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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不能退出别人强占的住房，采取息事宁人的方法，却想让他搬到远处，给他造成不便。〈2000年3月14日口述）文革渐近尾声，1974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长信，信中写道：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 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 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 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装资料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周恩来多次出访外国，常见到服装博物馆，各国把自己服装的历史当作文化史的重要方面。周恩来曾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齐说，沈从文在研究。因而周把编著服饰研究大型图录的任务通过文化部，布置到历博，并准备以这本印制精美的书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国家级礼品之一。然而沈从文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需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画稿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说是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后来黄能馥去历博仓库寻找时，发现清样制版零乱，与废纸扔在〃起。 ^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给馆长的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无奈，还是无奈！那时馆里正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沈从文还是热心地写了不少条子，建议增加什么内容，怎么写文字说明。在给杨振亚的长信中，他还具体提到了现时他能解决的研究问题：本馆对于陈列历史名人画，目前并未过关，近于凑合，分段负责同志，提不出有用材料供美工参考。美工方面也还要事先准备，调尽全国名画家也不可能作好!要求较严才可望得到上面点头时，也可不大费事，查查我编的目录，即可一一调出应用。最实事求是的办法，是即早为我安排个工作地，我来和美工同志协作，试为解决约三十个单身人像或塑像，心中有谱即不费事。属于工农畜牧渔猎，也无不有圉可分门别类备用。只要一个比较得力人手供我支配，我协助他，就可在一年内，掌握这方面上千种资料。而这些基本功，大致还是得由我来着手，十分省事易见功。因为留在馆中二+五年，几乎全部生命，都是废寝忘食的用在这样或那样常识积累上面，预备为国家各方面应用，为后来人打个较结实基础，觉得才对得起党对我的教育、信任和鼓励。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能用个不折不扣的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世界的唯一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特别是早就预见到和馆中少壮知识上差距越来越大，才近于独自为战的。在重重挫折中总不灰心丧气，还坚持下来。把不少工作近于一揽子包下，宁可牺牲一切，也不借故逃避责任，还肯定要坚持到底！……我个人实在太不足道，虽写了二十年不三不四的小说， 徒有虚名，在新社会已近于"空头作家"。因此即或还有机会， 和茅盾、老舍、巴金、冰心一群老同道，用作家名分，长年向各国飞来飞去，享受友好国家的隆重款待，享尽了人间快乐热闹，还是不去。……馆长，你明白这个十年，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来爱党和国家，你就理解一个七十二岁的人，和你第一次谈话中流泪的原因了！沈从文为人处事一向自谦，不喜展露锋芒。他在这封信中以这样罕见的自夸语气、这样控制不住的情绪介绍情况，可见他当时心情的迫切，希望借此引起领导方面的重视和关注。长信最后恳求馆长能约个时间谈话，深切表示："若事经请求，还不易进行，我的责任已尽，将承认现实所学无多用处，一切探寻所得，都无多意义，可有可无，也就只得放弃种种不切现实的妄想，承认工作又复败北。'，发信后的效果没有显露出来，领导层表态依然模糊，未予认真考虑。住房等实际困难仍没能及时得到解决，修改出版"服饰研究"一稿迟迟未能实现。陈乔称，沈从文最后显得非常灰心失望，只好一走了之。笔者采访到的历博老人们一再感叹，沈先生调走后，再也没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物里，其情伤得之深显而易见。1980年11月，沈从文应邀到美国访问。