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九台路上骑马。林彪眼睛好像睁不开，晃晃悠悠，有点坐不稳的样子。深夜，秘书照例去机要组那儿，看看有无什么重要情况。刚蹑手蹑脚走几步，就听林彪喊：干什么？别管它，别管它。 声音不高，速度不快，不熟悉的人很难听出什么不满来。但对林彪的秘书、参谋和警卫人员来说，却非同一般了。 ２０多个月里，这是林彪对季中权唯一一次发火。 对季中权来说，林彪这火发得毫无道理。对李作鹏和何敬之那次，那火发得虽然不无道理，却也是与林彪的一贯作风悖背的。 从四平撤退后，一路上到驻地后，林彪第一件事就是和部队联系，了解所处位置、伤亡、逃亡、情绪以及其它意外情况。在九台出发前，林彪让季中权通知参谋处，让电台和机要组乘汽车一起走。不知是李作鹏忘了，还是怎么了，他们到了舒兰，电台马驮人挑还未到。 林彪说：带我去。 季中权情知不好，也只有把林彪引到李作鹏住处。 因能喝酒而得名“大烧锅”（东北人称酒坊为“烧锅”）的李作鹏，正和何敬之等人坐在那里喝酒。 林彪瞅了瞅，双手抓住桌沿，“唏哩哗啦”一阵响，桌子翻了。（有的老人说，林彪还随手抓过炕上的行李什么的，摔向李作鹏等人）然后转过身，说声：走。据说，林彪感情渲泄爆发到这种程度，不光在黑土地，就是在整个战争年代，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场的人全目瞪口呆了。那目瞪口呆，与其说是吓的，倒不如说是惊的：“林总”这是怎么了？！ 一些老人说，林彪不会打了败仗拿部下出气。他是病了，是病态。他当时的负担和压力太大了。四平打得那样苦，部队撤退那样乱，敌人那样猖狂，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多少问题摆在他面前呀！这些也在其次，关键是思想不统一，还在乱着套。他在发出“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那封电报后，还发过几封带有“根本意见”的电报，主席都未明确回覆。可现在已是火烧眉毛，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又解决不了，说了不算。 对于一个电报发走了又想收回来，收不回来了还要发报据理力争的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情绪？对于一个对身边小事从来不闻不问，电台晚一点儿也不碍什么大事的人，去把饭桌掀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宣泄？ 有的老人说了几遍：“路线斗争太苦了！” “莫斯科撤退” 回到住处，林彪继续踱步。踱了一会儿，大概是踱不动了，就原地坐下。 那是一户朝鲜族人家，进屋就是炕。靠墙坐着，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一会儿，却又闭着眼睛冒出一句：小季，记录。 那个车轱辘仍在飞转。 不能不转。 ５月３１日，黄克诚的电报：毛主席：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阻止敌人占齐哈（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笔者），假使退出哈齐，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 黄克诚 ６月１日，林彪在给中央周张谭(55)的电报中，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６月２日，东北局在给“中央并林”的电报中，也说：“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 老人们都说，如果国民党过松花江向北打，当时是没法抵挡的。东北局已将东西装车，国民党一过江，马上就放弃这座“东方的莫斯科”。 ６月３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林并告李黄”的电报中，说：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１２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在“最后一战”和“保姨马德里”的口号声中，历史在黑土地上兜了近半年的圈子，又回到了那个本来的座标点上。 据说，此前此后，林彪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准备到东满打游击，二是整顿部队，恢复士气，坚定信心。 第一个问题，在６月１日电报中，林彪说：“七旅及七师今后应准备打到牡丹江”，“第一步可以珠河为目标”。另外还有专电，没查到。笔者看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５日的一封电报：彭罗并报中央：为阻止敌进奉天后，我领导机关处于受敌威胁与被动情况下，提议东北局与总部，移到海龙。将本溪、辽阳一带的物资、资源、原料，移到通化。 我东北根据地的重心，应摆在哈尔滨一线以东，以延吉、临江、通化为巩固建立。我之群众工作干部，主要部份亦应放在沈阳以东，因这一带山多，人口多，物产多，敌少，气候好，海外贸易多。 林 十二月廿五日 天候、地形，敌情，我情，民情，从锦西到秀水河子、四平、公主岭、长春、哈尔滨，哪一仗不能打，哪一仗能打、怎样打，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几乎从未转错过，不能打还得打的仗，那车轱辘上已把下一步的路数转出来了。 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林彪的目光更犀利、深刻而又执着。 由此而想起当年常听常讲常唱的那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黑土地这段扑朔迷离的“万花筒”时期，如果也可以这么说上一句的话，那在这句话前面的就不是“毛主席”，而是“林彪”了。 解决第二个问题，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大讲１８１２年俄法战争中，俄军在莫斯科的大撤退。 