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一百个人的十年-4

班主任老师问我：“你知道右派是什么吗？反革命，敌人，坏蛋，你爸爸被划定右派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师你是不是听错了。”我说，浑身直打哆嗦，声音也打颤。　　他对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说：“老师是最爱你的。你应该听老师的话，你爸爸原先不错，可是他现在变了，在单位里反对革命，他做的事是不会对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后就要反对他，你在电影里不是也看过反革命吗！他们有的人开始是革命者，后来成了叛徒，大坏蛋。懂吗？对，你懂了。老师也不愿意你爸爸变，但他变了，你就要和他划清界限。”　　我流着眼泪，信了，就这么简单，从此就和爸爸一刀两断。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没见他。　　如果是现在，我才不信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国人都是一个直眼儿的时代。许多大人都信，为了和当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划清界限而离婚，何况我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劲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牵连，怕失宠，才昧着良心和爸爸一刀两断，应该说，开头是绝没有的。　　当时我在这件事情上纯洁得白壁无瑕。有一次我梦见爸爸穿着敌军服装，追我，还开枪打我，这就是那时我对爸爸的感觉。　　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居然连称呼也没写，我以称他爸爸为耻辱，义正辞严而狠巴巴地写上这样几句：　　“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丁，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来，到那时我就叫你爸爸。”　　据说爸爸收到这封信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可是你想，这封信对他的伤害多么厉害！直到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反右时他的出版社总编辑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单位叫爸爸揭发总编辑，爸爸就是一声不吭，顶牛顶了一年多，使给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个因正直而不被社会宽容的人，受尽了委屈和践踏之后，又被我一根铁针当胸扎进去，直插心窝，我才是残害他的最无情、最丧尽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点也不恨我，好像他一点点也没有受到我的伤害！他在北大荒，当听说我参加了《鱼美人》舞剧演出，还千方百计搞到一本《人民画报》，用放大镜从画报的《鱼美人》的剧照找到了我。听说那是他在遥远的边陲贫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里的人几乎全都看过这张剧照，有的人还不止一次看到。这本画报一直压在他枕头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时他在北大荒饿死，尸体从床上抬定时，那本画报还在枕头下压着，纸边都磨毛了，画报上的剧照却保护得完好无缺。这事是我听妈妈说的。妈妈还说，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个月只能分到八斤粮食，得了肺炎，贫病交加，活活饿死，后来被用破席裹了裹，埋掉。我妈妈亲自去北大荒领他的遗物。只有几件破衣服，烂帽子，一个旧搪瓷水怀和洗脸盆，再有就是这本画报，还有一个日记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记本上写真实的感想，都是记事，天天的流水账。但日记本中间却写了这么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从《人民画报》上找到了她，她更可爱了，我兴奋地直哭！”这便是他留给我的遗言。　　这遗言一行字，像一条鞭子，我重复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这年，我十五岁。我们分手两年，一个情断义绝，一个至爱情深，我没给他再去过一封信，更谈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已，在这两年里，我与他一直断然不再有任何联系，难道只是因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结果？真的一点也没有因为怕压力、怕连累自己、怕不受组织信任与重视的私心？我不敢承认有，如果承认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责。但我可以告诉你，有……　　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天压下来了。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说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入团，从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别的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出，我一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深深尝到了政治歧视的厉害。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突然变一张脸，像川剧里的变脸；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我能揭发什么？那些老师因为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挤我……　　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　　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世界一片暴风雪，冰天冻地，只有女儿是他唯一温暖的依傍呀！　　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我宁愿马上去死，但当时为什么因为惧怕压力就把他抛开？我恨“划清界限”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斩断我们父女，而拿起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自己，不再是面对外部世界。　　我开始不爱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溃丁。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因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为优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干得出色，做为补赎自己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事，这期间面对“文革”，我非但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我“自夸典型”，不叫我加入“样板团”。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失业了；我却坚持练功，如果我垮下来，父亲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坚持练功，晚上躺在床上还练腹肌；乘坐电车时我从来不坐，借着车子晃动好练身体的稳定性……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空前摧残，对人大面积的迫害，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谅自己曾经的罪过。这期间，虽然我在社会上沉默、冷静、很坚强，但回到家里就软弱下来。我想爸爸，而且这种思念与日惧增，只要串门来的人谈到右派、北大荒、劳改、批判斗争，虽然没有触及到爸爸，我也哭，呜呜的，哭起来就止不住。哭到最后，只觉得人空了，拿什么也填补不上。　　七五年广州交易会找到我们团，要求派演员去给外宾跳舞。因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还说属于“给出路政策”，当然必需“控制使用”。