1949年后他为什么改行，如何经历这么多年政治风雨，一直是美国学术界、媒体人士多方询问的话题，成了沈从文及中国知识分子熬过三十年后留给外部世界的一个硕大谜题。沈从文的回答真是令人感慨万千，言语中的诚恳、机智和躲闪看出老人对世事的感悟和对当时国内环境的无奈：由于社会变化过于迅速，我的工作方式适应不了新的要求， 加上早料到参加这工作二十年，由于思想呆滞顽固，与其占据一个作家的名分，成为少壮有为的青年一代挡路石，还不如及早让路，改一工作，对于个人对于国家都比较有意义。因此就转了业，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三十年。（摘自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窻的，但不太准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 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 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下，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化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幸好只懂得这么一点政治）要懂得稍多，这时我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摘自1980年11月24日沈从文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沈从文很快老了。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半天，无所思无所欲。一直陪伴沈从文晚年生活的孙女沈红在台湾一家民间艺术刊物上发表的《湿湿的想念》一文中，这样描述了沈从文最后的曰子：这一片水土的光辉，在爷爷生命中终生不灭，即使走向单独、孤寂和死亡之中，他也没有消退过他的倾心。我记得爷爷最后的日子，最后的冷暧，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他默默地走去，他死得透明。1949年12月12日老舍从美国返回北京。新政权文艺方面的重要位置早已分配完毕，只能给老舍一个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名义。老舍之子舒乙谈到了当年父亲忘我工作的情景：市政府委员有二十多人，开会非常民主。在那时记录稿上，发言人舒舍予〖老舍）的名字频频出现，一会儿说哪个胡同灯坏了，哪个胡同下水道堵了，什么地方房屋又漏雨了，他觉得政府就应该为穷人办事。彭真乐于听取意见，马上派人去修。他回京后听到三个亲姐姐的诉说，感受到的那种翻身喜悦是真实的。姐妲们原来跟乞丐一样，而现在虽然穿衣打补丁，但生活已有变化，儿女们都成了工人阶级。老舍离兴极了，翻身的喜悦是真实的。他感谢、欣赏新政府做事风格，自己也愿意为政府多做事。跟延安、国统区来的许多作家心态不一样，老舍心想自己是穷人出身，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免费上了学校，没上过大学，亲戚都是贫民，在感情上觉得跟共产党有天然关系，跟新政权是一头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要脱裤子割尾巴。一些作家受到精神压力，谨慎小心，有的做投降状，生怕自己是否反映小资情调？是否背离党的要求？很多作家不敢写，写不出来。而老舍没有顾虑，如鱼得水。0998年10月30日口述）北京人艺第一任院长为李伯钊，她从彭真的内部报告中得知要修龙须沟的信息，立即鼓动老舍就此写一个新剧本。当时的人艺演员队长叶子1998年10月14日在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老人公寓接受笔者采访，披露了当年《龙须沟》排演的点滴情况：看到新社会先为穷苦人修沟，老舍热情离涨，很快写出本子。剧院让我找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焦看剧本后说， 太单薄了。我向院里汇报，领导又让我再去好好说明一下。后来焦说，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他一边在那边上课，― 边安排演员体验生活，每周批改演员日记。排戏时焦把学生也带来了，这等于又给演员排戏，又给学生上课。戏成功了，剧院就希望焦来当副院长兼总导演，把那边的工作辞了。老舍写《龙须沟》略嫌紧张，因为龙须沟还未竣工，戏就出来了，他觉得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险。焦菊隐根据舞台需要，对剧本进行腾挪、改动，对演员表演的要求尤为苛刻。叶子回忆道，焦先生认为穷人说话不会那么圆润，要求她演丁四嫂时从头到尾用哑嗓子。有人曾担心，弄坏嗓子怎么办？有一次演出嗓子没哑，焦看后竟写了一封长信，说舞台味道都变了。到了冬天，到京郊琉璃河水泥厂演' 出，在火炉旁化妆，又到露天台上表演，一热一冷，叶子的嗓子真的哑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时光过去了四十多年，八十多岁的原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老人对当年排演《龙须沟》时爆发的激情依然感叹良久："政府不修繁华地方，专修龙须沟，这使老舍产生不可克制的创作冲动。