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2

我这三十年呀　　1966年 50岁 男 T市某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三十九岁定为高级知积分子——四十岁打成“右派”赶到农场掏粪——帽子一天比一天 重——五十岁“文革”遣送农村老家——糊里糊涂当了十年地主——六十岁开始自己奔落实 政策——六十四岁回到城里一切全完——七十岁人的梦想　　我老了，人一老毛病就多了，说话爱絮叨，可别嫌我啊。嫌吗，不嫌我就说了。我这一 辈子呀，打哪说起呢？要说“文革”十年的事儿，还得说这前十年和后十年。加在一块这是 三十年。这三十年前因后果都是连在一起的。　　四十岁打成“右派”，五十岁遣返老家，六十岁返城退休。今年我整七十了。　　我十四岁离家外出求学，二十岁参加工作，打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搞铁路设计。五六 年那年定为高级知识分子，算副教授，政府还发了证书。我懂得好几门专业知识，又有实际 经验，包括施工、管理，加上当时年富力强，是我们设计院的技术骨干。这可不是瞎吹牛， 有好几条铁路干线都是我主持设计施工的。那时干劲可叫大呀，常常激动得自己夜里合不上 眼。　　事情最早出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才刚刚四十岁。有个党支书对我说：“哎呀，你是 咱单位有影响的人物呀，你要不带头鸣放，咱院的运动就搞不起来！”我想也是，放吧，写 了张大字报，这就坏事啦。那时我对党没什么意见，真没什么好提的，心里也知道不能乱 说。可我对院里一些工农干部看不顺眼。因为我在这单位干的时间最长，算个元老，对很多 人的来路都清楚，他们根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 职有权，专管人。有个人事干部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我就把这些事写在 大字报里。这下糟了呀，大鸣大放忽然一转变成了“反右”，他们就批我“攻击党的人事政 策”呀，还说我有反党言论，说我说“章罗联盟胆子大”，赞美“大右派”。我哪敢那么 讲，只是私下和一个同事哺咕说，“他们这样反党，胆子真够大的。”被同事揭发出来，意 思也变了。就这点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我们总共五百个知识分子，一下于打了八十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七。当然后来全 部平反了，都是错案。我当时就搞不懂了。心想，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百分之 一到三，怎么五百个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对我的处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交待后从主任工程 师降成普通工程师，工资由一百四十五块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块，这在我们“老右”中间算 是头等待遇。可是戴帽子总有压力。我也没什么话讲，心说只要好好干两年，帽子自然摘 掉，哪能愈来愈重，只能愈来愈轻。是吧！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愈往后愈严重。开头搞工程还让我去当队长，后来只许搞设计， 我也没意见，只要让我搞专业就行。到了五九年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做 技术工作，一律做体力劳动。我就下去搞地质勘探，当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拼命干呀，心说 不掉层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干体力，夜里把我叫去开夜车帮忙搞设计，多累也干， 张家口那边一千多公里铁路设计就是我打了两个多月夜班给拼出来的。这时还不算顶糟，打 夜班就打夜班吧，总还摸得上自己的专业。　　六三年院里办个农场，种莱为主。不是闹自然灾害，副食供应不上吗，这么搞，叫自给 自足。我就被派到农场干活。这下跟自己专业完全断线了。当时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 也有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的，反正全是坏人。最脏最累的活是掏粪，赶粪车到住宅区的化粪 池去掏，再拉到农场。这些人中属我力气最大，身体棒，身高一米八几，算得上一个赳赳武 夫，不怕马踢人。我主动要求“我去干”。粪便在化粪池里发酵后，有厚厚一层浆浮在上 边，下边是汤。勺一杓，粪溅一脸一身。我动了脑筋，改造了粪勺，还拿铁板做个流槽，装 在粪车上。这么一搞效率提高一倍。农场里的人都喜欢我，小青年还称我师傅。这时听说上 边有指示，给“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个半的指标。我搞不懂，这半个怎么算呀，据说 是按比例下来的，够不上四个，所以是三个半。有人悄悄告诉我，我这次摘帽“榜上有 名”。那时别提多高兴了，干活更起劲。可怎么等也没动静。后来听说，因为庐山会议，彭 德怀一闹，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农场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小青年们立场不坚 定，界限不清，和“右派”们打成一团。从此没人理我了。我真有点失望，本来以为好好表 现就能摘帽子。帽子应当一天比一天轻，可事实怎么一天比一天重呢！　　转年，科研单位搞“下楼出院”，设计室门一锁，唿啦全到施工现场去，闹得好紧张。 我们一帮“老右”也去了。有许多活别人干不了，还得找我。比方一个地质纵面图，临收工 时只有三条线。上边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动图板，他们悄悄夜里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个晚 上，把二百多米横断面图画出来了。图拿出去本家都叫好，2.5毫米写一行仿宋字，细致 活啊。后来这图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干活，画图，还到伙房帮忙，洗碗、洗菜、扫地、倒 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拿桶把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这些活都叫 我们包了。大师傅说：“你们来了倒不错，我们轻松了。”当时一位领导告我说，要考虑给 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气倒不是要骗我。可这回没等我高兴起来，“文革”就来了。唉，一 看这势头，摘帽的事算没指望了。　　我们打施工现场到设计院，院里“文革”已经闹开锅。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下边有一帮 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卫红色政权敢死队”，都是些年轻有劲的小伙子。在我们那个住 宅区，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被抄、被专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去，光自杀的就十几 个，跳河、跳楼、抹脖子的都有。开头我没被揪出来。一来呢，我一直老实改造，不惹他们 注意；二来呢，有“两厂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经验，说我这种留职留薪的“右派”属于原地 改造，要区别对待，不遣送回乡。我以为自己这样一边眯着干活，就没事了。　　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个站场工程师烧大灶。五个灶眼，天又热，光着磅子 正干得起劲哪，突然来了几个“捍卫队”的人，说：“把东西带上，跟我们走！”我想大概 要出事了。没敢吭声，跟他们去了。　　刚进门槛，就给他们一推说：“向毛主席请罪！”迎面墙上接张毛主席像。我想，请罪 就是鞠躬吧，连来了“三鞠躬”。一个小伙子上来“啪”给我一个耳光，说：“你连请罪也 不会！”我赶忙再鞠两个躬。还不行。后来才知道，请罪要鞠双数的。三个五个都不行。我 们“老右”向来不准参加批斗会，这规矩哪里懂，怎么搞得清楚呢？这就关进了“牛棚”。　　当天下午把我拉去批斗，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老牌右派”。同台批斗的还有三个 “反革命分子”，其实主要斗别人，我是陪斗。我想我至多是个配角吧。可大会结束，忽然 宣布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这就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第二天，一个领导来叫我交待：“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明天抄家。”我说：“没什么好 东西呀！”他说：“凡是高级料子、高级服装、高级餐具、金银首饰、存款都抄。”我说： “别的要不要啊？”他说：“就要这几样。”这领导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当保卫科长。可等第 二天抄家就不那么回事了。一辆卡车开来，见东西就往上搬，连破烂也往上搬。当晚我父亲 就吓得上吊自杀了。　　两天后他们通知了我，我说：“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他们说：“畏罪自杀。”我听了 心里有气，说：“畏什么罪呢？”他们说我顶撞了他们，说：“自绝于人民。”我没话可 说，向他们告假，要把我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他们说：“你这家伙不老实，还敢乱说乱 动！”马上斗了我一大顿。斗完让我写检查，结果还是不准我给父亲去送终。烧尸的时候， 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没拿回来。那个时候死人大多，火葬场烧不了吩，每人都买一个 三块钱的盒子放在尸体旁边，盒子上拿粉笔写个名字，三天后不来就没有啦，也不给开收 据。那么多尸体，集体烧，烧的骨灰也不准是谁的，完事撮一点放进去就完了。哎，那就不 管它了。反正认准是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母亲坟底下，心里不就没事了吗？可我们全 家都给遣送走了，没人拿。到了七八年，我为落实政策的事回来，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场。 接待我的是几个小女孩，听我一说呀，她们都很激动，帮我一通翻，最后还是投找着。那时 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们搞来一辆卡车，十来个戴红箍的押我回家，叫什么家呢，四角全光啦， 我父亲是在家上吊死的，吓得我老姿孩子天天哭，一见我更哭了。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 没过几天，大卡车又来了。三个壮壮实实的人押着我们全家，我、我老婆和五个孩子遣送回 到湖南老家。那地方离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几里地。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烧灶那时，他们就拿我一张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联系遣返的事 儿。跟生产队一接头，材里人看照片都说不认识，有些老年人说，这老头（我父亲）认识。这 就把我赶来了。可我十四岁离开家，没人还认得我，家里早什么东西都没了。村里不乐意我 们来。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材总共一百三十二亩水田，一百三十二个人。按人头一 个人才一亩地。我们一来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几千斤粮食，哪来呢？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们去的人就去找县委，又闹哇，又搞哇，硬压下来。不过生 产队提个条件，说我们去了没地方住，也没粮食给吃。九月份了不是，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 粮食呢。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答应出钱，起三间茅草屋，土坯草顶的。二百块统一 间，六百块，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绘七个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 数，二百九十四块，还打县里批了两方木料盖房子用。这算很优待吧，可生活费不给我 们。交生产队。生产队就能发点小财了，肯接收了。到后来我那房子根本没给盖，是拿猪房 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头都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定了。　　我到家不到五分钟，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营长，带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就来 啦，叫我家七口撂下东西，一排站好，给训话。头一句就说，你是地主分子。哎哟，我心说 我是“右派”怎么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后才知道，农村没有“右派”，他们恨不起来 呀，地主是最坏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问。地主就地主吧。这就又当了 十年的地主。　　我当地主没什么，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参加民兵，不能参加集会，还不能 念书。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没上学。　　这武装部长说，你们记好了，第一是不准乱说乱动，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里来客 要先登记后汇报，啊！还要我去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开会倒不难，每月才一次。一到先 点名，治保主任往上边一坐说，“哎，你们汇报吧，有什么事没有，自己说说。”他消息很 灵通哪。这个四类分子，你昨天干什么了，你那天怎么怎么样，训一通。我算不错，基本没 挨过骂。我改造态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后来还叫我当四类分子组长，念报纸。 农村人都不会念报，我当然行，高级工程师哪能不会念报，还叫我带着“请罪”。请罪这玩 艺，我更有经验啦，鞠躬要双数，是不是。　　当“右派”搞到农村没饭吃呀。那物质在大城市想象不到。这儿一人一亩地，一亩当时 只八百斤，还是早稻晚稻加一块儿。从中要拿出公粮、种子粮、饲料粮、还有超产粮，剩下 的就没啦。公社规定二百斤基本口粮，这二百斤是毛粮，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 一个壮劳力最多一年五百个工。你不够呀，贫下中农还不够吃呢。多亏我成“老右”有过锻 炼，能干呀，一年能干到六百工，不过叫老婆孩子们—分摊就够劲啦。　　钱呢，更苦了，没一点来源。你工分一年结算顶多一百多块。可我的小孩多，还得拿钱 买口粮，一扣就全没了，还要欠。四类分子不能欠。不能欠最后还是欠着。在农村首先要把 人的关系搞好，搞好了全好办呢。我懂点医，会几下针灸、艾灸、拨火罐啦。这个成分不好 也出不了事。耳针能扎，心脏穴位不能随便扎，我都看好了的。一般头疼、伤风，扭一下， 敢治，也能治好。治病不要报酬，跟人家关系不就搞好了吗。还有一个，我一下乡就看出农 民要有点钱就得养猪，可是猪瘟一来马上坏事。我找个兽医拜师，唯一就要点青霉索，在猪 耳朵后边二指宽地方打—针；很快就好了。公社只有一个兽医，那地方大呀，一个人走不过 来，谁家猪病了就叫我去。我寄点钱给城里的朋友买药寄来。人用的青霉素也行，还便宜， 八十万单位一角钱、八分钱，一次买一二十支。人家夜里喊我夜里去，早晨喊我早晨去，这 么一搞和人打交道就好多了。后来大队支书、治保主任对我都有笑脸。经我再三说明，我的 成分是“右派”，不是“地主”。七五年他们给我开个会，宣布我不再是地主。这就等于落 实了一半。农村人不知什么“右派”不“右派”，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对你就两样了。　　我的技术可完全使用不上。你有长处，可是人家讲阶级路线呀。有次修大堤，打好土， 要压滚子。那么大个轱辘滚，你这边拉，他那边拉，拉不动，我说你们那劲没使到一块，我 来打号子好不好。我是搞过铁路的，现场上桥梁、墩子都搞过这个。我一叫：“拉——起— —来——呀”‘一齐使劲这就拉起来，蛮好。这时有个队长，他是党员喽，突然想起来，不 行，不能听他的，我们贫下中农不能叫阶级敌人指挥呀。不行就算了。可人有能耐就想使 呵，是不是。七三年，我们公社书记要修水库，他想人家华国锋原来是湖南一个地委书记， 修过一个灌溉渠，有名了，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去了。他就把人叫去，在一个大山下边挖挖， 培一条坝，存水，也搞水库呀。我一看，没水源呀。他说下雨水打山上流下来。我说这叫 “汇水面积”，不够大呀。再说不下雨，不是没水吗。他说不是还有泉水往上冒吗，我想糟 糕了，就说这有个水平的关系，引水量跟这个山的水压成正比的吧，压住你，你的水就送不 上来了啦；他不懂，非修不可，我就不敢讲了，再讲就是搞破坏了。为了这没用的水库，花 多少工，干了多少年，就搞不清楚了。还谈得上什么用不用你，根本不叫你说话呵。愈有能 耐愈碍他们的事吧。　　我敢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我对国家铁路是有贡献的。把我搞成这样，可我总想， 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刚遣送到农村时，我五十岁，我还想，总有一 天还会叫我干事。再等二十年也没问题。我身体也没问题。这就一直等到“四人帮”完了。 我六十岁了，到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吧。　　落实政策原来也得靠自己奔呀。七八年初十一号文件下来了吧。我在家等了三个月，等 来等去，怎么没动静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对不对。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觉得把人 都压矬啦。等着等着，我说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队，大队队长支持我，给我开证明，没这证 明我不能乱动，我还是得因规矩矩是吧。拿了证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担责任，我 说又不叫你们写别的，证明是大队开的，你给盖个章就行啦。秘书还不错，打个图章，我就 回来了。　　这时院里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的还都是老人。不过他们又都升 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设计院的，他们都挺客气。书记说，你的落实政策在咱院放 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呆着没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组织部 呵，统战部呵，催院里给我落实。我想没有个说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来啦。没想 到，他们先压我一下，叫我“复职退休”。我急了，我说：“我才六十呀，棒着呢，还能干 呀，不退休行不行。”我还说，“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干你还不清楚。”他赶紧说： “你当然是能干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我交底给你，你不退休不好办哪。”那时大城市 户口不好进，想办进来就得退休，否则，一家吃口就得永远呆在农村。复了职不干活有什么 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没办法。我一家人总得回来呀。　　组织上给我做了结论。大致这样写的：“某哪哪同志反右期间的言论，基本上是对某些 具体事讲的。‘章罗联盟胆子大’这句话有错误，但不追究，够不成右派。”结论附在档案 上，叫我看过同意后签字。我翻翻档案一看，唉呀，乱七八糟的揭发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 上。既有捕风捉影，也有胡编乱造。比如一个支部书记，当时在我手下当实习生，因为我不 重用他，他就说我“串连了许多科室三十多人联合反党”。串联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张三、 李四、王二麻子，他怎么不写呀！管落实政策的负责人说：“你看这结论要不要得，要得就 签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签字，不签字不能摘帽子。戴着帽子还是什么也办不了。为了摘 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笔写了：“同意结论部分”几个字。他笑了，说：“你们 知识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他们不把“反右”那些不实之词全拿掉，说你还有错误，是给你留个小尾巴，小辫子， 怕你神气起来吧。你一神气，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对不对呀！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报个喜。开口找院里借点钱，我儿子春节要结婚。乡下讨媳妇要 花不少钱。他们说研究研究。等到春节前几天才找我，说：“这钱别借了，把你的钱发还给 你吧！”这时已有政策，补发工资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块，“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万 五千多块，等给我时是一万四千多块。原来他们这阵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挣了多 少钱，扣除出去了。当右派扣的那些钱据说没政策，到今天也没补。一想这事，还觉得自己 身上有个右派的影子，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钱，就跑回去。唉呀，村里人见我一月一百多 块，拿我当大人物啦，都来我家串门。可我很快又跑回来了，我没搞清楚，到底叫不叫我回 去呀。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一阵子还听说要冻结，我心里着急，到处找人，一直拖到八O 年，市委发一个文件，规定：“凡是冤假错案遣返回乡的原则上都要回来，除了已经在当地 结婚生子的人。”我大儿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回不来了。余下五口又很闹一会儿，最后市委 一个劲儿打电话催问，我们院总说“马上就搞好了”，“马上就搞好了”。直到六月份才搞 到户口迁移证，可又没房子，再等到搬家已经十一月了。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毕竟耳 朵不行，眼不行，腿也差得多。打五七年到现在，我能贡献多么多，其实只贡献那么一点 点。我的问题就像我们老家一旬俗话，“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落实了，反而不叫 你干事了。到现在只能给街道副食店干点会计。在家闲得难受着呢。街道问我：“你干得了 吗？”我说：“当年铁路施工预算我都搞，这么简单的玩艺还不行。我是高级工程师呀！” 他们都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们笑的什么。　　当年那些当队长、当组长的都是我培养的，现在都搞总体设计了。他们和我比起来，脑 子是新，可缺点是不够全面，没有在施工现场干过什么新路、养路、架桥，不会其它工种。 可只要他们设计出新东西，我还是很高兴很高兴。我要赶上他们现在这时候多好！我这话说 出来，人家都不信，我夜里常常做梦，自己在图版上搞设计，在现场插红旗子。这样已经好 多年了。我这人一直也不悲观，我老头只要一天能干，无论干什么，总会高高兴兴的。这话 对吧！有时我想，谁要有能耐，叫我打四十岁重开个头多好。我准能搞出个样儿来，准能， 你信吗？　　夕阳想用它最后的光，照透这个世界。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丈夫 1966年 26岁 T市某机械厂工人　　妻子 1966年 20岁 T市某机械厂工人　　这是一对夫妻共同的一段往事：　　1968年元旦结婚——共同生活六十天祸从嘴出——抄家后她用十七块钱养活老少三辈 ——军代表用意不良逼她离婚——狱里狱外几封通信——她千辛万苦等了他三千六百五十天 ——他奇特的复仇记　　丈夫：我真不想提那段事，我们两口子，现在也避防提。只要一提，几夜就甭想睡觉。 甭她，我也是。再说总提它有嘛用呢？不是让咱往前看吗，把帐全算在“四人帮”头上。过 去那段事都按下算啦。受过苦的人太多啦，现在谁也不愿意说啦。可我又想，咱受过的这些 苦，也不能就这么白白一笔抹掉，那不就白受这些苦是吧？我跟您讲了，您记下来，将来印 成书，咱这痛苦就留下来啦，到嘛时候，让后人也看看，啊，啊。　　说实在的，我无缘无故白白蹲了十年监狱，真叫好没影儿的事。我老婆等了我整整十 年，那罪没少受；比我更冤，更倒霉。有她的嘛，一个女人。　　我的苦再苦也没嘛，我是男人嘛，可她就难了。您说说，她那会儿才二十出头，人又漂 亮；您看，我还带来一张她那会儿的照片。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半身不遂的老父亲和一个刚出 生的孩子，自己算是反革命家属，父亲是资本家，熬过那十年容易吗，楞等了我整整十年。 我们这些犯人，离婚的有百分之九十还多；几乎可以说，进去没个不离的；也有为离婚的事 自杀的，杀人的，神经的，也太多了。她来探监，同屋的人全羡慕我，先头我都不敢跟人说 她是我老婆，只说是妹妹；我也怕过不几天，离婚了，不就栽了吗？她等我时，哪会知道还 有一天“四人帮”会倒台，我会平反，等十年不就等个反革命吗？还不是个“反属”，有嘛 好处？更别提她受那么多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穷困了。她这么年轻漂亮，不等我，完全 有其它路可走。所以我认为她是一种坚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我挺自豪，跟谁我也这么说。　　我的经历没嘛，比我苦的还有的是，比我冤的也有的是，我见的多了。那阵子为一句话 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们那儿就大部分的现行反革命罪。我们屋里有个犯人，以前是贫 农协会主席，罪名就因为下山到集子上买毛主席石膏像，那会儿不叫买，叫“请宝像”，不 是他这样出身好的还没资格“请”。那玩艺儿挺沉，山道又不好定，他就用麻绳拴在石膏像 的脖子上，前边儿俩，后边俩，就这么背着赶路。没想到还没出集子就让入给抓住，好嘛， “现行反革命”，立时就抓起来，家也没让回，进大牢了，五年。您说冤不冤？还有一个小 伙子，为的是爬到百货大楼顶尖上拍了两张照片，想落个城市面貌的照片，现在看这算嘛 事！可那晚儿就不行，怀疑他是搞“特务活动”，也给关进来了。后来，我的一条手绢，还 是他带出去捎给我老婆的，这才保存下来。妻子：可不，那条手绢是他出事那天，人家打他 时候包头用的，用角铁的尖打，人头啊，不是别处，手绢上全是血。您看，我带来了，多 狠，连手绢都打出这么多洞来，一般人下得了这手？　　丈夫：您没见比这还狠的也有的是啊。不说别的，这地方上的事儿说不清，公安局里不 是不准打人？可我亲眼看到他们打人。好家伙儿了，用手拷拷还不解气，楞用粗铁丝绑上， 再用者虎钳子拧啊。您想想，那手腕子上的皮肉还不全破了，哪经得起这么拧啊，后来全长 了小蛆，白的。瞎，那些事儿别提了，多了去了。我说咱重点说说她吧。她比我苦，更典 型。像我这样儿的反革命太多了，可像她那样的就不多了。她那些东西，百年之后，说句大 白话吧，不管哪朝哪代的人看了，都会觉得值得一写，因为它是真的。