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4

匠，如果生活中没有余暇去关心共同的事业，即关心城邦的事务，那他也会对这种生活感到厌恶。由于怀有全体公民都应参与公共生活的这一愿望，就必然产生这样的理想，即任何人都不应由于地位或财富这种外在的差别而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任何一位公民只要有所作为，他就会被推荐担任公职；这不是一种特权，而是对功绩的报偿。贫穷绝不是一个障碍，一个人不论他的身世多么寒微都能为他的国家造福。34换言之，没有任何人生来就是当官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买到官职，而是通过均等的机会把他调到他的天赋才能所能胜任的职位上去。最后，人人都能积极参与共同生活，这种理想是以一种乐观的估计为前提的，即认为一般人都具有天赋的政治才能。从消极方面来说，这种理想认为并不需要有严格的训练和丰富的专门知识才能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作出明智的判断。在伯里克利的演说中，说得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这位信仰民主政治的雅典人对他那“运用自如的多方面才能刀所表现的自豪感。我们不依靠手段或浇计，而是依靠自己的满腔热忱。在教育问题上，他们(斯巴达人)总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接受刻苦的训练，以培养他们的勇敢精神，而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却同样愿意去面对他们所面对的危险。这当然是对斯巴达以及它那严格的军事训练的一种嘲讽，但也并非完全如此。这种不尚专业的气质其利弊都鲜明地表现在雅典人的政治实践中。雅典人的才智敏锐，因而愿意相信——他为此不惜付出代价——敏锐的才智可以代替专业知识和专门的技巧。尽管如此，雅典人自夸他凭着非凡的聪明才智能够在艺术、技艺、海战以及政治才能等方面胜过所有其他国家，这并非虚妄之言。这样，按照雅典人的概念，城邦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它的成员过着和谐的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允许尽可能多的公民积极参与活动，不因为地位的高低或财富的多少而受歧视：在这个社会中，它的各个成员的才能都找到了自然的，自发的和愉快的出路。而且，伯里克利的雅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很可能超过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实现了这个理想。尽管如此，它终归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事实。即使这种民主政治处于全盛时期也有着它的阴晴面，而它的阴晴面和它的成就一样，对早期的政治学说产生了很35大的影响。柏拉图的《理想国》几乎可以说是对“运用自如的多方面才能”这种民主概念所作的一篇述评；这一概念在柏拉图看来，恰恰就是任何民主体制都无法根除的一个缺点。的确，由于他亲眼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惨结局，很可能使他比伯里克利更加感到民主政治的种种优点是值得怀疑的。修昔底德编写的《历史》，在《丧礼上的演说词》后面紧按着叙述了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这对这篇演说词乃是一种尖锐的嘲讽。关于实现和谐的共同生活这个较广泛的问题，也必须承认城邦取得的仅仅是有限的成就。城邦生活的那种亲密感和普遍性固然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这一理想所表现的崇高道德，但也导致了与它的许多美德相悖的缺点。一般说来，城邦很容易成为派系争吵和党派抗争的牺牲品，而这种抗争之激烈只有在亲友之间的斗争才能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修昔底德描绘了随着战争的进展在希腊各城市中出现的革命发展和派系斗争的可怕情景。不顾一切的猛冲猛打被认为是忠贞勇敢；谨慎而不冒进成为畏缩不前的借口；懦夫的软弱披上了行动有节制的伪装；对情况了解得愈多愈是一事不千。狂热的千劲算是男子汉的真正品质……喜好暴行的人总是得到信任……党派关系比血统关系更为牢靠“…对诚实起保证作用的不是神圣的法律而是罪恶的合伙关系。④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柏拉图悲哀地说：“任何一个城市，不论它多么小，实际上都是分成两个，一个是穷人的城市，另一个是富人的城市。”这种和谐的共同生活的理想之所以如此持续不断地成为希腊政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是因为这个理想未能全部实现或未能稳定地实现。人们往往总是向一个特定形式的政府或一个政①《修酱底德》，卷三，第82页。②《理想国》，卷四，第422节g36党表示忠诚而不是向城市表示忠诚，而这种表示忠诚的做法极其容易导致甚至不是忠于一个政党，而是彻底的政治上的利己主义。在这方面，雅典的情况当然比一般城邦要好一些，然而阿西比亚德①的经历说明，在雅典的政治活动中，完全有可能存在派系斗争和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这两种危险。这种和谐的共同生活应使每个公民以参与其中为最大的乐事，这个理想虽然只是不稳定地实现过，却始终是希腊政治学说中的主导思想。