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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党织華^的一个和八个研究了这个问题，觉得小川写比较合适的……考验一个党员就在变化的时候，有些党员就是要在激烈的战斗时接受任务的。小川在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走向右倾。，，(见1959年作协会议记录稿）一份篇幅不长、历经周折的结论草稿，成了 1959年郭小川受批时很难迈过的一道门坎：更为严重的是，我写的陈企霞结论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文件，在那上面，不仅把陈企爾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在末尾还要由组织上向他们道歉。一当时我纠缠在一个奇怪的逻辑上，觉得把肃反对象搞错了，要道歉；既然把宗派主义的错误当作反党集团，也要道歉，"…所幸周扬同志等审查了这个草稿，马上给以纠正，我当即同意了周扬同志等的意见,我又根据这些意见写了第二遍稿、第三遍稿……现在想来，犹感不寒而栗，这些错误即使我后半生为党工作，也不足以赎罪于万―。（摘自郭小川1959年11月25曰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千部会上的检査原稿）时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的张僖回忆道，写丁陈结论，人家不满意，小川只能按照别人的意思去改写。他感到作协太复杂了，不愿意呆下去了。张僖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初到作协的情景："没有架子，待人热情。他不要小车，上下班坚持骑自行车，有一次前闸坏了，摔得鼻青脸肿。'，他告诉笔者："其实，小川在中宣部后期已经很不愉快，有人指责他专搞创作，他感到不被人理解；来作协后，中宣部还是有一些人对他有意见，譬如说他写的诗句'我号召你们，所流露的自负、在《文艺报》新年漫画《万象更新图》中所表现的骄傲等等，在食堂吃饭经常拿这些问题开玩笑似地讽刺他，小川心情不好。他来作协时没有多大名气，人家把他当作工作劳力来看待，工作稍不令人满意就有人盯着。当时作协的情况比较复杂，三十年代的矛盾、延安与国统区的矛盾、几个解放区之间的矛盾全带到机关。小川跟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搞不到一块，有些人认为他的思想太右，为丁陈事训他，认为他没有出力。有的人板着脸孔训人训惯了，抓住一点事就批。小川很倔，有时拍桌子去顶。有一次小川和我到王震家，王震说他：'你这个脾气跟我一样，你记得当年我们拍桌子吵架后怎么叫你，你都不理我……'后来我想，正由于他曾当过王震的秘书，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没有敢动他，否则1958年很可能被补划上右派。，，0999年8月6 曰口述）1957年4月完成丁陈结论稿前后，他离开作协的请求没有获1957年春天的鸣放带来了诸多的变化，郭小川内心里既困惑又不安：看到一些人"闹事"，一些人用反官僚主义之名，行反领导之实，一些人利用"干预生活"的口号掲露生活的阴暗面，我便忧心忡忡，害怕这样下去，甚至可能出匈？利事变……因为怕， 因为心虚，我才有时过急地去顶。一面企图顶住反官僚主义的潮流，不满《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个小说，想在自己的作品中"鞭打"我眼前的这些知识分子；一面又在处理丁陈问题上表现妥协，在处理作协的人事纠纷中一再忧虑团结问题，在写《深深的山谷》时对知识分子的情调表现了同情。……我自己并无明确的"钓鯊鱼"的思想，而且我这时特别强调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必须整一整。〔郭小川1967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我的初歩检查之十》〉在听了毛泽东几次讲话之后，郭小川开始转变了态度，模糊地认为鸣放出毒草来也不要紧，反正是可以锄的。5月3日，主抓运动的刘白羽从外地回来后，马上主张觉内党外一起放，郭小川予以赞成。两人常常一起参加各单位的鸣放会，鼓动大家发言。6月1日下午开碰头会，为了出大字报问题争论很久，郭小川坚持把整风小字报和大字报都弄出来，免得使领导陷于被动。有人认为北大学生要闹到街上是一种偏向，而郭小川却表示北大学生的行为基本上是健康的。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老诗人臧克家说，别的党员他不敢接近，只有对郭小川可以无话不谈。