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40

公众的议论在英国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对内战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方面。它们标志着公共舆论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政治生活中出现。发表的不定期的争辩性著作数量是巨大的，远远超过了有关法国宗教战争的著作，尽管后者的数量也不小①。从广义上说，①由书商乔治?托马逊在1640年长期议会开幕至1661年查理=世加冕期间霉葶的文第(现藏大英博物馆)虽然不全，但也有两万多篇。参见威廉?哈勒在t清教537这种讨论大多是哲学方面的，至少涉及到一些普遍的概念——利学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及其对政府的运用。它揭示弊端，讨诈宪法，表示赞成和反对信仰自由，抨击或维护教会政府并考查其与世俗当局的关系，要求或拒绝各种形式的公民自由，以及不时提出许多为民主的政府一向试图推行的政治方案。这种小册子辩论是利用作为政府机构的印制厂，通过讨论进行普及政治教育的首次伟大试验。不论这些小册子的思想观点多么含糊不清或缺乏有条不紊的一贯性，它们至少是作为一种思想上起指导作用的尺度，大量被用来带进人们的政治生活。在相当多的英国人当中传播的种种思想和愿望，并不因它们不能立刻得到卖现而变得无足轻重。在这些大众政治思想运动当中，没有哪一种运动比由号称为平均派这个团体提出的民主激进主义更有趣而又重要的了。在宗教方面，他们属独立派，并且一般也象这一派一样，赞成宗教信仰自由而反对成立圣公会或长老会式的教会政府。尽管这个团体在其组成的人员方面并不很固定，但它在1647年至1650年间这个短时期内却形成了多少象个真正政党的组织，它依靠一个具有共同政治信仰的固定实体，抱有英国革命政治目标的明确思想和根据自由主义路线以重新制定宪法的计划。它在各方面都失败了，但它以惊人的独特之处代表了行将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突出表现为革命自由主义的思想与论证模式。它非常明确地在较少享有特权的经济阶级的自由主义与富有者的较保守的自由主义或辉格党纲领之间划分了界线。与此同时，在革命者当中涌现出另一团体，即掘地派，他们有时称自己是真正平均派，而且他们在当时还没有跟那个较大的团体非常明确地区分开来。在人数上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所有譬!‘：8。--’。64。7年革命宴发表的论自由文集x第l毒中对这种小册子文献所作评论；全书共3卷，纽约，1934年版．538的或几乎所有的书面声明都出自杰勒德?温斯坦莱一人之手。然而，就其宗旨和见解而言，他们似乎一向跟那个较大团体大不j：E同。因为，平均派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中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的早期实例，而掘地派则更容易被纳入空想共产主义的萌芽思想之列，因为他们认为，除非能革除经济体制上的不平等，政治改革就是表面文章。平均派的成员看来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不大兴旺的甜分，而掘地派也许就是让经济压力推进了无产者行列的成员。反正温斯坦莱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做生意时让“骗人的买卖术芦给毁了。所以，掘地派可以算作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哲学。本章的宗旨在于考查这两种类型的早期激进主义。平均派平均派运动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取得了进展，并且与内战的一个特殊阶段有关，因为内战帮助了它确定其作为一个政党的宗旨。到1646年末，克伦威尔反对查理的运动获得成功便创立起一个政治三角，英国革命的结局就是由此逐渐演成的。国王处于战败了但并未被消灭的境况，要是他能使他的敌人中许多派别彼此陷入混乱，事情还是大有希望的。议会因其获得的成绩而带着几分惊愕的神情，并对如何运用其新近获得的主权而不知所措，正处于一个对建立长期专制比对实现任何具体的政治改革方案更有兴趣的领导之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业已赢得胜利的克伦威尔军不容许国王或长老派摘取胜利的果实。接着，在玩弄多变的外交花招中，克伦威尔声言要打一场新的内战，而议会则声言要赶走军队，好让自己放手干。