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一百个人的十年-3

一根钢柱弯过来，是个横打的问号。　　　　第18章　复仇主义者　　1966年25岁　　男　　T市某厂生产股干部　　六三年进厂管生产得罪一帮人——做梦也想不到写错毛主席语录成了现行反革命—— “文革”时各人有各人目的——拿剪子铰小便——新娶的媳妇憋死了——整人的人个父高升 ——发誓学法律　　我当下在“国家律师中心”学法律，业余的，晚上去听法律课。您可别以为我想改行干法律，不是！我可以把心里的话掏给您，我学法律就是想报复。为嘛说要报复？您听吧！　　我是六三年打机械工业技校毕业。出学校门就进了这家工厂大门。分到生产股当干部，管生产。当时生产股连我只有三个。一个股长，常开会，一个统计员，再一个就是我。咱不笨，大小算个能人，不是跟您吹，现在要干也还能着呢。到了生产股，没多久，模具呀、工具呀、生产计划呀、质量检查呀，一句话说白了，凡是厂长不管的，咱都管。刚打学校出来的人，不会耍滑，干事认死铆，用现在话讲就是“不识路子”。比方有人来找我批条子领工具，我说你不前两天刚领了吗，不批。这就得罪了人。为这些事没少得罪人。不过咱傻，表面楞没看出来，这就种上了祸根。　　“文革”一起来，这一帮子恨我的入，就找我碴儿。可是咱平常兢兢业业，任嘛毛病也没有，他们也没把柄。可做梦也没想到叫他们真逮住了，这谁也不怨，就怨我自己。写大字报写上边的“毛主席语录”时把话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句，叫我写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语录那时是常写的，怎么写错了呢，也兴是这话太绕乎了，也兴是活该倒霉了。这不要命吗！白纸黑字跑也跑不了！您也是打“文革”过来的人，您明白，就这一条——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在所有反动罪行中又是最厉害的。右派呀、特务呀、叛徒呀、资本家呀，都是死老虎，现行反革命是活老虎，最有搞头。照当时的话说，我真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了。那会儿我有心想宰了自己。　　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一帮平时刁钻耍滑的工人，五大三粗的汉子。我那时虽然才二十五岁，也经不住那种打。我又没练过，身上没一块经打的肉。他们说打死你也是白打呀，外边打死那么多人都没人管。别看这些人平时在厂里不干活，这会儿反有活干了，随便打人。白天不打，专门夜里打，还不打脸，怕被人看见，专打身上。白天不给吃饱，不给水喝。您知道几天不吃东西还顶得住，不喝水够呛。也不叫我上厕所，逼得我只能拿纸卷个筒尿尿，往墙角倒。他们在牛棚外边看着我活受罪，取乐。他们还琢磨出一种打人的绝活，叫我们被关在牛棚里的几个人互相打耳刮，谁不使劲，他们就打谁。结果我们互相打得死去活来，我们挨打，他们不费半点劲，看着我们互相揍得鼻青脸肿，真把他们美死了。一天他们上了狂劲，非要拿剪子铰我小便。我当然不能叫他们铰去。铰去就完了，我还没娶媳妇呢；再说没小便，不就成女的了吗？我就狠命捂着裤挡，死命挣，剪子尖扎得手都是窟窿，他们见了血才消点劲，死挣活挣算把小便保住了。耳朵可给他们拿者虎钳子拧得不像样，您看我这耳朵，您看，成烂饺子皮儿啦。我耳朵这样就是那时落下来的。还有那些以军宣队名义进厂的，实际上也是随便打人来的，拿出部队格斗那套，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一天我找个机会钻到保健站偷了几十片安眠药喝了，不知我命大还是罪没受够，又被救过来。这叫“畏罪自杀”，罪上加罪，加倍挨打。当时最难受的刑罚是晚上不让睡觉，站着，还得弯腰低头；两条胳膊向后翅着，这么着，飞机式，哪儿一动就打哪儿。以后我还喝过敌敌畏，逃跑，都没成功。每一次都招来更凶的整治。身体也是打那时候垮下来的。我要告您这些，是因为我这口气到今天也没处出，这些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先前跟他们有的人有点小过节，上边说过了。可有的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为嘛他们整我那么狠法？其实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当初我父亲和我二姨住一块，不和。一天父亲在家里拉闲话说在外边说话得注意点，别乱说，省得招事。二姨就写封匿名信，告我父亲诬蔑社会主义言论没自由。结果我父亲就被下放了。“文革”时又遣送到老家湖南。我去看过我父亲一次，胸口缝着“反革命”三个字在村里干活，也是自杀好几回都没成，甭提多惨了。您要看见他那样保管也得把脸扭过去。那时的祸，真不知打哪儿飞来的。“祸从天降”这句老话我算知道了。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里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不过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一帮人垫背。我算其中一个垫背的，该着，命！　　对了，他们整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那个革委会主任想拉起一帮支持他的人。我管生产算有实权的，他们想把我弄下去，叫他的人掌权。说我反革命，说我歪曲语录不过是个借口。干掉一拨人就能换一个班子。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人一换，结成死党，再变就很难了。为嘛历次运动整人的总在上边，有根呗，上边有人下边也有人。只要他今天不犯法，你拿它没词，干气，没辙。你要跟他顶着，他还能变着法儿整你治你。当然他不会再打你，他也不傻。可是再赶上“文革”这样的机会就很难说了。　　比方我这样受迫害，到今天他们也没公开给我平反，平反等于结他们脸上抹黑。因为他们还在管事。再说怕我一平反，恢复工作，他们手里的权就得让出来。七三年以后，我松快多了。反正他们掌住了厂里各部门太权，不再拿我当眼中钉，不再说我反革命，叫我到车间干活。七五年我被派到宝坻县支农，帮农村建工厂。厂里有个老工人见咱人不错，不是歪嘎溜滑的人，我厂同去的人说我绳问题，他就把他闺女许给我。这闺女是个农业技术员，人老实到家。我们结婚了。回厂后没房子，我们就住仓库的一间传达室里。白天仓库管理员在那儿，晚上就归我们，不了点小屋。这时有人背后跟我老婆说坏话，说我是反革命，我爸爸也是反革命，还说你跟他一辈子，就背一辈子黑锅。我老婆是农村人，人说什么是什么，虽然城里的事一概不懂，反革命算嘛她当然明白。她就说我骗她，成天哭，成天跟我打架，我说嘛呢？说嘛她也不信，认准我是个反革命，剜心眼坑害她。我急了，跟她吵，吵着吵着也吵不下去，看她也怪可怜的，精神压力很大，就像我挨整时那样。我不说，她也不说话了，别扭憋在心里边。孩子生下来八个月，她忽然心脏病暴发死了。她原先没有心脏病，身子捧着呢，纯粹是别扭死的，真够冤的！是为了我死的！人死在厂里，厂里一分钱补助也不给，这就说我还是有问题是吧！孩子打八个月就归我带着。又当爹又当娘，我一个男人怎么会当娘呢，只得把孩子白天黑夜在托儿所一撂，直到孩子上小学我才结婚，家里总得有人照顾孩子吧。您算说着了，后娘总不如亲娘。我现在这个老婆再好，和孩子总是两拿着，这是我一块心病。这一辈子算是背上了。您说我招谁惹谁了呢？　　我倒霉倒成这个样，可整我的那些人个个好好的。　　当下人家当官的当官，管事的管事，升级提薪，活得有滋有味。另看他们干活抓生产没能耐，可跟农村生产队搞点歪的邪的都行，都肥了。　　就看他们这些人吧——　　在“文革”中整人的人，一个当了供销科长，一个当了人事科长，一个当了生产科长。这个生产科长就是打我最凶那个；人事科长就是看牛棚不给我水喝那个，早先干过一阵子财务，嘛能耐没有，一算帐头疼就哭，又调到政工管人事来了。瞧这帮靠整人起家的，个个神气、威风，头头呀。那个革委会主任又靠着这帮人保着，现在成了书记，人家还是行，大权在握。他有权，当然又能保着手下这帮人。哪能再用我，叫我上来他们不是栽面啦？　　“文革”就是没能耐的整有能耐的。他们没能耐，不靠这机会，不把咱整下去，他们就上不来。“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哩。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可是把厂子交给他们干行吗？我们那么大一个厂子，如今该了一屁股债，连圆珠笔芯都发不出来了。要靠这帮人改革能改好？我死也不信。不信你又能怎么办？人家上有根下有人。我一赌气就打厂子里调出来。他们显然也乐意我快滚，我在他们眼里，不硌眼也是砂子。清查管个屁事，挨清的还只是一些没根儿的。有根儿的照样动不了他，换了门面照样行。现在不是说都朝前看吗，正合他们意。他们最不乐意提那段事。你一提，他反说你破坏安定团结。　　谁他妈破坏谁。我家没了，老婆也死了，儿子有娘又没娘。我给整得身体虽然还团圆个儿，精神差多了。打闹“文革”到如今，已经四十大几。他整人的人倒活得有滋味，有职有权，有家有业，现在有权也有钱哪！我找谁去？　　我想起曾经整我的两个人。有一个当过厂革委会常委，政工组长；还有一个当过车间主任，都为了强奸妇女判了刑。我想大概只有法律能管他们。拿别的都不成。他们都混油了，嘛政策都有空子钻，嘛运动他们都能混过关。所以开头我说，我就学法律。现在不是讲法制吗？咱学透了法律，拿着法律慢慢等着，只要他们犯上法，就拿法罩上他们。我不信这帮人犯不了法。嘛？您说他们灵，会躲着法办事？唉，您别说叫我泄气的话好不好？要不您出个主意，我使嘛法？只要能报复就成。　　弱者的依靠只有法律。那么，法律的依靠是什么？　　　　第19章　说不清楚　　1966年　男　　32岁　　U市C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我天生有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两个字 ——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菜单”——两个弟弟被我连累死了——这《家训》上依然没有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是个悲剧性格，就是说性格决定我这个人必然走向悲剧，因为我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还说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别扭。我恨我的性格，却又无法摆脱。为这个，我很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　　小时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给她挑水。那时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个钩儿、两个环儿吗？我挑起来，水桶底将将就就不蹭地面。两桶水压得我膀子生疼，走起来趔趑趄趄；我必须穿过邻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摇摇晃晃走过那家时，他们大人就上来说：　　“二兄弟真能干，还抓时候给我们挑水，快接着，接着…　。”　　说着提过水桶，把水倒进他们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说：“我不是给你们挑的。”照我们地方的土话说，这叫面矮。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们使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为什么不说呢？这话多平凡、多普通，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我当时就是没这种语言。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不恨他们，恨我自己。这就是那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吧！以后我在政治上吃亏，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这么…　这么一种概念，一种语言，一份脑子？究竟缺什么，我说不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 “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 “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时就完了。这便是我前头说的，我小时候就有自杀的念头。就为了这个说不清楚。　　再说一件事。　　秋天里我背个筐从小河沟路过，看见水里忽悠悠打浑儿，知道水里有东西，便撂了筐，脱鞋下水一摸，是个螃蟹。小孩子治不住这家伙，一逮它就一夹我。这会儿赶车的李大头路过，我说：“有个磅蟹！”他说：“你别动，我来！”停了车，下水一抓就抓上来。他提着大活螃蟹笑呵呵说：“拿它下酒了！”上车就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是没这个概念，没这种语言——“我发现的，应该是我的！”乡下孩子就这么简单，眼里没坏人，可是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很生气，这不是欺侮一个孩子吗？我对李大头有了认识……可是总觉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是啥东西？我还是说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你要是骗了他，等他长大一旦明白过来，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见得是报复，而是你在他心里毁灭了。这比你死了还糟！　　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里的东西太多也太少。找来找去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几乎把我的灵魂占满。它就是：忍和善。　　什么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就是忍。善呢？祖辈说善是人的天性。　　