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70

数计。通过这个领导层全党显示了在一开始即被公开预言是不可能的事情：计划经济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能以如此高的速度发展，这就必将使它“赶上力它宣称要与之匹敌的工业体系，’并可能最终超过这个体系。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可能被世界上那些与俄国面临的社会与经济难题基本相似的国家和人民所广为仿效。党没有显示显然也不能显示的成就是，它创造出的无可争议的价值中不包括在西方自由竞争的经济中已经显然实现了的政治自由的价值。由同一批人既全面控制经济又全面控制政府的体系，似乎不大可能与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沿着平行的路线发展。两种经济体制都显示出，当灾难性的人口增长受到控制之后，各自都能创造出超过需求的生活水平的能力。而且这两种经挤体制都有着二十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荒唐之处：二者都把各自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用于建造谁也不敢使用的武器，而且由于疏忽大意或偶然失误也可能从根本上摧毁享受任何生活水平的需要。959第三十六章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总的说来，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代表了一贯精心发挥了的观．点。即使有所变化，它也极其小心翼翼地保持同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两代学者曾先后对马克思主义做过详尽的阐发。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而且有长期领导党的经验。相形之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恰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成长。战争结束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法西斯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党；战后，它们才从悲观失望的战败气氛中脱颖而出。它们的领袖是一些在创建哲学方面既无兴趣又无才能的人。虽然构成其思想体系的信仰、观念和偏见久已存在，但它们从来就不是具有一贯性的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当它们被拼凑成一种所谓的“哲学”时，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机会主义的。选择哪些信仰、观念和偏见，不是根据它们是否符合真理，是否相互一致，而是根据感情上的要求；而且这种选择还往往带有置学术上的诚实于不顾的不讲原则的态度。在意大利和德国，机会主义贯穿于这两个党扩展其权力的过程中。它们不是依靠共同的目标或原则，而是求助于共同仇恨和恐惧心理。把观点不同、利益相悖的集团结合到一起。它们靠承诺以满足每一个人的每一项要求的政客手法，把农民和大地主、小业主和大实业家、有固定薪金的白领工人和工联主义者松散地统统凑到一起，因为任何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纲领都必然要把党希望吸收的一部分集团排斥在外。在这两个国家，领导人都有意识有963目的地运用这种谋略。墨索里尼在他早期的讲演中，以一个没有理论的实用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直觉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他的座右铭是“勿空谈，要行动”。“毋需教义，教规足矣力。1924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我们法西斯党员有勇气摒弃一切传统的政治理论。我们是贵族和‘民主派，是革命派和反动派，是无产者和反无产者，是和平主义者和反和平主义者。只要持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目标就够了，那就是民族。其余的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①与此相似，在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1926年通过并宣布为该党不可、更改的原则的二十五个条款，实际上与该党的政策毫不相干。①希特勒在1933年的竞选活动中，拒不宣布纲领。所有纲领都是无用的，真正决定性的东西是人的意志，稳当的眼光，男子汉的勇气，笃守信仰，以及内在意志——这些才是决定性的东西。④】该党在德累斯顿的一个领导人于1930年写信给一位工业家时说得更坦率。． 你不要总是被我们标语上的词句搞糊涂了……“打倒资本主义”等：不过是些赶时髦的口号……然而却是必需的……我们必须使用愤懑不平的社会主义工人们的语言……作为外交手腕，我们没有公布一项直率的纲领。④此外，墨素里尼于l 929年决定法西斯主义必须“为自身提供一套教义刀时，这套教义几乎是靠法令赶制出来的：此项工作必须在两个@引自弗朗兹?诺伊曼的《巨兽》，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第46Z页以次。②《我的奋斗》(朋0加Kampf)，英译本列举了这些政策，并加了评论。引自该书686页注释。在这个版本上，从头至尾都有参考材料。