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14020445796-2

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两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箅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的很，箅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沈从文每逢政治运动来临，在奉命而写的思想交代中时常提到在革大结识的一位老炊事员，甚至表示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博物馆安心工作，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总想念在（革大的）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摘自1968年12月沈从文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当初还为此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老同志》，但他承认这次难得的试笔失败了。笔者向史树青先生打听这位老炊事员的情况，他说："我不太了解此事，但我知道沈从文在那样环境中，还是乐于与下层群众接触， 一方面可以多了解信息，另一方面交这样朋友解闷比较放心。当时学校里什么人都有，有汉奸，有特务，比较复杂。，，据沈虎雏介绍，父亲沈从文在革大的学习成绩较差，大多在"丙"、"丁"类。父亲说过，对他教育最深的是说话最少的炊事员， 教育没效果的恰恰是说话最多的人。沈虎雏告诉笔者："父亲对使用政治术语的表态很低能，一说话就为难，比较反感。当时不少知识分子被陆续安排在报上亮相，发一些检讨文字。他理所当然属于应写的人，但文章发表得很晚。他那篇《我的学习》，文字非常生涩。他在革大时就准备写老炊事员，这位老炊事员是劳模，他的画像与马恩列斯像堂而皇之地挂在一起，这是延安传统。父亲去四川参加土改，还多次修改这篇小说，改了不止七稿。实际上没人组织他写这类稿子，他只想找回4用笔'的能力，歌颂朴素的劳动者，写得很吃力，投入很大精力。但写得不成功，不大像小说，文字不好，拿不出去。，，^糊年3月14日口述）沈从文感到，以前自如的文字没有了，现在滞住了，文字能力受到很大制约，面对的障碍太多。考虑这，考虑那，结果什么都写不好。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已曾在笔下流露一國…一^ 暑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午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扳，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这是沈从文1951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透露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更加麻木。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长期担任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的陈乔从另一角度解释说："我是1958年筹建新馆时，王冶秋把我从故宫调到历博。沈从文是有名的小说家，为什么放在历博，我说不清楚， 我没看过郭沫若批沈的文章，只是听王冶秋在背后说过几句。这么多年来，在专家使用方面我们不是很正确的，对于专家不重用，对他们的劳动不重视。'，〈1998年5月6日口述）馆里老同事杨文和告诉笔者："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 〔1998年4月14日口述）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1968年12月的一份检讨稿）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李之植1955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分到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当讲解员给他印象颇深："沈先生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讲解，愿意把历史知识给老百姓。别的人有派头，很少去，而沈先生是自愿去的。第一次敦煌展在午门举行，他整天在午门上，一大堆观众围着他。平常展览也去，自己看了看了也就讲起来。"0998年5月5日口述） 作家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晞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沈从文逝世后不久，汪曾祺写下了《沈从文转业之谜》，解璉不得所解，留下满纸叹息。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1998年3月9曰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彩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周有光向笔者讲述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大约在五十年代中，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同志要来馆里参观。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工作，他一早就来了，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在一旁补充道："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是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旧日情感的波澜牵涉到当下不同处境的当事人，这种微妙的刺激确实使自尊心极强的沈从文一时难于从容面对，敏感而文弱的他只能一躲了事。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私事找过他。