她受的那些迫害，都 是有真凭实据的，有名有姓有地点，咱写到《人民日报》上也不怕，真东西搁的时候长，不 是“四人帮”那些东西，隔不了几年一拨弄就倒了。我好歹大人孩子都团聚了，也就算最好 的结果了。对不对？有些人老婆离婚，孩子让人带走了，房子叫人霸占了，她偏还住在你对 过；你不也得天天打头碰脸，你嘛滋味？我说您写就写我老婆，别写我；突出她，就把她碰 上那些个人，那些个事，按当时的话说，灵魂上的东西，解剖解剖。甭管他是头儿，还是军 代表，照样有不是东西的，表面上像个人赛的，其实心眼里想的嘛，别人不知道，我们知 道。　　打头儿说吧。我出身工人，本人也是工人，钳工。“文革”前是车间里生产负责人。我 这人生来就直性子，您看我说话就能知道我的脾性，也甭多描。我打嘛时候也不愿意巴结领 导，爱站在车间里工人一边儿；替大伙儿说话。有时好给领导提点意见，这叫“犯上”，所 以跟头头有点矛盾。他们说我不靠拢组织，打从“文革”开始，他们就想法儿找碴儿整整 我。　　我觉着他们整我全是有预谋的，好像全策划好了，一下子就来了。我的碴儿就是说了一 句错话，这完全是玩笑话，是喝酒时和一个要好的哥们儿说的，这哥们儿平时不分你我，嘛 话都说。当时就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说朱元璋当了皇上，把下边的功臣全干了这 类的话，没想到他把我的话向上汇报了。那会儿人全乱套了，谁也不知道变成嘛。可他在暗 处，我在明处，我哪知道。这是六八年三月一号晚上的事，第二天一下子开大会突然宣布， 说我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大宇报呼啦一下全贴满了，好家伙那阵势，开着会一下子把我揪出 来，把我的工人出身楞说成是资本家出身。出身还有变的，可这么才好说我“阶级报复”。 这出身是大字报定的，也不知谁写的，反正破鼓乱人捶呗，也没你说话分辨的份儿。“阶级 报复”比单纯反革命罪重呗。好嘛，开始还没怎么，还是文斗；后来台上指挥的军代表一声 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嘁哩咔嚓全上来了，这是他们预先说好的暗号，明白吗？一喊就 是要开打了。可全动了真格的了，这是真打，不是假打，抄起那些铁家伙，打的可不含糊。 我也没看清都是哪些人，反正劈头盖脸的就来了。我一看不好，赶紧掏出手绢捂住脑袋，他 们拿三角铁、铁疙瘩嘛的，操着嘛就是嘛，乱砸一气。表面看流血不多，可这叫软伤，最厉 害，就冲着脑袋来啦，欠点把我打死。我就死命捂着脑袋，手绢就这么破啦。我这耳朵到今 儿个还聋着啊，也是那晚儿给打的，到现在还总嗡嗡响，总响。后来打晕了，嘛也不知道 了，他们大伙拿大铁丝把我绑起来，我就不知道了；跟手可能就送到拘留所去了。　　妻子：那天开会时我去了，我跟我丈夫一个厂，我在场，是选什么革委会的大会吧，好 像是的。他们打他时候我不敢看，也看不见。当时我心跳的呀，我就出去了，走出会场了， 想回家，想走，到哪儿都行，不想呆，也呆不下去了。可我一出门就看见一个人，就是革委 会那女的，主任，她盯着我，不让我出去，所以我知道，连着后来的事，我知道他们是串通 一气儿的，有预谋的。等我回家时有个邻居告诉我，刚头儿你们厂押着你爱人回来一趟，他 出车祸了吧？我到屋去一看，也全是血，那些血啊……　　其实后来我想，他要是那次没抓走，还在厂里的话，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运动也 得给揪出来；我想了，那说不定更倒霉，恐伯不打死也得打残了。这些人目的不达到是不会 算完的，　　丈夫：我的事到了七0年就全搞清了。我出身是工人，不是什么资本家，也够不上现行 反革命。可驻军和革委会那帮整人的人，他们不肯认错啊！为了维护革委会的声誉，不给平 反。再说驻军那姓×的小子，他的个人目的还没达到呢，他想娶我老婆。监狱当然也不管 了。那会儿监狱就像仓库，不拿我们当活人，像取货提货一样。管我们监狱的那人就说，我 不管你们出来进去，只要拿提货单来，我就放人；没单子，你就在这儿呆着。他就这么说 的。我活活就在这里边呆了十年。等我出来时，我妹妹看着两张《判决书》说，他凭这两张 纸，就把人活拆腾半死。就这么两张纸啊！我带来了，您看这判决书写得多潦草，这字，您 看，随便一划啦，真不如仓库提货单认真呢。管监狱的人说，“我们嘛也不管，只管进出， 你们少找麻烦，谁要是不想活了，就自杀。我连份检查也不用写，你们谁爱死就死，我不 管。”　　我申诉了二十多次，也没人理我。出来之后，要回厂工作，革委会主任说了，他要回 来，先把他腿打断了再说。就楞不肯收，我借钱也不给。没工作没工资，又地震没房子，我 们房子早让他们霸占了，那时叫“压缩”。这种事都是街道积极分子干的。有问题的人房子 都得压缩。腾出房来，他们搬进去。我结婚是两间，楞叫我老婆搬出来，另给一间小破屋。 地震时又坏了。我放出来算落实，心气儿还挺高，大年三十中午去找房管站管房子的，房管 站那伙人，真油。我一说，他说我不是管落实的，管落实的今天休息没来。隔些日子再去， 还这套。后来才知道，就是他管落实。到今天也没解决，这就别说啦。落实能落到我们这小 老百姓头上？顶多落在名人、领导干部头上。他们是门面人，对吧！　　妻子：我还记得那是生孩子后五十三天，因为产假只有五十六天，马上要上班了，孩子 病了，是冬天，因为屋里实在太冷啦，得了肺炎。我才二十岁，没弄过小孩啊，不懂啊，这 晚上他一夜都没闹过，我还觉得他很乖呢；其实那一夜他已经没劲儿再闹啦。第二天我一看 嘴青了，得去看病啊！可我没钱，没钱看病，又不好跟别人借，邻居也不大敢和我们这样的 家打交道。我当时真觉得孩子没救了，活不了了，急得没辙，绘我婆婆打电话。正好“最新 指示”来了，全市都不上班，大游行，那会儿不都那样吗，一游行就排了大队满街里定，车 都不通了。我婆婆接了电话后就来了，走了整整大半天，好几个小时啊，就绘耽误了；她来 之后才送到儿童医院抢救过来。那会儿真是一毛钱也没有啊。记得还是大肚子那会儿，我到 他妈妈家去，来回也总是走的啊，那么远路，一走几小时，可就没钱，没钱坐车啊，有了钱 也舍不得花。　　我丈夫关进去以后，先是在拘留所，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他性子直，再顶撞了谁，怕 公判大会给他重判，绘他发配到远处去。他要就在市里坐牢，我不还能常见到他吗？最起码 一个月不还能见一面吗？能看看也是一种相互的安慰吧，当时想。就怕把他弄到什么青海西 藏的，那我可真受不了啦。那会儿啊，这些犯罪的我觉着就像演员一样，一公判一个区就几 十个哪，每次都是，真像演员赶场哪，从这个体育场赶到那个电影院，再赶到什么学校工厂 的，来回的赶。开大会，押上来，念罪状，再念判决。到一个地方来一次。公判也是为了吓 唬人啊，镇压他们，也吓唬我们这样胆小的，老实的。　　丈夫：那会儿我们在监狱里给人修理手铐，一筐一筐的；抓的人太多了，一拉百十人。 言论这玩艺，最厉害，弄不好一句半句话说错了，弄进去，像我这样进去的太多了。她想让 我别惹事，我当然明白，事儿大了，就更对不起她了。我就和关在一块儿的几个犯人一 道……这些人都熟了，能互相照顾照顾，也有一个小天地；因为都是这种问题关进来的，品 行嘛的都不错。后来我们都是朋友啦，顶现在还常走动走动。　　妻子：我们是六八年阳历年结的婚，那年三月二日他走的。我们在一起士共才过了整整 六十天。他服刑的十年，我完全是靠着蜜月的回忆，还有对他的信赖才苦熬过来的。这三干 六百五十个日子，我真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我二十岁，刚刚从学校走到社会，刚刚开始生 活，就碰到这么无情的命运，一夜之间丈夫变成现行反革命，我感情上真接受不了哇。军代 表那个姓×的，和我们革委会主任，就是那个女的，勾结起来，早就打好主意了，把我丈夫 整了，让我和他离婚，用尽了各种手段。现在想想，真不知当时怎么就顶过来了。也许我这 人还是比较倔强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太出来。　　我丈夫一走，连着抄了六次家，把我们刚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被子啦，毛毯啦，还有 衣服料子什么的，全抄了；抄到后来，家里只剩下光床板了，全光光的了，嘛也没有了。他 们还把抄去的东西办什么展览会。抄家抄到后来几次，我人都麻木了，就这些东西随你们抄 吧，都跟我无关了。我对他们也恨不起来，他们出身好，为保卫红色政权连命也不要了。让 他们去表现吧，去革命吧。我觉得庆幸的只是丈夫绘我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后 来的孩子小冬。我们孩子生出来时，奶奶说，他爹叫柱子，柱子底下要有石头，就叫他石头 吧，叫石；正好搞专案的人姓石，他贴大字报，说给孩子取名为石，是记着专案那段事，记 着姓石的人的仇，这个名字叫不了了。后来说叫东东，又不让，说你是记着“东方红×× 厂”，不行，还得改。我烦了，也犟起来。后来人说改就改吧，孩子的名字就是个记号，干 嘛让他们没完没了呢？也省得他们找麻烦了。我就说叫冬冬吧，冬天生的，才行。那时候你 干什么他们也找你麻烦。反正怎么也不对，都能找到错。我会理理发，会裁衣服，因为没 钱，全用手给孩子做衣服，跟我一块干活儿的同志就说让我帮着做，做不好看不高兴，做好 了是奇装异服，还批判我。我给理发也是这样，剪不好看说你不卖力气，剪好了又批判我， “修”了。我用我丈夫原先的饭盒儿，上面有他名字的，都说我划不清界限。那时家里东西 全抄走了，连暖壶都抄走了，又没钱买新的，这些旧饭盒能扔了不用吗？　　生小冬那时候，连被褥都不给一条。我和刚出世的小生命就睡在光板铺上。唯一的安慰 就是把丈夫的信放在枕头底下，让他离我近点，也让他享受一点得子的幸福。我相信，只要 心诚，他会感受到的。　　丈夫：我接到她的信，说下个月要临产，不能来看我了，我那心里真像翻了五味瓶啦， 真说不出是嘛滋味。这消息对我太突然了，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就要做爸爸了。可我给妻子 和出世的孩子能带来嘛呢，只有让他一出来就是反革命小患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呀，我太恨 自己了，觉着太对不起他们娘俩儿了，我看她的信就像用血写的，根本不知道家里抄成那 样，亲戚全不认人了；她父亲半身不遂了，也不能怎么帮她，一个月全靠她十七元学徒工的 工资，那日子怎么过的呢！你想，十七块，好几口儿，还外带给我买点烟呀嘛的。　　妻子：孩于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每次他睡着时候，我总爱仔细看他，他笑的样子，睡觉 的姿态和他爸爸一模一样。我总是一夜一夜流着泪渡过，看着儿子，想着以前那些事。他也 总来信说他总梦见小冬。也不知怎么回事，他们父子俩从来没在一起生活过，可小冬打小， 还不大懂事时，跟我在监狱看他爹，爷儿俩感情特别好，大概这是血缘关系吧。一有好东西 吃，孩子总想着爸爸。有一年国庆广场放焰火，小冬问我这焰火爸爸看得见吗？奶奶说看得 见，他别提多高兴呢。家里这穷，但他爸爸总惦记问孩子几个月没照像了，他想要照片，夹 在语录本里，他说他每天都偷偷看。我也就领孩子去照像，好让他总看到孩子新的摸样。　　丈夫：有次在牢里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不是也有个冬子吗，我就特别想我们 小冬。有一次事给我印象特深，那次是我犯错了，所以受惩罚不让和家属见面。其实所谓犯 错误，就是对同屋犯人说了两句心里话，不就是心里有怨气不服网，也就敢私下说说。这就 说我对自己的罪行不认识，就不让和家里见面了。结果偏偏赶上那回我们小冬和他妈妈一块 儿来看我，孩于是带病来的。因为平时吃不起苹果，有病了才吃到，可孩子非要把苹果带 来，给爸爸吃。他没见着我，把苹果留下了。我瞧着那苹果，心里太不是滋味了。心想，我 这个爸爸也太不争气了。他们对我越好，我越难受，我真对不起他们母子俩啊！不过也亏了 他们这么天长日久的感情，才帮我渡过那些年头。那是嘛年头！他们每个月才和我见一次 面，就15分钟，有时候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接见时乱哄哄的，听不见说话，我光笑，其 实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讲，一见面又不知讲嘛好了，我总觉得我这笑里头包着好多东西，有内 疚明，我想我只有好好改造吧，到时早点回到他们身旁，这比说嘛好听的都强。　　每次看到孩子又长高一块，我心里都特别高兴。他每次的样子，每个小动作，每句话我 都使劲记下来，没事一个人时就光想，回想这些，这是我最大的乐趣。他总问我，“爸爸你 怎么还不回家？”“爸爸你带我去公园行吗？”我都不知怎么回答他。可对我这么个“坏”爸 爸，他又那么有感情。有一次我病了住院，孩子和妈妈、奶奶一道看我，这是唯一一次特殊 接见，可以自由说话，我第一次抱了儿子，他高兴极了。离开时大人正着朝前走，可孩子却 倒着走，一直看着我，朝我笑，朝我招手，一直到走出大门看不到。你说这不剜我心吗！　　妻子：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他们玩儿电动玩具，各种各样新鲜的玩艺儿，可我们小冬 小时候哪摸过这玩艺儿阿。别人不敢沾我们反革命家属，找不到托儿户，托儿费也出不起。 我把他关在小屋里去上班。有一回邻居大娘告诉我，你们孩子渴了就去舔墩布上结的冰柱 子。孩子什么玩儿的也没有。过年别的孩子都穿新衣服，他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全有新衣服 穿，可没人想到给冬冬买一件。我给他做双新布鞋，美的不得了。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到父 亲点了一屋子小蜡烛头，和小冬在看蜡烛烧，因为孩子没有玩具啊，我心里难过极了。　　过年时候，人家都高高兴兴的。我总把年夜饭留一份给丈夫，孩子也把好吃的挟到爸爸 碗里，给爸爸吃。我们不是过年，是受折磨呀！　　有一回有人送给我孩子一只小鸟，孩子问我“小鸟有爸爸妈妈吗？”我说“当然有 了。”我突然发现孩子哭了，我忙问怎么了，他告诉我“我们把小鸟带回家，它也会像我一 样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他居然张开小手，让小鸟飞了。这孩子，你说神不神？　　那会儿父亲因为是资本家，半身不遂也得去劳动改造。有回让他剥葱，菜刀找不到了， 埋在一大堆葱皮里了；人家硬说他是藏起来要杀人，阶级报复，您说他一个自己走路都不利 索的老头，怎么能杀了人？他找啊找，找不到，急得直流泪；最后我帮他在一大堆葱皮下面 找到的。他每月把钢崩儿全用纸包起来，一分一分算哪，什么钱买什么，只有发工资那天吃 两毛钱肉，全指我那十七块工资；后来把家具上的铜把手都拆了卖了，换点儿面粉给孩子 吃。我不怕过苦日子，也不怕工作辛苦，在家里操劳；我只求日子清静，谁知这类要求也不 能实现——　　我们厂里革委会主任和驻军代表串通一气，让我离婚，开头天天拉我，我那时真想不到 打我的主意。他们很费了一番心思，连我也不知道的生母，居然叫他们找到了。我生母是贫 农，在乡下很穷，以前是把我卖给现在这个资本家父亲的。他们说我是贫下中农后代，不能 看着不管，要我和爱人离婚，和资本家父亲划清界限（他待我像亲生一样，因为没孩子）。革 委会主任那女的说，如果你离婚，可以给你解决房子问题、入党问题、婚姻问题，一切包在 我身上。那个姓×的驻军，完全一个农村兵提干的，天天追我，死缠着我，整天和我谈话， 一谈一整天，也不让我去车间干活。一开会就找我，有些积极分子会也叫我一道去听，大伙 都奇怪他和我是怎么回事，他也不管影响，当着好多人就总找我。革委会主任说，房子给你 找好了，只等你革命行动了，说是党对我负责任。我母亲和亲哥哥都是他费了好大劲打农村 弄来的，召开大会，叫我妈妈忆苦，还办学习班给我做工乍，说只有我离了婚才能证明回到 人民中来，划清了界限，他说你是我们的阶级姐妹，怎么能看着不管。说的话也没水平，说 他夜里上厕所，回来想起我就一夜睡不着，说我还年轻，以后路还长着呢，我觉得又可气又 可笑。　　我这乡下来的妈也劝我离，哥哥也说，哪怕先离了再说呢，怕我太受罪，一次，让我妈 开忆苦会，她连夜逃走，她不忍再看我受罪。她也恨死那个革委会主任了。这革委会主任说 对我婚姻包到底了，就暗示指那个军代表。他们相互帮忙，都有好处捞。这个驻军要和大城 市姑娘结了婚，以后复员不用回农村，革委会主任帮他这忙，也可以保着不倒，还提升。后 来三结合，他们俩都结合进去了，都当了厂里的头头。　　有一阵他们逼我逼得太紧。每天挺晚的回来，父亲半身不遂在家等我，怕我出事，一次 他哭了，要到北京告状。我也实在受不了。给我丈夫写信说暂时先离婚。离婚再等他，压力 不是小点吗？他接到信马上回信给我。这信我还保留着。你看——　　毛主席语录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妻子姓名）你好：我已正式得知你准备和我断绝关系，这很好。你的决定是可以理 解的。我坚决支持你这一行动。我本人在离婚这个问题上不准备作什么文章，因为主动权在 你手里。我是一个犯人，我只有要孩子的愿望。孩子做为我来讲，是我后半生的寄托和希 望。我也不能不为晚年想一下。我现在没有给孩子再找个继母的想法。就是将来也坚决不会 有这些想法。我不是出尔反尔的人，这点你是体会到的。再说十年出去后我会落什么结局， 你想必是可想而知的。你如果打算要个孩子的话，今后会有更多更好优越条件来考虑，你还 能生养，我却不同了。所以我有这方面的要求。总之我会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的。祝你在已经 选择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丈夫姓名）1971年4月28日　　我看这信心里挺难过，虽然我们感情挺好，究竟在一块时间短，分开时间长了，感情没 有沟通的机会。我怎么会再嫁别人？我去找法院谈。没想到法院说：“你们单位来过人了， 要你离婚。”我一怔。他们还是走在我前头了。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好人的，法院这人对我 说：“离婚必须双方出面，别人不能包办。”他还说：“你要跟他离了，他在里边日子就更 不好过了，懂吗？”我心里一热，决定不离婚。我想我找到了法律保护，更坚决了。这下厂 里就恨上我了。革委会主任对我明着说：“我们斗不过你，我们失败了。”他们把我调到人 防工程队去挖地道，用苦力惩罚我。我想，老天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我向来连小猫小狗也 没得罪的女人，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大罪？我还够坚强的不是，就拼命干活。这时有人贴大字 报，说我是我父亲的小老婆，那会儿大字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成心糟践我。有时实在熬不 过去了，也想到死。一想孩子和丈夫，不能走这一步啊！我就忍着。总想只要我和孩子在， 他就有盼头，不至于有别的想法。熬死熬活地熬吧！　　最难的还是地震那会儿，房子震坏了，没人管我们反革命家属，家里没男人，真是什么 也不行，单位不管。没人拾砖头盖临建，就用破铁丝网上头盖块油毡，下边糊泥，就怕下 雨，一下雨下边一半就全泡没了，又得和泥糊上；没有电，没人管接，只好点煤油灯，晚上 刮风时，风都透进来，灯一晃一晃的，惨着呢。我们老少三个人挤在一堆，将就着睡，就这 样睡了好几年。　　丈夫：我们那会儿写信，纯粹是给队长看的，都要检查，不敢写嘛；后来慢慢才好点 儿。您看这几封留下来的信，怕您不明白。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爸爸妈妈您好！　　儿没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没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犯了严重罪错。革命群众为了挽救 我，将我送到公安局学习，现在在由解放军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进行思想改造。 请父母放心，我有决心改正自己的罪错，重新做人。儿在这学习一切很好，请勿惦念。每天 在也解放军亲自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学习。父母见信后把如下东西送来：肥皂、牙 膏、暑药、裤衩、夹被、中号搪瓷缸。　　儿×　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　　毛主席语录：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妻子姓名）好！本月收到你两封信，全为我改造不好着急，心里感到非常对不住你 和孩子。我经过队长教育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下决心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基 础上加深认罪，看清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丢掉幻想，扎扎实实改造，请你放心， 我今后再不会做使你伤心的事情。　　（这里说的抱幻想，是说我打七0年以后一直不服，往上申述，前后总有二十多次，每 次他们都这么答复：“你的判决出入不小，，阶级报复可以考虑去掉，出身可改回来，工 人。但现在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这些问题以后再说。”这就完了。保卫嘛 “文化大革命”，都是借词，事实他们跟军宣队里的个别人勾在一起，不肯为我翻案，要 不，不就等于说他们是整错人了吗？）　　我每次看到信皮上总有眼泪，信纸上也含着你的身影，我也曾下决心好好改造，因我抱 的幻想太大了，失望的心情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把你的关怀不是作为改造的动力而是作为 压力，错误地对自己的罪行不认识，有思想不向政府讲，和个别人乱说，经队长耐心教育不 听，反恨队长。就是这样队长还善意的耐心地教育我。我对不起政府队长的教育，对不起你 时时惦念的心情，更对不起无知的、只知道找爸爸玩的孩子……我听从政府队长的教育，他 们是我真正的亲人，他们会教育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光 明大道前进。我再也不会像犯罪前那样胡来。我相信我会尽快扭转错误。队长这样耐心教 育，看到你的来信，他立即教育我，要我多替家里考虑。队长为教育我用了很大脑子，用尽 了各种办法，为的是叫我们快点团聚。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罪行缺乏明确认识，今后我 一定在队长教育下好好学习有关文章；结合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找出 我当初犯罪时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论危害，看影响。当然我的水平有限，尤其是世界现 还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希望你多多帮助。……我不会使你失望，你也不要为我伤心，我是犯 错误了，但我有决心改正它。队长这样教育我，你这样关心我，我会比别人转变得更快更 好，请你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想念我那孩子的病，可曾见好？咱爸病怎样？咱妈病怎样？×　 　（丈夫姓名）75.3.8　　（您看这信不是纯粹写给队长看的决心书吗？让我找阶级根源，我根本就是工人，出身也 是工人，哪儿来的资产阶级的根源？我没犯罪楞叫我认罪，自己批，我那点文化水平，上纲 上线也得有水平。现在想想那时也是没法，不让队长高兴点，他就不让你和家里人见面，这 手儿我最受不了。不过您要细心瞧，有些话还是夹在那里边了，瞧出来了吗？）　　××（妻子姓名）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我们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学习， 增强改造的信心。我通过学习，劲头更足了，坚信党的政策。请家中放心，我各方面都好， 身体挺棒，就是见老，136斤，吃得很好也很多。　　（我也只能这么说，要不他们就更放不下心了。在我们那儿哇，有句俏皮话，叫“长吃 菠菜，老吃韭菜，一年到头吃饺子。”懂吗？菠菜长了的时候、韭菜老了的时候，没人吃 啦，卖不出去啦，才轮到我们吃；一年到年三十才吃一顿饺子，干了一年，干到头了才吃一 顿，哈……天天吃窝头，可这能叫家里知道吗？有一回十月一日，我们这儿开斋，吃了一顿 炖肉，每人这么大点儿一块。这么长时间没吃着肉，按理该馋疯了，没想到一看见肉犯起恶 心来，大吐。那时候傻不叽叽的，还不知道这是有肝炎了。）　　我精神比过去开阔多了，胡思乱想也少了，请家里放心。近来你身体、精神、工作怎 样？我非常关心你的生活情况，现在知道的越来越少，好几个月没收到你的来信了，有些东 西脑子里连个概念都没有了，我的家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有谁能告诉我？我算着时间（出去的 时间）也快了。×××（丈夫姓名）1974.10.9　　妻子：记得他刚进家时，我像是在做梦，因为我总梦见他回家的情景。真的一来，反倒 像做梦了。我们还是住临建那破棚子，站不直身的小窝棚，但我心里温暖极了，因为这里真 正住了一家人了。　　和他重逢后的第一夜，我们几乎没说话，对脸瞧着。我忽然觉得我年轻了，又重新回到 十年前的样子。我不敢轻易问他狱中的生活，怕他伤心，也怕自己经受不起，我们的精神都 太脆弱了，再经不起任何折磨。我看着他睡了，我想起这三千六百个夜生活，只有星星和月 亮跟我作伴，无依无靠，眼泪就流出来。　　本想丈夫出来我就有依靠了，没想到他比我还不行，经不起风吹草动。他每天拿大棉被 裹着身子，坐在炕上，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一整天，连坐好几天人都没缓过劲儿来。和我也 不说话，眼神楞楞着；从前是那么爱说爱逗的人，大概在监狱里整的。我们地震棚本来就不 点儿大的小窗子，他还嫌大，用报纸贴上大半个，只透一点点光，这样他舒服；他怕光，怕 声音，怕外边的一点点动静；人也瘦得像草棍了，好像风一吹就能吹跑赛的。　　还说他每次来信，我都翻来复击看好多遍，明知是写给队长看的，但这是他亲笔写的。 我当时根本没人说话，看他的信就像是和亲人说话了。我也给他写了好多信，可惜出狱时全 部销毁，不让带出来一个纸片，全烧啦。　　丈夫：她那些信写的比我写得好多啦。她好看书，不赛我。那些信要现在全留下来就好 了。不过我这些信，从未给我儿子瞧见，没嘛好作用。我也不爱想这堆子事了，吃不消，不 愿勾心事。另一方面，孩子知道了心里会有压力。我愿意他上进，靠拢组织，也伯他知道这 些种下复仇的种子，生出些乱七八糟不健康的想法，害了他。反正我们这十年很少再提它， 就当没那回事算了。　　妻子：其实哪能啊！他这十年变多了，现在变回来一些，还是不太多说话，总不大合 群，喜欢孤独。要不是跟您，跟别人不这么说，从来没这么说过。这回倒像“文革”前那样 了。那十年中我们很少交流，接见一个月只有15分钟；那么多人，有人看管，什么也说不 了，信又不能写什么，只有那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他一来我觉着都陌生了，不光是人的外表 变样了，整个精神全变了，变化太大了，人全傻了，傻子一样。刚回来那意思，全不对了， 特别迟钝，感觉全不对了。　　您说我那小冬，现在大了，上高中了，可有点性格孤僻，向例不爱跟其他小孩一块玩， 和别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们院大娘总说，你们小冬小时够可怜的，我还记得他渴了吃的墩 布上的冰柱子呢；那会儿发工资吃顿捞面，买两毛钱的肉，就把孩子美得要命。他倒是听 话，懂事。可打小就不愿跟人家玩儿，怕人家问他爸爸在哪工作，也怕知道事儿小孩和他吵 起架来，说他这个短儿。现在小孩过的是什么日子。他身体也不好啊，营养不良，十岁了还 尿炕，身体亏，提不住气，所以等他爸爸回来退钱以后，他总带孩子去吃好东西，想把那十 年补回来给孩子。　　丈夫：到后手落实的时候，补发了我四千块钱工资，给四千，判我十年刑，你他妈给四 百万我也不干，谁愿意无缘无故在里边儿蹲十年？进去时说实在的是正当年的小伙子，出来 我成了半大老头，落了一身病不说，精神上受多大影响。现在有些个个体户，一天就能挣一 千块钱，难道说我这十年就值他们四天？再说，害我们的那些人现在还都过得好好的，一个 一个还都人模狗样的。我耽误十年，比他们工资少三级，总也赶不上去，你说我能不气、不 冤吗？我心里那个气，就别提了。有时气得直“卷”大街。他们欺侮我们时不讲法律，现在 又讲了，他们倒没事儿人儿了。我告您，我的苦受够了，也该报复报复了。让他们也尝尝受 苦的滋味儿。我在监狱那前儿，就想过要报复。好家伙儿的，用反革命名义把我关进去，想 让我老婆和我离婚；她不肯，就硬不叫我出去。我在监狱就想过各种办法，咱也不急，常言 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先熬出这十年再说！　　刚头不是说到报复吗？我来这手，不跟他们拼硬，我要折磨折磨他们的精神。当时整我 的，打我的，暗算我的，我心里都有点数，到底十年了嘛。我一补发工资，就在和平餐厅摆 了两桌，我挨个请，我也会说，我说，“咱把仇恨记在‘四人帮’身上，向前看；你们是害 了我，也是受害者，我老×心胸宽广，只当没那些事，既往不咎嘛。咱们呢，低头不见还抬 头见呢，不能总别扭着，还是好朋友，对吧，该干嘛就干嘛，今后一块好好工作。”结果， 您猜怎么着，他们真一个没来，不敢来，越不来你越知道他心里有鬼。我是正大光明的，我 怕嘛。我当时想，他们真来的话，我也免不了来点二楞子话，结果一个没来。后来我们书记 总到家里来找我，也怕我报复，总哄我。说帮我落实房子，说让我有嘛事找他解决；另一方 面，还暗示我，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今后只要你不找我们麻烦，我们保证不找你的麻 烦。”我想你来这套呀，我就说，把我家抄走的书桌拿来，这桌子正厂长在用；我也不管你 多大官在用，我马上要他也得给我腾。