我想这可到了给爸爸争口气的时候了。我跳“红绸舞”，场场满堂彩。每次谢幕，我面对着热情沸腾的台下，却像对着漆黑冰冷的阴间，面朝着遥远而不可及的父亲，对他深深鞠躬。心里默默对他说：我想他、爱他、请求他谅解，我感到终于有机会、有办法来赎罪了。可是，这股劲憋得太久，一发而不可收拾，兴奋，激动，拼命跳，忘乎所以，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突发心跳过速，常常跳得一分钟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几个月躺在床上，人也脱相了。医生说不能再于跳舞这行，这怎么行？我一边养病，一边偷偷做简单练功，还默默请求父亲保佑我，让我站起来，回到舞台上，给我赎罪的机会，这罪还像一块大石板压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家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岁，风华正茂，在我印象中他总是那种精力旺盛的样子，但七九年如果他依旧在世，也不过六十刚过，相信他那种对生活、对人的热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最好的岁月，他却在地下一动不动长眠，想起来真是凄苦极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发起，为他开追悼会，灵堂设在八宝山公墓。主办追悼会的人叫我写一份悼词。我心里有许多话要说，答应了。拿起笔来，百感交集，悲愤交加，激情奔涌，要报复，要发泄，要控诉，但在灵堂里念起这悼词时我却出奇的冷静。没想到参加追悼会有这么多人，黑压压把灵堂站满，不少是文化出版界名人，他们听着我一字一句地念：　　“亲爱的爸爸—　”　　我终于叫他了，压在心里整整二十年的声音，终于在大厅广众堂堂正正、骄傲自豪地呼叫出来了。然而，我居然没有激动，而是异常平静地念道：　　“今天，我站在这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高兴，我只有一种怨恨！　　我恨我们太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软弱使我们在您最痛苦的时候，不敢去安慰您，不敢去爱您。软弱使我们只能瞧着命运把您一个人抛给了苦难。　　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良心遭受欺骗。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什么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爸爸，您还记得那时我给您写过的信吗？那信的开头没有称呼。我写道：“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虽然当时您肯定非常痛苦，但还是用放大镜困难地在《人民画报》’鱼美人‘舞剧剧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爸，亲爸爸，我知道您不会怪罪一个十三岁的无知的女儿，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越来越痛心，越来越不能原谅我自己给爸爸心灵所压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的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化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灵魂的，但我觉得像爸爸这样一个一生正直、热诚、善良的人应当有灵魂。他也不应当被人们忘记。他那孤苦的灵魂应当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这么多熟悉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经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北京的八宝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吗？爸爸，我爱您，想您呀——您听见了吗？您肯定是听见了！爸爸，您安息吧。“　　我在整个念悼词的过程中，四周安静极了，安静得听得见每一个轻微的抽泣，抑制不住的呜咽。我自己却没有哭，真的，我听见自己异常清晰的口齿，把每一个字送到灵堂又宽又大的空间里。我甚至听得见自己转换句子时换气的呼吸声。我感觉好像身在天堂里，在神灵光辉的照耀下，对着爸爸讲这番话的。我感到他巨大、温暖和宽厚的存在。并感到他真的原谅了我！一切恢复如初！这一刹那，我仿佛被自己净化了，被大彻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诚，被全心倾心的爱，把自己从无边的苦海里拯救出来，向上飞腾，飞进一片光明透彻、一尘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轻松、自由和舒服呀！　　从这以后，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为我就此解脱了吗？那就错了！开头我对你说过，如果欠着活人的债很好办，但我欠的终究是早逝的爸爸。我总琢磨他临死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最疼爱的女儿与他“划清界限”，他怎么会不感到亲离的疼痛与人世的悲凉？每靠想到这里，那悔恨的阴影又把我遮盖起来。这也许是永生永世难以解脱的了。　　中国人的宗教不讲忏悔。没有忏悔，人会活得愈来愈狠，或愈来愈累。对于有心灵生活的人讲，没有忏悔就无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忏悔室。每逢此时，我就躲进我幽黯的忏悔室里，与自己喃喃对话。　　哎，作家，我对人生有这样一个理解：人生有一万条路，但每个人只能走一条。如果你选错了，即使后来知过改过，曾经的过失也无法弥补。……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单纯积极或消极的。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宁肯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要为违心付出悲惨的代价。　　这是我从八宝山爸爸灵堂走出来后，悟到的几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忏悔可以使人摆脱魔鬼。　　　　第25章　决不放弃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他们心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文革”受难看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计的读者，用激励的信件支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他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伤痕文学”运动曾经势如狂潮，但“文革”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过后，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这块禁地。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担心如此便会加重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去褐那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由于这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四人帮”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文革”中逆向走出来的，是从“文革”的悬崖绝壁上扭转身来，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至今牵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来自“文革”的结实的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须的力量，一半来自教训。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隔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涂。以文学清算“文革”，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对“文革”——切身的体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一代“文革”经历者身上最强烈。