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60

格林的自由主义确是继承了黑格尔的某些东西，但同黑格尔仍有深刻的差异。使得黑格尔的社会哲学成为十九世纪重要哲学的是它把社会说成是体制的群体。从体制的历史和体制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学和政治学，相对说来是新发现，而黑格尔的哲学体现了这种发现。这可以说是早期自由主义所缺乏的见解，它简直以为社会完全没有结构或历史。因此早期自由主义可以想象，在放任817主义经济里，没有限制的自利，只要它是明智的，就可以自动地为公共利益作某种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说，体制与个人无关：议会可以继续若干世纪，使它的成员服从它自己的既定工作方式，虽然这些工作方式只存在于成员们自己的行动上。可是黑格尔关于社会的概念认为，社会只是各种力量的体系，通过它们自己内部的力量作用产生变化，这种观点象放任主义概念认为市场是没有体制结构一样地偏颇；其优点在于强调了相反的一面。同样，马克思说得很对：工业社会的特殊条件产生了雇佣劳动者，从而又产生了工会这种新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象经济范畴人格化那样行事。当发生问题时工会可以象人一样采取行动，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建议：而且它们可以形成一种体制，因为工会可以将它们的行为在一个组织里实行专业分工，分派给它们的成员，这正是人类行为的特点。正是这种把社会看作是人格化抽象观念的组合这种趋势，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都是反自由主义的。这表现在它们认为一切相反的事物都是“矛盾”——“是力和“非力的对立。按照黑格尔的见解，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国家之间的斗争；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则是通过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乃是没有才智或自我指导能力的由机械规律支配的体系，正如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一样。黑格尔的市民社会，除非把国家强加在它之上，不可能成为人道的社会；正象资本主义对马克思而言，除了摧毁它并且以不同类型的社会和不同类型的人取而代之以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格林坚持人类天生具有社会性，其意义却截然不同。这就是说，社会的组织对人们来说并不比他们自己性格的组成更具有外在的性质；社会的存在完全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一般说来，人们履行他们的义务，起到他们的社会制度所要求起的作用，而且他们能够这样做，纯粹因为．他们是人，并且具有人格。818格林分析的弱点在于他过分抽象和笼统，似乎人的社会性是人类行为的罕有特点而不是日常经验，有待于对它增加关于人类自立生存的论点。习惯上他使用“社会性”一词时用单数，有时第一个字母还是大写。自然，“社会力事实上是一种抽象，是对错综复杂的人类群体和社团交织起来的复合体的总称，人类归属于这些群体和社团，有的是暂时性的和不重要的，有的例如家庭，则比任何政治组织存在的时间长远得多、对于人更为重要。社会的组合比个人有机体的生物结构没有什么不一样或奥秘之处(虽然两者都是神秘的)。因为一切正常的人都是无数这种群体的一个成员，或者同其他人处于各种关系之中，同他们或多或少有一致之处，或者有共同的利益。他从那样一套关系转到另一套关系之中不致于出现不协调，而且通常不需要仔细或自觉的准备。哪里也不会全部消化他，而他无疑保持着许多其他关系成员的本能，实际上他却从不是他们的一员。他对某个群体的忠诚，自然可能同他对另一个群体的忠诚相冲突，但这不是一般规律，而是例外；因为通常两个群体会很顺利地相处，不会有摩擦，也无须作异乎寻常的努力。当然，一个家庭可能同它的邻居成为世仇，但这不能说具有代表性。处在这种世仇之家的个人可能由于试图从属于二者而形成人格分裂，但也未必如此。一个人的个人利益或私人利益可能而且往往同他作为群体的一员的义务和利益相冲突，但是，它们并非在本质上就是冲突的；从属于一个家庭也许是个困难的或令人不快的事情，但人类的绝大多数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无可挽回的损失。总之，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个逻辑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抽象的概念。一个人而且就是同一个人如何拥有两种利益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事实上总是拥有两种利益。关于人是如何具有社会性的这种笼统问题是人为的和不必要的；只是由于他们是人，所以是社会性的。819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进行这样的分析，其含义是：社会或团傣是一回事，而国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是包罗一切的，但也是多元的，无须有个单独的站在一切之上的总组织或权威把它捏在一起，而国家却是一个组织，因而也不是包罗一切的。相反，它是人们所从属的无数联合形式的一种，其职能是有限的，因而权力也是有限的。“社会职能”是毫无意义的词语组合，正如“人的职能*从任何整体意义上看是没有意义的一样，除非赋予这些词语以某种神学的含义。国家的职能却是一个完全恰当的表述。