1958年3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者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人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代历史。他业务不行，过了许多年还不行。他曾跟我学锎器，学《诗经》，但都白讲。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张文教填表时，"专长" 一项写了 "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他主张应该买历(同事史树青1998年4月14日口述） 馆里有一些领导派头大，脾气有些怪，常常训斥人，班沈先生的关系都不算好。五十年代那次开反浪费内部展览，就是想整沈先生，让沈先生难堪。这对他打击很大，很长时间都很难缓过六十年代初，龙潜来当馆长。他在中山大学批陈寅格，通到上面批评。原因是毛主席到苏联去，斯大林问到陈寅恪情况。主席回来后打听，总理批了龙潜，龙潜被调离中大。他这回接受教训，就不太摘整人这些事。所以他尽管银沈先生有距离，但对他还算不铕。龙潜变得随便，爱开玩笑，喜欢给人写字。有一次还给沈先生和我们出谜语，谜底竞是"想断狗肠"四个字。相比其他领导，龙潜还箅好接触。可听说他在南方整人厉害，被总理批评过。龙潜跟康生有来往，探讨过文房四宝。文革中工、军宣队进驻，对落实沈先生的政策也爱理不理。工军宣队长说，现在忙，没时间。(同事李之檀1998年5月5日口述） 王冶秋不让提沈先生，局里对他不感兴趣。沈先生的心情不愉快，但他从来不说，不求名不求利。有些领导不愿提沈的名字，有一次有人写文章说沈是权威，上面就有人说别提了，提了就不好办。发现长沙马王堆文物，要组织分析团。我提请沈先生来参加。当时湖南有人不同意，说王冶秋一提沈从文就生气。我仔细一问，原来王说过："沈从文，乱七八糟，不知干什么。'，后来中央统战部来人到家中，要整理材料，并希望为沈先生配助手。统战部的人来时，沈先生、沈师母两位老人都掉了眼(学生陈娟娟1998年5月6日口述）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房子、出版问题，我说了话没人听，工人不会给你搬出去，不会腾出房子。没办法解决，我无能为力。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我们在专家使用方面，在思想工作方面不是很正确的。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公安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原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1998年5月6日口述）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 1968年"大批走私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义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 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1953年3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3月28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3月30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一一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3月31 曰）。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告诉笔者，沈先生很长时间内处事都很低调，不愿张扬。他记得有一次《人民画报》记者要拍一组怎样培养留学生的镜头，刚好接沈先生来讲课，沈先生知道要拍照，火了，大发脾气，坚决不让拍。笔者在沈从文1957年3月给中国作协的《创作计划》中发现， 他对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及自己从事研究的条件多有不满之处：1 —1博物馆文物研究工作，实在相当薄弱，太配合不上新社会各方面需要，但是这一环继续落后，也彩晌到许多方面的科学进军。举个例说，没有人好好的扎扎实实搞一摘丝绸服装和一些杂文物制度问题，连环画中的历史故事画，历史电影，以及旧戏改良，问题就不能好好解决，作出的东西总不免是不三不四，违反历史本来。有些还十分歪曲历史，给人一种错觉。我这方面有的虽只是一些常识，如把常识再加强扩大些，有几万材料在手边，我想这对于国家还是有很多好处，也可以减少许多人力物力浪费！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哪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彩晌一样，好急人！(摘自1957年中国作协《创作计划》原稿）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者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给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沈先生逝世三周年时，我想把沈先生收购、保管的藏品展览一下。别人不同意，说会惹事，会有打不淸的官司。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的帮助，大小事都能给人指教。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窻，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沈先生为社会做了很多服务工作，有求必应，把知道的东西全告诉你，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帮助。譬如来了一厘子工艺美院学生，沈先生给他们讲课，内容非常丰寓；北京人艺经常来人找沈先生请教，如《虎符》剧组请他讲解古代服饰及生活习惯; 轻工业部时常交给他技术性稿子，请他修改，他出了相当大的力量，一句一句地改下去；把故宮几个学生全带出来了，后来这几人全成了业务骨干。据说总理推荐，沈先生做了政协委员。每次开会都很激动,在政协提了很多提案，涉及文物、工艺应用等，总想提离中国工艺水平。有时随政协观察，到地方看了很多文物，回来后把照片给大家看，激动地说半天。沈先生在服装史领域是一个开创的人，没有人下过这么多功夫。他非常谦虚，编书时反复讲，不是写服装史，现在条件不具备，构不上史。坚持用"服饰研究"做书名，讲究分寸。(同事李之撞1998年5月5日口述）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獒。