我非得栽你一下不可，当时抄我家时候也没预先通知 过啊；还有卫生室那个茶几也是我家的，拿来。他们要给我买新的，我不要，偏要我自己那 个。我不要赔新的，就要我自己那个。我说，给我拉到当院，绘我砸了，他们就乖乖地给我 抬出来，我劈哧啪嚓把它砸了。还有我们家那些被子，也全要来当着大伙撕了。我这也是出 气，出气给他们看看。我老婆养孩子在光铺板上，一条被子也没有，现在这些被子拿来，我 看着也有气，根本也不打算往回拿。还有好多东西，他们都早都贱价分了，这就没法了。　　有些对头不敢呆在这厂里，我一回厂，他们一个个全调走了，就是当初整过我的那些 人。有一次我碰到那个革委会主任，就在她新调去的那个单位门口，我就“呸”地啐了一 口，“卷”了她几句，骂她“操她妈的”，她不敢搭碴儿，她不敢，装没听见，心虚啦。我 想故意刺激她一下，让她在单位门口蹦，出出她的丑，谁让她干那些缺德事呢。还有检举过 我的那个哥们儿，我采取嘛法儿报复呢，我没事就往他家去串门，让他总揪着心。我一去， 他们一家子紧张，我没事还总去，跟他一块看电视，聊闲天，他特别客气；心里有愧，他大 概怕我给茶里投点毒嘛的，坐立不安哪，有一次我去找他借工具，他拉开箱子叫我随便拿， 您知道干活有种三角刮刀吗？我拿了把刀，又问他有没有油石，就是磨那刀子的石头，我是 成心的。他当时紧张极了，眉毛直跳，简直就认为一扭身我就会捅他一刀子赛的。他就总这 么紧张，要是精神上脆弱点啊，非得精神病不可。不过，一连两三年下来他就挂相了，脸色 不好看，人也瘦了，明摆是给折腾的。还有几个打过我的，见我面能躲就躲，心虚啊，好家 伙！给人家害了十年哪，能不心虚吗，不过还有些弟兄，对我还真不错，我逮进去以后，他 们过年还偷着送我家里点白菜嘛的，我老婆孩子有病也去看看，照应照应。这些人咱永远不 能忘，患难知人心嘛。　　妻子：他不在的那些年，也就靠这些个朋友啦。不过他们也不敢啊，总是偷偷的怕让人 知道，这也算划不清界限。那些人也会抓碴儿的。那会儿我只觉得我没有亲戚，所有亲戚全 不见影儿了，想甩也甩不掉我们这家倒霉亲戚呢，又穷。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家 没事了，退钱了，一下子好像亲戚全冒出来了，也不知打哪冒出来的，我对他们也客客气 气，可感情一点也没了。不过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会儿谁不怕事蚜，也难怪他们，我不 记恨他们。　　我想说，虽然那时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不怨谁，怨也没用。就盼着像我们这样老老实实 的老百姓，可别再倒霉。老百姓没权没势，倒了霉没办法，只能受着。我自己现在挺满足 了，人没死，一家人又团圆了，又有一个小孩儿，挺招人喜欢，我知足了。这么对待“文化 革命”行吗？　　这十年毁灭不了的，都能永恒。　　　　　　第11章　笑的故事　　1968年30岁男F省S市某外贸公司干部　　头一个发现他不会笑的是个政工干部——一顶宁静的小帐篷——“忆怪事”时被“忆” 出来——面对毛主席像的表情像哭——工宣队土法上马——一个不会笑的人成了笑料——突 然间竟然大笑不止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故事，本来是我自己想把它写成小说的。特别是昨天晚上发生一个奇 妙的情节，它自我就完成为一部绝对精彩的荒诞剧。可惜我不能写！一是因为这故事的主人 公是我亲戚，二是这故事完全不用再虚构，照原样写出来就足能把贝克特、尤涅斯库那些荒 诞派大师们气死。我一想，你的“一百个人”里肯定没这种典型，送给你吧！你这家伙，好 运气总是自个儿去找你，而我总是到手又飞了，没办法！但你必须答应——事后还给我一个 好故事怎么样？咱可谈妥了，君子协定？呵哈，当然我不要你还，我是因为你那“一百个 人”里不能没这个典型，才拱手相让，自送给你的。我来讲——　　我相信一个心理学家的说法：人的喜怒哀乐中，以笑的表情最多。　　哀与怒，反应到人脸上，只不过有限的几样，可是人笑的表情就无穷无尽。你闭上眼好 好琢磨琢磨人的各种笑吧，多丰富！比方，大笑、微笑、傻笑、憨笑、狂笑、疯笑、阴笑、 暗笑、嘲笑、讥笑、窃笑、痴笑、冷笑、苦笑……哄笑、假笑、奸笑、调笑、淫笑等档档 等，还有含情的笑、会心的笑、腼腆的笑、敷衍的笑、献媚的笑、尴尬的笑、轻蔑的笑、心 酸的笑、宽解的笑、勉强的笑、无可奈何的笑……对，还有皮笑肉不笑、止不住的笑或仅仅 笑一笑，还有！另外一类的笑——含泪的笑、哭笑不得、似关非笑——仿效第八代评论家擅 长模拟最新学科术语的方式来说，这属于“边缘的笑”、“交叉的笑”或叫做“包容多种内 心机制的笑”。瞧，你也笑了，又是一种笑——蔫损的笑！　　当今工具书热，单是各种笑足足可以编写厚厚一大本《笑的词典》，供给心理学家、精 神病医生，以及官场里察言观色和初学写作者挑选词汇使用。人这样会笑，富有笑，可是我 姐夫居然一样儿也不会。这怪人，他不会笑！　　头一个发现的是天才。这天才绝不是我姐姐。我姐姐是中学教数学的，她只对等号两边 的数字最敏感，对人稀里糊涂，不然也不会二十六、七岁才谈恋爱。我？不，你错了。在中 国对人敏感的，并不是作家而是政工干部。头一个发现我姐夫不会笑的是我姐组学校的政工 干部小魏。当他把这个天才发现告诉我那糊涂姐姐时，我姐姐竟然说：　　“你只在我家见过他一面，可我认识他快一年了怎么没看出来？要说他人呆板，不爱 说，倒对。说他不会笑，胡说！人怎么能不会笑？”　　那时，我姐姐正爱他爱得发狂，天天一下班两人就粘到一块儿。那些搞数理化的人，理 性思维的人，一堕入情网，比咱们更海阔天空、神魂颠倒。我对爱情有个解释：爱情既然是 爱自己所爱的，实际上都是爱自己。对方都带着自己假想或梦想的色彩，把自己的笑当做对 方的笑，将自己的感情放在对方身上来感动自己，对吧！要不那么多人为爱而殉情？它一 完、自己也完了呗。所以我又认为，初恋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段精神失常期，进入一种幻觉状 态。小魏的话好像摔出根手指头把我姐组从幻觉中捅醒。她认真一想，居然想不出他笑是副 什么样子！她就决心试试自己的恋人是否当真不会笑。赶巧那天是我姐夫生日，他属猪。我 姐姐还真有办法，跑到商店挑选了一只滑稽透顶的小肥猪，屁股上有个笛儿，一捏吱吱叫。 她用彩纸包好，揣在衣兜里，当晚两人约好在海天门公园会面。她领他定到一盏葵花灯下， 为了能看清楚他的脸。她说：“我想送你一件特别的礼物。”说完紧盯着他的脸，心想他照 理应该露出风趣的或者好奇的微笑，反问她：“你要送我一个什么好宝贝？”　　他确实也是这样说了。但我姐姐头次发现这家伙的脸皮就像结冰的河面，没一丝笑的微 波漾动。太可怕了！难道他真不会笑？这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鉴定。　　我姐姐沉住气，打衣兜里掏出礼物，还尽量装得挺高兴，说：“给你，自己打开看 吧！”　　如果这家伙看见小肥猪再不笑，完了！世界上一副最不可思议的面孔就叫我姐姐拿命运 撞上了。　　后来我姐姐告我，当时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好像他打开那包里装的是颗定时炸弹。难 以想象的事终于出现了——这家伙剥开那美丽的花纸时，神气好比在拆一个陌生人寄来的信 封。小肥猪露出来，他手一捏，吱地一叫，任何人都会给这玩意逗得大笑，但这家伙只是连 连说：“嘿嘿，嘿嘿，太逗人了，逗极了。”那张死脸就像两扇关得严严的门，一动不动， 门上还挂把大锁，贴封条，千真万确——是表情的残疾人！　　我姐姐回家大哭一场，那天真把我们全家吓坏了，以为她出了什么事，她一说，我们全 懵了，想劝她都不知该怎么劝。我不信他真不会笑，后来见面一试，果然真不笑。逢到特别 该笑的时候，他只是咧咧嘴，“嘿嘿嘿——”。像笑声，但嘴角决没有半点笑意，脸上的肉 像冻肉。　　那段时间，姐姐很少见他。大概怕见他，怕他不笑。偶尔他来，姐姻不拿眼瞅他，局面 挺僵。我为了缓和气氛，禁不住说几句笑话，我注意到，此时姐姐却又不甘心地瞥他一眼， 巴望那张死脸上露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笑来，但每一眼都是一次打击。我想劝姐姐算了吧，这 样下去会犯神经过敏，再说和这怪家伙生活一辈子太没劲了。整天面对着一张“阶级斗争 脸”，生活中一切欢乐都没反应。两个人之间“意会”的事多半都是用笑表达。笑是最好的 呼庞，笑还是生活中的一种溶解剂，人和人沟通的最便当的渠道……可没等我把这些见解告 诉她，却发现她竟然离不开他，这事儿就麻烦了！　　我姐夫人很实在——这是没说的了。大学念经济，在学校是绝对的尖子；他的英语，照 我的话说，比中国话说得好。做事极认真，守信用，尤其遵守时间，又爱干净。虽然只有两 件衬衫，什么时候看都像新的，补丁在他身上像装饰，这些都是我姐姐从骨子里喜欢的。　　他是个孤儿。孤儿的感情世界好比一块荒地。上大学时赶上五七年的鸣放，据说他惹点 麻烦，但那时政治决定人的一切，哪个姑娘肯沾他——这块地又碱了。要不是因为他出身没 问题，决不会分配到外贸公司工作。他是到我姐姐学校教英语补习班时，无意中和我姐姐碰 上的，两人之间一下就爱上了。这爱，就好比一颗种子落到他这块光秃秃、遭殃的大碱地 里，他便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他对我姐姐的感情好像是种感激报答的激情；我姐姐在这 家伙身上得到的便是双倍的爱，双倍的关心和体贴。从他俩的关系上我还发现，原来女人比 男人更需要体贴。有一次两人约好去看话剧，说好在剧场里见。吃晚饭时忽然刮风下雪，有 人敲门，他来了。我姐组说：“不是说好都到剧场去吗，你怎么来了？”他脸上没表情，嘴 在说：“别又忘了戴口罩。”我看见姐姐回屋翻抽屉拿口罩时，脸上有种幸福的微笑。女人 要的就是这个！　　我姐姐发现他不会笑之后，几次想和他分手，但每次下了决心，不出三天就坐不住了， 鬼使神差地打电话找他，约他。当两个人下狠心也离不开时，那就必有真正的爱情存在。于 是我改了主意，想撮合他们了。我悄悄问那家伙：“我怎么很少见你笑呢？”我问得很巧 妙。　　不料他惊奇地一扬眼皮，没笑，却说：“嘿嘿，你问得真有趣。”我看他并不觉得自己 不会笑。既然这不是种病态，他身上就什么也不缺少。　　一天我看书——是哪本书，我忘了。书中有句关于爱情的话：“不要看他的脸，要学会 看他的心。”　　我就把这页打开着，放在我姐姐桌上，等她看。第二天我姐姐上班去，我再看，在这句 话后边，姐姐用铅笔写了三个字：“谢谢你！”我知道姐姐这三个宇是写给作者的，也是写 给我的，从此这场别扭就在他们之间不知不觉渐渐消失。后来他们结了婚，姐姐搬到他家， 又有了孩子。有时我去她家串门，并不觉得我姐夫那张不动声色的脸使他们的生活缺少什 么。不笑，自然也没有假笑；他为她做了什么好事，她对他报以感激的微笑时，他那张没有 任何反应的脸反例好像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做的。有时，我姐夫和他们心爱的儿 子在床上翻滚打闹，弄得小家伙哈哈笑得喘不过气来，我姐夫的表情却依然严肃得像个摔跤 运动员。我发现，姐姐在一旁笑眯眯看着，仿佛听到这怪家伙心里开心的笑声……一个能体 会别人内心的人是幸福的。我觉得，我姐夫这张无言的脸就像一顶宁静的小帐篷，我姐姐就 躲在这小帐篷下，和他一同享受着人间的一切温馨。　　听到这里，你肯定沉不住气了——我骗了你！哪来的荒诞，分明一个诗情画意的故事。 别急，别急！人都是正常的，荒诞都是生活的强加。换句话说，荒诞是生活的本质。　　我还相信一位哲人的说法：一样东西带绘你幸福，你要警惕——它必然同时还带绘你不 幸。　　六八年文革大揭发时，各单位不都在搞“忆、摆、查”吗？你还记得“忆”是什么意思 吗？“忆”叫“忆怪事”，就是发动所有人回忆平时遇到过什么值得怀疑的人和事，揭出 来，好抓住线索，“深挖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浆糊厂有个老工人平时跟人打招呼，习 惯将手斜举到额前，很像旧军官行见面礼的姿势，被人“忆”了出来，再经专案组调查，真 的查出是个一直隐瞒身分的伪满军官。这事被当做先进经验在全市传达，一时人们的精神头 儿全提起来了，大忆怪事，掀起高潮，人人恨不得都能从自己床铺下面挖出颗炸弹。忽然一 天，我姐夫单位有人绘他贴张大字报，题目是《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祸找到头上来了！　　这张大字报比一宗上百万美元的出口买卖更强烈震动了整个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 从记忆里搜寻我姐夫平时给他们的印象，果然，没人见他笑过。专案组悄悄出动，查遍我姐 夫的朋友和邻居，也没入能证明他笑过。问题就大了。后来他们专案组还来找我，我说： “我也没见过他笑，他在家里也从来不笑，可能不会笑吧！”专案组的人说：“你别包庇 他，不会笑的除非是死人。我们调查了他孤儿院的老师，还有他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 都说他会笑，笑过。我们有一大堆证明材料！他不是不会笑，这里边有政治原因！”　　我听了一征。说实话，我并不怀疑专案组这些证明材料。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笑？是不 是反右对他的挫伤，使他性格变了？他这个人很内向，沉闷，从来不谈自己，更不谈自己的 过去。　　专案组以他五七年留在档案的右倾言论为根据，断言他不笑的根由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 仇恨。但他们必须有现实依据，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子。可是从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论中找 不出新的问题，看来他莫属于“隐蔽很深”的那种，便把他列为运动重点关在单位里，逼他 交待思想，同时抄家。把他家里的私人信件、工作笔记，连同我姐姐的数学教案都搬去，派 一批人从中查找。但他所有文字除去记事就是谈事，连一句谈感情甚至谈天气的话也没有。 最后只好用压力挤他的口供。他呢，居然不承认自己不会笑。他们叫他笑，他还是我见过的 那样，咧开嘴，“嘿嘿”两声，根本不能叫做笑！一到批斗会上叫他笑，他就这样。他没 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滑稽剧了。眼看着运动搞不下去。专案组里有个机灵鬼儿，想出 个挺绝的法子，问他：“你对党和毛主席感情怎么样？”他说他从小是孤儿，党把他养大， 从小学到大学都拿助学金，当然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那机灵鬼儿就指着墙上的毛主 席像说：　　“你对他老人家应该笑，还是应该哭！”“当然应该笑了。”“好，你笑吧！我们看看 是真还是假的！”　　我姐夫面对着毛主席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么笑的。听说他当时一咧嘴，牙花 子都龇出来，硬堆在颧骨上的肉痉挛般地狂跳起来，扯得眉毛直抖。样子像很疼，很痛苦， 又像吓唬人。专案组的人朝他唬起来：“你就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这是笑吗？是哭！是刻骨 仇恨！”罪证这就有了。现行反革命行为，批斗，批判，运动也就推向了高潮。人人义愤填 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里，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姐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逼她揭发我姐 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 头灰脑，回家做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子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 妈？”她突然“啪”地给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爱的 儿子。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姐夫这案子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 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进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的照片。过了 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姐夫这案子作为“老太 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干部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马。把我姐夫叫去，进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 得只剩一条三角裤衩，我姐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姐夫举起双 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根扫帚苗子，搔我姐夫胳肢窝，脖子和脚心，只见我姐夫嘴一咧 一咧，嘿嘿出声，胳膊腿乱摇乱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痒死了，痒…　”可是他 一点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子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根本他不 会笑！”　　经过这次鉴定，罪证被否，我姐夫就被平反落实。由于不能否定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结 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从“不笑的敌人”变为“不会笑的人”，成为全公司人好奇和 注目的对象。每逢到该笑的场合，总有一些入把目光抛向他，并不是巴望他笑，而是巴望他 不笑，好证实他们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个世所罕见的不笑的怪人。还有些年轻人搞些恶作剧， 弄只死耗子放在他抽屉里，或者突然朝他做个怪脸，好像不把他弄笑，永不死心。他们还背 地绘他起个绰号，叫他“死脸”，他也听到了。一个不笑的入，反成了人们的笑料。他依然 不动声色，内心却变得十分敏感，时时觉得有人不客气地拿根针刺他，那张脸就更无表情， 有时看上去像块冰冷的岩石。一天，他忽然对我姐姐说：　　“你能教我笑一笑吗？”我姐组流泪了，对他说：“你就这样吧，我喜欢…　”　　从此，我姐姐自己也很少笑容了。大概她有意控制住自己的笑，怕引起组夫的自卑。从 我看来，一个没有笑容的家庭好像永远阴天。尽管他们仍旧相依相爱，但总感觉有种压抑感 使他们的屋顶也矮了两尺。后来我还发现，只要到他们家串门，我自己也不会笑了。奇怪， 我怎么也不会了呢？有一次，我坐在他们家，桌上有个裂成两半的小镜子，我无意面对镜子 想笑笑，一时竟然不知脸上的肌肉怎么动，嘴一咧，哟，我竟然和我姐夫那神气一样。我吓 了一跳，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更相信一位荒诞派剧作家的话：生活比荒诞的艺术更荒诞。　　自从文革被历史一脚踢开，生活又换了一套新解释，包括对我姐夫的不笑。　　领导们的能耐，从过去表现在揪出多少人，改为现在能嫌多少钱。外贸公司的书记兼任 起经理来，还要干个外向型“子公司”，搞引进、出口、合资和海外投资。这子公司需要一 名能干的人挂帅。原先那帮红人都过时了。多年搞运动，培养的人专长都只会搞运动。人到 用时方恨少，于是想到了我姐夫。第一他精通业务，第二他外语呱呱叫，跟外商交往得心应 手。可是领导班子里有人提出异议，说他不会笑，怎么能接待好外商？谈生意准砸锅。但除 他再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只好拿他将就一时。　　我姐夫走马上任，没一年，天知道这公司怎么就叫他干得热火朝天。原来跟外商谈生意 并不需要笑，需要本领。外商也不管你笑不笑，有生意可做就行了。　　几年里，我组夫已经俨然一个大老板。企业创汇相当于全公司的两倍，成了公司那帮头 头向上卖好邀功的资本。我姐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上，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天天出 入各大豪华宾馆和市领导的高宅深院。时不时出国一趟兜生意。还搬了家，住进一套三居室 外带大客厅的公寓房，一个当今中国富裕家庭必备的器物应有尽有。姐姻经常穿着他从国外 捎来的新款式衣装，佩戴小首饰，高高兴兴去亲友家串门。再不避讳他而随心所欲地想笑就 笑。他呢？专车，小西服，头发搞得贼亮，只是那张脸依旧不笑。可这不笑的脸却处处受到 欢迎，在酒店宾馆里受到高质量的“微笑服务”，在公司里人人都投之以赔笑。因为人人想 求他出国捎洋货，更因为他是个有钱的大经理、有权的领导；领导就不能总笑，愈不笑，下 边人就要愈哄他笑。他像上帝一样活在人间，可是恐怕连上帝也不知道这个人怎样一下子如 此显赫！　　下边就要讲到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怪诞的事了——　　昨天晚上他和我姐姐、我外甥在客厅里看电视。24寸大屏幕上是两个人说相声，相声 说得平平，并不特别可笑。可是忽然间他喉咙里“咕”的一声，就像母鸡下蛋前，受身体里 什么东西惊动时那一声。跟着“咕、构构构贡连着响起来，好似有东西在他喉咙里憋着，很 难受。我组姐以为他得了急病，一看他的脸挺滑稽，随着咕咕响，两嘴角像有根线往上扯， 一挑一挑，脸上的肉乱扭，那双从没弯过的眼，居然弯曲成一对打卷儿的小柳叶儿。我那傻 外甥一叫：　　“瞧我爸爸多像唐老鸭！”　　这话像引爆物。我姐夫像死火山，一下于爆发了似的，大笑起来。他竟然笑了！而且不 是以前那种怪样，而是真正开怀大笑！我姐姐说，当时他脸上的五宫就像花开那样，所有花 瓣都和谐地张开……更是不可思议。但这真的笑了，反而把我姐姐吓傻，以为他疯了，问他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姐夫摇着手，笑得不能回答，而且只要他看电视上那两个相声演员一 眼，笑就会加剧一阵，直笑得捂着肚子，眼泪鼻涕流下来。我姐姐扶他上床，赶紧打电话绘 我，我赶去了，只见我姐夫蒙头裹着被子咯咯地笑，整个身子在抖，擂得床架子嘎吱嘎吱 响，好像得了寒热病。我掀开被子看他，确实在笑，但枕头上泪湿了一片。我问他：　　“你怎么了，难受吗？”我姐夫一边咯咯笑一边告我说：“我止不住了。”　　我给他吃了两片镇静剂才平静下来，呼呼大睡。今天姐姐早上告我一个奇迹，他脸上竟 然出现很自然的笑容。怪不怪，简直不可想象。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连一个表情也不放过——它显示了文革的绝对权威。　　　　第12章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1966年43岁男U市S县文教局留用人员　　我就是不请他们吃饭——梁山大寨主——这边是共产党员，那边是右派——老子才不摘 帽子呢——在房顶上的一段自白——写给中央的信全打回来了——我咋是唐。吉诃德？　　老子是右派？谁是左派？他们？他们都是共产党的败类，是丑类！老子才是堂堂正正共 产党员，你问问那些打我右派的那些败类去，敢不敢跟我嘴对嘴辩辩？现在不敢？哼，当年 他们也没敢过！从根儿上说，我祖祖辈辈连一个中农也没出过，全是贫农，老子十二岁就当 儿童团员，那时日本鬼子把长城脚下控制得密不透风，还在长城上修炮楼子，监视八路。我 在儿童团岁数最小，常给八路军买东西送东西。传鸡毛信，捎口信，站岗放哨，我全干过。 往后又加入了八路军冀东十五分团，扛过枪，打过仗，我口音好，膛音高，在“长城剧社” 当司仪，演过宣传戏，在八路军里学的文化。老子是干革命起家的。把我这种人打成右派， 你说是不是瞎了他们的狗眼了！　　为啥打我右派？他们结党营私、溜须拍马、损公肥已那套我看不惯！我顶他们！我解放 初就在A县县委工作，是省委派我到S县一所中学当头儿。那时中央有《中学管理暂行规 程》。中学归省委管，我当然不买县里那帮假共产党员的帐！他们三天两头把亲友子女往我 学校里塞，都想不经过考试就插班上学，这不要乱了王法？有个区长，他兄弟十九岁，长得 像条汉子，居然还报考中学，又托人在全县四千多份考卷里查他兄弟的考分，结果三门分数 加起来也不够五十分，他非叫我要，我咋能要？一个小小区长就这么厉害，更甭说县里那帮 土皇上。我他妈火了，对他说：“你弟弟这成绩，人又超龄，老实在乡下干活吧！”气得他 大红脸，一声没吭甩袖子就走了。这都些什么东西！　　不正之风可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共产党打天下时这些东西显不出来，打完天下后全暴露 出来了，咋办？我是共产党员，能由着他们胡作非为吗？县里、区里、乡里那些头头到我学 校来，我就是不请吃饭，要吃自己到食堂里买去。八路军不吃人民小米，这规矩到共产主义 也不能变，变了就不叫共产党。你当初咋骂的人家国民党的？咋得了天下也弄这套！我不能 光说别人，自己一步两脚印，从来不拿学校一点点东西。逢到干活劳动，背砖、抬土、挖 沟，我带头，背砖背得最多！那时年轻，能拼。再和老师们坐在一起，他们咋能不服气你？ 这学校原本只有两个班，硬叫我给立成个全专区的重点中学，一百二十个教职员工，我是校 长兼书记，党政一把手。县委那些假共产党看得眼红了，变看法儿想插手。你要干正事，我 叫你插，弄邪的，没门儿！来了就撞回去！我脾气不好，一顶就是重重一家伙，不绘他们面 子！给了一次，他们二次还会愿皮笑脸再来。你想，他们咋不恨我？　　五七年借着形势就把我弄到县里整我。说我是“梁山大寨主”，搞“独立王国”。当年 扩建这学校时没老师，叫我自己去找。这些教师都是县教育科从各乡摸底上来的。好样的知 识分子不多，破烂多。净是些少爷羔子，念过几年私垫，要不就是做过些伪事的，哪有历史 特别清白的？太清白的也念不起书呀。这就说我是“敌、伪、党、团、特”的“黑头子”。 想拿这些大帽子把我扣死。一下绘我降了五级，从十七级降到二十二级，工资降下几十块 钱，党内处分是留党察看。我咋能叫他们这群败类制服了呀，非要跟他们争争谁是真正的共 产党员。再说老子是省委经地委派来的干部，凭啥由他们整治。官司打到地委，地委派工作 组下来一查，好，老子没事。结论是：　　“×　　同志工作中虽有缺点，但不予处分，恢复工作和待遇。”　　你想县委那帮假共产党哪肯轻易的放虎归山，对地委工作组耍阳奉阴违，等地委这些人 一定，压住结论不落实。我人就给挂在县文教局，没等我再闹，反右开始，他们又得手了。 在县里开文教系统大会，把我们学校很多人也叫来，每人必须揭发我十条罪状才准离开会 场。—家伙就几百条罪！等他们把这些罪状搞好辫子跟我在大会上见面时，我火了，骂他 们：　　“你们都是歪嘴子，捏造，一条罪状也不能成立。要说罪，你们整我这共产党员才是有 罪，反革命罪！”　　他们把我撵出会场。怕我在县里，打不成我右派，就派我下乡组织生产，还叫老子当工 作组长。今天派到这儿深翻土地，明天到那儿灭蝗，修水库，修路，抢收。无论在哪儿都是 干革命，老子都是好样儿的，防汛堵口子时我带头第一个往水里跳，差点叫洪水卷走。但我 有一条，在任何地方干完了，都叫当地党组织给我写一份鉴定。我相信组织，按组织原则办 事。这期间我两次被评为模范，还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这是按优秀党员八项标准评上的。 看吧！看谁是真正的共产党。这是实打实的，哈构构构。　　可就在这时，他们已经把我捏造成右派了，是在万人大会上宣布的。开会那天，所有被 定成右派的都非去不可，惟独不叫我去，说怕我一去把会场闹乱，你说他们兴这么干吗？我 在这边是优秀党员，在那边是右派，我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事后他们来人了，叫我回县文教局。对我宣布右派结论，叫我签字，履行手续。县委没 出头，怕我骂他们，是由文教局人事部门的小干部们宣布。我进屋数一数这天被宣布的人， 除去我还有十五个。一个小小县文教局就十六个右派！那些人都灰头灰脸，套拉脑袋。我昂 首挺胸不在乎，吓得这帮龟孙子不敢先宣布我，怕我闹，把我留在最后一个宣布的。—我一 听说我“右派”两字就火了，还说开除了我的党籍，什么？娘的！我猛一拍桌子，桌上的水 碗、墨水瓶、钢笔都蹦起来。我大叫：　　“无效！要真的这样，共产党就不叫玩意儿了。那就用不着你们开除，老子加入都不加 入！”　　这群王八蛋！不吭声，指指“结论”那张纸，叫我在上边签字，我一把就撕了，骂他 们：“老子当年当教育科长时就管你们！你们现在一手翻天，想治死老子，滚蛋！丑类！” 他们绘我骂得脸没处挂了，还想打我。我伸出手给他们看，我说：“你们看见没有，我两手 都是横纹，自古以来，两手横纹的，打死人不偿命。谁不知道我手黑？日本鬼子反动派，老 子全打过！镇反时老子是专区审判小组的，几个人一定反革命就崩了它，老子有枪也敢崩你 们！打我右派，你们敢叫中央知道吗？”吓得他们脓了，哈构构构。　　这右派我从来就没认过。他们也不敢当面说我右派，但右派是定了，工资再降下四级， 三十一块钱了。可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不发工资，老子也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开除 党籍？不算，除非中央说话！那时我只要见到县委书记，就嘴对嘴跟他干，吓得他不敢跟我 说话，一碰面就躲开。地委也没办法，就把我调到另一个县的中学当劳动教员，我在那儿干 得不错。这学校的党支书是转业军人，见我不是右派那样人，冤枉了，六一年给右派摘帽时 他提出给我摘帽。我说：“谁干的，谁自己来解决，你别管！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不过多两 宇，一摘我反而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右派了。