这一点最足以说明，现代的读者在最初接触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时，为什么骤然之间会感到陌生。我们最熟悉的一些政治概念在他们的著作里是找不到的；特别是关于公民和国家的概念，个别的公民拥有种种私人的权利，而国家则通过法律既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又强迫他们承担为达到保护目的所必须尽的种种义务。我们最熟悉的政治思想所反复考虑的是求得这两种对立的倾向的某种平衡，既要有足够的权力使国家有效地行使职能，又要有足够的自由使公民成为一个行动不受拘束的人。伯里克利这位雅典城邦哲学家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对立和这种平衡。公正或公道对他来说就是指公民的某种共同生活的体制或组织，而法律的目的则是保证每一个人在城市的总体生活中获得他应有的地位和职位，并能尽到他的职责。公民享有各种权利，但这些权利并非个人所私有；这些权利从属于他所任的职位。他也承担各种义务，但这些义务并非国家强加于他的；这些义务出于为实现他自己的种种潜在愿望的需要。希腊人幸运地没有受到两种错觉的影响：一种是幻想他生来就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另一种是自认为他承担着的义务是“来自上帝的严峻的意旨。在公民的和睦相处并参与共同生活这样的概念所确定的范围内，雅典人的这一理想为政治上的两个基本准则找到了适当的位①阿西比亚德(Alcibiades．约公元前450--404)古雅典将领及政客．——译者37置。这两个基本准则就是自由和尊重法律。在希腊人的思想中，这两个基本准则总是紧紧地联在一起的，可以说形成了政治理论体系的支柱。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应当注意到伯里克利如何把这两个基本准则几乎在同一个命题里统一起来。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不排除任何人，在我们的私人交往中我们不互相猜疑。如果我们的邻居干他所乐于千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向他表示愤怒；我们不会向他摆出愠怒的脸色，这样做尽管没有什么害处，但令人感到不快。我们在私人交往中虽然如此无拘无束，然而在公共活动中却充满崇敬的精神；我们尊重政府和法律，使我们不致去做错误的事情，我¨特别重视那些为保护受害者而制定的法律以及使犯罪者受到舆论的谴责的不成文法。开展城市的种种活动依靠公民们自愿的合作，而实现这种合作的主要手段在于对政策的各个方面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辩论。在我们看来，行动的巨大障碍不是辩论，而是缺乏那种为行动作准备而进行的辩论中所能获得的知识。我们具有在行动之前进行思考的特殊能力，也具有采取行动的特殊能力，而其他的人们由于愚昧无知，虽然很勇敢，却不愿进行反复思考。正是这种信念，认为辩论是制定公共措施和推行这些措施的最好方法——这种认为一项明智的措施或一种良好的制度应能经得起许多才智之士推敲的信念一使得雅典人成为政治哲学的创始者。雅典人并非不重视惯例，但他决不仅仅因为某项习惯法历史悠久便相信它具有约束力。他倒是希望对惯例中可能包涵的某种基本原则进行合乎理性的评议，从而使它更加明确、更加易于理解。这个惯例和理性的相互关系问题贯穿在关于城邦的整个理论中。因此，那种否定一切的怀疑论，认为惯例完全难以理解，并进而认为各种政治制度不过是为政治体制的受惠者谋取利益的一种手段，这在柏拉图看来是一种为害最大的社会毒害。但是在这方38面，柏拉图赞同希腊人的朴素的信念，认为政府最终倚靠的是说服而不是强迫，认为政府各种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发挥说服作用而不是发挥强制作用。政治体制决不是什么只有天生高贵的宙斯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公民的自由在于他具有推理的能力，能够不受拘束地说服人和被人说服，在于能够不受限制地跟他的同伴交往。希腊人的确有些天真地相信在全人类中只有他赋有这种推理的能力，相信在一切政体中只有城邦能使这种能力得以自由发挥。这就是他以有点目空一切的态度对待“野蛮人力的根据，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野蛮人是天生的奴隶。按照这样的设想，自由的含义就是尊重法律。雅典人并非把自己想象为完全不受约束，但他对约束划有极其严格的界限：一种约束只不过是屈从于另一个人的专断的意志，另一种约束是承认法律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有权要求受到尊重，因之就这个意义而言，约束是自愿接受的。有一点是每一个希腊政治思想家都一致同意的，即专制是一切政体中最坏的-种政体。因为专制意味着运用非法的强迫手段：即使专制就其目的和效果来说可能是好的，但它仍然是一种很坏的政体，因为它总是破坏自治。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掌国的专制主，在他的治下首先不能有习惯法，有的是单独一人发号施令，在他个人手中控制着——法。④在自由国家里，主宰一切的是法律而不是统治者，法律应当受到公民的尊重，即使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于他不利。自由和法治是良好政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希腊人认为，这是城邦政治获得成功的秘诀，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中唯独希腊人才享有的特权。