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淸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活，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说，不能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水平。对那样所谓普及有看法。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认为领导不怎么读书，尽抓事，也不关心群众业务学习。(同事史树青1998年5月8日口述） 我与沈先生做邻居将近十年，他住三间北房。文革中两间房被收回。他的那间小房里全是书，书围着他。他不串门，好相处，从不见他发火，在院子里坐着，常有客人来。我去他屋里， 一谈起文物，他就讲个没完。馆里的人挺尊重他的，沈先生能忍下来，与群众关系不错是一个原因。他对人很热情，爱说文物知识，沾上边就跟你讲。文革中抄他家，据说也就四千元钱，也就那么一点家底积蓄。他买了不少服装、漆器等东西，捐了很多给馆里。那些年间我们看沈先生，很舒畅的事没见过，开心事较少， 心情郁闷的时候比较多。(同事杨文和1998年4月14曰口述） 1958年盖人民大会堂，同时筹建历史博物馆。领导下了死命令，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要多快好省地建起博物馆。建筑还没盖好，就已经开名单调文物，每段都有一个专家组出主意。我负责具体组织工作，记得后来约有三百多人参加建馆。沈从文在建馆期间发挥了他的很多作用，他对库房家底淸楚，在织绣、服装方面提了不少意见，提出皇帝、官僚和老百姓的穿戴款式。为了充实陈列，还把自己收集的陶瓷主动捐出来。在具体文物上，沈从文做了不少真假鉴定。总理来审査两次，陈毅、康生、吴晗等也去了。总理说，历博先预展，听听群众的窻见，然后再修改。当时确定六条原则， 中宜部批准了，主要是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对历史人物要严格审査等。(原馆长陈乔1998年5月6曰口述） 1957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老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口音不淸，后来我们也慢慢听习愤了。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 以便让学生看明白。1958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沈先生一一审査，对提纲不满窻，就自己重新写。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都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吿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文革后期，一直没有解决沈先生的房子问题，只给了一间半。厨房里还搭个台子，床上堆满一半书，留出只够睡一个人的地方。《学生黄能馥、陈娟娟1998年5月6日口述）1959年1月8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 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体向前有益，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旧日朋友已经渐渐隔绝联系，沈从文为此伤感许久："那些身在北京城圈子里的人，也像是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地，从不想到找找我。，'后来到了 1968年12月，他在检査稿中把自己与文坛老友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等人做了比较：^……〖他们）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儿子沈虎雏向笔者提到一点："父亲1949年后对郑振铎有一种距离感，不太理解郑在官场上的处境。父亲看巴金、老舍等老友有时怀着仰视的心情，体会不了他们日子有时并不好过的滋味。提到他们时，写过一些酸溜溜的文字，这或许是他性格不够完美的地方。，' ^咖年3月14日口述）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1951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1959年3月12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慨："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99但是他自己写东西也不能自如了，当时提倡的创作方法对他不适用。1958年大跃进时，沈从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库，既参加劳动，又进行一些参观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型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收入当年有关十三陵水库的小册子中。几十年后编父亲全集，沈虎维反复阅读手稿，留下一句长叹："他那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东西，可是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还顺溜。，'沈虎雏评价道："平心而论，这篇遵命作品水平很差，他不会写这种东西。在配合形势方面，也没有老舍那样饱满的热情和能力。，，令家人惊喜的是，在一堆残稿中意外地发现了大约写于1958 年、与土改有关系的小说《财主何人瑞和他的儿子》。虽然用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但文字俏皮、老练，一些段落甚至展现出他原有的文学作品的风采。沈虎维找出后给母亲张兆和看，母亲异常兴奋地说： "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沈虎雏说，家中谁也不知会有这篇作品，父亲从来没同家人谈在1957年3月给中国作协递交的一份《创作计划》中，沈从文提到了两个中篇的写作安排：一是以安徽为背景，二是以四川内江丘陵区糖房生产和土改工作为背景。