我不是右派，我是左派！”　　我手没闲着，写了无数申诉信寄到省委和中央，中央忙，未准能有时间看我的信，我就 不停地写，不停地寄。早晚中央知道了就会过问我这事，不会不管我。我相信中央的政策是 好的。俗话说，经是好的，都叫下边歪嘴的和尚念坏了。　　文革一来抓走资派。说实话，我想毛主席肯定知道下边干部这些问题了，确实应该教育 教育干部，清除那些变质的假共产党员了。中央英明，这是发动群众，想把党搞好。后来 “文革”闹大了，我一直认为又是下边那帮人搞的，搞乱了好浑水摸鱼，保护自己打击好 人。从心里我没有反对和抵触过文化大革命，中央发动的就不会有错。　　当时北京传来消息斗黑帮，学校的书记、校长、教师尖子都绘弄进牛棚。我这个名牌右 派当然也进牛棚，叫我做黑帮大队长，带领这些人学习干活。有一次，学生们把我们弄到县 里的集市上批斗。被斗的人一个个拉上屋顶，在房上斗，交待问题，群众在下边喊口号，他 们把我也弄上房，叫我认罪，我想这正是我说话的机会，我对群众开口说道：　　“我是××地方人，贫农出身。你们由这儿打个电话到我的村子，就能问出我的根底。 共产党不是讲阶级路线吗？咋不斗争地主富农斗我贫农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是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咋不斗国民党反动派斗我呢？第三条，我当年是儿童团、八路军，打过日 本鬼子反动派，枪毙过反革命，咋对革命有功的人批斗呢？我有缺点错误，可我受过表扬， 玩命干活，拿我斗有啥好玩呀！我爱护学校，现在这么乱，有人偷学校东西，偷凳子铺板啥 的，我就跟他们抢，保护国家财产，昨还斗我呢？”　　我有理，一讲，下边的人立时就泄劲了，学生们便胡乱喊些口号造造气氛，把我弄下房 来。　　事后学生们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根子红，这些人里属你最好，出身历史最过硬，要不 咋能叫你当黑帮头儿呢！”　　哈构构构，是呵。我说：“我知道现在正在文革，《十六条》里明文规定，历史问题运 动后期解决，我耐心等着吧！”　　可没多久，上边说有问题的都遣送回老家，多半又是那些人使坏怕我闹吧！我临走时 说：　　“我的材料请你们保存起来，二、三年后我还会回来解决。”　　谁知他们嘿嘿笑，奚落我说：“回来个屁！哪儿还有你的天下，别说梦话了！”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这天下是共产党的！”他们说：“美的你，共产党早不要你 了，滚吧！”　　真是翻天了，这群王八蛋！　　我就被遣送到长城脚下，回我的老家。在老家，乡亲们对我都知根知底，谁不知我家祖 祖辈辈贫农，是小八路又是老八路，没人斗我玩。我在家干活呗！庄稼活也是干革命，我天 天出工，没偷过懒儿，还是一步两脚印，一年里出三百多工。我一直保存着一本刘少奇写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晚上偷偷拿出来看。这本书是我的精神支柱。有些人说文革中遭陷 害怎么痛苦，干啥痛苦？你是不是真正党员，掉脑袋都不怕，怕啥诬陷？可我心里堵块石 头，气出不来。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边这些事，一直没断了绘中央写信，可还是见不到回 信。一天，公社书记把我叫去，他一拉抽屉，我怔住了，满抽屉都是我写给中央的信。　　我急了，说：“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情呀，你咋都扣起来呢！”　　公社书记说：“咋是我扣的，是上边打回来的。信上还写着要我们组织群众批斗你呢！ 这叫我咋办呀！大哥呵，你听我一句吧，别再写这信了。”　　我泄气了，可还是不服。不信共产党天下变成这样了，我不信！就是天下变，我这个党 员也不能变。再说中国上上下下还有那么多好党员，党的事业就得靠好党员支撑着。我挺得 住，还得斗争。　　为了我这个信念，个人牺牲真是太大了。我老婆没随我回老家，带着一个闺女在T市里 当语文教师，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受那些委屈就别说了。说多了对咱党咱国家没好处。我那 丫头是好样儿的，中学毕业后分配到砖厂摔坯子，冬天累出的汗把棉袄都湿透了，等于劳 改。可她居然当上团支书，如果她爹不是右派，她政治上不更红？我一个儿子好打乒乓球， 在宣化跟日本名将获材赛过一场，获材说他很有前途，解放军队得信儿去要他，一查我是右 派犯嘀咕了。说只要我摘了右派帽子就调他去。公社书记找我，说他给我摘帽子，别耽误了 孩子。我偏不摘，一摘咱就等于认输了。我儿子便一直没调成，我知道他恨我。大地震时， 我老婆被砸死，我赶回家亲手把她埋在院子里的，她到死还是蒙着我这个右派的阴影，我知 道她心里一直怨怪我，她没说过，但我心里明白。我是两面受委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给 共产党争这个理吗？再没这个理，共产党不就真完了吗？　　直到七八年我才平反。我跑回到原先那个县里，一见当年绘我捏造的那厚厚一本罪行材 料，上去抢过来“刷刷”把它撕得粉碎。我朝他们说：“我要是有权，一准把你们这些败类 全开除出党！”　　他们干瞪眼，没话讲。二十年一场官司了结了。嘿，老子对了！党籍也恢复了。一说这 党籍，我还有气。我四九年入党，五八年开除党籍，七八年恢复党籍，现在是八九年。整整 四十年党龄，可我人在党外边却整整一半时间，二十年！咋能不气？反右时我说过一句过头 话吗？贴过一张大字报吗？论成分，论革命历史，论革命工作，论人品党性，哪一样能找出 根据打我右派？要说我这双手，可以说沾满反革命的鲜血；要说左中右，只能说我有点 “左”呢！上边的话我不但宇字照办，还都做得过一点，忠诚呵！把我打成右派，便宜谁 了？　　有人说，你这老头子真行，居然顶了二十年不低头。哈构构构！我凭啥低头，我是替共 产党争真假，分黑白，不能叫那些假共产党把江山改变颜色！现在不是讲反思吗？我反思， 下边的干部政治素质问题严重，以权谋私，你说，没权咋搞不正之风？这就不择手段地争 权。过去打天下是和反动派夺权，现在跟自己人夺权。中央的政策到他们手里全变了，变出 好处往自己口袋里装。你反对他，他就想法把你钉在棺材里。真凶呀！这么多年，我顶，顶 到今天，并不是为自己，今天自己的问题虽然解决，他娘的那帮人不正之风搞得更凶了，叫 你看得睁不开眼，你说咋办呀！我说应该全国到处设绞架，凡是祸国殃民、给党抹黑的，就 除了他。我这当然是气话。孩子说我这是极左。我还说，我要给中央写信，重印《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每个干部发一本，不符合要求就开除，鲜桃不要烂的。我孩子又说算了吧，你 这套过时了，行不通了。我说你们说咋办？他们说，你就傻乎乎当你的左派吧，早在二十年 前你就是唐·吉诃德了。啥？啥叫唐·吉诃德？一个串门来的老教师听我问，找来这本书叫 我一看，把我肺都气炸了，娘的！我还是不服。　　月亮发光，是为了证实太阳的存在。　　　　第13章　失踪的少女　　1974年20岁女S省T地区插队青年　　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个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运压在我手上——一人一棵 “发烟卷”——她和他走时中间隔着两三尺距离——北京西直门草打厂根本没有这个新疆业 务员——一幅无济于事、自我安慰的画　　我先说，我得给你的工作来点“突破”。我要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别人的。可这是 我亲身经历的。咱别生拉硬扯，非说这就算我的经历。其实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过 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点疯了。倒不是因为我怕说了受不了，才不说，我这个人心里 呀，往往碰到别人的苦难比我自己记得还清。尤其这一桩。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国 这么大，十亿人，你未必还能找到她。我认真寻找过，但没找到……我说这事行吗，行，那 好，我说。　　七四年吧，那时我在一个工艺美术学校教绘画。那年春天，挺凉着呢，耍外出给学生们 上写生课。我和另外一些老师负责。那老师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带着学生们先去荷泽，牡 丹之乡呀，在山东。春天牡丹正开花。他先带学生去那里，画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着教 山水写生。他们走后，我接着就自个儿上泰山等他们。我住在中天门一家小旅馆里，风景当 然挺棒呀，上边险峻，下边幽深，往西边还可以山前山后转来转去，可不巧赶上了下雨，春 雨没有利索的，下起来没完没了。我只好截着窗子天天画雨景，一边等学生们，可怎么也等 不来。我听说荷泽那边雨更大。照理说牡丹遭雨一打，全败了，怎么他们也不来呢。是不是 返回去了？山上没电话，写信一个往返不知要多少天，还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 再捎上来，那可就没准儿了。我算给困在山上了。过了几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 景儿就出来了。满山全是泉水声，瀑布也有了，这在春天是很少见到的，先不说这太美的事 情了，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挺惨。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云彩开了，见到蓝天，我赶紧下山。如果不赶紧 走，再来场大雨就够呛了。我身上没剩多少钱，必需赶紧走。等我到了山下边，天竟全晴 了。我就到泰安车站买了票；车是下午三点的。随便吃点东西，在车站外找个太阳地歇歇。 连日下雨候车室里又阴又潮，呆不住。我找到一面大墙的墙跟，搬块石头坐下来，太阳一晒 挺舒服。旁边还蹲着几个等车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扑克。不知都是等哪趟 车的。还有个卖烟的老头摆个小摊，挺静。春天倒是干净，没有苍蝇跟你捣乱。抬眼瞧，正 对着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气势，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闲着也没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画一 画。只觉得一个人朝我走来。　　下意识拾起头一看，是个女孩子，穿得挺破，头发很乱，额前的头发把上半张脸盖住根 本看不见，何况她又是低着头。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来是直奔我来的，我还没弄清怎么回 事，她“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干嘛给我跪下。我说：“你、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她不说话，也不动劲，跪在那儿。旁边那个披大棉袄的，看样子像个 复员军人，还有那几个打扑克的，卖烟的，全都怔了，围过来。我说：“这姑娘，你是不是 有难处？是吧。”这话一说，这女孩子头还是没抬，可泪珠子就下来了。像下雨的雨点落在 地上，很快“劈哩啪啦”全是泪滴，一片。但她没哭声，好像是憋在嗓子下边，发出咕噜咕 噜的声音。我可有点受不了这场面，急着说：“这姑娘，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没钱，我 可以给你，我的车票已经买完啦，剩下钱全都可以给你，怎么，你说话呀，你需要什么我可 以帮助你。”旁边那复员军人开了口，说：“这姑娘人家问你话呢，你别光哭行不行，你有 难处我也可以帮你。你的难处未必是我们的难处，你痛痛快快告我们成不成？你不信我们能 给你解决问题？”一听这复员军人的口音，一听他说话的口气，就知是山东这边人，一股于 义气劲儿，梁山英雄那劲儿，叫人一听心里就发热。另外那几个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说。 这女孩子把脸一扬，挺清秀的一张脸，接着全是泪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脸上没一点血 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够劲，一副受难的样子。　　她说了。说得很简单。字字句句都像枪子打在我心上。　　她说她是济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守寡带着她。但都受了父亲牵 连。母亲偏偏太直，为死了的父亲辩护几句话，被弄起来。家里的亲戚朋友没人敢沾她，她 就自己过日子。她没收入，靠卖家里的东西过日子。一个家叫她快卖空了。她不懂价钱，受 了不少骗。直到上山下乡就报名，被分配到泰安这地方山区里。后来母亲死在牢里，也不准 她回去见一面。单位处理了结后给一张通知单就算完了。感情上虽不叫她和家里连着，政治 上却把她和家里拴在一起。她说：　　“当地那些人和一块下乡的都欺侮我。大队拿我当四类分子看。我有慢性肾盂肾炎，犯 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队偏不派我轻活干。在农村能干活还好一点。我常没的吃。找人借粮借 不上，借了也没法还。我实在没法活了，就跑出来。刚跑出来时觉得自己自由。可跑着跑着 才知道自己根本没地方去。回济南吧，没人肯收下我。要是返回农村去，大队他们肯定不会 饶我，起码打个”革命的逃兵“今后更没好。我在车站上碰到一个人。他是个业务员，新疆 来的，他说他是北京人，现在父母还都在北京。这人三十多岁。他说他是从北京支边到新 疆，没娶老婆。他看我可怜，说可以带我去新疆，但必需嫁给他。他今天就返回新疆，我要 是同意，他就带我去，要是不同意就算，他就自己走了。我没主意，请你们给我做主，说我 该怎么办？”　　我完全懵住了。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把终身大事随随便便交给一个陌生人做主。可是那 时候，就这情况。细一想，她无亲无故，没来路也无去路，走投无路。她又没社会经验，找 谁去商量？她肯定是看我的外表像个有点头脑、有点文化的人，选中了我替她决断。这就叫 我非常为难了。这是关乎她一生是否幸福的选择。我的一句话也许就把她推向一条生路，也 许推向一条绝路。我一向以为自已有点主意。我的朋友们遇到难处，都喜欢听我的分析和判 断，但我头一次感到自己无能。我扭头看看那复员军人，意思向他求援，可是他的眼睛正看 我，也是一对问号。他那股侠义劲看来也使不上了。我又不能不说话。可是她把她的命运压 在我手上了。这分量实在太重。　　我拿不定主意，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女孩子直怔怔瞧着我。好像非我不成。好像无论我 怎么说她都会怎么做。再想一想，那个新疆的业务员要是走了，她怎么办。她活一天，就得 有地方睡，就得一天三餐。现在要饭都没地方要去，到处搞阶级斗争，不知你底细谁敢把东 西给你吃？摆在面前，既是她的前途和命运，又是极现实的问题呀。　　我一急，来了灵感。对她说：“你把那新疆业务员叫来，我们看看他再说行吗？”　　复员军人看我一眼，好像称赞我这办法对。这女孩子一听，脸仿佛都亮了，马上点头答 应，去了。我、复员军人，还有那几个打扑克的，都蹲在一块，等那新疆业务员来。我们说 好，他来了，咱就好好盘问他，别客气。别叫这始娘不明不白的毁了。　　不会儿，那女孩子就领一个男人来。这人和那女孩子差不离高，腿挺短，有点罗圈，上 边一件蓝布大棉袄，提着个黑人造革的手提包，皮肤给风吹日晒又粗又黑，眼珠很大，很精 明，一看就是业务员，没错。他说他三十多岁，我看起码四十二、三。还没等我们站起身他 就蹲在对面，打上衣口袋摸出一盒“墨菊牌”烟卷，飞快抽出一根给我，又拿出几根，一人 一根扔过去，这在业务员那行叫“发烟卷”。我们才要谢绝，他龇着牙笑道：“烟酒不分 家。”凭我的观察力，他是业务员丝毫不用怀疑了。不等我仔细打量他。他眼睛在我们个个 身上来回扫过两趟，可每一眼都好像把我们看透。我看这人过分精明，有点不放心，就问： “你是新疆什么地方的。”我刚一说，他立即从口袋掏出一张证明信，打开，还用手指“嗒 嗒”弹落里边夹着的烟末子，送给我，又掏出一个红塑料皮工作证给我。一看，确实是新疆 乌鲁木齐市的，一个叫“红卫印刷厂”的单位工作，证明信上说是来买圆盘印刷机。工作证 上还有他的照片，盖过钢印。照片就是他本人，不仅没有任何破绽，还叫人心里踏实了。我 们几个把他的工作证和证明信都传着看了，这下不但没有任何疑问，也没话可说，有点犯 傻。他却说了：　　“咱们素不相识，我的话信不信由你们。可还得说一句，我和这姑娘也素不相识，她的 话我都信了。我可不是硬要把她带定。我是在这儿等车，看她坐在旁边哭，哭得挺可怜，我 以为她缺钱，要帮她，谁知她一说，是在生产队受气跑出来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我 挺同情她。我家在北京，住在西直门草打厂117号。爹娘和一个姐姐现在还住在那儿。我是 十年前支边到新疆去的。原先干车工，厂里看我能干，能跑能颠，叫我出来干业务采购这 行，吃苦受累呗。我一直没结婚。你们不知新疆那鬼地方，内地的女人大都是男人带去的， 单身女人也不愿嫁当地人，都想法嫁到内地，好回内地呗。当地的女人跟咱习惯和不来。我 在内地找不到媳妇，谁都明白，嫁给我就等于充军了。条件再差的，瘸的、瞎的、有毛病的 也不肯。我就一直没结婚。可你们别以为我非有老婆不行，光棍也有光棍的自由，各有各的 乐儿，我也习惯单身生活。要不是碰见这姑娘，我根本没打算结婚。当时我看她怪可怜，无 亲无故，生一个想法，带她回去。可我总不能不沾亲不带故带一个姑娘回去，算哪门子事？ 我说是我妹妹行吗？单位人会说，你哪辈子的妹妹呀，怎么以前填表从来没这个人呀，是 吧。我又不忍心看她这样，就说你要嫁我，我管你。说实在的，她一没户口，二没粮食，跑 到哪儿也没法活。我还好，跑这些年业务，地面上关系都熟，再说那边也没这边严。起个户 口，弄个口粮，不成问题。我说这些你放心，我要你就对得起你，我今年三十六、七了，她 说她才二十，差着不小呢。我这么大人了，也不会欺侮这个小姑娘。我这么好心待她，她将 来也不会对不起我。对吧！她说她得找个人问问去，就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位看，这事合适 不合适，要是合适我们就走。反正再过半个小时火车就来了。要是不合适就算，我走我的。 反正我对得起自己良心了。我才刚说过，我不是非结婚不行，就是同情她。说老实话，我也 是看这个姑娘是个老实人。娶了她也算是福气吧，我一口气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了。成不成你 们说，她既然信得过你们几位，我也信得过你们几位。我没话了，你们说吧！”　　复员军人和那几个都看我，等我说，大概他们听了这些通情达理的话，也无话可说了。 我说什么呢？我反来复去把那工作证和证明信看了又看，愈看愈投话说。当然，从形象上 看，他们绝对不是一对，完全不合套。一个文气的、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少女，一个是老练 甚至有点油滑的业务员。年龄几乎差着一代。可是如果我说不合适，这男人走了，这姑娘又 该怎么办？我们几个不多会儿也要各奔东西，她一个人没吃没喝没有住处，留在这里，还不 如一只小猫。难道我们中间有谁可以把她带回去？吃喝先不说，谁家都是一间屋于半间炕， 住在哪儿，户口又怎么办。没户口不就是窝藏黑人了？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问那女孩： “你觉得怎么样？”她一直低着头，不言语。我想，是啊，她找我，不就是叫我拿主意吗？ 我只好对这业务员说：　　“如果她本人真愿意，要是真跟了你，你无论如何也得疼她。你想想，她一个女孩子， 没父没母投亲人，那么老远跟你去了，一下子几千里地以外，你要是……要是对不起她，她 找谁去？”　　这业务员马上伸出一只手拦住我说：“您可别这么说，您说您同情她，我更同情她。您 同情她只是嘴头上同情，我得带回去养着她。要不您带她走，您要能把她带走，我佩服您。 怎么样，不成吧。我可不是跟您呛火，是说您甭拿咱好心当别的。您想想，我给她买一张车 票回去得花多少钱？到我们那儿也不能马上工作，她这身子骨我看只能料理家务。我得管她 吃穿。当然我认头，她是我老婆了，我的人，我不疼谁疼？我把她弄回去，欺侮她，整天惹 气，我撑的？我放着光棍一身轻的日子不过，找别扭？咱再把话说远点，我已经快四十的人 了，还指她生儿育女，还得一块过一辈子呢。尤其在那么老远那鬼地方，只有亲的热才是自 己的，您说对吧。”　　他说得眼珠直冒光，好像犯火气了。我给他说得闷住口。不单没话，一个字儿也没有 了。旁边那复员军人把话接过去对业务员说：　　“叹，我说，这同志劝你，也是为你好。虽然这始娘跟你，是你的人，可你们俩不是还 没说定吗？我们不认识她，也不认识你，为什么管这事，是看这始娘可怜。你要是明白人， 就懂得我们这些话不仅为这始娘好，也是为你好。对吧！”　　这业务员不大情愿地点点头，他还有点气哼哼，好像我们冤狂了好人。旁边那几位也连 劝带说，那业务员站起身说：“那我谢谢你们几位了。你们看这事怎么办？”眼瞅着我。　　我问那姑娘：“你说这么行吗？”　　那始娘一直低着头。听完我的话，轻轻点了一下头。还直怔照站着，好像不知该怎么 做。　　业务员对她说：“要是说定了，咱就得走了，还得补一张车票去，再晚怕没票了。”　　那姑娘头还是没抬，对我说声：“我总记住您。”转身跟着业务员去了。这句话可有点 撕我的心。我忽然灵机一动，拿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叫住她，跑上去说：“这是我的地址 姓名，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写信给我。”她接过纸条就哭了，哭着就走了。我一直站着看他 们走远。这姑娘一直跟那业务员保持两三尺远的距离，中间空的那块地方，是远处的车站。 两个气质经历各个方面完全无关的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去了。她和他保持这个距离，不愿和 他挨近，大概出于一个少女的自尊，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心理，就琢磨不透了。我看着，心里 不是滋味。　　事过之后，一直没有收到这女孩子的来信，我想她肯定在遥远的边疆生活或生存了。也 许在操持家务，也许已经生儿育女。但愿那个其貌不扬的业务员心地还好，能在这艰难世事 中给她一点点温暖。不知为什么，偶然这女孩子的身影在我眼前闪过时，我总带着一点担 心，一点不安，好像还有一点点内疚似的。　　七五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忽然想起那姑娘，很想知道她的情况，想到那新疆业务员在 北京家的地址，是西直门内草打厂l17号。我去了，找到草打厂，非常奇怪，那儿根本没有 l17号，我以为我记错了。再找17号和77号，都不对。我就找到居委会，问一个街道代表 老大娘，她说这儿从来没有这家人，也没人去新疆支边，根本没这个人，我再往深问，她起 了疑心，反而问我姓氏名谁，找这人干什么，还向我要工作证看。那时到处都搞阶级斗争， 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我要是再追下去，她就会把我带到派出所去的。我只好应付一下去 了。　　走出草打厂我才意识到，我受了那所谓的新疆业务员骗了，那姑娘也受骗了。我竟全傻 了。已经事隔一年，那姑娘可能被卖，可能受到更悲惨的命运，甚至可能不在人世。我就深 深的后悔起来，如果当初我制止，那姑娘即便被迫无奈回到生产队，也不会落到这处境。都 是因为我！在人家把命运压在自己手上时，自己却轻易的处置了，这究竟不是一个人问路问 道呀，可是我又想，如果当时不那么办，又该怎么办。跟着我又觉得这是为自己开脱。我这 是没有人性，够不上一个男人。每逢此时，我会自己给自己胸脯来上几拳。　　我不想往下说了……我现在只想知道这姑娘如今在哪里？　　我画过一张画，从泥泞通向远处的阳光。这画是我为这姑娘画的。但愿有一天能把这画 送给她。当然这也是用来安慰自己罢了。　　那时，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也是千万个人的命运。　　　　第14章　我变了一个人　　1967年27岁男T市某小学教师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数”——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钥匙链儿上的小手枪 ——我快成“核武器”了——里边与外边的一切刚好相反——后天的一对儿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日于永远记着。生日不算，那是必然会记住的，没生日就没有 你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比如初恋、结婚、离婚、爹妈故去的日子等等。这日子，与你 的生命紧紧相关。我也有个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个倒霉的日于。拿破仑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绞死是四月四日，张 志新被枪毙是四月四日。我被逮进监狱也是四月四日。七0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满到期应该是九0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释放出来的日子都 比抓进去的早一天，否则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 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 “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 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 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 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 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 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 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 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 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 珍品，一辈子嫌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 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 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 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没骨花卉册》，都是极精的精品呀！ 还有文徵明的《横渡春江图》，上面有吴门十八学士一人一段题跋。祝枝山以楷书名天下， 但在这幅面后边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书跋款——这些画全叫我父亲捐献了。他这样做，一 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买一点政治资本吧。那时资本家都是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也遗传到我身上，就给我的真诚加进点复杂性。一方面，我虔诚地进行自我改 造。“血统”里有问题，便决心给自己“换血”，时适事事都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我 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数”。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儿自已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 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我这样做， 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学时入了团，工作后当上团组织委员，工会主席，核心组成员。被 领导视为“核心”，真叫我受宠若惊，报答之心就异常强烈，更加积极表现。我喜欢历史， 对书画也着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书，学书法，这事也主动先向组织汇报，争得同意才去 做。比方，我有套西装，淡蓝色的，只穿过一次。那次是元宵节，家里来了许多亲友，我穿 上它对镜于一照，也觉得挺好看，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 需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 走。　　