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7

人的需要，正如他所要得到的商品一定是他拥有的数量少于他的需要。因此，显然必须实行某种程度的专业化生产。农人须生产多于他需要的粮食，而鞋匠须生产多于他穿用的鞋子。因而每一方应当为另一方从事生产，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因为通力合作比各自从事种种工作来生产本人需要的一切物品会使双方都吃得好一些和穿得好一些。按照柏拉图的看法，实现这一点要依靠人类心理学的两个基本因素，第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能，因此长①见《理想国》卷二358e以下．76于做某些种类的工作而不长于做另外一些种类的工作，第二，人们的技能只有持之以恒地专心于他们天生适合的工作才能获得。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推论：如果要使一切东西生产得更容易、更丰富而且质量更好，那就只能一人做一件天生适合于他的事情，而且要在适当的时候去做，并把其他的事情统统放弃。①柏拉图对社会和对人性所作的这个简短而异常透彻的分析，就是他进一步缔造理想国的根据。因此，这个分析证明，哲学家一统治者并非特殊，他应当拥有权力之所以合理，不过是根据在整个社会中起作用的这同一原则。完全摈弃专业化也就完全摈弃了社会交换。可以设想，如果人们的天赋才能没有任何差别，也就不存在专业化的基础。如果没有任何训练使天赋才能充分发展为纯熟的技巧，专业化也就毫无意义。因之这些都是社会必须依靠的从而是国家必须依靠的人性中所具有的力量。因之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利用这些力量，而仅仅在于是否应很好地利用这些力量。对人应当根据他们的实际才能来划分吗?对种种才能应当给以明智而充分的训练使之达到完善的形态吗?人们彼此合作以求得到满足的需要是他们的最高级的和最真诚的需要还是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些较低级的和偏于奢侈淫逸的需求呢?对于这些问题只有根据柏拉图含义很广地称之为善的知识才能作出回答。了解善即了解如何回答这些问题，而这就是哲学家的特殊作用。他的知识同时就是他实行统治的权利和职责。等级和心灵只要思索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上述这一论点提出了一个柏①引自《理想国》370c。77拉图没有明确说出的设想。他设想个人具有这样一种智能，经过有适当计划和控制的教育就会导致一个和谐的社会团体。现存国家存在的困难就在于教育一直是错误的；或者不论怎么说，如果有必要对人实行更好的教养——柏拉图认为有此必要——那么改进现有的教育方式就能达到这一目的。换句话说，他视为当然的是：教养良好的人不会有任何不合群或不爱社交的倾向，而不协调之所以有可能产生，恰恰是因为个人能力得到了完全彻底的发展。这个设想显然是不可靠的，柏拉图以后的许多思想家已对这个设想提出了疑问，有的甚至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社会化的训练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抑制个人的自我表现。然而柏拉图没有算计到有这种可能性。尽管柏拉图没有明确说出刚刚提到的上述设想，但这一设想的确在《理想国*的某_论点中体现出来，对此如果不加解释是有点令人不解的。按照这个论点，国家被设想为不过是个人的“放大力①，按照这个论点，关于公道的问题于是由探求个人的美德转变为探求国家的特性了。这种转变在一个现代的读者看来未免有点牵强，而柏拉图却把转变的困难掩盖起来了，因为他认定人性对社会和社会对人性都有一种天然的适应性，并把二者的适应性说成是互相对应的。人和国家都具有一种单一的基本结构，从而使得对一方说来的善不会和对另一方说来的善有本质上的差别。必须承认，城邦的道德理想以及柏拉图对这一理想所作的说明，其中很多部分之所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应归因于这一设想。根据柏拉图的伦理学，这个设想说明为什么在个人爱好与履行责任之间或个人的利益与个人所属的社会的利益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如果发生这样的冲突一一《理想国》的写作正是因为这样的冲突经常发生—=-那是一个发展和调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压服和强制的问题。不合群的个人所需要的是更深地去了解他自己的①见t理想国)368d．78本性，并根据了解所得的知识来更充分地发展他的能力。他想要傲什么和他应当做什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的斗争，因为到头来他的天赋能力的充分表现就是他所想要得到的也是他所应当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不协调的社会所需要的，乃是为其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建立好国家的问题和造就好人的问题是同一议题的两个方面，解答了一个问题必然同时也就解答了另一个问题。道德应当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否则，解决的办法就在于匡正国家和改进个人，直至它们达到它们能够达到的协调程度。很值得人们怀疑的是，总的说来，柏拉图是否曾经论述过比这更高的道德理想。柏拉图把国家和个人二者联系起来所作的分析，同时使他获得了一个解决他的问题的过于简单的理论。