据说，在林彪很喜欢的几位外军将领中，既有在这次战争中惨败的拿破仑，也有成功地指挥俄军撤退，终获大胜，功成名就的库图佐夫。林彪在锦西避免决战，指挥撤退时，脑子里那个车轱辘上是否转过库图佐夫的这一杰作，谁也不清楚。但他能在四平撤退后迅速抓住普遍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迅速地大讲莫斯科撤退，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这无疑是成功指挥四平撤退这一杰作后的又一杰作。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丧失，而是希望的丧失。” 无论看没看过利德尔·哈特的《战争论》，古今中外一切杰出的军事家，都是深谙这位英国军事理论家这句话的念义，并致力于使他的士兵像坚守最后一道防线一样，决不丢掉希望。 很多老人都谈到当时林彪讲莫斯科撤退的故事，说明四平撤退的意义。林彪还让人写篇介绍莫斯科撤退的文章，很长，登在《自卫报》上。还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搞到一部记录片《库图佐夫》，给部队放映。 一些老人印象颇深的，是林彪在舒兰一家戏园子的一次讲话。 大意是：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 这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人们的包袱就没了，身子就轻了，敌人和拳头可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 解决东北的问题要靠战争。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看，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看。我们力量小，城市只能是旅馆（林彪在各种讲话中，经常讲“城市是旅馆”——笔者），暂住一时。 把敌人拉散了，把敌人一股股地吃掉了，城市自然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 刚才我讲了，拿破仑的军队开进莫斯科时，也是很猖狂的，可他们的失败在那时候已经决定了的。今天也一样。我们已经通过大规模撤退，换取了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这并不是个新问题。我们当年在中央苏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气力用到建设根据地去。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有粮，要衣服有衣服——在座不少人还穿着棉衣哩。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全东北。 从“拒敌于国门外”，到“保卫马德里”，在“万花筒”时期那些像放花一样的比喻中，把四平撤退比作“莫斯科撤退”，还是较为准确的。 不过，对于一个扛着步枪的士兵来说，他们更注意的不是说，而是干，是跟着你林彪到底能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东北王”《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关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６日这一天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56) 关于黑土地１０个月来情况的一次组织总结，当然也是思想路线总结。 林彪——“东北王”。 据说，林彪看完电报，沉思一下，就继续踱步。那步履和神态，与过去一般无二。 而毛泽东在决定林彪当“东北王”时，对于这个当年的“娃娃”，会想些什么呢？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启程进关时，东北局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其中有这样一段：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 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肓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和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分析，过份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受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的损失。直到一九四六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 基本公正中的一个基本的不公正，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忘掉”了。“独霸东北”，“拒敌于国门之外”，“最后一战”，“化四平为马德里”，“把长春变为马德里（输入者注：此处“马德里”似应为“凡尔登”）”……好像全都是“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提出来的，毛泽东只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 “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或者是就这样认识的形势，并积极向中央建议的，或者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样做确实“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但是，把这一切都归咎到他们头上，这不是人为地把这段历史搞复杂了吗？