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 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 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 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适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 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 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 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 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 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 没有了”是种什么滋味吗？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没有了，好像一条鱼忽然给从水里拉出 来，到空气里，就这感觉。什么安全系数？都是自己骗自己！安全系数——零！我就抱着这 个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么，一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 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 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 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 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 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 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 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 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 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 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 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 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 身分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 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 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 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 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里，我摘一双大小合脚的 穿。穿鞋时发现鞋帮上用红漆写着171号。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坏了，我的犯人编号恰好也 是171号。命中注定我进来。这叫命运的暗示。　　当然，我还存在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犯过任何罪。谁知生活严峻得连侥幸也不给 你。　　我一连接受六次审讯，提审都是在深更半夜，问的问题极其奇怪。始终追问我一个问题 ——叫我交出手枪来。我想，这事肯定搞错了，不是我。我说，你们就是现在叫我出去弄一 支来；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我从小在学校，出来工作还是在学校，除去在电影上，见都 没见过这东西。　　六次审讯后，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好像只这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狱里，天天学习。这种监狱的设备挺特别，屋中间摆着一条条矮长凳，白天犯 人们一徘排坐在上边读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传材料；晚上把一块块大木板往上一铺，睡觉。 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门，是看守的监视孔，只要小门一动，犯人们立刻正襟危坐。后来小门 改成—块水银镜子，上边划上道儿，镜面朝里。看守夜外边看得见里边，里边只能看见亮光 光的水银镜面，看不到外边，挺妙吧！这一来，犯人们谁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 站在门前一照镜于，吓了一跳，我的脸色好难看，惨白，腮也凹进去，左右两个明显的坑， 胡于老长，不像人样儿了。后来才知道，我传染上结核病。　　我想只要他们查出我根本没手枪，就该放我出去了。一准是弄错了人，除非有人诬陷， 谁呢？我是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人的。谁会忍心将我置于死地？再说北京的中学党委书记那 件事已经结案了。　　一天，忽然提审我，还是这手枪。　　我有点急了，说：“这事没什么可考虑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敢冒犯官方。谁料这预审员没发火，反而态度温和下来，他 说：“你别过早关门。我给你提个醒，你从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这种生死攸关严肃的事，怎么扯到玩具上去？我说：“玩具手枪我倒是见 过，可您想想，我是当老师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带个玩具手枪呀！”　　预审员今天真有耐性，他说，“别急，你再想想，能带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钥匙链儿上那个小装饰物，两厘米大小，一个朋友送我的，是法国 货。紫铜上嵌有银丝，很好看。我说：“有一个，是钥匙链上的小坠儿。”　　预审员说：“对呀，你怎么不早交待呢？”　　我听傻了。难道为个钥匙链抓我人狱吗？难道我能用这小玩意儿犯罪？家家都有菜刀， 是不是也全都得关进监狱？我冲着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他说：“你就把这问题写下来吧！”　　问题？满天乌云了，脑袭里也糊涂一团。我就把这小钥匙链谁送我的，哪年带在身上 的，哪时抄家被抄定购，全写了。他还叫我照原样画个图。他看看我这份“问题交待”，点 点头夸奖我说：“你这态度多好！”　　从我被捕到判刑，只问过这么一件事，再没问过别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个月。　　开头我觉得这事弄清就该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纳闷，再久就觉得不对劲儿。有种灾 难感。好像我被一种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钳住。这手是谁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我逃脱不 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号！”我一出屋，许多全副武装 的警察就上来，使绳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别的犯人，弄到一个大戏院 去公判。到了大戏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头一个，那时头一个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 枪毙。我想，我完了，没意思了。说什么，喊什么，也没用。我是一只该宰的鸡。那天有两 个小细节很特别，在捆绑我时，一个小警察捏着我的手腕在袖筒里转了转，说：“勒得太 紧，你就说话。”车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树枝，又是这个小警察对我说：“低头，小心树 枝。”那时是决不允许同情犯人的，但他说这些话并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枪毙 了，按常规，枪毙前总要对犯人客气一点儿。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 惜我当时那心情，已经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记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总共三条：　　一、思想极端反动。　　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项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为据点，收听敌台广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企图组织反革命集 团。　　这三条，哪一条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虚无时，只听台上叫着：“判处有期徒刑——二十 年！”　　我一听，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没事了，那时并不觉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后，我校送到××监狱服刑。先要对我进行服法教育。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 说：“我就感觉，这张判决书是我的吗？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你们怎么也从来没问过我 呀？”　　我总这么说，就是顽抗，给送到监狱里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班，叫做“血肉横飞学习 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横飞，就这意思，凶吧？　　可是老实说，我并没挨过打。因为我的结核病已经开始大口吐血，天天带两个口罩，手 拿一个密封的塑料痰杯。—个多钟头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时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口了。　　关了我四个月，我还是没法认罪。一天军代表和管教科长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 棉袄，手捧痰杯坐在一张凳子上。　　管教科长说：“今天你有什么只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为什么预审时从来投问过我的事儿，都写在判决书上了？说我偷听敌台广播， 可文革时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儿去找无线电听敌台？要写上这条，还得叫我现在 去听才能算一条呀！我怎么认罪？您说。”说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咙就发痒，要吐血。　　管教科长给我一杯热水喝。他“哗哗”翻我的材料，然后一推给军代表，也不避我， 说，“看，又是这个！”　　军代表看了，没吭声，两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长说：“判刑有出入，我们解决不了，现 在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需要过认罪这个关，怎么办？我说个办法，从今天起不 再提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说，“不是我提，是天天总对我提这个。”　　管教科长说：“好，今后我们也不提了。我问你，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能不能批判 自己的思想？”　　我说：“这有，能批。”　　管教科长说，“好，你回去准备准备，抓紧点儿。”　　转天，监狱召集所有犯人，听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家庭问题呀，白专道路 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长就表态说：“他的 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们给他提提意见，说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长已经说深刻了，谁还敢说不深刻。这就算我认罪服法了，从“血肉横飞学习 斑”回到监号里。从监狱里的监狱解放出来，虽然没出铁牢，究竟大不一样。好像从十八层 地狱上升到第十五层地狱。　　我挺感谢这位管教科长的。在那时，那个地方，人性就这么表现。没多久，他调到市公 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来，还有他帮忙。那是后话了。　　一个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着出来的一天。何况我的结核病已经扩展到全身。 肺结核、淋巴结核，腹结核，附睾结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监狱里的大夫倒是给我 认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既不是为了积 极表现争取早出来，也不是为了毁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里相当平静了。你问我 靠什么为精神支柱，我没支柱。虽然我是政治犯，我却根本不懂政治，那时的政治犯，都不 是为政治而去“犯”什么，而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我连自己为什么坐牢都不明白，哪来的 精神支柱？死活听凭自然罢了。　　老婆跟我离婚，妈妈来探监，我从来没掉过泪，不动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动，奇怪，没 了。这倒挺好。在那里边，有什么感情、希望、信念，都会成为自我折磨。我什么都不相信 了，人活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写写字，把自己能背诵的诗文默写出来。 我叫家里人送些雪莲纸，打成线装书那样的八行格，用真草隶篆各种字体一张张写，自称 《古调陶然录》。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乐。无所谓乐，有乐必有苦。想乐，也是追求；无追求，一片自 然。这是种以生为死、以死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没有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边多 少人疯了，傻了，病死或自杀！叹，我这些话，你听得懂吗？　　坐牢近十年，唯一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预审员。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一次，他接受处理一桩很特别的案子，是件轮奸案。被告都是文 革群众组织的一派要人，其中一个还是市革委会委员。　　预审过程中，他发现原告诉说被害事实时，一次一个样儿，前后对不上，他就以“证据 不确凿，不能立案”，向上报了。没过几天，上级一位大人物找他谈话说，根据形势需要， 哪个人定什么罪，哪个死刑，哪个死缓，都已经定了。上边有要求，要他执行。叫他不要 “反其道而行之”。谈话过后，他回家对老婆说：“我可能要出门很久，你别问我去哪儿， 也别找任何人打听我。”然后就带着被褥到办公室，打开那案卷，在上边写了四个大字“刀 下留人”。然后坐在被褥卷儿上等着。马上他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在那个所谓 “轮奸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还总觉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总猜想到底怎么回事，听过他的话，我连猜 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谓之冤？　　连冤都不觉冤，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过得顺溜了。以至感到“狱中才一日， 世上巳三年”。不知不觉，文革就过去了。　　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里放风，贪婪地晒太阳，掐虱子，拔胡子。那扇上边架着机枪 的大铁门旁有个小门房，有人在里边隔着窗子叫我名字。我过去，他走出来，原来是当年把 我从“血肉横飞学习班”救出来的管教科长。他看左右没人，就说咱们走走，走了半天，他 也没吭声，只是用手不断搓着他肌肉沉重的一张脸，搓得胡茬嚓嚓直响。待离人群远了，他 低声说了一句：“你赶紧写份申诉，我明早来取，还在这地方。”说完就定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这事儿，有意思吧。我写了张申诉，转天塞在他手里。　　我呢，遇到这事并没有多大震动。石落古井，波澜不起了。　　那申诉给了他一年多，没动静。如果我要是从那天起就满心欢喜，日盼夜盼，不是自自 折磨自已吗？　　这时我已经不干力气活了。在监狱的建筑设计室给一位当过建筑师的犯人当助手。我会 画画，帮他描图。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员来对我说：“你把东西收拾收拾，你们家里来人接 你来了。”　　我去到管教科，哥哥弟弟都在那儿，见我就乐了。法院念了我的《裁定书》，就几句 话，说我“在文革的言行，构不成反革命罪，通过申诉和复查，宣告无罪释放。”然后把 《裁定书》恩赐一般递给我，又给了我十几块钱，一些粮票；一叠证明信，用于到派出所报 户口，到粮店登记粮食配额，到工作单位报到等等。别的什么都没有，人就出来了。简单得 和当初进去的情况一样，而且一样不清不白。　　回家的一路上，看到人流往来久别的人间，熟悉又陌生，亲切又奇怪。宇宙飞人回到地 球上也是这种感觉吧。到了家中，亲人的气息，一切旧时旧物，所有眼见的细节一下子都勾 起回忆，忘掉了的又都唤醒，我心里可有点骚动。我终究还是凡人，没成仙。可我没掉泪， 不是我心硬，面确确实适是心淡了。我的平静，大概叫家里的人吃惊不小。也许正因为我这 从外到内整个一个人全变了，才使得家里人哗哗流泪呢！　　一周左右，法院来人给我一张传票，蓝色的，叫我去一趟，并告我：“你可以请公假， 可千万别误会，是我们领导想找你谈谈。”　　我一进法院，这位领导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上来楼着我的肩膀说：“来了，来了，这回 头次见面，咱们得好妹谈谈，要是不谈，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　　我好奇怪地等着他说。他说：“文革中有个二。二一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不记得了。”我说。文革初期我对社会上谁斗谁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关心。　　他说：“二。二一讲话后，江青批判这里的军管会说，‘你们的阶级斗争搞的不好。上 海、北京的资本家子女都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都及时抓了。你们城市有那么多资本家子 女，怎么会一个反革命集团没有？’于是，这里的军管会就赶紧抓一批资本家子女，你算其 中一个，因为你不是在这之前看过北京一个中学党委书记揭发过你的事吗？可是在调查中又 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间的任何联系，没法打成集团，也不能放，总得搞出一两个来往上报， 所以判决书上说你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既算集团，又不是真正的集团。所以你没有 同案犯，是不是？这就是你真实的情况。”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着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比你更惨，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过，比你早放 出来几个月。中央派我来查这里的冤假错案，我调查时发现有两个奇怪的案子，其中一个就 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没一点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写的申诉，所以我很快着手把你的案 子平反处理了。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年轻，前边的路还长着呢，对吧！对于你们单 位，千万别怪怨他们，连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再说句老实话，县官不如现管，聪明 点儿，别再找麻烦了，我对你说的全是肺腑之言。愿意听我的这些话吗？”　　他的热情带一股冲动。要是十年前，我会拥抱他，可是此刻不过微微一笑。嘿嘿，我早 巳听其自然了。　　人在监狱里和在外边，正好相反。　　在外边，盼好不盼坏；可在里边，盼坏不盼好，如果有好事找你，你就嘀咕了。比方叫 你换件衣裳回家看看去，好事吗？坏事！多半是你爹死了，妈病危了，老婆怎么样了。要是 反过来对你特别凶，斗你，没事儿，很正常，监狱里还能请你喝啤酒吗？可是如果你在外边 挨斗不正好是坏事？　　再说，监狱里的大门，锁着的时候，里边准有人，开着的时候，里边准没人。外边不正 好是，开着时有人，锁着时没人？要不小偷为什么都会撬锁呢？还有，监狱外边的锁全在门 里，监狱里的锁全在门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在监狱里，要认为你管教的好，睡通铺。人多时，一个挤一个，最窄每人只有七寸宽的 地方，夜里撤泡尿回来就会找不着自己的铺位。但要是认为你不老实，危险性大，反而叫你 睡单间。待遇也是相反的。　　吃饭，在里边是永远吃不饱的，饥饿感特别强。我一顿吃四个窝头还不觉饱。每天分饭 时，眼睛都瞪绿了，可是如果今天让你尽情吃饱，这一下不知出什么事，照顾照顾你，这一 照顾准枪毙。　　最奇怪的是，我被放出来后，总做梦被关在监狱里出不来，撞笼呵，可是在狱里，从来 没做过一次困在牢中的梦。梦里哪儿都能去，名山胜景，世界各地，哪儿好去哪儿。有的梦 现在还清楚极了。比方一次做梦，在曙光电影院门口，乘一辆大汽车，车上都是熟人，是谁 不知道。车开了，两边全是花园洋房，讲究，漂亮，哎哟，像童话里那样一幢幢尖顶小楼， 各式各样，亮着灯，好看极了。我走进一个小拐角，青草小道儿，挺黑，模模糊糊有个中国 式亭子，式样挺特别，是两个半个的亭子连在一起的，大柱子，花格扇，里边卖吃的，都是 我最喜欢吃的，我就吃呀吃呀，可香啦……　　但这种梦，我放出来后，想做也做不出来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坏事。人家告诉我说，要把我的书法送到全国展 览，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嘀咕来，不知有什么坏事，麻烦，跟在后边。　　我并不麻木，而是很少有事使我特别激动。你激动是为了什么好事吧，可你怎么知道它 一定是好事？你激动是为了坏事吧，但它真是坏事又该如何，又能把你怎么样？你看我，那 些年在外边费劲挣“安全系数”，好像系数挺高，其实屁用不管。人家对你真的怎么样，等 到揪你时才能看出来。当把你放回来，落实政策了，人人对你笑，挺好吗？假的。因此…… 因此什么呢？因此我的老同学说我现在比较任性、放肆。做事说话都任自己的性子，很少考 虑别人。这看法我承认。任由别人的结果我尝到头儿了，现在只能任由我自己。　　我的前妻已经另跟别人结婚了。她有个孩子，不是那人的。我是在和她结婚四十天被捕 的，那是四月四日，倒霉的日子。这孩子是十月底生的。我前妻说是她抱来的，不是我的。 孩子的模样很像我妹妹，我也不深究了。我有时去看看她和孩子，像老朋友一样来往。这孩 子和我有种异样的亲近。当然，亲近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也不要求说明什么，亲近就足可以 了。事该如此，就是命该如此。　　我自从在监狱里得了附睾结核，性功能完全丧失。监狱里的犯人闹滑精、手淫，我全没 有。出来后也不想再结婚成家，当一辈子人间高僧吧。后来碰到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公开 说，我这方面不行了，没料到她说，她以前生孩子难产，腹腔发炎，动手术把女同志烂七八 糟那些器官全摘完了，也没这方面要求。我们就结合了。两人都没这种需要，谁也不惹谁， 相安无事，互相照顾，反而更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真正进入了无欲境界。也叫做天生的一 对儿，不，认真点说，应该叫做后天的一对儿。　　有—天，翻腾落实政策后发还的旧东西时，忽然碰到文革前我写的一幅字，很令我惊 讶。好像我写的，又像另一个人写的。我才意识到，我完全变了，变了一个人。无论如何跟 以前接不上气了，回不到那趟道上去了，我却并不伤感。我很清楚，伤感是帮助命运害自 己。干什么再跟自己过不去，就照自己现在这样活吧。别害别人，也别害自己。　　我只相信，谁也无法把我再度变回去。　　创造了人的上帝，曾经被“文革”战败。　　　　第15章　牛司令　　1966年32岁男T市某局设备处业务干部　　我的事是怪事——害怕五七年诱敌深入不敢造反——马季相声《牵牛记》牵上我爸爸— —这外号又转到我身上——堂堂一个“造反”司令——别别扭扭背它背了十年　　要说那十年，我这个人真没吃多少苦，也没挨过揍，可也不比吃苦挨揍抄家批斗好受。 我这事怪，是怪事。忙，咱长话短说，十年，要信着说，别看咱没嘛大事，要把心里疙疙瘩 瘩都铺展开，也得一天两天。我就单说这怪，行吧。　　我的事为了一个外号。　　这么说您不会明白，还得打头说。　　我说，我这个人参加革命比较早。这“革命”不是老同志打游击抗日那意思。我们那会 儿把参加工作就叫参加革命。现在不这么叫了。我是一直叫惯了。　　我参过军，当过文化教员，当过干部，还在技术学校学习过，成绩不错，后来搞基本建 设，我还坚持自学。技术、管理、行政，咱都行。人缘也不错。我姓牛，上上下下都管我叫 小牛。我说那外号可不是这小牛。“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反右”、“四清”什么的 都参加了，表现一直叫好。但我出身不好，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官，给我就撤劲撤大 了。可是我呀，确确实适是吃共产党饭长大的，确确实适是共产党培养的，可我也知道组织 上对我一直不信任、放心……不是我哭，也不是我委屈。为嘛哭我也说不好。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我去“四清”了，直到市委书记自杀，我们工作队就撤回了， “文革”已经来了，局里边已经面目全非。我们这个处跟别的处不一样，这个设备处相当一 个公司，是局里的第二大处，直接管着下边好多厂子。“文革”前因为下边厂子太多，管不 过来，就筹建一个总厂，厂里边的党关系还没打公司转下去，搞起“四清”就不能动了， “文革”一来完全瘫痪，许多杂乱无章的行政事就摊在我们处。等我回来时，处里边群龙无 首，处长叫下边厂子揪去批斗，连一个管事的干部也被拖拉机厂揪走了。处里头没人，属我 岁数大点，文化水平高点，局长就叫我暂时管管处里的事。反正那阵子没入有心顾什么业务 了，有的怕丢乌纱帽，有的想当头，要不也轮不上叫我抓业务。我作为一般干部接下这个大 破摊子，整天抓东抓西，拆东墙补西墙呗。这会儿，各个单位都闹着成立“造反队”，好像 没有组织人就没保障。我们局里各个处也都闹起来。唯独我们设备处没动，因为处长不在， 主要干部又揪去了。可目标就集中我身上，闹着叫我出头。我一来胆小，怕事；二来，我说 了，出身不给劲，先渗着，能不干就别干。一动不如一静。　　