他对国家的分析表明有三种职能必须执行：必须供应基本的物质需要、国家必须得到保护和管理。专业化的原则要求把一些必不可少的服务工作加以区分，结果就有了三个等级：从事生产的工人和“监护人力，而“监护人”又可分为军人和统治者，虽然军人和统治者的划分并不那么严格。如果统治者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哲学家一国王。可是，由于职能的划分是根据不同的才能，这三个等级的划分是基于有三种不同的人，即那些天生适合于做工但不适合于统治的人、那些适合于统治但只能在别人的控制和指导之下去统治的人，以及最后是那些适合于承担最高职责的人，他们具有治国之才，能最后决定对手段和目标的取舍。所有这三种才能指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三种极端重要的能力或“心灵”：一种是包括种种关于食欲或营养的能力，柏拉图认为这种能力存在于腹部；一种是长于行政的或“富有勇气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胸腔；还有一种就是理解和思考的能力，这种明于事理的心灵存在于头脑之中。看来很自然的是，每种心灵都应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品德或道德，而柏拉图实际上的确79部分地实行了这个设想。智慧是明事理的心灵的品德，勇敢是积极进取的心灵的品德，但柏拉图不愿把节制说成是仅限于起营养作用的心灵才有的一种品质。这三种职能——不论就国家中的等级或就个人的天赋而言——保持适当的相互关系就是正义。如果过份强调这，三种心灵力之说，那就可能是一个错误。柏拉图似乎从未认真地去阐发过这一理论，而且他在有关心理学的讨论中也未经常运用这一理论。此外，可以肯定的是，*理想国》中提到的这三个等级，并非象他提纲挈领地叙述这一理论使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截然划分开的。他说的等级当然不是种姓，因为等级中的成员身分不是世袭的。相反，他的理想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出生的每个孩子都应受到他们的天赋能力让他能以得益的最高级训练，而且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晋升去担任他的成就(他的智能加上他的教育和经验)使他能以胜任的国家最高职位。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x中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他本人摆脱了出自冲动的阶级偏见，在这点上他比亚里士多德要开明得多，而且看来也比他在“法律篇*中概论第二等好国家时所表现的要开明得多。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那种把心理智能和社会等级相对应的设想产生了一种局限作用，使他在“理想国*中不能适当地处理讨论中的政治问题的复杂性。这个理论使他不得不假定理想国中的全部聪明智慧都集中在统治者的身上，虽然他一再提到工匠在各自的行业方面的技能表明他并不真正相信这一假设。另一方面，就工匠的政治智能而言，他们除了服从之外别无他途，这就几乎等于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智能。即使对他们进行教育也不可能改变指定给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似乎并不需要接受从事公民活动或参与社会自治活动的教育。在国家生活的这一部分中，他们是旁观者。人们往往把这一结论归因于同脑力劳动相比之下对工匠和手80艺人的轻视，例如爱德华?泽勒就有这样的看法，①但事实上柏拉图对体力劳动的技巧流露出的真诚羡慕之情比亚里士多德为多。关于这一点的说明倒是出现在柏拉图的这样一个设想中，即好政府不过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掌握知识的总是一批优秀的专家，如同医生的行医一样。按照柏拉图的设想，大多数人和统治者的关系永远是一种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对这一点提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问题，他问是否有些实际情况表明，经验比专家的知识具有更好的指导作用。②一个必须住进房子的人无需建造者告诉他这所房子是否宽敞。但是柏拉图在撰写“理想国*时，他那关于正确知识的思想对经验几乎没有给以重视。结果便没有抓住城邦政治的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方面，而他对城邦的公民生活则是很想加以完善的。他非常怀疑“愉快的多才多艺刀，因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工匠除了从事其本行之外，根本没有担任公职的智能。昔日雅典的城邦会议和议事会自由交换意见的风气已彻底消失，雅典民主派视为高于一切的人类个性中的这一方面表现必须从公众中彻底消除。就生活中这种高级的活动而言，他们将生活在一个听命于一批比自己聪明的人的国家之中。公 道《理想国》中的国家理论最终归结为对公道的概念。公道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把人们融洽地联合在一起，而每一个人根据他的天赋和他的训练都能获得毕生从事的工作。公道既是一种公共道德也是一种私人道德，因为其中蕴藏着既是国家的又是国家成员的至善。