单独掌握着实权的军队，本来可以象它三年乏后干的那样，随时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但是它的领导人克伦威尔及其女婿艾尔顿对实行军事独裁抱有由衷的反感，并对如何赋予英国革命以最完善的宪制形式深表怀疑。他们如此犹豫不决，539以致1647年面临一次受兵变威胁的危险。因为，军中的普遍士兵深知国王和议会都不可靠，害怕克伦威尔也会出卖他们从革命中希望获得的改革。平均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首先在普遍士兵当中作为激进党出现，不满意于他们军官所宣布的小心而保守的改革计划，并提出他们自己关于通过这场革命要取得的结果的激进方案。团一级的委员会非常迅速地自发组成了，很象1917年俄国军、j队中出现的苏维埃。这些委员会要求参与制订将要推行的政策。?所幸的是，还保存着一分对军事委员会的讨论所作的几乎逐字记‘录报告，这次讨论是在克伦威尔和艾尔顿领导的军官代表和显然只得到极少数高级军官同情和支持的团代表之间进行的。①在军中发生此事之前及以后都出现了许多小册子，主要是由平均党的领导约翰．利尔本和理查德?奥弗顿写的，提出了他们的实际目标和他们据以行动的政治哲学。⑦在军事委员会上进行的辩论特别生动有趣，因为这些辩论重新恢复了已沉寂近三个世纪之久的实际对话。它们使人们可能看到一群社会地位低微的——小商人、工匠和农民，他们是克伦威尔军中的普通士兵——英国人的声心。辩论表明，这些人认为他们j是在为他们的和那些由其军官所代表的富有阶级的思想之间不可i避免的冲突而战。发生严重兵变的危险确实存在。1647年11月，①参见《克拉克文件》(强口Clarke Papers)。C．E．弗思编，共4卷?1891●j1901年康登社出版。由A．S．P．伍德豪斯在‘清教徒主义和自由'(Puritanism硎哆工佑er耖)中重编，伦敦，1938年版。②‘1638—1647年清教徒革命期闻论自由文集》(Tracts D，l工西盯耖加the!Puritan Revolution，1638--16~7)。威廉?哈勒绾，3卷集，纽约，1934年版l‘平均聋义者文集》(妨P Leveller Tracts，1647--1653)，威廉?哈勒和戈弗雷?戴维斯台镗鐾纽约。1944年版l《平均派在清教徒革命中的宣言》(Leveller Manifestoes加鬯Puritan Revolution)，唐．M．沃尔夫编，纽约，1944年版。从当时小册子中作煦垮多摘要，见前引伍德豪斯书，第3篇。平均派作为一个政党的政纲题叫“人民的协定。矗有四种不同时间的四个版本收在沃尔夫上引书中?540克伦威尔迅速采取行动并严厉地重整军纪，此后不久他自行决定不再与查理进行谈判。这一决定大有助于恢复军队中大部分人的信心。1648年后半年平均派作为一个民间政党而重新露头，但当军官们于1694~-前半年确定采取高压政策时，平均派的重要性便宣告完结。平均派的主要领导人约翰?利尔本是个十分典型的激进鼓动家。由于无休止地吵嚷着维护他的“权利力和抨击弊端，他在他一生中的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同政府各部门发生了冲突，包括上院、下院、政务会议以及军队中的军官。他诚实无畏，不过也好争吵而又多疑。他一生中有两次，即在1649年和1653年，在轰动一时的政治审判中通过诉诸公众情绪压倒首席法官赢得了宣判无罪而成为英雄。利尔本的力量主要在于他具有把自己扮演成人民自由的象征的能力：“当别的人争论有关国王和议会的权利时，他总是谈人民的权利。力作为一个政党，平均派必然是由来自各贫苦阶层中有政治头脑的人组成的一个相对小的团体。他们的规划既不会对乡绅也不会对伦敦的富有公民具有吸引力。诚然，他们在各方面都失败了。首先是在对军官的信任得到恢复后掌握军队中的大多数方面；其次是在使军官赞同他们的激进改革方案方面；第三是在赢得足够的势力以达到影响议会的方面。平均派之所蜴弓1人注目，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做些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对后来的民主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和纲领起了先导作用。英国人的天赋权利平均主义者这个名称显然是个绰号，它意在暗示这个党谋求铲平社会地位、政治身分以至财产差别，把所有的人都拉到同一水平。平均派的一个敌人将他们的论点诠释如下：鉴于所有的人天生都是亚当的儿子，因而从他的身上必然生出一种54l夫赋的特征、权利和自由，因此，英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每一个目家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法律和政府、身分和地位有何不同，都应当是同样自由的，从而拥有天赋的自由，并应享有正当的权利和人类的天赋特权。