即使将国家定义为拥有对法律权力的垄断，要说它的权力是遵照法律程序、在宪法保障限度之内行使的也并不矛盾。在一个社会内部，国家所支持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结构，仍然只是个框框，而不是一套紧身衣；个人在里面可以按自己的爱好行事而自行负责，有私人自由。的余地；还可给老百姓的其他组织留下某些职能和权利，即使国家对它们行使某些特定的管理权力。开明政府的关键特征，也许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对极权主义的否定性质。历史上，自由主义在文化上具有相对高度统一的欧洲社会中发展，但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它不只是包括各个国家，而且包括教会或许多教派；它总是包括大量的而且类型在日益增加的社团和自愿的联合体，它们拥有相当范围的行动自由，同时对它们的成员实际上又能行使非常有效的纪律权力。自愿结社的权利是个人自由极为重要的方面。把开明的政治社会描绘成是互不相干的个人的群体、只是由某一国家的共同公民身分结合起来的景象，这完全不合乎事实，而尽是少数哲学家在法国革命刺激下的虚构。显然，除了国家以外，社团可以象国家一样具有强迫性和反自由主义的性质，但不能认为，假如人们没有组织，他们就会是自由的这种见解是正确的。人类社会，甚至是非常原始的社会，是否可能简单到只有一个组织，这也是个问题。现代社会肯定不可能哪怕是近似这种状况，820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表明，朝着这方面的实验既是幻想也是灾难。如果说社会必然要包括大量的联合体(它们至少都是潜在的权力中心)，那么通过什么条件才能管理它呢?可以假定，黑格尔曾或多或少这样假定而列宁肯定曾如此假定，即指导权不得不集中到一个地方(国家或政党)，那种管理和指导实际上是命令的同义语。相反，自由主义的假定是：可以更合理地使政府成为不断磋商、讨论和协商的东西；并坦率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只能满足于有限的目的和使用有限的手段。它基于以下的假定：虽然人类社会依靠意见一致，而一种有益的一致形式正是一致同意可以持不同意见。它还基于另一假定，即在具备智慧和善意的条件下，可以达成足以提供充分一致来支持集体行动的共同意见，后者可以合理地发挥作用，而无须施加压力。它提出一般说来属于经验论的主张，认为公开讨论毕竟是检验一种见解的最好办法，因而不得不坦率接受这样的结论，即政治的固有特性就是争论，而它的行为是具党派性的。即使在最协调的社会里，由于完全合法的利益实际上经常冲突，而且经验论又倾向于习惯法的立场，即让每方陈述自己的情况(那怕有些偏见或一定程度的虚假)，毕竟是寻求真理或达成公平决定的最好办法。从这个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政府首先是，而且最突出的是一套体制，旨在调节公众反映和讨论，权衡相反的要求，以达到逐渐形成切实可行的政策的目的。政府无疑是一个权力组织；边沁说得很对，他说，法律的存在为的是要人们去做如果没有法律他们不愿做的事。但是，对种种要求经过理性的权衡之后施加压力同赤裸裸的暴力在道德意义上有所不同，而且很可能更明智些。因为人类的智慧更多的表现为内在可以改正的能力，而较少地表现为十分有把握。显然，可以假定开明政府的这些先决条件在特定情况下可能82l不正确。它们要求有一定的条件，特别是道德条件，而那些条件常常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假定政府能充分认识到，它按照共同意见行事几乎不可能代表全部，它在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时，同时仍然要适当照顾到它并不代表的少数人。还假定政府将给少数人以组织和宣传的权利，而少数人将遵守反对和颠覆之间的界线。j而且双方在涉及毒化公众新闻来源的问题上要遵守自我克制的原_。。则。这种制度要求具有诚意接受这一事实，即没有哪个政党当权的、任期应当是永久的，有组织的反对派是开明政府不可缺少的部分j并且只能使用合法的方法使它不能掌权。它要求一套立宪体制来支持并可能加强这类政治道德。除此之外，还要求社会本身有强烈团结感并关心公众利益，居民普遍受过教育，也许还要求掌握这一体制运转要有一定程度的工作经验。822第三十四章马克思和辩证唯物主义开明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对两种基本的社会或道德观念加以阐发而发展起来的，即认为政治就其特征而言，是一种在对抗性的势力之间求得非强制性调整的一部艺术，而民主程序则是进行这种调整的唯一有效方法。因此，尽管在其稍后的历史中，它注意到黑格尔对个人主义的有力批判，却从未接受过黑格尔社会哲学的两个基本设想：一，假定社会是种种对立的力量不断改变平衡状态的实体，因为这些对立的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斗争乃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动力；二，假定社会历史是这些力量本身固有的或类似逻辑演变的过程。黑格尔思想的这些要素对十九世纪及以后的政治理论起了很大作用。这主要应归因于卡尔?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学说中关于民族文化是社会历史的有效成分的设想。这个设想与黑格尔体系没有任何严密的逻辑联系，并以社会阶级斗争取代了民族斗争。这样，他就把黑格尔主义政治理论的显著特点——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反对革命的性质抽掉了，而把它变为一种新的、非常强有力的革命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种种更加重要的党派社会主义的先驱，并且经过某些非常重要的修改之后，终于成为当代共产主义的先驱。