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58

尔思想要想取得任何实际发展便涉及到其思想的彻底的重建。密尔在他的《逻辑学*里加进专门一节，即第六卷，讨论社会研究的科学方法。在一部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归纳方法论的逻辑著作。中，仅就加进这个主题而言就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密尔感到有i必要扩大社会研究的范围，使得社会研究的方法更加严密，特别是．在自然科学之外确立社会研究的位置。一般说来，他采取的立场是，社会科学的方法是双重的，涉及到既使用归纳法，也使用演绎√法，这无疑是对的，但并未把社会研究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这个i结论既是对哲学激进派的演绎程序的批评作出的让步，同时也是矗重新肯定演绎程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麦考莱1829年在“爱丁堡÷?评沦》上发表一篇相当轻视詹姆斯?密尔“政治论文集》的文章，攻790击该书高度理性主义的方法，他采取的立场显然是认为政治科学应当纯粹是经验论的。密尔在“逻辑学*中否定了两种单一方法论的见解，而赞成既用演绎法又用归纳法的意见。他主张政治要遵循心理的行为法则，这只能以归纳法为基础，但是对政治事件的阐述必然大抵是演绎的，因为对它们的解说意味着归结到它们同心理学的联系。密尔遵循着相同的论证路线，竭力使他自己的方法同孔德的取得一致。他接受使用归纳法去建立某些历史发展法贝Ⅱ的可能性，虽然对这种方法的运用范围和可能性还有若干怀疑论的痕迹，但他仍然认为那样的法则只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他们进行演绎才能解释得了。因此密尔的一般结论是，处理社会研究有两种方法，二者应互为补充。其一，他称之为直接演绎法，这是他自己的；另一个是间接演绎法；他归功于孔德。赫伯特?斯宾塞为了衡量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问自由主义理论的状况，将密尔的哲学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加以对比是饶有兴味而又颇有教益的。他们二人一般被公认是政治自由主义哲学和英国自身哲学传统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的学术渊源都发端于哲学激进主义。就斯宾塞而论，这一点并不象密尔那么明显，因为他把有机体进化的新观念作为他的哲学核心。可是斯宾塞的所有重要的伦理和政治见解都来自功利主义，同生物学或进化论并无密切的逻辑从属关系。《社会静力学》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x问世九年前出版的，而斯宾塞后来的进化伦理学在相当程度上在于把快乐说同生物生存说建立起思辨的心理联系。密尔和斯宾塞都可以溯源到哲学激进主义而彼此又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事实加强了在前一章里得出的结论，即在哲学激进主义中两股思想松散地联接在一起。密尔是边沁的学术主要继承人，是一位对立法791的社会职能很少施加先验限制的经验论者。斯宾塞将古典经济学者的理性主义传统带进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并用进化论来重建自然社会的体系，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划出自然的界限。斯宾塞和密尔两人对社会哲学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探求新的知识联系，从而打破了旧的自由主义的狭隘性。就斯宾塞而言，这包括使社会哲学同生物学和社会学联系起来，并且同生物和社会的进化联系起来。斯宾塞的综合哲学是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浩瀚体系(包括从物理学到伦理学的整个一系列知识)，经过三十五年完成，共十卷。从内容提纲到末卷一气呵成，没有重大的计划上的改变。除了十七世纪兴盛的伟大自然法体系之外，还不易找到可以与之相比拟的著作，而且实际上自然体系同斯宾塞的哲学具有密切的学术亲缘关系。按斯宾塞看法，对“自然界”的现代解释就是进化论。他从冯?贝尔的胚胎学得出分化与结合的法则，“从无限的不一致的同质到有限的一致的异质力，并且把它树为一项无所不包的原则在j成千的主题事项表里表现出来，同时保持模式的同一性。斯宾塞假设“同种的不稳定性力，从事以能量守恒“演绎刀出有机体进化论的惊人使命。从这里开始，该体系进而演绎出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伦理学的各种原则。除了可能出现暂时的“瓦解”的回旋。起伏，自然界是在从能量到生命、从生命到精神、从精神到社会、从、社会到文明并达到高度分化与合成的文明的直线上前进。