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逼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来，埋藏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好如初地保存着。那黑黝黝的岗楼、阴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冷冰冰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焚尸炉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时血腥的气息里。我注意到，那些来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他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在的一切。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的血迹都不会欺骗他们。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情感强化人们对正义、善良、民主、和平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人对人类未来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春光，洒在一座万人坟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为子孙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述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当上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浇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代人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为了这些想法，我把这部书，作为向迟早会实现的“文革博物馆”呈送的第一份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项文学工程。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性、内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艰难！况且有人经历独特，未必肯言之，或者未必善言之，或者未必能提供出文学所必需的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因此，我要扩大采访量。用筛选的方式，不断从一批批采访者中比较出各类典型，同时以文学的眼光审视之，再一个个精选出来，才能使这一百个普通人的内心故事，对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作出尽可能雄厚充实的包容。这样，就必须从我的生命中多支付时间。一个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极其有限，如果这书能如愿地实现我的写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得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他写了一句话：　　“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　　　　第26章　关于“文革”博物馆　　十二年前，当举国沉浸在文革覆灭的极乐里，一个老人独自在整个民族被损害的心灵残骸上低首徘徊。他不断以一篇篇沉重的忏悔录，催动人们灵魂的自我修复。几年过去，社会改弦更张，现代生活的声光化电充满魅力地倾盖中国；贫困巳久的中国人急于富裕起来，这桩未被深究、尚无答案的历史上最惨重的文革悲剧却被不知不觉淡却了。这老人忽然仰起头来，庄严地呼吁：“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　　他便是巴金先生。　　听到这声音，我突然想起文革初我家被洗劫一空的那个晚上，我躺在黑糊糊的走廊地板上睡着，外边人们正在相互残害，不知为什么，梦里忽然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被这号召仁爱的神圣的音响惊醒，满脸以及脸旁的地板上全是泪水。　　我从巴金先生的呼吁里，再次感受到一如《第九交响曲》这种对人类博大圣洁的爱心。在作家心中，比恨更大的是爱，比过去更重要的是未来。然而他比我们年轻一代更年轻地看到，中国要想真正的进步，必须永远不丢掉文革这个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视它、反省它、唾弃它。　　尽管文革被政治处死，它的幽灵犹存未泯。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未被铲除，谁也无法保证文革永不再来。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顽强地活着；文革的影响有多久，它再生的危险就有多久，历史的重复决不会采用同一形式。监视它以任何形式的再现，只能依靠从中觉醒的人民。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觉醒和成熟的人民与之同步。　　然而，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写信绘我，说他看过《一百个人的十年》后不相信是真的，他认为生活不可能发生这些事，纯属我的胡编乱造。他父亲看了，却告诉他：“文革就是这样，甚至更残酷、更荒唐。”他信服了。我却不敢置信，这场全民族的悲剧结束不过十年，有些情景还在恶梦里常吵出现，怎么会成为年轻一代异国他乡的奇闻？这样会带来什么后果？　　一代人经受的惨痛教训，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　　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是努力建造起一座把这教训变为财富的文革博物馆。它将把文革用实物以历史见证人的方式展示给世人。在这里，一代代中国人将亲眼目睹、身临其境他们的父辈祖辈经历过的一切，从而深信不疑。这赤诚又愚昧的时代画面，真实又荒谬的文革文化，将把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点的问题摆出来，迫使他们做出思考和解答，并唤起他们文明生存所必需的良知、义务和人格力量。这样，他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那样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以清明透彻的科学头脑投入强我中华的现代化事业中去。只有把文革真正送进博物馆，变成一块文化化石，才能说我们永远告别了那个时代。　　出于同一想法，我为一批普通的文革经历者立档。我对文革的所谓高层“内幕”从无兴趣，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因为只有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真正经历。从文学的本质上说，作家提供的只能是人物，所以我的纪实，主要是人物的心理纪实。我把这部书的写作做为文革博物馆的工作之一，尽管它艰巨浩繁，但每到深夜孤灯、劳顿不堪之际，想到这每篇纪实都将送往迟早实现的文革博物馆，顿觉激情陡增，伏案奋笔。我想，文革博物馆一旦落成实现，将是我们民族一座伟大的博物馆，它将把恨化为爱，把荒谬变为智慧，把一代人十年的不幸变为后世永恒的幸福。　　　　　　第27章　我们，陷井中的千军万马　　1970年17岁　　男H省农场某团某连知青　　第二天醒来一看全傻了—　“小镰刀精神万岁！”—　把大蒜和鞋油搅合一起叫她吃— —胡志明小道—　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　怀疑产生了—　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 ——我们是国家的功臣！　　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六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它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热的M市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下了车，在站台昏暗的灯光里，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它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X连下车，一同来到这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第二天醒来一看，傻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这儿的农活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也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关节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去用，因为用“小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地忍着干活。