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62

意义。只有铁或煤而没有冶炼技术是不能创造出文化的。而技术起码部分取决于技能和知识即科学，而科学则应属于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这个困难问题：显然，上层律筑包括支配生产工具所有权或资本积累方面的法律制度，而这些制度又决定着如何加以使用或是否加以使用的问题。因此，当马克思本人用这个理论解释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时，他把没收寺院列为一种资本来源，并把解放农奴作为形成自由劳动者阶级的一个因素。但所有这些显然乃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变革。就寺院而言，这种变革有赖于宗教信仰的改变。对待错综复杂的社会体制问题847坚持认为某种个别变革始终是所有其它变革的“原因劳，这是毫无道理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区分上层建筑和基础并不是以经验为依据，而是以黑格尔关于现象与实在之间先验的区分法为模式的。从马克思作出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个绝无仅有的结论中，人们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点。含糊不清的马克思理论经他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加以阐发才变得清楚多了。恩格斯论辩证法马克思在1850年前后完成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自此以后，人们认为在他撰写的所有著作、甚至在《资本论》中再也没有提到这个理论。《资本论*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实质上转向了诸如剩余价值之类的次要经济理论问题。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才弓【起应有的重视，其影响也才超出了职业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围。与此同时，由千生物进化论的广为传播，人们开始对辩证唯物论发生兴趣，尽管两者之间很少有什么逻辑关系。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等①显然并非借助千马克思的理论便早已强调原始文化中的技术重要性。特别是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取得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学术成就使以经济解释历史的观点得以应用并受到重新检验。当时，马克思的缝康情况已每况愈下(他于1883年逝世)，进一步说明他的理论的任务便落到了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肩上。@恩格斯尽管见多识广，光明磊落，遗憾的是，他在哲学上却不甚敏锐也并无创见。他对马克思支离破①摩尔根，路易斯-亨利(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年)，美国民簇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长期身居印第安人易洛魁族中，研究其社会制度及生活习俗。他的代表作是《古代社会》。——译者②《反牡林论》187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4年；1890年8月5日和10月27日，1891年7月1日和n月1日致康拉德?施来特的信；1890年9月21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3年7月14 H致弗兰茨?梅林的信等。848碎的文章加以详细阐发，但对其中含糊之处却毫无补益。显而易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解辩证法的一般性质及其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方面部是以黑格尔的理论为依据的。他们反对黑格尔对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恩格斯往往称之为武断的，因此他们自然摒弃那种把辩证法当作思想本身发展的唯心主义解释。反之，他们认为辩证法乃是自然界本身的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黑格尔的理论作出了重大的改变，因为黑格尔也认为辩证法揭示了现实中固有的发展过程。因此，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在马克思的全部论证中是一个假定了的主要前提，其差异仅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替代了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恩格斯跟黑格尔一样，也认为辩证法的价值在于它使人们发现了历史的必然发展进程：从这个观点看来[指黑格尔的哲学]，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L-[z：A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④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跟黑格尔一样，认为自然界也是合乎理性的。现实或合理不等同于存在，因为许多存在着的事物都是不合理的，因而也是不现实的。例如，1789年法国的君主政体尽管存在，但并不现实。换句话说，对恩格斯和黑格尔来说，“现实刀是不存在的，但十分重要而又可贵。历史过程本来就是有选择的自我实现，而并无什么因果关系。实际上，凡被视为重要的事物只是由于它是重要的才使自身存在，就象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园极一样。从根本上说，整个概念就象黑格尔的哲学一样，是生机论或目的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唯物主义，对他们来说也跟黑格尔一样，历史的必然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必然境界，即恩格斯所说的由于内部力量的扩展而引起文化的“逐步发展”。所谓必然①《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笫63页。——译者849性不过是反映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取得胜利所抱的信念，而对黑格尔来说则是反映了他对德意志使命所抱的信念。