还有人表示，文艺界党员中只有四个人与党外人士之间没有"墙"，郭小川是其中之一。后来郭小川私下里说，听了这些话以后有些飘飘然。到了 1959年批判时，他只能这样承认："这种流言恰好是我当时和以前所表现的政治上软弱、不敢得罪人等等低级趣味的反映。，'在鸣放的日子里，郭小川身居作协决策层，不断听到周扬传来毛泽东的内部指示，亦歩亦趋地相随着。他在2月主持召开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讨论会上，基本上否定了这篇引起争议的作品，支持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所提出的某些看法。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后， 他又很快同意将王蒙的这篇作品选入《1956年小说选》和推荐到《中国文学》发表。后来他为此检讨说："我当时思想混乱了，认为自己搞错了，心想，我们真是跟不上吗？其实，主席的意思是放手让毒草出来，放出来再加以扑灭。我误解了主席的指示，思想情绪于是更向右的方向发展。，，(摘自郭小川1959年10月24四日检查原稿）郭小川此时显得十分忙碌，他身上那种善于协调、与人为善的特点完全发挥出来。在肃反中被视为"坏分子"的诗人李又然在会上历数周扬、刘白羽的错误，会后郭小川找到李又然做工作，说周、刘虽有缺点，但他们对党是忠诚的、正派的。并且向他解释，陈企霞之所以被隔离，并非是刘白羽的意见，而是冯雪峰的主意。作协机关的一些干部在会上诉苦，讲述生活困难的境况，郭小川听后深表同情，当场就答应予以解决，有的增加生活补贴，有的在会后边吃饭边谈问题。在这时期，郭小川的胆大与谨慎、外表兴奋与内心疑虑相辅相成：我当时实际上是支持《文艺报》放出毒草的，海默曾写一篇咒骂我国文学粉饰现实、主张掲露阴暗面的文章，在整风以前给我看了，认为不能发表。到了整风初期，《文艺报》要放而没有文章，我又请《文艺报》侯金镜去约他把这篇文章的修改稿拿来，准备发表。海默又觉得不对，把文章抽回。—次，周扬同志在路上碰到我，谈到《文艺报》不应这样乱"放"。我当时回答说："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不放毒草，二是放了以后再批判。，'我实际上是赞成第二个办法的。周扬同志说："放了会使党受损失。'，我这才同意了，并将这一精神告诉《新观察》和《文艺报》。〈摘自郭小川在1959年11月25日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千部扩大会上的检查原稿）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郭小川怀着极其复杂的兴奋心情写下当晚日记："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过了几天，《文艺报》的杨犁在会上对社论有不同看法，郭小川当即严厉地斥责他，制止了他的发言。郭小川感觉到了政治空气中的凝重，7月初写下了两首反右派的诗歌，其中一首名为《射出我的第一枪》："人民啊！我的母亲7我要向你请罪，乂我的阶级的眼睛被迷住啦7……在奸人发出第一声狞笑的时候，乂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乂剖开那肥厚的肚皮，乂掏出那毒臭的心脏。，'诗人解释说，自己想通过这两首诗来进行自我批评和表示坚决斗争的决心。在风云变幻之际，诗人想强调的是："今天，当右派分子还在奋力挣扎的时候，乂用我这由于愤怒和惭愧而发抖的笔，7发出我的第一枪。，，时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的黎辛回忆中谈到郭的这种状态：反右开始后，郭小川斗人是很厉害的。批丁玲时发言很尖锐，发言中有"你该明白，批斗你是主席、中央让的"这样语气。批冯雪峰的假材料不是他造的，但他大声跟着嚷嚷。周扬用干部一是听话，二是斗争性。当年周扬找到刘白羽说，毛主席抓王实味，是让陈伯达去的；这次抓胡风，要让你去。提拔郭小川为党组副书记，就看到了他的斗争表现。斗争我为右派的会上场面乱哄哄的，发言者冲到你面前， 跺着地板呱呱直叫，不让你解释，只能认罪。我记得，郭小川的劲头是很大的，说话的语气很厉害，他严厉地说："黎辛不仅残酷地对待同志，而且还残忍……，'0999年9月1日口述）从现在保留的郭小川1959年6月7日致刘白羽、严文井的信中，可以看到他远在东北陪同茅盾访问，还对北京如何斗争黎辛提出了一些看法："关于黎辛的材料，使我大为震惊……黎辛恶劣已极，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弄得他无话可说，方会低头。斗争一定会很艰难……，'他在信中还说，已鼓励张僖发言，并批评他斗争性太差这个弱点。