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不过是让肚子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吃猪肉那天呵——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那脸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拖技机压死一条蛇，大伙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断断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里边放点水，点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回去讲给伙伴们，人人听了都咽口水。　　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这样生活八年，恐怕——别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邦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拿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冒，一舔，舌头就粘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逢到 “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扰得周天寒彻，漫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回来，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待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合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有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　　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晚上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作文章，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的了，绝对没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干得有声有势。我们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映。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擦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是一种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电影里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管家，常常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子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爱的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的草地，还有许多小白桦树遮遮掩谮，又美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颤栗的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期望。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呆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部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我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又决不这么简单，在给这老职工办学习班时，一打一逼，他交待出自己的风流艳史，居然还有不少女人！有女职工，也有别的女知青。这时人们就把疑点放在我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长。那时帐篷里很冷，一个烧“半子”（一截树干立着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顶用。我那朋友就住到这老职工家里，跟他的女儿作伴，不过是图个暖和。中国人在这方面既有兴趣又有想象力，于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个问号：难道他眼前放着一个有眉有眼的大姑娘会不动心？　　你问我这朋友？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与她从小同学，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时受传统教育很深，男女之间特别封建，表达非常隐晦。一次我被氯气薰着，她来看我时，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给了我，那可比现在年轻人随随便便一个吻强烈得多了。但这事一出，无论对我的打击还是舆论压力就太大了……我还是先不讲我自己的事吧！　　这件事之后，跟着又出了一桩类似的事。连部一看问题不小，加紧一抓，揭发检举，知青揭发知青，老职工也相互揭发，居然涉及几十人！所牵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连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关起来打。说是搞“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逼、供、信”。这样，不管是老实供认，还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们惊讶了，乱伦啦！这不成流氓窝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们是给知青丢脸！那时我们还有一种很强的集体尊严与荣誉感，对上山下乡运动还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个女孩子是B市来的。她也是怕冷——。你在这里，根本想象不到那儿的冷是什么滋味！她借着去马号买奶，在马号里多呆一呆，暖和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殷勤，给她热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人人骂她，谁也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丑，还是独眼。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丢脸！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因为医院护士和汽车上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一次，这姑娘与另一个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团长看她长得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了！　　从这事，我眼前遮上一层黑雾。　　这样的事闹出来，往后便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于同情心产生，怀疑也随着产生。　　这期间，社会的不正之风到处泛滥，也刮到了连队。我从M城探亲回来，送给连长一本年历，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偏远的地方很难见到这种年历。连长为此居然把我调到农场小学当教员。一本年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圣感没了，嫌恶感来了。我这才开始降温。我也真够笨的。　　