他说过： '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当时我是副院长，组织演员、舞美下去。这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國0是人艺成立后的第一个话剧。，'0998年10月16日口述）老演员郑榕向笔者描述了老舍当时深入北京金鱼池附近的贫民区情景："我们下去体验生活，还没到那儿就闻到臭味。居民住在低洼地，一下雨就往家里灌水，脏东西全流进屋，人要站在坑上。路上很滑，窄小，随便倒脏水，小孩在门口尿尿。老舍发现，这里的人都有活。老舍问：'挣多少钱？生活能不能维持？……，小媳妇大嫂回答老舍问题时照样飞针走线，有人带着嬉笑，绘声绘色地讲述怎样一夜躲雨，房塌了就跑到街上。老舍先生对我们说：'他们并不以为是什么大灾难，你们看家里没有闲人。这虽苦，比挨饿要强得多。，老舍先生还说，我不熟悉高官，不十分懂政治，我只关注小人物，拿他们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从侧面反映政治。，'〈1998年8月26日口述） 老舍喜欢焦菊隐和演员们通力创造出来的那种舞台味道，戏后他设家宴款待导演和演员。老演员郑榕至今还记得当时热闹尽兴的场面："老舍先生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在院子里搭大棚砌灶，一个大师傅带几个小伙计背着大饭锅来了，能弄出一百多道菜来，印象最深的是大碗红烧肉。老舍先生真的很兴奋，讲了许多话。'，病中的老演员英若诚在8月酷暑中，平缓地谈到《龙须沟》："跟人艺的缘份，对老舍先生来说是惊喜。他发现，人艺有一群不知名的年轻人，北京生，北京长，对北京有感情。虽然有人指责《龙须沟》太自然主义，但年轻人演《龙须沟》一下子轰动起来，文艺界还是服气的。当时不能设想，人艺话剧团只有三十一个人，而三幕中有群众场面，人手不够，就从人艺舞蹈团、歌剧团借人演群众。焦菊隐要是在别的大剧院，恐怕某些大演员未必全听他的。而人艺年轻人听他的，演老舍的戏觉得特别过瘾。'，〈1998年8月18日口述）在英若诚的回忆中，上演《龙须沟》时老舍异常兴奋，|兑话都带着特殊的幽默。看到最后一幕程疯子穿着新衣服上场，他笑^眯地说道："颜色别扭，像王八皮一样。'，《龙须沟》的成功，使人艺建院初期四巨头曹禺、焦菊隐、赵起扬、欧阳山尊倍加兴奋。曹禺、欧阳山尊刚从苏联回来，张口闭口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怎么怎么。四人海阔天空聊了一天，主题就是要把北京人艺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他们立志要为实现这个理想，"標在一起千一辈子"。（引自周瑞祥《理想与追求一建院初期四巨头畅论》〉《龙须沟》使人艺有了极为漂亮的幵端，也使人艺的人有了遐想的远大目标。程疯子在戏中有这样几句台词："你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瞅瞅一一你的手也是人手，去吧。'，周扬听后啧啧称道："这台词有斤两啊！ '， 1994年5月7日，于是之在家中和评论家童道明闲聊时，他们曾不胜感慨地感到，这样人道得可爱乃至天真的台词只能出现在五十年代初，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个一个运动接踵而来，老舍先生恐怕也写不出了。对《龙须沟》持批评意见较有代表性的是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他就是在1957年人艺会上还公幵表示："疯子嘛，有什么值得歌颂的！'，认为从剧本到人物都有问题，"不足为训"。当时，北京的一些理论家对《龙须沟》评价低调，认为过于直白，过于政治化。而周恩来认为这恰恰是党所需要的，人民不了解共产党怎么回事，我们的政权要在城市里扎下根来，光让人们学习社论不行，需要文艺作品帮忙。让人们在舞台上受到感动，明白为什么新的要代替旧的。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它帮了我的大忙。周恩来希望周扬出面表扬，周扬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号召人们"学习老舍先生真正的政治热情"。周扬想给老舍颁发"人民艺术家"称号，解放区来的一些作家、理论家不服气，认为老舍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参加革命斗争，这样表彰他有些不合适。彭真得知周扬为难，就出来表态： 那就由北京市颁发吧，因为《龙须沟》是写北京的。热心的周恩来把《龙须沟》推荐给毛泽东，不爱看话剧的毛泽东总箅在怀仁堂看完这部戏，事后没有过多的评价。有人猜测，或许剧本京味太浓，毛泽东听不太懂。据北京文联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老舍当年作为市文联主席是积极参加解放初几项政治运动的，天天来机关上班，连编辑部发稿时间都管，还在机关吃顿午饭。反胡风运动以后就不管事了，人家也不听他的，他只好离文联远一些。