对此，他们乃是法定的继承人。因此，普通人根据正当的权利，同贵族是平等的。因为，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生而具有同样的特征、自由和特许权；既然我们是通过自然之手由上帝遣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么，每一个人都具有天生的固有特许权和特征，我们甚至也是这样生活的，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并同样享有他的天赋权利和特权。①上文的作者显然抱有偏见。在平均派的宣言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所指望的“同样的特征力包括财产的平均化或拉平社会差别。他们反对的是贵族的政治特权和通过贸易垄断的经济利益或律师享有的职业垄断。这种反对似乎全然是针对受法律支持的特权而不是针对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不平等状况。载于《克拉克文件*中的讨论充满了抗议的声音，但无意于攻击财产，这显然是由衷之言。‘所追求的平等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政治权利的平等，特别是对小资产所有者阶级而言。平均派看来确实以令人注目的明确性抓住了激进民主自由主义这一观点，其哲学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其目的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似乎是一种理性主义者的信念，即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不证自明的。鉴于平均派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同独立派运动之间的明显联系，t克拉克文件*和小册子的立论很少取决于宗教上的考虑或诉诸圣经的权威，这是令人惊讶的。事实上，他们的对手有时也反驳说，他们太不尊重宗教的启示或法律与政府的惯例而希望用自然的和理性的东西衡量二者。正如他们在宗教和良心问题上一样，他们避开了圣经及其所揭示的①托马斯?爱德华《冈革朗纳》(Gaugraena)第3篇，第17页。爱德华引证了理查德?奥弗顿的《抗议书~(Remonstrance)(1646年版)；参见上引哈勒编的书第3卷，第35l页。542超自然真谛，因而认为一个人反对这些东西时可以不予过问，而只有在反对自然的权威和正确的理性而犯错误的情况下才受到置问；在国民政府和现实生活中亦复如此，他们脱离王国的法律与宪法，而愿受自然规则和正确理性规则的支配。①这些言论可能受到出自利尔本小册子中的许多语句、特别是后期的小册子的支持。早在1646年他就认为，人们仅仅由于他们是亚当的儿子，“天生就是人人平等并拥有同样的权力、体面、权威和尊严力，因此，一切公民权力“只能通过惯例或授予，即通过相互协商和同意”来行使，“只要……彼此得到好处和感到愉快。刀简言之，政府是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取得其正当权力的，这指的是要经过每一个公民的个别同意。对这一原则最形象的言论是军队中团代表之一在同军官们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的：我确实认为，在英国，最穷苦的人可以作为最伟大的人度过一生；因此，阁下，我认为在政府管辖下生活的每一个人，应当首先经他本人同意将自己置于该政府的管辖之下，同时我还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英国最穷苦的人丝毫也不受制干未经他同意将自己置于其下的政府。②应当承认，平均派的论点在他们主张的“天赋权利”方面似乎有点混淆不清。它可能是指保存在习惯法或大宪章中人们认为不朽的英国人的传统自由，也可能是指普遍的人权。利尔本象任何老练的鼓动家一样，随时诉诸可以向之陈述最有力的理由的对象——诉诸下院以反对上院，诉诸大宪章以反对习惯法，诉诸理性以反对上述一切。只要有先例或传统权利可循，就无须求助于抽象的概念。但是，从整体上看，对一个从事重大改革的政党来说，拘泥于习俗是件极不可能办到的事。威廉?沃尔温于1645年评论说：①《冈革朗纳》，第3卷，第20页。@“克拉克文件》(Clarke Papers)，第l卷，第30J页．543必须认识到、，大宪章是经过许多奋力搏斗，由我们祖先流血牺牲，从国王们的魔爪中拼命夺来的一部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那些国王用武力征服了这个国家，更改了法律并通过强制的手段奴役人民。