对个人来说，善莫大于能从事自己的工作并能胜任这项工●—_——_—_‘《__"---———————————————-_--h●—_—一 ‘①见《柏拉图和古老的学园》(Plato and f拓Older Academy)，S．F．阿伦尼和阿尔弗雷德?古德温译，1888年版，第473页。②见《政治学》3，11；1282a 17ff。81作；对其他的人以及对整个社会来说，善莫大干每个人能承担他有资格承担的职位。因此，可以给社会公道下个定义：按照组成社会的原则，社会由不同类型的人组成……他们在相互需要的推动下结合在一起，由于他们结合成一个社会，又由于他们把各自的功能集中起来，便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是整个人类智慧的产物和图象。④这就是柏拉图阐明的公道即“给每人以公平对待”的定义。这一定义乍看起来是无可争辩的，因为每个人应当得到的是根据他的能力和训练受到恰如其分的对待，而他应当付出的则是忠实地去完成他所处的地位要求于他的那些任务。给公道所下的这样一个定义对现代的读者来说，其遗漏之处至少与其独到之处同样引人注目。因为它缺少拉丁文ius一词以及英文权利一词所包含的概念，即一个人在行使自愿行动的能力时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国家当局的支持。柏拉图所说的公道缺少这个概念，除非是间接地指维护公共和平和秩序；无论如何，外在的秩序不过是构成理想国所必需的很小一部分的和谐。国家不会象实际生活那样为它的公民们提供那么多的自由和保护——为满足文明生活的需要和享受而进行社会交换的一切机会。的确，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中是有各种权利的，正如有各种义务一样，但是这些权利几乎不能从任何特殊意义上说是属千个人的。反之，它们是天生存在于个人所履行的劳务或职责之中。由于国家的产生确实是倚靠相互需要这个原则，因此柏拉图必然从劳务的观点而不是从权力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这即使对统治者也不例外，因为统治者之所以承担特殊的职责不过是他的智慧使他具有这种资格罢了。罗马人认为权威或最高权力属于行政长官的观念实际上和①见E．巴克著《希腊政治理论》中“柏拉图及其前辈”一章(Greek PoliticalTheory。Plato and Jl如Predecessors)?1925年版，第176页以次。82柏拉图的政治理论毫不相干，和任何希腊哲学家的政治理论也的确毫无关系。至此，柏拉图的国家理论的大纲遂告完成。这个理论从这样一个概念开始，即必须从事有条不紊的研究来了解善，然后根据这善的观念，通过阐明一切社会所包含的相互需要这一原则，来作出对社会的构想。劳动的分工和任务的专业化是实现社会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哲学家一国王面对的问题是要对这些事项作出最有利的安排。由于人性中天生本来就具有社会性，因而对国家的最大利益也就意味着是对公民们的最大利益。因此，目标就在于调节使人类圆满地适合于担任国家可能提供的种种有意义的工作。柏拉图的论证的其余部分几乎可以说纯属推论的必然结果。唯一有待讨论的问题是，政治家用什么方法才能完成这种必要的调节。概括地说，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有可能消除对完善的公民资格起阻碍作用的特殊因素，或者是有可能发展对完善的公民资格起促进作用的积极条件，二者必居其一。第一种可能导致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第二种可能导致了教育的理论。财产和家庭柏拉图的共产主义采取两种主要方式来废除家庭。第一种方式是禁止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包括房屋、土地或金钱，并规定他们须住入营房和在公共食堂就餐。第二种方式是废除固定的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优秀的后代。这种把生儿育女和从事生产并拥有商品这两种社会功能加以分类的做法，在一个主要依靠家庭经济的社会比在当今的社会更为明显。对一种功能的彻底改革是和对另一种功能的改革紧紧联在一起的。然而，“理想国》中所说的共产主义只适用于监护人阶层，这就是说，只适用于军人和83统治者，而工匠则允许拥有他们个人的家庭，包括财产和妻室。至于这种做法如何能够使同一个人可以从低阶层提升到高阶层的做法并行不悖，柏拉图却未加以说明。实际情况是，柏拉图并没有花费多少心思去制定很详尽的计划。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联系到关于私有财产的理论，他根本不谈奴隶问题。事实上，柏拉图的国家似乎可以不要奴隶制而存在下去，因为没有提到特别需要奴隶去完成的工作，这是与“法律篇》中的国家有显著不同的一个方面。这就使康斯坦丁?里特认为在《理想国》中“原则上废除了刀奴隶制。①但是如果柏拉图有意废除一种普遍实行的制度而竟对之只字不提，这是几乎难以令人置倍的。因此，很可能是，他只不过认为奴隶制无关紧要而已。决非只有柏拉图一人认为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协调是一种最危险的政治情况。一般说来，希腊人都非常坦率地承认，经济动机对决定政治行动和政治关系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早在柏拉图撰写“理想国*之前很久，尤里皮迪兹就已将公良分为三个等级：无用的富有者，他们总是贪得无厌；贫穷者，他们一无所有，心中充满嫉妒；中产者，他们是坚强的卫士，“拯救国家力要靠他们。