后来我发现：忍宇很顽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软弱，有了变化，相反的东西从我身上冒出来了。我清楚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我十几岁，跑到镇上去玩。空场上搭个大戏台，像要唱戏。下边卖炸豆腐的、串糖葫芦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后来机关单位成群结队地来，闹个拉歌，这边唱段《团结就是力量》，那边就唱段《嘿啦览览》。镇长一上台，气氛就变了。他头戴小毡帽，身穿小棉袍，讲话像喊，一句一弯腰。我忽然瞧见一边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桩子，旁边的告我说，这是预备枪毙人时绑人用的。我马上想到农村流传的一本书——《玉历宝钞》上边画的小鬼绑人的木桩子，把人绑上，再把舌头拉出来割掉——我心里就特别恐怖。　　不会儿，大马车把罪犯运来。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令箭形状的大签子，上头用墨笔写上名字，再用红笔点个点儿；也许是画条杠或打个十叉，看不清楚，只觉得血红血红的一块，头一次感到红色恐怖，后来文革搞红海洋叫我心里打激灵，那感觉就是从这时候埋下的。当把这些罪犯拉下车时，个个大白脸，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脸比的。顿时吓得满场小孩子们乱跑，喊爹叫妈。也许这些犯人罪恶累累，该枪毙。可是我挺同情这些人，大概出于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个上台控诉的小伙子解下皮带抽得他们个个满脸鲜血时，我更觉得他们可怜。但随着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场响起一声声喊打，声音愈来愈大，愈齐，愈鼓动人心。拳头一齐向前挥，身子一齐向前倾，上千人都一个姿势。我不知不觉也跟着挥拳喊打，打！创创创创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仇恨来了。一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后来反胡风时，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风；听说胡风被抓起来，我又有点同情他。每次运动都这样，只要大批判，恨劲就来，都是真情绪；只要一斗人，又同情，总这么反反复复，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说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难说清楚。这原因太简单，甚至太无聊。那时我上大学一年级。鸣放时，同学们揭发说有个工友人特别好，但后勤主任霸道，丢了东西说他偷的，一天这工友不见了，原来自杀了。学生闹着要给这工友开追悼会。我首先表示同意，一个好人被逼死，为他伸冤呗！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工友，他是我入学前一年自杀的，这是我的一种善性，或是一种见义勇为吧！但党小组不同意，意见发生分歧。没过些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工人阶级说话了！》，开始反右。就为这事，把我弄成个右派。对，就这么简单，无聊。可是它成了我几十年家破人亡的祸根、祸源。　　我不想说当右派这二十多年肉体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么。精神折磨远比肉体折磨难受得多。比如说，我在校三年没有玩笑。没玩笑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你尝过吗？人特别需要玩笑，没有玩笑，人的关系都处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队买饭时，说说笑笑，插科打浑，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脸上的肌肉沉下来。有时我特别想奚落奚落别人，也特别想有别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没人敢这么对我，我也更不敢这么对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个人失去自己权利，包括自尊心和尊严的表现，你能体会到吗？你说这痛苦有多深！　　没人理我，我便爱上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语地奚落这些人物全没关系。那时的小说大多写好人好事，现在看就很浅薄了，可当时看还挺振奋人心。一天晚自习，我看小说入了迷，完全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支部书记来了，他有事要对同学们传达，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滚出去！”听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谁。我们几个右派学生赶紧退出教室，叽哩咕噜的，那份狼狈，那份慌张，那种对人的伤害……说到对人的伤害，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并不觉得，好像自己天经地义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公民，慌慌张张滚出教室时，就像自己撵自己一样。　　在我们这些右派学生之间，开始处得还好，同命相怜吧！但人们总伤害这些人，渐渐我们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对自己也放松了。学习对对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说话骂骂咧咧，都不在乎。我们打扫厕所，人家进来拉完尿完扬长而去，你就得给人家弄屎弄尿，还拿自己当回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犯人之间为什么爱打架。　　我不想说他们怎么折磨我，可我想问，我知道自己怎么狠起来的，但他们究竟都是怎么狠起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吗？他们刚生下来总不会这么狠吧。我料他们说不清楚。　　我有个内疚必须告诉你——　　为了我这个右派，还搭上我两个弟弟。我们哥儿五个，死的这两个是三弟和四弟。先说我三弟。　　我后悔本该把右派这事告诉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来过年，背着个右派心里不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这一个大学生，家里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诉他们；憋不住时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气很拗，又楞头楞脑，用我们地方的土话说，叫“恶冲”。他是县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听了后情绪不好，以后就总找茬跟领导打架。领导说：“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说：“我不信。”这就抓他几句落后话，真的给他弄个右派。　　他才十八岁呀。你现在找个十八岁的，啥样呀？比大人还灵。可那时十八岁跟小孩子差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劲了。就跟另外几个也定成右派的年轻人闲话时说，咱没好了，弄条小船跑走吧。这几句话叫人告发了，给揪出来，天天跪在供销社的桌上大伙斗，脑袋上顶个大灯泡烤得哗哗流汗。后来叫公安局五花大绑捆走了，说他“投敌叛国罪”。啥罪？小孩子们扯淡呗！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个浪头咋还不掀翻了？再说汪洋大侮，他们知道往哪儿跑？说说泄气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绑捆走时那形象，就特别受不了。虽然我根本役看见这一幕，但我能想象出当时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为我把右派的事告诉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我也没见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配到县里一所小学教书。那时三弟正关在监狱里，还没判刑。我不能去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见了面更糟，互相都会罪加一等。一天母亲闹牙，我接她到县医院治牙，在县城正吃午饭当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从村里骑自行车赶来说：　　“你弟弟回来了。”　　我心里一亮，这可是好事呀，放回来了。我母亲却突然脸色剧地变了，说：“死了，快回去！”她可真不简单，一个农村老太婆昨有这种判断力？我当时还疑惑着，给了本家叔叔几角钱，半斤粮票谢谢他，这在那时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亲送上火车，回校请了假，也赶紧往家赶。到了家……兄弟的尸体停在床板上。脑袋像个小骷髅，认了几眼，才认出他的模样……　　听说他是早晨九点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子，下边垫些稻草，两脚露在外边。身上大棉裤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往上齐胸口，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花一层层絮得挺厚，怕他冻着。可是棉裤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裤！底下露半截小腿，又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进家时还有口气，我弟妹说：“你有啥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口热水，可他水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里头竟是脊梁骨，硬的。那么肠子、胃、肚于里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壳，还有红土面子，红土面子又是干啥用的呢？　　对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终身遗憾。终身无法挽回的内疚！　　我父亲还从我兄弟尸体身上，发现一封信贴在肚皮上。这封信写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家都想不出来。要说文学性，也是最高的。恐伯连托尔斯泰、曹雪芹他们也写不出来。这封信是写给他老婆桂英的。你听，他是这样写的——　　桂英：我实在饿坏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吧！我要馒头、大米饭、菜团子、大饼卷油条、肉包子、炸酱面、炸鱼、炸虾、炸果仁、煮螃蟹、炖肉、炒鸡蛋、烧豆腐、锅贴、饺子、糖包子、炒虾仁、爆肝尖、葱爆肉、酱牛肉、猪头肉、涮羊肉、回锅肉、麻花、炖鸡、炖鸭子、炖肘子、独面巾、炒肉片、煎饼、烩饼、烩大肠、红烧羊肉、红烧牛肉、红烧猪肉、红烧鸭子……如果没有，提两个糖饽饽来也行。快点吧！快点吧！求求你了！　　下边写着他的名字。五六十样一个大菜单！你能想象出他当时是个啥情况？如今到饭馆吃饭我决不看菜单，菜单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讣告。有一次一个朋友情我吃饭，拿菜单叫我点菜，我忽然发神经似地对他说：“你要叫我看菜单，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妙。　　说到我的内疚是，我弟弟关在监狱时，我母亲每次探监，都给他弄点吃的送去。我心里还有点不愿意，心想监狱里还能把人饿死，那时正是三年度荒，家里舔锅舔盆，总这么送一家老小咋办？虽然我没拦过我母亲，我也从来没把这意思说出来，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看到这封信，我内疚极了。我要知道他落到这一步，饿死我也得叫他吃饱。有这个想法也是对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父亲念这封信时的情景。我兄弟的尸体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这头，我母亲、桂英，还有两弟弟站在我身边；我父亲在炕那头，蹲在地上，扒着炕沿，炕沿上放一盏小油灯。我父亲把那信上写的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念出来时，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父亲念过，便把这信用灯火引着烧了，然后脑袋顶着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耸一耸，好像哪儿在疼，却不吭声。我们只掉泪，都一声不吭。咋屈死一个人连声儿也不吭呢？咋就能这么忍受呢？你说？　　我哥哥在另一个县公安局做事，他打听到我兄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一碗高梁饭吃，然后像牲口一样套上，用鞭子打，拉石头碾子，轧一种红土面子，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梁壳和红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轧红土面子干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给连打带饿折腾死的。