怎能叫人口服心服呢？应该看到这个决议的毛泽东，当时又会作何感想？ 没有错误的毛泽东，是另一外一个毛泽东。 被掩盖、回避了的历史，不是真的历史。 停战１５天 就在共产党人整顿好行装，随时准备弃城出走之际，６月５日，毛泽东来电报了：东北局及林：宁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十天等语。 望立即布置坚守十天至要至要。 中央 从６月７日开始，停战半个月。 ６月２６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地区，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黑土地却一直沉寂到１０月下旬。 这四个月，是黑土地共产党人宝贵的春天。他们惜时如金，全力以赴，挥汗如雨地播种，耕耘，两年后就收获了个金灿灿的秋天。 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都说国民党没向江北推进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 “停战外，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且共军扩充得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杜聿明是个明白人，蒋介石也不糊涂。对于受伤的老虎，当然应该穷追猛打，置之死地，而不可放虎归山，让它养好伤口再扑出来。 只是，和日本人打了８年，血流成渠，接着又和中国人打，把黑土地打得雪白血红。共产党打乏了，国民党也打累了，双方都迫切需要坐下来喘口气儿。 而且，国际国内舆论都是和平，蒋介石有压力。还有，过江占领哈尔滨，在苏联门口舞刀弄枪，也不大好。或多或少，这也是个原因。 关键还是兵力不弥分配。 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司编写的《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作战检讨》中，有这样一段：㈠我军以接收之目的，应进出松花江自有必要，惟就作战方针言，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以分进合击包围于四平地区而歼灭之，尔后向松花江进出为当。其次，就本案压迫松花江歼灭之方针，在兵力部署上，与方针又不相吻合，即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后增加兵力，亦未着重四平附近歼灭共军之措施。迨攻下以后，即为离心推进，而成为广泛之驱逐，卒未获歼灭共军也。 ㈡作战初期，我军因兼顾辽东辽南方向之作战，仅以新一军担负四平及解长春之围双重任务，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长春沦于敌手。 而后次第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虽获得四平决战之胜利，然已迁延两月以上时间，使敌得以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军事以无穷之后患。 ㈢我战略受政略影响，专注重城市及交通线之占领，忽略歼灭共军主力……(57) “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兵力不足，才感到“过远”。蒋介石也不是不知道，“逐次使用兵力”为兵家所忌。可兵力不足，不能一拥而上，一锤子砸下去，也只有使用添油战术。待“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连夺四平、长春、吉林，虽“未能将敌主力击破”，也算大获全胜之际，刚刚“平定”的南满又乱了套：６０军１８４师在火线上倒戈了。 “八·一五”前的东北，大米为日本人的“专利”，只有少数“高等华人”才能进口。日本节节败退，前方吃紧，后方吃紧，先是吃大米加高粱的“二米饭”，后来就成清一色的高粱米。于是，黑土地就有了句至今在一些老人口中还能听到的歇后语：“小日本吃高粱米——没法子了。” 蒋介石大概一辈子也没吃过高粱米，但他也是没法子了。 注释 ⑴⑵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十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⑶牋采访中，很多老人都谈到，这句口号是东北局在一封电报中提出来的。原电未查到。⑷牋《辽沈战役亲历记》，５２６页。⑸牋《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２７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⑹当时电报分为四个等级：标有一个“Ａ”的为一般电报，两个“Ａ”为急电，三个“Ａ”为加急，四个“Ａ”为特急。⑺即黄克诚、梁兴初、李运昌和沙克。沙克当时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⑻即罗荣桓。⑼“吕”即吕正操，“李”即东北局副书记，北满分局书记李富春。⑽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６，７页。⑾同⑽，１９６页。⑿沈阳市图书馆编印（１９８５年）：《东北名胜古迹轶闻》，１８５页。⒀刘震当时为新四军３师第一副师长，洪学智为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⒁《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９８２页。⒂“程”即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高”即高岗，“陈”即陈云。⒃即马林诺夫斯基元帅。