不消说，这类逻辑的绝技并不是以它的科学严密性或以其演t绎法的说服力而著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当时普及知识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随后又遭到普及变为陈旧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代表了那个时期，即使很少思想家试图作那么广泛的哲一学综合。斯宾塞的进化论是上述历史哲学的又一种学说。它再次表．．明人们的一种希望，即希望社会的成长能提供发展的低级阶段和792高级阶段的明显标准，用它来区别过时的和适时的、恰当的和不恰当的、从而区别好的和不好的社会。在斯宾塞的学说中，这种希望表现为以有机体进化这一公认事实为依据，因为道德的提高似乎只不过是生物学适应概念的延长，而社会幸福似乎等于适者生存。除了涉及到许多逻辑上的含糊不清之外，各种观念的合并就成为科学上严重混乱的根源。斯宾塞可以从生物学的适应通向道德上的进步的唯一途径，就是假定对社会有价值的行为一旦被道德准则认可视为习惯，就可以转化为通过遗传传递的组织构造的变化。斯宾塞一生致力于这样阐述的信念，不只是在生物学上没有根据，而且是造成对文化和社会变化性质无穷混乱的根源。当我们说到斯宾塞的哲学这些缺陷的时候，还必须公平地指出它对社会研究的重大变化作出了贡献，当然不是指某个具体结论的有效性。它将心理学同生物学联系在一起，这是走向摧毁旧的联想心理学教条主义的第一步。它还把政治学和伦理学带进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的范围之内，从而纳入文化历史的范围。综合哲学的时代也是E．B．泰勒和L．H．摩尔根①在科学上作出更有创建性的重要工作的时代。②斯宾塞象密尔一样，以不同的方式打破了旧的功利主义哲学以及总的社会研究在知识上的局限性，使他们成为近代科学广阔视野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他的哲学象孔德的一样，在它的时代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另一方面，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却全然是反动的。在哲学激进主义已经过时了几十年之后，他还是一个哲学激进主义者。进化的理论给他提供了“自然”社会的概念，而这证明不过是天赋自由①~(E．B．Tylor，1832--1917)，英国进化论人类学家，十九世纪文化进化主义者。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美国氏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曼和苎竺孥对他评价很高。——译者 、③泰勒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ure)：~1871年出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1877年出版．793旧体系的新说法。演绎法带来了一些困难，因为进化似乎使国家象社会一样变得更加复杂而且更具有高度的综合性质，而斯宾塞却不得不证明日益复杂的社会将成为支撑简单化到使自己不能存在的国家的依托。他以假定政府所行使的大部分职能都起源于军事社会，而战争在工业化社会里将变得过时的说法来解决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因此他推论，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进展，愈来愈多的事将会留给私人企业去做。的确，斯宾塞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开列出国家应当立即放弃其职能的清单，因为这些职能首先是被数不清的“立法者的罪孽”造成的，或是随着进化的进展使这些职能变得没有必要。大多数立法都是不好的，因为它糟踏了自然界以适者生存的法则所趋于达到的完善境地，而且当进化达到个人对社会完全适应的境地时，一切立法简直都将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因此，斯宾塞一贯反对工业的一切规章，包括卫生规章或完全装置的要求、一切形式的公共慈善事业以及公众对教育的支持。的确，他在《社会静力学*一书里提议，国家应当把铸币和邮政都交给私人企业。密尔和斯宾塞的哲学合在一起，使得自由主义的理论处于莫明其妙的混乱状态。密尔重新阐释自由主义的哲学，一面说他在重要问题上没有脱离他父亲和边沁的原则，但他的结论却有各种保留，以致这些结论对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政策特征的路线却很少或不加支持；这些政策是：限制政府控制的范围、鼓励私人企业以及尽可能扩大契约自由。相反，斯宾塞赋予自由主义一项新的哲学，这一哲学旨在以他之前的任何一代所不知道的科学发现为基础，但是这项新哲学却比以往更为僵硬地传授过去的政策，对于这套政策，那些并不过分关心其逻辑连贯性的务实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发现有必要作实质性的变动。对上述两种情况，法国谚语——万变不离其宗(Ph~s∥change，plus c'est肠m锄P chose)似乎都适用q794一山土义似乎成为一套公式，它们不再具有过去一直被认为具有的意义；又似乎成为与任何公式都不符合的一套政策。