根据《十六条》，巴黎公社式选举“革命委员会”，非常荣幸，荣幸嘛呢，我们局成立 “革命委员会”要选四个成员，一个正主任，三个副主任；原来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上了正 主任，我被选上了副主任，要不是巴黎公社式我当不上，咱这出身哪行？这就非常荣幸了。 革委会成立，搞牛鬼蛇神，揪呀烧呀斗呀都是他们三个同志操持。这三个同志出身好，算红 卫兵。可他们工作素质不行，就光搞运动。我领着十几个干部干业务。说适话，我心里觉得 这一次来势凶猛，早在工厂搞“四清”时就觉出来，可并不了解毛主席说的大权旁落，是要 把刘少奇这些人搞掉，还没认识到这么高。只觉得五七年大鸣大放，不过是诱敌深入。六二 年听到陈毅的报告，更明白这里边有深浅，接受历史教训嘛。再说出身不好，折腾不好就折 腾自己了，我这叫明哲保身。我就闷头干实事，可光搞业务不搞运动也不成，人家说你不忠 于毛主席，咱就接待红卫兵小将。这也是苦差使。外地串连来的红卫兵一拨一拨，有的客 气，有的穷横，不管他们嘛样，得管吃喝住，弄毯子弄席子弄稻草帘子，叫他们住；给他们 买绒衣棉帽；他们白吃自拿，就往帐上记，反正上边有精神，支援小将们。管这种事儿，苦 大累，那些小祖宗那么好侍候呀。我们设备处三番五次挪，绘他们腾住处，没窝儿了，最后 只好搬到局长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里办公。这时别的处都成立“造反队”，唯独我们没成 立，这样就像我们不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情绪有看法有意见，无形中就有压力了。我 想个办法，天天下午坚持两个钟头学习，念文件，念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学语录，唱语录 歌，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可风言风语就来了，说我们设备处是“逍遥处”。 那时不是有句口号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吗？一个老局长对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保守 呢？人家都成立队了，你们这样不怕人说？”还有一个老技术干部，人不错，也悄悄劝我： “你们也别叫人家有看法，总得有所表示。”我琢磨一下，就找来一份传单，是别的“造反 队”成立的宣言，基本上词句不动，改改后边的署名，起个组织的名字，叫“东方红造反 队”。刻钢板印传单，还是老局长帮着我们翻片儿印的，贴出去，就算成立了。我们这个组 织是这局里最后成立的，这个局里也是山河一片红了。其实，成立了也麻烦。因为整个局， 包括下边的各个公司各个厂已经形成两大派。而我们处在局里人数最多，下边又管着十几个 厂，有些厂没厂长，我们直接管，被认为有实力，各厂的人加起来几千号，所以两派都争取 我们。　　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 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 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 “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 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 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殊 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精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 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 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 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 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 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干部都有 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 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 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 帐，也算不到干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干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 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 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干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情况 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 常恼火，投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于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 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 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 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 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 当大官，是个高干，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 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 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 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 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 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 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 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干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干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 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了 吗，不。　　到了七六年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不知打哪儿造出来 的，新单位的人竟然都以为我是原先局里的司令，“造反队”的头儿，成了造反司令了，冤 不冤？不知哪个王八蛋造的，可这不是儿戏，上下都当真了。　　我那次不是扫了主任脖子一下吗，那主任一口咬定说我打他了，说打砸抢就占了一条， 一直暗地里审查我。我的职称问题，定级问题，提拔副厂长问题，总受这事牵连，改革方面 提意见也没人敢采纳。糊里糊涂一个外号，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么罪恶似的。要是当 初在局里我闹一回，谁再叫我这外号，谁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里 时，一次两派联合斗当权派，在人民礼堂，不知打哪儿弄来市委副书记陪斗，架市委书记的 人个子太小，站在旁边没气势，管专案的一个同志说叫我上去，因为我个子大。我就上去 了，还叫摄影记者拍在照片上了，后来翻出来，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的证据，无 形中又和“牛司令”这外号联在一块了，倒霉不倒霉。　　我们局里“文革”后新组成一个班子，我们那一派，那些老人都走了，另一派为了回避 问题，就把事儿都推在不在场的人身上。不但没人替我解释，反而恨不得我有事才好。我这 “造反司令”就被默认了。弄得我很痛苦。一次次清查，又不当面问我，查也查不出什么 来，还总暗地查。　　每到清查一紧，局里有的好心人就打电话通知我：“告诉小牛，最近又要清查了，叫他 别到局里来，避一避好。”好像我真有问题似的。你要真去问他们，他们会说，谁查你了， 你难道心里有鬼？弄得我有工作也不敢到局里请示。在单位里上不上、下不下，当面没人说 我，可是常常感到有点事似的，就这么背着这外号背了好几年，难受不难受。　　直到前年，市委组织部调查整理情况，才有人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查清了，不属于打 砸抢，那次是那主任骂你，你打他又没打着，不算打人。去年市纪委找我谈话说，这几年你 就是受了累，原来准备安排你副厂长，就为这些事，经过反复核实，清了。嘿，这才了结， 好家伙，一个外号弄到市里去，厉害不厉害。　　对这“牛司令”，他们说这没什么也别向本单位群众解释了。因为没立案，也就没有落 实问题。　　现在不知道情况的人，还有的叫我“牛司令”；知道这些情况的，不再叫这外号了。大 概知道这不是好事。这事怪不怪。　　生活超出人的想象那部分是荒诞。　　　　第16章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1966年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　《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　八。三一见到毛主席—　北京 作家协会批斗田汉—　大串联　—拥军派抢劫弹药库—　工宣队一人手托一个芒果进校—　 修教路线的典型—　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　“我做红卫兵并不后悔”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 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 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 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 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潮的预演，上山 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觉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 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 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 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 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 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 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 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 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 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 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 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 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 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0年大学“毕业” 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 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 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后，我突然间决定不考大学，上山下乡。家里当然反对喽。 还有个语文老师也不乐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个时候谁敢说不让上山下乡啊！那时形势 还不能不表态呀！不表态不就是反对么！不乐意还得说乐意，特别赞成。我就到宝坻县去 了。一共去了七十一个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礼堂开的欢送会，市长欢送。到宝 坻县了，那儿正发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们背过去的。一去，一进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个 农村不是一个样。不过去了还是很高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头两个月干活，还有那种 虏诚的革命劲头鼓舞着，干来干去觉得枯燥了。最严重的就是吃不饱。因为下去之后绘四十 五斤粮食，十几岁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粮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没有，光是棒子和麦子。后来麦 子没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时候连棒子都不够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掺着吃。说老 实话，这点儿受不了。所以当我看了张贤亮那个《绿化树》，讲的挨饿那段情况，我觉得人 真是一饿急了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啦。这个还没有动摇我上山下乡的红心啦，糟糕的就是后来 开始的四清。唉呀，我记得在一次下雨刚从地里收了高梁回来——在宝坻县收高梁，怎么收 啊，就是从水里捞高梁。它这两边地呀，是沟，人下地的时候得从沟里走，水那么深，高梁 从水里冒出来二尺来高。怎么收呢，两个人拴根绳于，中间弄个杆，叫拉杆。一走，一拉， 正好把高梁压下去了，手里拿个铁片呢，叫把镰，卡下来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们这些 不会干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难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个茬一个茬的，就有点像越 南布的那个竹雷阵什么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去找一个 老师借点书看看，一推门，唉呀，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喝酒，这是在六四年，那时正在看《夺 印》嘛，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 那些干部也挺累的，喝点酒明。炒三两个鸡蛋，中间有个茶缸子，倒点白薯干酒，七八个人 来回这么一轮，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干部背着农民喝酒 这个劲头，马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 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出来 了——这天收高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 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配？干活的时候你为什么 老抢着重活干？重活你干的了吗？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 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进村啦，我一下于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 那个四清工作队叫“粗四清”，也叫“粗线条四清”，搞了两个月抬屁股就走啦。他们一走 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拔麦子。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子。他们 为了把麦地弄干净了，再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拔。这是惩罚呀，咱们根本就拔不了 哇，连夜地拔呀，我就动摇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国务院对各专署哇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 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做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当中我们摸黑材 料哇，在学校里头搜出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 好，我太出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 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 五年是最后一拨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进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文革”，这还不 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下乡知识青年”挺感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 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起来的，从师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说进了学 校，首先就是学王杰。读什么书呢？现代文学只讲了一个《白毛女》，后来讲了一个关于大 寨的报告文学；历史还没来得及讲，就革命啦，就尖锐啦。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 出身好，没辫子，不在乎呗。另外，我历来就是听共产党的话是吧，听党的话就不怕。从来 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么“曲线思维”，靠条件反射就行。我好虞诚呀。真是认真地写自 己的日记呀。哪天哪个事做的对不对？学王杰天天问自己五十个“为什么？”之类的，完全 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写日记，就惦着将来发表，沽名钓誉。　　系里却有一些人总认为我不对头，主要因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谈得来。而我们班 有个苦大仇深的同学，那真是几代贫农，可也真是蛮不讲理——我在农村呆那一年，特别感 到在农村里真正捣蛋的不是地主富农，是那些贫下中农。因为地主富农他根本就不敢捣蛋； 不捣蛋还跟他没完呢，他怎么捣蛋哪！——所以我对这人印象非常不好。学校里有个政治辅 导员就找我谈话，说你得注意什么阶级路线，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来往，啊。我说他们怎 么啦？你说，我这样老顶撞他，他对我的印象能好吗？再加上每天四点起来自己上楼念书 去，我就被他们暗地算个“白专人物”。我跟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为了跟图书馆搞好关系 好借书呢，经常去图书馆扫地。图书馆有个管理员，是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叫 “老右”吧，那老家伙学问特别深厚，他读英文版的《毛选》。我对他特别崇拜，这也是一 条问题。不过这问题要不是“文革”的话呢，还不明显，这样话就说到六六年“文革” 啦……　　开始的时候，咱们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怎么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们揭发 系里头，揭发什么呢？刚刚去了这么几个月，而且那个学校建校时间也特别浅，所以只好不 贴大字报。不贴，又是不积极，是吧，党让贴大字报就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 前，还只是贴了点这个没什么用的大字报，可是后来哪，系里头斗争就开始啦，再不干真落 后了。我记得是在六月三十日前后，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只写了一张大字报，针对我们 系的系主任。谁知这是真正重要的大字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总压制别 的教师，麻烦就来了。一天，学校里传达一位领导人的一个报告，中心内容是，什么“好人 打好人是误会”，什么“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是报复”。喇叭里叫着，说全体 党团员都去听，我就很快地从四楼下来，奔礼堂去啦。刚走到礼堂门口哇，我也是团员嘛是 吧，门口一个政治部的女老师，戴着眼镜胖乎乎的；还有一个政治部干事；还有一个人是我 们学生会主席，往外推我，说你不能听，分批。我当时还是听党的话，心想党不让你现在 听，必是有安排，就走开了。可是自己往教学楼走到半道，越想越那么不是滋味。晚上我回 去一夜没睡着觉，预感到有点不太好哇。因为这时候北京有同学来信哪，北京运动开展的比 较早，开始在学生中间揪人啦，抓爬虫，抓右派之类的。转天我就找学校党委书记去了，一 个十二级的干部，可他说你的情况不了解之类的往外推。我特别纳闷，回去我就很气忿，顺 手写了张大字报，就是关于不让听报告的事。当天下午我正在宿舍里躺着哪，没睡，躺着 呗，突然来了个同学，用俗话说就是系里的狗腿子之类的，找我说系里叫你去一趟。我预感 有事了，赶紧去到四楼，系办公室，当时去的时候虽然说是不害怕，还是抨抨的心跳。不管 怎么样，他们是强大的呀。进去一瞧，屋里坐的那阵势吧，几乎围成一圈，有系主任、系副 主任、副书记、政治辅导员、还有院党委派到系里进驻的工作组，几个老师，阵势非同寻 常，不过太害怕了反而豁出去了。老实说现在的学生碰到这场面都无所谓啦。那阵当学生很 少到领导办公室去。那地方好像去不得呀，特别森严、特别伟大的地方就是啊，所以自己做 为一个学生还是第一次去哇。害怕过了分就不害伯了。他们连让坐都没让坐，我自己就拉过 一个凳子坐下了。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呀？平时不敢这样说话是吧。这时有一个历史讲师 ——这个人他是很有水平的，口才非常好，当过志愿军。他坐着的姿势非常优雅，他说，你 为什么不从你自己本身找些原因哪？我说你们不让我听报告，剥夺我政治权利，啊？这时他 们之间交换了眼色。那个李老师不提听报告的事，他说啦，听说你看过《燕山夜话》，还买 了一个本作了笔记，是吗？这是事实，我承认。这教师又说，你还跟许多同学宣扬，女人的 长发之类的，宣扬过吗？这也是事实，我叫他们抓住了。不过，我马上就冷静下来，我说您 是教历史的，您读了多少翦伯赞的书哇？他说我读翦伯赞的书是我的工作需要，你知道邓拓 是干什么的？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你今天看了这书不应当从这个角度去检查？我说从 哪个角度去检查呀？旁边政治辅导员接上茬儿了，说，从反党反社会主义检查。我说那老师 就应当从反党反社会主义角度上检查自己读过翦伯赞的书吗？院党委工作组的就说你怎么能 这样跟我们说话呢，小伙子冷静点啊！哎，他又迂回过来说，啊，这个事不扯啦，不扯啦， 你自己认错不就很好吗！他开始向我交代政策啦，下边政治辅导员又说啦，听说你还讲过 “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台起来”啊，嗯？你不知道这话的分量吗？我记得这政治辅导员是个女 的，非常漂亮，是一个著名大学毕业的高树生，挺有水乎，我真对付不了她。不过我从那次 一生也忘不了，一个人真正豁出去了，那他也好办哪。我说，这个事您提醒我一句不行吗？ 从感觉上我没说过这个话。她说，需要吗？我说需要。她说，在农场，你对同学说的。那时 我的记忆力呀，二十来岁的时候相当好，一下想起来了，我说纯粹是污蔑。我说咱这样说 吧，确实有个同学，无知，草包一个，在农村干活时问我，为什么马列的书开头都有一个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呀？当时咱们年轻是非常骄横的啊！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想 听吗？想听我就给你说两句吧。这句话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共产党宣言》是马恩 合著的第一部书。那时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有各种反动党派呀，他们之间也是四分五散，一旦 无产阶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无产阶级。那时无产阶级除了团结一无所有， 明白了吧！我就给他这样讲的。这个话不知怎么汇报上去，而且走味啦。以后这就成了我的 第二个罪状。第一罪状是宣扬《燕山夜话》了。这些罪状最后都整理成材料，一直上报到省 里。后来把我打成反动学生，也是第二个根据。第三个根据，他们说，你还想当党委书记， 你说过这话吧？我说没有。我说我自己不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我还当党委书记？！这是那个 政治辅导员说，你怎啦？我可以提醒你，在小树林！我们学校西边有个小树林，是个读书 区。哦，我想起来啦，我说有这么回事，那个院党委书记呀，他一进校就松松垮垮，有一天 哪，我们早晨起来在念书，他拿个小口径枪啊打鸟。我就跟同学说，这书记也够好当的啊， 天天弄鸟枪打鸟就行啦啊。这话后来人家也汇报啦，再一上升呢，就是篡党夺权这意思，这 是第三条。第四条呢，说我说了“造反有理”这句话。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造反有理”是毛 主席说的，是我听北京的老同学影影绰创传说的。他们问我，啊？造反有理，造哪个阶级的 反哪？可后来，毛主席那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 有理。”发表出来，整材料时，就没加进去，没当罪状。这样，我就内定成了学校中文系三 个反动学生之一。那两个，一个学生呢，因写了一篇不同意陶铸的一篇文章的文章；还有一 个同学哪，因酷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没事天天就好拉小提琴，在屋里头。他出身于资产阶 级。看来呀，我们三个人，一个是直接呀进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吧；一个就是属于资产阶 级孝子贤孙喽；我这个大概就属于无产阶级的叛徒啦就是。这个事出来之后就把我软禁起 来。第二天气得我都不能起床。连夜里出去上厕所，都有人偷偷跟着。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 哪，自己背地里哭过好几次，自己心里话，我怎么反对共产党呢？不会。我反不反，我最清 楚哇。可是自已又虞诚地检查自己。这时我妈妈给我写一封信说，“咱们可是穷人出身，你 文化大革命当中可千万别怎么样呀，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定，热爱毛主席。”