⒄“詹”即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⒅１２月５日，高岗、陈云覆电为：彭罗：㈠我们对满洲的战略意见，详见未发完的艳致东北局及中央电，马帅谈话内容未见，最近对我们兵力的数量位置也不知道。㈡大歼灭及阻断北宁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㈢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变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战略指示，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高陈微⒆《东北解放战争在事记》，３０、３１页。⒇《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１０７５、１０７６、１０７７页。(21)《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１０５、１０６页(22)有的资料说是２月１３日。(23)李运昌等著：《雪野雄风》，７２页。自由出版社（１９８８年）。(24)东北三年内战中历次战斗双方伤亡数字，所见资料有些出入，有的出入还较大。笔者均以最新资料为准。没有，则以”文化大革命“前最早的资料为准。(3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２７６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31)《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４６、４７页。(32)四平市博物馆编（１９８５年）：《四战四平》第１集，８页。(33)５页。(34)史迪威，美国佛罗里达州人。１９４２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１９４９年被美国政府调回。(35)《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４３５页。(36)据江南著《蒋经国传》摘引官方公布的资料称，１９５５年６月初，孙立人和陆总第五署督训组长郭连亮（输入者注：好像是叫郭廷亮。记不清了）等人，欲乘蒋介石在台南检阅部队时，发动“兵谏”。在官方公布的孙立人的辞职书中，称之谓“不肖事件”。郭连亮等人被捕，孙立人被软禁至今。此案疑点甚多，至今众说纷纭。江南先生称“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37)《文史资料选辑》，第８辑，２６页。(38)《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２辑，７１页。(39)《辽沈战役亲历记》，５５５页。(40)见本书第８章《独霸东北》的《“撤退将军”》一节，１１９页。(41)程世才当时为辽东军区司令员兼３纵司令员。(42)《党史研究资料》，第１、２期，５、６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０日）。(43)《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８页。(44)黄济人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９６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45)凡尔登是法国东北默兹省的城市和铁路枢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两国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德军伤亡近６０万人，法军伤亡３５万人，故有“凡尔登绞肉机”之称。(4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阵中日记》，１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47)有的资料说王继芳是作战科副科长，有的老人说他在山东时当科长，到东北后是作战科参谋。(48)《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３５页。(49)即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光。“曹”好像是曹里怀，为长春卫戍区司令员。(50)即饶漱石、伍修权、叶剑英和周恩来，当时都在北平军调部。(51)采访中，有几位老人谈到毛泽东这句话，都记不住出处。(54)“关东三大怪”为：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东北人把孩子的摇篮吊在空中，来回悠，叫“摇车”。(55)“周”即周恩来，“张”和“谭”说不准，待查。(56)《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６５页。(57)《四战四平》第１集，２０页。五 家 林彪说：“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老，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⑴。 光靠灵感是得不到这样的句子的。 “在阿拉曼⑵之前，我们没有取得过一次胜利；在阿拉曼之后，我们又没有遭受过一次失败。” 把“阿拉曼”三个字换成“七七决议”，丘吉尔的这句话，就变成黑土地共产党人的了。 因为共产党人有了家。雪 白 血 红 第１３章 魅力和伟力 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指出： “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 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以奖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造成共产党员面对农村，深入农村的热潮。