0998年10月22日口述）紧接《龙须沟》之后，在尚未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1952年初，老舍应领导人点题，写出了反映该运动的剧本《两面虎》〈后改名《舂华秋实》〉。5月14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麇沫沙将剧本交给北京人艺副院长、导演欧阳山尊，由此开始长达一年多的修改过程。老舍为此改写了十二遍稿子，光尾声就改了六遍。舒乙介绍说，每改一遍都是从头写起，现存遗稿的文字量有五六十万之多。欧阳山尊回忆，当初交给剧院的《两面虎》已是老舍的第三稿， 戏是活报式的，单纯在揭露，作者对奸商的恨是看出来了，只是一种出气的结果。戏里还是很注意法律问题，找出了人证，工人也起了作用0现在保留下来的欧阳山尊《导演日志》手稿里，详细记录了修改进展情况，如：6月10日，老舍动脉管破裂，大流鼻血，剧院领导去看望，并谈了修改意见；7月11日，到老舍处听他改写出来的第一幕；7月24日，我与夏淳找老舍，将大家对剧本意见交他；8月2日，大众铁工厂开七步犁试制成功庆功会，老舍参加，我们表演；8 月23日，老舍冒雨到铁工厂读修改第七遍的剧本，工厂的职工来听，提了意见；9月10日，与老舍一起压缩第四幕；9月16日，院部重新讨论老舍剧本，决定还要修改；9月19日，为全体人员传达薄一波关于如何写"五反"剧本的谈话，老舍送来写好的尾声；9月23日，剧院开核心组会决定打散剧本重写提纲，这次打散改写先不告老舍；11月1日，到老舍处听他重新写的第一幕一场；11月15 曰，老舍向全体演员读重写过的第一、二幕，大家提出要着重写丁翼平的思想斗争〈反五毒思想）；11月19日，到老舍处听第三幕一场，并讨论如何改写第三幕三场，并讨论如何改写第三幕二场；11 月22日，老舍来为全体演员读第三幕；11月27日，到老舍处研究尾声的写法；12月17日，排三幕二场，复排三幕一场，告老舍改的地方……一年间为单个剧本忙碌如此程度，对老舍来说近乎空前。1953年元旦刚过，剧院又将市委一些修改意见告诉老舍，这预示着新的一轮修改开始。1月10日，彭真、胡乔木、周扬、吴晗等审看彩排，他们肯定剧本有基础，写三反运动一直是很准确的记录，使身临其境的人们看了后又是一次旧地重游。但又表示为了更好地收到全面的教育效果，希望做些必要的修改。他们说，在这个戏里缺少正义力量上的描述，工人在戏中不要以资本家的客人出现，工会主席丰富的斗争经验少些、气派太小，没有比较积极、充满希望的描写。胡乔木指出，尾声要重写，第一幕要加一场工人的戏，"老虎窝"整场戏去掉。（摘自1953年1月10日《彩排后首长们的意见》记录手稿）第二天，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党委书记赵起扬赶到老舍家中紧急会商，一直谈了两天才有初步修改框架。1月29日，老舍在剧院向全体演员通读重新写过的剧本，大家听了意犹未足，继续提意见。1月30日，老舍不得不重写第二幕。2月5日，曹禺率部分演员到老舍处听改写后的尾声，老舍听完众人意见后只能答应再改。'于是之在《剧本》1956年第九期曾撰文表示，当时演员也争先恐后地给老舍提意见，建议要写检查组的活动，要加进工人的斗争活动，以此来加强"党的领导"。于是之形容，演员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教条主义的"批评家"，经常挺身而出起了作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2月6日全院开大会讨论剧本，突然又对主题展开争议，由最初的"打虎"改为"为团结而斗争"，直到最后确定为"为保卫劳动果实而斗争"，而且明确为"用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的工人阶级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唯利主义思想"。剧本几乎一夜之间又推倒重来。谈到老舍当年的创作困境，八十多岁的老导演欧阳山尊依然心存一份敬意：老舍先生非常认真，不怕麻烦，那种十多遍从头写起的勇气、那种勇敢积极的劳动态度让我们每个人感动。老舍先生不是党员，康沫沙让我把党内文件多拿给老舍看看，使他掌握政策。廉沫沙说："你要给他看，不然，他很难写。'，上演前有六次彩排，请方方面面负赍同志审查。老舍先生要参考这些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再彩排，再请负赍同志看。有时老舍先生采用意见太多了，用得生硬，影响风格统一，我们还得马上提醒他。帮助老舍写过具体提纲，以第三人称叙述，在内容上提出建议。在写作中，就想到由哪个演员扮演，我们也征求他对演员的意见。老舍家中请了一个老先生抄写文稿，抄得工整、漂亮。老舍先生会说单口相声，精通曲艺，听他念剧本是一种艺术享受， 听得津津有味。他请我们吃小吃，喝绍兴酒、桂花酒，给我们看他收藏的艺术品，如齐白石题写的扇面。老舍写出初稿后，拿到大众铁工厂念给工人、管理员听。老舍在剧中写了一个跑外的类似采购员的人物，有一个采购员提意见说，我五反前不会偏向工人说话，我会偏向资本家。老舍马上把剧中对话改过来。〈1998年10月16日口述）剧院转送来大量文件供老舍阅读，这里有陈云在工商联的讲话、冯定关于分析资产阶级的文章等等，并请来区工会、工厂代表直接指导。剧中工会主席的报告台词，就直接采用了大众铁工厂工会主席刘守中的发言稿；一幕中关于卓娅的台词也是根据演员到学校体验生活时从一位女学生的日记中整理出来的。