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马克思哲学乃是黑格尔哲学的继续。首先，马克思仍然认为辩证法是唯一能论证社会发展法则的强有力的逻辑方法。因此，他的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一样，也是历史的哲学。对他们二人来说，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以其必然性或“不可避825免性力为依据。马克思的著作同黑格尔的著作一样，对“不可避免性≯这个词讲得很含混，它的确兼有随便作出的解释和道义上无懈可击这两种概念。虽然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视为某种形式的唯物主义，他还是运用了辩证法来支持一种社会进步的理论，其中必须体现较高的道德准则。其次，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而决定的因素最终则是权力。斗争指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权力指的是经济权力而不是政治权力，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政治权力是以经济地位为前提的。但是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看来，他们都不认为权力斗争应当考虑到斗争双方的利益而采用和平调整的方法。马克思跟黑格尔一样，对人的预见能力或人们对改变社会力量的作用怀有善意抱极其怀疑的态度，而且由于马克思的气质和社会哲学观点，他几乎一点也不相信法制能够纠正种种社会弊病。诚然，马克思希望并预期他所推崇的革命激进主义能产生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从而使民主政治的平等和自由趋于完善。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足以使人相信激进主义的强权政治在实践中不会稍逊于保守的民族主义强权政治所推行的独裁。因此，他的社会哲学理论在民主的愿望和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之间是有矛盾的。在马克思生前，由于他所设想的社会革命从未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因此这种矛盾始终没有显现出来。待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时，这种矛盾便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革命十九世纪发生了一起确实是头等重要的社会变化，它使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有所依据并第一次让人们明确注意到这一变化：业工人政治上的掘起和最终夺取政权。正如上一章所述，这一变化改变了开明思想的方向。与其它开明人士相比，马克思早就认识。826到了它的重要性。马克思在作为他的哲学组成部分的历史研究中，第一次从可以说是人的角度提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它早已产生并在继续扩大一批必须完全靠工资生活的人，这批人因而只跟雇主有现金交易的关系。这些人的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他们拥有的唯二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他们必须在竞争市场上出卖这种商品，而买方则只须按市价付酬。因此工业部门的雇主和雇工关系就完全剥夺了人的价值和道德义务，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正确地看到了当代历史中潜在的最革命的事实——一方是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确定了的阶级，它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创造利润的需要，另一方是工业无产阶级，它们除了通过很好组织群众以施加压力，并不得不以争取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争取政治自由)为目的外，别无其它权力。根据这一历史现实，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并不是永恒的经济法则的产物，而是当代社会演进的一个阶段。因此，马克思从阶级利益各不相同这一点业已为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充分阐明这一事实出发，决心一方面把政治自由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特点，另一方面又为新兴的无产阶级创立了一门适于用以进行权力斗争的社会哲学。跟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一样，这个理论取决于对法国革命历史意义的评价。跟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法国革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但黑格尔认为这场革命产生了国家之后便大功告成，而马克思却认为这场革命只是更激烈和更彻底的革命的序幕。他认为，法国革命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肤浅的。