我更笨的则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连部的。当地人都戏称我是“珍贵动物”了。　　从七五年，知青可以选凋上大学和办理病退返城。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走向分崩离析。当时流行一首《知青歌》。开始只是偷偷唱，渐渐连长听到也不管了，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反正有这么几句：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还有那金色的学生时代，只要青春进入了史册，一切就不再返回；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我们去沉重地修理地球，那是我们的神圣天职，我可怜的命运哟！　　歌词挺粗糙，流传却很广。唱起来十分的忧郁，很适合我们内心低落的情绪，所以大家总在唱。当领导的都很灵，从这歌中听出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中央开始组织各地的慰问团来看我们。我还记得哈尔滨慰问团带来了“消炎药片”，天津慰问团送给每个知青一件绒衣，上海慰问团赠送什么已经忘了。但我们有意带他们参观那些最脏最破、条件最差的住房，还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厕所——这里的厕所是用木头和草围当做墙，没有上下水，只挖一个坑，大小便多了，冻成一个冰砣子，最上边是个冻得硬硬的粪尖，上厕所必须带一根棍子，先把粪尖打断，否则扎屈股……　　他们看了很惊讶。但最多只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劝鞍罢了。谁都知道，他们来是为了安抚，而不是安慰。每个人心里那只眼睛都睁开并目愈来愈亮了。　　我和R两个人在帐篷里，脱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发现他的胳膊有点弯，他写信给家里一问才知道从小摔断过。他就用这个“理由”办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里一站，才着排实实感到一种被遗弃感。而实际上早在七○年我们就被遗弃了，只不过我们当时是一群傻子！　　在农场最后的日子，一般人绝对受不了。　　我们刚来时晾衣绳上晾满衣服，现在零零落落，寥寥无几；过去打饭时要排很长的队，最后只剩下几个，好像破衣服上几个没掉的扣子。在大帐篷里，如果不认真看往往就看不见人。　　从公路通往连队的道儿，来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路。八年里被我们沉重的脚步踩成一条三米宽的大道，但人们一个个走了，道路又变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经被野草埋了起来。每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之时，就跑到那棵红枫下坐一坐，但这枫树已经不灵验了，无论我怎么落泪，也难以摆脱心里的苦闷……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支挂面收买了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支挂面一个价钱。是呵，此时已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眼看就是一九七九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高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们连的知青还算齐齐整整，六十个全都活着。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砖时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早已经烧成煳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赶紧埋在荒地里了。最惨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天都是烟，晚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哪儿有火扑那儿，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里着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还猛烈；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部是女孩子。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如果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终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她们岂不更是自觉悲哀？如果她们阴间有灵，准会发出凄惨又愤怒的呼号！　　在我即将离开农场那些日子里。知青们已然怒不可遏。一个团部里爆发了知青焚烧劳资科长家里房子的事。因为到处传说这科长收取知青们的礼物堆成了山。后来，知青返城不再要医院证明，也无须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个悲剧就出现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当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难结下的果子交给了女友。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于是有人自杀。有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在遗书上写道：“我劝本地青年千万别爱城里的知青！”于是又引起当地人对知青的反感。苦难是一种传染病。谁知文革的遗害究竟有多大？　　你问我对自己知青这段特殊经历怎么看。说实话，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这辈子甭想解开了。我想，你问任何一个知青，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多岁了。心里带着很多阴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像肾病、胃病、腰背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很多知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却无法和大学生、研究生们相竞争。是呵，我们是被糟蹋了。　　从乐观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锻炼了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受过了；最冷的天气、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过了。我们还伯什么？我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困难不犯愁，承受力强，还能应付各种难题。我刚返城时，电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数是知青。当时电力局想在院子里盖几间平房办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说，我们都是木匠。再一问，全是知青。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什么——　　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七○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知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做为” 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之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就像前边说的，谁去面向那大火烧死的四十个女孩子的地方鞠一个躬呢？　　我的话说得差不多，现在轮到你说一说了！　　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第28章　苦难意识流　　1966年41岁男J市无工作人员　　我是一个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几百个苍蝇——我把自己变成一个“○”——追加的定性“极右”的文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很充实— —世外桃源——我们受这么多苦难，难道就为了你一声“对不起”吗？　　