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跟他闲聊时，对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批评了几句。我们几个青年人围着他坐在一起，对他发起攻击：你们目无国家和民族，不顾百姓死活，来到外国还争吵不休，都想着争夺一个好地位，这样还敢谈什么爱国吗？ 即使你们在这里当上了官，充其量也不过是可以到农村去对几家农民指手画脚，逼缴军款罢了。你们争夺这样的权力有什么必要呢？ 财政部长听了我们正当的忠告，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竟勃然大怒，说我们侮辱他的人格。 ”你们敢反对我？好啊，你们都是好汉，而我们都是孬种。既然这样，你我都把脸丢个干净吧！“ 他一边大叫大嚷，一边哗啦哗啦地脱衣裳，声称要赤身裸体上街乱跑，给朝鲜人丢丑。他的意思是，既然自己受了侮辱，就该给民族抹黑，好给自己解恨。 我见过许多人，可从未见过这种人。身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看其行为，竟是一个地道的无赖、流氓。要是他真地跑到碾米厂的墙外去，那可就糟了。财政部长丢脸，也就等于我们丢脸，等于给朝鲜人丢脸。于是，我们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劝他安静下来，给他穿上了衣服。 那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说，再不要和这种人来往了。受点批评，就要赤身裸体跑大街的人，搞独立运动，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若是穿开裆裤的孩子，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竟干出这种丑事，岂能称之为政治家？ 这个人给临时政府丢尽了脸。当时，满洲地区本来就有许多人不以正眼看待临时政府。他们厌恶临时政府专搞派系斗争，厌恶它搞乞求外交，厌恶它募集军费，挥霍无度，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临时政府征收人头税和救国义务金还嫌不够，竟发行公债，也不惜作出卖官封爵的勾当，到处去找那些有钱人，发给他们”任命状“，任命某某为某道观察使，某某为某郡郡守，某某为某面面长，然后按职位征收相应的费用。 民族主义者不合不并，继续搞派系斗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趁机派走狗打进他们内部，轻而易举地捉拿反日独立运动者。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吴东振的被捕。日寇警察派自己的走狗金宗源去对吴东振说，朝鲜的大金矿老板崔昌学已到长春，只要跟他好好交涉，就能解决一大笔独立运动资金。他们这样把吴东振诱骗到长春附近的兴隆山车站，逮捕了他。 我听到这个消息，悲愤难忍，好几天连饭都吃不下。 真是祸不单行。此后不久，吴东振的儿子吴京天在吉林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发生了火灾，不幸被烧死了。我冲进火场把他背了出来，但未能把他救活。吴东振的夫人，因丈夫被抓去坐牢，儿子又遭了不幸，悲伤过度，竟至精神失常，不管我们怎样安慰怎样照料她，都无济于事，终于含冤离开了人世。 当吴东振在狱中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坚持斗争的时候，那些独立运动的上层人物却以三府合并为名，天天聚在一起，不是喝酒就是吵嘴，为争权夺利消磨时间。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东振的逮捕中尝到了甜头的日寇警察，更加张牙舞爪地要捕捉更多的反日运动者。而三府领导人却还没有清醒过来，仍在那里空话连篇，争论不休。 有一天，不知刮起了什么风，三府的领导者们都把沙子装在裤筒里，在碾米厂围墙内跑来跑去地练跑步。我看到这情景，非常难受。正当日寇对满洲的侵略迫在眉睫，祖国的命运愈加暗淡无望的时候，这些声称为朝鲜的独立而战的人，却在搞这套玩艺儿，实在太不像话。 我忍无可忍，恳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原以为，吴东振司令被捕以后，先生们一定会大有所悟的。日本鬼子正在不择手段，一个个地逮捕有名的反日运动者，处以刑罚，而先生们仍聚在这里只顾开会，难道这是对的吗？我们青年学生衷心希望你们早日实现三府合并，使南满、北满和东满的所有独立运动者都能通力合作，把所有朝鲜人都能紧密团结起来。 然而，三府领导人仍然继续争吵，继续高谈阔论，白白地消磨着时光。 当时我心中的焦躁和不安是难以言表的。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热中于派系斗争，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民族主义者也落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使人焦躁不安呢！ 我想来想去，决心再次给民族主义者以更大的刺激，写了一出讽刺民族主义者争权夺利的话剧。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三人一党》。 排演就绪，我去邀请了三府领导人。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都忙于开会，非常辛苦，我们特意为先生们准备了一出话剧，请大家都去观看，也顺便解除疲劳。他们都很高兴，都到孙贞道的教堂来了。 演出先表演了几个歌舞节目，最后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 开始，那些老头子都很高兴，说这出剧很有意思。但当他们看到剧中三个人争夺一个座位的时候，觉察到这是讽刺他们的，就都变得面红耳赤，一边往外溜，一边说：”坏小子们，竟敢侮辱我们？那个成柱变坏啦。“第二天早晨，我们去找他们，我若无其事地问： ”先生们昨晚为什么没有看完就走了？戏剧要看到最后才有意思，不是吗？“ 那些老头子大发雷霆，问我昨晚都骂了他们什么。 我向他们照实说了我们的心里话： ”先生们，有什么可生气的呢？先生们老那么争吵，我们看着也挺着急难受，才演了这么一出戏。昨晚演的戏反映了我们青年人的想法，先生们也该了解了解青年人都在向往什么，群众都在要求什么。“他们听了我们十分中肯的话，受到了激励。他们说，为了不再让他们青年人看笑话，也该搞出一点什么名堂来了。 此后，三个府总算在形式上以国民府的名义实现了合并。这是由正义府的残留派、新民府的民政派和参议府的沈龙俊派联合而成的半拉子合并。 正义府的脱离派、参议府的促成会支持派、新民府的军政派则另组织一个叫作临时革新议会的团体，与国民府并立。 各派的领导人虽然凑到国民府的房檐下去了，却都背对着背，各做各的梦。 民族主义营垒里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排斥新思想潮流，专搞派系斗争，最后宣告了自己的衰亡。他们之所以下肯上战场同日本帝国主义拼斗，而专搞派系斗争和扯皮吵架，虚度光阴，是因为他们没有一种依靠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光复祖国的坚定决心。 历史终于提出了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让新一代接替老一代的不容推迟的任务。我们认为，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的主人公，就是青年共产主义者。 八车光秀找到的路 每当我回忆吉林时代时，就有许多难忘的面容浮现到我的眼前。这些面孔中，车光秀一向占在前列。 我第一次见他，是1927年春天。 最先给我介绍车光秀的是崔昌杰。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在正义府的一个据点－－柳河县三源浦－－当独立军。 有一天，崔昌杰突然派交通员给我送来一张纸条，告诉我不久将有一个名叫车光秀的人去吉林，要我和他见一面，还说他自己也将很快到吉林来。 过了几天，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馆发表演讲，走出来的时候，一个微歪着头，戴着眼镜的青年突然走到我面前，没头没脑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崔昌杰的人。我回答说认识，他二话不说，就先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这个人就是车光秀。 这天，车光秀跟我谈话，总让我多讲，自己尽量少说，因而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用的是他问我答的方式。 谈过话，他也不说一声到哪里去，站起来就走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态度生硬，不好接近。 过了几天，崔昌杰真地来到了吉林。吉林有正义府的领导班子，他们的中央护卫队的营房就在新开门外。崔昌杰所在的中队有事要跟中央护卫队联系，他就借此机会来吉林找到了我。 我把跟车光秀的谈话内容和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都告诉了崔昌杰，也谈到了车光秀还不肯开诚相见的情况。 崔昌杰说，他初次跟车光秀相见，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但是一经熟悉，就看出了他是一块真金。 有一天，崔昌杰所属中队的中队长收到一份情报，说柳树河子学校里有个教员在宣传共产主义。 中队长立即下令去逮捕他。 那时候，独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共产主义者视为异己分子，因此崔昌杰担心车光秀会受到独立军队员的欺负，便派去了受过自己影响的队员，还一再叮咛他们对人不要粗暴。 那几个队员到了柳树河子，在车光秀住宿的家里吃了晚饭。看样子那顿晚饭十分寒碜，把小米干饭一泡在水里，就浮起了米虫和米糠。那几个习惯于到处受优待的独立军队员，立即大发脾气，骂饭菜不好，骂房东对待独立军的态度太不像话。 这时，车光秀出面保护房东说： ”这家房东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一粒粮食，只用野菜充饥。今天你们独立军大人来了，他们特意到地主家去借了点小米来给你们做饭，尽了他们的心意。要问罪，就该向地主问罪，是他借给的赖米嘛。房东是尽心尽意地给你们做饭的，他们还有什么罪啊！“ 车光秀这么一说，那些脸红脖粗地大发脾气的独立军队员，都无话可说，闭上了嘴。因为他说的句句有理，无可挑剔。 那几个起初大骂房东连独立军都不认得的队员，后来被车光秀的为人所感动，不但没逮捕他，反而回队向中队长报告说，车光秀不是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爱国者。 崔昌杰说，他跟车光秀见过几次面，认为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崔昌杰生性就有一种脾气，他一旦认为是个好人，就永远对他真诚相待，关心备至。 我心想，车光秀既然被崔昌杰看上，那他无疑是好人。 崔昌杰回部队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车光秀突然来找我。他说，这几天，他闻遍了吉林的空气，接着没头没脑地突然问我，你打算怎么处理同民族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 当时，因为蒋介石背叛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同民族主义者结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乎成了一个辨别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我想，正因为这样，车光秀才一见到我就问我对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看法。老实说，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当时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蒋介石叛变以前，中国革命处在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成了推动革命前进的强大动力。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革命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朝着在全国推翻反动统治的方向发展。