③引自康纳德?海登《元首》(D盯Fuehrer)，(1944年版)，第554页。@引自爱德华?A?莫勒的《德国把时钟向后拨》(Germany puts髓e ClockBack)?(1933年版)。第149页。964月内完成，“从现在起，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为止。许多人据此得出结论：法西斯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根本没有哲学。它们的方法看来就象是暴徒心理和恐怖主义的混合物，它们的领袖看来似乎除了夺取和保住权力之外就再没有任何其它目标了。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说是正确的，但这并非全部实情。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是真正的民众运动，它诱发了千百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狂热的忠诚。即使是那些显然具有怀疑头脑的地位较高的领导人，也很难说他们究竟是自己协助创立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主人还是奴隶①I以反犹太主义为例，尽管他们真心实意地信仰这一点，而我们可以不无理由地证明，这是他们的哲学中一个灾难性的障碍。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在许多方面是人工合成的和临时拼凑的，它是许多因素的凑合，这些因素长期盛行不衰，具有感情力量——不仅仅有亲密感，而且有强烈的偏见，有时还是强烈的愿望。的确，这种哲学不是达到某些有限的明确目标的合乎理性的计划，它当时也并没有自称有这种计划。它自称具有“创造性刀，依靠“稳当的眼光力和“内在的意志m。但当它私下或公开地假定创造性与远见是智力和理智的对立物时，它不过是鹦鹉学舌，重复欧洲哲学中已经流行了一个世纪的观点。当它把创造性说成是“领袖”的具有魅力的美德和天赋特权时，它不过是在重复从托马斯?卡莱尔以来浪漫主义的英雄崇拜者的老生常谈。法西斯主义的英雄，特别是遭受失败时，是个俗不可耐的人物；而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则毋庸置疑是一幅庸俗的漫画，但象所有的漫①参照H?R?特里沃?罗珀的《希特勒的最后几天》(The Last Days D，‘Hitler)(麦克米兰公司，1947年版)，特别是一至三章。戈培尔是纳粹领袖中唯一i称具有非凡才学的人，他本来无疑乐意把全部才干献给共产主义、君主制度、甚至民主，只要希特勒采纳了其中任何一项，但由于对希特勒的英雄崇拜和反犹太思想，他彻底受骗了I。见路易斯?P?洛克纳英译本《戈培尔日记，1942年一1943年》(The，G…oeb!。艮Diaires?1942—1943)(1948年版)，第16、62、116j 180、241、354、370、965画一样，它总是与某些真实事物相似。无论好坏，它是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演变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哲学。关于法西斯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仅仅是个人野心的产物，说它们是通过宣传和恐怖手段而强加于意大利和德国的，如果可以肯定这两种主义都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死亡而死亡，或者在其它国家里不会出现类似的主义的话，那么，上述说法便可以更加言之有理了。但不管人们可能多么希望这是事实，却很少有深思熟虑的人们会作出这样的断言。法西斯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是对一种实际事态的反动。不幸的是，它们在智力上的平庸和践踏文明世界道德信念的事实，并不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唯一的保证是在处理产生这种主义的社会所固有的问题时，采取更多理智的和较少野蛮的方法。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以民族意识或爱国主义为动力，在当今政治世界上，这是被公认为最有力量的一种情感，它同时包含某些真正的文化价值的因素。它们在欧洲社会——实际上是在世界社会中活动，在那里，绝对的民族自决权和主权显然是不可能的。它们的“新秩序∞宣称要解决以国家为统治单位的世界同只有少数几个大国能够接近自给自足为目标的经济世界之间的不平衡。其解决办法要有一个前提，即任何国际秩序都必须是在一个占统治地位国家的武力控制之下的帝国秩序。只有在一个按照更为自由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国际秩序出现以后，才能彻底否定这个前提。法西斯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自称其国内政策是稳定经济，因为通货膨胀和萧条使资产者与劳动者都大大丧失了安全感。他们提出要以和平的、有秩序的和公正的方法来解决可能使生产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劳资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允诺在一个除了准备进行战争而从未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的经济中，实现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他们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消灭了工人的公民自主权、私有财产权和企业管理的自由，其966代价确实是毁灭性的。