我哥父告了那监狱的看守长，非但没告动人家，文革一来，就说他为反革命家属翻案，挨整，挨斗，被清洗了。我家的祸事一个连着一个，我是灾难的总根子。但是我父母，这些兄弟们，从来没一个人怨怪过我，哪怕一句什么话都没露过。他们愈不怪我，我愈内疚。有时我想，他们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别人叫自己忍的，却受不了自己叫别人去忍。　　忍，是祖祖辈辈教给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但又是谁教给祖祖辈辈的呢？它是哪个祖宗发明出来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忍的呢？我问过一个历史学家，他笑我，好像我这个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太无知。我说，你们的工作难道就是搬来搬去折腾那些死遗产，为什么不研究蜒蜒压抑我们民族几千年这个致命的活东西？　　要谈说不清楚，这是最大的说不清楚了。　　再说我另一个弟弟，四弟。　　那时家里太穷，一个壮劳力，好年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我这兄弟就偷着拾点杂禾卖。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属于公社大队的。这就说他偷。大队干部叫他背着这小捆柴禾游街。为啥这么整治他，还不是因为他哥是右派。但他这么穷怎么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从生产队房顶上偷了一捆扫帚拿到市里去卖。他人特别老实，偷东西卖时，眼神儿不对，城市里的人精明，扣住他一问就傻，再一吓唬就供出来了。这便给转到公社派出所扣起来，没扣上三天，他弄开窗户跑了。跑了一个小偷人家也没当回事，可过两天，有人发现他在铁道旁的沟里躺着，身子硬梆梆，上边爬好多蚂蚁虫子，人死了。有人说他想卧轨，叫火车挂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父是右派，自己再弄个小偷，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没有外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种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管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我父母便有三个坏儿子：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交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想来想去想出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笔误了，写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改过。幸亏这孩子老实，没给我告密。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楚。这比饿更难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0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　　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　　　　第20章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1966年　41岁　男　　T市某出版社编辑　　十四岁的特务——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档案里的你都是满身的污点——我是戴着镣铐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第二次掉进怪圈——糊里糊涂又被卷入漩涡　　你要写一个人的文革十年，我却想讲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认为我会离题千里，放心吧，不会！老弟，我的文革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　　你如果了解到我这整整半个世纪的坎坷，肯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文革”并非开始于一九六六。开始于一百年前吗？也不对，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国进行了两千年！　　我讲我的经历，也讲我的道理。　　这道理我几十年没想通。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反来复去也没离开“敌人”的圈儿，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风雷激”造反队一群人吊打之后，关在H河边一个“特”（即特务）字号单间房里，这所楼原先是我们出版社的书库，书早被当做“四旧”运到造纸厂化纸浆去了。空荡档的小屋里充满旧纸、旧地板和旧砖的气味儿，窗户被封死，糊上报纸。H河柔软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边流着，夜间听得更清晰，还有河中行船的划桨声。我不自觉想起遥远的滹沱河边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变得绿葱葱的茅草房。我在那河里洗澡，在河边长大，参加革命抗日时，今天从河这边渡过河那边，明天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多少年呀……革命、父父父父父，敌人、档档档档档，我革命，这敌人却是我。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觉被殴打后肉体的痛苦开始从皮肉中一点点消失，但不是散开，而是往里走，全凝聚到心里去……不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忽然一下于云开雾散，明白了。有人说，大彻大悟是一种解脱。我说未必，不明白则巳，明白之后反变成更深更深的痛苦。　　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上就斗，势不两立。在我记忆里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我本家一个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时落成的残废。谁也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结下的这冤仇。我还是穿开挡裤时就听奶奶讲，前清时候王家出了个举人。那时村里出个举人像出条龙，不得了呵，土霸王！王举人在大街上走，向例是两条胳膊横举着，一手拿根称秸秆儿，只要我们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长这位置很关几，谁把住这位置谁就好压对方，不叫对方出头。但姓王的人多，势力大，一直占着村长。敌伪时期保甲长是他们，后来八路军来恋，村干部又大多都姓王。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历史怎样变成现实，要寻找文革的渊源，这便是最长最远最深的一条根了。可是这道理我当时怎么可能认识到？　　我们村是老解放区，七七事变后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我那时十四岁，上小学，对共产党的感情别提多纯真，可以说对共产党的每一个字儿都深信不疑。吕正操的队伍一来，我高兴得天天夜里睡不着觉。连八路军战士看我一眼都兴奋得不得了。我爱看书，爱写作文，能讲话，学校叫我当儿童团长，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户去给大人们讲《民学课本》，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讲得大人们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时根据地在搞戒烟戒酒运动。村树都出墙报反对抽烟喝酒，从干部批评起。这墙报，就是现在说的大宇报，文革中叫“四大”，其实早就有了。我们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我就写篇小品文，只几句话，都是善意批评，你一听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烟，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两地喝，这算什么事呢？”　　写得挺温和也挺幼稚吧！别忘了我那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呀。这小品文没等上墙，上学时丢在道儿上，叫村里的治安员拾到。这治安员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长手里。当时村里就定我为“特务”。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呗，好！治安员提出要把我活埋了。这事传到区里。区里有个炊事员是我们村姓李的本家，他找到区长说一个小孩子懂个屁，胡闹呗，管我说人情，这活埋的事就由区里出面制止了。但本村还是给我立个案，内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档案材料开始第一篇就是“特嫌”。从这时候起，我便背上了跳进滹沱河也洗不清的历史问题的罪名，熬度我灾难不绝的多半生。　　你会奇怪，他们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为这三两句话，梗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划到敌人那边去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叫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这一来，我这个儿童团长就被撤掉。政治，在这个文化背景上就变味儿了。我本家有个伯父，七七事变前上过一年师范学校，有文化，总在村里出头露面。共产党来了，他胆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王的那些村干部扣上一个“国民党”。他辈分大，我们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务嫌疑，给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哥哥为了摆脱这处境，娶了一个县公安员的女儿做老婆，离村到别处去。我也呆不住，初小毕业就离开老家到安平县去上高小。本以为远走高飞，脱开灾祸，哪知道我竟是带着一块擦不掉的胎记——政治污点走的！　　我在安平县高小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村里当教师。那时才十六岁，根本不知道有档案材料好比魔影一样紧跟着我。村里的人都夸我工作得不错，我的自我感觉也蛮好，就有了入党的要求，决心一辈子跟共产党干革命了，我问村长，“咱村有支部吗？”我想提出入党申请。谁料他拿笑话跟我打岔说：“咱村没有织布（‘支部’的谐音）的！”开头我以为他们把我看做小孩子，对我这要求推推挡挡，后来发现自己总被莫名其妙地调动，在这个村没呆多少天，又调到另一个村去。好像我有痨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离。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扫荡，我们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隐蔽。县里惟独不给我安排隐蔽的秘密据点，我就跑回老家躲一躲。这期间村头的雪地上有人写条反动标语，姓王的那些村干部问也没问过我，居然把这条反动标语又悄悄记在我的档案上，“特嫌”就更没跑了。这些事当时并不知道，只觉得革命这个门把我向外推，不准我进。我可还是一心革命，把自己当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天在敌占区窝窝囊囊活着，不干事，就决心投奔八路军去当兵。幸亏五一大扫荡最凶时，那些姓王的村干部都隐蔽起来，推出我们一个李家人——就是在区里当过炊事员、要活埋我时为我说过情的那人当村长。他给我写封推荐信，我把这信缝在鞋帮里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日寇大扫荡时我十次遇险，不是逃脱追捕，就是叫老百胜掩护起来。有一次被抓住，因为我一只眼是斜眼，老百姓对日本兵说：“这个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骗过了敌人，才救了我。这时一找到八路军真像找到亲娘一样，热乎极了。　　开头我在冀中军区八分区政治部当文书。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充满了信任、关心和友爱。有一次我发高烧，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照看我，每—只手都抚过我的额头，无论是极糙还是细腻的，我感觉到这手上带着对我病情无言的探问，还有对我快快病愈的切盼。每只手放在我额头上时，我都立即流下泪来。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友情，真是胜过母爱！我好写，常给《冀中导报》和《前线报》写稿，小说、诗歌、剧本、人物专访等等都写。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这期间我认识了孙犁、远千里、王林，他们都把我当做工农作家重点培养。