①1646年理查德?奥弗顿称大宪章为“卑劣的东西力，并提出了远远超出习俗范围之外的论点：你们(议会)是挑选出来为解救我们而工作的，并使我们拥有符合手理性与通常公平的天赋而正当的自由，而不论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样子，也不论他们做过什么或受过什么苦难，或被迫放弃过什么，因为我们是当今时代的人，应当完全免于受各种混乱、折磨或专横势力之害。④由习俗形成的权利和天赋的权力之分是艾尔顿和团代表之问争执的原因。艾尔顿的合法头脑为这种含糊的要求所激怒：如果你只愿诉诸自然法，那么，根据自然法，你对这块土地和任何其他东西都不比我拥有更多的权利。④使一项权利归我所有的，“从实际情况和法律根据来看，是法律。力平均派贝Ⅱ反驳说，不公正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平均派哲学引人注目的显著特征在于它赋予古老的自然权利和同意以新的形式。他们把自然法看作是人类各个人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这种权利；他们把同意视为个人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资格为自己去采取这种行动。尽管不及霍布斯说得那么系统明确，但他们几乎跟霍布斯一样地争辩说，社会存在唯一的正当理由乃是造福于个人。要是他们进一步发挥了契约这个概念(在同意这一观念中含有契约的意思)，①‘英格兰悲惨的奴隶制，1638—1647年清教徒革命时期论自由文集，(Eng-lands Damentable Slaverie．Tracts册Liberty觑The Puritan Revolution,1638—167)，第3卷，第31 3．页。②t抗议书；，同_上，第354页．⑤《克拉克文件》第1卷，第263两544它会跟霍布斯的契约概念一样，无疑是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是从各别的人为了互利而结成的社会集团所产生的，并非国王和社会之间那种古老的契约形式。个人及其权利形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至于就激进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特性而言，进行克制的唯一正当理由在于：克制本身可以增进个人自由。温和的和激进的改革平均派倡导的政治改革方案是同他们的政治哲学原理显然相一致的。他们是克伦威尔军队中的左翼革命者，其立场由于不同于由军官们提出的比较保守的方案而划分得很明确。1647年革命已成为既成事实，因而有必要取得某种法制上的解决，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许多要点上温和派和激进派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可以说，分歧是细节上的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双方当然都期望革除造成国王与议会之问不和所造成的种种极坏的弊端。基本分歧在于，军官们作为一个集团，出身于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因而希望获得一项把政权主要交给那个阶级的解决办法，尽管可以很公正地说，他们的方案含有直至十九世纪尚未实现的许多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平均派和团里的士兵是一些小资产者，即属于很可能要因战争而破产的那个阶级，因此希望获得一项把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尽可能完全区分开来的解决办法。结果，以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为首的军官们赞成一项尽可能少地改动已有宪法的解决办法，这跟他们所理解的保有战争胜利果实的想法是一致的。平均派则希望抓住机会进行彻底的改革，目标在于实现他们所认为的一项公正而合理的安排，而不大顾及到传统。大家知道，这个国家的法律是跟一个自由民族的地位不相称的，因而应当从头到尾加以考虑，进行严肃的辩论，并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545议，这应成为每个政府的形式和生命。④在军官和团代表之间召开的会上，克伦威尔显然对会上提出的改革之巨大和新奇而大吃一惊。象许多成功的革命家一样，他在内心深处是个保守派。