可是，对任何头脑清楚的自由主义同情者来说，有两件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劳工获得选举权和组织起来的事实正在给予一个阶级以政治力量，这个阶级无意不经过斗争就接受任何人的指示，把他们的生活水准永远固定在维持生存和再生产水平上，而被排斥在产业制度造就的越来越多的舒适生活条件之外。二是不论出于伦理或宗教或人道主义的原因，公众舆论准备赞助或支持以上要求。面对不受约束的产业制度所产生的后果，新的一代自由主义者不愿默认这种信念，即政府仅仅起使人们获得自由的消极作用。正是这种精神状态使得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成为十九世纪中叶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那拘泥形式的哲学是不充分的。显然，现在需要的是对支持开明社会的理想和开明政府在这一社会中的职能的哲学支柱重新加以研究。对自由主义的唯心主义修正对自由主义学说的修正是1880年以后二十年内由牛津唯心主义学派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希尔．格林，至少在政治哲学上是如此。美国在哲学方面也有类似的有关运动，其Lh罗伊斯①是人们最熟知的代表；约翰?杜威②的实用主义就是后来从唯心主义发展起来的，继承了它的自由主义，扬弃了它的形而上学。除杜威外，人们一般认为这一组并无多少联系的思想家是新黑格尔派，虽然对这种说法并未给予确切的含义。的确，他们谁电不曾象黑格尔和在他之后的马克思那样，认为辩证法是——～～①罗伊艇汀osirln Royce，1855--1916)9：国唯。厶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援黑洛尔主义者。——泽者②$t~(John Dewey，1859--1952j芰因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者。——译者795逻辑分析的精确工具，而且他们谁也不曾接受黑格尔政治理论的独裁主义思想。如果某些人倾向于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那还是对代议政治组织并无疑虑的保守主义，而他们当中最激进的人物也完全没有马克思那样的阶级对立理论的任何倾向。使他们的社会哲学与黑格尔哲学联系起来的，主要是认为人性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这个一般的概念。牛津唯心主义是来自英国经验论传统以外的各种学术影响的笼统集合体的顶点，它圭要来自康德以后的德国哲学，一向与柯勒律治和卡莱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种早期的唯心主义，由于它主要是对产业制度及其社会影响提出批评，它的政治观点全然不是自由主义的。格林所完成的可以说是带双重性的相反的局面。一方面，他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为自由主义赢得统治整个一代英、美哲学的思想运动，另一方面，他修正了自由主义，以应付正确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认为自由主义作为偏向一个阶级利益的表达，它所代表的自由观念，如果不是存心，事实上也等于是毫不顾及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这项修正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使得密尔所作的界说表里一致和明确无误；密尔的界说实际上是把边沁式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唯心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重建哲学系统，而指导政治运动的目的则是附带的。在事态之后加以观察，很容易看出，它在哲学上的主要成就是关键性的①。它一举彻底将英国的思想从负担沉重的传统——联想心理学及其对逻辑的影响，伦理学上的快乐和痛796苦的动机与价值的理论，以及个人主义对社会哲学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关于后者，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卢梭的总意志理论所开始的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并使之条理化，而且他们在黑格尔关于自由的理论里找到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因此，唯心主义的根本哲学问题是人格的性质、社会团体的性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它的目的是要证明，人格是通过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其本分从而发挥其有意义的作用才得以“实现力。它论述的问题是以逻辑分析和形而上学的结构来陈述的，这既是唯心主义具有某种力量的原因也是它的许多弱点之所在。