按照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关于辩证法的论述，马克思 ’和黑格尔之间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对辩证法采取了唯物主义的说法，认为思想并不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力量，而是“现实事物的映象力，“是现实世界辩证发展的自觉反映力。由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重新提出了这个观点，因此恩格斯把思想视为“映象力的论述就具有身后的重要意义了。然而，用“映象力作为集合名词来包括从科学理论到幻象的所有概念，这纯属无稽之谈。它显然带有两层涵义：其一，它暗示，思想意识与经济力量比较，相对来说是非实质性的，而任何形式的哲学唯心主义则都是“故弄玄虚”，其真正目的在于支持反动派。其二，它暗示，所有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其真正的对应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否定主观主义的一种文饰。由于主观主义一向缺乏严肃的哲学立场。因此，恩格斯便轻易地据以看待康德和休谟。因此，他对近代哲学采取了极其简单化的对待办法。他贸然假定，凡哲学不是唯心主义便是唯物主义的，二者必居其一。他就这样只用了两句话把从休谟到康德的整个反形而上学的传统一笔勾销了。恩格斯显然真以为只要指出一种由经验确认的活动就足以把他们的论点驳倒f而实际情况是，对辩证法的评论问题丝毫也不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问题在于休谟和康德在因果关系的论述与评价之问所作的方法上的区分是否正确。恩格斯在t费尔巴哈》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和他之所以赞赏辩证法，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克服教条主义的力量。他说，就是因为这一点才使黑格尔主义成为革命的哲学。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850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①在科学方面并不存在不证自明的真理；在社会上也不存在什么天赋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什么都不是绝对的、最终的或神圣的。充其量只能说一种科学理论或社会实践“适合于力其当时的时间和条件；或者说所有在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实践之所以是合适的，就是因为它们的确很流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它们肯定会过时并为“更高级的力东西所替代。他不加评论地贸然假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总是要前进的，或者说的具体一些，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来说就是一种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也提出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并不含有任何实质性结论的工作前提。这也许是为了对康德表示尊敬，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二十五年中的德国，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经常表现出的一种“倾向”。当1909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这种倾向时，列宁感到必须予以驳斥，因为如果同意辩证法是一种工作前提，那它就会完全丧失它道义上的吸引力。因此，恩格斯在s反杜林论》中说辩证法只是为研究新领域提供一种方法，它摒弃了形而上学或历史哲学。马克思说的更明确。他在1877年给一位俄国记者写的一封信中说，《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描述只不过勾画了资本主义从西欧封建经济中形成所走过的道路。他反对一个评论家把这种描述应用到俄国时把历史的素描歪曲成“关于为命运所强加给每个人身上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力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译者851通过分别对每一种这些发展形式进行研究，然后将它们加以比较，人们可以容易找到(从显然相同的条件下产生不同的历史结局)这种现象的线索，但决不会借助于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普遍保证而达到这一点，因为这种理论的最高效用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 一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番话，那么，辩证法就跟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在人类学中非常流行的“比较法刀差不多。恩格斯在他的信中以同样的口吻批评了德国青年社会主义，说他们利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然而，马克思确实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仅仅看作是经验史，否则他就不会在s资本论*的序言中说“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或“自然的发展阶段力；或者说一个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刀辩证法要么是一种能预见历史的方法，要么马克思派的历史学家所用的方法与其它历史学家的方法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辩证法只是一个工作前提，那就可以肯定它并没有理由断言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力恩格斯论经济决定论除了辩证法所包含的哲学原则外，恩格斯主要是从对历史作经济解释的角度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在上述1890年至1894年问写的信件中他探讨了作这种解释可能达到或有益的程度，其主要目的在于纠正他认为党内年轻党员所作的过分夸大的说法。他意识到他和马克思在提出一种新思想时，过分强调了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可能找到的经济原因的程度。他说，对全部历史都要去找出经济原因，就未免书杲子气了，并以高地德意志的音变为例，说明也许找不出什么经济根源。