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一章 笼罩着悲惨命运的国家 第二章 难忘的的桦甸 第三章 吉林时代 第四章 探索新的前进道路 第五章 武装的人民 第六章 苦难的一年 第一部 抗日革命（1） 第一章笼罩着悲惨命运的国家 （1912年4月～1926年6月） 一 我的家庭 我的一生是在朝鲜近代史上民族灾难深重，悲剧重叠的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在我出生以前，我国已经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皇帝的统治权，①随着“韩日合并”条约的签署，完全移到了日本天皇的手里，我国百姓变成②了任“总督制令”摆布的现代奴隶。以悠久的历史、富饶的自然资源和秀丽的山河著称的这块国土，遭受着日军铁蹄和炮轮的践踏。 民众为丧失国权而悲愤不已。“是日也放声大哭”的余音尚未消逝，数不清的忠臣和儒生，忍不住亡国的悲痛，自尽于草野和屋檐之下，连受人歧视的屠夫们也为被放在停尸板上的国家命运发叹，以自尽反抗耻辱的“韩日合并”。 从那时起，日本在我国建立了野蛮的宪兵警察制度，不仅仅是警察和普通文官，连普通学校的教师都穿着镶有金边的制服、戴制帽、佩军刀。根据日本天皇的敕命，总督掌握了在朝鲜统率陆海军的权力和任意搏夺朝鲜民族的言论自由，束缚朝鲜人手脚的无限制的权力。朝鲜人组织的一切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都没能逃脱出被解散的命运。 朝鲜的爱国者们在拘留所和监狱里被系着铅蛋的皮鞭抽打。刽子手们原封不动地承袭了德川幕府时代审问犯人的毒刑。他们用烧红的铁棍任意烙着朝鲜人的身体。 连篇累牍的“总督制令”，使朝鲜人连衣裳也不能不泼上墨水，来自玄海滩彼岸的日本财阀，在所谓“会社令”、“调查令”等法令的庇护下，大量地掠夺我们祖国的金银财宝和各种财富。 我曾去过世界许多地方，看到了不少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但从未看到过禁止殖民地人民使用民族语言和姓氏，甚至连吃饭用的餐具都掠夺净尽的极为恶毒的帝国主义。 当时的朝鲜是名副其实的活地狱。对朝鲜人来说，活着与死去没有什么两样。列宁非常贴切而正确地指出：“日本将为继续掠夺朝鲜而战，它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刑法结合在一起，空前残酷地掠夺着朝鲜。”在我成长的那个时期，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争斗在别的大陆上也进行得很激烈。就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世界各地错综复杂的事件层出不穷：美国海军在洪都拉斯登陆；法国把摩洛哥据为自己的保护国；意大利侵占了土耳其的罗得斯岛。 在我国，“土地调查令”的出笼，弄得人心惶惶。 一句话，我出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度过了不幸的幼年时期。这样的社会背景，对我的成长不可能没有影响。 我自从听了父亲讲的我国亡国史以后，就十分痛恨封建统治阶级，我噙着眼泪下定了为恢复国家主权献出一生的决心。 。。。。。。 ①“韩日合并”：1910年8月29日日本强行吞并朝鲜。 ②“总督制令”：为了镇压朝鲜民族，掠夺朝鲜的资源，总督制定的各种反动法令。 当外国人开着军舰和火车周游世界的时候，我国的封建统治集团却仍然戴着乌纱帽，骑着小毛驴！成天吟风咏月，虚度了几百年的岁月。当东西方的侵略势力带着舰队来攻打我国的时候，他们打开了关得那么严实的锁国之门。从此，封建王朝变成了听任外部势力摆布，争权夺利的交易所。 历来崇洋媚外而又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集团，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仍在列强的操纵下进行勾心斗角的派系斗争。结果是，今天亲自派得势，就由日本军队守卫王宫；明天亲俄派得势，就由沙俄军队守卫王宫；后天亲清派得势，就由清朝军队把守宫廷。堂堂的一个国家的王妃在宫廷中死于外国恐怖分子的刀下（1895年“乙未事件”），国王竟被外国公使馆囚禁了一年（1896年“俄馆播迁”）；国王的父亲被劫持到国外去过流放生活，却还非要向外国人谢罪不可。 在连王宫的守卫都交给了外国军队的情况下，由谁来保卫和治理这个国家呢？ 在辽阔无边的世界上，家庭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然而，这一滴水珠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把亡国的悲惨命运强加于朝鲜的近代历史的浪潮，也无情地冲进了我的家庭。但是，家里的人们没有在其威胁面前屈服，而是同全民族休戚与共，毫不踌躇地投入了时代的风暴之中。 我一家，是在我的先祖金继祥那一代，为了生存，从全罗北道的全州迁到北方来的。 我们家在万景台安家落户，是在曾祖父（金膺禹）世代。曾祖父出生在平壤的中城里，自幼务农。因家境贫穷，19世纪60年代，跟住在平壤的地主李平泽说好，替他守墓，于是搬到了万景台，住进了那家地主的守墓房。 万景台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我家旁边的山叫南山，爬到山顶上向大同江俯瞰，是一片美丽如画的风景。外地的富豪官僚都争先恐后地买下万景台一带的山地，修造祖先的坟墓，就是因为这一带的风景特别好。这里还有平安监事的坟墓。 我们一家祖祖辈辈都是佃农，家境十分贫寒。我的祖辈三代都是独生子，到我祖父（金辅铉）一代，生下了六个兄妹，人口增到十来个人。 祖父为了让子孙能够糊口，从没有歇过手。在别人都熟睡的凌晨，他就到村里东奔西走地捡粪；夜里则坐在油灯下搓草绳，打草鞋，编草席。 祖母（李玉益）也是白天黑夜地纺线。母亲（康盘石）带着叔母（玄养新）和姑母（金九日女、金亨实、金亨福）白天到地里除草，夜里织布。 因为家里太穷，大叔父（金亨禄）九岁时只学了一点《千字文》，从没有上过学，自小就帮助祖父种田。 全家老小都拼死拼活地干活，却常年连粥都喝不饱。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吃的是没去皮的高粱米米查子熬的粥，吃起来扎喉咙，咽不下去。吃水果，吃肉，更是连想都不敢想。有一次，我的脖子上生了火气（一种地方病），祖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猪肉，我吃了它，火气顿时就消了。从此以后，我每当想吃猪肉的时候就想，再生点火气该多好。 我在万景台度过幼年时代的时候，祖母常常为家里没有一个挂钟而叹息。她是一个没有物欲的人，但是唯独对一家邻居的挂钟十分羡慕。她羡慕邻居的挂钟，是从我的父亲入了崇实中学时开始的。因为家里没有挂钟，她天天夜里不能安心睡觉，只好眯一阵醒一阵，天不亮就起来，估算着时间，急忙做早饭。因为从万景台到崇实中学，足有30多里地，不早点做早饭，我的父亲就会迟到。有的时候她半夜里起来做好早饭，却不知道是几点了，只好蹲在锅台边上，睁着眼睛等好几个钟头，坐等东边窗户发亮。这样的时候，祖母就对我的母亲说：“到邻居家去问问现在几点了。”母亲走了出去，却不好意思叫醒人家，连人家的院子她都不敢进去，只好蜷缩在篱笆外边，等着他家的挂钟发出的当当报时声。挂钟响过以后，母亲这才回来把时间告诉祖母。 当我从八道沟回到家乡来的时候，叔母在问过我父亲的情况以后说，你父亲过去上学路远，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住到七谷外婆家去，离学校近，该多好啊。 直到解放，我们家始终没能挂上一个我祖母那么羡慕过的挂钟。 我们一家人，虽然过着吃不饱的苦日子，但是对亲骨肉和乡亲的关心、照顾和帮助却是十分真诚的。 “没有钱可以活，没有人缘却活不下去。”这是祖父常常告诫子孙的话，也是我们家庭的座右铭。 我的父亲对新事物很敏感，学习热情很高。他在私塾学《千字文》的时候，就很想到正规学校去读书。 ①在发生“海牙密使事件”的那年夏天，在鹫鹰村举行了顺和、楸子、七谷、新兴这四个学校学生的联合运动会。这天，父亲作为顺和学校的选手参加了运动会，在单杠、摔交、赛跑等好多项目中都夺得了冠军。但是跳高项目的冠军却被别的学校夺走了，因为在跳高时他头上的辫子缠住了横竿，丢了分。 运动会结束后，父亲就到学校后面的山上，一下子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他无视沿袭了几百年的旧习俗，而且未经父母的许可，断然剪掉了发辫。这在当时，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祖父听说这事以后，大发雷霆，说是闯下了大祸。我们一家人从来都是刚强有主见的。 后来听说，那天父亲怕祖父发脾气，不敢进屋，只好在篱笆外面打转。 曾祖母把我父亲从后门领进屋里来给饭吃。曾祖母特别疼爱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是我家的长孙。父亲常说，他能够入崇实中学，也是因为有曾祖母的支持。当时，在封建意识还很浓的情况下，我祖父那一代人不喜欢新式学校，是曾祖母说服了我祖父，才让父亲入了新式学校的。 父亲入崇实中学是在国家沦亡后的第二年（1911年）春天。当时正是提倡开化的初期，贵族们上新学堂的很少。像我们这样连米查子粥都吃不饱的穷人家，供子女上中学，确是十分吃力的事情。 听说当时崇实中学的学费每月要缴二圆。为了交这二圆学费，母亲还到顺和江去捡河蚬，祖父种香瓜，祖母种小萝卜，才15岁的大叔也打草鞋，拿去换钱。父亲也为了挣学费，每天放学后留在学校办的实习场里做苦工，直到傍晚。然后又到学校图书馆读几小时的书，深夜才回家，睡一两个小时，第二天凌晨又上学去。 。。。。。。 ①海牙密使事件：1907年，朝鲜高宗皇帝的密使参加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野心，呼吁支援朝鲜独立，密使中的一人李俊剖腹自杀，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如上所述，我的家庭，是一个在当时朝鲜的任何一个农村、任何一个城镇都能见到的那种简朴而平凡的家庭，是一个极为平凡，毫无特殊的穷人家庭。 但是，只要是为祖国为同胞的事情，我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挺身而出，不惜献出一切的。 曾祖父虽是一位给别人守墓的人，却是一位热爱乡土，酷爱祖国的人。 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船“舍门”号沿着大同江逆流而上，停泊在头老岛的时候，曾祖父同村民一道，把各家备户的缆绳都集中起来，一道道横在万景峰和江对岸的昌鸟游岛之间，并从山顶上推下大石块，阻止贼船前进。 当他听说贼船窜犯到羊角岛，开枪打炮，杀人放火，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时，便立刻带领村良直奔平壤城。当时，城里的人民群众同官军一道，把许多装满柴草的小船连成串，点上火，顺流推下，烧沉了贼船，把美国海盗全部葬身在水里。在这场奋战中，祖父也作出了贡献。 “舍门”号被击沉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又派军舰“谢南迪亚”号，一直进犯到大同江入口，大肆烧杀掳掠。这时候，万景台的人民群众也组织义兵，齐心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斗。 祖父常说：“男子汉应战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沙场上。”他经常教育我们全家人都要为国尽忠，而且不惜把自己的子孙献给了革命斗争。 祖母也教育子孙要刚直不阿，坚强不屈。 有一次，在严寒的冬天，日本人把我的祖母拉到满洲的山野拖来拖去，百般折磨她，企图迫使我祖母诱我“归顺”。但是，我的祖母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痛骂敌人，表现了作为革命家的母亲、革命家的祖母的气概。 我的外祖父（康敦煜）在故乡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教育青少年。他是一位为教育后代和争取国家独立献出一生的热诚的爱国者和教育者。我的大舅（康晋锡）也是一位早年投身于独立运动的爱国者。 