政治部还常把我作为战地记者派到前线采访，《前线报》上有时天天发表我写的通讯，报上常见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气了。心气儿又高起来，提出入党，政治部的首长们很高兴。　　其实，我又傻了。因为这时我的材料没有转到部队上来。可我一提出入党，政治部派人到村里调查，反把我那些档案材料勾来了。阴云重新笼罩我的头顶。不但我入党的事没人再提，那时部队正在打泊镇和青县，战地急需记者，也不再派我去采访。一天政治部主任背着手到我房里来，他说：“现在敌我斗争激烈，有些特务分子专门打进我们政治机关里来。” 我诧异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当时他目光闪闪地注视我的脸，观察我的反应，幸亏我还不知道他们怀疑我，这是对我的一种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怀疑，自己虽然不是特务表情也会不自然，那就非认定我是特务，把我抓起来不可。后来才知道，冀中和山东是康生反特运动的两个试点，怀疑到谁马上就抓。又幸好这位政治部主任是长征干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搞AB团，他都经历过，知道过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装的，才不动声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使了，一言一行都记在档案里。直到一九四九年军法处审查我时，我才知道我这时的处境多么危险。但这时凭直觉，已经感到信任从同志们的眼神里消失了。我无法问，更无从申辩，也千万不能申辩，一问反而更被怀疑。渐渐我变得十分敏感。他们怀疑我，我也怀疑他们，不知他们对我的种种态度是真是假。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以致我有点神经过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从那时扎的根儿。唉，我那个短短的、迷人的春天就此过去了。　　一年后我患了肺病，住进冀中军区的和平医院。刚入院时我感觉还正常——当然我说的不是身体感觉，而是政治感觉。不久一些病友明显地对我疏远，甚至没人肯跟我下棋。过年时我回家探亲，有个战士与我同行，他是我当年的学生，但他一路上与我无话。分手时他犹豫再三才对我说：“我看您人不错，有件事告诉您，您千万别对人说。”他见我答应得诚恳，才告诉我：“还记得您教书时有个张老师吗？他是特务，自杀了。”　　我吓一跳，说：“他怎么会是特务呢？他爹是叫日本飞机炸死的，对革命很忠心，人也挺正派，当时有个村干部玩女人，贪污公粮，没人敢批评，他还写过无头贴子呢（一种不点名的墙报）！”‘　　这当兵的学生说：“据说他就为这事被村干部定成特嫌，挤出学校，到部队制药厂当工人。后来部队反特时一查材料，他是特务嫌疑，好一顿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杀了。据说他的档案上有您名字，说您跟他共同搞过特务活动。”　　我问：“什么活动？”我傻了。他说他不知道。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张老师写无头贴子时没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第二天，村里的公安员忽然也来找我借墨水，我还纳闷，公安员怎么跑来找我借墨水？看来这是找证据了，真是可怕！　　这当兵的学生又问：“前一个月军区有人找您谈过话吧！”　　我说：“是呵，是位特派员，人很和气，问挝我的家庭历史，还挺关心我的身体情况，怎么？”　　他说：“哪是什么特派员，那是军区保卫处的！现在咱部队内部又搞反特，审查旧案时，从张老师那特务案里发现到您。本来那天是打算把您从医院逮走的，听说跟您一谈，觉得您不像特务。当时我正在医院保卫组办事，听到这消息的，为您捏把汗，那可是说逮您就逮您呵！”　　这正是大冬天，天却不冷，可我浑身哆嗦，连牙也“得得”地直打颤。过度的恐惧之后，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这些多年来一直爬在我背上这魔怪翻过来，看看它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摆在党组织面前，叫他们一个个细胞都瞧个透，说说我到底是敌人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股热辣辣的情绪过去，我茫然了，我无力证实自己！我像被抓在一个巨大的铁掌中，无辜地身不由已地听任它的摆布。　　没多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我随军到达白洋淀，《前线报》社也在那里，他们人手不足，恰好我是这家报纸的老作者，社长找我谈话想调我到报社工作，叫我去组织部换信，我好高兴，但一换信又麻烦了。非但《前线报》社没调成，反把我送到军政干部学校的整党班。所谓整党班并非都是党员，而是把有问题的人弄去解决问题。我还挺天真，以为像唱戏《三堂会审》加样，一问一答，把问题弄清就了结，谁知那里边是叫有问题的人互相整。整你时，把你的问题告诉给别人，整别人时把别人的问题告诉你，谁都想争取表现，搞得很凶。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小伙子站岗，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到底怀疑我什么？我冤得很，对革命从无二意，怎么总拿我当敌人呢？”　　这小伙子是农村人，很实在，见我也实在，他就挝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扫荡时，在老家的雪地上写过一条反动标语？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区政治部工作时，对一个保卫干部说，你盼望国民党飞机来轰炸……还有，你是不是给你老婆写过信，说傅作义的部队要突袭河间，人家怀疑你怎么会事先知道敌人的行动……”除这些，他还说了我许多许多事。　　我听得毛骨悚然，心想无论怎样表白也难翻过身来了。因为这些事都有点影子，但都被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飞机轰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区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员出差办事。他挝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一个编缉部，职务是含汉糊糊的“负责人”，干得却很带劲。突然肃反运动来了。老问题再一次被折腾出来，被狠批狠斗，受审受讯，又经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这次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把我的旧帐了结。单位派出四五个人跑遍全国，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跑到内蒙和新疆，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兜个底儿地、滴水不漏地重新调查一遍。我得感谢安平县县委，他们说：“镇反时，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句话，拨云见日，这才给我把冤案推倒，结论是：“经调查，× ××特嫌问题应予取消。”　　从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儿童团便是敌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敌为友。漫长十七年的酸甜苦辣，从来无人过问，只有自己清楚。当宣布我取消特嫌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浑身打冷战。回到家中，没有喝酒庆祝，也没涕泪交流，好像死而复生那样不认识自己了。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好运气对于我，好像只鸟，不会在我头顶上停留太多时间。这也是我命运的一个特征，或者说是个典型细节。　　我们单位总支书记想提拔他的一个亲信，但我的业务能力和位置都成为障碍，他就排挤我。恰巧T市要创办一家出版社，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我便提出调动，这种自动让位的事是很容易办成的。我第一次带着历史清楚的档案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心里特别轻松，但到T市尚不过一个月，整风运动开始，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单位那家出版社的来信，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编辑部的党支部名义写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帮助他们整风。组织上的要求不好回绝，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会上做了两小时发言，诉说肃反时我平白受的委曲，给总支书记提几条意见。总支书记在场听着，一声没吭，他脸上却好像抹一层煤烟，可怕地阴沉着。谁知这两小时发言又决定了我重蹈覆辙重度苦难二十年的悲惨命运。　　我发过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铺天盖地而来。这次，原单位是以党总支名义再次把我叫回去，宣布我为右派。那编辑部的党支部被定为“反党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编辑中有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因为给总支书记提意见而以“向党开火”的罪名论处的。　　后来我才明白，根由是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有矛盾。整风时党支部书记想把党总支书记搞掉，因为我在肃反时被搞苦了，想拿我当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变成牺牲品。这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斗争里去了吗？拿现在的话讲，这叫历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圈。我虽然说不清这怪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我已经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一次不知不觉掉进去，这是第二次。　　现在回头看，我真不必庆幸五六年肃反结论后，我如何轻松地来到T市。实际上又—次命运的阴影早巳把我所笼罩，只不过我毫无预感罢了。等我的档案材料转到T市，档案里又加了更沉重的分量。原先的特嫌还只是嫌疑，这一次右派却是实打实的了。我真是一口气也没喘过来，由一种敌人转换成另一种敌人。不过换个牌子。　　现在我接着开头的话谈，谈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无论斗谁，我都是陪绑，做个配角，用来造气氛的，不是斗争重点。运动开始时，书记搞社长，因为我在创办这家出版社时事社长配合得很好，斗社长时，我是社长“重用右派”的一条罪状，斗我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社长。后来反资反路线时，社长这一派反过来搞书记，既不会再整我，也不会使用我，我就靠边站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书记这派二次东山再起，又搞社长。因为我始终没参加社长这派就把我放在一边。当时牛鬼蛇神分两种，一种关在牛棚，一种上班来下班走，名叫走读。我属于后者，可以说很超脱了。　　出版社有个女编辑是个业务尖子。她前夫曾是国民党军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给她挂过一个特务的衔儿，其实她什么也没干过。但她被控特务定为重点清理对象，目的也是为了给社长加罪，好说社长大红伞下保护的都是些什么坏蛋。碰上“特务”两个宇，我本应该躲得远远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过院子时，她在扫地，见左右没人，塞给我张纸条，我拿回家一看，是她求我把这纸条交给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写的大字报底稿交到单位专案组。我想她大概怕牵连上家属惹事，动了怜悯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受刑挨不过时，把这纸条的事交待出来，一下于把我挂上，成了为特务通风报信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硼，天天上刑，轧杠子，使夹指棍夹指头，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不过来，受尽折磨。非逼我说看见她家有发报机和密码本，后来这女编辑受不住，把褥单扯成条上吊死了。人虽然死了，他们还逼我说她家有个发报机，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非要把这不沾边际的事搞成事实。一次他们叫我承认是肃反时漏网的特务，我和那女编辑是个特务集团，集团的头头是社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把我们往死处整，就是要把社长彻底搞垮。正像当初这一派搞书记时，居然叫一个非党群众宣布开除书记的党籍。告别了十年的“特务” 又回到了头上，我又一次掉进这历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第三次了！我总是不知不觉在这漩涡般的怪圈里转，一忽儿转出来，但没等我脱出身来，一忽儿又给更深地卷进去。