②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寡头政治国家是一个由名门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统治的国家，他们拥有世袭的财产，而民主国家则是一个由“多数人力统治并享有的国家，他们既无高贵的出身也无财产。经济状况的不同是产生政治差别的关键，这一点从柏拉图对寡头政治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③因此经济因素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并非一个新的观念，而柏拉图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不过是奉行一种共同的信念，这个信念代表了希腊人①《柏拉图，他的生平、著作和学说》(Platon，Seine Leben，Seine Schriften。Siene Lehre)，1923年版，第2卷，第596页。②见《哀求者》(The Suppliants)2~,238--245。③见《理想国》551d。84通过许多世代以来所获得的经验。雅典出现城市动乱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至少从梭伦时代起就存在的这种贫富不均现象。柏拉图极其坚定地深信财富对政府有着致命的影响；他认为就军人和统治者而言，除了废除财富本身而外再无其他办法能够根除这一弊端。为了祛除统治者的贪婪，只有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这种权利。献身于公职就不容许有私人的对手。柏拉图在得出这个结论时无疑是非常重视斯巴达的例子，斯巴达的公民是不许使用金钱也无权从事贸易的。但是我们应当仔细注意柏拉图所持的理由。他要消除财富的不均，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有关的个人来说不公平。他的目的是要在国家内部实现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而私有财产和这一目的是不相容的。如此强调国家的协调一致是希腊人思想的特点，因为亚里士多德批判共产主义时所根据的理由不是说共产主义不公正，而是共产主义实际上不会产生所期望的协调一致。由此可见，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具有一种严格的政治目的。他的思想意图跟那种使得现代社会主义乌托邦具有活力的思想意图恰恰相反；他的打算并非利用政府来平均财富，他平均财富是为了消除政府中发生动乱的因素。柏拉图主张废除婚姻制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因为他认为对个别人的家庭钟爱之情在争夺对统治者的忠诚方面是国家的另一个强有力的敌手。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所要求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但是在婚姻问题上，柏拉图也同样具有另一个目的。他对人类婚姻的偶然性感到吃惊，如他所说，这样的偶然性是培育不出好的家畜品种的。要改良人种就要实行更有控制的和更有选择的结合方式。最后，废除婚姻制很可能是对雅典妇女所处的地位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批评，因为雅典妇女的全部活动只不过是操持家务和抚育子女。这在柏拉图看来，就等于85拒绝可能成为国家保护人中的一半来为国家服务。此外，他看不出妇女的任何天赋能力在雅典的生活实践中得到相应的发挥，而很多妇女原是和男人同样有资格担任政治职务或甚至军事职务的。因此保护人阶层中的妇女理应参与男人所从事的一切工作，这就有必要不仅让她们受到同样的教育，而且要她们完全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柏拉图以那种冷酷无情的方式从家畜的育种论证到人类男女的性关系，就现代的观感而言是有点使人吃惊的。他注意到性的问题并非出自偶然，因为如果把他论证的次序颠倒过来那就非常确切了；事实上他要求的是一定程度的控制和自我控制，而这一点还从未在任何大量的人口中间实现过。问题倒是在于他毫无顾忌地要实现一种思想体系而很少考虑到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即使没有明说出来，却显然是可以感觉到的。国家的协调一致必须实现；财产和家庭成了障碍；因此财产和婚姻必须废除。这里无可怀疑，柏拉图说的是真正纯理论的激进主义的语言，这种论调是为了它可能引向的论点而提出来的。根据常识判断，亚里士多德的回答再恰当不过了。．他指出，那样一来，就有可能使一个国家一致到不再成其为国家的程度。家庭是一码事，而国家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因此最好是不要让一个去学另一个的样子。教 育尽管柏拉图认为共产主义是消除政治家道路上的障碍的一种手段而予以极大的重视，但他主要依靠的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教育。因为教育是一种积极的手段，统治者可以运用它来朝着正确的方向塑造人性，从而创造一个和谐协调的国家。现代的读者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柏拉图竟然以那样大的篇幅来论述教育，竟然那样详尽细致地讨论到不同学科的作用，竟然那样直言不讳地认86为国家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他本人称教育为“唯一重大的问题力；如果公民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就能容易看透他们遭到的种种困难，就能应付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中，教育占有如此显著的地位，以致有些人认为“理想国》的主要论题是教育。