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张正隆-10

“由于我军果断的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另一方面，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42)　　终于打响了“最后一战”——用８千多干部战士的鲜血的生命。　　“都是‘老骨头’呀！”　　——黑土地英雄谱之一　　三道林子北山，为四平侧后制高点。天上飞机，地下重炮，新３８师两个营跟在坦克后面轮番攻击。保１旅１团打得差不多了，７旅特务营上。上去没半天，１连仅在炮火下就伤亡大半，有个排就剩下３人。　　沈阳军区原副参谋长韩鏖，当时是７旅电台副区队长。老人说，旅部住在四平北杨木林子，部队上去下来都经过那儿。上去齐整整的，回来稀落落的。　　２０团３营头天早晨上去，第二天傍晚回来，连枪都没人扛了，像木柴一样捆着挑回来的。　　５月１８日，１０旅２９团１１连在四平北神仙洞附近，掩护全团撤退。　　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都负伤下去了，胡可风带领２排在山上阴击。撤下来时，就剩他和排长单长胜，还有个当向导的老乡。老人说∶我们三个都成了英雄。　　单长胜是“战斗英雄”，那个老乡是“战斗模范”，我这个副指导员是“政治工作模范”。其实呀，活着的人活着就是了，那些牺牲的人才是真英雄。　　老人一个个念叨着，从四平念叨到秀水河子，又念叨到出关在旧门打的第一仗∶第一仗就牺牲个警卫连长，那可是个好连长呀！打日本可勇敢了，叫王永富，王永富……　　黄达宣老人说∶从出关到四平撤退，一路上，打一仗，队伍就少一截，越打越少，越走越少。　　在“九里山下古战场，牧童拾得刀与枪”的那个九里山下长大的陈世勋老人，说∶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后，村里村外，雪地一片片被炮火烧黑了，让雪一衬着，真叫黑。还有血，一摊一摊的，把雪都染红了。白的那么白，红的那么红，雪白血红——长那么大头一回见哩。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写道：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人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是井岗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即万毅纵队——笔者）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43)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四平保卫战中伤亡的８千多人，同期的本溪保卫战，和此前各地各次战斗绝不会低于８千人的伤亡中，绝大多数都是抗战中幸存的战斗骨干。　　用老人们的话讲：“都是‘老骨头’呀！”　　黑白分明　　——他们也有姓名之一　　同一时期伤亡的国民党官兵，参加抗战的比例数，比共产党部队还高。　　他们大都来自南国的红土地。他们在那里落生，在那里戍边，也曾在异国的丛林中作战。为了国家不再挨打受辱，为了人民能够像样地活着，他们身边曾倒下那么多战友，鲜血把红土地染得愈发殷红。他们九死一生地闯过来了，闯到了民族解放和胜利的那一天。他们本来都是英雄好汉。　　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世代在土疙瘩中刨食吃的农民子弟。　　闯关东前，他们中一些被运去接收南京、上海时，跨出Ｃ—５４式巨型飞机舱门，面对着不断呜叫和“咔咔”作响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望着那些朝他们欢呼的西装革履的先生、太太和小姐们，那种畏怯，惶恐，自惭形秽，以至有些无所措手足，与闯进锦州、沈阳、长春的那些土八路，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到昆仑关，到滇缅战场，倒毙在他们枪口下的日军，就个人而言，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可他们是侵略者，他们远渡重洋来烧毁我们的家园，杀戮我们的父母，奸淫我们的妻女。他们是强盗，是魔鬼，是野兽，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的敌人和仇人。杀死他们，就是拯救祖国，拯救正义。　　杀死一个，祖国就多一份安宁，人类就少一个敌人。　　可现在，从山海关到四平，三点成一线出现在准星前端的，是谁呢？在他们第一次扣动扳机前的瞬间，可曾有人闭过眼睛？可曾把枪口抬高一寸？可曾想过自己也是中国人？　　即便是理直气壮，觉得怎么接收怎么有理的杜聿明，在山海关指挥国军打响东北内战第一枪时，那心灵深处就会那样平静，荡不起一丝别样的涟漪吗？　　