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小怪圈。林彪、四人帮他们不也是一直在更大的范围里玩弄这怪圈吗？而陷在这无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里的，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呵！　　我真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那场灾难，结束了那段荒唐的历史。我从我个人遭遇的反思中，提供出什么教训，供给大家思考呢？我想，过去几十年，往上几百年、几千年，我们用了多少精力互相伤害。为了原则的斗争是必需的，但把个人的东西掺杂进去，不但搞垮了原则的神圣感，也误国误民。这是一个怪圈呵，最后剩下只是疲惫不堪的自己。你的历史书比我看得多，你说究竟怎样把这怪圈从我们民族身上摘去？　　更大的是一个文化怪圈。　　　　第21章　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乙：“为什么叫63号呢？它的内线电话是63号。”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或‘那个’。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 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　工人都这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于，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　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尽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0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定，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 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感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无法传递出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荡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子，一个是从63号逃生出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　　生死两茫茫　　1968年48岁女K市K区无职业妇女　　你别担心，我能说，那么凶的事情都经受过了，说一遍总能受得住。听说你来，昨天我把怎么说都缕好了，想了一夜，可现在又全乱了，可能会东一句西一句…　我又有点犯心跳了。　　我爷爷是郑孝胥，溥仪的老师，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爷爷他一直跟着皇上，对家里的事很糊涂。我们这种家，有什么事是不跟孩子们说的，所以“文革”时追问我祖父祖母的事时，我怎么也说不清。　　我丈夫老刘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始终做技术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官僚，这就注定我们是挨整重点。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后来说“洗澡下楼”没事了，紧接着“文革”就来了。来得太猛太凶，完全没有准备。突然一天，老刘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闯进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的花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顶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说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两个洞，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哪来的，他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我要枪，要子弹，真吓死人了。不知老刘犯了什么事，晚上老刘回来了，满屋子乱七八糟。他安慰我说：“很多人家都抄了，别怕。”我的心才定下来。我一辈子没做过事。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青梅竹马，二十二岁时嫁给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身边，我心里才稳当。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厂里的工程师们，他们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弄去游街批斗。叫我们脖子上挂个簸箕或小锅小盆，拿棍敲，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还把党委书记弄来，糊个大红纸伞，上边贴着我们的名字，叫他举着。意思是我们是他大红伞下保护的牛鬼蛇神。突如其来的，人全懵了，也没面子可讲了，就这么难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连给抄了五次，整个抽屉的东西，多少年存的好东西，还有老刘的书，技术材料，日记，全给弄走了。老刘喜欢照像，照片特别多。所以抄完之后，满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没抄家的子女都围在外边往里看。我的脑袋木了，一听声音就害怕。随后我们就给赶出 “新村”。来辆马车，叫我们带上吃饭必需用的锅饭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车。镜子不许拿，说是“照妖镜”，被赶到一片水中间的简易房子前，可是那里的街道代表出来说，他们不要牛鬼蛇神，嫌我们脏。但他们把我们又拉下来批斗一番，再赶上马车，最后塞进一所破楼，名叫“垃圾大楼”，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小屋里。厂里每天都来人审讯。他们真有办法，居然在T市老刘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亲做海军总长时穿的旧制服，还有旧军官照片，说老刘 “企图变天”。都是什么年头了，老刘就是想变天，也不能穿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们还逼我给溥仪写信，找他要旧照片，好拿这照片说明我们想恢复旧王朝，多亏溥仪回信说他没有这种旧片了，要不我们更倒霉了。他们就这么搞，想什么样儿就要搞成什么样儿。糊里糊涂的，觉得没活路了。可搞了一阵子，正提心吊胆的时候，又说问题搞完了。老刘的手表也发还给他。刚轻松几天，又反过来说老刘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说裴多菲是外国名字，我家没见过这个人呀。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反革命组织，搞政变。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儿上。　　我和老刘是解放前到这厂子来的。那时这里很荒凉。我们这种技术人工资很高，没处花，经常凑一起玩玩。老刘好客，爱照像，滑冰，打网球，是个玩将；我爱唱戏，我俩又没有孩子，房子宽敞，那些工程师们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会，多少年一直这样，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开始，大家就没心气儿玩了。可“新村”有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文革”一来他怕极了，就写张大字报说我们搞“裴多菲俱乐部”。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问题，从头整。　　老刘害怕了，他这人胆子很小，总哭，哭得青光眼发作了。我一直拿他当“定心丸”，看他这样儿，我想我应该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说：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还会再站起来。咱们不就在一块玩玩吗，又没做坏事儿，怕什么。”　　其实我更怕，怕极了。总觉得比开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谁，谁死；碰不上没事儿，这—次是看准谁非弄死不可。我巴望这时最好有一个人闯进屋，一枪把我们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别热，我和老刘乘凉刚回屋，一大堆人进来命令我俩坐到街对面去，互相不准说话。只听他们在屋里又抄又砸，，声音吓人极了，然后叫老刘跟他们走。　　老刘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来，哭得特别难过，眼泪把我的手都弄湿了。哭着哭着他又怕我难过，就对我说：　　“你放心，我们没什么事，弄清楚就回来，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里有把折扇，上边是我用毛笔写的毛主席的词《咏梅》。他说：　　“你就把它给我吧！”　　奇怪，怎么这会儿又来要我写的折扇？其实他当时心里有数，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来了。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这是他用心握的。谁想到这次握手，竞成了永久的诀别！　　他走了，我发征，发傻。那些人问我，　　“你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说。　　“你就跟我们去吧，可以给他拆拆洗洗，还可以听点他的消息。”他们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在老刘身边，知道他的情况，满心以为这是他们的好意。谁知这是他们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从我身上挤东西整老刘。我坐在车后边进了他们的厂，又进了一座大厂房——这就是63号。进去后被推进一间很小的屋，“哐当”门被关上，我一看地上一堆睡觉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坏了，坐牢了。当天半夜就审讯我。叫我把反革命罪证拿出来，我哪里会有，这就拉出屋去整。前后整整两年半，打呀，要命呀，头发被他们大把大把揪掉。我把头发偷偷塞进被子里，心想早晚一天出来后非要告他们不可。粉碎“四人帮”后，叫我上台控诉他们，一个大领导叫我放开讲，我一讲一个多钟头，心跳得厉害呀！　　开头他们叫我承认，说我家制造发报机，开黑会，还读反动誓词。他们在我身边摆着三瓶尿，一桶屎，不承认就拿屎尿灌我。他们还编了一套一套的，说我家开黑会时接国民党的党旗，叫我写，我不写就打呀骂呀，那些脏话，我从小到大就从来没听过那么下流的话，难听极了。　　每天十二点后通知我才准睡觉，五点钟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么时审就把我拉去。真打得要命呀！有一次三个壮男人把我推倒，围着踢我。浑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劲踢，鼻子哗哗流血，他们就用我抄写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肿得多少天没法吃东西，每次我都以为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们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时叫我手棒着一大堆铁链子围着椅子跑，不许停，一直昏倒下来。有两个小青年最凶，他俩把我举起来，一个抓住头，一个抓住脚，像拧洗过的床单那样拧，全身骨节都要折了那么疼，疼得我一喊，他们就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把声音放得特别大，好压过我的喊声。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认了，他们就会拿这东西去逼老刘，老刘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宁愿自己叫他们整死，也不能叫他们把老刘整死。　　他们还有个办法，就是经常饿我，有几次一天多不给我一口东西吃，饿得我把草垫子的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后来我吃饭时常常剩下半个窝头藏在稻草里，预备挨饿时吃，可有时用上它时已经长绿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后我也学精了，不硬顶，干脆胡说。　　他们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我就说：“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我就说：“每天穿一会儿，纪念国民党。”　　当他们知道我存心胡说，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升级了，今天枪毙你！”就拿棉袄盖上我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一个多钟头，其实就在工厂后边盐滩上来回乱转。