我的父亲从我小时起就孜孜不倦地教育我，让我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 也是从这种愿望出发，父亲给我起了“成柱”这一名字，意思是希望我成为国家的顶梁柱。 我父亲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带着两个弟弟，在我家旁边种了三棵象征三兄弟的白杨树。那时候，万景台还没有白杨树。那天，父亲对他的两个弟弟说，白杨是一种长得快的树，我们三兄弟要像白杨树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过上幸福的生活吧。 后来，为了革命工作，父亲离开了万景台。接着二叔（金亨权）也走上了斗争的征途。只有大叔一个人留在万景台老家。 那三棵白杨长得很好，很快就长成了大树。树荫越过地界，一直投到地主的地里。地主借口有树荫遮着良田会降低产量，蛮横地砍掉了我家那三棵白杨。尽管这样，谁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就是这样一个不公道的社会。 解放后，我回家听到这件事，感到既惋惜又气愤，就越发想起父亲的纯洁而高尚的夙愿。 令人惋借和气愤的何止这一件事。在老家的前边原先有过好几棵水曲柳，我小时候常常领着小朋友爬上去玩。可是我回到阔别20年的老家时，那棵靠近我家的水曲柳竟然不见了。 祖父告诉我那是大叔砍掉的。原来，这里也有令人气愤的故事。 大平派出所的警察为了监视我家，天天来这里值班。大平与万景台有一段距离，因此，每到夏天，警察就把这个有水曲柳树荫的地方当成他们的“办事处”，盘坐在树荫下，动不动就叫来村里的人进行审讯，没事就扇着扇子乘凉，睡大觉，有时杀鸡喝酒，还向我的祖父和大叔寻衅闹事。 有一天，我那老实憨厚的大叔，突然挥起斧头，一口气砍倒了那棵水曲柳。祖父说，当时他看见了这情景，但根本不想阻止。他说：“俗话说，三间房虽已烧光了，可看到臭虫也都烧死，心里倒是挺痛快。”听了祖父的话，我不禁苦笑。 我的祖父和祖母，因为有闹革命的子孙，受尽了苦。他们在严重的苦难和残酷的迫害下，坚守了气节，顽强地坚持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统治的末期，强迫朝鲜人改用日本式的姓名，但我的祖父母没有听从。在我的家乡，直到解放坚持没有改用日本式姓名的，只有我们一家。别人都改了姓，因为不改姓，在城市里日本官厅不发给粮食，活不下去。亨禄大叔因为坚持不改用日本姓，多次遭到毒打。 警察问他：“从今天起，你不是金亨禄。你叫什么名字？”大叔回答： “我叫金亨禄。” 警察扑过来打他的耳光，然后再问：“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他仍不改口，坚持说：“我叫金亨禄。” 警察气极了，打得更狠。我的大叔只要回答一声他叫“金亨禄”，警察就打他一拳，可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屈服。 当时，祖父对大叔说，你没改成日本名字，做得对。现在，成柱一正跟日本鬼子打仗，你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那还行吗？就是被打死，也绝不能改用日本名字。 我家里的很多人在辞别祖父和祖母，离开故乡的时候，都留下了一定要光复祖国后再回来的誓言，健步走出了柴门。但是，在他们当中，回到祖国来的只有我一个。 为独立运动献出一生的父亲，32岁时在异国他乡与世长辞。男子3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葬礼结束后，从故乡赶来的祖母，来到抚松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前放声痛哭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六年后，我的母亲，没能等到祖国独立的那一天，在安图逝世。 母亲去世后加入游击队扛枪作战的弟弟哲柱也牺牲了。因为他战死在战场上的，所以，连遗骸都没能找回来。 又过了几年，被判了长期徒刑后关在麻浦监狱中的二叔，因遭到敌人残酷的严刑拷打，死在狱中。当时，我家收到了一份领尸的通知，却因为没有钱，没能领回来。所以，我二叔的遗骸就埋在麻浦监狱的共墓里。 在20年的岁月里，我们一家许多生机勃勃的人就这样死在人地生疏的他乡异邦，化作一把泥土分散在天南海北。 解放后，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迎至柴门外，搂着我，捶着我的前胸，说道：“你把爹妈都丢在哪里，一个人回来了？一起回来不成吗？” 祖母都这样悲痛万分，而我却把躺在万里他乡的生身父母的遗骸，都没能运回来，只身走进老家柴门的人，心里又该多么痛苦啊！ 从此以后，我每当走进别人家柴门的时候就想，这一家里走出这扇柴门的亲人该有多少？没能回来的又有多少？这个国度里所有的柴门，都有着亲人洒泪离别的悲痛，都有着对那些永远不能回来的亲人的深切怀念，都有着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胆的痛苦。这块国土上的成千上万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为光复祖国，献出了生命。我们的民族，越过鲜血、眼泪和叹息汇成的大海，冲过枪林弹雨，争取祖国的光复，竟花了36年的漫长岁月。这是浴血奋战的36年，我们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浴血奋战，没有作出这样的牺牲，还能想象有今天的祖国吗？无疑，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必定成为一个耻辱的奴隶生活仍在持续的痛苦而不幸的世纪。 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种了一辈子地的乡下老人。但我要说句真心话，我佩服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我从他们的革命精神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认为，把子孙们拉扯大，送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然后默默地忍受随之而来的种种苦难和折磨，还坚持不懈地给子孙们作后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和一两次的战斗或几年的监狱生活所不能相比的。 我们一家遭受的这种不幸和苦难，只是失去国家的我们民族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的缩影而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千百万朝鲜人被饿死、冻死、烧死和打死。 国家沦亡了，人和山河都不会安宁。在被沦陷的国家里，就是那些卖国求荣的奸臣逆贼，也必然不能高枕无忧。人，即便活着，也不如丧家之犬；山河，虽依旧存在，却难以保持本来的面貌。 最早认识这种道理的人，叫先觉者；卧薪尝胆，努力改变国家悲惨命运的人，叫爱国者；自己变成一团火，照亮人们看到真理，唤起千百万人民去推翻旧社会的人，叫革命者。 我的父亲，是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于1894年7月10日诞生在万景台，1926年6月5日，在国破家亡，暗无天日的深夜含恨去世，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 我于国家沦亡后的第二年，即王子年（1912年）4月15日出生在万景台，是父亲金亨稷的长子。 二父亲和朝鲜国民会 我的父亲把“志远”这一思想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家里就不用说，顺和学校、明新学校等他所到的地方，他都用毛笔写出“志远”这两个大字，贴在墙上。 我父亲写的毛笔字，是很有水平的，他的墨迹至今还保存着一些。 当时很重视书法，把著名人物和书法家的字画做成挂轴、匾额或屏风点缀屋子，成了一种风气。因此，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只是把父亲贴的“志远”二字，当成一般的字画看待。这两个字，父亲不作任何裱褙，只是把它贴在醒目的地方。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要热爱祖国。他告诫我，要真心热爱祖国，就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志远”，就是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的意思。 父亲教自己的儿子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这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不论是做什么事情，如果不抱着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不勤奋努力，是不能成功的。 “志远”的含义，不是以追求个人的立身扬名、荣华富贵为目的的庸俗的人生哲学，而是教育人们在为祖国和民族的斗争中寻求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革命的人生观，是激励人们前仆后继坚持斗争，一定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为什么要有雄心壮志的道理。把它概括起来说，就像一部我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历史。 父亲说： 我们朝鲜，本来是一个国力极强的国家。武功发达，打仗从来没有败过；文化发达，其光辉直照到隔海相望的日本。可是，如此强盛的国家，由于李朝500年的腐朽政治，一朝之间落到了亡国的悲惨境地。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日本鬼子用刀枪吞并了我们国家。把国权出卖给① 日寇的奸臣，叫做“乙巳五贼”。然而朝鲜的灵魂，这些逆臣是出卖不了的。 义兵高举扎枪，呼喊了“灭倭复国”的口号；独立军用火绳枪打死了侵犯国土的敌人。有时，人民起义，高呼万岁，投掷石头，到处打击敌人；人人大声呐喊，向人类的良心和世界的正义发出呼吁。 崔益铉被动至对马岛，拒不食倭贼的饭，以绝食殉国；李俊在帝国主义② 列强代表们的面前，切腹自尽，显示了朝鲜民族真诚的独立精神；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伊藤博文，高呼独立万岁，表现了朝鲜人的气概。甚至年逾花甲的姜宇奎老人，也向齐藤总督投掷了炸弹；李在明为报亡国之仇，用短剑刺了李完用；闵泳焕、李范晋、洪范植等爱国忠臣以自尽的方式号召人民维护国家的主权。 曾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民族还开展了叫作“国债偿还运动”的令人心酸的运动。所谓国债，指的是日俄战争以后从日本借用的贷款中未偿还的1300③ 万元的债。为了还清这个债，全国的男子都戒了烟。甚至高宗皇帝也以戒烟参加了这一运动。妇女们捐出了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和佩带的首饰；姑娘们献出了自己的嫁妆；连富贵人家的婢女、针娘以及糕饼贩子、蔬菜贩子和卖草鞋的，也都为了偿还国债，毫不吝啬地捐出了浸透汗水的零碎钱。尽管这样，我们的国家还是没有保住独立。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用一定要收复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意志去发动全国人民，培养能够击退敌人的力量。只要有坚定的决心，就能培养这种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就能打退任何强大的敌人。 只有唤醒并发动全国老百姓，才能恢复国家主权，而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正因为这样，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每当我的父亲，拉着我的手，爬上万景峰或下山回家的时候，常常给我讲这些话。