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56

不平等层出不穷，这种说法显然假定在没有规章时经常出现的是自然的自由和自然的平等状况。支配社会产品分配的动态法则所提供的情况却与天赋自由体系所含有的协调和公平迥然不同。分配是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进行，而各阶级的利益总的说来又是相互冲突的。而且，动态法则是社会演进的法则，象李嘉图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法则为不断扩展的经济所认定的正常预期前景丝毫也不容乐观。处于运动中的各种力量的关键是马尔萨斯在他1798年第一次出版的论文里所说的人口因素。①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人类旺盛的生殖力如果不加控制，就会象孔多塞和英国威廉?葛德文②所预料的那样，不可避免地造成对社会进步可能性的限制。生活水准的任何提高会造成人口的增长，抵销生活的提高，而且由于人口增加一般比粮食生产的增加更快，人口总是对生活资料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除暂时的波动外，人类大部份的生活水准将保持在大约仅能餬口口的水平。自然不可能长久地降到这个最低水平之下，但是也不可能长久地上升超过这一水平，因为人口的进一步增加总是会超过粮食供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①事实上早已有许多作家曾经得出近似马尔萨斯的结论，以至他的首创主要在。于对该原剐作出数学比拟的叙述。见阿列维前引书第225页以下。②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英国社会思想家，认为人的善恶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人均有理性，教育是使人从善和获得自由的手段。——译’者762的增加。这个社会学法则的经济后果在第二个动态法则即地租法则里曾予以阐述，马尔萨斯陈述过，李嘉图又系统加以发挥。粮食是土地的产品，而土地的特点是数量上有限、生产能力相差悬殊。很明显，一个耕者对肥沃的土地比不肥沃土地可以付较高的地租，因为以同样的费用可以生产较多的作物。假如土地的生产仅仅足以支持生产费用，土地就得不到地租；对较肥沃的土地，由于生产能力上升，土地所有者就可以索取较多的地租。因此，地租是任何特定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按当时粮食价格计算该土地生产能力恰恰不足以偿付利用它的费用之间的差额。李嘉图从人口和地租这两条法则得出了重要的推论。首先是得出：地主是土地的垄断者，或者说实在是一种经济上的寄生者，他们可以从所有其他经济阶级收集贡品，而地租对生产却毫无贡献。正如李嘉图所说：“地主的利益总是同社会里每个其它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力而且，粮食价格的任何增加，由于它使得较不肥沃的土地得以耕种，将使得地租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又将使价格增加。其次，地租和人口的法则引出一条工资的法则，即除了暂时情况之外，工资不可能高于或低于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象李嘉图所说：“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足以使劳动者彼此可以生存并传宗接代的价格，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最后，既然工业产品总量一般分配为地租、工资或利润，结果便是：前两者若有增加，就必然扣除资本家拿到的那一部分。因而，一个生产上升从而取得进展的经济，它的正常趋势将是：地主获得更多的份额(虽然他们对进展毫无贡献)，资本家获得较少的份额，而劳动得到的总是仅仅足以替换劳动力的那个份额。即使是最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也很难说这是一个自然公乎的制度，按照李嘉图的动态法则，自然界显现的只是没有理性的生殖本能，而不顾及其后果。把自然和谐的经济社会观念和自然处于冲突的阶级的观念结763合在一起的不是逻辑推理，而是两者都因自由贸易政策、特别是在废除谷物关税的政策上有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得出这一结论显然是来自这一理论，即经济社会自然地通过竞争进行自我调节。另一方面，如果地租对经济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消耗，结论将是不应以立法来增加地租，那将人为地提高粮食的价格。把注意力集中在废除单项赋税的眼前实际目的，造成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局限于狭窄的范围，使之很少依靠其学术体系的逻辑。任何赋税必然以某种形式影响经济，从纯粹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立法者没有理由为何不掌握赋税以增加普遍福利，只要他的措施能起作用就行。例如，詹姆斯?密尔承认可能用赋税来增加资本，虽然他认为这个目的不一定能达到。而且，除了地租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经济租金，即使国家将它们全部充公，根据该项理论，立法也不致损害生产。