从1926年夏天起，国民革命军打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肃清封建势力的旗帜，开始北伐，迅速地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份，连续占领了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给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占据着华北地区的张作霖反动军阀以很大的压力。 上海的工人经过三次英勇的起义，掌握了这座城市，武汉和九江的人民为北伐革命的胜利所鼓舞，收复了英帝国主义占据的租界。工人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军，农民则同工人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大批地参加了北伐战争。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背叛了革命。他为了独揽革命的领导权，施展阴险的伎俩，开始把共产主义者赶出国民党领导机关和政府机关，并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援，积极推进幕后交涉。 车光秀十分愤慨地说，如果蒋介石没有叛变，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很大的发展。那么，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的问题，也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很尖锐。 当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北伐革命提到日程上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实行军事独裁，走上了对共产党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道路。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赶出了周恩来等所有共产党员。1927年3月，用武力强行解散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九江市党部。3月31日，又在重庆袭击群众大会会场，屠杀了大批市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野蛮地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大罪，血腥的屠杀一直蔓延到各个地方。 以这一事件为分界线，中国革命进入了暂时的低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的人甚至提出极左的主张说，应从中国革命的这种现实中吸取教训，共产主义者不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 看来，这一切都给了车光秀以刺激。 为了光复祖国，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同民族主义者合作，这是我们从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起就一贯坚持的立场。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在朝鲜，虽然有一部分堕落的民族主义者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脚下，宣扬什么”自治“和民族改良主义，但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依然在国内和国外不屈不挠地为争取朝鲜的独立而进行着斗争，他们从不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殖民统治下，饱受苦难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我们应当同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携手合作。 关于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这种见解，是以对民族主义的我们的独特的解释为基础的。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第一个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的爱国思想潮流。 本来，民族主义是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先进思想出现的。 可以说在日趋没落的王朝政治的深渊中，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外来势力强迫开放门户，国家经受痛苦，命运危在旦夕之时，点起开化的灯火，高呼着”自主独立“、”保国安民“、”斥洋斥倭“的口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就是民族主义。当民族的主权遭到外来势力的残酷践踏，国土变成列强争权夺利的角逐场的时候，出现了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潮流，并成为群众的指导思想，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 因为新兴资产阶级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引导了民族运动，就认为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的见解是不公正的。 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利益。 后来，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成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民族主义也就随之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因此，真心维护民族利益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和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代表其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必须区别对待。如果对这两者等量齐观，就会在革命实践中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反对和警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对真正的民族主义，我们是支持和欢迎的。这是因为，形成真正民族主义的基础是爱国的思想感情。爱国心是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共同的思想感情，是能够使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为民族的同一条轨道上和解、团结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爱国家爱民族，是把共产主义同真正的民族主义连结起来的大动脉，是引导真正的民族主义走联共道路的原动力。 过去，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爱国家爱民族的旗帜下，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收复被外敌霸占的国土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少功绩。 今天，在北方和南方存在着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分裂状况下，我们仍抱着能够统一祖国的坚定信念，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顽强的斗争，是因为我们从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所共有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中看到了能够实现民族和解大业的绝对源泉。 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我国，真正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原理。我始终重视同爱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并认为这是我们的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这是我从进行青年学生运动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一辈子坚持不渝的观点和立场。 那天，我见到车光秀的时候也强调说，必须区别对待真正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车光秀听完我的话，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成柱“。 我并不认为，因为我的理论高深精湛，才说服了车光秀，而是因为我根据朝鲜的具体情况分析和判断一切问题，不讲空话，坚持重视革命实践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引起了车光秀的共鸣。从此，车光秀开始敞开了自己的心怀，一下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在此以前，主要是我谈，他只是问，只是听。现在不同了，我不问他，他也主动谈心里话。 我们开诚相见，交上了朋友，我这才知道车光秀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他比我大七岁，到日本念过大学。写文章，作报告，他都很擅长。他心地无比善良，在青年人中很受欢迎。他又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他和朴素心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十分激烈，互不相让。火曜派的头头金灿一碰见车光秀，就挫了锐气，不敢造次。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金灿始终敌不过车光秀。车光秀曾把金灿当作神乎其神的共产党大人物，可是见了几次面以后，他对待金灿就像对待一个中学生那样随便。有一次我们让车光秀跟汉上派的头面人物申日镕进行争论，结果申日镕也不是他的对手。 车光秀有个特点，他的头总是轻微地向左歪着。这是他小时候脖子上长了疮，痛得老把头歪向一边养成的习惯。 车光秀是平安北道人，从小就很聪明，村里的人都夸他。他十几岁就到日本工读。他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向往共产主义，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他摄取新的思想，艰苦工读的时候，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期。刚建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由于1923年6月党领导核心的第一次大被捕和关东大震灾时的白色恐怖，大大削弱了。后来由于隐藏在党领导班子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终于被解散。车光秀觉得，坐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日本，去探索什么斗争方向，翻阅马克思的著作，都是无聊的事情。 于是他回到了汉城。他在汉城见到了一些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可是，他看到同是信仰马列主义的人，却搞出了那么多的派别和系统，十分错综复杂，他简直理不出头绪来了。他为了辨别各派的主张，探索自己该走的路，开始下功夫研究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派别关系。然而，他好像走进了迷宫，一无所获。 三人一党，五人一派，派系不计其数。