父亲的教导，是贯串着爱国主义思想的。 有一次，父亲对我的祖父和祖母说： 。。。。。。 ① 乙巳五贼：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侵略性的“韩日协约”（“乙巳条约”）时，向日本屈服的五个卖国大臣，即学部大臣李完用、内部大臣李址镕、军部大臣李根泽、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外部大臣朴齐纯。 ② 安重根（1879～1910）：黄海道海州人。独立运动者。从17岁起研究军事学。作为西北学会会员从事过教育活动。1907年底，到俄国滨海省去作为反日义兵队指挥员进行活动。1909年6月，率领300多名义兵攻打咸镜北道庆兴（现在的恩德）的日本守备队。1909年10月，在哈尔滨站击毙以“北满视察团”的名义到满洲的侵略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 ③ 高宗皇帝（1864～1907年在位）：李氏王朝的第26代皇帝。 “不能光复祖国，还活着干什么？我就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打败日本鬼子。如果我在战斗中倒下了，就由我的儿子来干；要是儿子不能成功，就由孙子来接着战斗，反正一定要争取国家的独立。”当我原以为有三四年就能结束的抗日武装斗争，后来竟转入长期战的时候，我回味过父亲的上述教导；解放后，国家被分割成北南两部分，分别走相反道路，我又亲身经历了这一长期的民族分裂的悲剧，不禁又重新回忆起父亲的上述教导，对其深刻的含义敬佩不已。 可以说，父亲讲的话，就是他心中的“志远”的思想和信念，就是光复祖国的思想和志向。 父亲在家境那么贫困的时候，下狠心入崇实中学读书，就是为了实现“志远”这一远大抱负。 ① 从甲午改革到签署乙巳条约的十多年，是我国乘着内政改革之风，为建立现代的教育制度而努力的时期。在汉城，举起主张新教育的火把，开办了培材学堂、梨花学堂、育英公院等学校，开始讲授西方的新学问。崇实中学，也正是这个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朝鲜西部地方作为传教的一环建立的学校。 崇实中学招生是面向全国的。大批崇尚新学问的青年来报考这所学校。 崇实中学设的历史、代数、几何、物理、卫生学、生理学、体育、音乐等现代科目，吸引了希望克服国家落后状态，愿与世界新潮流同步前进的青年人的心。 我父亲曾说，他也是为了学新学问才入了这个学校的。私塾里教的晦涩难懂的四书五经等旧学问，是与父亲的求学欲是格格不入的。 在崇实中学，涌现了许多后来在独立运动中开展积极活动的著名爱国人士，这是与传教士们的教育目的不相符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议政院第一任副议长并接任过议长的孙贞道，临时政府末期任过国务议员的车利锡，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有才华的爱国诗人尹东柱也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康良煜先生也上过这所学校的专业班。当时，这个专业班叫做崇实专业学校，中学班叫做崇实中学。因为从崇实学校中涌现了许多反日独立运动者，日本人说这所学校是抗日思想的策源地。 “学文化，要为朝鲜而学；学技术，也要为朝鲜而学；信仰上帝，也要信仰朝鲜的上帝。” 父亲用这种思想开导他的同学，团结了一批爱国的青年学生。 在父亲的领导下，崇实中学里成立了读书会和一心亲睦会。这些组织，一面用反日思想教育学生，一面在平壤城内外和邻近地方积极开展群众启蒙活动。1912年12月，还在校内举行了反对学校当局的非人虐待和剥削行为的同盟罢课。 在中学读书期间，一到假期，父亲就到安州、江东、顺安、义州等平安南、北道和黄海道一带的许多地方去，开展群众启蒙工作和争取同志的工作。 可以说，父亲在崇实中学时期的最大收获，就是争取到了许多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 在崇实中学的同学中，有很多与我父亲思想投机，感情深厚，共同忧国忧民的人。他们都是胸怀开阔，学识渊博，才貌出众，遐迩闻名的先进青年。 这些同学中，出身平壤的人可以举出李辅植。读书会、一心亲睦会，李 。。。。。。 ① 甲午改革：1894年成立的内阁实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亦称甲午更张。 辅植都参加了，后来为组织朝鲜国民会作出了很大贡献，三·一人民起义时，他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家住在烽火里的时候，他为了见我的父亲，多次来过明新学校。 平安北道出身的同学中有白世彬（白永茂），是枇岘人，同我父亲交往甚密。我父亲去平安北道的时候，多半都是由他做向导的。他是朝鲜国民会国外通迅员。1960年12月，在南朝鲜成立了“民族自主统一中央协议会”，听说白世彬当时作为这个中央协议会的委员进行了活动。 朴仁宽是崇实中学时期跟我父亲同住一个宿舍的人。我父亲在入学初期也曾住过学生宿舍。1917年春，朴仁宽到黄海道殷栗去做光宣学校的教员，并在那里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他奔走在松禾、载宁、海州等地开展活动，结交同志时被捕，在海州监狱蹲了一年牢。他在光宣学校当教员的时候，学生们以《半岛和我们的关系》为题作的文章，现在陈列在殷栗事迹馆里。读了这篇文章，就能看出当时受朝鲜国民会影响的学校学生的思想动向和内心世界的一部分。 在独立运动者中，同我的父亲关系最密切最深厚的是吴东振。我父亲在崇实中学的时候，他就经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安昌浩开设的平壤大成学校的学生。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超过了纯粹人情关系的思想政治关系，因此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真挚而火热的。听说，他最初同我父亲的思想产生共鸣，是1910年春天在庆上沟练兵场（李朝末期兵营前的练兵场）举行的运动会上。 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有来自平壤、博川、江西、永柔等地的一万多名青年学生。 这天，在运动会结束后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我父亲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应当反对部分学生提出的我国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就要接受日本文明的主张。他说，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就应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的演讲，引起了听众的注意。当时的听众中，就有后来成为正义府司令的吴东振。 后来，吴东振每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就感慨万分他说：“那一天，金先生的演讲大大地感动了我。” 从1913年起，他以批发商的身份往来于汉城、平壤、新义州等国内主要城市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每次来去，都到我家来看我的父亲，就独立运动的未来进行探讨。 最初，我以为吴东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商人，后来迁到八道沟和抚松去住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 这个时候，吴东振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一提松庵吴东振，没有人不知道。凭他的财产和背景，他完全可以不走艰险的革命道路，也能生活得很好，可他还是直接手持武器，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吴东振对我父亲非常尊敬，十分友好。他家在义州，来找他的客人络绎不绝。他索性把外屋整个地腾出来做了专供客人住的宿舍。因为客人太多，他特地雇了一个厨娘，专给客人做饭。但是，我父亲一去，他就不让我父亲住外屋，而是请到里屋去住，而且让他的夫人亲自下厨房烧饭做菜。 有一次，吴东振偕同夫人到我们家来，我的祖母把盛饭的有盖铜碗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们。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介绍吴东振，固然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挚友和同志，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同我的青年时代有极深的关系。我从小就对他有特殊的感情。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吴东振被日本鬼子逮捕了。过了几年以后，193z年3月初，当我为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而奔走在间岛一带的时候，吴东振在新义州地方法院受到审判。我过去听到甘地的预审记录文件有2.5万页，大吃一惊，而吴东振的预审记录文件竟有3.5万页，共64卷之多。 审判他的那天，有几千名旁听人拥进了法庭，原定早晨开审的法庭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勉强开庭。在法庭上，吴东振拒不接受日本人的任何审理，还跳到婶判长的座位上放声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震撼了整个法庭。 日本审判官惊慌失措，急忙停止公审，然后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胡乱地作出了判决。他们在审理上诉时，判了他终身徒刑。吴东振终于死在狱中，没有看到解放的那一天。 当我们为了组建游击队而艰苦奋斗的时候，报纸上登载了反映吴东振在敌人法庭上凛然大义的气概和斗志的审判纪实，还登载了他被押送到平壤监狱时照的戴着篓子帽（扣在囚犯头上的类似篓子的草帽）的照片。当时我看着他的照片，感慨万分，深情地缅怀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如上所述，我父亲在崇实学校时期亲密相处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家，后来都成了朝鲜国民会的骨干。 父亲在崇实学校辍学后，在万景台的顺和学校和江东的明新学校教书，为教育后代作出了努力，同时为了团结同志而倾注了心血。据说，父亲辍学是为了扩大革命活动场地，开展积极的实际斗争。 父亲在1916年的假期去过间岛。他当时与哪条线取得联系是不得而知的。他经过间岛到上海，还同孙文的国民革命派接上了头。 父亲对孙文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据父亲说，在中国，男人剪掉发辫，每星期休息一天的制度得以实施，都是资产阶级改革派付出努力的结果。 父亲特别赞扬孙文作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纲领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 －三民主义以及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还说，孙文是度量宏大，意志刚毅，且有先见之明的革命家。可是，父亲说，孙文在建立中华民国后，以建立共和制和清朝皇帝退位为条件，把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是失策。 我小时候，还多次听到父亲谈论朝鲜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父亲对金玉均领导的甲申政变以“三日天下”告终，深表惋惜。