一方面，它是对某种形式的机械论教条主义(五十年前在科学上比现在更为普遍)相当有效的批评；另一方面，唯心主义的论点走向高度抽象化，往往使得它既不能对科学家也不能对主要从事政治的人们施加应右的影响。唯心主义一向是一种学院式的哲学，叙述累赘，使用德国化的术语，只为少数人所理解。虽然如此，它的中心问题——人格的结构同它的社会环境的文化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却是社会研究整个领域内其重要性不断增长的问题。唯心主义是个媒介，由于它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社会心理学里出现，并触及到对开明社会提出更加具体的观念。有若干特殊情况，使得对T．H．格林哲学的研究遇到困难。他年岁不大时就已去世，他完成并出版了的文有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政治或具体社会问题。他的《政治义务原理讲演集》是在他死后将他的笔记和他学生的笔记编纂而成的。而且，格林自己的经历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虽然他毕生关心的是改进中等教育。尽管他能够观察到工业化对农业劳工的某些间接影响，但他几乎不曾亲自去熟悉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因而对它们的论述总是有点隔靴搔痒。因此，格林的直接影响几乎完全是以他对学生教学的影响来衡量，虽然这方面的影响很大，但很难由此推及他出版797的著作。其影响的根源在于对社会存在道义上的不公平的强烈感，这种不公平使大部分成员都享受不到该社会的文化创造的好处，部分是指物质上的，但主要是精神上的好处。格林曾经说过，“伦敦院子里吃不饱的居民”享受到的英国文明不比雅典的奴隶所享有的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感情很象那种使得密尔反对竞争经济的感情，但还不是一回事。格林的伦理学里含有宗教的成份，唯心主义一般都有这种情况，这是功利主义所没有的，而且格林认为这种剥夺主要还不是经济上的。他感到赤贫很可能带来某种程度的道德败坏。道德上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对格林来说是自我发展的最高形式，而创造那种参与的可能性则是自由主义社会的目的。格林这种信念的来源不是黑格尔。一方面这反映他对基督教兄弟情谊的领会，另一方面是希腊公民权放宽的观念，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张为少数特权人物所享有，而是让所有的人都享受到。因此，对格林来说，政治本质上是创建使道德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媒介。只要做到谁也不得在违反他的意志条件下被旁人当作工具，我们自己就会感到满足，但他是否具备条件履行任何社会职能，为共同的利益作出任何贡献，而且可以自由地这样敛，我们姑且将它看作大抵是个机遇问题。①格林关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所作的最具体的叙述，是1880年发表的题为“开明立法与契约自由”的讲演。②当时正值格莱斯顿提出管理爱尔兰佃户和地主之间订立合同提案。正如格林所说，这项计划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开明立法反复出现的问题：它自称是自由主义的，但缩小了契约权利。早期的自由主义政策，为了缩小法律限制的目的，一般说来遵循契约自由应当尽可能扩大的规则，只要合乎公共秩序和安全。按不同的情况推行相反的政策，自由①《政治义务》(Political Obligation)第155节。②《著作集》(Works)，第3卷，第365页．798主义不就前后矛盾了吗?假如边沁采取的立场足对的，即一切立法在本质上对自由都是一种限制，凡是不由法律规范调节而由当事人自愿协议的关系，自由总是要大一些；那么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是，象格林所说，边沁的立场默认法律是对自由的唯一限制；然而，除非把自由武断地说成不要法律限制，这种说法也并不正确。与这种格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分的概念相反，他提出一个“积极的刀定义：自由是“从事值得去做或享受值得享受的事物的一种积极的力量或能力。刀自由必须不只是意味法律上的[．由，而是按照现有条件发展人的能力的实际可能性，是个人真正增加分享社会有价值事物的权力，并且是为了共同利益扩大作出贡献的能力。契约自由可能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果然如此，那就是好事，但是它本身并不是目的。例如，在许多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的讨价还价权力极不平等，它只不过是使得一个行业中的通常作法有利于最不老实的雇主。在收回土地就意味着挨饿的情况下，爱尔兰佃户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契约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格林认为，在那样情况下，一个雇主或地主在合同的法律形式下对实际自由可以施加的实在压力，比国家缩小契约权利以保护较弱的一方所施加的法律压力要大得多，其破坏性也更大。