他在此份计划中表示："这些东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时间，又有能力可到想到地方去住住，并到别的地方去如像青岛（没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阵，工作或可望能够逐渐顺手完成，又还想试再写些短篇游记特写，照情形看来，也得在暑中或暂时离幵工作，到湘西自治州或别地方去，才有希望从比较从容情形中说动笔。如照目下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罐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问题及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望写得出什么东西。（我写什么照过去经验，只要集中来作到头脑近乎疯的情况下，文字才见出生命的！）"他在计划中虽然感到"近十年不曾好好的用笔"，对"手中的笔是否还能恢复过去的活泼"存有疑虑，但他还是提出了一个颇为革命化的创作设想：我还希望能在另一时有机会为一些老革命纪录点近代史事情，例如为何长工部长记下些有关井冈山当时情况。如记下成缋还好，就再找别的一位，如记南昌起义、瑞金扎根、长征前夕、遒义情况、延安种种……或记人，或记事，用些不同方法，记下些过去不曾有人如此写过，将来也不易有人写，而又对年轻一代能有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写。这工作似乎不能从个人愿望出发，要看以后机会条件去了。能有机会，在这个工作多尽点力，为老一代英雄先进留下些历史画像，即当成历史资料保存下来，不发表它，也十分有意义。如写得好，又还能给后一代年轻同志起些鼓励教育作用，我觉得工作就更有窻义了！(摘自1957年沈从文致中国作协《创作计划》原稿）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沈从文想为老红军记录并撰写特写之事无法实现。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工厂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1998年5月30日口述）林斤澜讲了自己所见的一件事：1961年是个小阳春。有一次在新侨饭店开会，周扬到小组会上来，陈翔鹤说："沈从文能否继续写作？"周扬一听有些不离兴，板着脸，凶得狠。他是很会当领导的，可能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能不能给他创作假，十年。〃陈翔鹤离兴地说："好!好!"陈翔鹤的过问只是一个契机，不久中宣部、中国作协有意安排沈从文"出山"。中国作协办公室1961年6月21日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上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 他将于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 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一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住宿等问题作安排。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沈从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车费，他在致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的信中写道："我希望自己花合理一些，不必要公家破费，望你能够同意，免得我住下情绪上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也失去了组织上让我休息之原来好意！国家正在事事讲节约，我们能从小处作起，从本身作起，我觉得是应当的。，'张僖于1961年7月12日回信说："旅费问题是小事，不要为这事影响休养和创作。，'他在信中还说： "如身体情况许可，兴致也好的话，可以试着写一写；否则，恐怕还是应以休养为主，不要急于写东西因而搞坏了身体。，'沈从文到青岛后，经医生检查血压偏高，心脏不适。他坚持看了几家绣艺工厂、印染厂，想在工艺上给工厂帮助。他在给张僖的信中提到自己的这个愿望："为老师傅服务、协助，（与)他们工作交换交换意见，对他们的工作或许有好处。因为每一部门生产都碰到一个民族形式学习问题，具体明白当前需要，回来时为编几本书，对千百老工人普及生产品中的提高，必有些帮助也。，'1961年7月18日，他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僂，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笔者为此走访了张僖，他对沈从文1961年的写作热情印象至深：61年那次是他一个人来到作协办公楼的，他说想写点东西，打算去四川。我说："您是老前辈，写东西好啊，您去吧， 我们跟四川分会说一下。，'他要写的张鼎和，我们都知道，他在職人有病天知否 ^^^^^^—―^抗战中写了不少抗战歌词，小有名气。那天沈从文情绪很好，我还陪他在楼里转了一圈，去他爱人张兆和的《人民文学》办公室看了一下。他很谦虚，待人随便，容易让人接近。后来我跟文物局领导王冶秋打电话，说老先生出去，请他在费用上照顾一下，给予保证。王冶秋说，我支持他到下面看看，写写东西，那也好啊！^2000年3月15日口述）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整地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沈虎雏叫张鼎和的夫人为"四舅妈"，小时留下的印象是她一脸憔悴，听四舅妈说过她在狱中备受折磨，挨了拷打，坐老虎凳。两家来往比较密切，张家大女儿被通缉，途经北平逃往解放区，就住在沈家。沈从文对张鼎和的女儿说过："我要写出你们家的事。'，沈从文一直没有忘记对张鼎和材料的收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宣部、作协出面给他安排创作假，他正式幵始准备工作。沈虎锥回忆说："他又采访了四舅妈，去宣化几次，记了有十万字的素材。当时已是生活困难时期，四舅妈的女婿还是地方的书记，但家中过得也很艰难。父亲曾想到张鼎和工作过的安徽等省去实地看看，熟悉一下乡间风貌。我的一位大舅舅曾与张鼎和有来往，日记中多有记载。他当时在贵阳教书，父亲也很想去贵阳看他。但是当时供应那么困难，到安徽、贵阳吃饭都成问题，无法成行。，'1961年冬天，中国作协组织沈从文等一批作家去井冈山体验生活。沈从文觉得这回吃住不成问题，便把素材带去，准备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完成有关张鼎和的长篇写作。可是四个多月后返京，长篇小说一字未落，只是与同去的作家们互相唱和，有生以来第一次留下了 一组旧体诗。"