“⑶ 一个“跑”字，表达了共产党人怎样的急切、决心、姿态和激情啊！ 给农民土地 季中权老人说：秀水河战斗前，林彪让他带上几个战士，在秀水河子北面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搞了一次试验性士改。 当时有一种“东北特殊论”。是不是有人曾明确提出过这种论点记不大准了，怛这种精神上级是讲过的，大家感觉也比较强烈。觉得日本统治了14年，搞了那麽多“开拓农场”，东北农村和关里不一样，好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似的。城里人见你点头哈腰的，乡下人对你又那麽冷漠，和关里反差大大，观感不好。我参加革命前往上海读书时演过一个活报剧，剧情是一个中国理发师在理发时，把一个日本军官杀了。我到沈阳后第一次上街理发，心里就胆突突的，怕那个理发师傅给我一刀。 在那个小村呆了不到10天。不到10天能干甚麽呀，只把地主的粮食分了。可就这麽一下于，群众就发动起来了，秀水河子战斗时，这个小村子出了20多副担架。 向林彪汇报，林彪很高兴：能发动群众，这仗就能打，东北就是我们的。 老人很自豪：东北的第一个土改试点，是我搞的。 但是，当时“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这个问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而且，国民党脚跟脚就在屁股后面追，共产党人到那儿炕沿没坐热乎就得跑，也来不及表演他们的超级艺术。 现在，天高海阔，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表现和施展他们无与伦比的魅力了。 在永恒的日月和默默无声的寒星下，4亿中国人，3亿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像母亲抚育婴儿一样伺弄土地，他们的梦也离不开土地。他们繁衍生活在土地上，他们的全部生命都和土地息息相关。（那时没有“城市户口”，农民也不羡慕这个）他们热爱土地，渴望得到土地——可他们没有土地。 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 他们没有权力，没有尊严，甚至没有妻子儿女，主人可以随意霸占她们，再把他们拉去看家护院。血性汉子流尽了鲜血，缺少血性的汉子和看得大多的血性汉子，就忍气吞声和学会了忍气吞声。因为没有土地的农民，本来就一无所有，、自己都没有。主人就是政府，主人的意志就是法律。国家朽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在那极处的极处，是占人口80％还多的农民。 他们食不果腹，他们衣不遮体，却修造了那麽多富丽堂皇的庙宇，供奉了那麽多仪态万方的神仙。他们向他（她）们叩头，他们向他（她）们乞求，乞求风调雨顺，乞求天下太平，乞求恩赐一个“青天大老爷”。他们不会唱《国际歌》，他们把命、交给了本是罪恶的帮凶的神们。不管他们发没发现这一切是多麽荒唐可笑，当他们终于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征涛怒澜般地扫荡大地。 中国历史上大概可以编制一个师团的那些“万岁”们，卧薪尝胆，发愤立志，是为了江山，为了权势，为了三官六院。那些揭竿而起，流血拚命的农民，只是为了土地。然而，半个世纪前，当西方人高举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终于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这种生活方式，把封建社会椎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古老的中国却仍然重复着古老的历史。一顶顶皇冠落地，一件件龙袍加身，渴望得到土地的人永远一无所有，没想得到土地的人不但得到了土地，还把渴望得到土地的人踩到了脚下。 中国只有农民战争，没有农民革命。 农民生产粮食，供养军队、党和国家的官僚。农民提供人力，成为维系国家机器主要组成部份的军队。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中国，特别是战争时期，得人心，首先是要得农民心。庞大的农民群众心之向背，将左右一切，并能最终左右政治家们的政治。 比之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生产方式实在原始，落后不堪。这是劣势，也是优势。发达国家，工业中心炸掉，海空封锁，立刻陷入瘫痪，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茅屋几天就能搭起来，弯弯犁一会儿就能削一个。中国的优势和力量在庞的农民群众中，在土地中。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土地就会生长粮食，国家就会有军队。而阳光和雨水谁也不能垄断。 古今中外，很难找到一个政治集团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熟谙它的国情，了解它的人民。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像它那样，把自己和农民的关系理解得那样深透，处理得那样和谐。共产党人最清楚农民那破贫穷折磨得麻木，冷漠的表象下，掩藏着甚麽样的火焰，并善于把这火焰引发为摧毁对手的火山。 蒋介石当然懂得其道理，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所以，他在关内停战，往关东大打，不让共产党人有喘息的功夫。因为只要共产党人往农民中站住脚，就像鱼儿游进大海一样，黑土地就不是他的了。 1946年：2月30日，蒋介石在特天字第70号密令*中说： 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关重要。