各派针锋相对，争斗十分尖锐，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实际上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车光秀说，他在国内时，在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中觉得最卑鄙龌龊的是洛阳馆事件。所谓洛阳馆事件，其经过如下：火曜派和北风会派两派人，在名叫洛阳馆的饭馆聚会的时候，对这两派的结合心怀嫉恨的汉城派，突然袭击会场，施加暴行，打伤了几个人。那些挨打受了重伤的人，向日寇的法院起诉，对汉城派的加害人提出了刑事诉讼。没过几天，北风会派又对汉城派施加暴行，打伤了他们。这么一来，汉城派受了重伤的人，又向日寇法院起诉，对北风会派的加害人提出刑事诉讼。 这类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竟至发展到各派竞相组织恐怖团体与对方较量的地步。 车光秀目睹这种情景，日夜长吁短叹，慨叹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竟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想了想，最后认为，满洲与苏联毗邻，到了那里也许能找到一条渠道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进而可以找到一条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应走的新道路。他抱着这样的一线希望，离开汉城来到了满洲。 他一到满洲，就碰上了政友会宣言。 宗派分子们在这篇政友会宣言中竭力主张说，为了从派系斗争中拯救共产主义运动，应停止互相攻击，进行公开讨论，开展理论斗争，从而给群众指明真正的前进道路。 如果按照政友会宣言的主张公开进行论战，那么，从中得利的肯定不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日寇的高等特务警察。朝鲜共产党成立后，火曜派同汉城派闹对立，专搞派系斗争，他们为了显示火曜派势力强大，曾在报上公开了正在筹备中的民众运动者大会的72名筹备委员名单。这简直是利令智昏，只顾争夺领导权的宗派分子们把共产党干部的名单全部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告密书。日寇就靠这个名单大肆逮捕了共产党干部。结果，火曜派的主要人物几乎都被关进了监狱。 如果忘记这一教训，照宗派分子的主张再次开展公开论战的话，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 熟悉日本内情的车光秀，谴责政友会宣言说，它是曾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机会主义思潮－－”福本主义“的翻版。福本曾主张说，为了重建党，应通过”理论斗争“，先辨别具有纯正革命思想的人和不具有纯正思想的人，然后只吸收思想纯正的人。他的这一主张，是分裂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主张，它给日本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政友会宣言不但原封不动地搬用了福本的理论，而且连它的文字都毫厘不差地抄袭过来。车光秀断然唾弃了这个宣言。他对宗派分子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于是去了柳河。他决心到乡下去当个教师，给孩子们灌输民族的正气，无声无息地了却一生。后来，他偶然碰见了崔昌杰，并且经过他的介绍，来到了吉林。车光秀坦白地说，他在异国土地上的凄风苦雨中漂泊的时候，一直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导者，给他以力量和希望，给他指出正确的斗争路线。 他讲完了自己的经历，激动地说道： ”成柱！咱们能不能在相互信任、相互爱护中搞共产主义运动啊？就在没有宗派、没有领导权争夺战的环境里“ 车光秀的这一呼声，正是他在远离祖国几万里的异国他乡颠沛流离，彷徨摸索，最终找到了革命道路所作出的总结，所得到的教益。 我也很激动，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新一代人，不要学宗派分子走分裂道路，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沿着革命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车光秀还坦率地谈了他在听崔昌杰介绍我的时候产生的想法。他说，当他听到我在吉林搞学生运动的时候，曾经心不在焉地想过，区区一个中学生能懂得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搞共产主义运动又能搞出个什么样子呢？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到吉林来找我试探一下。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难怪我当初把这个豪爽热情、平易近人的愣头青当成了一个枯燥呆板的人。 没过多久，车光秀就成了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一员。 这年夏天，我派车光秀到新安屯去。新安屯，位于吉长公路以西不远的地方，是朝鲜的爱国志士建成的理想村，是在满洲的朝鲜人居住区中为数不多的政治运动策源地之一。如果把这个村庄革命化了，就能开辟深入农民群众的第一个渠道。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车光秀。 我叫车光秀到新安屯去工作的时候，他很吃惊，半开玩笑地问我，他好不容易接上了组织关系，刚从乡下上来，怎么又叫他下乡？别人在汉城啦、东京啦、上海啦这样的大城市里搞运动还嫌不过瘾，甚至跑到共产国际去掀风起浪，而他却要到巴掌大的农村去，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可见他虽然反对旧工作方法，却还没有完全克服旧的观念。 我给他作了解释，大致是这样讲的： 认为在大城市里才能搞革命，是不对的。不论是城市或农村，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应该到哪里去工作。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到满洲来的朝鲜人，也大都住在农村里。不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就不能唤起人民群众投入光复祖国的伟大事业，也不能设想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取得胜利。我念完了学校，也准备到农村去工作。认为跟共产国际来来往往才能树立共产主义者的名分，这也是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共产主义者所以尊重共产国际，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带有国际性质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只有加强国际团结，才能粉碎国际上联合在一起的资本的锁链。只要为完成自己所承担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义务真诚地进行斗争，就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也能使我们渴望已久的光复祖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目前搞运动的人，都在往上走，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汉城，再从汉城到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只有往上走才能跻身于群英之列，也才能得到承认。然而，要为无产阶级搞革命的人，脱离群众，老是往上头走，这行吗？我们要往下走，下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 ”不要往上走，要往下走。“ 车光秀神色严肃地自言自语道，然后沉思了好半天，突然用拳头啪地一声敲着桌子喊道：”妙！是一个奇妙的发现！“由于车光秀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核心力量更加壮大了，我们的队伍也有了能够同朝鲜共产党上层大人物们比高低的高水平的理论家了。 从这时起，车光秀跟我们休戚与共，并肩战斗了三年多。他为开展青年学生运动，促进群众革命化，为抗日武装斗争奠定基础，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新安屯、江东、蛟河、孤榆树、卡伦、五家子、柳河等地区的革命化，都离不开他的名字。 最初，他参加了实现吉林附近朝鲜人村庄革命化的工作，接着以吉林为轴心，在南满的柳河、中部满洲的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朝鲜人居住地，同金园宇、桂永春、张蔚华、朴根源、李钟洛、朴且石等人开展了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最后一个时期在安图一带参加了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工作。 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不论到哪里，很快就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性落落大方，潇洒豪放，知识渊博，又能说会道，群众都喜欢他、尊敬他。他讲授的社会科学课，在三光学校（孤榆树）学生中最受欢迎，他们总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和兴趣盼他来讲课。他为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作过很多讲演，也普及了很多歌曲。 他在白信汉的追悼仪式上作的悼词是很有名的。 车光秀最常去的地方是新安屯。他在新安屯吉兴学校曾当过一个时期的教员。他住在学监家里，用革命思想教育村里的农民、青年和妇女，把他们团结到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同盟、妇女会、少年会等组织里来，推进了全村的革命化。 新安屯原是深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的地方。那些宗派分子们不时地到村里来，讲些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论“呀，这个论呀那个论呀，尽扯一些荒谬的怪论，所以封建保守的老年人和大人们，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摇头表示反对。 正因为这样，车光秀开始也很难站住脚。他借了一间人家的上房，把墙裱糊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当作乡亲们来闲谈的地方，常常邀请一两名有文化的老年人事先作些准备，然后让他们在老年人中间进行宣传。 村里的好些老年人一到晚上就别着长烟袋到车光秀修好的房里来闲聊。 这时候，由车光秀事先安排好的老人就开始天南地北他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缀上一句说：”现在是个坏世道，要改变这种世道，就要先打倒地主。“用这种方式天天宣传几句革命道理。 车光秀就是这样先教育老年人，然后开办夜校，有时还给大家讲话，也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使村子变得热气腾腾，很有生气。于是，村里的人们开始说，要是像车光秀先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并且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车光秀在新安屯站住了脚以后，星期六一放学，我就去找他。 那时候，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我们一到吉林郊外，就钻进高粱地或玉米地里，脱下学生服，换上农民服装。 我到新安屯去，听取他的工作经验，也帮他做些工作。 在这过程中，我对车光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也对我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我们通过车光秀积极推进新安屯革命化的时候，有一天，车光秀来到吉林把我拉到北山公园。我们在树荫下找了个位置坐下以后，车光秀告诉我，有个叫许律的人很值得重视。