不过，从现在留下的遗稿看，父亲后来还是悄悄地试写了一个章节。，'沈虎雏介绍说。这一章只是一个框架性稿子，留有不少空白，但有了基本的情节、对话，人物依次出场。主要是写张鼎和牺牲后家族怎么处理后事，写了一个地主圩子里人们不同的态度。沈虑雏分析，写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他的用笔能力，也不是身体条件，而是他担心写出来会不会出问题，能不能适应新社会。当时社会上跌跟头的人太多了，那几年阶级斗争逐渐又成了主调。他对政治动向是有感觉的，知道自己大概不宜再想此事了。沈虎雏说："他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总梦想在文学上健步如飞。五十年代末就曾思考是否归队，一些好心人也劝他应该拿起笔。五十年代，胡乔木曾给父亲去信，希望为他归队创造条件。父亲没有回信。第二次文代会时，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十二位作家代表，主席对父亲说：'可以再写吧……，他对外不说，但在暗暗使劲，看看自己能否找回重新创作的能力。这是他长期摆脱不掉的念头，时常勾起联想，内心矛盾反复出现。不过，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很吓人，他写作的政治方面顾虑也就越来越重。，' 三十年惟一一次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凌宇在《沈从文传》中曾写到1958年周扬拟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人："毛主席请沈先生当文联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说，这是主席的客气话， 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文物。，'把一个被冷落多年、长时间默默搁笔的老文人突然推到文坛显耀位置，确实是惊人、变幻莫测的举动。沈从文很久以后跟沈虎雏提到被推荐出任市文联主席一事，大致说了一个轮廓："让我接老舍的班，我站起来辞谢了，会场下面鼓五十年代中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宴请沈从文等人，李维汉席间表示："党看中你们，可以提出参加申请……，，大家态度并不明朗，有的人说："我们不够条件……，，李维汉说："也可参加民主党派。，，有人说："那里的一些人太次……'，李维汉又说："你们参加进去了，不就改变领导成份了。，'据沈从文后来讲述，在场的人多数都不热心参加组织。而他则认为，自己入共产党没资格，也没有进人政治领域的欲望。家人对沈从文重新写作之类的事情有些担忧，而最操心的时刻莫过于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张兆和对1957年至今还有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 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谈到1957年反右，同事杨文和回忆说："沈先生不发言，别人找不着他什么问题。，'李之檀说："他没有讲过不满的话，领导抓不出什么问题。'，史树青表示："向党交心、反右，都躲过去了，主要原因就是沈先生不发言。沈先生曾向党交心，说我最怕划成右派，什么也不敢说。'，当时馆里鸣放时，一些同事侃侃而谈："我感觉共产党与群众有壕有沟，不容易瑱平。'，"文物可以出口，争取外汇。'，"苏联很穷，也不怎么阔。，，"农村干部都是土皇帝，农民恨他们。，'等等。结果几个月后，发言者大多打成右派。老同事张友明谈到反右时期的一些事情：当时单位共划了四个右派，按比例是够了。如果没有比例， 我担心沈先生也逃不了。有一次连着三天斗我，主要是我信仰基督教的一些问题。沈先生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一天不得不发言，也就几句话，很有意思。大意是说，"你这个人不像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比你还像……^在那样大批判的关口，沈先生的发言实际上说得很轻。他为人太好了，身上不带剌。0998年3月6日口述） 对于反右运动，沈虎雏谈到沈从文当时身上真实的另一面："父亲一向不赞成文人从政，解放前就是保持这样个人理念。那时候邀请他参加，他不干。对一些政治活动家有反感，到了 1957年，看了报上对全国著名右派的'言论，宣传，他当然不会转而认同，也不会有类似的政治主张要鸣放。，'但是，沈从文的许多熟人、好友，连他的长子不久也被打成右派。沈虎雏回忆说："哥哥成了右派，父亲心里很难过，但在家里也不太敢说打错了。学生汪曾祺也被打成右派，而且据说理由之一就是他对于沈从文的态度，为沈从文说过抱不平的话。，'〖2000年3月14 曰口述）《一点回忆一点感想》写于1957年7月，沈从文在那种高压形势下写出了下面反右的表态文字，其中的况味值得后人仔细品味，其中复杂情感谁能道得清楚呢：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饮水思源，让我们明白保护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决不能退回到过去那种黑暗、野蛮、腐败、肮脏旧式样中去……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把它和旧的种种对照对照，就知道我们想要赞美它，也只会感觉文字不够用，认识不够深刻。哪能允许人有意来诽谤它、破坏它。……就在这么社会面貌基本变化情况下，住在北京城里和几个大都市中，却居然还有些白日做梦的妄人，想使用点"政术" 把人民成就抹杀，把领导人民的共产党的威信搞垮。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到处趁势放火。……以为我几年来不写文章，就是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肚里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唯有新中国才有机会来这么作，为新中国丝绸博物馆打个基础。目下作的事情，也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人民有用。(摘自《沈从文文集》〉沈从文后来几次说过，他对反右这样的政治实在看不懂。伹不管怎么样，1961年以后的几年间，沈从文变得少见的活跃， 对文艺的看法也乐于表达。沙汀在1962年4月13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沈从文和巴金、沙汀闲聊创作的一幕。沙汀还在别的场合转述了沈从文的意见，惹得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惊讶不已："啊，他敢说这个话?"