然后拽下车推进一间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人。他们的问话很横：　　“你的发报机呢？”我说：“扔进河里了。”　　他们又问：“电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我说：“在新华书店买的。”　　他们听我胡说，上来三个人用木棍狠抽我，还用刀背剁我。有个人过去一直没打过我，我还认为他向着我，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来又把我吊起来打。　　转天一个打手溜进我屋来，对我说：“发报机既然没有，早晚会弄清的。看你的腿肿成这样儿，我学过医，绘你治治，你可别让他们知道。”　　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不知该怎么说感激的话。可是哪想到他借给我看腿伤，侮辱我。我呼救无人。拼命跟他对抗……这时我真想自杀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惨。守夜的一个女工劝我，我又想起老刘来。我要是死了，老刘放出来后怎么活；可我哪知道。他进来三个月受不住，拿垫床腿的砖头砸碎自己的脑袋，自杀了……我记得我进来不久的一天，扒门缝看见过他一次背影，给两个人推着。我还一直以为他活着。我俩都在63号，他既不知道我也在里边，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还有什么必要忍受这些罪活着？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们忽然对我说：“告诉你，你丈夫已经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绝于人民……”下边的话我只听见一句，“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我当时只觉得心里木极了，没有任何感觉，也没叫喊。等他们再来叫我写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刘“一刀两断”，我忽然跑出来大哭大喊，喊老刘。一下子爆发了！　　我脑子完全乱了，控制不住。忽然觉得这是假的，老刘没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经出去了，哪一天会推自行车来接我；我俩就是到处流浪去讨饭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觉得这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刘，一声声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刘就在眼前。弄得 63号的男女看守们都说有鬼了……真没想到他们来这一手……　　这样，他们就对我说：“我们厂是搞生产的，不能叫你总住在这里，花这大的代价……”就把我轰出来。我坚决不再回“垃圾大楼”那间小屋，我一看那里的一草一木，神经就发狂。他们就把我弄到另一个地方住下，还叫两个女工轮流陪我，怕我自杀。事后才知道，63号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们很怕我自杀，又多一条人命。　　老刘死那时，火葬场不给烧，是63号那帮人架劈柴烧的。然后钉个盒子，把骨灰放在里边。有一天他们来了，拿个白布包儿，对我说：“他死有余辜！”打开包，把盒子扔在地上，是老刘！我一下瘫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刘的衣服给他穿上，再戴上老刘的帽子。他就是老刘。我天天不出门，陪伴着他，他也陪伴着我。吃饭时绘它摆上一双筷子。它就傻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也不用它说话，他在，就好……　　后来，我的养女回来了。人家都叫我把这假人拆掉，别吓着女儿，我才搬开它。　　我的养女是“文革”初去内蒙古插队的。她的命运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刘从小要好的朋友。我和老刘没孩子，她生下来四十天时抱过来。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刘厂里的电器工程师，因为过去也常到我家来玩，就和我们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二掌柜，也关进63号。他脾气很倔，打得更厉害。几次给烟头塞进肛门不准大便，被踩断三条肋骨后死了，死在医院里。事后他们叫医院开假证明，说是死于心脏病。还把一张断了肋条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号”，怕将来有人查验。　　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老刘，实际上也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许多问号的一片空白。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　女　　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 “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作，给弄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了两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许我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给他。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0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 “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纸，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是老钱平生最爱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想他……不知为什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恶的结果，永远没有句号。　　　　第22章　没有情节的人　　1966年28岁　　男S市某科学院科研人员　　一下子打懵了——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精心地塑造自已，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郑板桥的四个宇“难得糊涂”——这次叫作有惊无险——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我的经历很平淡，没有大喜大悲，高潮低潮。你写东西需要情节，可是我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但我找你，是有满肚话要说——这没情节，是我自己制造的。就像有些小说或电影，故意没什么情节。可一个人在“文革”大风浪里，要使自己没任何情节，谈何容易？这需要很清醒、很精心的设计。我先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贫农出身，解放后受重视，从中学到大学享受免费助学金，理所当然入了团，什么都好，一片艳阳天，很幸福。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成长得快，一路顺风，对以后政治的变化根本没估计，轻松，随便，甚至比较放肆。　　五七年开始出毛病了。我说放肆吧，鸣放时什么都敢讲。别人不敢讲的我讲。马上，我担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斗争，检查。说我忘本，变质，右派言论。多亏班主任人好，非说要挽救我，才没定为右派，可是内定右派，团组织给了严重警告处分，晴天打雷，当头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们这代人，经过五七年，性格就来个大扭曲。原先开朗轻松，一下就变了，有人变精了，有人变闷了，九十度大转弯。我这个人还算清醒，意识到人家从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还想干点事怎么办？开始苦苦寻找一条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为自己，并不太难，放弃理想，志愿，随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辈子下去就是了。难就难在你并不想为自己，还想为国家。　　五七年后，我被下放到农村一段时间劳动改造。我是农民的儿子，干活不比任何人差，于活是我的家传。可是我一钻业务就麻烦。农闲时我看外语书，麻烦了。马上抓住我，说我学外国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白专；拔白旗，拔了我好几次。但我总不能像那些人，睡懒觉，没事瞎吹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吧！怎么办？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灵机一动，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看。大队书记说：“你怎么又看这资本主义的玩意儿？”我说：“你看，这不是资本主义，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书记没话了，他怎么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这一下，我胜利了。索性买了英文版全部马列著作、《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等许多书，练习英语。这个胜利使我发现了一条绝妙的道路：在夹缝里求生存。石头缝里也可以活，当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这缝儿了。　　我在农村改造一阶段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我是学植物专业的，学校有位教师过去在美国搞除草剂，就是不用人工锄草拔草，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生在农村，深知祖祖辈辈在农田那种原始的劳动方式的艰辛。我决心要在中国搞除草剂，推广化学除草，把农民从田地里解放出来。可是中国的生态、土壤、气候、杂草的种类分布与外国不同，必须花费很大心血做调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来干。这目标在我心里牢牢地确定了。　　可是，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农科院，从“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国没有真正搞科学的地方，处处，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们，政治小应声虫们。又不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来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来。整成一团团，谁也解不开，愈整愈带劲。要想完成自己的志愿，就必须像当年学外语那样，想个绝法子。我对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会成为挨整的重点；可我犯过错误，也不会成为红人。好了，我就把握住这点——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成了罪人什么也不能干，成了红人一样什么也干不成。我又想，我有两个好条件，一是我搞植物专业，可以躲到农村去；一是我出身农村，农民生活对我毫无难处，去农村等于回老家。于是我向院里提出，说我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扎根农村，把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认真改造思想。这提法很时髦，我又把话说得很诚恳的样子，马上被院里批准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下边。S市周围农村几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种杂草都象长在我心里。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剂就拿到农田试验，一有成效就推广。院里搞“文革”，两派斗，开会，我尽量躲着不去。我有办法，逢到院里叫我去开会，参加运动，我就请公社或县里出面替我请假。我和农村的关系好，搞除草剂对他们确实有很大帮助，他们肯为我请假。我到处搞试验田、开现场会，故意把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院里一来电话叫我去参加运动，这边农村干部就在电话里喊：“不行，我们贫下中农现在正用着他呢！”就替我拦了。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干什么都有记录，十年里记了整整十大本，防备人家查呀。一次院里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县里调查我的现实表现。