此外，在当时的情况下，试图实施一系列的抽象原理是多么不实际；这一点他比平均派心中要有数得多。在士兵开始发生骚动之前，军官委员会业已拟就一项叫做“几点建议力的文件，②这是一项行动纲领，它据以建议议会应将由革命造成的法制上种种变革付诸实施。由士兵提出并由团代表递交军事会议上的人民协议书，是一项勾画出平均派所希望的政府形式的反建议。两个集团一致同意，必须保障议会的自由，必须确实保证经常开会，必须重新分配议席，以便使议会拥有更平等的代表。此外，双方一致同意，议会必须控制行政官员，包括陆海军将领，虽然军官们只同意把这一点作十年的短期安排，而平均派则将这一点作为他们章程的永久性组成部分。双方一致同意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罗马天主教除外，并表示希望消除执法中存在的种种明显弊端。接受了这些变革之后，军官们愿意恢复国王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尽管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并非主要之点，而且稍后也放弃了这一点。某些平均派至少肯定是共和派，认为君主制是“一切压迫的根源”，③但废除君主制看来并不是该党纲领中的主要之点。共和主义在他们的政府计划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在手段方面取得这种相当大范围一致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哲学上的重大分歧。平均派之所以希望有一个独立的议会并非因为它具有传统的自由，而因为它是人民的代表。在他们的心目中，无疑认为主权者是人民而不是议会，议会则只有代表权。和他．①理查德?奥弗顿的《抗议书》，同上，第365页?②同上伍德豪斯书，第422页．⑦见奥维顿的《抗议书，，同上．第356页．546们主张的天赋权利论的明显的个人主义相一致，他们还认为议会代表的是组成这个国家的现有的人，而并不代表公司、既得利益以及财产权或身分。他们政治哲学的这两个特点——议会的代表权和每个人通过他的代表对法律表示同意的权利——乃是他们在激进方案中所极力主张的主要依据。因此，虽然平均派和军官们都希望议会中代表的平等，但他们对平等的含义却抱有根本不同的概念。军官们主张根据各选区的纳税比例重新分配议席，而平均派则希望按人口平均分配。更加保守的班点——这种观点肯定更接近历史上的议会概念——将该机构看作是代表所有权的，即代表土地所有权或获准进行贸易的公司股份权。艾尔顿以极其明确的语言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任何一个人都不拥有选举权，除非他“在这个王国拥有一份永久性的固定财产力，这份财产自然是不能移动的并成为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永恒部分。①代表的平等意味着即使拥有最少量的这种财产也在挑选代表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然有发言权。对此，平均主义者回答说，受法律支配的是人而不是财产，因此，要代表的是人而不是财产。他真心诚意地否认有任何要干扰财产所有权之意，因为他把财产所有权也视为属于人的天赋权利的范围之内，但他在财产和拥有政治权利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政治权力并不是财产，即使穷人也拥有他的“天赋权利力，国家对于这种权利必须加以保护，并不亚于对富人财产的保护。总之，平均主义者在理论上赞成实行普选制，可能贫民除外，或者，作为一种可行的权宜之计，赞成实行能做到的最低财产限制，而艾尔顿的理论则意味着实际上把选举权限于给予土地所有t者。军官们无疑认为，实行普选制必然会危及财产，最终必然陷入一片混乱。正如艾克顿所说，要是一个人仅仅因为他活着便有选④《克拉克文件》，第1卷，第302页以次。547举的权利的话，那么，他也可以拥有甚至反对财产合法权的天赋权利。天赋权利根本不是什么权利，因为政治权利和财产权都源出于法律。对此，平均主义者回答说：但是，法律的苛刻要求，正是必须加以阐释并证明其是有根据的。除非法律是经人民同意制定的，除非在制定法律的机构中有自己的代表，又怎么能有充分的根据要他不得不去服从它呢?除非一个人在挑选代表时有发言权，又怎么能让别人代表他呢?这两种观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这种理论，即认为社会是一种拥有永久性财产的组织，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它是按习俗形成的特权和要求结合而成的；另一方面是关于国家的新观念，即国家是由一大群自由人所组成，这些人从自私的动机出发进行合作，并且为了个人的自由制定出国家的法律。