这个例子举得有些奇怪，人们不知道他是否认识到他这样做就是把语言史连同所有由于民族文化①《马克思一恩格斯1846—1895年通讯集》，第354页。852的差异而含有的一切事物都排除在经济解释的范围之外。他认为，就宗教和神话而言，’经济力量可能起消极作用而不是起积极作用。他承认，在总的经济因素的范畴内，政治、甚至王朝之问的关系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例如普鲁士的兴起出自勃兰登堡一而不是某些其它德意志小邦就是如此。他认识到法律尽管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但它“能够关闭某些经济发展的渠道而打开其它的渠道。刀他说，马克思从来不认为经济因素是引起历史变革的唯一因素，但他们却是“最终的力或“根本的刀因素。经济因素是“最强大的，最基本的和最具有决定性力的因素。最后，恩格斯说，辩证法的特殊优点在于它考虑到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同时存在的所有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①……所有这些都对历史上斗争的发展施加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决定了斗争的形式。④既然作了这些让步，人们就看不出多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还有什么必要去否定对历史作经济的解释或求助于辩证法去加以解释。实际上，恩格斯讲的与马克思所强调的并没有多大不同，即在社会研究中有一个因素一向受到人们的忽视或低估，任何一个社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日--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译者②中译本无注①后的这句话。——译者853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和商品交换方式都与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和道德风尚以及习俗密切相关。现在的历史学家恐怕很少有人会对这一点提出质疑或否认其重要性，也不会拒不承认马克思的创见。马克思一向被称作真正的“经济学史之父∞①，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但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此同时，恩格斯显然想要给予马克思及其经济决定论以更高的评价。他坚持经济因素是“最基本的。观点，尽管他同时承认法律有时能对之加以控制；他还坚持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问的区别的观点，尽管他声称上层建筑有时可以影响基础。而马克思的哲学则基于下述设想，即认为两者总是可以加以明确区分的，并认为基础是产生上层建筑的而不是相反。要是去掉这些设想，那末，把马克思的哲学叫做唯物主义，或者断言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资本主义，就毫无意义可言了。按照恩格斯的阐述，没有任何理由不应把一种道德观念——例如良心上反对女工和童工每天劳动十五小时——落实到法律上限制劳动时间或使这类法律生效。据此，恩格斯实际上已经阉割了马克思所赋予历史“必然性m的意义。恩格斯的信件还发挥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及其对经济制度的依赖性的简短论述。他比马克思更加明确地以完全不同于对待法律、道德、哲学、宗教和艺术的方式对待科学，尽管从逻辑上看他们都属于上层建筑。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把科学单纯看作是实在的东西，正因为它是实在的，才能为技术提供坚实的基础。恩格斯认为，只是在下述意义上科学才受到经济的影响：一、科学家研究的课题可能是工业提出来的，二、科学发现可能具有社会意义，因为它对技术有影响。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象坚定的马克思派相对主义者那样，用对待道德、艺术和宗教的同样方式去对待科学，试图为科学真实本身这个概念寻找经济原因。要是这样做，那①艾赛亚?柏林：“卡尔。马克思》，1948年英文版，第144页．854么，为社会所承认的真理标准就应当取决于该社会的阶级结构，而无产阶级的科学就应当与资产阶级的科学不同了。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论战，曾经偶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也不过是为了竭力遵循基础和上层建筑有别这个不切实际的理论而已。然而，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形态可以影响作为一个社会的象征的真理标准，这个见解导致了当今称之为知识社会学①的庞大理论体系的问恩格斯对待其它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则迥然不同。人们视为正当的法律、道德、政治、艺术、宗教和哲学，他却认为是“虚假的意识刀或者是生产制度中各阶级的利益的虚假反映。在这里，作此设想的人并不明确地意识到驱使他作这样设想的动机何在，而只是想象他的看法本身就是正确的。恩格斯特别把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公正、自由和所谓审美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真实性纳入这一类，因为当时还没有把这些概念划入某种特定的社会范畴。近来已把这些概念称作“合理化”，这是一种想当然的似是而非的论点，或是暗中对阶级利益加以理想化。与此同时，恩格斯当然并不认为所有思想意识都是同样虚假的。说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优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可能是出于两点理由。、首先，马克思的哲学明确地告诉无产者，无产者的道德、艺术和哲学的观点是由其所属阶级及其在阶级斗争中所处地位决定的。因此，他可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道德观念。其次，无产者是“上升刀的阶级，当代历史正在把这个阶级推到统治地位，因此其思想意识代表着“未来的浪潮刀。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恩格斯的论点的力量在于①参阅卡尔?曼海姆著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简介》(Ideology andUtopia：An Introduction fD f船Sociology D，Knowledge)，英译本由路易。沃思和爱德华?