信中最重要的表态是他检讨了自己的软弱："这次会议斗争黎辛同志，使我猛醒。两三年来，我精力分散，勇气不足，嗅觉不灵，妥协性太重，个人主义的孽根未除，思想感情还未无产阶级化，教训至深！然而我很长时间并不自觉，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些，将急起直追， 勇往直前，相信是有希望的，可以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战士。耿耿此心，仅此一表。，，在这种外力催逼之下，在这样的心态中，郭小川后来批判别人之激烈是很自然的。反右派斗争很快白热化，郭小川迅速进入角色。从他留下的曰记来看，这一时期的繁忙是空前的，他承担了很多幕后的、琐碎的、承上启下的事务性工作。1957年8月13日日记中记载了一次夜间紧急会议：晚十时半，林默涵突然把我叫到刘白羽处……谈了一下会议的组织问题，决定把各单位的与会者都及时组织起来，及时告诉他们意图，供给他们材料。从曰记中发现，陈荒煤、沙汀、周立波、郑振铎、何其芳、陈笑雨、邹荻帆等人在批判大会的发言稿大都是郭小川参与组织、督促完成的。在作协楼上办公室，看到陈荒煤、沙汀、周立波正趴在桌上准备发言稿，郭小川把这一场景作为闲笔记入日记。在陈笑雨、邹荻帆的发言草稿中，郭小川还根据当时定下的基调，加入了一段话："党委托周扬同志来领导文艺工作，因此反党首先必须反对人一具体的就是周扬同志等……通过周扬同志等体现出来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一条红线。，'这段话文革中被作协造反派斥为"吹捧之极，恶毒之极"。其实被造反派和郭小川视为最严重的还是他在1957年8月20日第十九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判冯雪峰的发言，造反派直接定性为"围攻鲁迅"、"污蔑了鲁迅^代表的无，阶级文艺路线"。在郭小川文革交代的这一问题材料中，周扬和冯雪峰谈话的场面着墨较多：真正使我感到惊奇，动了惑情的，还是1957年8月12日下午四时，周扬和冯8峰那一次谈话（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和我参加了这次谈话）。谈毕，我在日记上记着："四时，与雷蜂谈活，周扬谈了许多过去的问题，雷蜂从苏区来，马上怀疑周扬，相倍胡风；雷蜂在重庆住到姚蓬子家里，许多事是敌我不分的；雷峰表示他怕给他加上小集团成员的幡子。'，此外，还记得周扬似乎还指责冯雪峰欺骟了鲁迅，打击了"左联"，摘得他们很困难。说到这时，周扬哭了，这就引起我的同情。我觉得，周扬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多年不说，真不容易。(摘自郭小川1967年《我的最严重的罪行^我的初步检查之三》〉周扬的失控痛哭和冯雪峰的惧怕退让，这种几十年人际关系的恩怨所带来的变幻无常给郭小川很大的剌激，体验到政治斗争那种难以言尽的威力和魅力。8月14日下午，夏衍爆炸性的发言引起会场的激动，郭小川称之为"把冯雪峰的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遗"。紧接着许广平、沙汀、楼适夷、张光年的发言又掀起髙潮，再由郭小川宣读了两封信而结束了这扣人心弦的一天。当晚，郭小川在林默涵家吃饭，两人一致赞扬了夏衍的发言，说他平常政治上不强，这次却很有战斗力。在保存下来的郭小川记录本里，发现了他记录了一段8月15日党组会发言提要。那天周扬召集作协党组成员开会，谈到反右斗争近况，他说："这些问题，左联时期都搞过，没有搞彻底，这一次一定要彻底。'，林默涵说："这次斗争不但要改变过去的文学史，而且要直接影响到当前和以后。'，8月17日郭小川在日记本上写道："十一时到大楼，与周扬、荃麟、默涵、白羽商量了一下会议的幵法，决定叫我就冯雪峰的问题发言。我带着紧张的心情回来。，'郭小川忙着访问王学文等左联时期的老人，到处索取材料，从林默涵处取来胡风的供词。匆忙了几天， 直到20日当天从清晨整理材料到下午四时，从办公室直接来到会场，傍晚六时在主席台上众人的注视下上台发言，主旨是"冯雪峰和胡风共谋，利用了鲁迅生病的身体，那几篇重要文章都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在不许申辩的情况下，这次发言又给予冯雪峰致命性的一击，与会者感受到郭小川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部材料。事隔三十多年，楼适夷老人对郭的发言一直郁结在心：鲁迅文章的原稿在北京兽迅博物馆，作协党组的一些人特意去看了原稿，回来后在枇冯雪峰的大会上宣布，信看过了，确是冯雪峰写的。这是骗人啊！后来才明白，文章重要部分实际上还是鲁迅写的，修改了几千字，"四条汉子"的提法就是魯迅亲自写的。党组的人当众说假话，骗了我们。