不再继续付出代价的唯一保证就是采取更为明智的方法来全部兑现诺言。只要公众的任何重要部分被说服，相信政界缺乏才智，争吵不休，胆小怕事，无所作为，或者民主程序是脆弱的、腐朽的和被富豪操纵的，就永远不能排除法西斯主义再以某种形式重演的可能性。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哲学的大部分是由种类繁多而又为人们长期熟悉的许多因素所合成。这一事实使人们要找出其历史渊源发生困难。但它的“渊源”确实已经既被其朋友也被其敌．人所找到，那就是意大利历史上的但丁时期和德国历史上的马丁路德时期。这种把历史发展过程中互不相干的思想断章取义地凑集起来用以解释历史的作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从十六世纪起，在欧洲就不乏为政治专制主义辩护的文学／为解决缺乏安全感和混乱的威胁，专制主义确实是一种最简单的政治思想和最现成的办法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都在历史上拚命搜索可以被它们利用的思想和英雄人物。这个过程本来可以使两种运动产生两种不相同的哲学，因为德国公众和意大利公众几乎不可能响应同一种感情的召唤。就纯逻辑而言，s我的奋j斗*的哲学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百科全书*上写的文章中的哲学容易进行对照。但对照的结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无论语言多么不同，却从未有人怀疑过二者实质上是相同的。其差别即使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不难说出原因。可以先从分析这两种哲学之问明显而不是太合理的共同之点着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都自称是为适应国家目标而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或者如戈培尔在宣传中所标榜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芦。在这两个国家里，他们都是靠一个自称是967社会主义的党和一个民族主义的党的联盟而最终夺得政权的。在意大利，这种情况发生在l 920年初，墨素里尼置他长期激烈反对民族主义的历史于不顾，突然接受民族主义，①民族主义党至少也象征性地接受了工团社会主义。在德国，相应的情况发生在希特勒依靠与兴登堡的民族主义者联合在国会中赢得多数席位，尽管他曾公开表示决心摒弃一切妥协的联盟。②长期作为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领袖、在新的联合政府中出任司法部长的阿尔弗雷多?罗科在1925年代表院的一次发言中，对以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作了下述表白。法西斯主义懂得，组织社会集团的问题——即工团主义问题，并丕一定要与摧毁资本主义经济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相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私人生产组织基础 之上，而社会主义经济则建立在适会生产组织的基础之上。法西斯主义认识到，有必要把工团现象从社会主义中分离出来，使之与工团主义毫无关系。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教条中的反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造反精神等思想把问题复杂化了。这样，法西斯主义就创立了一个完全由爱祖国的情感和民族团结激发起来的国家工团主义。③这个思想非常简单而具有吸引力，几乎用不着寻找它的根源。在社会中，人们应该相互合作，而不应当因争斗而四分五裂；国家是每个人都隶属的社会；因此，每个阶级和每个利益集团都应当携起手来共同为国家利益效劳。这个思想还含有在如此空想的政纲基础上谋求夺取政权的党的主要战略方针。它必须至少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因为长期以来，在意大利和德国，普遍受到欢迎的政治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但是，它必①这段历史被详尽地记录在高登斯?梅加罗的《墨索里尼的成长》(Mussolhti妇f施making)(1938年版)，特别是第246页以次。②《我的奋斗》，第759页以次。③引自赫伯特?马修斯的《法西斯的成果》(丁『2P Fruits巧Fascism)(1943年叛)。第96页。968须起码要抵消和清除那些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工会的影响，不管那些工会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精心盘算，民族社会主义主要面向小资产阶级——小店员和领取薪金的雇员，他们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中受害最深，并对下降到无产阶级队伍的前景感到胆战心惊，而马克思主义早就向他们指出了这一命运。在每一个国家，这个阶级都很不安稳地夹在有组织的工人和大企业之间，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对二者都无招架之功。因此，对可能来自全国政府的帮助，他们是很欢迎的。大企业家和商人可以指望在新的联合中，民族主义将把社会主义的祸害剔除i。