格林认为选择后一条道路并不是推翻自由主义政策。因为法律一直承认，某些契约破坏公共利益，因此应当把它们视为违反公共政策而加以防止，如果把其他危害公共利益的、诸如危害公共卫生或危害应当尊重的公众教育标准的契约也纳入这一类，这并不是反自由主义的。格林在这个讲演里的论点，对自由主义的立法宗旨作出了有力的分析，只不过范围有限。它揭示出，事实上以往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为了特定的目的，为废除陈旧立法这个目的所支配；它有力地说明，自由主义不能永远置于如此狭隘的基础之上。自由主义政策必须具有适应情况变化的灵活性，而且假如它们真的是开明的，799那就总得遵从道德目的的指导。它们实质上是为更多的人打开近人情的生活方式所作的努力。因此，他推论，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总利益或人类共同福利的观念，所有的人都能分享这些利益，并且为立法提供准绳。这个准绳不仅是个人的自由或是法律对自由选择尽可能不加限制，因为自由选择总是在一定情况之下进行的，而某些情景却使选择成为笑柄。选择意味着机会而机会意味着不论是社会的法律和政治结构还是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都不存在超过必要的强制。自由实际上是社会概念，正象它是个人概念一样；它直接涉及到社会的品质以及组成社会的人们的品质。因而，不能把一个仅仅站在旁边、立法上无所作为的政府说成是个开明政府，也不能说，仅仅由于政治上的漫不经心就会产生开明社会。开明政府的职能是支持开明社会的存在；政府虽然不能通过法律使人民讲道德，但是可以扫除可能阻碍人民道德发展的许多障碍。格林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就是对这些见解的详细阐述和强调，他关于自由主义立法的讲演把这些思想应用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格林的伦理学的中心原则就是个人及其所在社会之问的相互依存关系。用他的话说，“自我乃是社会的自我”。他这话同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差不多，意味着社会的最高形式是平等的人彼此联系起来，其中把社会联结起来的纽带是各成员对群体及其宗旨的忠诚。同时，作为该群体的成员，分担它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既是获得完善人格又是作为人能够获得最高满足的条件。格林相信，在一定程度内，任何社会群体都属于这类性质。即使是最强大的和最专制的政府也不能单纯凭借武力把一个社会强拉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的信念认为政府是由同意而产生，部分是说对了。’格林说，政府依赖于意志而不是武力，因为把人系于社会的纽带是受人类自己天性的驱使，而不是法律的惩罚，或者出于算计私利的考虑。争取建立一个开明社会的无可辩驳的论点800是，它认识到人类天性这一根本的社会冲动，这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冲动，并竭力让它以一种在道德上充分具有理想意义的形式下实现。这个理想要求社会的成员在道德上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一切人都自行自由地思想和行动，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又受到充分道德责任的指导和制约。为此，强制应当降低到最小限度；再没有任何形式的强制比国家施加的强制更使人们成为发挥自由道德的人了。对格林如同对康德一样，人的大家庭是“目的的王国力，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被看成是目的而不是当作手段。因为这是社会和个人固有的理想天性，应当给予所有人这种机会，在充分发挥他的能力的极限内，去实现那样的生活。因而，一个真正开明的社会，它的目的不能低于给予一切的人道德自决和道德尊严的权利，它们既是人格的条件也是人格的当然权利。格林主要是在分析权利时发挥了这个概念的。他说，权利一向有两个要素。首先是对行动自由的权利主张，它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能实现他自己内在能力和才能的愿望。他认为，享乐主义心理学根本上是不合乎实际的，因为人的天性是各种愿望和行为趋向的总体，一般说来不是以追求快乐为目的，而是寻求具体的满足。可是这种权利主张决不能单凭愿望就认为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只能是根据合乎理性的愿望，即考虑到他人要求的愿望。它之所以能被认为正当是因为公共的利益本身容许那样的行动自由。这是一种既参与又作贡献的要求。于是，权利的第二要素是社会普遍承认，个人的自由的确对总的利益有贡献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因而，格林的观点是，在一个有道德的社会里，个人对自由的要求要根据总的社会利益，要负责地进行自我限制；而社会本身也支持他的要求，因为只有通过他的主动性和自由，总的幸福才能实现象。