“内战一开，生灵涂炭，决难止息，历史的罪名，将落在我们的头上。”　　(44)发出这种悲叹的，后来在和平解放北平中立了功的傅作义，那双白净的手上就没有血腥气吗？　　他们都在这场内战中活下来了，傅作义还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利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当官并不是一切。活着也不是一切。可那些把红土地养大的精壮的活生生的身躯，埋在了黑土地的人呢？死人就是一切，就一了百了吗？　　本来，他们应该去和家人团聚，去娶妻生子，去享受天伦之乐。本来，他们应该有最好的住房，最好的生活保障，最好的医疗条件，把身体好好普查一次，把在战争中落下的残疾好好治疗一下。本来，他们应该去受教育，而且是受最好的教育，用那双操惯了枪炮的手拿起笔，去掌握建设国家，振兴民族的武器。　　可他们却来到这片遥远而陌生的黑土地，来打杀本来和他们一样的骨肉兄弟。历史记得他们是怎样来到这片黑土地的。　　历史是不会忘恩负义的。历史将永远铭记着他们昨天的伟烈和功勋，也同样注视着他们今天的悲哀和罪孽。　　昨天，今天，就像这白骨和黑土地一样，黑白分明。　　他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可谁也不知道。黑土地上没有一块他们的墓碑。大概他们自己也不想把姓名留下。　　但历史已经为他们立碑了，那碑文一字字都像警钟长鸣……　雪 白 血 红 　第１１章 春之冬　　在春未暖融融的黑土地上，共产党人全线后退，退向临近朝鲜的狭窄地，退向遥远的松花江北。　　开头退得有条不紊。偌大个四平城，据说连具烈士遗体都未丢下。后来就不行了。新６军一辆汽车拖门炮，就毫无顾忌地对共产党大部队穷追不舍。　　处在胜利峰巅上的国民党，终于把共产党人赶到了人民中间，并最终把自己推入绝境。可在１９４６年那个严酷的春未，共产党人确是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　　有的部队被阻在敌后，有的失去联络，有的溃不成军。　　来自延安和东北局的意见，却是“必须守住”公主岭和长春，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长春，变长春为第二个凡尔登。(45)　　还在乱着套。　　“想中央，盼中央”　　５月１８日夜，１师２团财会科会计刘淑，在梨树附近一个小村听到集合号，不知怎么回事儿，和政委妻子张华出门来看。江拥辉匆匆赶来：还傻等什么？快走！跑呀走呀。张华说：只剩下喘气儿的劲儿了，当俘虏也走不动了。刘淑说：可不能当俘虏。张华说：对，死也不能当俘虏。两人强撑着往前挪动，江拥辉带着打阻击的骑兵赶上来了。　　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刚过松花江桥，身后轰隆一声，江桥炸了，那边敌人也脚跟脚进了城。江面不到５００米宽，对岸汽车、摩托车呜呜叫，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拥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那情景，就像当年八路端了鬼子炮楼回来，老区人民欢迎子弟兵。　　大家看得这个气呀：东北人都是亡国奴！　　狗咬吕洞宾，不认好人心！　　欢迎吧，有你们好瞧的！　　……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８日，重庆《中央日报》２版刊登消息：《沟帮子视察记。人民在严寒中修复共军之破坏，老翁谈人民将以全力协助国军》。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２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我们只能完全夜间行军。”(46)“八·一五”后，从南京、上海到所有国民党军队进驻的沦陷区，一夜之间，蒋介石的画像就从尘封多年的地方找了出来，庄重地挂上家庭和街道的庄重处。　　人们追随着浩荡开进的国军欢呼，恋恋不舍地围着每个穿制服的政府官员，向他们问好、致意。８年了，“国军”来了，自己国家的军队来了！　　黑土地人没有蒋委员长的画像，甚至从未见过，那心情却是一样的。　　大连凯达实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离休会计宋长青老人，“八·一五”光复时，在沈阳南站前“中兴和”馅饼铺当学徒。八路进沈阳那天，站前广场人山人海，都去看“咱中国的军队”。他把掌柜的４岁儿子举在脖子上骑着，在人群中朝前挤。伸着脖子望了半天不见出站，有人说是“老毛子”不让下车。人们火了，都骂“妈个巴子”：沈阳是咱中国的，咱中国军队来了凭什么不让下车？妈个巴子的老毛子还讲不讲理了？　　有人喊“来了”，人群立刻拥动、欢呼起来。看清了，人们突然都有些发愣。那枪，那炮，那歪把子，还有那钢盔什么的，没说的，是缴获的。可那衣服，怎么尽是些紫了巴叽的“二大布衫子”，邋邋遢遢的？有的头上戴顶战斗帽，有的穿件鬼子上衣或裤子，有的干脆从头到脚都是鬼子打扮。这是中国军队吗？