亨利?乔治①的《进步与贫困》(1879)曾强烈影响了准备成立费边社的年轻英国人，该书反映了注意力的变化多于理论的变化，即希望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之内探索为了普遍利益运用立法调节经济的可能性。许多古典经济学者也许除了公开支持教育之外，反对所有形式的社会立法，这反映他们对英国经济中一个单独问题的关注和为了袒护所代表的阶级的不自觉的偏见。所谓不可能借立法改善工资收入者的命运，依据的是马尔萨斯的社会学人口法则，它证明是该体系最靠不住的部分。。讲博爱的自由主义者从不参加反对社会立法。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的立法开始取消对贸易的限制，但也包括开始制订工厂法以及取消对工人组织起来的限制。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开明立法的重点还是放在放任主义上，这也是事实。 分自由主义经济学被实用考虑而不是被逻辑考虑支配的程度≯①亨利?~(Henry George，1839--1897)，美国记者、经济学者，认为财富糖长与贫困增长之间的联系是由于存在地租，解决办法是对地租征税。——译者 ?764竟然由卡尔?马克思轻而易举地把该学说的论点转而用于大禾相同的目的而得以阐明。李嘉图曾经强调地主利益同劳动和资本利益的矛盾，但是要论证资本家的利益同样与劳动的利益有矛盾也不难，因为产品划归利润的份额是从工资里拿走的。而且假如因为地主垄断了土地就可以索取地租，那么同样也可以认为资本家在工业化经济里垄断了生产资料，他的利润就是一种剩余价值，或者实质上象费边派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经济租金。而且也不能说李嘉图关于发展中经济的法则是唯一的法则或正确的法则。李嘉图可能悲观地感到，为了地主的利益，资本家会变穷；但一个乐观主义者同样可以希望，为了工资生活者的利益，对资本家可以进行剥夺。事实上，古典经济学为马克思提供了一幅剥削劳动的现成图画。可以肯定，经济学者想像他是在描绘扎根于事物本质的制度。但是，掌握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可以方便地认为它是扎根于历史，并且把剥削归诸资本主义制度。早期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边沁的激进主义政治理论的意义较诸边沁的法理学或古典经济学并不那么重要。部分是因为自我调节的经济信条使得政府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异常有限。部分是因为英国必须实行开明政治改革这个方向早就很明显，而且那样的改革早就应该进行。非常清楚，假如有可能进行立法或经济改革，就必须打破地主派势力在议会里的政治垄断。詹姆斯?密尔给当时刚创办的激进派机关报“威斯敏斯特评论》①撰写的文章中估计，下议院实际上是被两百个左右家族选出来的，英国国教牧师和法律界实际上是它的助手。他说，在现有的两个政党之间，除了一个处于反对党地位决心取得当权党所享有的保护人地位之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无需改①见《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1824年版)，第206页。765查对两党都有利的垄断状况。他指责英国政府纯粹是阶级利益的机关。两党代表的是一个人数很少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土地所有者，还有小部分主要通过贿赂渗透进去的金钱势力集团。补救的办法，正如他天真地以为，在于简单地扩大代表性，使之代表整个社会，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伟大发现——代议制——r}|，解决一切困难(包括想像的和实际的)的办法也许将会找到。”①早期功利主义理论的创始部分全都是边沁的法理学所提出的，而且在《政府片论》一书中就已提纲挈领地论述过。这些原理包括把他在改组司法制度计划中使用过的同样思想扩大到宪法中去。②根本的原则是开明政府不能同软弱的政府划等号。法律上采取对统治权限制的手段，如权利法案、权力分立以及制约和平衡等，边沁都认为在理论上是混乱的，做起来是自取失败的，就象在法律方面搞形式主义和烦琐细节一样。因而他接受议会拥有完全的法律主权，并须依靠开明的舆论来保证其负责任的态度。他认为，最终的政治主权应当属于人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政府的利益符合普遍的利益。为了使人民的利益实际起作用，他相信普选制，只是附带暂时的资格条件，直到经过教育可以产生出有知识的选民为止。并且为了使议会反映选民的意见，他本想把它的法誓律寿命减为一年。这些政治见解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比边沁t生活的时代实际可行的改革计划更加激进，而在于可以说，他超越j了把宪法限制视为对自由的主要保障的自由主义思想阶段。他把?本来应用于开明专制所制定的政治概念直接用于自由主义。他对i启蒙的信念是那样深，以致不担心对大多数人实行暴政的可能性舀j有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后来所说的，早期的功利主义者是i——鬲—面X吴戛吾再ji；再h编论政府的文章。1820年版；转载于。关于政府的论鲻集*，1825年版。