她并不知道我出 事呢。还给我寄了二十元钱来。当时二十元钱很难得的了就是，我一接到这封信那就真难过 啦，难过什么呢，就是我妈妈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这儿惹下这么大的祸啦！当时真是每天 吃不下饭。奇怪的倒是我吃不下饭去呢，系里动员了好多人还到床边看我。这次我就火喽， 我说你们别来这一套，我说我今天躺在这起不来，原因就在你们身上。系主任说：“身体归 身体，啊，问题归问题，是吧，共产党还优待俘虏哪。”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书记说的话啊， 就是啊。唉呀，我自己一听这个我就想啦，我说既然他们这么不讲理啦，那就有嘛是嘛啦， 就是右派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身体好能干活，能干活养活自己。我最难过的，要是家里人也 说你反对共产党，你跟家里怎么解释？自己一天比一天消瘦哇。这时我们系里有个女同学， 名字我不说了，她的姥姥呢，是慈禧的一个宫女，她爸爸是国民党员，所以她在系里的地位 可想而知啦。在“文革”以前，我根本就不乐意理她，在我后边坐着，娇小姐一样，当然是 咱们这么样看。记得有一天我到楼上去了，楼上有一个平台，楼道贴的大字报哗啦览览的都 是。我自己站在平台上往下看，那城市不大，一看就看到边啦。自己就朦胧有死的想法。是 吧，这么一跳下去，就全干净了。可是我又想啊，你这么一跳下去，全说不清楚了。而且我 对我母亲感情特别深厚。我母亲这一辈子太不容易啦，所有人吃的苦她都吃啦。她曾经跟我 讲过，在卖我二姐之前就曾经跑到解放桥，几次想抱着孩子跳下去。我爸爸当时拉三轮，当 时正是强化治袄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拉了一天的车钱不够买一斤高梁面的就是。我正犹 豫，这时候那女同学来啦，她叫一声我的名字。这个人平时啊，跟男的总是那么个劲。当时 我二十岁，她十八岁，嗯，长的非常清秀啦就是啊，体形也非常好，她是我们系里舞蹈队 的。我说你招呼我干嘛？她说你干嘛在这？我说随便看看。她说听说你病啦？我说就你没去 看吧！谁料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事情是咱们当时的事。现在四十 多岁啦，说这有点不好意思啦。当时是很动感情的了。她说我怎么觉着你不像坏人哪！在那 时那种情况下，能够说出这么一句话来网，我当时就觉得心里边——好像一下就把堵着的东 西都给捅开啦，就那么一个劲头，一下子就那么觉着。因为这时谁也不理你，跟我特别好的 同学更不理你。吃饭的时候，过去都是八个人一桌子四大盘子，现在都躲开你。我可是从那 时候体会到“墙倒众人推”这个情况就是。我的一生中总是追求肝胆相照的朋友。我总觉 得，真正的好朋友就得结成“死党”。可是我又觉得，很多人都是顺境的朋友，逆境当中全 完了。人哪，真是不好体会啦就是。所以，她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真是……可那毕竟 是六六年哪。我说你别拿我逗着玩啦。她说我多咱跟人说过瞎话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这意思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其实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说老实话，这 姑娘当时长得很动人，尤其这句话呀，就引起我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这个，感情吧 就是。所以我说，明天你有时间吗？我想出去玩玩。她说上哪去？我说你不一定敢去。她说 哪儿我不敢去？我说咱们上白求恩烈士陵园吧。她说怎么走哇？你这么多保镖的；又说去哪 儿干嘛？朝拜去？我说你怎么这样说烈士哪。当时尽管我认为她这个人对我特别好，这个思 想跟我还是两路。转天我们去了。她什么也不怕。我们好上了。唉呀，我永远忘不了就是 呵。这女同学真机灵，在批判会上批我，她总是抢第一个发言。她说的比左派们还过分，一 过分，到头了，就批不上劲了。再有，她一见人家把我逼得够呛，就拿话岔开说，你再说说 刚才那个问题。这家伙特别爱用这手作战。　　她说你想好了呀，打今儿以后你可跟我这个国民党的闺女挂上啦。我说我不在乎。都到 了这个分儿上了，我还在乎什么？反正共产党也不要我啦。说老实话，要按形象来说，她不 可能喜欢我。我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不过到后来，我和她也不过是能同患难不能同安 乐就是啊。我感觉到用现在的观点分析，她当时好像追求那么一种传奇式的感情，可能是， 这认识对不对，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嗯。但当时如果没有她，不知心里多么空虚。我被她 的勇气打动了，自己更能豁出去了就是。完啦，我想，已经都这样啦，还有什么呢？再加上 这里还有这么大一个吸引力毕竟是个感情吧。有了她，我就不是一个人了，成两个人了。再 批判我也不在乎，好象从事一个特别伟大的事似的。一天我们坐在白求恩墓后的松林里，我 说真想不到哇，你对我这么好哇。她说，瞎，我算什么呀，你别把我看得怎么样。其实有的 时候我们女的比你们男的要刚强多啦，这算个什么事呀，我背了国民党闺女背了多少年啦。 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不过我毕竟也是老高三毕业生啦，一些外国文学的书也看过，小 资情调哇也有，我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真正萌动感情的一次。那时我想的特别天真，觉得当 然她这一辈子就跟我啦，就不会有什么变化啦，在那一段斗争起来就更有劲啦，觉得自己不 是孤立的啦，这是跟她这一段。这就是我“文革”初期这一段，在受压制这一段哪，还伴着 这么一个小小的罗曼史啊，这大概就是一个初恋吧。当时我记得看了苏联的一本小说叫做 《多雪的冬天》，里边好像有句话，好像是说人的初恋永远不会忘记的，即便以后二次三次 啊，这第一次每次提起来的时候还是……还是怎么样呢？就是。　　这一段日子过去，我就被送到农场去了。跟我一块劳动的，有老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国民党的什么人，司徒雷登的马弁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时北京已经开始斗老师了， 我们那里的运动比北京运动慢半拍。八月份地里的花生老高了，白薯的叶子都是挺茂盛的。 唉呀，那时候我心里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跟老右派们接近了。有下天晚上，我就偷偷地上一个 老右派住的地方去，这人就是我前边说的图书馆里那个。他住在猪圈旁边一个屋里。我一进 去，他正读英文版的《毛选》啦。我也不知为什么找他。说老实话，我这人也怪事，就是对 他们这些人始终恨不起来。他说你到这来干什么？他还挺紧张哇。我说我看看您来啊！他说 不要到这边来呀，我是右派分子你知道吗？我说您是右派我才想来，右派不能接近吗！右派 也是人哪！我说您读什么哪？我主动跟他说了我的简单情况，他先拿眼看着我，一句话都不 说，什么也不说，等我走了他还是什么也不说。第二天再去，还那样，什么都不说。第三次 我到他那去啦，这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我说，我已经第三次到您这来啦，我就想问您一 句……他马上说，我有罪，我有罪。我说我不想听您这个，我就想知道，怎么才能不犯错 误？他看了我半天才告诉了我。他说你不是爱看书吗，你记着啊，今后要想不犯错误，凡是 你特别爱看的那本书，那本书准有问题。我听这句话像禅语似的是吧，根本我就不明白呀。 他说，咱们脑子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啊，所以只要你爱看的那本书，只要你特 别欣赏的那些地方，你批判准没错。到后来我一直拿这话来衡量，特别是写批判稿子，一写 准成功。　　八月十日，农场里突然间哪，要听重要广播。那阵就是凭着社论办事啊，后来就是凭着 语录办事吧。这天是《十六条》下来了，这个社论有几条真说到我的心眼里去啦。我现在连 播音员的声音都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文革”时期播音员的声音特别高亢激扬，跟现在不 是一个味儿啦就是。其中有这么两段话，就是说啊在这场斗争当中，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 是正确的，他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谨防有人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还要严防什么 政治扒手这些话。而且真正提出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 老实话，真是字字句句说到心坎里啦就是，一下子跟毛主席的感情那真是深得了不得啦就 是。那天听完广播的晚上，我们就起义了。我自己一个人从农场走到市里，是三十多里，再 到我们学校是十里地，四十里地呀当天晚上我就跑回学校去啦。那四十里地非常荒凉的，好 家伙我记得走那滹沱河岸边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可越走越高兴。到学校，立刻就跟别的系同 学串联起来啦。我也不知道怎么认识一个政教系学生，他也是跟我这个类型一样，也是不断 地给系里提意见，挨整。那阵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啦，就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我 说，你看透了没有，反吧！当时对中央文件领会的特别深刻呀，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跟机械 系的几个同学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四张大字报纸贴在一起写一个宇，从四楼往下下呀，就是 “舍得一身剐，坚决把黑帮拉下马”。当晚我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叫《控诉系主任对我的迫 害》。这个大字报说老实话，其实没有什么内容，都是事实：几月几日干什么，几月几日干 什么，怎么整我啊。唉呀，这张大字报贴在楼上并不显眼的地方，可一贴出来，全系都炸了 就是。我们这一拨就是公布《十六条》那天晚上闹起来的。那时发表重要新闻大多是晚上， 不是早晨。不是有个“新闻联播节目”吗，消息比早晨的还早，晚上八点，全国都听。第二 天白天，我们系里就翻了天了，系里毕竟还有暗地支持我的，唉呀，这一下子都找我来啦。 咱那时候，说老实话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策略，马上你还不把他们团结起来啊？当 时就觉得自己早就是正确的，说你们现在又来这套啦！我自己就认为，只有那女同学是唯一 的战友，跟她的关系也公开了就是。贴出大字报是早晨五点。写完了之后把我累的呀，就在 写大字报这个乒乓球案子铺上纸，摊开身子在上边躺着，那简直是一种解放的感觉。褂子上 到处都是墨汁和浆糊，乱七八糟的。她来了一下就把我的头给抱住啦就是，不像原来男的女 的顾及怕给别人瞧见。根本就没有那个啦。唉呀，她说可把我揪心死啦。那阵那种狂乐的心 情啊，不光是一种政治上的解放，好像觉得我是真正革命哇，而且比你们都革命的早，连自 己过去的害怕都忘了。全系形势一下干扭转了，声援的大字报就像雪片似的盖来了。很奇怪 啊，原来那些左派反过来也支持我啦。我呢最死恨的就那个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两个 人。我这个人有时候也是非常骄横的呀。我说鹿死谁手，现在大概能见分晓了吧！我强烈要 求系里马上开对证会，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把系里领导揪出来。说老实话，我这人是人情味比 较足的，报仇就完了呗。当时一看系主任也聋拉脑瓜子啦，就有点费厄泼赖了就是。没想到 对证会这自发的会议一开，不用任何召集，不用喇叭喊好几遍，全校就都去了吧。开会在礼 堂，大会也没什么程序，由谁组织呢，这阵造反者还是不懂什么呢，还由团支部书记组织。 你说这思想禁锢得多有意思啦。到这时候还不敢踢开他哪，好像觉得只有他的领导才顺理成 章。在会上我讲了事实经过。再说一句，开始摆桌子的时候都不敢摆台上，我觉得那个台上 不是我们应该上去的，结果就摆台下。用麦克风，这麦克风呢，还是基建系的同学给扯出来 的线临时安的。我在上面讲了，坐了那么多人，一上去自己也害怕。那天也真热，这天是八 月十二日。我把整个过程讲了，越讲越委屈呀，那真是声泪俱下啦。因为这一下子勾起自己 多少心思来呀，连妈妈的事，连这个事，连那个事，这一讲确实有很强的效果，那不是人造 出来的效果。大家感到气忿啦。而且这个《十六条》一公布哪，大家的胆子也都鼓起来，口 号声就响起来了。喊着“坚决抗议系主任同志对革命小将的迫害！”开始还叫“同志”，喊 着喊着，“同志”两个字就没了。这也有一个过程吧，不是一下子就把干部弄倒了。对立面 一看，好家伙他们一看不行啦，半截给制造故障，把喇叭线掐了。坏事就成好事啦。好家伙 那个时候正处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巴黎公社刚刚起来，你竟敢制造故障？这时根本用不着我 上手，机电系的小伙子就上去啦；中文系说老实话，还没有那么粗野。一会儿玻璃哗啦就下 来啦，群众运动往往都是酿成的，不是预谋的就是。这天晚上全校革命达到高潮，立刻宣布 说，革命造反团占领广播室；跟着我们发布了第二道通令，限院党委书记，院领导立刻都到 会场来。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胆子哪来的。以前哪，根本不敢招呼他名字是吧。叫他们来， 他们老奸巨猾，不敢来呀，来了弄不好让学生打一顿。实际学生还没那个胆量。说老实话， 这还只是跪着造反。他们来了一表态，支持学生就完啦，我们还没有批斗什么的。不来，不 来结果这个会就开不下去啦，整个这帮人就拥进院党委办公室。从来没进去过，那一层楼是 办公区呀，从来都没敢进去过。这一次呀，真有点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那个劲 头，一下就冲进领导办公室里去啦，根本也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场面。现在看沙发再普通不 过，那阵沙发却代表高贵的象征。进去之后，一看都有点胆怯了。那个院党委书记是个挺瘦 挺瘦的老头子，问同学们干什么呀，我们走在前边的都想往后退了，可是后边的倒有点勇 敢。后来在两条路线斗争检查的时候，说我这人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造反者，因为对他们恨不 起来。他还是党嘛，对不对呀。可是他说，你们的情况我不了解。这下可激起火来啦。我说 你们不是不了解情况吗，马上都到会场去。他们一走之后那个屋子就归我们啦，都上了沙 发。咱也坐坐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小姐的牙床也要滚一滚哪，就是那种感情。那屋就成了 “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呆的地方啦。我总觉得这事就完了。对“文化大革命”真还不懂。 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或者说无风树也摇哇。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新建学校，老师们来的 时候就分三派势力：进修学校的、工业学校的、师范大学的，还有各地的志愿兵，各地来的 领导，来一个领导带来一拨人，我们一闹好像扔了个炸药包，他们互相干上了。他们互相知 底细，愈闹愈大，愈升级。这时候，到了“八·一八”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全校的斗争 就开始高潮了。这个时候我们更是左派啦。不能不革命呀！就开始批斗党委书记。实际上我 现在认识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文革”是怎么回事呢，学生的这个革命跟这个老师宗派的派 性斗争，搅在一块啦就是，而我们呢，就成了人家利用的工具。可又身不由己，整个时代往 前发展也许只能那样做了。你上了台你就下不来了。可是这时我有点腻了。因为学校斗争一 到高潮之后，开始有打的啦，打的厉害呀。我从来在“文革”没打过人，我对你这么讲当然 也没用是吧。我就这样说，你就这样听吧。那阵就越是保守的人起来造反越是打的厉害，这 就是“文革”当中的现象。这样说，我也不知你爱听不？这是说原来你没造反，保当权派 的，现在起来造反，打的反而最厉害。他们只有用这个来表现他们最革命。本来他们就是 “左”的根子，本来他保你，等后来一看大势已去，不行啦，批斗你比我还凶还左。这是 “文化大革命”我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拿斗系主任说吧，我总觉得他就迫害我那一段啦。但 我知道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是华北联大那阵出来的人。再有他学问特别好，对鲁迅的杂文 很有研究。我在业务上崇拜他。我这人也怪事啦，一看见能耐人哪真是不管别的怎么样，也 崇拜人家。再说他又跟我道过歉，恨不起来了。打人这叫什么呢。我记得那次斗系主任， “啪”一下弄个大纸篓扣上了。纸篓糊帽子好糊哇，就着那个纸篓的空间，一糊纸就成啦。 说老实话这时我再批判系主任已经没嘛新鲜东西啦，没什么新词啦就是。可不能不批呀，只 能在原来的材料的基础上上纲。你再老说那段，人家也不高兴听啦是吧。批得连我自己也底 虚，没底气也得批。所以我发现这革命也会促成人品质上发生变化。当时，系主任高血压， 五十多岁的人啦，他们一边斗，一边叫他站在椅子上转。你可怜他是不行的，当时我发完言 之后就走了。说老实话，我总是下不去手，你下不去手还得装得特别狠，因为那阵谁越凶狠 无产阶级感情越鲜明；要不为什么斗的特别厉害呢。有一个女的，别提她名字啦，是班上的 团支部书记，上去拿手指一戳就戮到系主任的脑门上，那女同学的指盖子多尖啊是吧，一戳 一块肉就下来啦。我实在压抑不住啦，人的感情啊！我跟你说这些不是美化自己，美化也没 用，我还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完事我到系主任屋里头，他正在那哭。我进屋呢，还得保持那 无产阶级革命作风啊，我先说有嘛问题自己好好交待。实际感情很复杂，是吧。我又说对你 的事当然都得实事求是，如果谁要不实事求是，我们也不答应。这都是好话没好话说。他 说，你们要真批我，我口服心服哇，现在这样下去我可真受不了。我这一听心都发酸。我想 想，就说你把语录拿出来，啊，记住语录多少页多少条，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是吧， 有了这两条革命原理什么都好办了是吧。实际只能拿这个当安慰话了，别的都没说，因为不 能说。他当然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等我毕业的时候，系主任解放了，专门约我到饭馆吃 顿饭哪。哪有系主任请学生吃饭的呀。这是插进来后来的一段事。　　到“八·三一”的时候，我们的人都开始串联了。大概现在我也不后悔，这一生串联是 最美好的时候。我们先到北京，长征到延安，又去武汉、长沙，一直到新疆南边的阿克苏。 从北京到延安是走着去的。总共走了二十多天吧，连玩带走哇，也不感到累，挺有劲的；出 了娘子关往西走的时候，风景特别好，一天最多能走八十里地哪，有时走五十里地。首先到 北京，到北京那个时候正赶上吃饭不要钱，那全是陶铸同志做的好事啊。嘿，我记得大桶里 是猪肉熬土豆，米饭随便盛。睡觉不太好，教室里头铺一层草，但那阵谁也不骂街，因为那 就是革命。那次见到了毛主席。好家伙后来就通知我是河北省五个观礼的之一。就是坐在观 礼台上，在天安门下边。实际呢我在那还不如在长安街上。那次毛主席呢在下边走，不是在 天安门上边。每次毛主席见红卫兵的方式不一样，先是在天安门上，后来步行过金水桥，再 后来毛主席坐车，大伙都坐好了，毛主席从人群里穿，他为的让大伙看主席的形象吧。我到 北京，一个是听说北京啊作家协会闹的特别热闹，一个就是看毛主席呀，也想见林副主席、 江青同志——那时就这么称呼吸。我看毛主席一共是三次。第一次就是做观礼代表这一次， 激动的不得了啊！从清华那出发，在出发之前说老实话，那阵啊都等一夜一夜的。真的呀，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那阵啊人们的自觉性特别高，什么流氓小偷的也特别少，搞什么活动太 方便啦。可能那种非正常的恐怖把这个流氓也给震住啦。群众专政确实厉害呀，你好歹会念 段毛主席语录就管用。整个中国就像打篮球的人盯人，你这边打个哈欠那边都听得见。我总 觉得比现在好管呢就是。那天黑夜三点喊起来，在清华大院里头，多快就集合了呀。喇叭喊 着河北省站哪边，湖南省站哪边，内蒙古站哪边，那就一个省一个省的呀，人们都机机楞楞 地黑夜呀从草里爬起来，热天呼哧哧地也不注意什么形象啦。当时的衣裳是谁要能找个军便 服那就了不得啦，尤其是那老式的，肩上带眼的，革命时代的衣裳嘛。那夜我们徒步走哇， 从清华好家伙一直定到天安门。我记得走到新华门就等着呢，一排一排，从夜里三点一直等 到下午三点，也不饿的，是吧。后来有大筐送面包的，上面贴着“向各地红卫兵小将致敬” 啦，我拿了一个，样子特别有意思，特别长，特别细，能直接插到兜里头，一会儿掰一口一 会儿掰一口的，等着毛主席。就这样等啊等到三点。我怎么说那时人们心里都特别纯洁呢， 在观礼台上，我旁边有个江苏省的小姑娘，挨着我特别近，我们就说话，说这个、说那个。 我爱跟南方人说话，因为这个南方人的普通话别具风味，有种吴腔软语那个特点。后来毛主 席就出来啦。要说真纳闷啊，毛主席刚一出来的时候没声音，震住啦呀，你说天安门多大地 方啊，上百万人，大概有这么几秒钟，—点声音没有。毛主席刚一过金水桥，有人第一声一 喊，整个声音就起来啦，乱哄哄的也没有什么规律啦，就是啊。周围的人全哭啦，我也哭 啦，全哭啦就是啊。　　这时我旁边的小姑娘个子矮，她看不见哪，观礼台乱挤一气，我有力量挤，看毛主席看 得特别清楚，毛主席的身体确实非常好哇，毛主席那面皮呀，就跟这桌子色似的，黑红黑红 的发亮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领袖哇在身材上真是无与伦比。后来就等着林彪，紧跟着后 头。我们心里也都哭哇，心想，林副主席怎么这么瘦呢，那时就是那样想啊。我记得后来回 去跟我妈妈也这样说，说林副主席这么瘦将来怕熬不过毛主席呀，就这样说，怕接班人先完 了，那怎么办哪。我身边那小姑娘看不见毛主席她急了。我说怎么办呢。她说你抱起我来 吧。一个小姑娘跟我岁数差不多呀是吧，我没办法，就把她抱起来啦。她叫着：我看见啦！ 看见啦！高兴得乱扑腾，语录本也掉下去啦，那阵就没想到男女的事，根本就没有这意识。 唉呀，后来喊得嗓子都哑啦。毛主席转了一圈，那喊声一直没停就是。那次大概有这么十好 几分钟吧，看得最过瘾的那次。这是我第一次看毛主席；后来“九。一五”；还有一次是十 月份吧，记不清了。　　见到江青咱就说老实话啊，对江青讲的内容很高兴，对江青那调儿简直太不理解啦。后 来说相声的模仿江青那调儿哇就是那味啊。这次回去就更增强了这个造反的野心啦，更觉得 自己正确啦。原来不敢做的事，这回也敢做啦，这是一个。但大串联又使我思想复杂了。在 北京时，我到作家协会去啦。我到作家协会一看，竞有茅盾的大宇报。我说茅盾怎么也不行 了呢？全都不行啦？还有贴杜鹏程的大字报，说他们在北戴河抢鸡子吃；说茅盾家里也不知 养了多少人侍候他，他像个吸血鬼似的，有多少小护士侍候他就这类事吧。在我心目当中好 些神圣的东西，就全像毁啦。尤其在作家协会的后院看一帮人斗田汉。我是最崇拜田汉的， 田汉的剧我最爱看的就是。唉呀，斗田汉斗得太厉害啦。田汉跟现在那少林寺那个护寺的大 和尚差不多，接着大牌子，上边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旁边一个是民间文学研究 会的贾芝，还有一个就是阿甲。这田汉哪，对头下弯。那阵北京斗人的水平真高哇，对头弯 就是人跪着，背弯下来，脑袋贴在大腿上。哎！再一看哪，田汉脑袋上啊三条血筋，他光脑 袋，可能是刚剃的，当然原来头发也不多。反正批判他的人呢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不是红 卫兵，都是干部似的。所谓罪状大多是闲事。“文革”批人，都是把正事和闲事相结台。中 国人哪越是闲事大家越感兴趣，越能搞臭一个人。光批判他怎么搞修正主义，鼓吹反革命分 子，老百姓听了上不了劲，实际上是先把你名声搞臭了，政治上也就不打自倒，好办了。　　那时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上车之后哇连厕所里都是人，有的躺在那个行李架上，人 在车上不敢下去。我先插一句，后来上武汉的时候，我旁边坐着一个湖南的小女孩，三天没 敢动地方。我说你怎么不下去买点吃的？一下去就没座啦。尤其车门一开，唿啦就进来一大 群。那时人们说老实话，比得上铁道游击队的水平。最高水平的就是在坐椅靠背上把铺盖卷 打开放好，人躺上去，还睡觉，你能想象吗？可那时真高兴。　　从山西到陕西一路上看见人民啊，穷啊，心情就不一样了。路过一个村子，一个孩子看 上我胸前的纪念章，上山采了一天草药，拿药跟我换。唉呀我这泪一下子就下来啦。我说人 民对毛主席感情多深哪就是啊，我根本不要那药材，干嘛用呀，我赶紧把那纪念章，还有我 们那一块来的同学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都给他啦，他就如获至宝。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别 瞎玩，好好供着。”那村里呀，凡是贴毛主席像的地方呀，都是原来灶王爷的地方。为的是 更加崇敬啊。是啊，这不是把毛主席神化了吗？代替灶王爷啦就是啊。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悲 剧是吧。到延安的时候就更加失望。一看延安这家伙大土堆一样啊，根本就不好看哪就是。 什么宝塔山呀，乱七八糟的，而且陕北人哪，跟想象的也不一样。就说白羊肚手巾吧，脏极 啦，都跟抹布差不多。人民根本不那么高兴，低眉顺眼，不像舞台上戴着红兜兜跳舞那样， 对我们串联的学生也没啥感情。我们住的都是红卫兵接待站。也许人太多啦，什么也没看， 就看了毛主席跟江青三口人的合照。回来的时候，思想反复就更大啦。我说这是什么革命 啊，人民太穷啦就是啊，真穷啊。就我刚才说拿药材换像章的那村人，好几家的始娘穿的那 裤子，补都补不上来呀，把中国人弄成嘛样啦。我心里非常压抑呀。延安不是革命熔炉吗？ 共产党发迹的地方啊，它怎么还是这样啊？　　十一月份，大家都串联回来了。大家也都有了经验了。各派组织加强了，跟着争着斗黑 帮。这就是六六年冬天，学校的斗争已经跟社会上的斗争联系起来。社会上又因对驻军问题 产生两派。我那个组织为了替一个挨打的工人造反组织说了话，莫名其妙成了拥军派啦。对 解放军我是有感情的，支持驻军理所当然。当时我们叫“拥军兵团”，七军团二八班。当夜 间巡逻的时候哇，每个人都是一个柳条帽。对立面贴解放军大字报，我们干嘛呢，每天夜里 出去，多冷的天推着个小车，上面扔一桶糨子，偷偷摸摸地到大街上拿手电照。凡是攻击驻 军的大字报，看着没人，马上就糊上，然后再写上“坚决拥护解放军，谁要毁我长城就砸烂 谁的狗头！”你说那阵多认真哪。我就觉得怎么反也不能反解放军呀。解放军解放了中国， 军队在我心目当中最神圣。我们好多战斗支团哪，都是毛主席的诗词命名的，“反到底战斗 团”，“丛中笑战斗团”，“卷巨浪战斗团”，我那战斗团就叫“冷眼向洋战斗团”。毛主 席不有一句“冷眼向洋看世界”吗。这时社会上有个“狂人造反团”哪，他们组织性纪律性 特别强，袖章上“狂人”这两宇呀不是一般写法，写的“人”字就像风刮的那样子。“狂人 造反团”善于抬死人上街游行啊。死人都是两派武斗打死的。他们就进攻军事管制委员会 啦。我们这个兵团好家伙接到通知行动好快，从桥西跑到桥东啊，只用了二十分钟，从近道 跑，然后就整个二十几排学生啊，把军事管制委员会保护住啦。　　我先插几句别的。当时我一直是干动态的，负责跟全国各地联系的。所有材料都从我手 上过，所有传单都经过我过目，有时还拿大喇叭上街辩论啊。大喇叭放车上边，十好几个喇 叭捆在一起，扩大机搁车里。还有一个备用喇叭，随时准备被砸。我们那时训练的广播员 哪，现在电台都不可多得。我那个相好的女同学，声音极好，连讲那么四、五个小时也不 累。讲话也投稿，拿嘴说出来也特别台乎逻辑呀。我们兵团还培养那么一个人，专背语录 的。马、思、列和毛主席语录他都会背。辩论时需要语录，只要说，快，来点，他肯定给你 来一条语录，还特别合适。他是学物理的，脑子好。他不光是背，光能背语录那不算嘛—— 语录那阵我也能背下来，“老三篇”都倒背如流哇，毛主席四卷的第三卷，我还都背得下来 啦。那阵没书就看那个是吧——比方对方攻击我们，我需要条语录，说他们搞阴谋。他马上 就给写出条来，说当时在第二国际斗争的时候，列宁在驳斥者茨基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政治 斗争中最卑鄙无耻的事无异于把自己的话强加在对方的头上。那些犄角旮旯的话他都背得下 来，我们就管他叫“马列主义弹药库”。　　再说那次保卫军管会，我们挨揍啦。狂派人太多。我从在休战的时候，一人背一个大背 包跑到战场中间捡“子弹”。我看我也不是武斗的材料，眼也不行，就专搞动态了。搞动态 挺带劲，主要通过潜伏在对立面组织中我们的人，搞消息。这些人大多是收买来的。不用钱 收买，当时也没钱呀，靠挑拨。说你是个老造反，现在勤务组都没你。领导班子叫勤务组 哇，一把手叫勤务员，这是巴黎公社的叫法。这样就慢慢地拉过来不少人。还打到对方组织 里去。派人带假情报过去，参加他们组织，很重要哇。这是我们的地下动态员。