话从哪儿说起呢？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给你理出个头绪来，不想还好，一想全乱了。为什么？我是一个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儿跟哪儿也说不上话，无因无果，全没道理。我就给你来个“意识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笔”，有的地方“倒计时”，有的地方还可能颠三倒四，纠成一团……好在你是搞文学的，总能弄明白。如果你听乱了，糊涂了，那可别怪我，我这辈子一直就乱着，一盆浆糊那么糊涂着。　　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报》吧！第三版头条有篇文章《又揪出一个大右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来，批呀，斗呀，审问呀，逼供呀，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说了。折腾到十月份，把我弄到东郊区F庄劳动改造，一边听候处理。我喂猪时，觉得我就像那头躺烂泥里的猪，只等着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问我为什么从五七年开始讲。我如果一上来就从六六年文革讲，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么回事了，你会想，我那时怎么“无工作”呢，唉，我的事实在太荒唐！　　改造了四个月。　　五八年二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日，上边指示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心里蛮高兴，这也是一种民族习惯民族感情吧，回家吃个团圆饭！而且母亲住在外地，年年春节我和爱人都去陪母亲过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买好大年三十的火车票，一时连悬而未决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边，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这天，正准备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组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位作家，他那时非同小可，是工作组组长，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进门就给我宣读一份决定，什么“经上级党委同意，公安部门批准，对你开除公职，送往GG农场劳动教养”。我还比较镇静，问他们：“什么时候走？”B作家很严厉，冲我说：“现在就走！” 我爱人一下就晕了，仰身“哐当”摔在地上。　　当时，我想求他们通融一下，我是劳动教养，不是犯人，也不会跑，要弄我去劳改也不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还没开口，B作家的脸就像关严的铁门，冷峻，无情，把我吓回去了。我说声“走吧！”就扛起行李。这行李三天前从东郊区F庄扛回来，还没有打包呢，现在正好原包扛起来就走。原来倒霉竟这样省事。　　您问我怎么给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问问您，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认为，别人都会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会成为右派的。　　从大鸣大放到整风反右，我根本没有在单位。那时，我向我的单位戏曲学校请了“创作假”，住在上海亲戚家里埋头写剧本。忽然单位来电报，叫我速回，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还对爱人笑着说：“整个大鸣大放，我都没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一条批评意见，这次无论怎么样也没我的事了。”谁知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开大会，一进会场我就傻了，一条大横标写着“彻底批判甲、乙、丙反党集团大会”。甲是戏校校长，乙是副校长，丙是我。我当时是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我再一听，批判我的内容都是空的，除去吓人的大帽子，就是声色俱厉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哪怕这话是你们胡编乱造的，也算叫我明明白白呀！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间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干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讶地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成右派呢？”　　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连同他惊讶莫解的口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订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给我看。呀，我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罪证和罪行录，它居然完完全全是我给一些戏提的意见！艺术方面的意见呀！　　我只问一句：“还有吗？”　　他说：“全在这儿了！”　　这事如果轮到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说二十二年我受尽了苦难，但都不如这一击来得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为我汀成右派的原因糊涂着。可现在一看，谜底竟是这样！我不仅更糊涂，一瞬间好像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了。　　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接着刚才的话说。我爱人大年三十赶到母亲那里，母亲对我的情况原来知道一点的。当她听说我太忙，不能陪母亲过年来了，母亲好像立刻全明白了。怔着，忽然抱着我爱人，娘俩失声痛哭。从此我便没有再见过母亲。六○年夏天她病重，我正在GG农场劳动，不准探望。直到母亲故去，才叫我去两天，可母亲已是死人了。　　不准看活着的母亲，只准看死去的母亲，这大概也算一种刑罚。　　幸福不会带来任何教益，苦难却能改善人的性格，这是我最积极的生活体验了。　　我真正的性格是重感情，敏感，容易冲动，还挺脆弱；现在变了，变得理性、灵活、看得开，很有克制力。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比方前边说的脆弱性，那就是对挫折和屈辱不能忍受，我表现得特别强烈，所以我几次自杀，并且见于行动了。　　我刚给打成右派时，给关在戏校一间储藏室里。我在学校一直是业务尖子，人缘也好，很有权威，可这时一些小孩子扒着窗子，像看猴子一样看我，还往屋里扔石子，啐唾沫，辱骂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里空的，连剖静脉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个法子，因为房子脏，我便放开一点窗子，让苍蝇飞进来，再打苍蝇，然后一把一把地吞吃死苍蝇，一天最多吃下几百只死苍蝇，苍蝇菌多，我想得霍乱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是，吃了这么多死苍蝇，却毫无动静……直到今天，我爱人也不知道我这样自杀过。你是第一个知道的。我不愿意她知道，因为这事情实在有点悲惨。　　还有一次晚上十点钟，那位B作家派人把我叫去，命令我第二天交出一份材料，叫我供认我心里边都想过哪些“反动言论”。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荒唐，“反动言论”，不是说的，而是想的。可是我不单没说过，也没想过呀。搞艺术的想的不就是艺术吗？他们这一手真够毒，弄不到言论，就叫我交待想法。弄到想法，就和弄到言论一样了。B作家还吓唬我说，如果第二天我交不上材料，就把我送进公安局。我一听，非常害怕，并觉得被抓起来会更受屈辱，便决心自杀。　　转天我买一瓶白酒，去S公园后边的运河边，那里很荒凉。我这人一口酒就醉，如果把这一瓶全灌下去，肯定晕晕乎乎，一头扎进河里，一了百了。于是在河边把一瓶酒全倒进肚子里。这次也非常奇怪，大概阎王爷仍旧拒绝收我，一瓶酒下去，不但毫无醉意，反倒更加清醒，使劲摆脑袋，愈摆愈明白。这时候看到不远地方有两三个人正在注意我，我心想自杀不成，反落个“畏罪自杀”，“罪加一等”，便放弃自杀跑回家了。　　