中国军队怎这副样子呢？　　可人们很快又欢呼起来。毕竟是中国军队来了——盼了１４年哪！　　喊些什么，老人记不清了。有点印象的，是“蒋委员长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国民党进城就大不一样了。吉普车，汽车，炮车，装甲车，坦克，清一色美式装备和美式服装，有的是卡叽，有的是从未见过的“罗斯福呢”。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比小鬼子还阔气，神气，这回可是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　　老人说，当时人们对美国印象可深了。人家有钱，家伙好，还有原子弹。国民党是“正牌”，又有美国支持，国民党肯定能赢。　　所有老人都谈到当时东北人民的“正统观念”。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看惯了在这片土地上走马般厮杀的外国军队，和打着各种“官家”旗号的中国军队，吃够了它们的苦头。他们就像盼望神话中的天兵天将一样，盼望一支“正牌”的强大的中国军队。中国有这样一支军队，各种各样的“鬼子”就不能在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了，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他觉得是盼到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快就将难堪地注视着这些人的丑行了。　　而且，他们似乎还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来就是只有一个“万岁”的。别人顶了天，也只能是“八千岁”，或“九千岁”。　　秀水河子战斗同时，独立旅打下彰武附近的泡子车站，郑绍华那个班住在一对５０多岁的老人家里。开头，老两口挺害怕，好像家里来了鬼似的。他们帮老人打场，推碾子，挑水，扫院子，一口一个“大爷”、“大娘”，叫得老人心花怒放：天底下哪有帮老百姓干活的兵呀，你们这些“南蛮子兵”真仁义呀！老太太是满族，梳着高妆头，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给大家做鞋，见没人就跟郑绍华说悄悄话：孩呀，这八路不是正牌，有什么出息？再说你们那家什也不行，不是白搭小命吗？大爷、大娘这辈子什么不缺，就缺个儿子……　　瞿文清老人讲了个向导的故事。　　３月２０日，保卫抚顺失利，连夜往外撤，他找了个向导。　　刚到东北，打不过人家，总往后退。老百姓也不认八路，找向导挺困难。后来政治教育讲课时，大家还争论这个问题。有的说咱是八路，应该说服动员，不能来横的。有的说敌人都快摸到屁股了，他不干，不动硬的怎么办？　　这个向导倒挺痛快。是个中年人，黑灯瞎火看不出什么身份，他则把这支由他引路的军队当成了国军。点头哈腰中不乏至诚，一路上车轱辘话喋喋不休：长官呀，你说说，好不容易把“小鼻子”盼倒了，又来了个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算什么东西！共产共妻，走哪吃哪，专门扒铁路，一群穿“二大布衫子”的“胡子”！他们也想成气候？做梦！我说长官哪，我们都拥护蒋委员长，都向着国军，盼望咱们国军打胜仗，把这帮共产共妻的“胡子”打光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对于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宣传，黑土地的前辈是不难接受的。　　传统观念告诉他们，凡是扛枪的队伍，不是正牌，就是“胡子”。“胡子”不就打家劫舍、抢男霸女吗？“胡子”当然不扒铁路，可和八路同是共产党的臊性的“老毛子”，不就把一些铁路扒了，设备拆了，运回国去了吗？　　李伯秋的老家在辽阳，“九·一八”事变后出走再未回来。闯关东后戎马倥偬，辽沈战役后才回去一趟。都到这里候了，一些老人还问他：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　　在黑土地人的心目中，“老大哥”实在没给小兄弟留下好印象。而“我军无钱，在乡村中行动时，则到处征发，老百姓恨我”，“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则正好“配合了”那些关于“共匪”的宣传。这是没法子的事，为了生存，逼到这份儿上了。却无疑使人们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刘光涛老人说，当年在冀东时，鬼子伪军一出炮楼，十里八村的，消息一溜风就送到耳边来了。鬼子在前街住着，咱们伤病员就在后街，那么多特务、汉奸，硬是不知道。　　现在黑土地上的情景，正好颠倒过来了。　　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归根结底的无根据地，无人民。　　