说它意义重大是因为它完成了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要的阶段，说它肤浅是因为它只不过为更高的阶段开辟了道路。对马克思来说，废除封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创立实行有效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发展到最完善的形式(迄今尚未达到)827秃其量也不过是建立起民主的共和国。这样，法国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将贵族和僧侣手中的社会统治权力转移到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手中；它把国家变为资产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典型机构；它的哲学——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天赋人权制度——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是天经地义的论调提供了理想的理论根据。政治革命的下一步显然是更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将是新兴无产阶级的任务，象资产阶级取代了旧的封建阶级一样，无产阶级必然要取代资产阶级。新兴的无产阶级也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既然资产阶级的哲学实质上是主张财产方面的天赋人权，无产阶级的哲学也必然是对无产者人权的社会主义主张。可是，无产阶级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因此，它下面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被剥削的阶级了，所以无产阶级的目的不仅是移交剥削权，而且是要废除剥削。这是走向无阶级差别社会的第一步，也是人类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历史的真正开端。这是马克思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伟大任务。因此，就其意向而论，马克思的哲学是非常实际的，很象黑格尔的哲学。他们两人都认为，有效的政治行动取决于对历史总的发展方向的认识——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的演进阶段”——以及接。受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所赋于的任务。黑格尔认为，包括德国人、。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内的日耳曼族的兴起，0是欧洲历史的顶峰；马克思贝n认为无产阶级的兴起是社会历史的?顶峰，因而他盼望这个阶级在当代社会中上升到统治地位。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动力乃是不断体现在历史上各种文化中的自．我发展的精神原则，而马克思的观点则是，动力是生产力自身发展的体系，它体现在经济分配的基本模式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阶级。之中。对黑格尔来说，进步的过程是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战；而对马克思来说贝q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两者都把历史的进程视为．合乎理性的和必然的，各个阶段的形态都是按逻辑计划发展并朝828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的。人类文明以庄严的步伐向前迈进，它要求人们互助合^f乍。两种哲学都是激励人们行动的有力武器，都是从精神上鼓励人们的有效形式。黑格尔要求发扬民族爱国主义，马克思则要求工人对自己的工人兄弟抱有忠诚不渝的感情。这两种主张所提要求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它提倡忠诚而不是自身利益，提倡履行责任而不是享有权利，而且这种要求除了使人抱着只有通过服务于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个人的私生活才会有意义这种希望之外，并不提供任何报偿。马克思认为他的哲学为工人摆脱贫困和剥削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提供了方案和宗旨。除非人们懂得辩证法赋予“必然性力和“不可避免性刀之类词语的特殊含义，否则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将革命的行动纲领与社会发展的“必然刀进程的哲学理论联结在一起的思想。如果它们仅仅指的是因果关系，那么，人类与历史进程合作便毫无意义可言，这意味着政治上的冷淡主义①。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者还是黑格尔派的民族主义者显然都不是冷淡主义者；相反，他们都是一些往往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坚决的甚至是无情的积极行动者。评论家把作为社会哲学的马克思和作为党派社会主义组织者的马克思加以区分，这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黑格尔学派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这两个人所说的历史“必然性∞都要求人们参与并积极合作，它激励人们行动和献身。