不是怕死，而是怕活，这便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从这次自杀未遂，我这人发生了变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门，就见B作家带一帮人正等着我。见我就气势汹汹地问，干什么去了？嘴里哪来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儿？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冲他叫道：“我没有反动言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一叫，吓了B作家一跳，也吓了我爱人和我自己一跳。我怎么会如此胆大包天？过后我爱人说我的嗓门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门还大。也许是酒精的放纵作用，也许是因为我刚刚从死亡那里返回来，人变了。　　在GG农场，有个NK大学的化学系学生，是个矮小文弱的女学生。她也是被划为右派的。平时几乎不说话，在农场的实验室里负责化验。一天吃了氰化钾，一下就完了。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自杀，遗书也没留下。农场对待这种事通常只用一句“想不开”了结。但这女学生的难友悄悄告诉我，她最近私下里总说一句话：“我不能再忍受人格侮辱了。”她究竟具体指什么，无人得知。我却明白，她和我过去一样，太脆弱，太自尊；她还不知道，在这种苦难面前，人只能把人的一切全放下，把自己变成一个“○”，也就活下去了。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是个人，那就很痛苦，甚至活不了。　　老实说，我能承受这种贱民生活，又是为了我的爱人。她大我六岁，我俩没有孩子。她家庭出身好，一直是组织培养对象。在我划成右派后，人热劝她弃我另嫁。但她理也没理，多少年来只靠着她那几十块钱养育我父母，贴补我，一切怨言怨语全部没有。每隔一周，是 GG农场允许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为我准备好吃的穿的，第二天凌晨三点起床，拂晓时搭车，十点钟到达M村，再步行三十里，下午到达GG农场。只为了撑死了总共二十分钟的见面。见面在一间很大的筒形的房子里，中间隔一排长长的矮桌，一边是探望者，一边是我们。见了面，说不了几句话，她便把我的破的脏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里，赶班车，夜里回到家。逢到刮风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着这可怜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能再有别的想法。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放心吧，我为你活着！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也很充实。　　求知欲是知识分子的本能。我从小的习惯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获得的知识，看看自己，各个方面，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时发现今日一无所得，便惶然翻身起来找本书看，若有收获，倒下再睡。　　但到了农场后，不行了。这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钱、诉苦、甚至讲故事。一般犯人不会感到特别的难受，我却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换了一种方式，天天晚上，闭上眼，把当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为一种难得的人生经验，代替书本上知识，把这些视为变相的财富收获。当然这祥做有时也会感到空茫。一次，我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它使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GG农场为了加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戏，叫我组织一些略通文艺的劳改犯编排小戏。为了写好戏词，给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旧的《新华辞典》。我就问管教人员： “我平时可以看看这本辞典吗？”他说：“这个可以吧！”天呵，我这可有干的了。天天一有空，便抱起这本辞典看，一字一辞，一页一页，从头到尾，六年间我看了一遍半。《新华辞典》后边的附录部分还有各种历史、地理、科学的知识，我就背诵，直背得滚瓜烂熟，好家伙，简直一部百科全书呢！肚子里装下一部字典，会有多大学问？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呀，倘若不是被关起来，禁绝读其它一切书，我怎么可能成本背诵辞典？可是等我出来后对人一说，朋友都大笑说：“这算什么学问！”果然，过后能用上的东西并不多，日久天长，那些曾经背诵得精熟的，不知不觉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更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地荒废了。　　在GG农场里，劳教人员对我说：“你们文化局长怎么跟你这么过不去？你已经到这儿一年多了，又被开除了公职，按理说与文化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你们局长又亲自签字，追送来一份材料，把你定为‘极右’？”　　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们局长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领导下一个艺术学校的业务人员，地位相差悬殊。虽然他有点官僚架子，但每次见到他，待我都特别和气，似乎还很赏识，究竟为什么非把我置于死地，还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劳教期满，GG农场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农场就硬把我的档案送到文化局，又给我一个户口条，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报户口。但我到了文化局报到时，他们说，一，我是极右分子，应该再回到农场；二，他们没见到我的档案。我一听就急了，去找档案，迫农场、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说没见到。没有档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的，生活也就没有收入。从那时直到七九年，我总共十六年没有工作，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无业游民，靠老婆养着，整天无所事事。是呀，刚才说过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时，文化局忽然把我的档案拿了出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会告诉你的。哎，我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听明白？　　别看我没有档案，无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来，“十种人学习班”不要档案，马上把我弄进去。学习班并没有学习，而是天天受批判，挨斗，挨骂，挨打。　　不过我的情况有点例外，一是他们认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了，只是在斗资本家和现行反革命时，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来这些年当贱民的经历，已经使我对付这些事非常有经验了。我装得极其老实，绝不刺激他们斗争的兴趣，这就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殷勤、太积极、太主动，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动、太不以为然；既要摆出一种“有压力”的佯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乱人捶”，这分寸把握得比演戏还难。那些年在GG农场练出来的本事，在这儿全用上了。我像个熟练的大厨师，把自己放在锅里炒，不能“生”也不能“糊”。我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我有文化，会写毛笔字，凡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大小标语都由我来写；二是我有辆破自行车，可以供红卫兵们随便使用，骑坏了，我修好，他们再骑。