希尔斯合译，1936年版。W?斯达克著《知识社会学：一篇帮助更深刻地了解思想史的论文》(The Sociology∥硒，Dwledge：4ⅣEssay加Aid矿d DeeperUnderstanding oj the History 0j lde：855池坚信人类的进步，并确信关于进步的方向当前是朝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社会前进这个预言之正确。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全部理论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等部分。它们都是为了鼓励工人阶级革命并指导革命政党制定策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的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些理论给人们的印象是它们有高度的创见和洞察力，但又令人不快地含糊其词。之所以含糊其词往往是由于马克思体系本身的含糊不清，即根本不可能分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这是上面业已提及的。由于理论上的不明确，要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特定意义上是“科学的力以及他的理论具有独特的预见性等等，就未免言过其实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前途作了一些富于远见的预测，但也往往说错了。这是任何一个学识渊博、明察秋毫的人在所难免的。这并不等于就是科学。因此，有必要在这一点上对上述有关观点的巨大重要性作出评论。在马克思所有的庞大的语汇中，“意识形态力是唯一得到普遍运用的一个词。尽管这个词并不是马克思新造的，但是他多少赋予了它以现今普遍惯用的含义。可是这个词早已不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了，因为很难对这个词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虽然它指的是为当今所公认的一个事实。这就是，作为一个单位一起行动的任何社会集团，必然有能“反映力对其本身、对周围环境以及对同它有交往的社会集团有所了解的一系列共同的信仰、标准和信念。诚然，这些信念是社会集团作为一个群体而生存的条件。这些信念包括从知识一直到神话，其间并无非常明显的分界线，因为在提出疑问之前，对那些怀有这些信念的人来说，它们只不过是人们“正常力的想法或看法?每一个社会都具有而且必须具有这样一系856列的共同思想，这是现今文化人类学的常识。“意识形态刀这个词马克思的用法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一般的用法都隐隐约约地，有时是明显地带有一种屈尊的味道；这个词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即与盲旧接受这个词的人相比，运用它的人们要高明而有学问得多。有时这个词含有象“合理化力、“一厢情愿刀或“偏见。之类的意思。马一克思理论的特点在于认为思想信念是各社会阶级具有的特征，并反映一个阶级在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后者不可为经济生产制度所解释。这种说法的局限性肯定是太大了，因为任何一个集团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信念和态度。如果这一词具有合理化这个通常的含义，那么弗洛伊德①心理学便能比经济学举出更多的例证。马克思特别用这个词来描述自由政治理论或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然法则论，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对“意识形态力这个词在政治领域中的用法几乎总是有争论的。“揭露力对手是马克思的一般做法，它意在证明对手的论点表面上看来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却是以隐晦的方式为其阶级特权进行辩护，只是由于阶级偏见才似乎是正确的。为了进行论战，“揭露”往往非常奏效，但这种手法是消极的，而且也可以造成自我拆台的结局。由于每个人都多少有些思想，尽管可以用“揭露力的手段去对付别人，别人也同样可以使用这一手段。而一旦所有的一切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都被“揭露刀无遗，那也还是要免不了作出正面的结论并加以维护的。可见，对政治问题或其它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论证必须以能分清是非曲直为前提。这种能力并不是哪一个社会阶级所特有的。然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也往往把事情夸大到荒谬的程度，这有时甚至败坏了① 弗洛伊德(1856~1939年)，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派的创始人。——译者857这个理论的声誉，就连恩格斯本人也觉得有必要加以否定．G?D?H?柯尔①是一位并非不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可是他说过这样的话：“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一个抹口红的少女也会情不自禁地按生产过程和阶级斗争来解释她的品行”。对这个创见的重要性人们往往难以察觉，主要是马克思本人造成的，因为他坚持认为经济解释优先于任何其它解释，并把经济因素描述为具有实质性，因而它更科学或较其它因素更便于观察问题。这实际是马克思的形而上学观点的一部分，也是他对唯物主义的偏爱。可是，社会科学家谈论人的行为、而人在经济关系中所作所为也是行为时，是不可能在心与物之间划一条界线的，况且这样做也徒劳无益。马克思想把经济决定论变成一种历史哲学，这也是妨碍人们接受这个理论的一个障碍。十九世纪常常出现一种想法，认为存在着每个社会都将经历的相继发生的一些标准阶段，这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往往是对有机进化论的一种曲解。尽管对政治和社会历史作经济解释有这么多的反对意见，但这种解释还是很有用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忽视它。就历史及政治而言，技术、运输、贸易路线、可利用的原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一向是并且迄今仍是重要的因素。它们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社会各阶级及其道德和艺术息息相关。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的集合体。任何一个单独因素都不能加以一一“解释”，可是哪一个因素也不能置经济于不顾。