②主要的著作是《立宪法典》(Constitutional Code)(1830年版)。由包林编罅j的著作集，第9卷．766自由派，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由，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相信好人政府。无疑，边沁倾向于低估体制对保障政治自由和公民法律自由的重要性，这是他对体制的现实在文明中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同时，他主张以下原则，即认为开明的政府无须因承认其不称职而为它辩护，就这一点而言，他的态虏是正确的。詹姆斯?密尔关于政府和改革的见解同边沁的见解并无多大区别，但是他的《论政府》更加明确地揭示出那些见解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它表明边沁派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信赖霍布斯甚于信赖休谟。密尔象霍布斯一样相信，所有的人都被无休止地追求权力的欲望所驱使，这是体制上的限制无法遏止的。他象边沁一样，对于开明政府也好，专制政府也好，都不接受任何权力划分和权力均衡的观念，虽然他一般地肯定政治的唯一困难必然是限制统治者应有的权力问题。他认定，问题只能通过树立某种立法机构，其利益同国家的利益一致，以便它的成员不抱有将他们的权力用于普遍利益之外的动机，并让该立法机构控制行政机构。如前所述，他相当空想地想象，通过普遍选举和任期短的代议制度将自动地实现以上成果。尽管密尔倾向于把每个论点都说得似乎体现了普遍的和永恒的原则，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以他认为重要的眼前目的为主导，即给工业资产阶级以参政权。他异常坦率地把这个阶级说成是“社会最精明的部分∞，而且认定“较低的阶级力总是受它指导。他从未设想过这种可能性，即资产阶级可能利用政治权力去谋取自身的利益。同古典经济学一样，密尔的政治思想将出自个人动机的利己理论同相信人类利益自然协调的信念统一在非常不自然的结合之中。他主张的普遍选举制的论点以这样的看法为前提：即一切人类，至少是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人，能够引导到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既然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就能万无一失地按照它们行767事。该论点还依靠下述不言而喻的假设．即假如所有的人都合理地追求他们个人的利益，就会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一句话，他遵循一个空想家才能理解的某些方式，把对人类天性颇为悲观的估计同对理性的崇高信念的某些残余结合起来。那些崇高的信念，使得孔多塞和葛德文一类的革命激进分子追求人类的无限进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十分准确地叙述了他父亲的观点如下：我的父亲是那样完全信赖于理性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认为只要让理性到达人类的心灵就行。他感到，如果整个人口都受到教育，可以读书识字，如果让各种意见都可用语言和文字介绍给他们，而且如果通过普选制使他们能够任命一个立法机构执行他们采纳的意见，似乎就会得到一切。他认为，一旦立法机关不再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它就会忠实地并且运用全部的智慧，以普遍利益为目的。①很明显，象这样的信念要想从逻辑上获得支持，只能依靠合理的行为自然地带来社会协调作为假定前提，决不可能以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依据而达到目的。哲学激进派崇高的自由主义是对十九世纪政治具有巨大实际?重要作用的学术力量。他们自身没有达到与政党相称的地位，但他们传播思想，以此扫除了大量的过时的政治破烂，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都改造得更加有效和更加民主。议会的改革，对贸易和工业若干陈旧限制的废除以及司法制度的改组，是这一改革过程最明显的事例，但还不只这些。1832年的议会改革有力地证明边沁的信念，即开明的改革不会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是使它的行动更．加具有活力。议会的改革在几年之内带动了一系列行政的改革，，其中以受边沁思想薰陶的人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一点并非一堕!1人注目。由中央集中管理推行“贫困法》的工作几乎立即开始，①‘自传》(Autobiography)(1873年版)，第106页。768主要的推动人物是埃德温?查德威克釉乔治?格罗特。①不久就组织了保护公共卫生的机构和中央集中管理的郡警察，以及对工厂的视察制度，这方面又是查德威克起了主要作用。1 840年，J．A．罗巴克和其他边沁派人物争取通过了一项虽有不足但却仍有实际意义的法案，即争取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制度。1839-~，德拉姆勋爵②的报告部分是由查尔斯?