据他说，许律在龙井上东兴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前不久他来吉林准备上法政大学，可是因为供不上学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车光秀所以关心许律，是因为考虑到了许律的背景。据他说，派许律到吉林来的是金灿。而这个金灿，是当时车光秀还很崇拜的一个人。 我听了很吃惊。 就金灿而言，他是我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人物。第一次建立共产党时，他是宣传部的负责人，第二次建立共产党时，他又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发现有被捕的危险，他就躲到了上海，组织了朝鲜共产党上海部。他是火曜派的代表人物，是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实际组织者。 他把自己影响下的青年派到吉林来，是因为他看上了我们。我们在吉林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积极开展青年学生运动的消息一传开，他也开始把视线转向了我们。他看到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就想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给我们灌注他们的思想。 金灿本人也到吉林来接触过许多青年学生。他还作过几次报告，我也听过。听说”马克思主义大师“要作报告，我就同车光秀一道去了他下榻的大东门外李琴川的家。可是他讲的是对革命实践有害的鬼话，令我们大失所望。 那天，金灿说他们的一派是朝鲜革命的”正统派“，并对别的派别大肆攻击和诋毁。他还荒唐地主张，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革命的动力只能是工人和贫雇农，其他一切非无产阶级分子都不能成为革命的动力。 那天，我听着金灿的报告，深刻地认识到，他的主张是给人民群众造成混乱，对革命实践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危险的诡辩，不同这种诡辩作斗争，我们就不能走正确的共产主义道路。 车光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后悔自己过去不知道金灿是这种人，盲目地崇拜过他。 当时，宗派分子们为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到处向青年们伸出自己的手。 ML派的安光泉穿着白色朝鲜长袍来到吉林，摆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派头，企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曾当过ML系共产党的第一书记，非常高傲。 吉林有很多人崇拜他是”马克思主义大师“。 车光秀说安光泉是著名的理论家，我就想得到有助于我们活动的理论，去见了他两次。他也和金灿一样，讲话讲得很漂亮。 他讲话，一开始大家都表示赞叹。但是，没多大一会儿，大家的表情就变了。安光泉发出了无视群众运动的妄言。他说，只要借助于共产国际或大国的力量，不搞群众运动也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朝鲜这样的小国没有必要进行群众斗争去白白流血，而应当依靠大国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独立。真是荒唐极了，简直是一种要盖空中楼阁的荒谬绝伦的诡辩。 我看这个人也像金灿一样，是个空谈家。于是我冲他说，先生讲的话简直无法理解。 我问他说，先生瞧不起群众斗争，那么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搞共产主义运动？你到吉林来，大声号召人们投入革命斗争，又是为什么呢？我接着反驳他说，不提高群众的觉悟，不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只靠共产党领导层的几个人，是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不相信本国人民，只想依靠别人的力量来取得独立，是一种妄想。 安光泉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哈哈大笑着，说我们水平太低，不是他谈话的对手，要想理解他的道理，还需要多尝一尝酸甜苦辣的滋味。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理睬他。 当时，宗派分子们有的提出左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说什么”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要在满洲朝鲜人居住区先建设社会主义“；有的则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因为朝鲜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目标是争取民族解放，因此应当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在宗派分子当中，有的说，在朝鲜这样政治条件不利的特殊情况下，搞思想运动还可以，搞政治运动却不行；有的主张，”先独立，后革命“；还有的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极端的口号，搅乱了群众的头脑。 我和车光秀还同申日镕这样的人进行过理论斗争。 我们见过许多宗派分子，他们都是赶时髦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沾染了名利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思想，都是顽固不化的事大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金灿名声再大，也是个闹惯了宗派的人，因此不要对他抱什么幻想。我们看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不要先看他的名声、资历和地位，而要先看他的思想，看他对革命的立场和对人民的观点。 车光秀说，他是考虑到我们刚刚迈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觉得同金灿这样的大人物携手合作，比起跟他闹对立，更有利于我们，所以才这样做的，但以后就不再这样了。并且表示要和许律马上断绝关系。 他这样一改变态度，我也不能不更加慎重了。 如果许律是浸透了宗派恶习的人，就应当立即同他断绝一切关系。如果他是一时失足的人，就应该教育他，同他携手前进。我们决定直接跟许律见见面。 有一天，由车光秀带路，我们去了许律住的江东村。离开吉林，过了松花江桥，向敦化方向走一段路，就能望到龙潭山。江东村就在这个山脚下。 我们决定在这村里建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教育群众，把村子变成一个像新安屯一样革命化的村庄。 我们见了许律，他人很踏实诚恳，无论从哪方面看，放任他滚到宗派的泥坑里去，是令人可惜的。 我让车光秀好好帮助他走上正路，我也常常到江东村去从各方面帮助他。 许律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他本是来替宗派分子拉拢我们的，但他反过来反对宗派分子，与金灿断绝了关系。我们在江东村终于建立了革命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全村的革命化，许律也被培养成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骨干分子，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的领导成员。 九旺清门的教训 1929年秋，国民府在兴京县旺清门召开了东满青总和南满青总合并的大会，这个大会叫做南满青总大会。 国民府的领导人们说，根据三府合作已实现的客观条件，青年运动也应该克服分散性，实行统一的领导，便倡议召开两个青年团体合并的大会，计划在大会期间成立一个叫做朝鲜青年同盟的单一组织。他们企图通过这次大会防止渗人到青年组织的新思想潮流的影响，把满洲一带的所有朝鲜青年团体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同东满青总和南满青总等青年组织毫无关系，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所以，本来可以不参加这个大会。但是，不能把大会只交给国民府的人。 南满青总和东满青总受到不少宗派分子的影响，内部很复杂。弄不好，大会反而有可能使青年运动更加分裂。 我们认为，有必要主动地参加大会，防止青年的分裂，给青年团体代表以积极的影响。 我决定以白山青年同盟代表的身份参加南满青总大会，便同金史宪一道离开了吉林。 金史宪本是去旺清门参加朝鲜革命党会议的。他还包了我的路费。朝鲜革命党是国民府成立后，由独立军根据其宪章建立的政党。民族主义者们说，国民府是自治行政机关，而朝鲜革命党是领导和监督整个民族主义营垒的民族的唯一政党，但实际上它只是国民府的一个变种。 我原想径直到旺清门去，可是又很想看看金赫、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于是先到他们进行活动的柳河县去了。 他们在柳河一带不断扩大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 那时，车光秀在孤山子东盛学校里设了一个特别班，培养共产主义者。 表面上称为特别班，而内部名称是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里成立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 他们不仅在孤山子，而且在南满的许多农村办了这种形式的研究会，教育了许多青年，建立了共青同盟组织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 我到现场去看过后才知道，在柳河进行活动的同志们做了比他们给我打的报告多得多的工作。 在柳河办完事，正要动身前往旺清门时，车光秀追上来要跟我一起去。 他说，国民府的上层人物正怀着恶意秘密监视着同情共产主义的青年，让我单独一个人去，他放心不下。 我们到达旺清门的时候，吉林青年同盟、吉会青年同盟、三角洲青年同盟等许多青年组织的代表已先期到达了。 我一到旺清门就去看望玄默观。 国民府成立后，玄默观就不住在吉林，搬到旺清门来了。他一见到我就跟我说，国民府本部对成柱寄予很大的期望，要我在这次大会上好好地干出一番成绩来。他还叫我在会议期间不要住到别人家里去，要住在他家里，讨论讨论青年运动的未来。 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我谢绝了他的邀请，住到我母亲家的远亲康弘乐家里去了，因为玄默观的这家有大会筹备成员们进进出出，不是我住的地方。 康弘乐是属于民族主义左派的知识分子，在化兴中学任教。化兴中学和东满的大成中学一样，是独立军进行民族主义思想教育的学校。 不过，无论他们怎样进行民族主义教育，从那里出来的却都是共产主义者。招牌是民族主义，内容却是共产主义。 康弘乐的妻子名叫吴信爱，是个容貌俊美的现代型妇女。她唱歌唱得很好，南满地区的各组织不叫她的名字，都叫她的绰号”黄莺。“在大会前夕，国民府召开来自各地区的青年组织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选出了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崔峰等我们的几个同志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我们在华成义塾念书的时候就认识崔峰。当时他是南满青总的干部，在各朝鲜人居住区作了很多演说。还到华成义塾来作过讲演，受到了欢迎。他是一个有理论水平、又有事业心的聪明人。后来，他跟我们亲密相处，投到共产主义一边来了。 我也被选为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成员们经过认真讨论，拟订了任何人都能接受的大会决议草案。其他的文件也都按照我们的意图准备好了。 我到达旺清门的第二天，就开始做青年代表的工作。第一项工作，便是在化兴中学操场上举行青年集会。目的是利用许多青年组织的代表聚在一起的机会，互相认识认识，并给他们以良好的影响。如果不预先说好，他们就有可能在思想上被国民府的领导人所笼络。在这个集会上，我强调说，朝鲜青年运动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就要从思想上团结起来，这一团结必须以新的先进思想为基础。看来，这个讲话内容马上就让国民府的领导人们知道了。 我通过金利甲得知他们正在严密注视着我的行动。