我军占领各匪区之后，必须督导我各级官员，协助各级地方政府，注意民众组织，整理保甲，加强人民之自卫力量，以安定地方秩序，恢复各种生产，对于处理土地纠纷，尤须注意，实行绥蜻区减租法规，务须使耕者有其田，此为我军与共匪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励行，勿误。 蒋介石不光说说，还真把一些能够减轻农民痛苦的法令，写在了纸上。比如，1930年南京政府就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地租不得超过粮食收获量的37.5％，这无疑是在此以前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法令之一。可国民党政府依靠甚麽人来推行它呢？是多少个世纪以来就占有和统治土地的人，这些残忍而又高雅的生活在中国式天堂里的人，凭借世袭的特权，完全占据了权力、道德和法律的优势。执行这些法规法令，就意味着失去他们的优势和天堂。这是比挖祖坟更令他们难以容忍的。而这些人，正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农村，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触犯了这些人，国民党的根基也就动摇了。 一种先天性绝症。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字典里，都找不到“民主”两个字。但它们谁也没说自己“专制”、“独裁”，是人民的敌人。别说“正牌”的国民党，连一拨又一拨唿哨来去的“胡子”，不也打着“杀富济贫”、“保卫乡土”的旗号吗？大老远跑来杀人放人的东洋鬼于，不也说是“建设王道乐土”吗？人们已经听得大多了，人们不要听了，而要看做。人们看到的最直接，也最现实的，是谁来了后他们碗里的饭多了，少了，乾了，稀了，是家徒四壁的墙上，能不能比去年多一张《年年有余》。 所到之处，曾像蝗虫一样吃光烧尽，现在，共产党人要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倾心向往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写在中国农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士地上。 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大精简，各抽出三分二干部，共1万2千人，下乡搞土改。 经过清算、分地斗争，1947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160亩土地，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一堆堆燃烧地契的烈焰，映照着一张张仇恨的脸和一双双仇恨烧得通红的眼睛。千百年来被脑满肠肥的人欺压惯了的人们，那目光中有激动和兴奋，也有疑虑和恐惧：真的就这样了吗？ 直到把写有“张老三”、“李老四”的界桩，“丁丁当当”地钉往了黑土地上，一些人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房无一间，地无一珑，、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就这麽几天，就这麽几把火，就这麽根木桩，这地就归了我了？有人一夜去地里转几遍，看看那界桩是不是还在，会不会变了字号。有人搂着那写着自己姓名的界桩，就像搂着情人一样，枕着黑土地睡着了。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人有了家。 土改中出现过火行为。 一是侵犯中农利益，二是杀了些不该杀的人。 老人说，有的斩草除根，把一家老少全杀了。吃奶的孩子，扯腿一劈两半。 造成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某些政策的不明确性（特别是在开始阶段）。比如具体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比如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而建国后“阶级斗争”中的乱抓乱打乱杀，是不是也能从当年这种行为中找到某些影子？而到了需要共产党员带头致富的那个时候（人而失去致富的本性，是否也为中外一绝），有些人则明确问道：真能让富起来吗？真富起夹了，会不会再来那麽一家伙？ 黑土地一些老人当时看得真切的，是最早起来革命的农会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流氓无产者。这种人敢想敢干，甚麽都敢想敢干。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号和理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地主老财的钱财和小老婆共为己有，这等美事还能不甩开膀子大干特干吗？ 最根本的，这是千百年来那种原始、残忍的血腥统治所致。被压迫者一旦有了还手的机会，就会以同样的暴力对待暴力，西方世界在反抗这种制度时，愤怒的农民也同样是不在乎鲜血的。 革命本夹就不是慈悲的，有时也缺乏辨别力。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东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后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力的统一与使用》*中，说： “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况虽不大清楚，但过去东北粮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几百万吨，高粱小米不但够东北吃，而且还运到关里去，徐州及连云港以南很多粮食都是东北运去的。” “去年我们的收成不好，先旱后涝，今年我们党注意努力领导与组织生产，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