县里就说我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如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农村干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农村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干，可是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情况，政治上的大情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我精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精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 “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潮，没起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　　　　第23章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1967年32岁　男　　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　“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　闻名全国的六0九大武斗— —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　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　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 —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宇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 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于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 “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并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高潮是闻名全国的“六0九”事件。　　六0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 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0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0九厂已经给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0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0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0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0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0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0九，实攻制铣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0 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0九侧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七—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而且再没回来。江青闹着：“我有证据，你们那里有人开黑会。”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讲话”，又叫“二黑事件”。说有人在我们城市开文艺方面的黑会，要夺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对文艺的领导权。这事扯上我们大联筹下边的文艺界造反组织，这究竟是嘛会，开没开，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江青宣布：“大联筹是有严重错误的组织。”陈伯达跟手也把我们否了，扣上“反动组织”罪名。大联筹趴蛋了。　　返回来的路上，一个头头对我说：“回去后，咱怎么跟兄弟们交待，反了吧！”　　我说：“傻小子，不行！谁再反，可就是反红色政权，反中央了！”　　回来后，我们把各条块组织的头头都叫来，我说：“你们说我们背叛也好，不够意思也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儿起，大联筹宣布解散！”我们没动，一张闹事的大字报没张贴，就散伙了，大形势算稳住劲儿。　　对方就奇怪了。大联筹这么大力量，怎么就没动静呢？陈伯达也说：“××市为什么这么静？××市是全国解放时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资产阶级实力也相当雄厚，怎么这么静？”要说也是，多少万人声势浩大的大组织怎么会说完就完，连点声音也没有。可我们不傻，只要一动，多少人命白搭进去了。　　“支左”就把我们这帮头头弄去办学习班，一帮呱呱叫的参谋们都上来跟我们谈话，摸底。一个参谋对我说：“肯定有高人在你们后边出主意。”　　我说：“为什么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联合前，他们把我们一个组织围在工学院内，游行，喊口号，想挑起武斗。我得消息后，马上决定，不能去打。我说，他们喊口号是文斗，咱一打，武斗的责任就是咱的。我调人，把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驻地围了，也游行，喊口号。这一来，那边他们围工学院的人不打自撤。这参谋说：“老实告你，你们当年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记录。你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谁的主意？”　　我说：“不才，就是我。”他说：“我不信，你有这能耐。”　　我说：“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种兵法都写在上边呢。”　　打这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秋后算账的，他们还真有根，真厉害。　　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狲散，唯独我们“电车红旗”还没散。第一，因为我还是工代会常委，没倒；第二，我们厂老工人是看我长大的，信我。以前我写东西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都记得。这就决定了上边非要把我拿下来不可。没多久，我们一派头头都挨整，当上市革委委员的那个人，无中生有硬给扣上“轮奸犯”捕了。工代会翻出我十年前被“劳教二年”的老账，说我不够资格终于拿下来了，内查外调一通搞。我呢，心里有底，早就预备着这场清算，咱一不胡说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没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厂干活，一边应付外边来人没完没了的外调。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触的事太多了，谁出事都来找我查证。咱本来就是草民。在房头上是草，掉在地上还是草。心想“文革”这段就算结了，可这次我是傻小子了。谁知道这一下不是掉在地上，是他妈彻底掉进万丈深渊。　　突然一天，公安局军管来人找我，问我六0九武斗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0九侧面看到的那个推土机的人怎么死的，照实说了，他们记一记就走了。我只当没事。转两天，来了三个人，说叫我去一趟。我说我去小便再定。他们居然出一个人跟在我后边，我心里小鼓一敲，心想不对。随后就跟着他们出厂，进了法院，到传达室后边一间小屋。他们说：“我们三人是法院的预审员和公安局的侦察员，咱们一起学《老三篇》吧！”　　我说：“《老三篇》我会背，不用学，有嘛事你们直说。”　　他们说：“六0九的事，你还有一档事没说。”　　我就给他们三个字：“没有了。”这就僵注了。前后僵了一个礼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个地方，进去就关进一间大屋，我一看，监狱！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0九的事在心里细细翻几遍，再没别的事呀。还有嘛更大的事要进监狱，心想只有等他们说了。　　夜里一点多，进来四个人。头次见到这位军代表，大个子，山东口音，挺凶，进门一屁股就坐在对面，一个记录员坐在我身边，另外两个在我背后溜达着。我看不对，赶紧紧鞋带。我练过武术，打过球，咱也得预备预备。身后那俩问我要干嘛，我说天凉，脚冷。　　军代表开口就问我六0九现场的情况，我记忆力相当好，对他细细描述一番。他指一个地方，靠后门。我说我只去过前门和侧门，这地方我没去过。他再细问，我说我没去过，自然毫无印象。他就火了，说：“你不老实，我就叫你变！”　　我说：“怎么变也变不出假的来。”　　他一拍桌子，大叫：“混蛋。”我一扬脑袋，也叫：“你混蛋，凭嘛骂我！”　　后边一个，上来照我脖梗子就是一拳。我下意识反应，屁股没离凳子，飞起一腿，把他踢到一边。军代表扑上来，一把抓住我头发，我一发力，把他连桌子猛地推倒，我的头发也被揪掉一把。我想今儿没好了，砸一个是一个，站身抓起凳子朝着跑到墙角那记录员砸去。军代表二次上来拿桌子别住我的腿，另两个就势把我按住，军代表狠劲给我两脚，全踢在嘴上，后一下吃上劲儿，满嘴牙全活了，一口血。跟手一通死揍，我动不了，也不动，叫他们打，好打一阵，才停住。　　我说：“还打吗？”军代表说：“你行凶！”　　我说：“咱谁先打的谁。我都不知道你姓嘛，凭嘛打你？”　　军代表说：“好，告诉你，我姓×，是这里军管会的首席代表。”　　我说：“我也告你，我一没罪，二还有公民权。你再打我，我就还手；你把我捆起来，我还能使牙咬你。”可是，我的牙都赛琴键一样了。　　转天，他们再来，对我说的话露出点儿骨头了：“你说的不对，你有一条人命，不是推土机上那人，那人没你的事，我们知道，这是晚上九点多的事。”。　　我一听，没影儿的事！马上回答：“我的脚负伤了，四点多就不在现场了。我有好多人都能为我作证。”　　军代表说：“你不老实，铐上！”　　我傻不吸吸，还以为像电影里那样，打前边铐，不对。三个人把我按在地上，反镑。先把两条胳膊反关节别向后，铐子是扁圆的，套上不能转动手腕，然后楞掰胳膊往一块兑。就觉得肩窝的肌肉全绷起来，生生地撕裂。铐住后，人都坐不下来。我脑门直掉汗珠子，牙打战嗒嗒响。我说：“好呵，你们还有法吗？我有公民权呵！”　　军代表不搭理我，看表，二十分钟，摘下，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隔一天，宣布对我拘留，收进前监的监号。当夜十二点提审我时，军代表说：“你今天性质变了，你是在押犯，这是法庭。告明白你，别以为你不承认就没事。没你口供，我们照样判你。”　　我火了，说：“判我只能判我无罪，要不，是你们犯法。”　　军代表说：“好，先叫你体会体会。”　　打那天就饿我。我前后饿了两年半，每天早晨一小碗稀饭，进肚子不单不管事，只起到勾起饥饿的作用。这一饿有个特别体会，原来静坐的时候比干活更容易觉得饿。饿得我前胸贴后心，眼瞅着肌肉往下掉。到后来拿手一拔胡子，一掐一扯，指甲盖来个口子。指甲还可以来回搬，弯过来弯过去，像软膀蟹盖儿。上台阶，七八蹬就得喘一阵子，最难受是脚后跟在地面一墩，里头五脏六腑往下揪。我住的监号紧挨市面。市民的各种声音都能听见，打窗户还能远远看见我的家。妈的，这倒霉地方，换个别的朝向的监号不好吗？天天早上，热豆浆炸油条的味儿往里边飘。有人问我在监狱里嘛滋味，我说就像躺在一个顶小的小棺材里，棺材盖就顶在鼻梁子上，浑身动不得，我没罪呀，这滋味受不了，总觉得要疯。　　再说回来，饿我半个月后，又提审我，军代表问：“感觉怎么样？”　　我说：“你想别的招儿吧，我适应了。”这话惹祸了。军代表说：“好，拿绳子，马上。”　　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块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缠几道，再勒绳子，好叫绳子不勒出印儿来。然后使绳子把胳膊向后反煞，使劲煞到最小距离，只听我的肌肉滋滋撕开，小血管蹦蹦扯断，再用绳子把手腕逮住，楞煞到耳朵边。这罪咱头次受，一次管够，二次还不如砍头。这一下，我四个月缓不过劲来。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攘不成拳头，吃饭拿不了筷子，使勺儿也总脱手，握力没有了……可直到这时，我还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挺住，活着，等着，听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七0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车把我拉到原单位，进了厂里的礼堂。进去一片漆黑，窗帘都拉严，不知台下会有没有人，台前坐着军代表和法院一帮人，两盏长方形舞台灯直照我的眼。看意思今儿要楞判我了。　　他们说：“你现在交待，还有机会。”我说：“我没嘛好交待的。”他们说：“好，回头！”　　我回头一看，一排人站着，原来都是我组织里的那帮弟兄；左边站着一个给警察押着，正是我的贴身护卫，跟我关系最近。　　法官叫他们揭发，出证。他们一说，我才明白：　　六0九武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靠后门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贴身护卫拿消防钩子把对方—　××纺织厂一个人脑袋打开，当场致死。