①尤里皮迪兹《哀求者》(The Suppliants)，卷二，第429—432页(韦译本)。39这就是伯里克利自豪地声称“雅典是希腊的学府”这句话的意义所在。雅典人的理想可以总结为一个单独的短语，即关于一个自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身分的设想。政府的作用也就是公正无私的法律所起的作用，而法律之所以具有约束力则是因为它公正。公民的自由是他能够自由地了解情况、自由地辩论和作出贡献，这不是根据他的地位或他的财富，而是根据他的天赋才能和品德。这一切的最高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对个人来说是他的天赋能力的最完善的训练学校，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充满种种乐事的文明生活，它拥有的宝贵财富是物质上的舒适、艺术造诣、宗教活动和聪明才智的自由发展。在这样一种共同生活中，对个人来说最重大的意义在于运用他的能力和他的自由去作出重要的贡献，去担任公民生活的公共事务中即使是很卑微的职位。雅典人之所以对他的城市感到自豪，就在于他认为雅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实现这种理想所采取的手段接近于完善。我们在估计雅典人的成就时，不能不看到后来的人们提出的公民自由的理想都受到雅典人的制度和哲学的影响。40第三章柏拉图以前的政治思想雅典人公共生活的全盛时期到公元前五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时已趋于衰微，而其政治哲学的全盛时期是雅典在她和斯巴达的斗争中陷落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先有成就而后有论述，种种原则在经过长期实施之后才被抽象为理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读书和写书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即使是柏拉图时代以前写成的一些政治论文保存下来的也很少。然而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公元前五世纪有很多活跃的思想和辩论是探讨政治问题的，以及后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出现的许多概念是早已明确了的。这些观念的起源和发展现在很难追根究底了，但应当肯定的是，那种各抒己见的活跃气氛使得更明确的政治哲学能够在下一个世纪逐渐形成。群众性的政治辩论关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热衷于辩论政治问题这一点大概无须赘言了。与公众有关的事情以及对公共事务的执行是雅典人极感兴趣的话题。雅典人生活在一种盛行口头辩论和对话的环境中，这样一种环境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毫无疑问，那些喜欢探讨和追问的有才智的雅典公民，对各种饶有兴味的政治问题都要积极地详细加以讨论。的确，这种情况对探讨某些政治问题是最有利不过的了。希腊人几乎不得不考虑到在现代称之为比较政府的问题。他在整个希腊世界的领域中看到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确实都是属于城邦类型的，但仍然可能有很大的差43别。对比之下，至少有一种很大差别是每个雅典人到了他的年龄能完全听懂对话的时候都一定听到过关于它的辩论，那就是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差别，进步国家和保守国家的类型之间或民主制国家与贵族制国家之间的差别。当时使任何希腊人始终耿耿于怀的是那个经常在东方出现的可怕的波斯幽灵。实际上，希腊人几乎不把波斯算作是一种真正的政体，或者最多不过把它看作是一种仅仅适合于野蛮人的政体，然而它却形成一种阴暗的背景，使希腊人能够把自己的更为优越的制度在这个背景上映现出来。随着希腊人的足迹到达离开家乡更远的地方——到达埃及、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亚洲内地的部落——他便不断地发现了可供比较的新资料。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便已养成对充满在他的世界中的古怪的法律和制度的强烈的好奇心，希罗多德①在他所著《历史》中收集的丰富的人类学知识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这部著作每当谈到贸易问题时，其中一个常见的组成部分就是异民族的一些奇风异俗。某种行为在一个国家看作是表示最大的虔诚和善意，而在另一个国家则被认为是无足轻重或甚至会使人感到厌恶。每个人生来更喜爱他本国的习俗，尽管这些习俗在本质上并不见得优于另一国家的习俗，但每个人的生活都必须遵守一定的准则。人性不能缺少奉行某种习俗的虔诚。希罗多德以一种好奇而宽容的眼光、但怀有敬意地看待他所揭示的那些奇风异俗。他认为冈比西斯蔑视和侮辱除波斯人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宗教习俗最确凿无疑地证明他的狂妄。“我认为平德尔②的诗说得对：‘惯例和习俗是一切的主宰’。④①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史学家中被称为“史学之父”。——译者②(Pindar，约公元前518一约438)，希腊诗人。——译者③《希罗多德传》卷三，第38页。