后来搞政治运动，沈从文就找机会躲着不来。有时碰到李之檀， 就悄悄地问："还没批判完？"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他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 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我怎么活呢？"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比较厉害的居然是他曾帮助过的范曾。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1962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不时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些服饰上的错误，说："错了。 ^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我们留下老人在家中吃了晚饭。记得沈先生说了这么一句："好心带他，不认人。'，〈1998年5月6日口述）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笔者在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处，看到沈从文后来在两封信中涉及此事：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作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 "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蠹人作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那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因为要求不同是事实，得承认才合理。过去搞创作失败在此，近三十年另起炉灶搞文物，到头来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特别是"四人帮"问题一公开，更证明在某一时、某种情况下，新社会做人的灵活性需要，远比工作踏实认真性重要得多。今年已七十进五了，做人倒似乎越来越天真，还不如许多二十来岁的人懂"政治世故"。(摘自沈从文1977年4月7日致汪曾祺的信） 这个新社会人都像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感。我却总是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个焦头烂额…………帮人忙却帮出个现代中山狼，在四人帮全盛时代，十分得意戳着额角告我已过了时，再无什么发言权。我见惯这类小事，还是与人为善好好告他，时间还早得很，待学才懂的还多。(摘自沈从文1979年9月中甸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的信八沈虎雏说明：此信因故未发）沈虎雏告诉笔者：1980年以后，父亲在闲谈中几次提到范曾指着他额头说'过时了'。这件事发生在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在场的还有两三人，范围很小，因而不为外人所知。由于时间久远，在场者的复述在细节上有出人，如有人回忆是另一幅历史人物像。范曾想说他从未画过屈原像，以此来解脱这件事。但是从父亲的信件和他的闲谈，我感到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存在的，而且给他印象很深。、2000 年3月14日口述）文革初期，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他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陈乔介绍说："我跟沈从文都住进牛棚里，一个屋子住好几个人，先是审查批斗，每个人挂一个黑牌子，弯腰低头。然后学毛选， 参加劳动，搞卫生。他在那种境地中还总想读一点书，考虑他的编著计划。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不读书，生活没乐趣，活得无意义。，历史博物馆批斗还算文明，而旁边的革命博物馆就比较厉害， 想办法折磨你、侮辱你，给你剃头、罚跪。沈先生也在会上表态，那段情绪不是很正常，有时哭鼻子。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带了一个注明单位、住址的卡片。，，史树青回忆道："他想参加游行，但上面说他无权加入。大干部赵尔陆跟沈先生的爱人有亲戚关系，估计他们曾在一起议论过毛主席政策的好与坏。赵尔陆文革中自杀了，沈从文觉得很惋惜。，，"沈先生在干校环境比较艰苦，搭的棚子漏雨，地上都是水，只能铺着砖头。买笔、纸要跑很远的路，他坐在床上，在家里寄来的杂志空白处，凭着记忆写东西。他觉得历博展览需要改进，要补充新材料。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馆里领导对他不好，扣服饰稿子，谈话都是训斥。工人造反，占了他的两间房，把他的书、家具扔到院子里。沈先生说：'硬木家具放在外面就毁了，你们要用就用吧。，他在小屋子里整天写稿子，屋里生了一个小炉子，也顾不上生火。我看他满屋书堆得比较乱，就用展览摆花的旧架子，搭了一个木头旧书架，放在屋里。'，李之檀感叹说道，沈先生没有遇到一个好环境，后来他在馆里实在呆不下去了。沈虎雏对父亲当年强烈的"忧馆"意识印象最深：几十年来，他始终觉得文物领域很重要，有开拓意义，可以纠正许多谬误，而且国家对挖掘研究比较重视。他感到事业有干头，可以把文学放一放。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他曾希望当局出面扣下一位美国人在滇西收集的大批文物，但无能为力。父亲既忧国忧民，又优馆。对历博抱有过离的期望，操心馆里前最。辅导这个人钻研，又鼓动人家收集资料，又让人制定进修计划。他有时愤愤不平，认为领导为何不抓业务？当和尚为何不撞钟？他的一些为社会服务的建议，馆里未必件件都支持，有些会觉得麻烦。我自己感到，父亲当年没有从另一方面体会到当领导的难处。文革中馆里进来大批有背景的人，人增加很多，可搞业务的人越来越少。杨振亚、陈乔他们既要摘批林批孔运动，又要面对大批文革遗留的问题。权力有限，处境困难。而父亲却想抓紧几年时间出成果，希望领导能支持。他与领导层产生矛盾，有过许多不满。社会处境不同，他不能理解领导受到另一面的制约。他在家中要有起码的工〗乍空间，摊开手中的研究资料。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