市委还特意把北京有关延安大楼贪污案的全部材料提供给剧组，以便改戏时参考。后来欧阳山尊给全体演职员做总结报告时，如实地说出顾虑："我们怕在政策上犯错误，很怕这点，于是就拼命死扣政策……老舍先生很虚心地接受我们的意见，但虚心过火了，写出来的东西好像是把人物给贴上去似的。，，〔1953年8月11日报告记录稿）在1953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召开的《春华秋实》座谈会上，有的与会者说："老舍的创作热情值得学习，修改剧本的毅力也很可贵，搁到我们身上就未必能坚持了。另外，我们也感到这个创作方法确实不是个方法，其结果是不像老舍的戏，他在语言上的特点就没表现出来，而且很拘束，每一个问题都在照顾。真要是这么发展下去，最后是否就没有作者存在了。，'欧阳山尊在会上也承认："老舍先生每次修改后都读给我们听，而且极虚心地听取我们的意见。以致有一段时期，剧本风格有些不统一，因为老舍先生太虚心了，后来我们要求老舍先生把我们意见吃下去，消化后再吐出来，不要原封不动。，'〔摘自座谈会记录稿）在这次会上，大家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在《龙须沟》中老舍先生没写共产党员和干部，而这次居然写了，也是一个进步。'，正因为吸纳过多的各方意见，剧本大杂烩的色彩愈来愈重，像是支离破碎的拼盘，修改有失控的趋势。胡乔木1953年2月15日、26日连续给老舍写信，表明自己的担忧，情急之下替老舍设计一些场景："我只是觉得许多地方太老实了些，率直的教训〈如工农联盟、工人是主人翁、五反如何伟大等等）的复述过多了，味不足。我以为写工人的一场，要在工人之间有些先进后进间的争论，作为后来发展的伏线，并且还要有更多的人情味。五反的一场也有些伏线，有些耐人寻味的幽默。尾声要回顾全剧和前面几场的人物、事件，对话要安排一些可以的对照和照应，包括工人、职员、经理和经理的女儿（可否入团？〉，结束最好有两个工人或工人与他的乡下亲属的回忆。在这里工人表露出对于前途的富于感情而叉富于象征味的展望（例如《樱桃园》或者《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造成气象万千、悠然不尽之致。这样的尾声才有力量，足以笼罩全局，不致让人看着觉得事情容易到天真和再没有文章可做的地步。而且也可以不在对资本家的出路上太过费心，以致限制了戏剧的意义和生气。，，(摘自2月15日来信原稿）过了十天，他又来一封信，依然对剧中的问题念念不忘："里面经过说话打算表现的东西太多了些，造机器、七步犁、物资交流展览会、念书、讽刺美国的漫画、男女平等、学成本会计、爱国卫生运动、利润、按计划找窍门、增产竞赛等等，虽是烘托了工人生活的丰富，但究竟失之蜻蜓点水，且多少有些造作。，，他还建议："在几个主要人物的心情上多花些工夫，可使戏剧的情绪较为饱满。，'（摘自2月26日来信原稿）接着，胡乔木在另一封信中毫不含糊地表示："你的优美的作品必须要修改，修改得使真实的主人翁由资本家变为劳动者，这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修改。，'他用了一大段类似中央文件语气的文字阐述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要求剧本朝这方向努力。其中有这样的表述："这个斗争，依我看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解放后对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回合， 工人阶级在这个回合中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就是自己的前途），并不是只为着教资产阶级改邪归正，更不是相信或教人相信资产阶级从此就永远改邪归正了，因为斗争还是要继续， 和团结还是要继续一样，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一因此也在艺术作品中一都不会永远存在的。'，他表示："我以为这样，才是真正写到了 1952年斗争中最本质的东西。'，老舍把胡的来信要点抄录下来，迅速地送往欧阳山尊手中，供他在排演场上传达。他在信中没有任何表态，照例只是写了一句："请向朋友们传达为盼！'，而他自己仿佛无所适从，只能关在家里埋头修改，一次次应付各方的需求。比如市委宣传部廖仲安致信老舍，肯定了剧本在揭露资产阶级的本质上是成功的，但信中表示："我们看到了作家不熟悉工人生活，在政治、艺术的视野上所受的限制，因为这些人物（除小丁外）在观众心上留下印象是不如资本家来得深刻。，' 巿公安局认为："应把政府对私企工商业的照顾与扶持、劳资关系等方面问题加一些进去。吸烟动作似乎多了些，警卫在看守时可以不吸。'，宣武区委几位干部给剧院写信，针对五反后资本家经营信心不高是普遍严重的现象，信中建议剧本在如何解除资本家的思想顾虑方面应该更充实些，他们还觉得剧中对五反后劳资关系的改进、工人生活情绪的高涨写得不细致，不丰富。老舍本人还间接听到一些资本家看戏后的反映，觉得尾声里未给他们找到出路。老舍马上给欧阳山尊写信，希望对此意见加以注意: "这当然由于他们（资本家）不晓得，一入社会主义而无此阶级。不过，在表演上，可稍稍补救，即不把丁经理形容得太滑稽。我前天看戏，的确觉得丁太招笑，令人感到在五反后，他并未受到多少教育， 反而更轻佻了，可否收敛一些。