对立法机关的限铆平均主义者认为，议会应拥有的最高权力并不比国王的权力要大。同国王一样，议会也不过是具有代表性的权力，而保障个人权力对立法机关跟对执行机关一样地重要。当时长期议会中长老会领导人所作的记录是打算用来说服一批独立派的：制约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并不是个学术问题。因此，平均派希望有一种宪制措施可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哪怕是用以反对自己的代表。拟出的实质上是一项附有基本权利议案的书面宪法计划。在确认议会拥有管辖政府其他机构的最高权力的同时，“人民协议书力明确规定有某些公民权利就连议会也是不应触动的，并试图列举其中的数种。如规定议会不应拒付公债，不应对法律的实施任意表示反对或取消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尤其不应取消或修改在文件中规定的任何权利。简言之，“协议书刀等于是不可更改的宪法，是一种为1653年建立摄政时政府文件所实际采用的548军殴。1648年，平均派试图召开在美国可能叫做制宪会议的大会，即建立一个“不行施任何立法权而只为组织公正的政府起草基础、文件的刀代表机构。这样达成的“协议书力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它高手法律，限定了议会立法权力的范围；它要经选举人和候选人在每次选举中签署并同意。象许多后来制订的宪法打算保障不可取消的人权一样，“人民协议书刀把反抗合法化了，要是议会竟然越出由“协议书刀本身所限定的范围的话。’ 平均派比英国革命时期的其他任何集团更接近于后来成为典型激进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在这一派人的思想上，古老的自然法学说以新的形式出现：每个人对最低限度的政治特权具有天赋的权利，关于通过参加挑选代表以示同意的学说，法律和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障个人的权利，以及以人民的最高权力的名义对政府的各部门加以限制的权力，这权力是人民根据一份列出种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书面清单获得的。在十七世纪英国有这样一些思想呈现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同美国相比，当时在那个国家还完全没有自己的制宪方案，而在美国贝Ⅱ已坚持推行宪制。1653年的“政府文件刀是通过一项成文宪法以限制议会立法权所作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而英国革命的出路是要解决议会的法定最高权力地位问题。在美国，成文宪法载明对立法机构的种种限制是通常的做法。共不同之处是不难阐明的。1660年英王复辟之后，英美之间的政治思想交流比从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关于议会主权这一较新的思想在美国的英国人当中不曾得以传播，而相信根本法的旧信念反而坚持下来并在有利的条件下按类似于平均派所提出的那些思想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这并不是说完全模仿平均派的方案。制宪思想在英国和美国有共同的根源，而美国的时局却容许人们及时作出比较彻底的努力以使这些思想产生效果。549掘地派平均派的小册子对内战带给英国中产阶级不大富裕的阶层——小农、商贩和工匠——的经济灾难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不是接受较富裕的乡绅的领导，就是寄希望于获得较大的政治平等和取消垄断这样的法律歧视。然而，有极少数人认为，政治革命是实现经济平等和减轻群众贫穷负担的机会。①“真正的平均派力是这些共产主义者有时用以称呼自己的名字，它既表明他们源出于这个激进党的左翼，又表明他们至少模模糊糊地感到与激进党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利尔本断然否认他和共产主义者有任何联系。撇开当代弓l起的种种概念上的混乱不谈，共产主义者的社会哲学跟平均主义者的哲学有原则上的不同。后者是主要带有政治目的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则是主要带有经济目的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些共产主义者于1649年成为著名人物，当时他们当中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