离开柳河时车光秀表示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金利甲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成员，他在华成义塾停办后，住在离旺清门不太远的未婚妻全京淑家里，从事实现那一带革命化工作。他有魄力，有胆量，做事大刀阔斧，干得很出色。在挥舞着”反共“旗帜的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区域里，给人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确是不容易的。 金利甲是为了列席大会来旺清门的。我在化兴中学讲话的第二天，他来找我说，在全京淑家准备了晚饭，请我去畅叙旧情。其实他请我是为了把国民府的动向告诉我。 金利甲说，国民府的人正在策划把大会筹委会成员全部逮捕起来。他劝我，在国民府动手之前尽快躲避为好。他还说，看事态的发展，如果实在困难，他也准备连夜离开旺清门。据他说，玄默观在有国民府的全体干部面前公然宣布，成柱也和他们思想不同，应该断然处置。 但是，我不想预先躲避。我心想，我没有做有害于国民府的事，他们还敢抓我吗？因为我搞共产主义宣传，玄默观就说我有问题，这也是讲不通的。 我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是吉林的民族主义者都知道的。玄默观曾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当然也是猜测得到的。而现在却要逮捕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并不主张打倒国民府，我们只号召所有朝鲜青年在新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难道这也能成为迫害我们的理由吗？ 我打定主意，如有必要，就同国民府干部们进行谈判。我刚回到康弘乐家，吴信爱不知从哪里回来，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她说，国民府的军队已经逮捕了崔峰等几个大会筹委会成员。她还说，我也是他们缉捕的对象之一，最好尽快躲避。 我听了她的话，禁不住怒火中烧。我们从到达旺清门的第一天起就为了使南满青总大会成为一个同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重要契机，费尽了心血。大会决议草案也是按这个方针拟订的。 但是，国民府的上层人物却以恐怖活动来回答我们的诚意。 我决心去找在国民府负责青年工作的高而虚进行谈判。车光秀也听到国民府胡作非为的消息，带着几个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跑到康弘乐家来了。 他们认为，大会筹委会成员是国民府袭击的对象，应该先离开旺清门。 但是，不能因为有危险，就躲避起来。 我想，现在已经不能通过大会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剩下的方法是同国民府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申明我们的正义立场。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那么早晚总该跟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虽然气氛是杀气腾腾的，但可以说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也一定要同他们见面，而且一定要我去。 我说服了同志们，把后事托给车光秀，就去找高而虚。 高而虚是在国民府的保守派中倾向最不好的人，又是民族主义营垒中以”理论家“著称的人。我一进屋，他慌得手足无措。看来，他没想到我会找上门来。 我单刀直入地质问高而虚，为什么逮捕了崔峰等大会筹委会成员。高而虚却佯装不知，还说他也正在探寻他们的去向。 高而虚表里不一的态度，使我更加无法抑制愤怒，但我还是沉住气，想说服他。我追问道： ”国民府为了统一青年运动而召开了会议，可是还没听青年们在会上的发言，只看了决议草案就吓得逮捕代表，这是一种过于急躁的、只顾私利的做法；你们说因为大会文件不如意才逮捕了委员，你们说说哪一点不如意，这是草案，有不如意的地方，可以改，你们是主办人，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就应该找青年们来商量才对，却把无辜的人抓起来，这样怎么能让青年放心地吸取新思想潮流，又怎么能让青年成为坚强的反日战士呢？“高而虚又撒谎说，只是因为青年们有点过激，使他感到遗憾罢了，至于逮捕一事，实在毫无所知。 我向高而虚抗议道： ”你也在汉城搞过学生运动，还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打过逃往苏联的主意，所以你不会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思想潮流，它在世界上传播得多么广泛；现在凡是投身革命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理解共产主义，我也是这样。我上过独立运动者建立的华成义塾，来吉林后又在独立军领导人的家里住了三年，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是搞民族主义运动，而是搞起共产主义运动了。我们青年信仰新思想潮流，是因为他们坚信，共产主义思想指引的道路，才是早日光复祖国的道路，才是给我们民族的未来带来幸福的道路。你们也是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人，可你们不仅不帮助这些为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而奔走的青年，反而要逮捕他们，这说得通吗？“我接着对他恳切地说，不应该迫害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应该同他们携起手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开展共同的斗争。 实际上，如果除开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那么南满青总本身就不可能存在了。 高而虚冷笑一声说，国民府宁肯抛弃南满青总，也不能把它交给共产党。 我问他为什么。他举出ML系的宗派分子在磐石县搞过一个叫棍棒团的恐怖组织曾经袭击过民族主义者的事例，讥讽地说，怎么能同这种人携起手来呢？ 我们也知道，1929年夏，ML派的几个人在三源浦为了打倒民族主义者，向中国的国民党军阀的警察诬告过朝鲜独立运动者要发动叛乱的事。 ML系的宗派分子甚至对我们这些主张同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人，也看不顺眼，竟然干出了派棍棒团袭击反帝青年同盟干部的暴行。柳河一带的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之所以要在崔昌杰领导的武装小组的保护下进行活动，也是因为有这个棍棒团的威胁。 我再次说服高而虚说，我们是跟那些宗派分子根本不同的青年。我强调说，他们不仅同民族主义者斗，而且也同我们斗，他们自己也形成派别互相不断地斗，不能把这样的败类同我们相提并论！ 但是，高而虚总是不肯接受我的真诚的说服。 我警告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挫折青年们的气势，你们就将在历史上留下洗刷不掉的罪恶，你们也许能压制几个人的肉体，可是，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的思想是抑制不住的。好，你们想杀我，就杀吧，对于死，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我以为说了这么些话，他们是会受到一些冲击的，可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越来越顽固地采取对抗的态度，当夜就向驻扎旺清门的独立军下达紧急令，开始了逮捕活动。 为了防止流血，我赶紧让车光秀回三源浦去了。国民府的头领们有可能向我们在柳河的同志下毒手。我让那些来参加南满青总大会的共青同盟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也连夜离开旺清门。我向同志们说，国民府召集南满青总大会，谋害进步青年，因此我们要退出大会，对于他们的恐怖行为，则要用发表声讨书的方法诉诸天下。 南满青总大会就这样流产了。我也决心离开旺清门。 同志们建议，要到崔昌杰活动的柳河县三源浦去写好声讨书寄送满洲各地，由我们自己召开大会。不过三源浦独立军势力较强，到那里去是危险的。 到三源浦去呢，还是到陵街去？我踌躇了一阵，决心到陵街去决定今后的活动方针。打算到陵街去缓口气，再到吉林去。如果那里的情况也不妙，就到抚松去领导群众组织，直到国民府的恐怖旋风平息为止。 那天晚上我回到康弘乐家，对他说：”我要是在这儿睡，就会被捕。我要到陵街去，麻烦你给张罗点路费吧！“ 康弘乐长叹了一口气，担心地说： ”你不熟悉路，怎么跑啊？“ ”沿大路跑80里路就行，你放心吧。“ 我还对他说，我到了陵街，那里有文光中学毕业的组织成员，能坚持一段时间。康弘乐夫妇这才放心，给我包了打尖的饭和几块饴糖板。 我所说的文光中学毕业的组织成员，指的是申永根。他在陵街的韩兴学校当校长。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分，我到了陵街。 韩兴学校高等科的女生们尽心尽意地接待了我。申永根的恋人安信英是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原在江东进行活动，现在韩兴学校工作。她和同志们一起做了绿豆凉粉和冷汤，为我准备了丰盛的午饭。这顿午饭吃得很香，至今还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我吃过饭，不顾疲劳，了解韩兴学校办校情况，听着听着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通宵走了80里路，确实筋疲力尽了。后来听说，那天申永根怕惊醒我，不敢敲上课的钟，把在外边玩耍的学生一个一个用手势招呼进来上课。 我在陵街逗留期间听到，国民府终于杀害了他们逮捕的大会筹委会成员。他们在旺清门槐帽地沟的山沟里杀害了崔峰、李泰熙、池云山、李蒙烈、李光先、赵熙渊等六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前途无量的青年。 崔峰等六名青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谴责了国民府的罪行：”我们早有思想准备，要为劳动群众而牺牲，但是死在你们手里，太冤枉了！“他们高唱着《革命歌》，高呼着”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倒下了。 此后，国民府的恐怖分子们还策划过，要把这六名青年的家属也全都抓去杀害。高而虚连那位把他的杀人诡计告诉给我的吴信爱，也拉去残酷地杀害了。 我们在陵街噙着泪水写了向全世界控告国民府领导集团罪行的声讨书。 这个声讨书在崔昌杰活动的三源浦油印发表，并发给各地革命组织，举行了声讨大会。 我们在声讨书中，谴责了国民府只凭青年群众的先锋战士是共产主义青年这一点就加以杀害的罪行；揭露了所谓国民府只不过是几个反革命分子的营利场和谋杀场，是和屠杀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蒋介石的走卒一样的逆贼集团。 这一声讨书发表后，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府之间形成了全面对立的局面。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只要见到我们系统的青年，就不问情由地加以”讨伐“。那时，许许多多英俊有为的人牺牲在他们的手里。 因此，对国民府的怨恨就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了。 旺清门事件后，我抑止不住心中的痛苦，好多天没能入睡。为光复祖国踏上了革命征途的人，却被同一民族的人杀害，这使我气愤，感到冤枉。 我们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谋求和民族主义者进行共同斗争。当我们了解到安昌浩的思想是改良主义的时候，对他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批判。但是当他被捕的时候，我们又毫不踌躇地进行了营救他的斗争。当三府合并会议由于争夺领导权的派别斗争而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我们本着希望爱国力量实现团结的心情，借艺术的力量给民族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当独立运动团体合并成国民府的时候，我们又为之而高兴，表示了欢迎。 但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不理睬我们的诚意，以野蛮的屠杀对待了我们。 