他曾说，开化党提出的革新政纲中，关于人权平等、废除门阀、录用人才、暗示废除对清朝的从属关系的独立思想等，都是进步的。我听了父亲的评价后，认为金玉均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想，如果他的改革运动没有失败，也许朝鲜的近代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后来，我们找出金玉均的改革运动及其政纲的局限性，并以主体的观点做了分析。 教过我们朝鲜历史的老师们，大体上都把金玉均定为亲日派。解放后，我国学术界也曾长期给金玉均贴上了亲日派的标签。他在准备政变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这成为认定他亲日的根据。我认为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对历史学者们说，金玉均在改革运动中，没有注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因为他依靠了日本的力量，就把他评为亲日派，那就会陷于虚无主义。他利用日本力量的目的并不在于搞亲日的改革，而是基于对当时力量对比关系的精细考虑，要使之有利于开化党一边。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策略。 父亲曾说，金玉均的政变落得“三日天下”的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派不相信老百姓的力量，而只依靠了宫廷内部势力，应该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猜想，父亲当时到间岛和上海去的目的，是要直接去了解国外独立运动的实况，争取新的同志，以便建立日后的斗争方略。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问题还不大成熟，还没有形成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的方式和方法。 父亲到间岛和上海去的时候，中国革命由于军阀内战，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经历着一进一退的严重挫折。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外来势力。然而，流亡海外的许多独立运动者却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只是探讨应该借助于哪个大国，以空谈消磨时间。 间岛的形势，使我父亲更坚定了要靠朝鲜人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信念。父亲从间岛回来后，为了教育群众和团结同志，废寝忘食地工作。 这时，我们离开万景台，搬到烽火里住。父亲和在万景台时一样，白天在明新学校教书，晚上，到夜校去进行群众启蒙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家。 有一次，我在一个学艺会上，按着父亲写的讲稿做了反日演说。 当时，父亲创作了很多革命诗歌，教给学生。 有很多独立运动者到烽火里来找父亲。父亲也常为找同志到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以及黄海道一带去。在这过程中，培养了骨干，并打下了群众基础。 1917年3月23日，在平壤学堂谷李辅植家里，父亲同张日焕、裴敏洙、白世彬等爱国的独立运动者一道，成立了朝鲜国民会。加入朝鲜国民会的青年战士们，割破手指写下了血书“朝鲜独立”、“誓死”。 朝鲜国民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目的是，全体朝鲜民族团结一致，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真正的文明国。它是在三·一人民起义前后，朝鲜的爱国者在国内外组建的许多组织中规模最大的反日地下革命组织。 1917年，国内还很少出现秘密组织。韩日合并后组织起来的独立义军部、大韩光复团、朝鲜国权恢复团等各团体，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到了这个时期全被解散了，当时，一旦查出谁在搞地下活动，一概逮捕论罪，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敢参加那种活动。就是有志之士，在国内也一筹莫展，只能到国外去组织各种反日团体。连这种勇气也没有的人，就在朝鲜境内，在总督府的许可下，搞一些不触犯他们的消极活动。 就在这样的时候，朝鲜国民会诞生了。朝鲜国民会是具有彻底的反帝、自主立场的革命组织。它的宗旨中阐明：欧美势力将在东洋扩展起来，日本必将同他们争夺霸权，待到那个时候，朝鲜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达到朝鲜独立的目的，为此要谋求团结同志，并作好准备。从它的宗旨中可以看出，朝鲜国民会与寄希望于外来势力的人不同，是站在朝鲜独立必须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来争取的自主立场上的。 朝鲜国民会订出远大计划，要派同志们到间岛，把那里变成独立运动的策源地。 朝鲜国民会的组织很严密。朝鲜国民会吸收成员要经过锻炼和考验，并进行严格选拔，建立纵向组织体系。委员之间使用暗号，秘密文件也都用暗号编写。朝鲜国民会决定每年在崇实中学开学那天召开会员的定期会议。朝鲜国民会后来组织了学校契、碑石契、乡土契等合法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掩护。朝鲜国民会下设区域长。为了同国外人士取得联系，还在北京和丹东分别派了通迅员。 朝鲜国民会是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的组织。朝鲜国民会吸收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军人（独立军）、商人、宗教徒、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群众入会，它的组织，国内自不用说，还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北京、上海、吉林、抚松、临江、长白、柳河、宽甸、丹东、桦甸、兴京等地。 在成立和扩大朝鲜国民会的过程中，我父亲结识了很多同志，如张哲镐、康济河、姜镇乾、金时雨等。父亲为了寻找和联系他们所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为了争取一个同志，他常常不辞辛苦，跋涉千里。有一次，吴东振在去黄海道的途中，突然来到我家，和父亲会面。那天，吴东振显得容光焕发，格外开朗。他高兴他说，他碰上了一个出色的人。他说： “这人名叫孔荣，是碧潼人，年纪还很轻。见识高，九尺高的大汉，又是个美男子。人很稳重，还会拳术，若在过去，无疑是兵曹判书之材哩。”父亲一听，也高兴他说：“自古说，伯乐之功高于千里马，这么说，吴先生的这次碧潼之行给运动立下了一大功绩喽。”吴东振走后，父亲叫大叔编几双草鞋，第二天，我父亲穿上新草鞋就上路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父亲才回来。不知他走了多少路，连鞋帮绳都断成一截一截的了，可是父亲一点也没有显出疲惫的样子，而是满面笑容地走进了院子。 父亲见过孔荣回来，非常满意。 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热爱和珍视同志的重要道理。朝鲜国民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自“韩日合并”后，父亲多年来在国内外积极开展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的总结。无疑，父亲是打算通过这个组织打开一个大局面的。 不料，这个组织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191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现了有关朝鲜国民会的线索。 刮大风的一天，三个警察突然闯进正在上课的明新学校教室，不问青红皂白地逮捕了我的父亲。 跟着我父亲到麦田渡口的一位姓许的人在渡口，受父亲的嘱托，跑来找我母亲。 母亲按照父亲的嘱托，上屋顶取出秘密文件，扔进灶坑烧掉了。 从父亲被捕的第二天起，烽火里的基督教徒们就聚在明新学校，为我父亲的释放做了早祷。平壤和江东的人民群众拥到平壤警察署，提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我父亲。 住在万景台的祖父，听说要审判我父亲，便叫大叔到平壤警察署去问我父亲，要不要请律师。叔叔对父亲说，就是变卖一些家产，也要在审判时请律师来辩护。父亲一听这话，马上就不让他说下去了。父亲说： “律师用嘴说话，我也用嘴说话，不必花钱去请律师。我根本没有罪，没有必要辩护！” 日本帝国主义在平壤地方法院对我父亲进行了三次审判。每次审判，父亲都坚决表示抗议，说，朝鲜人爱自己的祖国，为此做了点事，要论什么罪？ 我不能承认当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审理。 于是，审判拖延下去。在第三审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判刑。 父亲被逮捕后，亨禄叔叔和二舅（康用锡）一起到烽火里来，要把我们接回万景台。可是，母亲对他们说，要在烽火里过冬。其实，母亲那时决定不搬回万景台，是为了同那些找我家来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和反日运动者接上头，并处理一些善后工作。母亲把善后工作作完后，第二年春天，才领着我们回万景台。那时，我祖父和外父一道，拉着牛车到烽火里来搬走了家档。 那年的春天和夏天，我过得很不愉快。我问母亲，过多少天爸爸才能回来。而母亲总是用“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句话来搪塞过去。有一天，母亲领着我到万景峰的秋千场去。她抱着我坐在秋千上，对我说： “曾孙（金日成主席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称金日成主席为”曾孙“，故母亲也称他为曾孙），那前边大同江的冰都化了，树上长出了绿叶，可你爸爸还不回来。爸爸是为光复自己的国家斗争的，那能算什么罪呢？你要快快长大，替爸爸报仇。你长大了一定要成为光复祖国的英雄。”我回答说，一定要做到。 后来，母亲好几次瞒着我去探监。可是，她从不提起监狱里的事。 有一次，母亲说要到八谷去弹棉花，带着我进城去。母亲顺便到七谷外祖父家，托他们给弹棉花，然后径直到平壤监狱去了。那时，外祖母一再叫母亲一个人去探监，把我留下。外祖母说，怎么能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去探监？小孩子看到铁栅栏里的爸爸，还不吓坏啦。她坚决反对带我去。那时我才六岁。 我走过普通江上的木板桥，一眼就认出了监狱。虽然没有人告诉我监狱是什么样的，但从不同一般的建筑样式和它周围阴森的气氛中，我自己认定那就是监狱。监狱的建筑看着都能叫人吓掉魂，实在阴森可怕。铁门、围墙、望楼、铁栅栏不必说，连门岗穿的黑衣服和他的眼神，都像凶神恶煞似的，杀气腾腾。 我们走进去的探监室，连一线阳光都照不进，很昏暗。屋里的空气浑浊，令人发闷。 在那样的环境里，父亲却和平时一样微笑着。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地对母亲说，带孩子来，这很好。父亲穿着囚衣，而且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他脸上、脖子上、手脚上都有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他倒为家里的人担心。父亲是那么气字轩昂，以致看上去虽然叫人心痛，但又觉得值得骄傲和自豪。 “这些日子你长高了。回家要好好听大人的话，要好好用功！”父亲对看守连理都不理，只是朝我从容他说着话。