你别笑，那时候只要叫我干事，我就感恩不尽了，可有个巴结他们的机会了。　　在学习班中打人非常凶，红卫兵很情绪化，高兴打谁就打谁。大概唯独我没挨过打。我真得感激在GG农场那段贱民的生活！这叫“在苦难中学习对付苦难的本领”，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位年轻人责问我们这些右派：“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他们？”我真想对他说，如果现在把你放在老虎笼子里，你恐怕是第一个尿裤的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有发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讨个公道”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写这本书干什么？　　整个文革期间，我就像个玩具。人家来了兴趣时，也就是搞运动时，拿我耍一耍；玩腻了就丢一边，没人理，也没人管。　　六九年，闹着针对苏联的备战，大疏散。街道盾委会要把我遣迭到安徽老家，实际上是看上我家的房子了，他们想要，想分。但我们一家已经在上两辈就离开安徽，老家没根回不去。他们就想个办法，以“干部下放”为借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区Z村，我算家属随迁。　　我有在GG农场干活的底子，干活不吃力；农村搞运动也比较松，我反而惬意多了。常常躺在农场炕上看看闲书，门外有鸡啼猪哼，窗前有鸟叫蝉鸣，虽是粗茶淡饭，更有菜清蔬香，此处岂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渊明乎？居然过上一小段田园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罢。　　你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吗？　　七三年，又闹着下放干部返城，举家回迁，我因为是“极右”的右派，报户口又好费了一番周折；报上户口，因为没有档案，仍是无业游民。生活依靠爱人，唉，算个什么男人呀，不残不废半辈子靠老婆活着。那些年又折腾得家里一贫如洗。本来家里也是物少书多。六八年十三大柜子的古书被红卫兵抄走，堆在学校地下室里。这些书都是父亲的宝贝，珍本善本自不必说，名贵碑帖不胜枚举。地下室很潮，书多霉烂；而且地下室紧挨着厕所，古书纸软，学生们上厕所就进来撕一叠当手纸用。书全毁了！什么“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来的文革。斯文是什么？是五千年文明吗？你怎么不想想，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为什么下了文革这么一个野蛮又荒唐的蛋来？　　文革结束前的日子最难熬，那感觉真像文革没完没了要进行下去一样，不是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最长的么？　　当时邓小平复出，政协开始恢复了一点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协知道我的情况，就叫我去帮忙，查资料，抄抄写写，跑跑腿，送个信儿，一个月给二十块钱，总算做点有报酬的事了，心里美滋滋。一夭，骑车给人送信，看到新华书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三联书店招人，三四千人报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为工作优秀被调到北京三联的总店；后来搞三反五反时，燕京大学的老教师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联书店推荐去燕京大学教书。那时只有二十六岁呀！谁年轻时不是踌躇满志，胸怀远大。但后来有的才浅力薄，停住了；有的自甘堕落，放弃了；可是我……我不正是兴冲冲干着自己的事业么，到底为什么被打翻下来？虽说反右是灾难，但别人或是好提意见，祸从口出；或是积极参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讨苦吃；可是我……我根本没有沾一点边呀，一张大字报没贴，一句批评的话没说，究竟是谁一把揪住我，把我扔进井里，又丢下一块石头，再盖上盖儿，把我搞得这么惨，也把我爱人搞得这么惨，我却一直给蒙在鼓里。想着想着，我再骑不动车了，把车靠在道边，坐下来，捂着脸呜呜哭了。　　你是明白人，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我想这可能是我悲剧的根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观，任凭自己的想象，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闷在肚子里。今天请你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说得简单明白些——　　当年我们戏校校长是甲，兼任文化局党组成员，文化局长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党组副书记，他俩有矛盾。甲校长有才气，说话尖锐苛刻，A作家怵甲校长，更担心这个强有力的对手与他争权，便借着反右一下把甲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一位副校长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我一点右派言论也没有，又整不出什么东西来，便把我在艺术方面的意见当做反党材料，而且为了彻底打垮甲校长，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对我落井投石，增加一个“极右”的罪名……你别只看着我，我这分析对不对？你说呀，要不你点沣头或摇摇头也行……唉！其实你点头或摇头能管什么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辣全过去了，今年我都过七十岁了……　　有时我希望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死也死个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谁下的这一刀就行了；可有时，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这佯，我不成为人家权力斗争一个可怜的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石子儿？凭什么我这么惨？想到这里，我真想再一次自杀！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么又提到七九年了？完全说乱了。　　那时我正忙着为自己落实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别看A作家在反右时不可一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残，正拄着拐杖在路边晒太阳。他见了我，抬手招呼我。我停下自行车过去。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他全无当年的神采，已然是一个衰弱无助的老年人。　　他问我：“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正在办落实政策。　　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心想他现在也是需要帮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对不起你。”　　我又摇摇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您也别记着了。”我告别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诚恳他说：“我非常非常地对不起你。”　　这叫我说什么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带信给我，说他不好意思见我，但他要对我说声：“对不起！” 带信的人说，B作家还强调他是十分郑重的。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诚恳的、发自心底的道歉时，我心头一热，真有点感动。搞艺术的人嘛！总是这样爱感动和让感动所蒙蔽，可是等我静下来，看着我那年近八十、饱经磨难、早已熬白了头发的爱人，就忽然想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我们这二十二年吗？”　　换句话说：“我们这二十二年的苦难，难道就是为了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吗？”　　上帝从来没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　　　　[完结]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