布勒和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起草的，该报告开始修订殖民政策，给加拿大提出一项开明的宪法，这是授予殖民地的第一部宪法。连同韦克菲尔德提出的澳大利亚殖民化的计划，实际上这就是英联邦国家的发端。③在功利主义者耐心而单调乏味的工作中，他们把从启蒙运动继承过来的理性信念同他们从边沁学到的专业智能的理想结合起来，二者一起在改革中发挥作用，使政府更加趋于开明而且更有效率。对哲学激进主义通常提出的批评，甚至象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样的自由主义继承人也附和的批评是，说它忽略了制度及其历史成长过程，说它是按对人的天性和动机的虚妄而公式化的概念行事。这两点批评都是正确的；可是，这些批评往往被人理解为，哲学激进主义是明确的，逻辑严密，自成系统，而仅以十分狭隘有降的前提为基础。这是不正确的。它的根本弱点不如说，作为哲学，它一向不明确，它的假定和推论也从来不是井井有条的。在苎兰查堕：皇叁±主堡冬的唯理论哲学一样，是一种“自然”系统，①埃德温。~(Edwin Chadwick，1800--1890)。英国社会改革者，曾调查工厂状况和童工状况，推动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法；乔治．~(George Grote。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议员，主张选举改革。——译者．．②~(Lord Durham，1790--1840)，英国辉格党、自由党显赫人物。1．807年出任加拿大总督时不满殖民地状况，同年辞职，于次年提出报告，主张加拿大目糟o——译者一只见B?w?理查逊著《各国的健康关系，对埃德温?查德威克著作的评论》(The另!悬传记论述和第1I卷第1,II部分；J．A．威廉森著《英国扩张简史》(Short…Hi…sto；：珂l~rltish Expansion)(1930年第2版)，第V部分第3、4两章。769但它没有一套使人自然明白易懂的知识理论，它自称是以经验为根据的，但并没有努力通过观察去验证其前提，实际上它的经验论停止在两代以前从洛克派生出来的感觉论的粗糙形式。因此，一旦它面对不象密尔那样受它特有的教义所感动的思想家，它就很易于成为批判的对象。哲学的激进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一种特定的哲学，大抵上还是它所代表的某一单独社会利益的代言人，虽然不是虚伪地但却是草率地说成是整个社会的福利。觉察到这一事实，加上认识到它的社会政策难以忍受的后果，甚至在它所主张的法律改革完成之前，它就趋于失去作为社会哲学的资格。作为社会哲学，它的弱点可以概括地说，它缺少为社会利益的积极观念j而当社会整体福利正在成为人们主要关注对象的时候，它的利己的个人主义使得它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此等社会利益观念是否适当。作为政治哲学，它的弱点是，当政府不可避免地应当为普遍福利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它有关政府的理论几乎完全是消极的。从长期的政治演进来看，哲学的激进主义倾向于以惯性为转移，而不是投身于日益成长的发展路线。它作为政治上即将过时的力量，其重要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是由于把自己限于那样的职能，它只不过是一个时期的喉舌。770第三十三章近代的自由主义哲学激进主义取得最大立法成就之时，也正是它的衰落之始。1846年它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那时废除了谷物法并以自由贸易作为英国的国策。但是，甚至在此之前，不受约束的产业制度，其社会影响甚至在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中也产生了疑虑，并且在既得利益阶级或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阶级中激起了反响。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情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盖斯凯尔夫人①写的《玛丽?巴顿*、迪斯累里的“西比尔*②和金斯莱的《阿尔顿?洛克*③等描写产业制度的小说。直到十九世纪末，卡莱尔，罗斯金④和威廉?莫里斯⑤，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继续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甚至早在十九世纪三①盖斯凯尔夫人(Mrs．E．C．Gaskell，1810--1865)，英国女作家。《玛丽?巴顿》(~Mary Barton》)是?部反映曼彻斯特工人悲惨生活的长篇小说。——译者②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11)，英国政治家，小说家。曾任英国青年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提出并执行改革法案。《西比尔》(Sybfj)又名《两个国家》(The Two^，斫如船)主要写地主贵族理想，亦即保守党的衰落。一一译者③~(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作家。长篇小说《阿尔顿?