，'〈摘自北京人艺《春华秋实》档案信件原稿）据欧阳山尊1953年8月11日总结报告透露，当时演出后似乎谁都可以提意见，尤其是剧中涉及到的工人、资本家、检查组、工商联等方面的一些观众马上到后台要求修改，其中有人提到"工商联应撤销丁经理的职务"，这一条很快加进戏中。剧组还特意把大量意见中的刺耳的语句删除，再送给老舍套考， 以免他受刺激。在北京人艺的《春华秋实》档案袋里，保存了评论家王任叔致老舍的一封长达十二页的信件，字迹工整。信中对主人公提出高度的政治要求，描述了那一代人心目中最高大的工人阶级人物的模式，构想了共产党人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理想人际目标：要写一个工会主席，我认为他应是最主要的主人公一这个人物不仅既有离度的政策观点，要紧紧掌握"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样一个政策观点，而且他还需要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有离度政治觉悟、一种工人阶级代表的离度； 即在你所处理的场合里，他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所雇佣的工人，然而他又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的代表，而且他有确定的前进方向，把中国社会领导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方向。……他（主人公）必须是既沉着又老练，能倾听群众的意见，有离度的阶级友爱，能看透资本家的心肠，有离度的原则精神，并且对事情有预见性，善于应付一切事变。总之，这样的形象是具有山鹰气概的形象。……据你说，你在剧本中工会主任形象比较软弱，是因为在你所参观过的那家工厂的工会有点糟糕，你受了这种自然主义的印象所束缚……每个工人形象还必须加强刻画。……你还必须根据你所体验的、所想到的、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进行你的创作，不要太过于顾虑别人的窻见。(摘自1955年3月21日王任叔致老舍的信稿）过了几天，老舍写了一封便条，把王任叔的长信退回欧阳山尊， 淡淡地提了一句："任叔同志的信奉还。，'又闲淡地加了一句："第一幕二场墙上的花蔓可撤去，北京春间不可能有牵牛花。'，一方面老舍对于实际生活确是不太熟悉，他走访天桥大众铁工厂时向工人们承认，不了解工农生活，原以为"车间"是"两个车轮中间"之意，下来后才明白是装机器的大房子。这番话说得在场工人都笑起来；另一方面五反运动尚未明朗化，相关政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几乎同步创作的剧本根本无法定型。舒乙认为父亲那时已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千预：一天，周恩来看了第九稱的彩排，觉得不行，就把父亲请去，说了这么一个窻思：我要跟你彻底讲一下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过去讲得不透彻，现在运动结束了，我们应该很明确讲出全部内容。你按照我讲的定论重新写一遍，要很艺术，不要公式化。背后要贯穿政策，让人们领会团结、斗争、改造的政父亲每改一遍，几乎是完全重写。他对工人生活是陌生的，对运动也搞不清楚。只有改了第九稿以后，运动才结束，回过头来才算看得清晰。这个题是周恩来交下来的，他希望宣传政治运动，但希望不要图解。父亲是任劳任怨，并不以此为苦。周恩来很细心，一一跟演员谈话，问演员在哪一场演得舒服或别扭，然后变成自己的话告诉父亲，供他参考。后来，这一遍稿总算基本合格，费了很大的劲。(舒乙1998年10月30日口述）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这次谈话时间占了整整一个下午， 老舍在周恩来面前当场表示，七天之内把剧本改好。看了剧中资本家丁经理留了分头，穿着皮鞋挺有气派地上场，周恩来批评说："既不京，也不海。'，剧组急忙改装，刻意让演员模仿了北京的资本家的做派。公演之前，剧院从六十多个暂定剧名中挑了三十四个，别出心裁地印了一个单子请观众挑选，这里有《保卫劳动果实》、《五反的胜利》、《明天更美丽》、《更上一层褛》、《为人民服务》、《在一九五二年》、《气象万千》、《邪不压正》、《在五反运动中》、《铁的锤炼》、《在一家私营铁工厂》等直露式的剧名。老舍坚持将这个戏定名为《舂华秋实》，并写好了剧情说明。剧院一些人表示不同意，争议了一番。老舍在最后一刻有了难得的倔脾气，最后在周扬的支持下，总算保住了自己喜欢的剧名。对于一年多不厌其烦的修改，老舍持平和、乐观其成的态度： "像我这样的写家，不靠大家，一个人是写不出来的。我写这个戏与大家合作很愉快，愿意干到底。虽然原稿几乎完全被打碎，但我没有害怕，热情比害怕更有用。工到自然成，写十遍不算多。，，〖1952 年12月12日与演员交谈记录稿）耐人寻味的是，从记录稿中发现，欧阳山尊在闲谈时劝老舍： "关于李大钊的事也可"乂写。'，老舍说："关于大钊同志的事，我没有见过他，他的事我知道一些，但主要的事不知道。，'他又感慨地说了一句："义和团的材料，我搜集得最多，抗日战争时全丢了。，' "义和团"是他最想操作的题材之一，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动笔的合适气候。 ^焦菊隐1956年所写的《导演手记》中描述了一位"谨小慎微的费大哥"，从中多少能看到老舍的一点影子。他写道："据我所知道的，有那么一位作家，把新写出来的剧本初稿，送到各方面征求意见。各方面都认为这个剧本基础很好，大有可为，再一加工，将会是很优秀的。但是，等到作家根据各方面一再提的意见，反复修改到十次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惊讶起来了，连他自己都不承认是自己的作品了！他诅咒自己，再也不写剧本了。，'文中还写道，提到各方强加的修改意见，"费大哥"开口说了几句："我觉得我们是在用概念化的意见，要求剧作者克服他的剧本的概念化……概念化的意见，确实叫剧作者感到十分痛苦。，'焦菊隐不平地写道："如果作者只是借用角色的嘴来发挥许多大道理，向观众间接做报告，而不是观众由舞台上活生生的人物的生活和行动中领悟那些大道理，那么观众很可以进新华书店而不必进剧场了。，'（摘自《焦菊隐戏剧论文集》〉后任人艺副院长的周瑞祥认为《春华秋实》的修改幅度确实很大："那时改东西是一种风气，大家加这加那，翻来覆去，把戏给加没了。没听说老舍有什么反感，他依然是满腔热情。这部戏当时没演几场，寿命不太长。0998年10月21日口述）上演《春华秋实》之后，剧院方面采取了一个重大的举动，就是以剧组全体演员的名义，1953年4月14日给有关中央高层人士写致谢信。依据每个领导的所处位置、亲密程度、各自关心情况，在文字上颇费心思。这么多领导人与一部戏有那么长时间的联系，涉入之深，命令之多，《春华秋实》可谓戏中之最。一部政策性极强的戏能吸引这么多领导人物的关注，一次次直接过问剧本修改，参与排演的加工，有时甚至把自己的意见好意地、生硬地强加给剧组，让剧组不堪重负。剧院集体迸发的谢意却是衷心的，是感恩戴德的，是可遇不可求的。—致周恩来：……每当我们在观众的掌声中谢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百:中宵着寒冷的天气，光临到我们的小排演厅：耐:地看我们的彩排和具体指示我们修改的窻见，我们也昕到您是怎样抽出整个下午的时间，约我们的院长、剧作者和导演去详谈。当山尊同志将以上这些情形和您的指示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的感激的心情。―致彭真：我们遵照您的指示，紧接着在文艺整风以后，就下厂下乡体验生活，改造思想和进行创作。现在，事实证明，您的指示是何等的正确。这次，在《春华秋实》的创作与排演中，您所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如此之具体与巨大。您在百忙中一再挤出时间来看我们的彩排，您冒着寒冷的气候，在我们的小排演厅里，耐心地看到深夜，一面看一面提意见。看完了回去后，还打电话给我们， 告诉我们您在归途中所想起的意见。您对我们这种关切，给了我^致胡乔木：这个戏得以演出是和您的关切、教导分不开的。您在百忙中，亲自来指导我们的彩排，亲自审阅剧本，亲自考虑剧名，并一再地写信给作者老舍先生，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您在养病的当中，还约了作者与导演到医院中去仔细研究、谈话。我们听到了^^^^^^^ 老舍：花开芘落有几回一这种情形，实无法形容我们心中的感动！您给予我们的宝贵意见使剧本得以弥补了很多原则性的缺点。在您的具体指示下，剧本的政治、艺术水平都提高了一步。今天，当我们从观众的反映中桧查自己的创作成果时，回味您的指示，就更加感到它的正确。从您多次的指示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应当如何地从无产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认识、反映生活矛盾及其本质。感谢您给予我们这一次极为具体的文艺思想的学习，我们一定在创作活动中努力体现您的指示。我们更愿意以此为开始，继续在您亲切的教诲下，为建立袓国的剧场艺术贡献出全部力最。一一致周扬：因为这次上演能获得这点成缋是跟您的热情扶植与正确指示分不开的。当我们的戏在困难的阶段里，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 亲自来一再看我们的戏。不但给予政策思想上的指示，而且对创作上、表演方法上以及舞台美术等方面的问题都给予具体指示。正因为您对我们这种关怀，才使我们这个戏的主题思想得以正确的表现，使我们塑造人物形象有了依据，因而使这个节目能较完整地及时和观众见面。我们剧院还很年轻，今后更需要您给我们不断培养，使它更快地茁壮起来。〔摘自北京人艺档案室《春华秋实》档案卷）笔者在采访中发现，至今仍让人艺老艺术家们感念的，是老一代领导人与他们之间艺术来往的密切关系和感情联系，把这些看成他们一生中抹不去的珍贵记忆。他们往往愿意看到艺术、感情层面的东西，而忽略去那种领导旨意中的负面、强迫、外行、粗糙的东西，忽略当时为之苦恼、惊慌、无奈的被迫感受。从这种角度上看，剧院人更愿意接受周恩来的艺术直感，而且能在早期的周恩来身上体会到内行、平等的感觉。1961年6月看完重徘《雷雨》后，周恩来细致地谈了修改意见，并由衷地说了 一句："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据《北京人艺大'事 I记》记载，曹禺传达时，抑制不住激动地说：总理看戏看得那么仔细，连台词的调子不对、演员处理台词的态度都注意到了，还指出有一句台词无论如何不应该删掉。