声音也和往常一样，一点也不差。我一听这声音，眼泪涌了上来。我大声回答说：“是，爸爸，你也快点回家来吧。”父亲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他对母亲说，如有卖毛笔的或卖篦梳的到家来，要好好帮他们。他这是指革命同志说的。 那天，父亲那坚贞不屈的姿态给我留下了平生难忘的印象。 那天，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就是在探监室见到了李宽麟。当时，她是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生，同时作为朝鲜国民会会员进行活动。 真是万幸，警察的黑手还没有伸到她那里。 李宽麟带着一个同学（朝鲜国民会会员）一起来看我父亲。在封建观念还很浓的时代，一个女子到监狱来，而且是来探望一个思想犯，的确是不易的事。在那个世道，这事若传出去，连出嫁都困难。在那种时候一位打扮时髦的新女性来见思想犯，连看守都大吃一惊，以致对她特别小心。李宽麟却十分开朗地安慰了我父亲和母亲。 那时，我到监狱去看父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母亲把我带到监狱去的深刻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身上的创伤，使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恶魔的毒狠。我从父亲身上的创伤上，直接地、实际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象，这远远胜过世界许多政治家、历史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所能给予我的形象。 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亲身受过多少日本军警的害。我只是曾经看到，为调查户口、检查卫生来到万景台的日本警察，硬找碴儿寻衅闹事，用鞭子捅破、撕掉门上的纸，把门扇扔到锅上，把锅磕破砸坏的情形，还没看到过他们把无辜的人，打得那么伤痕累累。 我在那时看到的父亲身上的累累伤痕，在我进行抗日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的脑海。那次探监时所受的冲击，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1918年秋，父亲刑满出狱。大叔和祖父抬着担架到监狱去接他，邻居们都聚集在从松山里到万景台的路口等他。 父亲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连走路都很困难。他很吃力地走出了狱门。 祖父见此情景，对敌人深恶痛绝。他叫父亲躺在担架上。可是父亲对他说：“我要自己走着回去。我还没断气，怎么能在敌人眼前，叫人抬回去呢？ 我要让敌人看着我自己走回去。”说着，他毅然迈开了脚步。 回到家后，父亲把叔叔们叫到跟前，说了这样的话： “我在坐牢时下了决心，就是水也要多喝一口，一定要活着出去，斗争到底。这世上最坏的就是日本鬼子，怎能饶了他们呢！亨禄，亨权，你们也要跟日本鬼子斗。就是豁出命去，也要讨还血债。”我听着父亲的话，决心将来跟着父亲去同日本帝国主义拼个死活。 父亲一面躺着养伤，一面读书。 父亲的姑父金承铰会治眼病，有一段时期，父亲在他家补养身体，同时继续攻读他在牢里开始学的医学。他回来时，带来了很多好医学书籍。父亲早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就在他姑父家学过医术，也读了许多医书。 父亲可能是在坐牢时就决心改换表面上的职业，弃教从医的。 父亲还没等完全康复就到平安北道一带去了。他决心恢复被破坏的朝鲜国民会组织。祖父鼓励父亲说，一旦下了决心，就不要屈服，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付诸实现。 父亲在离开家乡时留下了一首诗，《南山青松》。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不屈的斗争，一定要给三千里锦绣江山带来独立的新春。这是父亲的坚定信念。 三“独立万岁”的回音 寒冷的冬天，父亲离开了家。 我焦躁不安地盼着春天的到来。对我们缺吃少穿的穷人来说，寒冷也是一个大敌。 天气刚开始转暖，祖母就念叨着曾孙的生日，我的生日正值于春暖花开的季节，去北方的父亲可以少受点寒冷了，祖母发愁的是，在春荒季节，家家没粮，怎样给我过生日才让我高兴。 在我们家里，一到我的生日，尽管是断粮季节，也想办法给我的饭桌上摆一碗大米饭和虾酱加鸡蛋炒的菜。连粥都喝不饱的我们家，能给我一个鸡蛋吃，就算是非常不错的佳肴了。 然而，这一年的春天，我没有期待过什么生日。父亲被捕一事使我受了刺激，现在我又一直挂念着远方的父亲。 父亲离家不久，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十年来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武断统治”下，受尽欺凌与残酷虐待的朝鲜民族多年怒火的爆发。 合并后的十年，是中世纪式的恐怖政治把朝鲜变成一个大监狱的十年；是我们的民族在倭寇的刀光剑影中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和财富，呻吟在巨大痛苦中的苦难深重的时代，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和饥饿的时代。 我们的民族对于这种黑暗与掠夺，忍无可忍。他们开展秘密结社运动、独立军运动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不断地积蓄力量，终于奋然站起来举行了起义。 由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和爱国师生主导，周密地计划，并推进了三·一人民起义。通过甲申政变、卫正斥邪运动、甲午农民战争、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和义兵斗争，我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连绵不断地继承和升华起来，终于大声呐喊着自主独立的口号，爆发了火山一样的起义。 1919年3月1日，在平壤，起义以正午12时的钟声为信号，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将台岗上的崇德女校运动场上，朗读了《独立宣言书》，庄严地宣布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然后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的口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一开进大街，就有几万名群众汇合进来。 万景台和七谷的人民群众，也排成队伍拥向了平壤。我们一家人，天刚亮就吃了早饭，都参加了高呼独立万岁口号的示威。刚开始时只有几百人的队伍，一路上增加到好几千人。群众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喊着“朝鲜独立万岁！”朝普通门方向前进。 当时只有七周岁的我，也穿着破草鞋，夹在示威队伍里，喊着口号走到了普通门。我跟不上怒涛一般拥向城里的队伍，尤其是破草鞋趿趿拉拉的很碍走路，于是干脆把鞋子脱下提在手里，跑步跟上了队伍。大人们喊独立万岁，我也跟着喊。 敌人出动骑警队和军队，到处镇压群众，用刀砍，用枪打。好多人牺牲了。 尽管这样，群众依然不畏强暴，坚决抵抗，与敌人拼杀。在普通门前，也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 这一天，是我头一次看到人杀人的一天，是头一次目睹到我们民族流血的一天。我幼小的心里燃起了愤怒的烈火。 日落天黑以后，村里的人们都举着火炬，爬上万景峰，再次吹响了号角，敲响了锣鼓，喊出了“独立万岁！” 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我也一直同亨福姑母一道，跟着母亲登上万景峰喊“万岁”，很晚才下山。母亲每次都给群众送水和作火炬用的麻秆，忙得不可开交。 在汉城，也有几十万群众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连前来加入高宗皇帝葬礼的地方农民也参加了游行队伍。 总督长谷川为了镇压群众的示威，甚至出动了驻龙山的第20师团的兵力。他们用刀砍杀，用枪射杀，野蛮地屠杀示威群众。汉城市街霎时间变成了一片血泊。 但是，示威群众仍然向前进，前一排倒下了，第二排上去；第二排倒下了，下一排再上去。前仆后继，开展了英勇的斗争。 地方人民也都没有为敌人野蛮的武力镇压所屈服，同敌人进行了浴血的英勇斗争。 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拿着国旗的右臂被砍断了，就用左手举起了国旗，左臂又被砍断，再也不能举旗了，但她仍然没有停止前进，继续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口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日本军警见此情景，都吓破了胆。 以汉城和平壤的示威为开端的起义，到3月中旬席卷了全国13个道，义波及到满洲、上海、滨海省、夏威夷等海外的朝鲜同胞，发展成了全民族的抗争。那时候，凡是有民族尊严的朝鲜人，不问职业和信仰的差别，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被封建礼教所束缚，连家门都不敢随便出去的普通家庭妇女，甚至最卑贱最受蔑视和欺凌的妓女，也都结成队伍参加了示威。 起义后一两个月来，独立万岁的呼声仍震撼全国。以至春去夏来，气势才开始慢慢低落下来。 许多人原以为，喊几个月万岁，继续扩大声势，敌人就会改变想法，撤出朝鲜去。但是错了。日本帝国主义是绝不会为这一点反抗而乖乖放弃朝鲜的。 为了鲸吞朝鲜，日本光是大的战争就打了三次。 早在400年前，丰臣秀吉的部下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就率领几十万大军侵入我国，燃起了战火。历史上称为“王辰倭乱”。 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统治阶级经过“明治维新”，走上改革的道路之后，最先提出的是“征韩论”。所谓“证韩论”，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为日本的繁荣和天皇国家的威力，用武力征服朝鲜的侵略主张。由于日本政界和军界内部的意见不一致，“征韩论”在当时未能付诸实行。但“征韩论”者们举行叛乱，进行了半年以上的国内战争。 据说，那时这样反对天皇政府，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的“征韩论”者的头目西乡隆盛的铜像，居然至今还矗立在日本。 为了吞并朝鲜，日本既同中国打仗，也同俄国打过仗。美国和英国给日本作后盾。 日本军阀有多么狠毒，可从下例事实略知一斑。 俄日战争时指挥旅顺战斗的是乃木。他攻占203高地时，是从山下到山顶堆起尸体当作阶梯攻上去的。据说，旅顺的白玉山祠堂里埋有2.5万多具尸体，而这只是当时死者的一部分。 日本付出莫大的牺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既未能吃掉西伯利亚，也未能吞掉满洲。当乃木回国的时候，那些上了他的当，冤枉地变成了寡妇和孤儿的日本人，窝着一肚子火，拥到码头，想对乃木报复泄愤。 可是，他们看到走下船来的乃木，胸前吊着三个骨灰盒，便都缄默不语了。原来，乃木自己也在这场战争中失掉了他所有的三个儿子。 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多少是属实的，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乖乖地放弃朝鲜的。 然而领导了三·一起义的上层人物忘却了这一历史教训。他们一开始就不顾我国人民高昂的斗争气势，把运动的性质规定为非暴力的运动，仅拟出《独立宣言书》，向国内外阐明朝鲜民族争取独立的意志，就算完事了。