道郭小川在作协的处境后，建议郭不妨转到《人民日报》试试：我知道作协内部关系复杂，他在那很不对劲。他说过作协多事，跟刘白羽等人合不来。我对他说："你干脆来当记者，比较简单。，'我找吴冷西谈了一下，他同意，说："欢迎，欢迎。'， 吴跟胡乔木谈过，往中宣部、中组部报了一下。他是知名作家，比较特殊。他当时是十级干部，行政上没有什么安排。国内部开会，他来参加，不固定上班。他水平高，不需要我们说什么。选题自己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般不要报批，对他没有规定工作量。小川写新闻刚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就好了。他写东西快， 结构好。当时像小川写那么长文章的不算多，也很少能发大块文章。那时提倡写短文胡乔木说过"短些，再短些"。他在《人民日报》挺离兴的，至少不像在作协那样不舒服。0999年10月6日口述）八十一岁的安岗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他至今还记得从胡乔木的一个电话才得知郭小川要调来的消息，从电话中的语气听出胡乔木对郭很赞赏：那一天，胡乔木打来一个电话，语气很平淡："给你介绍一个同志……'，我问："谁呀？'，他说："郭小川。，'我知道他是一个大诗人，就说："诗人当记者，我们还没有过……'，乔木好像这么回答："诗人也可以当记者。'，小川来时，部里开会欢迎他。他脾气很好，跟大家合得来， 没有大诗人的架子，不像有的诗人的想法、说话跟我们不一样。他有比较强的政治工作能力，对党的政策方针、当时部署、群众意见善于做政治分析，采访中真像个记者，观察很认真。小川文章的特点是下手很细，能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共鸣，这得力于他搞诗。我们对大记者的要求不死板，给他充分的时间，按他的感觉去自由地写大文章。胡乔木说过文章不要太长，但不是指郭。我说："长可以变成长处，问题是否有人愿意看下去。，'大家反映小川的文章都爱看，很有感染力，不是千巴巴的， 也不是用公式看待生活。我说：^《人民日报》记者部应把全国有名的、有特色的人都吸引过来，这样文章才有多样性、独创性。，，0999年11月16日口述）李庄作为当年《人民日报》社国内部负责人，郭小川出去采访、发稿等事宜均由他联系和组织。他告诉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你父亲来《人民日报》之前，我们不认识，但闻名久矣，一见如故，不分彼此。他是个特殊人物，不是他自己要特殊，他是很有名望的人物。按照他的水平、声望，当编委没问题，比编委更高都没问题，但他对这些很淡漠。因为他是著名诗人，我们对他都很尊重。分工上我和张沛联系他，实际上他的文章我们只能拜读。小川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又有我们替他做后勤工作，领钱、报账、打电话等跑腿的事我都管。，'（摘自郭晓惠1999年10月5日采访笔记）刚到报社不久，1962年11月17日郭小川就随老上级、农垦部长王震到东北林区及北大荒，年底才返京。第二年4月再次与王震、贺敬之等人走访福建福州、泉州、厦门、漳州等地，6月中旬返回。紧接着，他又访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了伊犁、阿勒泰、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时间长达五个多月。这种走南闯北、亳无拘束的采访方式，令久受机关羁绊的郭小川有了一种彻底的解放感，此时他沉寂许久的诗歌创作又到了井喷的阶段，几篇有份量的通讯报道令人刮目相看。他自己的心情也大为振奋："我几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举世的震动，太好了。，'（摘自1963年3月11曰曰记）曾是作协党组同事的严文井后来听到，郭小川私下里自言自语: "我到了《人民曰报》，才真正出了名。'，〈严文井1999年7月21曰口述）胡乔木对郭小川的诗歌创作一直很在意，曾向中央高层人士推荐过郭的新作《厦门风姿》等。1963年2月16日，正在颐和园云松巢休养、修改诗作《祝酒歌》的郭小川给胡乔木写信，首先表示"我到《人民日报》后，一切都好"，信中还写道："您在病中，尚对诗的问题十分关注。您看过我们写的一些东西，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提高？……在这方面您随便谈谈，都将会给我们的工作以真正的益处。，'这封信勾起胡乔木的谈兴，2月21 曰他特意来到郭小川等诗人休养的颐和园住所，就诗歌创作问题谈了两个多小吋。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节"在全诗中的作用，并认为"节"^'不好，就完成不了全诗的美。郭小川在日记中还记载道："他不太赞成用四行一节写长诗，而认为以八行为宜……新诗，必须在古典诗词的基础上与之竞争，不管它是不行的。胡乔木对郭小川的工作调动起了主导作用，并且在创作专业方面能有沟通，这让郭小川感念许久。那天郭小川到颐和园门口迎接，没想到胡乔木一行已先人园，为寻找住所花费不少时间，这让郭小川心存歉意，而胡却不以为然。《人民日报》资深女记者金凤对见到郭小川的第一面留有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