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一退再退，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四平失守，在共产党队伍中引起的震动是空前的，巨大的。　　在这种震动中，相当一部分人动摇了，逃跑了，有的甚至叛变了。　　留下来的都是金子。他们使这支队伍更精粹，更锋锐了。　　共产党黑土地的天下，就是这些人金子般的脊梁撑起来的。　　“那小差开的呀”赵绪珍老人说：四平撤退后，走了４２天到桦甸才站住脚。我们走，敌人追，我们丢，敌人站。看着要追上了，赶紧拐弯兜圈子，哪儿不好走往哪儿走。有的敌人跑到前边去了，也得赶紧绕圈子。飞机在头上撒传单，后边还有大喇叭喊：共军弟兄们，共产党完蛋了，你们别跟着白送命了，快投降吧。有时还唱歌，唱岳飞“精忠报国”什么的。哪个狂呀！现在讲这些像闹着玩儿，那时可真是不大行了，打也打不了，走也没劲了。　　党支部开会，号召党员和干部背两支枪，或两个背包。那时党员是秘密的，实际已没什么秘密了，和看背枪和背包的就知道了。这也挡不住跑。俘虏过来的跑，在东北扩大的跑，从关里来的也跑，党员也跑，干部也跑，有的跑回家了，有的当土匪了，有的投敌了。走到东丰北边，一天晚上跑２２个，带走２０支枪，２８颗手榴弹，２２００多发子弹。连长王信图，也带支２０响跑了。师政委李伯秋见了我，说：小赵呀，你这个指导员怎么当呀！　　老人说，这若是在平时，不撤职，也得撸你个茄子皮色，可那时都跑，无所谓了。虱子多不咬人，债多不愁人。当连长、指导员的，当时见面就问：你们今天又跑几个？　　１０旅退到绥化进行整顿，枪毙三个逃兵，还有两个人陪斩。三声枪响后，有段对话：——还跑不跑了？　　——不跑了。　　——再跑怎么办？　　——一样。　　——和谁一样？　　——和他们三个一样。　　四平撤退引起的逃亡波，持续了很久。　　６月２５日，东北民主联军《自卫报》，刊登的《教育和巩固新战士的几点初步体会》中，有这样一段：老战士对新战士谈话时，不要夸大敌人的力量，应该多讲我军有利的地方。如一个战士在军人大会上承认错误时说：“我听老同志说四平打仗怎么厉害，伤亡多少人，我害怕了，所以想跑。”一个班长在班里说敌人炮火怎么凶，一炮弹打倒四五个，一个战士听后吓得晚饭都没吃，黄昏时就和另一个新战士逃跑了。　　新兵逃跑，主要是怕死。老兵和干部就不那么简单了。　　赵绪珍老人告诉我，王信图是山东老八路，打仗很勇敢。当时以为他投敌了，又觉得不大可能。１９６８年山东来人处调，才知道是跑回家了。２３团２营副营长朱铁武，１５岁参加新四军，枪林弹雨几十仗，退到西丰时，带着管理员和通信员投敌了。１９４９年解放上海被捉住，枪毙了。１９团２连一个姓吴的班长，要拉几个人回家，回不去就投敌。枪毙时，面不改色。　　有人失望了：革命没头了。　　有人绝望了：万岁的是蒋介石了，坐天下的是国民党了。　　“东总”前指作战科长王继芳(47)的形象，颇像舞台、银幕和荧光屏上风靡一时的那种奶油小生。一副时装模特儿般的身材，一张白白净净、挺讨某些异性喜欢的脸。不过，其所作所为却大相径庭。　　５月１８日夜，“东总”前指从梨树撤退前，发现王继芳不见了。大家也没当回事儿，以为他干什么去了，还等了一会儿。　　两天后，林彪觉出不大对劲儿了：这敌人怎么就跟着屁股追，而且这么大胆、放肆呢？　　就在民主联军从四平东北、西北和正北分三路撤退时，王继芳正迎着国民党走去。他可不是空手去的。从脑袋到挎包，都装着从实力统计到撤退计划之类杜聿明求之不得的情报。　　几天后，王继芳重返梨树，把房东那个面庞娇嫩、丰满漂亮的地主女儿领走了。个把月后，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还送他一顶“少将参议”的乌纱帽。　　他本是个红小鬼，在革命部队中长大的。也许是过旱撑起了超体力的负荷，他累了，又遇上个多情的女人，而且也早就该成个家了。这属人之常情。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你就走你的。也许是一时想不开，糊涂，动摇。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你仍可以和你所爱的人，去自食其力。这样，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受审查，批判，戴上几顶帽子。若能挺住，今天也会重过人的生活。可他不，他旱就准备好了那么多“礼物”，临走还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他要用曾和他一铺炕上打呼噜，一口锅里搅马勺的战友的血，染自己的顶子，铺一条荣华富贵的前程。　　１９４９年秋天，二野在重庆把他抓住了。四野派架飞机把他载到武汉，审讯后枪毙了。据说，那个喝松花江水长大的白白胖胖的女人，一直跟着他，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爱上了这个一副好衣服架子的男人。　　他害了那么多曾经和他一样的人，也害了自己，还害了一个女人。　　轻易不赞扬谁的林彪，曾赞扬“东总”情报部门：能顶得上一个主力纵队。　　一个王继芳能顶多少敌人呢？　　