他们并不希望运动进一步扩大，转化为由民众主导的群众性斗争。 民族运动的部分领导人，甚至想用“请愿”的方法实现朝鲜的独立。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一问世，他们就抱着美国等协约国代表也许会在巴黎和会上作出朝鲜独立的决议这样一种荒诞的幻想，开展了不体面的请愿运动。金奎植等几个人，还带着《独立请愿书》，走访列强代表的住处，向他们呼吁过，哀求过。 但是，协约国的代表们都在处心积虑地想着怎佯分赃才能分得更多一些，根本不把朝鲜问题放在眼里。 本来，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人物把希望寄托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上，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民族自决论”是美帝国主义为了扼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力，由自己支配全世界而抛出的伪善的口号。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民族自决”这一骗人的口号，从内部瓦解多民族国家苏联，并且使弱小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无法团结，以挑拨离间牺牲战败国，占领其领土。 早在20世纪初，就通过“桂太郎－塔夫脱协定”，“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是万万不会支持朝鲜独立的。历史从未记载过大国同情小国，大国赐予弱小国家人民以自由和独立的先例。一个民族的主权，只有依靠本民族自己的有主体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争取井保持住。这是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被历史验证了的真理。 在俄日战争时期和朴次茅斯和会时期，高宗皇帝曾派密使赴美，揭露日本的侵略战争，并请求协助维持朝鲜独立。但是，美国为使日本在俄日战争中取胜而不惜给予日本以各种支援。在讨论处理战后问题的朴次茅斯和会上，为了使会谈结果有利于日本，美国又千方百计地协助了日本。罗斯福总统借口高宗皇帝的密书不是正式公文，未予理睬。 高宗再次派密使出席海牙万国和会，想宣布《乙已条约》是非法的，呼吁世界有良心的人和讲人道的人主持公道，以保住朝鲜的主权。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顽固的阻挠活动和各国代表的冷遇，皇帝致会议的信件没有发挥效力，密使呼吁给列强的义愤填膺的陈词和百般努力，都受到了挫折。高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对派遣密使一事承担了责任，只好把皇位让给了纯宗。 海牙密使事件，有力地敲响了震撼封建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事大主义思想的警钟。染红了万国和会会场的李俊的鲜血，是对后代的严重的警告。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强大国家也不会恩赐朝鲜以独立，依赖别人绝不能获得独立。 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集团不吸取这一教训，把希望又寄托于美国和“民族自决论”，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崇美事大主义思想。过去，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阶级，每当国家面临危机时，都仰望大国，妄图借大国的力量挽救国家的厄运。这种恶习，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民族主义上层集团的身上。 三·一人民起义证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再也不能成为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了。 主导三·一人民起义的那些领导入的阶级局限性，表现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彻底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的水平上。他们搞运动的目的，是在承认日本的统治的条件下，取得保证本阶级利益的若干让步，这就是使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堕落成为改良主义者，甚至于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大肆主张“自治”的思想基础。 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足以粉碎改良主义的先进思想，还没有把先进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进行斗争的产业无产阶级大军。年轻的我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新的时代思想，并且在其旗帜下团结广大劳苦大众的政党。 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统治下的我国人民大众，要想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具有真正维护自己利益的先锋队，还需要走遥远漫长、艰难险阻的路程。 通过三·一人民起义，我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任何运动都无法取得胜利。 尽管千百万群众抱着光复祖国的共同意志投入了抗争，但是因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他们的斗争未能克服分散性和自发性，未能根据统一的纲领和战斗计划开展起来。 三·一人民起义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深刻的教训：人民群众要想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有组织地开展斗争，必须彻底清除事大主义，建设自己的坚强的革命力量。 通过三·一人民起义，我国人民向全世界证实了朝鲜人民是不甘做奴隶的自主精神很强的人民，证实了朝鲜人民是为了光复祖国不怕任何牺牲的，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火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 在这次起义中，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为了安抚朝鲜人民的反日情绪，从三·一人民起义以后，不得不在形式上把“武断统治”改变成“文化统治”。 以三·一人民起义为转折点，我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宣告结束，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震撼了笼罩着悲惨命运的祖国江山，响遍世界各地的独立万岁的喊声，在我的耳边回响了整整一个夏天。独立万岁的喊声，使我比年龄更早地懂事了。在示威群众同武装警察激烈搏斗；血肉横飞的普通门前大街上，我的世界观飞跃到了新的高度。夹在大人们中间，踮着脚后跟，喊着独立万岁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的幼年时期已经结束了。 三·一人民起义，是使我站到了人民的队伍里，在我的视网膜上印下了我们民族真实形象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那高呼独立万岁的喊声，像轰轰的雷声一洋，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每当倾耳静听其回音的时候，我就为我国人民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当年夏天，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还把叫“金不换”的中国墨和毛笔，跟信一道寄给了我。那是为了让我好好练习书法特意送来的礼物。 我把“金不换”在砚台上研得浓浓的，然后拿起毛笔饱蘸了墨，在一张高丽纸上写下了“阿伯基”（父亲）三个朝文大字。 夜里，我们全家人借着油灯的光亮，轮流读父亲的来信。亨禄大叔连续读了三遍。我的大叔，虽有点风风火火的性格，但是看信的时候，却像老年人一样沉着仔细。 母亲把信匆匆地浏鉴了一遍，就交给了我，让我大声地念给祖父和祖母听，当时我还在学龄前，但因为父亲在家时教我学会了朝文字母，所以我已经会看书了。 我以清脆的声音流畅地念了信，祖母停下纺线活，问道：“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她没等我回答，又喃喃自语道： “不知是去了俄罗斯还是满洲，这回在外头的日子够长了！”我想到母亲只把信匆匆地浏鉴了一遍，心中有些不忍，便在临睡前凭记忆小声地又给母亲背诵了一遍。我的母亲，在我的祖父和祖母面前看父亲的来信，从来没有长时间地细读过。可是，她把信珍藏在上袄前襟的里子里，等下地干活休息时，再悄悄地拿出来细读。 我把信的内容大概地说了一遍，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道：“好啦，快睡吧。” 到了这年初秋，父亲才回到家来，准备带我们一起去。这是分别一年后的团聚。 这一年来，父亲在义州、昌城、碧潼、楚山、中江等平安北道一带和满洲地方，为恢复朝鲜国民会组织，争取同志，团结广大群众，开展了积极的活动。 父亲主持召开的清水洞会议（1918年11月），也是在这个时期。朝鲜国民会平安北道组织的代表和各地的联络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提出了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国民会组织，把广大的无产阶级紧密地团结到组织里来的活动方针。 父亲回到家来，对满洲的情况，尤其是对俄国的情况，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讲得特别多。当他讲到俄国建立了以工人和农民为主的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时候，掩饰不住羡慕的心情。讲到新生俄国受到白匪集团和14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正经受着严重考验的时候，他显出了十分焦的的神情。 因为父亲讲的都有生动的细节和事实，我不禁猜想他这一程可能去过苏联远东滨海省。 苏联的滨海省同满洲一样，是一个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地和重要的集结地。在三·一起义时，侨居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有几十万。这个地方有许多流亡到那里的朝鲜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者，李俊一行也正是经过这个地方前往海牙的。柳麟锡和李相雪也在这里（符拉迪沃斯托克）组织了13道义兵联合司令部。以李东辉为首的韩人社会党作为朝鲜最初出现的社会主义小组，开始普及马列主义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以大韩国民议会为名的露领临时① 政府宣告成立的也是这个地方。洪范图和安重根也曾以这个地区为据点开展军事活动。 在这个地区，流亡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爱国人民，到处组织自治团体和反日抗争团体，积极开展恢复国家主权的活动。