话，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于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农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地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可能减产，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点毛病，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之生产情绪可能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农占百分之二十，土改中注意不够，有些打的狠了一些，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工具），影响了这些人的生产；第四，农村劳动力减少很多，参军参战数字很大……其次是马匹数量大大的减少生产力水平退回了‘少帅’那个年代。” 土改中的过人行为是全国性的。而土改使生产力倒退这种后果，不知是否为黑土地所独有。 但是，无论破壤了生产力，还是解放了生产力，共产党人已经唤起农民千百万，同心干了。 再给一支枪 “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 “保田保家保乡去！” “胜利反攻，人人有份！” 在农民分得土地后，这样的口号，几乎写遍黑土地每个村庄每条街道的每堵墙壁。 农民有了土地，再给他们一支枪去保卫土地，这实在是大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中国，没有任同一个政治集团，敢于像共产党那样武装人民，因为人民武装起来，就要用枪杆子解决自己的痛苦。 这个党，那个党，你打找，我打你，反正都是“官家”，咱草民百姓管不了，也不管。而当东家的房屋、车马和土地都变成了他们的后，面对这一切，他们还能像过去那样漠然视之，无动于衷吗？ 杀富侪贫，开仓放粮，然后率领愤怒的饥民扑向另一座城池。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在重复这样的画面。但是，没有任何阶级和政党能像共产党那样成功，那样彻底，那样更具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从这疙瘩到那疙瘩舌头紧靠着牙， 民主联军和老百姓守住东北守住家， 东北是我们家乡拚命保住它！ 眼泪了长着苗鲜血中开着花， 打败那敌人保住我们的家！ 唱着这支《从这疙瘩到那疙瘩》，黑土地上的农民，一批批走上前线。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3年中，黑土地有1445907名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军队。 还不算我们经常在银幕和荧光屏上看到的肩头背着伧，手中拿着锄头，正在铲地的那种民兵。 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魅力召唤起人民的热情，并凭借人民的力量所向无敌。 雪 白 血 红 第１４章 打“胡子” 关东人称土匪为“胡子”。 胡作非为，那些无法无天的“胡子”，也有自己的“法”和“天”。 “胡于”头叫“大柜”。联络官叫“尚贤员”，作战部长叫“总炮头”，执法官叫“总稽查”，看管、审训“肉票”（即抓来的人质）的叫“秧子房”，通风报信的情报官叫“传号”，出谋划策的军师叫“搬舵的”，一般成员叫“小兄弟”。一般都有固定地盘，叫“溜子”。每个“溜子”的“胡子”都有“山规局事”，叫佗“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掌柜的”耍得清（不能乱抢），“小兄弟”打得清，“传号”传得清，“稽查”查得清，“线火子”（领路的）带得清；“大柜”不能吞大飨，不能奸淫妇女，“小兄弟”不能偷抢拐骗，不能反叛造谣，抢错了要送回，“秧子房”不能跑了“秧子”（即肉票，人质）；盲、哑、疯、瘫、僧、道、尼不抢；同是“胡子”不夺，娶媳嫁女不夺，送殡不夺，搬家不夺，山沟不夺，码头不夺，鳏寡，孤独不夺，医生不夺。 最初也许有此古风，现在这种“胡风”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所剩无几，只挂在嘴皮子上了。（探究这些，需要有关专家写部专箸。）另一个特点，是“胡子”之多为中国之最，中国历来以官为尊，当官之路，一是进考场，二是拿钱买，三是哨聚山林当士匪——当土匪，受招安，再当官。一部“二十四史”中颇有些有头有脸的人，就是这麽曲线当官的。而黑土地上近百年来最有名气的人物，人称“胡帅”的张作霖“张大帅”，不折不扣，就是先当“胡子”，后当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帅”的。 恐怖的关东 动乱年代盛产“胡子”，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达到一个高潮。“八·一五”后，“胡子”之多，为黑土地历史之最。 《四野战史》载： 估计在我南满基本池区，约有匪五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五千人、三千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⑷。 有野战重炮的“胡子”，也真够洋气、阔气的了。 凡拉竿当“胡子”都要报字号。那字号挺有意思：“天边好”，“老山东”，“老山好”，“永好”，“全好”，“九江好”，“君子人”，“绿林女子”，“大闺女”，“宋美人”，“花蝴蝶”，“菊红”，“两点”，“宝山”，“四海”，“飞虎”，“大青”，“三合”，“天助”，“久仰”，“靠山红”，“混天球”……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还有叫“八路军”的。 