洛克*(Alton￡Dc加)描写雇农和手工业者的困苦，宣扬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译者④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10)，英国政论家、艺术批评家。从唯心主义审美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社会。——译者⑤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94—1896)英国作家、工艺美术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77Z十年代，议会就在摇摆不定中开始通过工厂法，规定劳动的时间和条件，虽然那样的立法限制了契约自由，因此不仅同早期自由主义立法的趋势相悖逆，而且也违背了通常自由主义政策的理论规范。随着十九世纪的前进，社会立法不断增加据有资格的观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后，议会实际上抛弃了个人主义作为它的指导原则，转而接受了“集体主义”①。人们已往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处于守势，立法机构破天荒地通过了合乎社会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抗，并不是以任何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出发点，也不意味受到它影响的人们在哲学上有一致的观点。迪赛所说的“集体主义力肯定不是一种哲学思想。这样说可能更为确切：这是对产业革命的破坏性和对无情地推进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破坏作用而无保障措施的一种自发防卫。主要的动机是一种受威胁感，虽未明确加以阐明，即认为没有节制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威胁。尽管经济学家力图证明工业化和商业化整个看来增加了繁荣和提高了实际工资，即便这是事实，也不能使威胁减轻多少。事实上，在所有国家以及奉行大不相同社会哲学的各政党，都对放任主义实行了种种限制。②这种反抗部分是由于产业工人遭受非人待遇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引起的。自由主义作为政治运动不容许脱离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一向是自由主义者的强大动力，虽然它很少得到哲学激进主义者的公开承认。可是，除了这种一般的反抗之外，自由主义者为工业家的事业奋①参见戴赛著《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律和舆论》(1905年版)，第七讲。赫伯特?斯宾塞对自由党通过的立法表现了他所认为的反开明趋势感到担心，因而在《人和国家的对立*(1884年版)一书中列举了干涉自由市场活动的一长串立法清单。它们不只包括劳工法，而且还有卫生规章和政府对教育的支持。②卡尔．玻拉尼(Karl Polanyi)著《伟大的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年版)，第145页以次．773斗所取得的成就，却激发起其他两大经济势力的政治自觉；它们的地位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威胁。首先，采取自由贸易的作法，改变了对英国农业的长期关税保护政策，因而明明是等于牺牲农场主的利益去扩大商业和工业。农业界一贯主要是倾向于保守，而就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而言却来自柏克。它的信念在于强调社会稳定的价值准则和社会的历史连续性，而这一点正好使得它成为工业主义的天然批评者和反对者。工业主义的结果是反常的，至少从詹姆斯?密尔那样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是反常的，他认为工人们总是会接受“社会最聪明的那一部分人力即工业资产阶级的领导。然而—个工人如果他的行业受到新技术的威胁，也许会感到他的利益同地主控制的党派站在一起比站在他雇主的代言人所属政党一边更加安全。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民主力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治力量，那怕只是暂时的。其次，工业雇主的政治自觉不可避免地培育起劳工的同样觉悟。1867年，保守党政府给予相当一部分英国工人以选举权，这标志着具有长远意义的政治变化的开端。它意味着一群投票人的出现，他们更关心保障工资、劳动时间和雇佣条件，而不那么关心扩大企业，而且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力量不在于契约的自由，而在于集体谈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自由主义满足这些要求，要么工人阶级不当自由主义者。如前一章所述，英国自由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没有停留在它刚开始时作为资产阶级产业利益的发言人，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最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它的工业家获得的政治权力的程度是别的地方任何同样的阶级所不曾享有的。