功利主义者将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有的还几乎持纯法学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相比之下，经济决定论还是可能使政治研究变得更加现实的一个因素，固然它不是唯一的因素。这就使这个理论与社会史、文化史或人类学及社会心理学发生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后来出现的一种趋势。在马① 柯尔(G．D．H．Cole 1889--1959年)，英国劳工运动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提倡“工业民主”和“劳资调和”。——译者858克思逝世之后，一些社会主义者滥用经济解释历史的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是由那些以此为借口而不去研究历史的人所造成的。意识形态观和经济决定论加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马克思认为这三者一并是无产阶级完成社会革命的指南。实际上，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主要是为了适应其社会革命理论而先验地制订出来的。他当然从未对任何社会的阶级结构亲自做过调查研究。诚然，他的理论倒是以他作为一个法国革命者的经验为主并以他对工业革命的社会重要性所持的正确观念为辅勉强拼凑而成的，而工业革命在马克思从事写作的当时，主要乃是英国社会的现象。据此，他设想出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与封建贵族残余和广大农民截然不同的城市富嚎。然而，这种看法根本不适用于英国，因为，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农业早已取代了自耕农。何况，英国的富有的资产阶级还跟贵族广为联姻。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对制定政治策略丝毫也不能起良好的指导作用。它并未给英国工人阶级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尽管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他们应当是最乐于接受这种理论的。马克思的党派社会主义在德国比在法国收到了远为良好的成效，但马克思总认为，无论跟法国还是跟英国相比，德国是个落后的国家。马克思叙述各社会阶级的行为时，带有某些理论上的特点。在他看来，阶级是一个集合体，正如黑格尔看待国家一样。在s资本论》的序言中，他说各阶级的成员可以视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承担者。刀因此，每个阶级通常都本着自身的利益采取行动并与其他阶级相竞争，与古典经济学中描述的经济人极其相似。但是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同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某一点上也应是自我对立的，它的行为也必然自取灭亡。尽管可以假定个人的信念和行为主要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决859定的，但是那个阶级也必然不时出现一些不寻常的人，他们挣脱本阶级的束缚并为兴新的阶级取代旧的统治阶级提供新的思想。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存在着“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刀马克思写这一段话时尚未将共产主义者视为一个政党，而是把他们看作是一批知识分子革命家，能从外部激发和引导不满情绪。这段话后来便为列宁给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规定任务，因而也间接为列宁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提供了根据。马克思预料‘在社会主义的最后阶段阶级终将消灭，这似乎是马克思从未摆脱过浪漫的个人主义所留下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断痕残迹。这跟他的社会哲学偏向集体主义和他通常抱有现实主义的思想作风很不一致。他和恩格斯都把阶级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劳动分工，而一个不断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如何将其分工简单化则是无法解释的。社会各阶级之间权力斗争是政治的推动力，因为按马克思对政治组织的理解，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必然有一个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它会利用它的最高权力去剥削权力少的阶级，而国家则不过是它用以进行剥削的工具，即统治阶级“管理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力。法律是维护剥削阶级“权利力的一套规则。成功的政治领导的关键是，必须懂得政治仅仅是一种按惯例进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政党乃是计划和指导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战略总参谋部。这种政治观点显然是视现存政治制度为极不公正而只能予以“粉碎”的革命者的观点，它也代表着某种完全没有权力的人的观点，这种人甚至在想象中也未考虑过承担管理责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粉碎*了旧制度以后，赢得胜利的革命者必然只有用法律和政治来建立新制度。他甚至在自己的脑海中也决不会把新制度描绘成为不过是剥削工具。象斯大林那样，他会把俄国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友好的”，这同把任何社会中各阶级之间的关系860说成是“友好的力一样虚伪或真实。因为，如果阶级取决于劳动分工，那就既可以按马克思的说法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说成是敌对的，也可以按柏拉图的说法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合作的，而实际情况是，它们在某些方面是敌对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合作一的。在革命以前，一个认为社会各阶级经常处于不断斗争状态的政党会把它的注意力放在筹划革命上，至于革命后要做哪些建设性的工作却很少想到。总的说来，马克思就是这样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