〔1990年11 月12日口述）郭小川夫人杜惠谈及此事时告诉笔者：很多次斗争都把他推到前台，利用他冲锋陷阵。周扬、刘白羽他们决定让郭小川做批判冯雪峰的发言，小川完全被利用，不了解情况，因被重用而昏昏然；那时冯雪蜂也被迫承认欺骗了鲁迅。小川发言后，周总理秘书许明打电话来，说你的发言不好。我后来发现，小川的这天日记有涂抹地方，我估计一是保护总理秘书电话号码，二是看出他当时内心有复杂的斗争过程。在批斗冯雪峰之前，小川没有看过鲁迅文章的原稿。在小川发言受到许明批评后，周扬赶紧派人去鲁迅博物馆，周扬看了， 估计小川这时也看了原稿。批冯斗争立即停止了，斗争又转向批丁陈。 ^小川感到作协乱七八糟，勾心斗角，他很想离开。0999年7月12日口述）这次批判发言因为涉及到鲁迅，文革中郭小川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他一再在检查中表示："这是最重要的最大的罪行，我深陷在周扬、夏衍的圈套之中，我的发言主要观点也是从夏衍、冯雪峰、陈荒煤等人的谣言和谰言中形成和引申出来的……我成了他们可耻的打手。，，(摘自郭小川1966年底检查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关于我解放后十七年的基本情况》〉在1959年11月检查稿中，郭小川如实地谈到自己的一个思想倾向："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跟谁闹过不团结，也从来没有在我提议下发动什么原则的斗争。'，他承认，他一向惧怕党内斗争，同情被斗争、批判和受审査的人。郭小川当年在延安时，曾与王实味在-个研究室。郭曾形容王的讲话很能俘虏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青年都觉得他的讲话好得不得了。开始抢救运动后，王被整肃给郭小川巨大的震动。郭写检讨十一次，并糊里糊涂地一度给自己戴上"特务"的帽子。最为恐惧的是， 刚结婚一个月的新婚妻子杜惠被关进社会部监狱，长达两年四个月。当时不少夫妻因运动而离婚，郭小川坚定而又茫然地等着，以为妻子在牢里成了泪人。杜惠出狱后不久，两人先后奔赴郭小川的家乡，郭担任丰宁县县长。那时杜惠只是简单地告诉郭小川，监狱里总想把人精神压垮，几天几夜车轮战，反复问你是0：还是复兴社，承认了就给你吃鸡蛋挂面。在等待的时间里，郭小川对冤屈、恐怖和无望体会尤深。他颇有感触地对友人说："政治斗争真可怕！，'他屡屡地表示，从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出至死不忘的教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绝对正确。第二次让他说出"真可怕"的是高饶事件，听了周恩来传达后大为震惊，他又害怕又不能理解：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为什么成为敌人呢？以后他曾仔细分析过，认为搞政治太可怕，1954年他之所以转做文艺工作是与髙饶事件分不开的，他以为在文艺界可以找到一个避风港。斯大林之死以及后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他紧张的内心没有喘息的机会，在一段时间里他从心里感到必须反对个人崇拜，酝酿很久的长诗《毛泽东》也因而拖延下去。夫人杜惠回忆说，在中南海院中七八个人听赫鲁晓夫的报告，对斯大林这样残杀干部非常惊骇、失望，小川听完不说话。中宣部食堂里许立群等中层干部高谈阔论，谈论各国党的情况，小川比较内向，只是静静地听着。〈1999年7月12曰口述）反右运动展开时，郭小川这一层的干部既要态度坚决，斗争绝不手软；同时也不时掠过一丝惶惑。病中的韦君宜曾告诉过笔者："斗丁陈的会越开越大，越开越可怕。丁玲和周扬的关系太复杂，外面人真看不出名堂来。我问郭小川：'你是秘书长，管一点事吧。，他说:'他们的事我们管不了，都不懂。，有一次袁水拍悄悄地告诉我：'不要卷入他们的事，他们之间像是滚雪球，会越滚越大。，，' 〈1992年8月19日口述）划分右派的工作开始后，郭小川的低调在领导层中格外突出。对艾青的严重错误，我实际上也是包庇的，没有支持和参与对他的斗争。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掲发，我就不提出来为斗争对象。如谢冰心、臧克家、韦君宜、黄秋耘，我都不主张划为右派分子。邓小平保护了《文艺报》的头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我心里特别高兴在讨论秦兆阳为右派分子时，我一肓不发，只等着刘白羽开口提出不划。(摘自郭小川1969年7月14曰《我的书面检查》〉对于秦兆阳划右派问题，我一直是动摇的；对李清泉，我更觉得可以不划，我的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我看不潸他们的右派实质，在思想上和他们有共同之处。