９月２５日，东北局在《关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中说：必须立即严格审查干部战士的成份，坚决清洗坏人。(48)　　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人，当时是“东总”作战科参谋。一下江南时，５师在靠山屯打了胜仗，林彪让他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还未赶到，敌人增援上来了，５师撤了，他被隔在敌后。５师没见到人，家里慌了神，以为又跑了一个。他带着两个骑兵通信员绕了一天一夜赶回来时，有人正在查他的档案。　　高秀成老人讲得更有意思：抚顺撤退后，营长高占会开小差了，带着管理员、通信班长和通信员跑了，骑我的马。营长开小差了，教导员有责任，这没说的。师里领导（老人是讲了姓名的）却非说我知道不可，是故意放走的。我和营长是老乡，关系也挺好，可他要跑谁知道呀！把我“下放”到铁岭一个兵站当站长。四平撤退那个乱劲，师找不到团，连找不到营。我那个兵站也没人管，大概认为我旱跑了。兵站加上一个宣传队，男男女女１００多人，就一支枪。转哪转哪，也算老天爷照应，在东丰找到了部队。哪知道领导还是不放心。　　我这个人心里不存话，爱发个牢骚，爱发牢骚就是重点对象。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就坏在这张嘴上了。　　让我到师里当秘书。就念４年书，“秘”字都认不大准，怎么当这个“秘书”？为的是放到领导眼皮底下好放心。还派个通信员监视，上街买盒烟也跟着我。　　那个通信员也不争气，他倒跑了。　　领导又说是我放走的，在柳河关我三个月，真能把死人气活了。闲着没事，我就敲门砸窗。领导来了，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我说我没法经受这种考验，我不能把他们的觉悟都教育提高到中央委员那水平上。　　某军副政委刘学友老人，１９４７年入伍后，就在北安军政大学读书。毕业后到哈尔滨，还没分配工作，先搞“内部清理”。会几句日本话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关起来先打一顿。他那个区队抓起１／１０，最后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来了。　　把这些都归咎于王继芳，是不公正的。　　很多老人讲了很多关于“内部清理”的事情。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也不知为的什么。当过特派员的老人，讲起来也直摇头叹气。　　陈世勋老人说，１９３７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３００多人。哪来那么多“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上，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招谁抓谁，招了就杀。大都是些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点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　　有的老人说，要打仗了，被关押的“敌人”都要求上战场经受“考验”。一些人就是想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什么滋味呀？命大的，没死了，回来再吊起来拷打，审问……　　一些人挨整，是因为开小差，投敌，或是被疑为要开小差要投敌。　　肺部至今还嵌块弹片的吕效荣老人，正好与此拧着劲儿。　　——日本投降后，你为什么要搞暴动，不回家？后来那么多人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　　老人说，他当指导员的那个８连，１８５人全是本溪茨沟暴动的“特殊工人”。　　四平撤退前伤亡、逃亡１／３，进关时剩下２０多个，全国解放就不到１０个了。　　战争年代剩下的都是金子，信任又重用。１９５５年审干，这些人被拨拉出来过遍筛子，倒也没什么。到“文化大革命”就都成粪土了，翻来覆去问你留在革命队伍里想干什么？有个石子亮，是山西决死队的，暴动负责人之一，在广州一个区公安分局当局长，活活给打死了。留在部队的几个挺幸运，去农场喂猪养鸡种地。我们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有那么多想干事，没事干，或是没正经事干的人，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办公室，把党内军内历次“内部清理”的“战果”统计一下，看看从“ＡＢ团”，“托派”到“叛徒特务走资派”，究竟有多少？　　