他们至少可能不会再受到工会加于他们头上的强大压力，但在接受社会主义的同时，他们也放弃了不受政府法令约束的梦想，因为那毕竟要求过奢了。总的说来，较为实际的想法似乎是他们可能控制政府，然后由政府去控制工人。他们要在国外进行商业扩张无论如何也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这样，按照民族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阐释，它保证将给每个人带来幸福。如果对此前景进行认真分析的话，可能发现它是空想的。但在一个战争余悸未消的社会，在一个资产阶级被通货膨胀剥夺得一贫如洗的社会，在一个国家经济不能向大批青年提供适当就业机会的社会，这至少是受人欢迎的宽心丸。但是，这里提出的伙伴关系，至少对那些真正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和一般生活水平的很大改善的人来说，确实是很不平等的。它还是十分不稳定的。每一方都希望下一轮能得到好处，领导者也总是把好处一会儿抛向这一方，一会儿又抛向另一方。但是随着党的统治权的日益巩固，它就愈来愈独立于各方。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纲领，决定了它的政治理论的主要方针，因为理论必须支持纲领。实质上，这意味着由全国政府根据国家利益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的控制。因此，对倾向于限制政治对969经济的控制的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以及认为经济决定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它都一概加以反对。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哲学必须以一种政治唯心主义的崇高形式出现。它必须同等地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残暴和自由主义的利己主义与富豪统治。为了反对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权利，它必须建立起服务、献身和纪律盼责任感。它既然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所以它必须把国际主义与怯懦和缺乏光荣感等同起来，它必须把所有的自治社会视为进行阶级斗争的机构而由自己取而代之。它必须理所当然地给议会贴上“清谈馆力的标签，并把所有民主程序的形式统统说成无效、软弱和腐败。它必须建立起国家荣誉和国家权力作为一种精神目、标，以囊括或践踏所有的个人财物；它必须扩大国家的意志，作为能够克服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障碍的力量。这些实际上就是墨索‘里尼写进1927年颁布的s意大利劳工宪章》中的原则。意大利国家的目标“高于分散的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集团的目标”。“以各种’形式进行工作……都是一种社会责任。”生产只有一个基本目的，即个人的幸福和国力的发展。普鲁士社会主义在德国，为了国家的目标，可以统筹使用所有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国家资源的思想，也是古老而又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上，德国实际上比意大利更接近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思想主要为民’族主义的利益服务，它有时被民族主义所利用，有时又被社会主义所利用。但不论其侧重点何在，这个思想本身并不新奇。这一原贝q基本上是哲学家费希特①早在1800年《封闭的商业之国》(Der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一书中就已经阐发过。弗莱德里希”①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970李斯特①在一个相当明确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提出，为了国家扩张的利益，用政治调节资本和劳动，从而使他的经济哲学脱离了英国经济学非政治的传统。②虽然德国党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人物中，诸如洛贝尔图斯、⑧拉萨尔④和尤金?杜林⑤，他们的哲学都倾向于某种民族社会主义而不倾向于国际主义。阶级斗争可能被劳资之向某种形式的合作所代替的思想几乎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典型的异湍邪说。因此，这样一个简单而又熟悉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处于政治和经济消沉的时期竞能吸引德国人民，也就毫不奇怪了。有两位在哲学上并没有什么影响而在文学方面却颇具才华的作家为在德国知识分子中普及“普鲁士社会主义。的思想花了很大气力。他们是奥斯瓦尔德?施彭勒和阿图尔?默勒?冯．登．布鲁克⑥。按照施彭勒的哲学，历史是“文化区域力间斗争的记录。有971时一种文化区域被称为“欧洲力，以便与“亚洲”对比；有时则是“白种种族刀，以便与“有色人种”对比。无论上述两种情况巾的哪一种，结论都是历史赋予德国一个使命，即保卫欧洲文明的疆界，以反对亚洲和有色人种。政治民主是退化的表现，它部分起因于工业化，部分由于唯理智论所造成的权力意志的堕落。因此，必须以一个坚持独裁领导和为世界帝国而竞争的时代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将象许多部族和民族为罗马所征服和同化那样被吞并。