刘白羽坚持要划，我才同意了。我在反丁陈斗争的后期，就担心扩大化。会议上批判到一些作家，我是很不安的。我觉得，这些人不要都打倒，因为文学还要发展，还需要有作家。(摘自郭小川1967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后一我的初步检查之十》、1957年底，划右派工作进入了尾声，郭小川作为秘书长，承担了汇总、谈话、处理等诸项组织工作。现在所发现的一张作协便笺，上面是他1957年12月25日写给邵荃麟、刘白羽的一段汇报："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昨天送去了十份结论，请抽空一阅。如你们同意的，即可陆续处理，最近仍应抓紧时间催写结论。此事由我们办。，'郭小川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是想减缓机关内部反右的程度，譬如机关反右派办公室认为《人民文学》老编辑唐祈应按右派、反动分子双料处理，郭小川不同意，坚持只按右派处理，不幵除公职。几个人和他争辩，郭不耐烦地说，你们为什么非要坚持你们的意见？最后按照郭的意见办理。1959年被批判时郭因此事受到质问："这是什么立场？什么感情？为什么把他的犯罪性质减轻？，'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们谈起郭小川，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绪：郭与我是老朋友，在三五九旅认识的。划右派后，他代表组织找我谈话，气氛还是轻松的，他说王展同志关心我，问我情况，表示可惜。他说了一句话我忘不了："摊上的和没摊上的， 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他做事被迫，但有分寸。（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1991年10月30曰口述）有一天郭小川找我谈话，他首先说个人主义每个人都会有，他又说反丁陈是毛主席定的，你在信中为丁玲说话，闯了大祸。作协太熏暗了，弄得乱七八糟，我一想起这些事就难受。郭小川说穿了是一个悲剧人物，我有个隐约感觉，他59年出事， 因为心里矛盾痛苦，有了一种不安。他知道太多事情，因而就想走，这一点就不容于人。〔时任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1991年10月28日口述）郭小川找我谈话时，我看出他是同情我的，也能理解我。我大哭，说宁愿行政降十级，也不要开除党籍。他说，你还年轻， 好好改造两年后就可以了，你犯错误，组织上也有贵任，把你派到丁玲那里，组织上教育不够。不像有的老朋友见了面，就会对我说几句冷冰冰的活，我听了都呆住了。 〈丁玲原秘书、时任《新观察》编辑张凤珠1991年11月29曰口述）看到反右的形势日益升级，郭小川在投人、紧跟的同时，内心显得无奈和烦躁。最令他吃惊的是，首都各新闻单位报道文艺界反右运动的记者原有七八个人，运动一深入，记者们大多被调回划成右派或打入另册，只剩下《人民日报》女记者叶遥单兵作战。叶遥白天参加批斗大会，晚上列席作协党组会，然后再根据领导的意图写稿、发稿。紧张的日子竟使叶遥有了抽烟的习惯，无法像平常那样安然人睡了。她告诉笔者："写这样的报道很累，政治性太强。小川在党组内不起主要作用，不能决定什么事情，他只起一个秘书长的功能。我写报道，就希望他能核实每天大会发言事实。有时修改得很迟，我们就在沙滩附近的清真馆吃夜宵，两人都觉得很疲乏。我拿来文章小样， 在一个词的旁边再附上另一个相近词，请郭小川酌情取舍，要考虑词的份量、轻重、内涵。小川想得认真，反复比较，有时就忍不住摇头叹气。当年文艺界反右报道几乎都是我写、郭小川改的，由此欠了很多人的债，还也还不清。'，0999年8月31日口述）在郭小川为处理作协反右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夫人杜惠却有被划成右派的危险，这让郭小川大惊失色。杜惠因"思想右倾"，中宣部不分配工作，自己报名到北京市东郊参加社教，分到一所中学。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181鸣放时她积极鼓励教师们发言，结果几个月后一个教师被打成右派。杜惠来到区委为这位教师辩护，东郊区委负责人说：/'你要是不划他右派，我们就要划你为右派。，'作协副秘书长黎辛清晰地记得郭小川当时坐立不安的情景，郭再三地给中宣部干部处长张海打电话，张海一次次地劝慰他，告诉他正在想办法把杜惠保护回来。郭小川深知其中所包含的巨大危险性，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什么变动，那真是痛苦的。