那时我在陵街再一次清晰地回想起了车千里老人的一段话：”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过不少主张团结的人。群众期望所有爱国者不分主义、团体和信仰，都要携起手来，同心协力，投入反日抗战。 但是，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却残酷地践踏了民众的这一期望。 每当回忆起旺清门的惨案，就禁不住怒火中烧。每当回顾那次悲剧时，我就想，在我们民族内部绝不能重演那样残酷而无意义的杀戮。如果高而虚、玄默观还在世，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想。在感情上跟我那么亲密，只因为思想不同而没能走同一条道路的玄默观，后来在长沙被恐怖分子杀害了。他自己最后也成了恐怖活动的牺牲品。 玄默观的女儿玄淑子，解放后随临时政府的人士回国，在汉城半岛饭店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可能保存在党史研究所。他的子女现在在祖国的北方过着幸福的生活。 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史证明，共产主义者走的道路才是爱国爱民族的道路，共产主义者才是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正的、坚贞的爱国者。 今天，在国土被分害，外部势力的干涉严重的情况下，每当迫切地感到民族团结是第一生命时，我就想起旺清门的悲剧！ 十在狱中 ”吉林的风暴“席卷了满洲许多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军阀，逐渐觉察到我们的存在了。蓬勃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中东铁路事件和南满青总大会事件，把有关我们的消息散布到了许多地方，敌人随之看出了搅乱吉林空气的肇事人是青年学生，于是开始了对我们的追查。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满洲，到处安插密探，严密监视朝鲜人的一举一动，同时唆使中国的反动军阀，大肆逮捕、监禁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吉林的形势变得非常险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难关。 看到形势险恶起来，那些在吉林市内混日子的宗派分子就向龙井、磐石、敦化等地逃跑，独立运动者们有的加入中国国籍逃往中国关内，有的躲到旺清门等地去了。1929年秋的吉林，已不再是反日运动者云集的朝鲜海外政治运动中心了。 正在这样的时候，吉林第五中学的学生们在读书会上的无谓的大声议论，给敌人提供了线索，我们的同志就开始被捕了。我刚从旺清门回来，为收拾事态而奔走，也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原来，五中的学生把连毓文中学的共青组织也都供出来了。 警察们扬言，他们对学生运动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他们天天对我们进行残酷的严刑拷打。他们企图查清我们进行斗争的情况，破获我们在吉林市内的密如蛛网的组织及其背后势力。 我们约好，除了承认读过一些左翼书籍外，别的什么也不说。我们对审讯我们的刽子手抗辩道，学生看书，有什么不对。我们读的书是书店里卖的，要问罪，就该先问当局的罪，是当局许可出版和出售那些书的呀。我们就这样坚持下去。 有一天，我正受拧手指头的刑，曾任华成义塾塾长的崔东旿先生忽然从旁边一块隔板后面探出头望了我一眼就不见了。这事太出乎意外了，起初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以为也许是一种错觉。 但是，一点不错，确实是我上华成义塾时的塾长崔东旿先生。我心想，敌人甚至把我华成义塾时代的老师也叫到审讯室来，可见敌人对我的调查已经到了相当的深度。 崔东旿先生的出现，使我想得很多，很复杂。 崔东旿先生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又精于外交工作，所以担任了国民府的外交委员长。先生为了协调同国民党反动军阀当局的关系，主要留住吉林，同青年学生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如果他向反动军阀当局照实说出我们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要尽可能减轻案情的努力就会化为泡影。尤其是我们在中东铁路事件中为维护苏联而斗争的情况，哪怕暴露出一点点，也绝不会顺利过关的。 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操纵下，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奉系军阀，到了20年代末背信弃义，顽固地进行了反苏活动。广州人民起义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枪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反苏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列强献媚求其保护和支持的王牌。 军阀的嘴里常常迸出”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巧妙地利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相，顽固地鼓吹反苏思想。 连那些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被军阀的宣传所欺骗，恣意喊出”占领乌拉尔山，占据贝加尔湖“、”要在贝加尔湖饮马“等好战的、挑衅性的狂言，觊觎苏联领土。 军阀利用这种情绪，作为反苏挑衅的第一个回合，攻占了中东铁路。本来该铁路的财产和设备，由中苏两国根据协定各占一半，通过叫做董事会的管理机构共同经营这条铁路。军阀却调动兵力占领无线电信局和管理局，完全夺取了铁路，单方面地取消了苏方的股份。掌握了中东铁路之后，立刻越过边界，从三个方向向苏联发动了进攻。于是，苏联军队和中国反动军阀军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当时，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的一些右翼学生，在反动派的唆使下，甚至拿起武器，反对苏联。 我们为了制止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军阀的反苏活动，发动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开展斗争，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有些没有觉悟的中国青年疏远我们，说我们是坏人，是帮助”侵犯“中华民族利益的人。这实在叫我们为难。 我们在市内各处散发传单，揭露军阀反苏活动的本质，还深入到中国人中间去开展宣传工作，说明十月革命后苏联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给中国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而中国军阀军队夺取中东铁路，进攻苏联，是不可容许的背信弃义行为，其目的在于捞取政治资本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宣传所骗，敌视过苏联的人，听了我们的宣传后认清了对苏进攻的危险性和本质，改变了态度和立场，反对进攻苏联了。 我们同中国的进步青年一道，对那些拿起武器进攻苏联的冯庸大学学生，也给了沉重的打击。 在中东铁路事件中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从政治上维护苏联的国际主义斗争。当时，我们把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看作希望的灯塔，并认为为维护它而斗争，是共产主义者的神圣义务。 通过我们围绕着中东铁路事件进行的斗争，中国人民认清了军阀的真面目，认清了帝国主义者从背后不断唆使军阀进行反苏活动的真实意图。朝中人民通过中东铁路事件大大觉醒了。 当时，国民党军阀对拥护苏联的人是毫不留情的。 崔东旿先生来过后，审讯者们仍然把我只当一个读书会案子的主犯来对待。看来，军阀当局是为了核实我的身分，查明我与苏联有无联系，搞过什么运动，才传讯了崔东旿先生的。但是，崔东旿先生好像没有说什么对我不利的话。 不久，我们被押到了吉林监狱。吉林监狱是一个十字形的建筑，走廊从中央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伸展，走廊两旁是牢房，看守坐在中央监视四方。 我被囚的是北边走廊右侧第二个牢房。这个牢房朝北，长年见不到阳光，霉臭刺鼻，冬天满墙白霜，整天不化。我们被押到这个监狱是在秋天，可是牢房里冷得和冬天一样。军阀当局对待囚犯，民族歧视非常严重。看守们使用”高丽棒子“、”朝鲜亡国奴“等污辱性的话，还给朝鲜学生戴上拴了重铁块的脚镣。 在伙食方面和利用监狱里微不足道的医疗设施方面，军阀当局对待我们朝鲜学生也有差别，不同于对待中国政治犯。 我决心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 对干革命的人来说，监狱可以说是一个斗争场所。如果把监狱单纯地看作监禁罪犯的地方，那就会陷于被动，什么也干不了。可是如果把监狱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在那狭窄的空间里也能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情。 我振作起精神，开始摸索斗争方法。我首先想设法同外界取得联系，尽快重建遭到破坏的组织，使它进行活动，并决心同军阀当局进行斗争，争取早日出狱。 要在狱中开展斗争，难题是如何同外界取得联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教育看守，使他成为我们的同情者。 我争取看守的意图，意外地顺利实现了。当时，监狱当局要修缮牢房，让我们临时同一般罪犯住一个牢房。监狱当局的这一措施，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有一天，和我在一个牢房里的中国罪犯，忽然得了重感冒，躺倒了。他是在对一个富翁家行劫时被捕的，此人举止非常粗暴。 我搬到一般罪犯的牢房那天，那个被称”戆头儿“的罪犯盘腿坐在上首，不由分说地要我们拿出钱或吃的来请客。他喝令我们说，初来这个牢房，不管是谁，都得守这个规矩，你们也要遵守。他是个凶狠残暴的人。 我反驳他说，我们在审讯室受了几天折磨才来这里，哪里有什么钱，有什么吃的？说到请客，按道理，不是应该由你们这些长期坐牢的人来请吗？ 那”戆头儿“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是脸上红一阵青一阵地盯着我。 他平时就这样像暴君一样专横跋扈，所以当他发高烧，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的时候，牢房里的人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谁也不去亲近他，护理他。 我把我入狱时孙贞道家送来的被子给他盖上，还把看守喊来，叫他到监狱医院去拿药来。 这个姓李的看守平时就看不惯那个行动粗暴、不近人情的罪犯，现在看到一个朝鲜人像对待亲骨肉一样照顾中国犯人，感到惊讶。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那个病号很快就痊愈了。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变了。连看守都不好惹的怪僻残暴的罪犯，竟然在我这个中学生面前变乖了。李看守感到十分惊奇，也不再那么随随便便地对待我了。 李看守在吉林监狱的看守中，是个比较温和、有民族良心的人。外面的组织成员通知我说，李看守出身微贱，为了挣碗饭吃才当了看守。我从各方面了解了李看守，最后决心争取他，尽可能多找机会跟他谈话。在这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弟弟快要订婚了，可是彩礼还没有准备好，他正为这事发愁。 我利用同志们来探监的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并采取措施，发动组织给他解决了困难。 几天后李看守来找我，感谢我给他张罗了彩礼。然后问我说，监狱当局说你是共产主义者，这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他很激动地说，这该怎么理解呢？人们说共产主义者都是”胡匪“，难道像你这样善良的人还能抢人家的东西吗？