民主与自由建立在人具有理性的幻想之上，而唯理智论则是“甬道上的杂草力，这乃是城市无产阶级腐化的典型表现：健康的占有欲和权力欲仅仅幸存于农民和贵族之中，而它们始终是历史的推动力。人生来就是肉食的野兽；公正、幸福与和平统统是梦想，物质条件改善的理想是令人生厌的愚腐之见。依此类推，必须清除社会主义中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在德国，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必须与普鲁士强调纪律与权威的传统相结合。政党和议会机构必须让位于政治经济上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对产业工人阶级，必须强迫其顺从。正如施彭勒所见，根本问题在于究竟是由商业统治国家，还是由国家统治商业。英国奉行前者，德国则采取后者。施彭勒关于一个健全的社会的概念，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民族社会主义的主张一致：一个容克工业家的政治阶级，一个小农经济，一个能提供足够军费的工业，一个被纪律驯服了的和其具有政治影响的独立工会遭到取缔的工人阶级。施彭勒认为只要这些措施能够相互协调统一，德国就将作为欧洲大陆帝国的霸主与英国相抗衡或使之黯然失色。默勒?冯?登?布鲁克的思想在本质上与此相似。反复出现的a第三帝国*的主题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刀，但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则是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终结的地方才开始的。芦作为犹太人，马克思缺乏对任何理想的价值特别是国家价972值的正确评价能力。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唯心主义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无产阶级处于最底层。力它、清除了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每一个因素，前者是为财阀统治装：点门面，后者则导致国家的灭亡。它在一位能够表达国家意志的伟大领袖的指引下，依靠“深知本国目标的国家的意志芦。在这个一国度里，阶级斗争已经被民族团结所取代，因为只有团结的国家，才是强大的国家，才能巍然屹立于动乱的欧洲。唯一的问题在于德国工人阶级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是否愿意并有办量把无产阶级的战线转向民族社会主义，或者更正确地说，使其向后转，。把反对本民族的阶级战争中的各种力量转向反对国外敌人。④ 、“民族社会主义”一词在本节中并不是指希特勒的党，但这种用法一指出了希特勒采用这个名称的原由。希特勒是否受到“普鲁士社会主义刀的影响，这很难说，也无关，紧要。在戈培尔的赞同下，《第三帝国》于1931年再版发行；但是在社会主义成员被清除出党以后，布鲁克的价值也随之降低了，把、他称谓纯粹的“文人力更为合适。不过，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希特勒的建党计划，正如他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结尾部分所写的那样，是建立在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相结合之上的。②他说，l 9l 8年时的德国是个“分裂成两部分刀的民族。民族主义者部分“包括国家的知识阶层”，他们是软弱无能的，因为他们不敢正视战败的现实。另外一部分是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他们被组织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内，“有意识地反对国家利益的任何增长。刀但这一部分中，“首先包括这样一些人，缺少了他们，国家的复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刀新运动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大众民族化力和“民族自①《德意志第三帝国》英译本，第167页。②参见他于1939年4月1日在成廉施哈芬讲演中自传性的一段；《我的新秩．序》(My New D胁r)(纽约，1941年版)，第619页以次。973保的本能的恢复。”还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的宣传是机灵地针对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很深的工人阶级发出的呼吁。民族同无产阶级社会一样，都是空想；阶级斗争应为各穷苦民族反犹太富豪统治的民主势力的斗争所取代。他关于改善经济的许诺是无限钓，但又全是含糊其词的，其含糊的程度以不致引起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感为限。 ’因此，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都力图把全国人民吸引到一起，消除和压制各种集团和不同利益之间的对立，并把国家全部’资源的使用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他们在两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打动了部分民众，这些人往往欢迎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他们还要求对工商业实行彻底的政治上的控制。