但他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深信民族团结和民族大家庭利益的重要。这部分人从代议政治的长期经验中懂得有如哈利法克斯在革命时期所说的话：“国家有一种自然的理由，当法律的文字或许要毁坏一个国家时，……它……仍然保持其拯救国家的本来权774刺”。因而自由主义如果要不失去公众，就必须修订法律的文字，事实上它就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政党，它不得不修订它的政策，但是为了作为社会思想的一个因素保持它的地位，它还不得不修订它的理论。这两条，前者较为容易，可以按照政治上如何方便行事。只需要抛弃认为社会的进步一向是“从现状到契约力那个教条就行了，其实这种教条除了相信它的人以外，从来并未使人信服，而从政治上抛弃这一教条，正如戴塞所说，已于l 870年完成。但是，支撑这个教条的不只是有巨大的感情力量，而且还有影响深刻的边沁法理学的体系和古典经济学者自称其政策建立在确认的人类行为法则的基础之上。因此，彻底修正自由主义理论要求重新研究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研究自由的性质、自由和法律强制之间的关系。那样的重新研究又揭开了个人人性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讨论这最后一个问题时，以往的现成解释，诸如以自利、快乐和功利进行解释的说法，证明愈来愈没有说服力。从伦理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看，潮流是在脱离个人主义，趋于探求某种集体主义的观念。简言之，自由主义理论的近代化有赖于打破哲学激进主义知识上的局限性，这是造成它的教条主义的主要原因；还必须使它同其他社会阶级的世界观接触，同欧洲大陆各思想流派接触，并且同新的科学调查研究领域接触。只有这样，自由主义的主张才能成为一种社会哲学，而不只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可以这样说，修正以两次浪潮的形式出现。第一次浪潮主要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赫伯特、斯宾塞①的哲学，=者互有关联而又形成对照；第二次浪潮是牛津唯心主义学派的哲学特别是托马斯．希尔．格林②的哲学。前面两人的著作反映了自由主义—0—~—(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②格林(Themas Hill Green 1836—1882)，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反对经验论．——译者775迫切需要修正的最显明的例子，姑且不说它的不可避免性。二人都是在本国哲学传统中成长的，在一些重要方面，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忠于这一哲学传统。，而两人最明显的特点是力求探索超越本国哲学传统所缺乏的知识范围。以斯宾塞的情形而论，他努力将他的社会哲学同有机体的进化和整个自然科学联系起来。以密尔的情形而论，他致力于既修正功利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概念，还要把孔德的社会哲学加以吸收。可是，最后以批评打破了英美哲学思想的经验论传统支配地位的还是牛津唯心主义，后者公然声称自己是以康德后的德国哲学为基础。但在政治哲学方面，牛津唯心主义还同自由主义保持连续性。格林激烈批评作为老式自由主义基础的感觉论和享乐主义，但他在政治理论上的开明思想较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更加明确，更加连贯。虽然牛津唯心主义称自己为新黑格尔派，但除格林外，黑格尔学派在德国所主张的极权主义在他们学说中的影响只是略有痕迹罢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对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社会哲学总观点，特别是他的沦理学观点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他所受到的学术薰陶，恐怕他的个人经历也起同样重要的作用。他一出生，他父亲便决定要他继承哲学激进派的学术进军，可是老密尔却决没有想到学术进军的目标竟会发生变化。小密尔早年受到最刻板的教条灌输和极端严格的教育“栽培力，后来他却能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直到1836年他父亲死后，密尔才对伦理学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见解，当时他才三十岁，但早已是个编辑，并且以自由主义见解撰稿人的面目出现。同时，这样强迫的早熟，在一段时期内造成他精神枯竭，但终于得到解脱；如他的“自传》所述，他以沉醉于读华兹华斯的诗篇而解脱，这是他父亲的教育哲学所不曾想到的方法。因此密尔的学776术生涯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以强烈效忠手个人的感情，对从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