我又指挥他们把尸首处理，然后与他们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说—　就这事。　　我才知道这笑话！这完全捏造的谎话，居然拿到这种正式的官方场合，郑重其事说出来。我气得肺要炸了！他们一个个揭发，我就一个个驳。　　军代表说：“铐上，不准你说！”只准证人揭发，不准我开口。我再一张嘴，台下忽然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我。原来台下坐满人。后来打监狱里出来才知道，那天叫去参加会的是我们公司的全体党员，不叫群众参加。　　我再一琢磨，坏了！揭发我的，全是我一帮铁哥儿们，口供又完全一样，没跑了，死罪，非弄死我不可了。会上给我定性—　杀人犯，我那贴身护卫也是杀人犯。我就不明白了，那贴身护卫为嘛承认这没有的事，还揭发我，他不是自我灭亡吗？可是这会上没判刑期，因为他们还缺我的口供。　　转天一早，军代表给我念头天会上的记录，叫我签字，想拿这东西代替我口供。我问： “为什么记录上没我的话？”　　他说：“没必摇就不记。签字吧！”　　我拿笔在上边写一行字：“此案有原则出入，死不瞑目！”后边又写一个很大的“冤” 字。　　军代表说：“这么写不行。”　　我说：“你的语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签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负责。”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问我：“你是不是想翻案？”我说：“是。”　　他说：“告诉你，枪毙你很简单，现在公检法合并在一起办公，喝着茶就把你决定了。我还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毙你！”　　我说：“我要留遗言。”他说：“不行！”　　我说：“你还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产党！从小人书上看，历代皇朝都允许罪犯留遗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将来谁给翻？”　　他说：“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居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写了字的那记录撕得粉碎。　　我气得骂他：“你他妈凭嘛撕，那是原始凭证，你还真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要死，嘛都豁出去了，大骂他。　　这回，他给我砸上一副生铁铸的大脚镣，据说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没见过这种大镣，趟不动呀。我坐在牢里看屋顶，饭也吃不下去，又气，又火，又冤，可没辙。　　同屋有个老犯人对我说：“小伙子，你别跟他们硬顶呵，他们就是要你口供。你没有不说就是了，硬顶，没用，白受罪。”　　我说：“他们把我原始凭证撕了，我太难过了，死无查对呀，这不永远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个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预审员，他问我：“你真没有这事儿？”　　我说：“当时我很少一个人活动，对立面整天盯着逮我，身边总有一堆大活人保护我。那天我是四点钟负了伤离开现场的。好几个人都跟着我走的。可他们楞拍在我身上这事，说是九点钟以后的事，我怎么可能参与？可是我那帮弟兄不肯给我作证，面对面说瞎话，硬说我负伤是假的，把时间往后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挂在一起。再说，我坐车回去时，同车还有别人呢，我还在厂医务室敷的药。我写了这些证人，都给他们甩了，我问，他们不回答。”　　这人说：“你拿张纸，把事情的全过程如实写清楚，每一段时间里有谁能给你作证，全写在上边，最后再写一句‘永远以此为证’。写完之后别交给军代表，就交给监狱值班的。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规矩都得登记入档。这不就行了？记住，如果你真没这事，千万别乱说，否则，一害别人，二害自己。共产党有个规矩，不管当时怎么样，多少年后总得复查。这一点你必须相信。”　　还是人家干这个的，有这方面经验。多亏他这话，真救了我。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这份材料真的进了我的档案。大概就因为这份材料最后没能把我处死。宣判书上说我“在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极端狡猾，拒不认罪。”可能就指这材料说的。　　判我刑时，并没公开宣判，而是在狱里“蔫判”。判我无期徒刑，终生监禁，打前监挪到后监执行判决。打那以后，虽然我还不认罪，却认头了。没有的事也能判无期徒刑，咱嘛也不信了。不相信国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觉得从此，一条血淋淋的尸体扒在我身上，死粘着我。扯掉一层皮，也拉不下这尸体。监狱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再顶也没用了，我也没有出来的一天了，一辈子活夜里边也死在里边，这就得换个活法儿，我好打球，玩吧；我有能力，帮狱里做点事情。他们也没必要再饿我了，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跟死亡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着死”，到了底儿了，有嘛放不开？可我没忘了一件事，每隔一段时间，准写一份申诉书递上去，申诉自己无罪，可每次申诉准驳回。他们不怕我写，我也不怕他们驳回。监狱认为，法院不是白吃干饭的，不能没根据随便判人，可是监狱的任务就一个：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顶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们干脆不理我这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别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满十年时，“文革”完了，我心气儿变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愿望，可我接连碰到两次打击，心气又低下来。　　头件事，当时中央对判处长刑的犯人有所考虑。八0年给我改判为再坐十二年牢，《改判书》上说我“认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讽刺！我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 “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0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0九事件中我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绘他上的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又绘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0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　”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是：　　“×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　　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徒刑。经判定，×　　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于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定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　”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0九死的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第24章　忏悔录　　1966年19岁　女B市某歌舞团演员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我给他写了一封居然没有称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镜在画报的剧照上寻找我——六一年爸爸饿死——他的遗言像一条鞭子——每次谢幕都是给爸爸鞠躬——他肯定听见我的忏悔了　　哎，作家，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重活一次？这是谁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没有失误，活得聪明而真实，活得不留下任何遗憾，但为什么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无从弥补，愈活愈沉重，最后不是死了叫人埋进黄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压到土里边去。我多想重活呀，哎，这是不是唯心主义者的自寻烦恼。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债，可以想办法去偿还，但如果你欠的是一个死人的呢？那就注定无法挽回，一辈子带着愧疚，如同手里攥一笔无处偿还的债，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职不是抚慰人心头的创痛吗？你说人碰上这种苦恼该怎么解脱？嘿，作家也没辙了吧。有人说，因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注定人是悲剧性的，你说对吗？既然悲剧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认了；认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思恩怨怨全都了结，是吧……我是不是开头就把话说糊涂了，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着头脑，自然不是！我也不知道现在心里边为什么又乱起来，其实早在八宝山那次我就平静多了。八宝山那次？对，那是给我可怜的色爸开追悼会。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正在舞蹈学校上培训班。这培训班是国家一流的，目标是培养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赋，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里知道他在抗日期间，曾在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后，爸爸他们千辛万苦，转移到昆明，常常半饥半饱站在舞台上为了唤醒民众，保家卫国……在我的记忆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们的怀里，被轮换地抱来抱去，他们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爱的小猫儿。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我说他好，就凭着所有人看爸爸时的眼神 ——信赖、喜爱、尊敬，这是一种直觉；我说他最爱我，也是凭着他看我时的眼神——疼爱、鼓励、信赖，时时还闪出令人兴奋的爱的激情。这也是一种直觉。直觉是孩子判断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别人说我爸爸是坏蛋，我会怎么反应？当然会坚决反对，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太简单、太纯洁、太天真了。我十三岁呀，老师们认为我还要小得多。我们在院子里上课学习戏剧的“起霸”和“趟马功”，腿绷不直，老师气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吓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进嘴里。因为我天真可爱，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资，培训班把我当做宝贝和尖子。还常叫我去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动，向外国首脑献花。记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击中山公园游玩，那次选了我和一个男孩子去给毛主席献花。毛主席接过花，还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我给毛主席献了花，一直拉着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兴。”这拿俗话说：对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这天正要派我去给来访的金日成主席献花，我已经打扮好，后脑勺儿上扎一个玫瑰红带白点的丝带蝴蝶结，老师们都夸我漂亮，我兴奋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沉着脸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么事。”我问，真是晴天霹雳。我对他下面的更没有半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