这些“胡子”，有的对抢劫之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有的曾打过日本，有的还曾是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后来投降了日本。有的反叛一切“官家”，当年打日本，后来打苏联红军，现在又打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的不管日本，还是共产党、国民党，有奶便是娘，谁硬就靠谁——如果有双蓝眼睛和大鼻子，那字号完全可能叫“红军”，或甚麽“斯基”之类。还有一类，是由伪满军警伪宪特组成的，或自立门户、或散布于其它“胡子”里，其中还有不少日本军人，政治色彩极浓，土匪蜂起，国民党政府委任状满天飞。黑土地人就以典型的黑土地幽默，在一些“胡子”前面冠以“中央”二字，成了臭名昭着的“中央胡子”。 老人们说：国民党正规军不像电影上演得那样，那纪律开头比八路军还好，最坏的还是那些“劫收大员”和“清剿驴子”（即国民党“清剿队”等地方武装），这些人最能捞，糟蹋老百姓，把国民党搞臭了。 国民党在东北加委的“胡子”头，“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仅在北满地区，就收编四个旅“中央胡子”。 也算“八·一五”后黑土地上的政治土特产，当时，东北154个县（旗）中，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不到50个，有的也不巩固，经常处在“胡子”威胁下。挂着“中央”牌子的“胡子”，口口声声称共产党为“匪”，为“八路胡子”，今天叫嚣攻打这座县城，明天叫嚷血洗那座县城，1946年10月，不到半个月，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鲜血淋漓，包括箩北县长在内的20多人，被拉到郊区集体枪杀。 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被糟蹋后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名日本战犯和汉奸。公审正要开始，嗒嗒嗒嗒嗒，一串子弹射向主席台，全城顿时枪声大作。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鲜血点点摊摊，传单还在空中飘扬：“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尾巳长不了”…… 在通化，还发生了由国民党特务策划，有3万多日本人参加的暴乱。 共产党派到各地去的工作人员，经常在半路上就被“中央胡子”杀掉了。 恐怖的关东，没有安全感的关东。 共产党人不铲除这个心腹之患，就不能在黑土地上站住脚跟。 1946年6月初，东北局和“东总”决定以师（旅）为单住划分地区，抽调三分一兵力打“胡子”。到1947年底，共打灭10多万“胡子”。 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在黑土地消失后，中央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中，有一项是继续深入剿匪。东北局回电：无匪可剿。 这是千真万确的。 儿时，常听一些老人啧啧赞叹：小鬼子那麽凶，也拿“胡子”没法，共产党三下五除二就划拉光了。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不坐天下就怪了。 剿匪专家 ——东野名将录之一 按响门铃，出来个老人。中上个头，披件银灰色大衣，戴顶棕色贝雷帽。那开门的动作，那向来者伸出的手，那缓慢的步履，都带着明显的老态。比这一切都强烈的，是任甚麽样的白发也遮覆不了的军人气质，这种气质，在笔者采访过的曾在黑土地上战斗过的老人身上，都能见到。这气质使他们在垂暮之年，也显得那麽富有活力和魅力，使人一下子就能想见他们当年的英姿风采。 此刻，这位原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将军，就是当年三江（合江、松江和松花江三省）平原上的一位传奇式人物。 1946年8月，正是“中央胡子”最倡獗的时候，贺晋年就任合江省军区司令员。 合江是太适宜繁衍“胡子”了。西南和南部是崇山峻岭，原始森休遮天蔽日，东部和北部是大片沼泽地和草甸子。草甸子蒿草比人还高，夏天人畜进去，一会儿就被蚊虫盯剩一副骨架。沼泽地更凶险，不熟悉路径，一脚下去，就别想再拔出来。如此荒蛮之地，就成了“胡子”得天独厚的极乐世界。历代官兵来剿，见是玉皇大帝的天兵天将都不敢涉足的地方，也就随“胡子”们极乐去了。伪满时期，日本人采取收买政策，“胡子”大都卖身投靠了，（老百姓说：“鬼子”，“鬼子”日本人不“鬼”，怎能叫“鬼子”，）“八·一五”后，这些“日本胡子”又摇身一变，成了“中央胡子”。其中，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和孙荣久四支“胡子”势力最大，号称合江地区的“四大旗杆”。 东北土匪为全国之冠，合江为冠中之冠。 贺晋年就是冲这个来的。 在创建陕北根据地时，他就以擅长剿匪而闻名。1939年春天，周恩来在崂山被一伙土匪袭击，彭德怀立即将贺晋年从前线召回，去剿灭这伙企图谋害周恩来的政治土匪。土匪在大山里和他兜圈子，他抓住点踪迹就穷追不舍，终于把这伙土匪一网打尽，东北“胡子”与陕北土匪当然有区别，但大路数是一样的。 开头，一些地区用大部队围剿。“胡子”到处都有线眼，人熟地熟，部队忽忽啦啦未到，早跑没影了。有时围上了，一打就散了。部队一走，“胡子”头一声唿哨，又拉了起来。 贺晋年不这麽干，他组织精干的小分队，逮住踪影就穷追不舍，而且务必抓住“胡子”头。 追进老林里打。追进草甸里打，追进沼泽里打。 贺晋年老人说：东北有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的小分队也有三宗宝，大饼子咸菜疙瘩乌拉草。追“胡子”是十万火急的事，没功夫埋锅做饭，做饭有烟也会给“胡子”报信。玉米面大饼子就着咸菜疙瘩，骑在马上边追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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