这么仔细，这样一丝不苟，古往今来是少有的。总理是这样爱护我们，谈意见生怕伤害我们。曾让焦菊隐动情的是，周恩来一发现演员的台词问题就提出来， 提了将近十年。焦菊隐记住了周恩来曾说过两句令人豁然开朗的话："藐视观众，重视观众。，'对于周恩来与人艺的关系，当时在党委工作的周瑞祥有切身感受："周恩来处理方式比较让人心服，像是朋友间探讨，不同意见可以说。有一次于是之就敢说，某某戏我看改改可演吧。周恩来批评了《潘金莲》，北京市委文化部韦明就要组织一场内部批判专场， 被周恩来制止。《烈火红心》写几个复员军人搞工业，周恩来派人送来材料，看戏后长谈两次，指出问题。但终究基础是左的，改了还是不行。后来排演《雷雨》，给剧中人物划阶级成份，按左中右排队，总理一句话解决问题，让人豁然开朗，4《雷雨》主题是反封徐， ，，周瑞祥表示："周恩来、彭真在人艺威信是高的，总理在夹缝中能贯彻一些正确的东西。陈毅一直是反左的，没有说过不讲理的意见。陈克寒比较左，说话也不近情理。赵起扬写了反映海南岛的戏《星火燎原》，陈克寒生硬地说：'不行，生面团子。，总理绝对不会这么说话。，，0998年10月21日口述）对于《春华秋实》的效果，老舍后来说了大实话："给运动做结论一一不管交代什么和交代多少，总是交代，不是戏！这是致命伤！"在《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的文章里，他如实地写到自己的惶惑和担忧：以前，我多少抱着这个态度，一篇作品里，只要把政策交代明白，就差不多了。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束手束脚，唯恐出了毛病，连我的幽默感都藏起来，怕人家说我不严肃。这样写出的东西就只能是一些什么的影子，而不是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品。经过这次首长们的指导与鼓励，以后我写东西要放开胆子，不仅满足于交代明白政策，也必鈒不要委屈艺术。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写出像样子的东西来。……以前为什么没想起这么写呢？主要原因是自己的生活不够丰富，而又急切地要交代政策，唯恐人家说："这个'老'作家不行啊，不懂政策。，'于是，我忽略了政策原本是从生活中来的，而去抓住政策的尾巴，死不放手一（写成了）面色苍白的宣传品。……这样的创作方法一也正是我三年来因怕被指为不懂政策而采用的方法一是不太健全的。它是把政策看作生活而外的东西，随时被作者扯过来利用。结果是政策变成口号，剧中人成为喊口号用的喇叭。的确交代明白了政策，可是怎看怎不像戏，它使观众的眼与耳都感到不舒服。改写以后，人物都活动开，连演员带观众都松了一 口气。这篇检讨式的文章刊发在《剧本》1953年第五期，表达了老舍强烈的自省精神，他的艺术家直觉可以本能地抵触外加的东西，他比外人更明白政策图解所带来的创作上的难堪。然而本是明白人的老舍却屡屡拐进艺术僵局中，被教条的绳索缚住而无所适从。他基本上把原因归结于生活来源的不够丰富、不够深人，有着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古语说，多财善贾。写作也如是，资料多了才能从容选择、安排。我的失败了的剧本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知道得太少, 无从选择，无从去想象。知道得越少，就越会陷入自然主义，什么也舍不得放弃，残砖破瓦都视如珍宝，不能由大处落笔。我的较好的剧本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得较多，能够用类似的人与事来丰富我要写的人与事。……专注窻一件事和几个有关的人物，越写越觉得笔下枯窘，不能左右逢源。越没有可说的，便越想去拼凑一些东西虚张声势，拼凑来的东西很难有戏。我的《裔年突击队》失败了，其原因就在我只接触到一个工地的工人。同样地，我也吃过写运动过程的亏。一个运动所涉及的人与事是很广的，可是，我自己仅接触到很小的一部分。这样，我就被见闻所及的事物缠绕住，只注意细节的正确与否，而忽略更大的事情。写来写去，我始终在一个小范围内打圈圉，而不能跳出去，登离一望，了解全局。结果是只写了一些琐细小事情，无关宏旨。所知越少，越容易被细节琐碎所迷住。(摘自老舍《热爱今天》〉濮思温作为助手，当年曾协助老舍收集《龙须沟》的素材。他听到老舍几次叹气，一脸苦恼地责备自己："对老北京人，他们吃喝拉撒、睡在哪儿我都一清二楚。到解放以后，可就不行啦，戏不够秧歌凑。，'濮思温在他的纪念文章《老舍先生和他的〈龙须沟〉》中表示，当老舍碰到某些不熟悉的生活时，他的娴熟技巧有时也无能为力。（摘自1980年第二辑《戏剧艺术论丛》〕老舍每写一出戏，都有一种不尽如人意的诚惶诚恐、一种难以尽兴的烦闷不安。给青艺写了《方珍珠》，上演时他特意给观众写了《欢迎批评》的说明书，把自己的心情和盘托出：在动笔以前，我既怕因不了解新社会而不敢再写作,又怕大胆动笔而不能成篇。及至初稿既成，我十分兴奋。我明白了只要留心去认识新社会，就不怕没的可写；只要手勤，便能写出点东西；只要同惰新社会，便能找到灵感与勇气。这不仅是敢写不敢写的问题，也是对新社会有无信心的问题；不相信新社会便不会想替它说什么，写什么；一旦相信它，找写作资料倒不太困难―^^大革命里，事事都与革命的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