，，他熟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同时也为妻子"对领导上的某种反抗情绪、自矜的性格和毫无瞀惕的同情心"〈日记中的话）而担忧。1957年12月10日事情有了结果，紧张数日的郭小川才稍稍松一口气。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张海来电话，说杜惠的右派问题是不存在的了，但要开会批判。这才使我稍为安心，于此，家庭可以不致破碎了。，，八十岁的杜惠谈起当年旧事，话语中依然有着几分激动：张海找郭小川和我谈话，说东郊区委划右派是有数字的，我们还是把你调回来，走之前把那位教师划了。强迫我划人家为右派，太亏心。我憋了一肚子气，哭着说，共产党干这事太不光彩，一开始热情动员，反过来又打人家耳光。郭小川和张海听了没有说话。我从东郊回来的那天晚上，郭小川在桌子旁给我朗读刚刚完成的诗作《一个和八个》片断，念得缓慢，有激情，又很清晰。听完了我感动地流泪，我明白他这是给我做工作。他拿诗作中的人物来开导我，他说，在复杂的环境中，这样一个党员还做思想工作，还在战斗，要学这样的人。我说，把土匪、特务写成绿色的脸，非常可怕，要把他们转变过来。〈1999年7月12 3 口述） 郭小川没有重视杜惠的提醒，更没有想到《一个和八个》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祸害。他曾沉痛地说过，十几年来只要一提起《一个和八个》，他就情不自禁地有一种恐怖的感情。（艄自郭小川1969年夏《再检查》笔记本）周扬、刘白羽他们很在意的一点是，《一个和八个》诗稿竟是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五六月间"完成的，这个时机真是耐人寻味。在作协给中宣部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在反右斗争最紧张的时候，（郭小川）仍迷恋于写诗。他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的矛盾……他借口 4要在作协工作就要有创作，才好领导'，因而急于经营个人事业上面，当个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沾沾自喜，对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摘自1959年12月17日《中囯作协党组关于批判郭小川同志错误的汇报》〉他们最不能容忍的还是郭居然写出了《一个和八个》，这篇从未公开发表的作品成了那个年代最有名的"异端"。诗作打印稿给与会者人手一册，但很少有人敢在社会上传播。在郭小川后来一遍遍的交代中，可以看出海默讲述的故事是这首长诗创作的契机：《1957年）4月20日晚上，北影的海默来我家谈"创作问题"。他跟我谈了与后来写的《一个和八个》相类似的故事。本来，像这样的故事，我1937年至1940年在部队工作时，是屡有所闻的，那时我也曾想写过。不过，海默讲的这个故事，比过去听到的完整得多。一开始，我就迷住这个故事，而且要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显然与当时的气氛分不开。在这以前，老舍一再提出"我们这时代的悲剧有什么规律"？而且他还写了谈悲剧的文章。我自己在3月8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听了老舍、茅盾的发言后，也提出了 （在我的日记本）一个问题： "可否把农村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害死人的事件写出来？这当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话虽如此，我心里以为，革命者的悲剧也是可以写的，只看怎样写。当然，海默给我讲的故事，是发生在张国焘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的时代，我把它搬到抗日战争时期，那就不能写肃反的错误，所以我主观上极力想证明主人公王金的不幸遭遇是敌人造成的，可是仍然是一个悲剧，这种悲剧我认为更可以写。……我为什么写了那么一些杀人犯？为什么让他们都被"感化"过来？这也反映了我当时的复杂的思想感情。这期间，我对于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很讨厌的。我觉得，这批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暴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生活在这里，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坚贞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才能有些用处。