卢梭所说，理想的道德社会是“这样一种联合形式，它将以全部共同力量保卫和保护每个参加者及其利益，而每个人在其中一801方面将他自己同整体统一起来，义仍然可以只服从他自己。”因此，存在着作为个人权利或义务的准绳的公共社会利益或幸福——柏拉图称之为社会的“健康”——但是它同个人幸福既不是分离的也不是对立的，因为它是个人可以在其中分享的幸福，而且参与本身就是个人幸福具有意义的一部分。格林伦理学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本要素是他拒绝设想那样的社会幸福，即只要求分享并支持它的人们作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社会的义务和权利等于其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伦纳德?霍布豪斯①在一部书里对格林的意思阐述得很好；那本书是霍布豪斯特意驳斥他视为非自由主义或黑格尔派将社会或国家置于它的成员利益之上的趋势，他说这是格林最优秀的学生伯纳德?博赞克特②的见解。社会的幸福和痛苦是在共同享有意义上提高或加深了的人类幸福和痛苦。社会的意志就是人们的意志共同联合的结果。社会的良知就是人们内心的高尚或不高尚相抵消的表现。假如我们按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来判断这个人，我们同样可以问问社会为这个人做了些什么。除非存在一切人能够分享的形式，除非这种分享确实对每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成分，最大多数人或任何大量的人将不可能实现最大幸福。但是除了为每个男女所感受到的以外，完全不存在其它的幸福，而且不存在淹没人们精神的共同自我。这样的社会是存在的：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独特的和不同的个性可以协调地发展．并对集体的成就作出贡献。⑤个人要求和社会承认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对格林来说是伦理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观念。他明确反对边沁认为权利是“法律的产物”的定义。格林持这种见解的理由在于他相信，除非一个社①霍布豪斯(L．T．Hobhouse，1864—1929)，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致力于分析个人自由和责任与国家控制的关系。——译者②博赞克特(B．Bosanquet，1848—1923)，英国哲学家，以重新解释黑格尔著名。——译者③见《形而上学的国家理论》(The Metaphysical Theory D，State)(1918年．版)，第133页。802会的立法和公共政策能够不断地对开明而道德上敏感的公众舆论作出响应，否则是不能产生开明政府的。他认为这是包括在自然法理论中的真理；它赋予法律以公正、公平和博爱的理想；这是法律应该努力去接近的境地。他并不因此认为，法律能够使人们具有道德感，因为道德主要是品格问题，不能借法律强制产生。法律必然处理的是行为的外表，而不是行为后面的精神和意图。格林认为，可是为了使政府真正是开明的，就必须建立法律和道德之间的不断互济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实际上由法律强制执行的权利和义务从来达不到可能具有的水平。社会的道德评判是使政府达到它尽可能达到最佳境界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另一方面，国家虽然不能使人们具有道德，但它能做许多事去创造社会条件，人们据此可以为自己造就有责任心的道德品质。至少它可以除掉对道德发展的许多障碍，例如象它一直在做的，承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格林说，许多自认为是开明的政府，离它们在这方面应当承担的还很远。国家在创造机会上所负的道德义务并不因为不能强迫人们很好地去利用机会而减少，而要人们达到他们没有机会达到的道德标准，这既是白费气力又是残忍的。格林的自由主义最具特点的要素在于他对社会良知的现实存在抱有信念，而良知既制约法律又受到法律的支持。这是他对卢梭的总意志的含义所作的解释。但是他说，卢梭试图找出总意志存在于社会的什么地方，那只不过是把自己弄糊涂了。道德上的判断，从事情的性质看，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因为任何人和任何社会体制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必须按他的智慧和他的良知行事，而一个开明的社会却既尊重他的判断权利，也增强他的判断将为社会所信赖的可能性。格林所想象的来自自我或个性的形而上学性质的道德自由，是他政治上自由主义的基础。他说，笼统地问一个人为什么要服803从于社会体制所建立的规则，或者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什么拥有权利，这是没有意义的。他的自由和义务是同一社会关系的两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