卢梭说过，这本书几乎根本就不是一部政治著作，而是前所未有的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最伟大作品。①显然这种看法绝非偶然，而是从这部著作的写作观点得出的必然结论。如果道德是知识，那么道德就是能够传授的，因而传授道德的教育体制就是一个好国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有了良好的教育体制几乎一切都有可能得到改善；如果忽视了教育，国家所做的任何其它事情都无足轻重了。既然赋予教育以如此巨大的重要性，接下来理所当然的是，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也不能由商业化的机构来提供，而必须由国家本身提供必需的手段，务使公民们真正受到他们所需要的训练，并保证提供的教育符合于国家的和谐和福利。因此，柏拉图的设想是实行由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制。他的教育规划很自然地分为两个部分：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包括对青少年的整个训练，直至二十岁左右开始服兵役时为止。②高等教育是为那些精选出来预定成为两个统治阶层的成员的男女公民而设的，教育期从二十岁延长到三十五岁。对这两部分教育，必须象柏拉图那样分开来考虑。实行一种强制的、由国家指导的教育规划，这一设想很可能是柏拉图曾经对雅典的实际情况提出过的一项极重要改革，而他在①参阅埃里克?A．哈夫洛克著《柏拉图导论》(Preface幻Plato)，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②威拉莫维奇根据《法律篇》认为(见《亚里士多德和雅典》“Aristotelesund Athen”1893年版，第1卷，第19J页)在柏拉图写作期间，十八岁至=十岁的雅典青年服义务兵役的制度大概尚未实行，虽然在以后不几年就确实采取了这一制度。87《理想国》中一再强调这一设想，可以解释为对当时民主的习惯做法的一种连续的批评，当时的习惯做法是让每个人自行为他的子女获得他中意的或市场上能提供的那种教育。在《普罗塔哥拉篇x中，他显然认为雅典人在训练他们的子女问题上花的心思往往还不如驯服一匹好马驹。雅典人把女性排除在受教育范围之外的做法也遭到了他同样的批评。由于柏拉图认为男孩和女孩的天赋能力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他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不论男女都应当接受同样的教育，妇女应当和男人同样适于担任公职。当然，这个论点决非出于维护妇女的权利，它不过是为了使全部天赋能力得为国家所用的一种设想。鉴于教育既然对国家如此重要，特别令人感到惊异的是，柏拉图始终没有谈到手工艺人的训练问题，而且，即令关于初等教育的设想是把这些人包括在内的话，那他甚至也没有说明如何把他们包括在内。这一点再次表明他的一些结论极其笼统而不严格，因为他确实是想提高手工艺者家庭出生的有希望的孩子，但是除非有一种竞争性的教育制度使得甄别人才成为可能，否则他的这一想法是完全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他虽没有把手工艺人排除在外，但是有些评论家，特别是泽勒，认为他略而不提是一个证据，表明他那轻视工人的贵族观点。这些评论家的意见是否正确是一个容许争论的问题，然而至少可以说，柏拉图尽管非常重视对更有才能的青年给以精心选择的教育，却不那么重视一般的教育。“理想国*中概略谈到的初等教育是对当时通行的教育方式的一种改革而不是创立一种全新的教育制度。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这一改革就是把通常给予一位雅典绅士的儿子的训练同给予斯巴达青年的由国家控制的训练结合起来，并对这两种训练的内容作相当大的修改。据此，训练的课程分为两部分：体育课训练身体，“音乐课*训练精神。柏拉图所说的音乐不仅指歌唱和演奏七弦88琴，而且特指对诗歌杰作的研究和解释。人们往往容易夸大斯巴达对柏拉图的教育理论的影响。柏拉图的理论真正具有斯巴达特点的是把教育专门用来训练公民。教育的内容是典型的雅典式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最高的德育和智育。这一点即使对体育课来说也是如此，体育课之着眼于增强体力仅仅是第二位的。体育课可以说是通过身体对精神的一种训练，以区别于音乐课是直接对精神的训练。体育课是要培养自制和勇敢这样一些军人的品质，象柏拉图本人所解释的，这种品质是经过陶冶的肉体方面的锐气和锋芒。因此在如何才能造就一个有教养的人这个问题上．柏拉图有关训练的设想所代表的是雅典人的概念而不是斯巴达人的概念。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是运用经过训练的智力，对一个具有这种信念的哲学家来说是不可能得出任何其它的结论的。但是，既然把诗歌和高级形式的文学作为初等教育的主要内容，那就很难说柏拉图是特别指望从美学的观点来欣赏这些作品。他不过是把这些作品视为进行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的资料，多少有点象基督徒之对待“圣经》那样。①因此，他主张不仅对过去的诗须大肆删除其不妥当的部分，而且对以后的诗须经国家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