与其说它与科学的因果关系有关，倒不如说它与加尔文派关于命运是上帝意志安排的说法近似。同加尔文教派一样，历史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以使命以及对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也许还赦免他们以历史的名义犯下的罪行。因此，历史的必然性不仅是指因果关系、可取性或道①参阅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页。——译者829义上的责任，而是指三者一体——一种引起和影响人类利益和人类的考虑并使人类屈从于自己的包罗万象的必然规律。对此，加尔文教派称之为神学，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则称之为科学。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大约可以1850年或以后几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他思想体系的酝酿阶段，是马克思在柏林大学研究黑格尔理论的成果。这时(黑格尔去世后五年左右)黑格尔学派分成两翼：为宗教辩护的唯心主义者和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①为首的唯物主义者。后来马克思说，与黑格尔相比，费尔巴哈是小人物，但却是继黑格尔之后的划时代人物，因为他把黑格尔学派和黑格尔主义从唯心主义的“神秘化芦中拯救了出来，从而使之摆脱保守的影响并合乎科学。在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往巴黎时，他已深深地介入了法国的社会主义，法国社会主义乃是1848年达到高潮的整个革命骚动的一部分。这使马克思深信社会主义理论还很浅薄，因为它对社会发展的动力还缺乏认识：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这一思想路线的产物便是辩证唯物主义或经济唯物主义——即社会发展取决于经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都概述了这一理论，不过大多是偶然提到并引起争议的。这些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共产党宣言》，但是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他都不曾系统地或明确地阐述过这一理论。1848年以后，革命动乱停止了，马克思也结束了作为一个从事积极活动的革命家生涯，以流亡者的身分在英国度过他的余生0在那里，他专心致志于撰写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1867年，他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和第三卷是他1883年去世后由他i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他的遗稿编成的。《资本论》视经济：①费尔巴哈(180L4一1872年)，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830唯物主义为当然，但是这一理论同样未能得到详细的阐述。这时，马克思想通过彻底批判古典经济学以巩固自己的哲学，因为他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针对这一理论，马克思确立了“剩余价值力学说，旨在辩证地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自身矛盾。因此，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几乎完全转向他的经济学，而忽略他早期的革命小册子。直至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开始对经济唯物论进行较多的讨论。因此，实际上马克思从未系统阐述过他的社会哲学理论，只是在少数作品中偶然非常简要地谈到一些看法。今天看来，“资本论*中的系统论述(不是指有关历史章节)至多也只能称作是经济学方面的烦琐哲学。然而，不能否认列宁说法的正确性，他说经济唯物论是“核心，所有已发表和讨论的观念都以它为转移。”因此，可以将剩余价值论归入陈旧的经济理论之列。鉴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哲学，因此它取决于马克思下述主要论点含义的正确性：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决定着该社会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唯物论的资料有两类：第一类是马克思1852年以前的某些著作，即他系统阐述社会革命理论时的一些论战性著述以及有时为分析法国革命运动失败原因而发表的小册子。第二类是恩格斯的某些著作，包括他在马克思去世后写的一些阐述这个理论的以及接近十九世纪末叶时批判他认为歪曲了这个理论的某些年轻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重要信件。由于这两类著作相隔=十五年多，最好是将这两类资料分别进行研究。恩格斯肯定不会有意背离马克思的旨意，但是他的解释有时却很不相同。