以滨海省为基地的独立军部队，出入于庆源、庆兴等咸镜北道一带，袭击日本军警，给敌人的统治和边 。。。。。。 ① 洪范图（1868～1943）：反日义兵将、独立军指挥员。1907年组织猎人建立了反日义兵队，以咸镜南道一带为中心，多次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激战。1917年在北满组织朝鲜独立军，任总司令，奇袭甲山、惠山、江界、满浦、慈城等地的日本侵略军，后来在黑龙江一带组织独立军团，作为指挥员进行了活动。 防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有一个时期，从满洲地区转移到这里来的独立军，编成大部队，同苏联红军一道，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战斗。 当帝国主义联合势力和追随他们的国内敌人从四面八方穷凶极恶地进行围攻，妄图扼杀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数以千计的朝鲜青年，或在游击队里，或在红军队伍里，手持武器，为保卫全人类当作理想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制度，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为悼念国内战争的英雄而建立在远东地区的纪念碑上，都有刻得很大的朝鲜人的名字。 把苏联的远东地区作为活动舞台积极开展独立运动的洪范图、李东辉、吕运亨，为取得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还会见过列了。 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滨海省地区的活动，虽然由于外部势力的插手和派系之间的对立而导致了黑河事件那样令人痛心的惨剧。但可以说它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猜想父亲可能力争取同志去过滨海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父亲给我们家里的人讲了北部边境地方人民的示威斗争情况，家里的人也给他讲了三·一人民起义时古平面群众的英勇斗争。 这一天父亲讲的话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段话： “强盗闯进屋里来拔刀要砍人的时候，你哭喊着求他饶命，他也不会让你活命的，如果屋外的人也是强盗，那么他也不会听到呼救声就跑进来帮你的。要保住自己的命，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强盗拼。对带刀的强盗，要用刀拼，才能取胜。” 父亲已经对独立运动有了新的看法和决心。后来我了解到，在三·一起义时及其前后时期，父亲把活动的据点定在北部边境一带和南满地区，一面密切地注意观察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一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道路。对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过程，也予以密切的注意。 正如三·一起义的教训所证明的，只凭举行示威，高喊万岁，是不能赶走侵略者的，但也不能只靠独立军作战来光复祖国。日本鬼子把全国变成了大监狱，到处都是敌人的刀光剑影。因此，必须在全国各地用全民族的力量同侵略者进行斗争。要想这样，我们也应当像俄国一样进行民众革命。应当让民众站起来，拿起刀枪，同敌人战斗，光复祖国，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 这就是父亲苦心探索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 当独立运动只留下无数的血迹，跳不出停滞状态的时候，我的父亲认识到靠那种方法是不能成功的，便提出了民众革命的主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的父亲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后来以三·一起义为转折点，整理了自己的思想，下定决心，要改变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使之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7月，父亲在清水洞会议上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在此基础上，同年8月，他在中国宽甸县红通沟召开的朝鲜国民会各地区负责人、联络员和独立运动团体负责人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改变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提出了要与时代的变化同步，用我们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维护无产阶级权益的新社会的任务。 我的父亲提出要改变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这是他在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中建树的又一项功绩。 父亲常常这样朴实地表达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那就是要建设一个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的新社会。他通过实践活动用先进思想唤醒了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并扩大各种群众团体，把群众组织成统一的革命力量。 父亲的又一个业绩，是新的武装活动的准备和为团结各种武装队伍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他抱着不是依靠“请愿”或“外交”，而是开展武装活动才能光复祖国的坚定信念，促进了准备新的武装活动的工作。 选拔无产阶级出身的爱国青年，把他们培养成为军事干部，改造现有武装团体指挥员和下层士兵的思想，把他们的队伍改造成为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农武装力量。这就是父亲的构想。 父亲提出了这一方针之后，把朝鲜国民会会员派到独立军各部队，从各方面领导了在这些武装队伍中传播先进思想、置备武器、培养军事干部、加强部队战斗力的工作。 另一方面，为实现武装队伍之间的团结，进行了很多工作。当时，父亲感到最苦恼的是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问题。 当时，间岛和滨海省地区有许多独立军部队和独立运动团体。那是一夜之间出现一个团体的时代，什么韩族会、大韩独立团、太极团、军备团等等。 这种独立运动团体，仅南满地区就有20多个。这些团体，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很好地合作，肯定会发挥很大的力量。然而那些专搞派系斗争的分子，一开始就嫉恨并排斥其他的团体，进行争夺权力的勾当。 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独立运动队伍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不是遭到人民的唾弃，就是被敌人各个击破，已决定的改变运动方向的大业，也就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听到大韩独立青年团和广济青年团之间的争执越来越严重，就赶到宽甸去，花了好几天的工夫说服了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实现了他们的合并。由于父亲的努力，兴业团和军备团等鸭绿江沿岸一带的武装团体，也合并成为国民团。 用工农出身的人改造原有武装部队的力量，使之重新开始，朝着为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武装活动的道路前进，并把各个不同系统钓武装部队统一起来，克服武装活动的分散性，可以说这是我父亲在准备新的武装活动时索怀心间的志向。 父亲为实现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费尽了心机，直到生命的晚期，在这过程中，他得了不治之症。 自从宽甸会议宣布了关于改变运动方向，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分化过程加快了。 当我父亲卧床不起的时候，在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志的人当中，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走散，能够为共产主义运动全力以赴的人所剩无几了。 主义者中，保守的人仍然把自己束缚在顽固守旧的圈子里，拒不接受新生事物。但是，不少进步人士选择了新的道路，后来同我们携手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 父亲的关于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成了促使我成长的特殊滋养品。 四从他乡到异乡 因为父亲经常转移活动据点，我们搬了好多次家。 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我五岁那年。那年春天，我们搬到了烽火里。那时，虽然要同祖父、祖母以及一家亲人作别，我倒不觉得难过。因为那时，我小不大懂事，对离别亲人想得很少，倒是对新地方、新事物抱着很大的好奇心。，但是，我们去中江的那年秋天，我心里很难过。 看着我们要搬到北方的一端去，家里的亲人都非常难过。只要是父亲要做的事，祖父一向表示支持，全心全意地帮助。当他听说，儿子、孙子要搬到相隔千里的远方去，不禁愕然了。 父亲在临别时，为了安慰显得怅然的祖父，费了很多心。父亲最后一次在廊台上帮祖父做活时说的话，如今还索绕在我耳畔： “我被登在黑名单里，在朝鲜中部一带，简直寸步难行。我出狱时，敌人对我说，不要搞运动，要在家种地。可是，我即使再坐十次牢，也要进行斗争。日本鬼子是狠毒的，只喊喊独立万岁是不能光复祖国的。”我们出发去中江那天，我大叔抓着我父亲的手说，既使到远处去，也不要忘记家乡，如果没工夫回家，就常写信。他说着哭得很厉害。 父亲也紧握着大叔的手下放。 “嗯，我不忘家乡，我怎么能忘掉这个家乡啊。咱们没碰上好世道，就这样分离，但总有一天，会实现国家独立，全家团圆，过上美好日子的，你从小为了帮助我，打草鞋，手都磨出了泡。今天，我出走了又把这一大家子的重担托给了你，我心里真难受。” “大哥，快别说那些话。爹、娘有我瞻养。你只管去斗争，实现你的理想吧。我在这里等待那天的到来。” 我看着他们分手，心里不禁悲伤起来。 母亲那时说，国家独立了，就回家乡来。我当时心里则感到茫然和不安。 实际上，父亲和母亲从那时离开了家乡后没能回万景台一次，就长眠在异国他乡土地上。 当时，我舍不得离开祖父和祖母，老回头看他们。 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搬到远处的他乡去，我心里是不愿意的，可是有一点倒觉得挺好，到中江去，离平壤监狱就远了，我想这是好事。父亲刑满出狱后，我心里总感到不安，担心日本鬼子再把父亲抓走。当时我不懂人间世事，想得很天真，以为远离平壤和汉城的山沟，就不会有监狱，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凶相了。 我问队平壤到中江有多少里地，人家告诉我有一千里地。我一听这一千里地，就放心了，以为日本鬼子总不会跟到一千里远的地方来。 人们说，中江是朝鲜最冷的地方。可是我认为，只要能保证父亲的安全，忍受点寒冷是没有问题的。 要说搬家的行李，只有母亲带着的包了一些碗筷的包裹和父亲背的一个行李包。搬到烽火里的时候，还有箱子、桌子、铜碗、陶器之类的家什，可是这一回没有什么家具了。 