如果你是真的共产主义者，那么，给共产主义者扣上”胡匪“的帽子，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对他说，共产主义者是为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都过上好日子的社会而斗争的人，我们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是为了从朝鲜土地上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而斗争的人。有钱有势的人骂共产主义者是”胡匪“，是因为共产主义者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土豪和卖国贼飞扬跋扈的腐败的社会。 李看守连连点头说，因为自己无知，才受了当局虚伪宣传的骗，以后就不再听信那套话了。 从那以后，李看守每次交班回家时都来看我。我托他跟别的牢房作什么联络，他也爽快答应。不久后，我还通过他同外头取得了联系。从此，我的狱中生活就比较自由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看守都像李看守那样善意对待我们的。有一个像毒蛇一样的看守长，他从窗洞向牢房里面窥视，成心找茬儿折磨囚犯。 吉林监狱一共有三个看守长，大家对这个看守长的反映最不好。他值班的时候，囚犯连打哈欠都不敢随便。 有一天，我们决心整他一下，让他改变态度。我们在狱中商量让谁去办这件事。这时，有个叫黄秀田的中国学生自告奋勇地要承担这件事，他是在吉林五中念三年级时被捕的。因读书会事件被捕入狱的学生当中，只有两个是朝鲜学生，其余都是中国学生。 我们问他说，要是整了看守长，就得蹲单人牢房，少说也得多受五个月的苦，行吗？黄秀田说，为了同志们，牺牲就牺牲吧，一定要想办法整他，我要用巧妙的方法让他脱胎换骨，你们就在旁边看热闹好啦。他把竹筷子削得尖尖的，当看守长从监视孔窥视牢房时，用它捅破了他的眼球。看守长的眼里流出了血和墨液。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牢房里的学生们也都称赞黄秀田是英雄。但是黄秀田本人却在寒冷的冬天被关进不生火的单人牢房，受了几天罪。 学生们要求看守赶快把黄秀田从单人牢里放出来，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把他从单人牢房放出来，就把他们的眼睛都给捅穿。 监狱当局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从那以后，我们在牢房里就可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愿意开个会就开，如有必要还可以随意到别的牢房去。我说要到哪个牢房去，看守们就立刻应允，还给我开门。 我在坐牢时，得到孙贞道牧师的很多帮助。 孙贞道牧师是我在吉林进行革命活动的整个期间，像亲骨肉一样给予我积极支援的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和我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同窗（崇实中学）观念固然也起了作用，但我想更主要的是思想和信念的共同性使我父亲和孙贞道牧师以热烈的友情结合起来。 父亲生前谈了很多关于孙牧师的事。三·一起义后，孙贞道牧师流亡中国，在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担任过议政院议长。又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金九、赵尚燮、李裕弼、尹琦燮等一起组织以培养将担负起武装抗战的军事人材为使命的老兵会，担任过它的劳工部长。 但是，老兵会被解散，临时政府内的派别斗争激烈起来，他就感到幻灭，迁移到吉林去了。 他到吉林后，办了一个教堂，从事独立运动。我们作为教育群众的场所广泛利用的教堂就是这个教堂。本来，孙牧师是信仰心强的笃实的基督教徒。 他在吉林的基督教徒和独立运动者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我国的基督教徒中，有很多像孙贞道那样把一生献给了独立运动的优秀的爱国者。他们祷告也为朝鲜祷告，向”上帝“祈求也是祈求消除亡国的不幸。他们的信仰心一向同爱国心结合在一起，他们要建设一个和平、和睦、自由的乐园的愿望，在争取祖国光复的爱国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天道教和佛教的信徒绝大多数也是爱国者。 孙贞道是留吉学友会的顾问，所以我经常和他接触。他每见到我就对我父亲的过早逝世表示惋惜，并鼓励我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独立运动的先锋，为民族忘我奋斗。 我到吉林能够在毓文中学念三年书，是因为得到了孙贞道等我父亲的朋友的很大帮助。 孙贞道牧师为我家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活勉强维持的贫穷生活操心，多次补助我的学费。牧师夫人也十分疼爱我。每逢节日，她就邀我去，做些美味的朝鲜饭菜招待我。我在他们家吃的兔肉炒豆腐和清明菜糕，真是别有风味。清明菜是一种叶子上长了茸毛的草本植物，无臭无毒。他们说，他们家在平壤的时候就用这种菜做糕吃。那天我在牧师家吃的糕，是用从北山公园摘来的清明菜做的。 孙贞道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吉林参与过我们运动的是二儿子孙元泰和小女儿孙仁实。 那时候，孙仁实同黄贵轩、尹善湖、金炳淑、尹玉彩一样，都是朝鲜人吉林少年会会员。她在我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在监狱受苦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帮助。 有一天，看守把一个新来的囚犯推进了我们的牢房。这个人被拷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原来他是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他在1929年春突然被军阀当局逮捕，我们一直不知他生死与否，没想到今天竟在监狱里见到了他，真是又惊又喜。他被捕是由于宗派分子的诬告。姜明根是因驻中青总事件而遭到宗派分子报复的。 旅新青年会的代表退出在集厂子召开的驻中青总会议，发表声讨书，揭露了宗派分子们的冒险行动。宗派分子们便怀恨在心，百般谋害，最后把一个在蛟河病死的青年说成是毒杀，向军阀当局诬告说这是姜明根他们所为。 姜明根流着泪说，他是无辜受刑，太冤枉了。我对他说，一个立大志要干革命的青年不能为这点事气馁。我鼓励他说，一个人要是豁出命来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要同军阀当局斗下去，证明自己无罪。 后来，姜明根真地按照我们说的做了，他在法庭上豁出命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姜明根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的整个期间坚持了革命气节，解放后回到祖国，接受我们党交给的任务，忠实地做友党的工作。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我才听到他还活着，而且住在不远的地方。于是我派人去跟他约好要见一次面。 看来，他接到这个信过于激动了，在我们就要见面的前夕，他不幸突然患了脑溢血。 如果他没有死，我们是可以久别重逢，回顾吉林时代，畅叙衷肠的。 在监狱里，我对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也对别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作了研究。 我们民族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进行过示威斗争、罢工斗争，也进行过义兵斗争和独立军运动。但是，这一切斗争都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尽管进行了多次的斗争，洒下了很多鲜血，我们民族的斗争为什么每次都不能取得胜利，都被挫败呢？ 我国反日斗争队伍的内部出现了宗派，给民族解放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举起反日抗战的第一把火炬驰骋在朝鲜八道江山的义兵队伍，因为上下不一致而处在分裂状态中。希望复辟王朝政治的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和主张改革旧秩序的平民出身的义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上的矛盾和对立，这使义兵的战斗力无法加强。 以复辟旧制度为最终目标的部分义兵将领，甚至为了得到政府的官职，互相争斗，争战功，以致分裂了队伍。 平民出身的义兵将领不肯同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联合，这导致了削弱义兵力量的后果。 独立军的情况也与此相差不大。独立军，其组织本身就暴露了分散性和散漫性。 在满洲地方进行活动的许多独立运动团体合并为三府之后，派别斗争仍然在持续。 虽然三个府合并了，成立了国民府，但其上层集团却分裂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仍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 民族主义者就这样分裂成许多派别，各自仰仗着一个大国，进行着无谓的争吵。 占据了独立运动领导地位的人物当中，有的企图依靠中国实现朝鲜的独立，有的企图借苏联的力量战胜日本，有的还指望美国把独立”恩赐“给朝鲜。 民族主义者之所以搞事大主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民族主义运动脱离人民群众，停留在上层运动上，所以它没有牢固的基础，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脱离人民，只有几个上层人物聚在一起以空谈和争权夺利虚度岁月，不去发动群众投入革命斗争－－这一本质上的弱点，也出现在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之中。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不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教育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投入斗争，反而脱离人民，专事空谈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克服内部的宗派。 我国的宗派分子是民族主义系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没落的封建贵族和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工人运动迅速高涨，马列主义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的时代趋势，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被卷进革命潮流中来的人。 他们一开始就形成派别，进行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宗派分子们极尽欺骗讹诈、玩弄权术之能事，甚至制造出暴力团来，像强盗那样互相斗殴。 由于宗派分子的派别活动，朝鲜共产党没能实现队伍的统一，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为事大主义思想所俘虏，不想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党，进行革命，却各自都说本派才是”正统派“，甚至用土豆刻印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而奔走。 我分析过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情况后，深刻认识到革命绝不能用这种方式进行。 由此，我就有了这样的信念：本国的革命只有由本国人民自己负责，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才能取得胜利，革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自主地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主体思想的出发点。 我在监狱里从各方面研究过今后将如何引导朝鲜革命前进的问题。 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光复祖国，应该用何种形式和方法进行斗争，怎样使反日力量团结一致，怎样建立作为革命的领导机关的党，我为研究这些问题绞尽了脑汁。