44在这部即使是完全缺乏哲学观点的著作里，也有一个相当令人惊异的段落，证明在希腊群众中流行的思想曾经渗透到议论政体的各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段落①中，谈到有七个波斯人参加讨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相对优缺点。所发表的意见现在看来大多是老一套的论点：君主往往蜕化成僭主，而民主政体推行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民主政体容易变成暴民统治，因此由一些最贤明的人来治理国家肯定是可取的，然而最好还是由一个最贤明的人来实行统治。这是一种真正的希腊的论调，希罗多德一定不是在波斯听到这个论调的。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哲学以前很久，这种对政体形式的标准分类在当时多少具有一般推理的性质。当这种分类法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出现时，它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而无需过于认真加以对待了。在政治思想形成的初期阶段，对外国无偏见的好奇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好奇当然不是主要的动机。基本情况是雅典政府本身曾发生非常迅速的变革，以及促使发生变革的紧张斗争。在历史的纪元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时期，出现象雅典人的生活——或者说实际上就是希腊人的生活——那样大部分受到公认的习俗的控制。斯巴达确实能够显示出一种政治上异常稳定的姿态，但雅典人不得不以进步自豪，因为雅典没有什么古老的制度可以称道。雅典的民主政体是在伯里克利开始政治生涯以前不久才取得最后的胜利；行宪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最后几年；而民主政体的起源，从梭伦②创立由人民大众控制法院的时候算起，也不到一百年。此外，从梭伦时代起，雅典国内政治活动中那些带有普遍性的争论并未得到解决。其根本原因在经济方面，表现（1）《希罗多德传》卷三，第80--82页。②梭伦(s010n，约公元前638—559)，古雅典改治改革家、立法者和诗人，相传为古希腊“七贤”之一e——一译者45为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之争。维护贵族政治的是那些古老的名门世族，他们的财产是土地；维护民主政治的是那些从事对外贸易的人，他们力求发展雅典的海上势力。梭伦早就自夸他立法的目的是要使富人和穷人得到公平的对待，但这种切身利益的各不相同在柏拉图看来仍然是希腊政权内部不协调的根本原因。雅典的历史，总的说来实际就是希腊城邦的历史，至少有两个世纪之久一直是活跃的派系斗争的场所和迅速的宪法变革的舞台。只是由于偶尔才能见到的材料，使我们能够猜想，伴随着这些斗争而必然出现的关于政治问题的辩论有多么激烈。特别是，民主政体在雅典的胜利至少引起了一篇令人惊讶的叙述政治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可能不是孤立的，它足以说明作者对促成政治变革的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因非常了解。这就是那篇论《雅典宪法》的短文①，系某一心怀不满的贵族政治论者所作，而以前(错误地)认为是出自色诺芬②的手笔。作者认为雅典的宪法既是实现民主政体的一种完善手段，又是政体彻底败坏的一种表现形式。他还认为民主力量的根子在于海外商业，因而在于海军的据有重要地位；在古代的条件下，海军是军事系统中典型的民主政体的分支机构，正如重武器装备的步兵是典型的贵族政体的分支机构。民主政体是剥削富人并把金钱送进穷人口袋的一种手段。他认为雅典那些民治法院不过是一种聪明的办法，借以把薪金分配给那六千名陪审员，并趁雅典的盟国在等待它们的诉讼案件得到处理时迫使它们把钱花在雅典。他象后来的柏拉图那样，抱怨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当一个人在街上和人相撞时，他甚至分不清那人是不是个奴隶。很明显，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八中对民主国家的具有讽刺性①文章见H．G．戴肯斯译《色诺芬著作集》卷二和F．布鲁克斯译《一个雅典人评雅典的民主政体》(19】2年伦敦版)。该文著作年代很可能是公元前425年。②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0--355)，希腊历史学家和论文家。——译者46的描绘并非新鲜论调。还有其他的证据表明：雅典公众也经常辩论一些非常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因此，阿里斯多芬尼斯①能够把主张妇女权利和废除婚姻制度的观念写成他的喜剧《执政的女人》②(该剧大约在公元前390年上演)，而这种观念强有力地表明它和柏拉图大约在同时认真提出的共产主义有关。它主张女人须把男人撵出政界：婚姻制度应当抛弃，使儿童无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而认为大伙都同样是他们长一辈人的儿女；劳动应当全部由奴隶来承担；以及赌博、偷盗和诉讼均须一律废止。我们不清楚这一切主张同《理想国》的关系如何，因为无法知道首先发表的究竟是阿里斯多芬的作品还是柏拉图的作品④。不过这一点倒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看来阿里斯多芬运用讽刺的文笔攻击的不是纯理论的哲学，而是民主激进派的乌托邦思想。由于喜剧的基本要求是应当能在舞台上受到欢迎，因此他的观众对他打算谈些什么必然事先有所了解。