那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和我们同行。 我们在新安州下了火车，经过介川、熙川、江界到中江这段路，一直是徒步走去的。那时，江界方面还没有铺设铁路。 一上路，父亲就担心我能不能走这么远的路，母亲也怕我跟不上。那时，我只有七岁，难怪他们都为我担心。 有时，我坐一会儿过路的牛车，可是大部分的路是徒步走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严峻的体力上的考验。 到了江界，我们在南门外的客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上了路。这家客店老板和在江界的地下组织成员一道，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从江界到中江的500里地，多半是山岭和荒无人烟的地段。我们越过背囊岭时，母亲受了很大的罪。她背着三岁的哲柱，头上顶着包裹，加上草鞋已破，脚上起了泡，吃了很多苦。到了中江，我失望了。原来，那里也和平壤的黄金町或西门通一样，有很多日本人。朝鲜人在故乡活不下去，被撵得不得安宁，而他们却连这样偏僻的地方也不放过，到这里来以主人自居。父亲说，无论是哪里，只要是住着朝鲜人的地方，就有日本人夹在那里。原来，中江也有警察署，有监狱，还有宪兵队。 我到了中江，看到这里的情况后，才领悟到，整个朝鲜这块地就无异于是一个大监狱。 日本人把中江市街上部的一多半变成了他们的移民区，那里有他们的学校、商店，还有医院。 据中江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向这里伸出了魔爪。签订《乙已保护条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我国的山林采伐权，在新义州设了营林仓，在中江设了支仓。然后，让他们的伐木工迁移到这里来住。他们所说的伐木工，实际上多半是系统地受过军事训练的“在乡军人”，有事时可以随时出动的半军事集团。在中江，除了他们外，还有好几名武装巡警和正规军守备队。 父亲带我们来到中江的目的，是要在这独立运动者常来常往的地方开个医院，以此为据点，更积极地开展反日斗争。有了医生这个身份就很容易伪装自己，免受敌人监视，又可以较自由地和人们接触。 我们在康基洛开的客店住下了。 康基洛为我们腾出了一间最清静、干净的屋子。我父亲在出狱后，到北间岛去过，回来时，在中江呆过一些日子，那时他就住过这个房间。 康基洛挂出客店牌子，同时开设牙科门诊和照相馆，他就这样在中江打下了基础，当我父亲在国内时，他负责朝鲜国民会的国外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当我父亲在国外时，他就负责朝鲜国民会国内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 我父亲通过这个客店，同在临江、长白、中江、碧潼、昌城、楚山等鸭绿江流域一带进行活动的国内外独立运动者取得联系。 康基洛是中江有名的人物，他可以随便出入官厅。他通过官厅搜集到的敌情材料对我父亲的活动是有很大益处的。 我帮父亲放哨，又帮助到客店来的独立运动者干点活，还去中上、中德等地进行秘密联络，中江给我留下的印象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同比我身材高大的日本孩子摔交，把他撩倒在地。那时，我一见欺负朝鲜孩子的日本孩子就绝不放过。客店老板的一家人都怕这件事惹祸。可是，我父亲却说，在小看朝鲜人的家伙面前绝不要低头，他这样为我鼓劲。 这个时期，中江的反日情绪十分高涨，到处接连不断地发生散发传单、罢课、处决极恶走狗的事。 敌人认为中江发生的事情与我父亲有关。中江警察署根据平安南道警务部发来的通报，把我父亲登记为“不逞鲜人”、“特号甲种监视对象”，并严加监视，康基洛在事务所看到，户籍簿上把我父亲的名字打上了红杠。他告诉父亲说，警察已经把金先生定为逮捕对象，为了安全要尽快离开此地。 就在这时，有一个巡警说露了嘴，中江警察署要逮捕我父亲。父亲又不能在中江呆下去了。 我们只好再背上行李离开寒风凛冽的祖国北端，渡到异国的土地上去。 从中江向北走出一步，就是中国的土地。从中德渡口坐上渡船渡过鸭绿江时，我禁不住眼泪直涌。离开中江，是第四次搬家了。本来，中江是个人地两生的地方，感到凄楚，可现在要离开这里到外国去，就觉得这里是和家乡一样亲切的地方了。不管怎么说，中江到底是祖国的一部分。如果说，给我唱摇篮曲，为我荡秋千的地方是万景台，中江和烽火里一样，它使我领略到朝鲜无论到哪里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监狱。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我难以忘却的地方。 我们离开中江的那一天，天气格外阴沉。晚秋的落叶被风吹到摆渡口散落，飘零，天空里候鸟成群结队地向南飞去。看着那些鸟，我心里更觉得凄然。 离开中江去中国的这一程路，对母亲来说，是永远离别祖国的旅程。弟弟哲柱此去以后，也没能再回到祖国来。 人生一世，要经受种种可悲的事，可是在一切可悲的事中，最可悲的是国家的沦亡，作为亡国奴离开祖国，这时的悲伤是无可比喻的。背井离乡的悲伤再深切也比不上离开祖国的悲伤，如果把故乡比作亲娘，把客乡比作后娘，那么比客乡生疏几倍的外国，应该比做什么呢？ 一想到要到既没人要我们去，也没有人迎接我们，而且连语言也不通的外国去生活，这对于年小的我来说，的确是感到茫然，眼前发黑的事情。可是为了实现父亲要光复祖国的意志，我默默地忍受了离别祖国的悲痛。 艄工感叹地说，到满洲去的移民越来越多，不知为什么朝鲜人的身世变得这般可怜！ 我父亲说，就这样离弃门前沃田，奔向海外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呢！ 在亡国之前，这个国度的百姓也曾因为无法糊口、成群地到满洲和西伯利亚荒山野地去。失去了生存权的百姓冒着遭酷刑的危险，拼命逃出了这块土地。移民的人群还流向遥远的美国、墨西哥等美洲各国。“四季如春，花开满园，只要撒上种，百谷自然丰登，一天做三个小时工。不过三年就能成为财主。”农夫和打零工的人，听信了这类甜言蜜语，远渡太平洋到美洲大陆去了。但他们受到的却是野蛮的待遇，有的到饭馆子或财主家当听差，有的在烈日曝晒的农场做非人的苦役。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有个具有国号的祖国。 国家沦亡后，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夺去农田，于是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沦落到人地两生的满洲荒野里。 在世代相传的祖宗的土地上，那些梦想一本万利的日本财主和巨商，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而把这块土地变成肥田沃上的主人，却被他们撵到异国他乡去流浪。难怪人们把失去国权的百姓的身世比做一片落叶或路旁的小石头。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往日流浪民的子孙，回到他们的父母曾经遗弃的这块祖宗的土地上来。每当我见到那些侨胞，我就回忆起那时在鸭绿江畔看到的流浪民的情景。 到了临江，一切都显得生疏，不如意。可是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见不① 到几个日本鬼子，临江是中国奉天省东边道的边疆商业城，又是一个通向我国和南北满的交通要地。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公然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中国土地上去。因此，他们只是暗地里派出特务去威胁独立运动者。由此可见，临江比中江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我们一到临江，父亲就请了一位中国老师教了我半年多中国话，然后就把我送进临江小学一年级读书。我入这个学校后，开始正式学中文。后来，又在八道沟小学和抚松第一小学继续学中文。 我从年轻时中文就能运用自如，可以说这完全归功于父亲。 我父亲为什么那么急于让我学中国话，又让我上中国学校读书，当时我没能领会他的意图。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出于“志远”思想的先见之明，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如果父亲没有很早就让我学会中国话，那么，我在中国度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碰到语言障碍。 老实说，我们的斗争舞台大部分是在满洲地区。如果我说不好中国话，就很难和中国人建立亲密关系，也不可能顺利地同他们结成抗日联合战线，在敌人的镇压极其残酷的东北土地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我穿上中国衣裳到街上去，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连那些像猎犬一样嗅觉灵敏的日本密探和满洲警察也辨别不出我是朝鲜人。总之，我学了中文，可以说给朝鲜革命带来了很多好处。 父亲通过早已相识的卢京斗，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医院。腾出一间屋子做了药房兼治疗室，在外面墙上挂了“顺川医院”的大牌子。在房间里挂上了圣佛兰士医专的毕业证书。我想，那是在离开平壤之前，托一位朋友弄到手的。 没过几个月，父亲做医生的名声传扬出去了。他读了几本医学书籍，就开始了临床实践。他被称为名医，靠的不是医术，而是仁术。他无论到哪里，最珍视人。父亲对失去了国家，背井离乡，到异国来过悲惨生活的朝鲜同胞，非常体贴，尽力照顾。到顺川医院看病的人，有不少是空手来，或者只拿着一点点钱来。他们为药钱发愁，父亲就说，要掏钱就等国家独立后再掏钱也不晚。他还安慰他们说，现在咱们来到外国，过着穷日子，但不久总有一天会光复祖国，重新渡过鸭绿江回去的。 在临江时，我们家和在烽火里时一样，总是宾客盈门。其中，大部分是反日运动者，并不只是病人。 大舅康晋锡来到临江组织白山武士团，也就是这个时期。白山武土团是以平安道一带的独立运动者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武士团。“白山”的意思是白头山。 当时，住在满洲的朝鲜先觉们，非常珍视“白山”这个名称，他们给建 。。。。。。 ① 临江县：成立于1902年，属于奉天省东边道。1929年至1931年改为辽宁省临江具。1932年初至12月，又属于奉天省。1932年12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37年改为通化省临江县。1945年8月，即光复以后，改属于安东省通化地区。1946年5月，改为辽宁省临江县。1948年9月，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49年4月，再改为辽东省临江县。1954年8月，划归于吉林省。1968年1月，撤消临江具，归属于浑江市。 立在抚松的朝鲜人私立学校，也取名白山学校。1927年12月，我们在抚松建立的青年组织，也都起名为白山青年同盟。 白山武士团，在临江和长白一带组建的一批小独立军团体中，算是规模较大、队伍整齐的武装队伍。这个武装队伍的本部就设在临江县。白山武士团的国内活动地点分布在中江、楚山、厚昌等平安北道一带，还远远伸展到平壤、顺川、江西等地方。 大舅原来在平壤作为秘密青年团体成员进行了活动。他来到满洲后，直到组织武士团为止，一直住在临江的我们家，做了一个时期的伐木工。武士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外务委员。在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一带为进行政治工作和募捐军资活动而奔忙。 大舅常和武士团的指挥官一道到我家来。那时，来过的有边大愚和武士团的财务负责人金时雨。他们时常在我家过夜，别的客人都睡在上屋，而大舅和我们睡在一个屋。他在睡觉时总把手枪藏在枕头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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