再研究探讨一下，其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夏天穿棉袄　　５月２９日，林彪在给“周林陈并曹”(49)的电报中说：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五百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外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人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　　６月１日，彭真、罗荣桓和高岗在给“饶伍叶周(50)并中央”的电报中，说：我军自四平撤至公主岭附近时，敌以多路平行纵队各附汽车坦克向我追击，其受我抵抗之路则停止，而他路则进行包围，飞机进行放肆轰炸，故被割断我部队甚多，至今尚存数团，数个营，数个连，落在敌后面，尚不知去向……　　在梅河口南，中长路和沈吉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一支部队行踪这定，漫无边际地转悠着，从百花盛开的５月下旬，直转悠到一片浓绿的７月。　　看穿着是群叫花子，而且是“叫花子之最”。分不清什么颜色的棉衣，也不管袖口、膝盖或肩头什么地方，到处开花绽朵，和路边香气袭人的野花争妍斗艳。那脸也不知多长时间没洗了，那头发、胡子也不知多长时间没理了。猛一见，就像从人类原始时代走来的一群野人。再看肩头还扛着枪，又分明像“胡子”。可在这方面见多识广的黑土地人，祖祖辈辈也没见过这样破衣烂衫，头发、胡子长了这样长的“胡子”呀！　　这是被阻隔在敌后的３师独立旅直属队和两个团。　　离休前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石瑛老人，挺爱笑，笑得文雅，达观。也挺爱动感情，讲着讲着，脸色骤变，有时还骂两句，挺吓人。　　在东北野战军的师级干部中，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走到哪里都要说了算的人”。他也确实能说了算，因为他有能力，又有魄力。　　可现在，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石瑛，只能带着他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似的瞎转悠。独立旅原在大洼一带抗击７１军。旅长兼政委吴信泉（离休前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从苏北出发时身体就不好，这时终于累倒了。四平撤退前，林彪命令独立旅在这一带牵制、迷惑敌人，没有命令不得离开。　　老人说：当时，周保中、陈光在延边一带，３纵程世才在通化附近，邓华和吴法宪在八面城西北。开头都来电报，要独立旅去配合他们作战。我（输入者注：此处这个‘我’字似乎应为‘他’字）们是主力呀。都比我官大，都得听。这一头，那一头，有的是有敌人过不去，有的是走到半道情况变了，只在东丰打了一下。后来电池用光了，不能收发报了，清静了，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是不是可以归队了。实际上，周围都是敌人，也出不去了。部队忽啦啦往北一撤，地方政权哗啦啦全垮了。原来见面点头哈腰的地方干部，现在都不见了。　　我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那会闷得吓人，一人开口，大家都像炮炸膛。说黄克诚瞎指挥，说林彪只顾自己逃命，后来把矛头对准我：你还想把我们往哪儿瞎领呀！　　有怨气得让人放。你是领导，不冲你放冲谁放？下边干部战士不也一样冲他们放吗？放怨气是信得过你，也是逼你、将你。　　我先把前一阶段收到一些电报的有关段落念一遍，那意思是很明白的。然后说，大家东跑西颠很辛苦。７月天还穿着大棉袄，捂得要生蛆。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挺住，要把部队带出去，一个人也不能丢！大家从苏北千辛万苦到东北，都是“老骨头”，是党的宝贝。现在不知道上级意图，上级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怎么办？请大家拿主张。如果商什么高招，那还得听我的。　　老人们都说，四平那一仗，若是把这些“老骨头”折腾光了，东北会怎样就不好说了。　　石瑛率队北上。到梅河口南山城镇找到个区政府，有日本人留下的旧电池。　　张口要几个，人家狮子大开口，让拿１００支枪换。眼下是金子不如窝头的当口，１００支就１００支。　　电台“活了”，“东总”命令先拉到柳河。从柳河又横着向西插、晚上睡，白天走。一路走走打打，过了沈吉路、中长路，又过辽河和内蒙没有人烟的沙坨子，快到通辽时，遇上来接应他们的旅独立营。　　那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他们哭，独立营的也哭，战士哭，干部哭，首长哭，抱着哭。　　黄达宣老人说，到通辽时，棉裤成了棉裤衩子了，膝盖下边都挂飞了。　　郑绍华老人说，他的屁股露了出来。　　屁股露出来不要紧，因为大都都是夜间行军。主要是没鞋穿。在苏北不愁这个，这双刚上脚那双就来“慰问”了。