……那时候，我又不断听到周扬他们说：要当大作家，一定要言人之所不敢言，写人之所不敢写。这样的活，印入我的骨髄。我成天想当大作家，而且自以为了不起，骄傲得很，从来没有想自己犯什么错误的可能性。什么题材，什么主题，我都不怕。我之所以看中了这个题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新鲜"、"强烈"。我常常讲，写东西一定要"新鲜"、"强烈"，陈词滥调固然不行，不痛不痒也不顶事。(摘自郭小川1967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后一-一我的初步检查之十》〉远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国焘肃反时期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出。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过几回，郭在延安就有意想写成一篇小说，以表达自己对被斗错的同志的特殊情感。从5月12日到26日，郭小川只用了几天的夜晚和星期天就完成了初稿。在5月12日的日记中他欣喜地写道：^ 〔开始写《一个和八个》〉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 5月26日他整整写了九个小时.，初步完成长诗的框架。当晚日记里的一句话表达了他的由衷之感："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因忙于反右运动，无暇修改，只好拖到11月才开始修修补补。这次发觉主人公被判处死刑是一个很大的敏感问题，他特意增加了第五段加以弥补。《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看了初稿后，也马上意识到主人公被判死刑的严重性，建议郭小川多加修改，不要使人感到是党组织犯了错误，而要让人觉得是敌人造成的。郭重新做了修改，12月8日又交给陈白尘。陈看后还是有些为难，便主张打印出来给一些诗人传阅。印发后，郭没有听到什么否定的意见。 ，郭小川知道陈白尘的难处，便转寄给上海《收获》的靳以。在这之前，臧克家、徐迟和《诗刊》一些编辑看后赞不绝口，但是郭不想在自己分管的《诗刊》上过多地发表作品。1958年1月21日靳以寄回一封信，说《收获》的一些编委巴金、周而复、孔罗荪、吴强、峻青、肖岱特地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这部作品，决定还是不发表为好。靳以在信中直率地说出理由，颇让郭小川思考了几天：主要是因为这个主题很难掌握，发表出来起什么样的作用很难说，从积极方面来说，作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可能要引起读者很多意见，尤其是会被不良分子钻空子，说：党是常会冤枉好人的。对于那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写得并不像，他首先对那些特务、汉奸、叛徒泄密，后来对他们的帮助主要是转移行军的时候背行李；可是，后来敌人突袭，这些待决的犯人，反倒能挡住了敌人，最后则是不了了之。对待一个被冤枉的共产党员，没有调查清楚，只听坏分子的一面之辞，就判决了死刑，这也是极不好的。虽然是在战争环境中，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可是也不能做—个典型来处理的。尤其在目前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发表是很不恰当的。不知道你对这些意见如何？巴金同志到北京开会，当面也会和你详谈的。(摘自靳以来信）靳以在信尾还希望郭火速另外寄诗来，长诗组诗均可，表示"我们在迫切地等待着"。可是郭小川阅信后情绪大为低落，已无心再写新作。郭小川承认，刚开始看信时，心里颇有些不服，心想我怎么会写出有严重问题的作品来呢？他慢慢地也觉得没有把握，等臧克家、王任叔闻讯前来索稿，界也不敢答应。2月16日周扬要到湖南，郭小川把诗作交给他审阅，附上的一封信中说，《收获》对作品意见很大，自己觉得未必那么严重。周扬回来后，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我只看了一个头-…"，'过一个月后，我又问他，他说："苏灵扬看了，她不赞成这个题材。，'这时我才感到这个题材大概是有问题的，于是没有再管它。一直到59年6月，周扬才拿出来交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我。