但是他们并不真想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也有两重含义：除了民．族主义，没有其它任何感情能够那样广泛和有力地把那些必须统一起来的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控制住；其次，民族主义是议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对头。他们决不是具有下述含义的民族主义者，即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价值或各族人民道德上的特性加以尊崇。因此，他们的成功只可能带来一种结果：唯一能压倒现代国家、中相互分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条件就是为战争作准备。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而实质上就是战时政府和战时经济；这种，政府和经济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应付国家的紧急情况，而是永久性的政治制度。在民族自决并非维护欧洲政治秩序的可行计划的形势下，这就意味着为向别国发动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把国家资源严“密地控制起来，为进行帝国主义扩张而把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组织起来。他们设想的唯一可行的国际组织形式，正如施彭勒所说，就是“不靠妥协和让步，而靠胜利和歼灭”的国际主义。正如墨案里尼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前夕所说，他们是与个人自由和民主相974对立的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他们“被赋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程度的服从、牺牲和为祖国献身的美德力。他们表示，“国家整个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都应该集中到服从我们军+事需要的事情上来”。非理性主义：舆论的哲学趋势如果一种哲学的直接政治含义就是靠战争进行民族扩张，那。么，它必然是冒险家的哲学。对个人幸福或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作任何理性的估计，而又要对其目的言之成理，它就必须为国家的伟大确定某种神秘的和不可估算的价值，为国家的“创造力力确定某种遥远而灿烂的目标。它能立即减少个人精神上的顾虑，促使其接受纪律和英雄主义，而无须确立任何理性的目的。简言之，它必须使意志和行动都能自圆其说。在十九世纪的思潮中并不会构成这种哲学的思想观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一般把这种运动形容为“对理性的反叛力，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接受而且突出这种解释。他们的著作中充斥着如下的主张：“生活力支配理性，而不是相反；历史上丰功伟绩的建立不是靠越。明才智，而是靠英雄意志；各国人民之所以能延续下来不是靠思想，而是靠合群本能或血液中固有的种族直觉：当他们掌权的意志克服了物质和精神上的障碍之后，他们就可以成为伟人。同样，。他们始终坚持认为追求幸福的愿望与义务、纪律、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相比，其动机是卑鄙的。自由与平等的民主理想，立宪黼与代议制政府的公民政治自由权——这些思想在法国大革命时发展到顶点——代表着哲学上的理性主义残余。tc枯燥的唯理智论”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对所有敌对的政治理论——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一的标准贬义词。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是整个十九世纪欧洲思想界的组成部975分；就它只对文学艺术家而不是对科学家或学者有吸引力这一点而言，它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从它反映一种不满和格格不入的情绪而言，它又是具有批判性的。现代工业化社会对艺术家或神秘主义者来说并不是惬意的场所。非理性主义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生活：太艰难、太复杂、太多变，难以归纳为一个公式；自然界为一种隐晦。神秘的力量所驱使，科学也无法说清；因循守旧的社会刻板而又浅薄，令人无法忍受。因此，它一反理性，提出了另外一些认识与实锻j的原则。诸如天才的卓见，不可言传的灵性，或刚愎自用的意志与行为。无论怎样形容，这种力量与理性相比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它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它是顺乎自然的，而不是墨．守陈规的；它是鬼使神差、不可控制的，而不是有条不紊的。耐心地掂量论据和系统地搜集事实是资产阶级的美德，为天才和圣贤j所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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