闯关东到山东、河北境内，老乡也慰问了些。到东北可就苦了这双脚板了。３师来晚了，独立旅又在最后边，“日本财”一点没发到，老百姓又根本没有“慰问”的习惯。如今坐办公室，一双布鞋３年还好好的。那年月，两天急行军，大脚趾就出来“卖呆”了。　　穿戴还算好对付，最主要的是吃。　　吃粮给钱。钱是东北局印的票子。国民党没来时，老百姓就不大认这种票子。国民党来了，一看人家那穿戴和手里的家伙，土八路的钱就不叫钱了，更不用说现在打了败仗，让人家撵成这副模样了。物以人贵，钱也一样，后来连这样的“票子”也没有了，就写条子。没有纸，就从破窗纸和糊墙的报纸上撕一条。这件事没忘过，这是当年当八路的基本功。可这条子能不能用？什么时候能有用？别说老百姓，连写条子的人都不知道。　　以班为单位，自己解决肚子问题。弄到什么吃什么，弄不到就饿着。　　虱子可是一顿不落，一个个吃喝得膘肥体壮，光天化日之下在身上遨游。　　解开扣子，里面白花花一层，也分不清是棉花，还是虱子。虱子盼打仗，一打仗就没功夫抓它们了。抓不过来，就脱光膀子抖落。这样搞得差不多了，再抓，或是用牙咬，用石头砸，棉衣里子弄得血渍渍的。砸破肚皮也不死，一张嘴拱进肉里还是喝。有人就说虱子是新６军，真顽强。有人说不对，虱子是“革命虫”，干革命的人才有资格生虱子，地主老财资本家有吗？　　走着走着，有人“扑通”就倒了。一动不动，摸摸鼻子还有气儿。赶紧到河里或路边洼坑里掬捧水，最好是到附近人家去找碗米汤，灌下去就活了。　　不少人开了小差。１团２连连长和指导员，一块儿跑了。黄达宣那个连少，就跑个副连长。　　老人说，当时没少开会，团里开，连里开。讲红军长征多么艰难，讲要看到光明，革命到底。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一听就明白。团长余和坦，政委李少元，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长讲着讲着就哭了，政委讲着讲着就哭了，大家听着也哭了。　　老人说，他那时就记着一个理儿：咱是穷人，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还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四四年打倒希特勒，四五年打倒小日本(51)。毛主席１９４３年就能看到抗战胜利，今天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也一定能胜利。　　就是凭着这种朴素的信念，黄达宣和他的战友们，用刺刀，用双手，掩埋了一个个倒下去的烈士，抬着不断增加的伤病员，走出了黑土地的那个夏天里的冬天。　雪 白 血 红 　第１２章　 又一声“撤”之后　　 在秀水河子缴获的那辆美式吉普，从梨树驶出来，刚拐上通往公主岭的“电道”（公路），就开不动了。大车，驮马，向北拥退的队伍，把道路堵塞了。　　秘书和警卫员上前道：能不能让开点，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　　林彪要尽快赶到公主岭去。毛泽东让他坚守公主岭和长春。　　黑暗中，七嘴八舌响起斥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耍威风！　　就是林彪来了也不让！瞎指挥，打败仗，就会撤，就能跑——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被评为１９８７年中国畅销书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以这样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52)。此刻，历史正以不知比索尔兹伯里辉煌多少倍的语言，赞叹坐在吉普车里面的这位面色苍白的将军，并把黑土地这副绝不轻松的担子，愈来愈沉重地压下他那瘦削的肩头。可在这些后来高唱《林总命令往下传》(53)的士兵眼里，他只能是断了翅膀的鹰和陨落的星。甚至一些当年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疑虑：“林总”是不是多少年没打仗了，不会打仗？　　林彪病了　　从中央决定在锦州西部打大仗离开沈阳后，除了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去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半年里，林彪就一直跟部队在前线转悠了。天冷，骑不住马，大都是“１１”号。后来有了车，一些路也走不了。有时一天就换一个地方，最多半个月左右。去四平前线过西丰县一个小村子，穷光光的，没一户像样人家，就一间马棚子还宽敞点。　　季中权老人说，那天睡得晚，起得也晚。他出了马棚子，看见邻院窗根下坐着几个大姑娘，一个个埋里埋汰的，懒洋洋地晒太阳。有的叼根尺把长的大烟袋，有的伸进怀里抓虱子。３０多年后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老人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关东三大怪”之一的“大姑娘叼个大烟袋”(54)。　　