显然我们可以断定，早在公元前四世纪，雅典观众就能完全理解对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起彻底破坏作用的批评。再者，柏拉图并不是一位革新家；他不过是力图对妇女的社会地位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尽管它可能遭到轻率的对待。自然界和社会的秩序据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先有关于政治和社①阿早斯多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48~385)，雅典诗人、喜剧作家。堡苎挚Ecclesiazusae，是阿里斯多芬作品中流传下来的七部喜剧之一，该剧的主题为表现女人接管政权。——译者霉拿竺竺’亚当在他编纂的《理想国》卷八第345及其后诸页中，对各种假设有竺：尘。公妻9题对“希罗多德*的读者来说可能非常熟悉。参阅该书卷四，第104、108页，以及《尤里皮迪兹*，法文版，第655页(戴道尔公司出版)47会问题的积极的思索和辩论，然后才有明确的政治学说；而那些本身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性的孤立的政治概念，在柏拉图把它们汇集成一门缜密的哲学以前就已经是一种常识了。但是当时有一些流行的并带有普遍性的概念，它们的性质不完全是政治的，但形成一种明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发展为政治思想时它的意义才开始显露出来。同样，这些概念也是出现和表述在先，然后才被抽象地阐述为哲学的原理。这类假定的说法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但很重要，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哪种解释使人感到最合乎理性，从而决定以后的理论发展所拟采取的方向。正如在前一章所述，希腊人的国家观念的基本思想是：求得国家全体成员共同生活的协调。梭伦自诩他的立法是要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导致一种协调或均衡，双方在其中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①。协调和均衡的观念，在希腊人关于美和道德这两种概念中所起的作用常常为人们所着重谈到，在此便无须赘述了。这些观念是在希腊哲学的萌芽阶段出现的，当时厄纳克西曼德②试图把大自然描绘为一个由相对的特性(如热和冷)构成的体系，这些相对的特性是从一种基本的自然物质“分离力出来的。协调、或均衡、或者也不妨称之为“公道刀，是最早想要创立物质世界理论的一切想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赫拉克利特③曾说：“太阳不会逾越他的本分，如果他逾越的话，公道之神的女侍伊里逆司④就会给他以应得的惩罚。力特别是毕达哥拉斯派⑤的哲学，把协调或均衡看作是音①诗系欧内斯特?巴克所引，见《希腊政治思想》(Greek Political Thought)。1925年版，第43页。②厄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公元前6儿?一546)，希腊哲学家及天文学家。——译者③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译者④伊里逆司，或译厄里倪厄斯(Erinyes)，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的总称。——译者⑤（Pythagora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及数学家，约死于公元前497年。——译者48乐、医学、物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一个根本原则。在英语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把公道说成是一个“平方力数。这种把本分或均衡视为一种道德品质的看法体现在“万物皆有定分力这句著名的格言中。在尤里皮迪兹的剧作“腓尼基的少女》中，以文学形式表达出同样的道德观念，剧中的伊俄卡斯达①力劝她的儿子要节制；恳求他信守：平等，使朋友和朋友，城市和城市，联邦和联邦互相亲密。平等，它是人类的自然法则。上天注定平等是人的本分权力和命运由她分配。②由此可见，协调或均衡这个基本观念，一开始是不加区分地既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原则又作为伦理道德的一个原则来运用的，而且不加区分地认为它是自然界的一种特性或人性的一种合乎情理的特性。然而，这个原则的最初发展起于自然哲学，而这一发展又转过来对这一原则后来在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的运用产生了影响。在物理学中，本分或均衡逐渐具有明确的、某种技术上的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对构成物质世界的复杂事物或具体的事件和物体需要根据假设来作出解释；假设这些复杂的事物或物体是一种本质始终不变的基本物质的种种异化或变形。这是转瞬即逝的、变化不息的具体事物和不可能改变的“自然力之间的对比，而后者的一切特性和法则则是永恒的。这种概念作为物理学的一个原理，最终系统化而形成(在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原子理论，按照这个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