同时也想过出狱后首先该做哪些工作。 当时，从我国的实际和社会阶级诸关系出发，我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确定了这样的斗争方针：要打败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把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宗教徒等一切反日爱国力量团结在反日的旗帜下，发动他们投入斗争；建立没有派别斗争的新的革命政党。 我们在朝鲜革命中应坚持的立场和观点已明确，路线和方针也就清楚地浮现在脑子里了。我抑制不住要尽早出狱的强烈冲动，我决心开展争取提前出狱的斗争。 我们同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一起，为开展出狱斗争，作了周密细致的准备。 当时，我们想出的斗争方法是绝食。我们抱着我们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实现就坐地不起的悲壮决心，投入了斗争。 在绝食斗争开始以前，我曾担心过，在一般囚犯也参加的情况下，保证这次斗争的行动一致是会有困难的。可是，绝食一开始，每个牢房都把饭菜原封不动地退出来了。连那些前不久还为一碗饭吵架斗殴的一般囚犯，也没有一个伸手动筷子。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悄悄进行的教育，现在发挥了很大作用。 监狱外的同志们也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的出狱斗争。我们的同志配合狱中斗争，揭露吉林监狱对囚犯的非人待遇，唤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 当局终于在我们紧密团结的斗争面前屈服了。 1930年5月初，我从吉林监狱出来了。走出穹隆式的监狱大门时，我的心充满了信念和热情。 我在监狱里总结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设计了朝鲜革命的前途。 回顾起来，我的父亲在平壤监狱里探索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途径；而我又在吉林监狱里构想了我们应走的朝鲜革命的道路。 因为都是不幸的亡国奴的儿子，父亲和我不得不在监狱里构想祖国和民族的前途。 第一部抗日革命（2） 第四章探索新的前进道路 （1930年5月～1930年12月） 一孙贞道牧师 在满洲的形势极为险恶的时候，我获释出狱了。 像反日读书会事件轰动全市的1929年秋天那样，当时的吉林市空气紧张，仿佛处在戒严状态之中。岔路口和官厅周围都有督军署的宪兵盘查行人。 还有持枪的军警在到处搜查住宅。 这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整个满洲经历着阵痛的时期，呈现着杀气腾腾的气氛。那时，满洲地区正在进行着五·三0暴动。 我国历史学家们把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而中国人则称为”红5月斗争“。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是因为这一斗争是在上海五卅惨案五周年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斗争在5月30日达到了顶峰。 当时掌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李立三向全党发出指示，为纪念1925年5月上海市人民的英勇斗争，工人、学生、市民三界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同时展开暴动形式的斗争，以建立苏维埃游击队。 这条路线一提出来，满洲省委所属各革命组织就在李立三提倡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各地举行突击性的集会，掀起暴动。 东满的城市和村庄都贴出了鼓动暴动的传单和号召书。 五·三0暴动一开始，敌人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势就空前加强其影响已经波及吉林市。 我出狱后首先去的是在牛马巷的孙贞道牧师家。我是想先到他家去，向七个月来一直为我探监送衣食的孙贞道一家人致谢，然后再离开吉林市，这才合乎情理。 孙贞道牧师好像是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出狱似的，高兴地迎接了我。 ”我们怕军阀把你交给日本鬼子，心里多么着急呀！你没有被判处徒刑，获得了释放，真是万幸啊！“ ”多亏牧师先生帮助，我的狱中生活过得还算顺利。听说您为我还给狱吏送了很多钱。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才好。牧师先生的恩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时，牧师正准备到中国关内去。 我问他为什么忽然想离开吉林。 孙牧师长叹一声，凄凉地笑了笑说： ”张作相也萎靡不振了，在吉林已经没有可以庇护我们，支援我们的力量了。如果张作相不帮助朝鲜人，日本鬼子打进来就糟糕了。我以为三府合并，独立运动就会龙马添翼。可是，别说什么龙马了，他们还那么老是自家吵架，一天也不得安宁。我也无意再待在这里啦。“关内有一些他在临时政府任议政院副议长和议长时亲密相处过的人士，还有他兴士团时的团友。我想，孙贞道决心要去中国关内，其动机可能是要同这些人重新取得联系，更积极地投身于独立运动。 孙贞道牧师问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看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成柱你准备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我准备组织一支大军，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胜负。“ 孙牧师惊愕地望着我，说： ”要拿枪同日本拼吗？“ ”是的，除了这条路外，不是没有别的出路吗？“”你可要记住日本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呀。义兵和独立军都在日本的新式武器面前无能为力，畏缩不前了。不过，你既然下了决心，就大胆地干吧！“牧师的家比我初到吉林时显得寂寞冷落。为此我禁不住惆怅。从前，到他家来，可以听到留声机放出的音乐声，也可以看到独立运动者们热烈议论时局的情景；可以看到来找孙牧师的虔诚信徒，还可以听到少年会会员们唱《风啊，你不要吹》的悲戚戚的歌。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经常围着牧师打转的常客，都销声匿迹，逃到了柳河、兴京、上海或北京等地。曾悲切地放出《皇城旧址》和《流浪歌》的留声机也悄然不响了。 在那以后，孙贞道牧师本人也有一段时间到北京去过。北京有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与孙贞道牧师志同道合共过事的著名历史家和文人申采浩，除他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孙牧师的同志。 牧师到达北京时，申采浩已经因为做东方联盟的工作而在登陆台湾时被捕并被押送到旅顺监狱。申采浩不在北京，他觉得很孤寂，冷清。牧师和申采浩的友情是那么深厚，以致撕不断割不开。 申采浩一心为向后代介绍我们民族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灿烂文化，鼓吹爱国精神，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撰国史。为民族的启蒙，有一段时期他对出版活动也倾注了心血。《海潮新闻》就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流亡时出版的受欢迎的报纸。朴素心之所以常为《海潮新闻》写一些论文，是因为主办这家报纸的申采浩的名字在侨胞社会中广为知晓，许多人崇拜他的人格和文章的缘故。 在路线上，申采浩是武装抗战的提倡者。他认为，李承晚的”外交论“和安昌浩的”准备论“都是没有现实性的危险的路线；并极力主张，在以朝鲜民众为一方，以日本强盗为另一方，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情况下，我们两千万民众应该团结一致走武装暴动的道路。 部分人士把李承晚推为上海临时政府的首脑时，申采浩抑制不住激愤，正面加以反对。这也是因为他平时对李承晚的”委任统治论“和”自治论“感到不满。 ”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李完用出卖了尚存在的国家，而李承晚却在祖国尚未光复时就把祖国出卖了。“ 这是他在临时政府组阁会上像投出炸弹一样投出的一句有名的话。他在退出临时政府后发表的《朝鲜革命宣言》中也严厉批判了李承晚。 孙贞道牧师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申采浩是个性格像刀，主张像铁锭一样的人。当他谴责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时，我心里痛快极了。 申采浩的话是代表民心的。申采浩的心情，也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就和申采浩一道与临时政府诀别了。“ 我想，参考他的这种言论，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孙牧师的政见了。 他断定，不论是自治论还是”委任统治论“，都是妄想。对安昌浩的”培养实力论“，他采取了半信半疑的立场，而对我们的要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族的斗争来实现祖国的独立这一全民抗战论，则表示完全支持。这种革新的立场，使他不再感到有必要作为阁员留在以像李承晚那样的事大主义者、野心家为首脑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而果断地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了吉林。 孙牧师到吉林后，同日本警察规定为”第三势力“的革新派人物取得联系，积极地参与了独立运动。他同新一代的青年也十分融洽，只要是青年人做的事，不管是什么，他都真心实意地给予支持。他任神职的大东门外的教堂，就等于是我们的专用集会场所。我常到这个教堂去弹风琴，指导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孙贞道牧师给我们解决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又真心支持我们的革命活动。所以，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爱戴他，尊敬他。 孙贞道牧师也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疼爱我。我在监狱里受苦的时候，向张作相行贿，开展请愿运动，要求释放我的主导人物也正是孙牧师。 孙牧师不仅把我作为他朋友的儿子看待，而且把我当作具有一家之见的革命家对待。连在独立运动者中议论纷纷，而又难以解决的家庭问题，他也毫不犹豫地向我和盘托出，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孙牧师正为大女儿孙真实和尹致昌的婚姻问题大伤脑筋。吉林的独立运动者无论谁都反对这门亲事。孙牧师也感到不满意，认为女儿选错了对象。他认为，如果女儿嫁给了尹致昌，就是家族的耻辱。因为尹致昌是亲日派、买办资本家尹致昊的弟弟。当牧师由于说服不了女儿而十分着急的时候，独立军保守派为了从尹致昌那里索取资金，把他扣留了一个星期。 ”成柱，这事怎么办才好呢？“孙贞道牧师征求了我的意见。 我觉得干预大人们的婚事不太合适，便踌躇了一会儿，小心地回答说： ”既然他们搞恋爱，爱上了，不是没办法分开吗？我看最好让他们随自己的意愿办吧！“ 我在这样进言之后，说服独立军保守派人物释放了尹致昌。 孙贞道牧师到了北京后，第二年又回到了吉林。有些人说，这是应吴仁华、高远岩等革新派人士的邀请而来了。不知这种判断有多大的真实性。不管怎么说，孙牧师直到去世仍留在吉林。可见，北京方面的独立运动情况不能令人乐观，他的健康状况看来也不太好。 当我出狱见到孙贞道牧师时，他为我脸庞消瘦而担心，但我却为他满面病容而担心。他旧疾复发，连吃饭都感到困难。 ”国家沦亡，人也病了，只是日夜长叹啊。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给我赐福。都是那个流放生活造的孽呀。“孙贞道牧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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