林彪身上也生了虱子。晚上住下，钻进被窝，脱光膀子，在油灯下一声不吭地在衣服上捉，用指甲掐，掐得“叭叭”直响。像脸色一样苍白的身上，两排肋骨清晰可见。　　生活之苦，林彪似乎无所谓。“撤退将军”、“逃跑将军”、“不会打仗了”的议论，他也无动于衷。使这个本来就心事重重的人操劳过度，简直不堪重负的，是基于和战问题的一系列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压力。　　据说，在黑土地上，林彪对前途从未丧失过信心，也从未飘飘然过。秀水河子战斗后，有人说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林彪说∶不对呀，人家那炮打得像放花，咱打不起呀，这个敌人不好打呀。大洼战斗后也是这么说。　　锦西不想打，四平不想打。拖过了锦西，没拖过四平。　　他“孤掌难鸣”。　　意见相左，但毛泽东对他还是看重和信任的。　　５月１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　　５月１９日，毛泽东在给“林并告彭”的电报中，在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又说∶究竟采取何种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若由林彪决定，那就像锦州一样，再后撤几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同一天，毛泽东却又来电指示：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主远后方行动。　　６月２７日，林彪致电中央：公主岭、长春、吉林未守之原因除时间仓促来不及立住脚根布置防线和工事处，还由于防线太宽，公主岭防线至少卅里，长春防线则一百八十里，吉林防线约五十里，如敌先将我军包围，然后集中兵力突破我一点，则状况甚难设想，四平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且敌在野战中，遭受了大的打击与歼灭，故四平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地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此次如我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兵进行包围攻击，则仍然要放弃原（？）因就是这样。　　拿破仑说：“有一句确切不移的作战格言，便是不要做你的敌人所愿望的任何事情——理由极简单，就是因为敌人如此愿望。”　　在夺占长春之前，国民党的愿望就是要和共产党决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共产党敢打就行，一战解决问题，一口把你吃掉。　　从锦西到四平到长春，毛泽东和中央和东北局所要做的，正是蒋介石和杜聿明所愿望的。林彪和黄克诚等人的所做所为，正是对手所不愿望的。　　四平一战，共产党的“老骨头”被打掉那么多，但总体元气还在。做梁，做栋，做砖，做瓦，在黑土地搭起共产党的天下，还够。　　如果在公主岭、长春和吉林再来场马德里式保卫战，黑土地上的狐狸再机警，接二连三四，也难免有个闪失。而一旦失误，后果就“甚难设想”。　　如果在锦州西部打了大仗，其结局将比四平更惨，当是无疑的。　　毛泽东放手让林彪在黑土地上干，是在本章快结束的时候。此前，毛泽东是战略由我定战斗由你打。林彪不情愿，也不遗余力去打。四平临决定撤退前，还亲自跑去前线看了看。公主岭能不能守，他也不光在地图前踱步，也亲去实地踱一番。此前是越打越被动，现在是怎么看也看不到“马德里”在哪里，只有落荒而逃。　　从“独霸东北”到“最后一战”，到未了，一切都是按照“孤掌难鸣”的林彪的路数“鸣”的。　　林彪也病了。　　像杜聿明一样，林彪的病根也是在抗战中落下的。　　平型关战斗后，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打了一枪。子弹击中肺部，血迸出来，伤势很重。延安都准备开追悼会了。后来去苏联治疗，据说发现骨髓神经受伤，结个疤，造成植物神经紊乱。据说，这病人喜静，怕光，失眠，忧郁，且病情会随年龄增长而加剧。根治办法是手术，把疤取掉。可这种手术非常危险，九死一生。不知是医生不敢做，还是林彪不想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手术是没做。　　从沈阳到锦西、阜新、法库、抚顺、开原，再到四平，林彪劲头和精神都挺好。从四平撤退到吉林，也没看出什么兆头。出吉林到九台就有些不行，到舒兰终于病倒了。　　据说是“交感神经发炎”，发烧不退。饭更少了，觉更少了。比饭少觉少更引人注目的，是脾气也变得一反常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