辩证唯物主义当马克思还以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身分进行活动时，就在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黑格尔思想的激励下，于1844年至8311848年期间写了一些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①我们必须注意马克思用“唯物主义力一词的特殊含义。这个词在过去，甚至在马克思沿用以后，一直有与马克思的本意迥然不同的含义，因而容易引起误解。法国革命前的著作，象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等著作，“唯物主义力一词是用以指依赖物理和化学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这两门科学所采用的机械解释可适用于包括生命、精神和社会在内的一切事物。马克思根本不同意这一结论；他在s神圣家族》中指出，他的唯物主义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迥然不同。马克思认为，“辩证力这个限制词是问题的实质。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机械解释只适用于物理和化学，因为这类科学并不研究与历史发展有关的问题；马克思从不相信研究社会问题也能采用这种方法。他认为辩证法是研究不断发展的事物和揭示其发展“必然性力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方法。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也认为机械解释是逻辑的较低级形式，因为它用于处理低级阶段的现实。后来，当然是在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之后，马克思有时声称他的社会发展论与生物进化论有些近似。诚然，从表面上看，阶级斗争和自然选择是类似的。马克思第一次阅读达尔文的著作所得的印象是“论发展的不成熟的英国方法”。对于一个黑格尔派的人来说，这种反应是典型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是根据经验作出的一般概括——一种表示变化原因而并无进步含义的学说，而马克思以至黑格尔却认为辩证法乃是逻辑法则。它提供了关于进步的先验论，既是一种说明的原则又是一种评价。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能取代黑格尔派提出的关干存在着一种潜在力量的假设，它是隐藏在大量短暂表现和现象背后的现实。适合于它的抽象模式的不是机① 《德法年鉴*1844年版I《神圣家族?1845年版；《德意志意识形夺》1846年版；《哲学的贫困》1847年版；《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等e832械主义，而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生机论。①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力还有几种重要的含义。首先，他常常把这个词与“科学力等同起来。虽然他并不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仿效物理学，但是他确实认为研究社会学可以做到同样的准确可靠。因此，他完全同意费尔巴哈的说法，即黑格尔的诸如“绝对精神”或“时代精神”之类的概念是想象出来的，而社会历史的真正动力乃是它的物质条件。马克思不象黑格尔有时表现的那样，他对科学没有流露出丝毫轻蔑的傲慢态度。的确，人们的印象是，马克思脑子里考虑的是基本的事实和经验。很少有政治家象马克思那样用大量的历史和经济学术论著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也许正是这一思想特点使马克思无所不包地概括一切的哲学带有某种模糊不清之处。象“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力(见“资本论*序言)这种提法有时被当倌教条；有时又似乎可以作为具有启发性的工作前提加以运用。有时他谈到辩证唯物主义时好象它是可以机械地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的一种公式，有时又强烈地反对这样地加以运用。他非常随意地作出预言，也同样随意将某些情况划为例外。因此，他可以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又可以说在英国和美国可能不会发生革命；他可以声称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也可以认为俄国也许可以从村社直接长入社会主义。总之，辩证法使马克思的逻辑缺乏严密性，以致他不能分清可能性与严格的含义，也认识不到必要的陈述必然是有条件的。其次，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具有强烈的反宗教性质，甚至就是战斗的无神论。毫无疑问，宗教是社会上最保守的势力之一，而对马克思以及其它许多人来说，唯物主义则具有激进主义的含义。马克思与之结成联盟的持异议的黑格尔主义早在1 835年就出了①生机论，又名活力论，有关生命现象的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有生命物体的一切活动是由其内部所具有的非物质因素即“活力”或“生命力”所支配。——译者833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①的t耶稣传，。这本书说圣经故事不过是虚构的神话，在当时被视为恶毒的异端邪说。尽管黑格尔哲学总的说来是保守的，但马克思深信它的正确含义是革命的。辩证法可以当作一种溶剂，它可以溶解人们所认为的一切绝对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