（摘自郭小川1967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我的初步检查之十》〉我认为，周扬、刘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一个和八个》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四个月，当我给他们驯服地工作时， 他一声不吭的；当我踞他们闹了别扭时，他就枇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我写给刘白羽的信，也在刘的手中放了几个月，后来才忽然拿出来批判。（摘自郭小川1967年《1959年对我的批判和我的翻案活动^我的初步检查之十二》》1959年11月初，《―个和八个》被打印出来，首页上标着"内部批判"的字样。在党组谈心会上，几个人指出作品的严重性，郭小川闻之大惊，他后来形容"简直是晴天霹雳"。严文井在会上突发感慨：如果发表出去，就可能划为右派。刘白羽说："这正如一个同志看了《一个和八个》后，简直不相信这会是参加斗争的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写的！，'经历了七次大小会批判帮助后，郭小川从抵触慢慢地转到接受批判者的观点，从内心里真的感觉自己的作品存在了致命性问题。在11月25日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上，他不得不当众承认: "现在看来，这首诗的反动性是异常明白的……按照这篇作品的观点，则我们的镇压反革命、肃反都是犯罪的，这是最严重的颠倒黑白。诬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按照这个作品所表现的，党是诬陷了好人的，党的组织、党的政策是混淆是非的，这是天大的谎言…… 显而易见，如果这首诗发表出去，将会给党造成怎样的损失，将会使敌人怎样的高兴！将会亲手交给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一只反党的利箭。'，（摘自郭小川检查原稿）他诚恳地对人说："我写《一个和八个》是没有经验，不知还有些题材是根本不能动的。'，他自己划了一个界限：《白雪的赞歌》不能写了，《深深的山谷》不能写了，《一个和八个》再也不写了，写了就要出问题。1959年以后的十几年里，郭小川对1959年挨批之事心里始终不服，但是对于批判《一个和八个》却一直心服口服，不持异议。外人很难理解批判《一个和八个》给郭小川带来怎样的震动和伤害，直接动摇了他刚刚萌生的、鲜活的、充满生机的创作观念，无形中为他规定了一大片无法逾越的创作禁区。诗人活跃的思维搁置了， 创作生命力明显萎縮。在读了以后那些生硬的、过于政治化、口号味甚浓的郭小川诗歌之后，我们会格外怀念《一个和八个》、《望星空》等那种明朗、自由、开拓、处处显示勇敢和智慧的创作心境。对于郭小川来说，当时的环境已不允许他去品味过去一度的美好。相反，在几次运动中他先后写了几万字，不厌其烦地"挖掘"《一个和八个》的"罪恶动机"和效果。他在文革中曾对人们说过这样的实话：为了《一个和八个》，我背了十多年包袱，它在我心中是一块伤疤。1959年3月初，郭小川代表作协奉命参加文化部批判刘芝明的大会，闲淡而又迷惑地看着别人的热闹：看了看刘芝明的材料，明天起，文化部开会了。他们让我发言，我不想发了。 一个人总难免犯错误，但为什么要犯这种性质的错误呢？ 〈3月3日日记）急到文化部，陈克寒正发言。（我）边开会，边看小说《红日》。会一直开到一时多。陈的发言中，对刘芝明已用了个人野心家和反党的字眼了。 〈3月4日曰记）郭小川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后他便成了作协的刘芝明。后来郭小川在回忆中一直认定，1959年6月他在讨论《文艺报》工作的党组会上的发言是批判的导火线。他自认为在这次会上提了一个尖锐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到底是党领导文艺， 还是几个非党的编辑在领导文艺？因为编辑们是读作品、接近作家、经常接触生活的，而我们这些人却不是这样。，'据郭的描述，《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听了十分恼怒，林默涵也大为不满。实际上，从1958年下半年参加塔什干会议回国后，郭小川希望下去工作的要求被党组书记邵荃麟拒绝，邵的严厉态度让郭心里不快。1959年初舂，因工作上有不同看法，郭小川与刘白羽连续发生冲突，郭甚至脱口而出"混蛋"的字句，他后来也认为自己过于莽撞。4月9日中午在接到刘白羽的信后，他当即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