对立面组织 内部有个四个人组成的“契卡”，经常开展肃反，有时肃出来也真揍哇那家伙。我们也搞肃 反。我为什么对武斗腻歪了呢，记得我们逮了一个女的，是化学系的一个姑娘。戴眼镜，身 体特别弱。她是单为探听消息来的，被带进学校一小屋里去啦。我们这边一个女将，长得特 别魁伟，是邯郸人，狠打她。化学系那女的呀真叫英勇啊，大皮带这么宽，剧就抽下去啦。 这姑娘别提多坚决，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大皮带真狠哪，一溜一溜抽呀，一下子一道红，胳 膊上，脸上，打完，这姑娘头发一甩说，我再说一遍，打死我我也是这观点。说老实话我现 在认为，那时红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真是当革命搞的。师大死的一个女同学，她跟我说过， “我觉得我就像保卫巴黎公社的战士似的。”那是一次武斗，两边拿小口径对打，人都往后 退，这女同学自己硬顶上去。一个流弹打在头上啦。你说她要有私心杂念能那样干吗？想起 “文革”，说老实话吧我不后悔，我可以忏悔，但我不后悔。因为当时我们不是怀着卑鄙的 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板当革命来对待的，你说我们受了那么多罪。那阵第一次参加武斗 的时候，黑夜都不敢睡觉，每天鞋都不敢脱呀。外边一声哨，骨碌就起来。没黑夜，没白 天，不能退缩，退缩耻辱。也有逍遥的呀，那时逍遥的简直像狗屎堆一样。现在有些人把罪 责完全推在红卫兵身上啦，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一个路线错啦，就像并岗山第五次反围 剿，对那些红军战士怎样评价呢，能说他们死的狗屁不如吗？对不对呀？一场战争指挥错 啦，战士死了就不算烈士？　　到了六月份武斗就更升级啦，动枪啦。那天晚上被布置了，说坏人都武装起来啦，我们 不武装起来不行。江青曾说啦，文攻武卫，没有枪不行。就决定到解放军那去抢枪。实际那 是解放军让枪的。到军工厂啊，大门敞着，没人管，哪里是抢？纯粹是周渝打黄盖愿打愿 挨。武器库也开着。管库的人说你干嘛啊，你干嘛啊，一边说一边往里领，还拿手电给你照 着，这边来，这边来，原来全是军队布置好的。抢了枪，也不能打，试打结果连一环也没打 上，这枪呢后来没使上。我总觉得整个“文革”的过程，是毛主席领导“文革”，后来他领 导不了这个过程。人们开始投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都是由衷地参加革命，以一 种虞诚的水晶般的心，跟着领袖去干，去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可是随着“一月革命” 风暴，“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这场革命就不纯洁了就是。已经明白了革命就是这 么回事，于是开始有些人有意识地能动地利用这个革命，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革命越来越肮 脏。这是因为夺权以后涉及到个人利益。党内派系斗争日益明朗化了。有些政治扒手、政治 掮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东西塞进这场革命，所以决定这革命就不好办了。如果说 “文革”初期的时候还可以说是一场圣战，那么后来完全是一场权力战了。一场权力的再分 配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学校是全省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不久省市革命委员会也成 立了。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是我起草致敬电。当时叫“三结合”，一个工人，一个解放军， 一个红卫兵。革委会是权力再分配，开始争权夺利了。红卫兵的命运越来越不如。红卫兵是 第一梯队，解放军是第二梯队，工人第三梯队，所以越到后来红卫兵越不值钱。到工人宣传 队进校时，红卫兵简直就是臭下三烂了。解放军进校还好，表态支持我们，那是我们的大恩 人，所以对他们顶礼膜拜。但是后来使我们非常懊悔，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那阵儿不许提 “业务”两个字，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离了，该念书啦，要求复课闹革命。解 放军对我们讲是啊，复什么课啊，只能复毛泽东思想之课，复马列主义大批判之课；业务课 的词都不应该用。业务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后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 论，对业务问题讲的非常左。当时我也仗着自个儿老造反，纠合了两个老造反派，加我一共 三个人，写了篇大字报，直接贴报社门口去啦，大题目就叫，《三月二日社论有问题》。我 那旁边不是有一个马列主义弹药库吗？由他提供语录。一天之内就出现了无数大字报围攻我 的大字报。又来了好几汽车人堵在学校门口，要和我辩论啊。驻军专门约我谈，说造反派要 立新功，老造反就犯错误，现在正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那套话又上来了。校革委会 就把我抛出来啦，意思说你跟人辩论去吧！亏得这时候我们还有几个确实从白色恐怖杀出来 的，保护着我。我从那以后就退出一切组织，跟学校的关系特别拧。参加一个创作组写话 剧，题目叫《春到长城》，大意就是定资派厂长怎么迫害工人，后来“文化大革命”打倒了 他，工厂就行啦。那时的小说、戏剧都这么个意思。　　学校里肃静不下来，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个同学没事的时候在 窗台上写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　”，下边“毛泽东思想”没写，有人招呼 他，他走了。后来，不知谁擦了没擦干净。过两天不知谁又在后面与了“当代最大的修正主 义”，结果话就连上了。有个女同学见了大惊小怪地叫：唉呀，你们看，这是反标！那时候 人人战战兢兢呀，已经动用专政机关啦。结果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那个同学揪出来啦，反革命 啊！我跟他在一屋睡了两年多，怎么反革命哪？全系一个一个开着批判会，那驻军呢在上面 喊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我们班里来，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马列主义的实 质就不能有任何私情。他胡解释。我接受不了，可是不敢言声呀，言声要揪出去怎么办？结 果好多同学起来说：我揭发！我揭发！我纳闷儿你们都揭发什么呀就是。啊，六八年那阵， 我觉得是开始革我们红卫兵的命了。结果那同学判刑十年，到处游斗啊，这是一个同学。还 有一个同学也揪出来了，为嘛呢？他写大字报，写完涮笔水啊那么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脸上 一溜儿，吓坏啦。他赶紧叠巴叠巴，也不敢烧，压在自个褥子底下了。过些日子他给忘了。 后来学校闹臭虫，挨屋打药时发现，当场就揪出来了。驻军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马上进 监狱，马上就判，快极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比白色恐怖还厉害！对这“文 化大革命”，由于这么没有良心的胡批乱斗，出自于个人私心的胡打乱凿，再加上白色恐 怖，我真腻了。腻了这里边可能含着有更高的觉悟吧！再说岁数也大了，面临毕业了，差不 多大家都有一种厌战的情绪。那个和我要好的女同学忽然和我吹了。大概怕我这人容易出 事。忽然一个烈士子女，五大三粗的，找到我，说，我挺崇拜你。那时女子说话都跟男的一 样。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样儿就修了。说话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劲呐。袖子卷起来非得卷 到胳膊肘以上，这是那时候的审美观点啊。那阵儿想起来也是够飒爽英姿的。看来我这件事 也染上了“文革”色彩。我们非常密切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岁数也是二十四五 了。人们没事干，这种事就很自然地发生起来了。可是临毕业的时候，我跟她又活活地让工 宣队给拆散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工宣队进校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工人阶级再一伸进脚来真坏事 呀。说老实话呀，驻军凶还讲点政策；那工人宣传队进校实在是毛主席最失策的地方了。工 宣队什么东西呢，天不怕，地不怕，觉得自己是老大。这时红卫兵已经是老三位了，到后来 就是老九了。我记得工宣队一进校就说，我们工人阶级是占领学校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一 人手里还托着一个芒果，是拿塑料做的。讲话时说，我们工人阶级就是大老粗，“唰”地这 个扣子开了，一条腿蹬在讲台上。这阵儿说起来难以置信就是。当然这里边有个别苦大仇深 的老工人，而这种老工人正成了他们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的筹码。有个老工人来亿苦，那是宾 苦，伸出手来没几个指头。亿苦为了嘛呢？7还得进一步斗知识分子。全被利用了。工宣队 一来，马上与驻军闹矛盾。而且工宣队一进来，准有一拨人哭诉去，我们怎么受压，这个那 个，工宣队就有事干了。有个工宣队头头，出个主意，把我们拉出去，到农村改造思想。解 放军的军训队、军宣队和工宣队跟着。唉呀，那时真是活活要把人给折腾死。一声哨儿，一 二三，“唰”地下稻田。好多女同学都在例假期啊，都不敢言声，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儿。每 天早晨累得都起不来，大家还得站在毛主席像跟前说，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我想干什么，我想 遵照您哪条思想怎么干；后晌儿回来，临睡之前，累得根本直不起腿来，又得对着毛主席像 说，毛主席我今天又犯嘛错了。早请示，晚汇报啊。工宣队说要搞“红海洋——毛泽东思想 一片红”，全学校能刷的地方一律刷红油漆，大家什么也不干，天天不是刷漆就是刻葵花。 黑夜没事总备战。你刚睡熟觉，就喊起来急行军。不开灯，摸着黑打背包，一跑就是三十几 里地。我真火，第二天没起，我说这不是折腾死人了吗，是不是？你们看不见女同学她们怎 么受？我仗义直言地说了。我说我不干了，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这一讲，军宣队那连 长还通情达理；工宣队就急了，“啪”地一下把手里的个镰刀柄撅折了，说，你太猖狂了， 我看你比修正主义还修正主义。我说你呀，甭来这套，告诉你，我爸爸当工人的时候，你还 不知道在哪儿呢！那连长吓唬我，把我拉到一边儿，对我说明天上午写检查，一定写，我保 你没事；我说不写，他说你混蛋，一下子这拳头就打我肩上。咱明白他这是为我，要不是 他，那次非把我揪出来不可。那次要揪出来就环了，罪名小不了：反工人阶级啊！我们这红 卫兵多窝囊！　　一九七0年春天临分配时，学校里突然间没头没脑地传来这么一件事，说我爸爸是特 务。这一下工宣队就直接渗入，找我那个烈士子女的女朋友，不下十几次谈话……这是我的 隐私啦，当时在一个老师家，她跟我整整哭了两个小时，我也不能往深处问。据别人悄悄告 诉我，她和一个工宣队好上了。唉，我的一切一切啊，都接上了“文革”色彩。他们多强大 啊，又是工，又是军。那工宣队说，这人不可靠，他爸爸是特务。你有理受屈也没法争。分 配的时候哪，工宣队定了一个原则，叫做“远分对，近分赘，不远不近分光棍。”这就是谁 有恋爱关系就照顾你俩，远处干革命去；近分赘，累赘，有残有疾的；不远不近分光棍。他 们就把我搁到不远不近分光棍这一类了。那天晚上念分配名单那阵，简直跟宣判一样。张三 哪个村，李四哪个县，决定你的命运呀就是。那阵儿毛主席不是有条指示吗，统统分下去。 临走的头天晚上，那女朋友又跟我谈了多半夜。我这个人说老实话呢，总觉得素质还比较 好，历经这么多事从来没因为什么神经错乱，为什么事死了活了的。我说，咱是合则聚，不 合则散。我说今后你去跟你的工宣队吧，我回去耪地去，扭头就走，眼泪总是掉了。我拽着 几个纸箱子，穷学生没有什么别的财产呀，都是书啊！我们老师送了送我，我还说我要到贫 下中农那里接受再教育，好好干活好好表现，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来再来见你们。总是 那么个劲儿。如果说前边这几年是被动过来的，后几年遇见的事呀，真是更不可思议了。　　我们一下来就分配在县里。真虔诚啊，我自己打天津过，把书都搁家里了，把自己好一 点的衣服都放下了，专门买了一双洒鞋穿上，以示和贫下中农没有区别。还叫我妈专门拿白 布做了一个钉绊子的褂子，那是真坚决呀。一到县里，七十个大学生，交大的，科技大学 的，北大的，清华的，复旦的。说老实话都是人才呀，那里不光有我们七0届的，还有六七 届、六八届、六九届的，有的真棒呀。县里没留一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讲话说，同志们 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到东边的大洼去。那是真穷呀，房子都盖在河坡子上。一到那里， 我们非常虔诚地找到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主任就说了，大家在这儿都要好好表现，不好 好表现上边追下来我可不好办，啊，要批谁一盘，我可负责不了。唉呀，这意思我们不过比 四类强点儿就是。住的那屋满是乱七八糟的鱼网。晚上在炕上垫几层厚草根子，睡不了觉 啊。各种各样叫不上名字的虫子往上爬，那蚊子就像轰炸机似的嗡挝挝挝地叫。到了那种情 况，你还想什么？还是虔诚地想，我呀应该这样改造。第二天我们几个男的，小裤衩一穿， 一下跳坑里就挖河泥去了，可根本干不了！挖河那苦就别提了。反正干过这活的不止千千 万。我现在反而特别感谢那一段呀，虽然说苦，我觉得只有在那段时间里，我才特别体会中 国农民受着世界上最重最深的苦。他们得到的最少，而且最没有怨言。有时候我跟农民们谈 心，我说你们心里觉着怎么样？他们说，瞎，又不是咱们一个人，不都这样吗！听到这话真 是千万种滋味上心头呀就是。这时候县里听说我挖河比较卖劲，还听说我以前写嘛写嘛以 后，教育局就调我去写。我这人生来就没有留在机关工作的命。上来以后干嘛呢，给学毛主 席著作积极分子写讲用材料。把积极分子请上来，座谈，我再编。比方一个小伙子，烧战备 砖，你就说他烧砖怎么苦，手上烧出多少燎泡，还要写他烧战备砖那时从窑里看到了五洲四 海风云，看到世界革命烈火。纯粹是胡编乱造，这叫嘛玩艺儿呢？我心里这东西憋不住露出 来了，教育局的头头就跟我谈，说你啊，工作还不错，但还是要下去锻炼一阵子更好。我心 里当然很明白啊，我说我的铺盖卷都卷好了，又回去了。　　那阵子农民知道我爱看老书，天天叫我后晌讲一段。我不敢跟他们说《济公传》呀， 《薛仁贵征东》蚜，《三侠剑》呀乱七八糟的什么，就变着法把它变成现代的事，每天刚吃 完饭，那个炕头啊就围满了，我一开口，有人就给弄热水，还有的打家里带来炒瓜子，实在 没瓜子就弄点儿棒子花子炒炒。有的时候讲到半截停场啦，他们就拿一块纸呀给我卷一颗 烟。农民非常纯朴，卷完后给你舔好了。他不懂传染病之类的事啊，到那时你就根本不用犹 豫，拿过喇叭筒子来就抽。人到那时候，不会有多大上进。我也没书看呀，就马列和毛主席 那几本，再有就看《人民日报》。有时候连那个犄角旮旯儿的地方都看了。要不怎么会买 《朝霞》、《虹南作战史》那些没劲的书看？精神上真是很饥饿呀，农民也精神饥饿。可是 我一跟农民在一块，盘腿上炕一讲，好像互相满足了。这事就有人汇报大队主任那里，主任 找我说你讲啥了，我说讲两条路线斗争史啊，你也听听去呀。一天打完草大伙儿在草场上一 躺下，我说主任哪您过来。这时他提过来一桶水，人们就像马喝水似的喝了一通，我呢抹抹 嘴就开讲。原来，主任他也爱听。后来他就说了，再讲咱就在屋里讲，别上外边讲去啊。那 天讲的全是瞎编的，我把那古人都变成现代人了。里边再插上定资派网，再插上地富什么 的。说老实话呀，我给他们讲，自己也是个享受，因为我这个人精力特别旺盛，没有发泄的 地方啊。　　往后村里号召学哲学。你说那时候真是拿农民糟改着玩儿呀，农民知道啥哲学呀！主任 学哲学回来了，召集农民传达，怔了半天就是一句话，“大伙学大寨，好好干，完了。”然 后就叫我讲啥是哲学？我说我没改造好。主任说你别扯淡了，快讲讲。我就开讲哲学，可没 讲两旬，那底下妇女纳着鞋底子就说，“咱不讲这个啦，接着昨后晌的讲吧！”　　在村里叫农民开会可不易。大喇叭叫，打六点钟叫，到八点，一会叼着烟袋出来一个， 一会又出来一个。农民不怕上纲，因为农民在最底层，你说开除他哪去？公社大队就决定每 天开会给“二成”。一天十分，晚上算二分，所以开会就是挣那二成去的。坐着瞎扯淡呗。 干部也是两头唬弄，他也知道上面是胡折腾，对下面呢又不敢深说，就支撑着吧！那阵没有 一个村子不瞒产私分的，粮食不够吃啊。上边净是瞎指挥，一律种“反修七号”。那“反修 七号”不好吃。公社叫种不种不行啊。农民也有法，外圈全种“反修七号”，里圈种本地高 梁。上边检查的干部一来，大队早把酒肉准备好了。不堵他们的嘴，自己嘴里更没嘛啦！　　我在这儿改造完了，临走时主任对我说，我看你还真不像个大城市的伢子是吧，你心直 口快，不行啊这个，到哪恶帐的话别说，叫人硌硬的话别说，犯忌的话别说。这是这一段。　　七二年我分配到一个公社的中学教书。说老实话在农民里头呀，要是弄错一步几十年也 翻不过身来。因这里比较封闭。大城市一下班，大家到点蹬上自行车人就散了；彼此住在单 元房子里人与人没啥联系。在农村，多少年来，都是守在一堆儿。连你祖爷爷那辈的事都知 道，你祖爷爷尿炕不尿炕的事也都能考证出来。所以那阵你要有一步走不好就不好办啦。再 有，长期对知识分子有个偏见，就是那些年留下的根。认为你自高自大，能言善辩，不好 斗，群众关系不易弄好。这几条说老实话对我的评价也是够准确的。我在公社中学教书时赶 上“修教路线回潮”。有一次班上有个女生没上课，问她，态度还特别蛮。说，昨天我吃干 饭去了。“吃干饭”是那里的方言。谁家娶媳妇大家随几元钱份子就到人家吃饭去，叫“吃 干饭”。农村平时吃不上白米饭，吃一次也算享受吧，可我不懂。我说你为顿饭就不上课， 怎么那那么没羞没臊呢？没羞没臊是我老家的口头语，搁这儿就相当重了。那女生哭得没完 没了。好家伙，这可坏了，当时正是闹“黄帅事件”啊，好多同学围着我批我哟，学校领导 逼着我一次一次检查。我就成了“修教路线”的典型了。师道尊严啊。我这命运始终跟“文 革”连着。“文革”有嘛事，都能跟我连上，学校农场有八十亩地，校革委会主任说你种地 去吧。我就把铺盖卷上去农场了。种茄子、辣椒、西红柿、莴笋和菜花，倒也不错。可是到 七五年我就完全消沉了。因为在私下里借了一本《红都女皇》，是个手抄本。看完之后马上 还给人家，可我心里感到迷惘了。本来林彪事件一出来后，说老实话，我好几天都没睡好 觉，感到好多过去那么神圣的东西，那么祟拜的东西原来都是假的，但那时对毛主席的感情 还没变。那阵一看报纸就琢磨，自打林彪死了后，毛主席老的速度就特别快就是呀。这时再 看江青的事，再加上社会的丑恶现象，真是迷惘呀，也就完全消沉下来。我想，自己都三十 岁了，这么功不成名不就，干点什么呢？　　七六年，地震时差点没给砸死。全校房子都倒了，大家都睡在一块儿。地震之后我反而 莫名其妙有点解脱感。我说这叫神鬼怕恶的啊。我说反正我一无所成，到处碰壁，也入不了 党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逮谁闹谁吧。结果这一下人们反倒害怕你了，横冲宣撞倒嘛事 没事了。可是每次闹了之后；自己思想里就特别空虚：这是干什么呢！我又觉得累得慌，特 别没劲。自己背地翻《聊斋》，反正都是文言，别人都看不懂，看来看去就看出鬼、狐、 神、怪，整天半人半鬼，不明白不糊涂，倒也不错。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我才第一次明 白这是特别巨大的受骗！没等清醒，又到了清查。清查呀，还是两派，一派整一派。原先那 一派打人凶手都没事，结果给我们来材料共有五条。又是一些捏造的假东西。清查本来是为 了安定考虑的，可是一拨人又利用这个整另一拨人。这个历史欠帐将来谁再来还。而且挨整 的这拨人都是我这个岁数的人，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当时红卫兵就是初中、高中、大学 这部分人呀。所以这几年哪我思想还是沉闷。有时我就想，地球那么大，天天你跟我斗，我 跟你斗，有什么劲呀！不累吗？可是我这个人天生精力特别旺盛，说老实话我觉得现在还没 给国家使出劲儿来呢。从近几年开始我另找一条路。我就想了，搞语法太枯燥，搞文学创作 自己又没有才华，可是我爱看小说，有文学底子，我懂语言，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计 划，一定要在修辞上打出一个局面来，在修辞界挤进去。这几年哪，我读了很多书，发表了 一些个语言方面的文章。但是写来写去呀感到苦恼，因为我底子太差就是。我特别感到我没 有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校教育，可是还顶着大学毕业的牌子。现在修辞学开始向立体发展，得 需要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需要好多知识，而且向各个边缘科学发展。孤立的静 止的过去那种考据式的研究根本没有前途。有时我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就觉得国家养我这 么大了，我总得给国家干点什么。我不想飞黄腾达，只想我自己的位置呀。说起对于“文 革”中自己那一段呀，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后悔。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场“文革”，我没有任 何异义。但是做为一场运动不能简单地否定，不能简单地政治划线。我觉得中央呢，我是这 样理解的，说老实话，咱们中央现在也是够难的，难在哪儿呢？难在中国这封建主义基础太 深厚。我在农村呆了这么多年，深感到现在在农村就是封建社会主义。你不知道上上下下的 官儿们，都结成网。我不光说我那县，哪儿都是结成网。只要你撞上网，再也择不清楚啦。 你择网时，别人的枪已经过来了就是。所以我感到中央改革非常难。再说对“文革”的评价 呀，中央出于拨乱反正的考虑，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是必要的。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应该这 么干，政治不能讲人情，政治斗争是没有诚实性可言的呢，这是需要。就好像一个屋里原来 住的这家走了，你进来好好收拾，但怎么看怎么也像过去，必须连好的带坏的都扯去。可是 我觉得不该否定的就是红卫兵。对红卫兵应该做历史的分析。我感到对红卫兵的历史分析不 用我们这一代人考虑了；说老实话，对一场伟大的斗争，或者对一场错误的斗争，不是一个 很近的距离就可以做出正确评价的。我对这点充满信心。就是现在，评价好“文革”也不可 能。说老实话，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还有别的文艺作品，把红卫兵描写的像国民党 兵似的，这不公正。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 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有的电影，来了一辆刑车，一群红卫兵上去，把男的 拽出来了，女的眼泪刷刷就下来了，那孩子还追两步，也不知怎么一绊倒下了，妈呀，爸 呀，伴着音乐效果走去了，哪有那事？红卫兵哪有那事？红卫兵那阵也爱孩子着呢，是吧。 红卫兵运动是个历史悲剧，但有人拿它跟党卫军相比，太不公平了。红卫兵是自发运动，党 卫军直接受纳粹操纵，完全两码事呀！对于当红卫兵当然不能说我不感到惭愧，可我也不后 悔。然而有些东西可以忏悔。到了我这个岁数，反思得特别厉害。我觉得我们这拨人哪，也 可能是国家最稳定的因素。他们深知两种路线不同的苦。他们受过那种集中听党的话的教 育，而且在当前这种开放局面，这拨人一般都比较稳定。他们既不像老的那一代盲目地反 对，也不像年轻的一代准备全部接拿过来。毛泽东同志那阵子给我最大的是阶级感情，我到 现在为止，到什么时候不致于胡作非为，不堕落，困难时也不堕落。但我也恨，恨那时教我 们盲从，教我们单线思维，不会多项思维，不会逆向思维。实际上他老人家呢，还说过不少 这样的话：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人，你一旦真这样干的 时候，他又不干了。我今后，我是这样想，我还可以给国家再干三十年。我只想规规矩矩地 把国家给我的工作认真搞好，活得不也好受点吗？就是。　　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　　　　第17章　硬汉子　　1966年18岁　　男 　　T市某起重设备厂工人　　清理阶级队伍时家里翻出“变天帐”——墙倒众人推进恶邻欺辱——到派出所有理也没 理——哥哥的小血块——都为了操他妈“文化大革命”——想当军属写血书——每月干四百 个小时也于事无补——硬汉子的丧气话　　咱说实在的，这十年把我们家糟践得够惨。可是咱不是窝囊废，咱是硬汉子，要换平 时，咱能豁出去拼啦。可那时候不行，算你再硬的汉子，也得聋拉着脑袋。　　人就一口气，不是？我是憋着这口气过这十年的。今儿找您也是撒这口气来的。　　六六年我刚打中专毕业，分配到起重设备厂。那年十八岁。跟您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有 父亲、母亲；奶奶、哥哥、弟弟和妹妹，就缺个姐组。奶奶那年八十岁，和我岁数正倒个个 儿。父亲精神有点病，虽然算不上神经病，反正有点那个，那个是嘛呢，也不是傻，也不是 疯，缺根弦吧。哥哥原先是棒小伙子，一次工伤砸坏脑袋，他倒是真正的神经不正常。弟弟 妹妹还小。家里家外唯一能顶饿的人就我啦。我家这样儿，就算不“文化革命”也够劲了。 可“啪”一下子又来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我心里就犯嘀咕，我家虽穷，可出身不算好。我父亲解放前当过一年交通警，他名 下又有房产，实际上是奶奶她父母的房产；奶奶没兄弟，由她继承，爷爷做代理人，爷爷去 世后就由我父亲代理。总共三十来间，五十年代房屋改造，交公十间。那么多年，房子早破 得不成样儿，就这么一个二十间破房的“代理的代理人”，四清时就查过一通，没划上资本 家，可也没定下成分来，一直接着，毕竟出身不是红五类。“文革”一开始乱抄乱斗那股 劲，哪有准，谁知撞上谁。我看见一家二十多口人，排成一排，胸前全挂着牌子，都剪了头 发，也分不清男女了，在一条大马路中间，叫红卫兵批斗，我犯嘀咕。赶紧把家里的“四 旧”——老瓶子老罐儿老东西呗，清理清理，该烧就烧，该砸就砸，别叫人“扫四旧”扫 上，找事儿，对吧。　　起头还没嘛事，搞“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天半夜突然砰排排砸门，一看是街道代表， 叫着要“查户口”，带进来一帮人，都是街道积极分子。直到后来才明白，“文革”一开始 横扫时很粗糙，有乱来的，也有漏的，到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清理阶级队伍”是挨个儿 清，你有屁事也逮住不放。他们稀里哗啦地翻，忽然叫起来，说翻出我父亲的罪证。大叫是 “变天帐”！其实就是以前收房租的帐本和收据嘛的，这就不得了啦。也美死他们了，可逮 住事儿啦。当时把我父亲带到街道革委会，通知我父亲单位。我父亲单位用小吉普当晚把他 弄走。居然单位也说我父亲存“变天帐”，想变天，想复辟。就那点房租收据有嘛用，再说 我父亲那样，说话都哩哩噜噜，写检查都是我妹妹帮着写的，他有能耐变社会主义的天？毛 主席还说枪杆子出政权，给他个棍儿都拿不稳，更甭说枪杆子，往哪儿变天去？这就关进牛 棚，戴上伪警察和反动房产主的帽子，天天在各车间轮流批斗。　　我家出了这种事，全家人坐在屋里，连门也不敢出，一连多少天没正经吃饭。我奶奶哪 经过这事，吓傻了，摔了一跤就再没起来，瘫在炕上一连数年，捱到七二年死了。我到我父 亲单位想说一说，那负责人好凶，我刚作自我介绍，说我是谁，他就冲我叫起来：“你来干 嘛，你想干嘛？”心想，我要再多说一句叫他逮住，甭说我得给打成“为历史反革命翻 案”，我父亲更得倒霉。只好连声也没吭，扭头回家，您说窝不窝气？　　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 孽！我们家这么一来，点儿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邻居全变样，好赛他们无形中点儿高了。以 前有点矛盾嘛的，都好办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了。　　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窗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你能说 嘛？你能找谁说去？我母亲被同院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的小弟 弟叫同街一个小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 嘴。我们是人呵，哪能受这侮辱，叫他们骑脖子拉屎，连头还不许抬抬。打到派出所，可你 家里有问题，你就没理，完事还得叫我们认错。挨打时反驳几句也算错，算挑事儿。我是二 十岁小伙子呀，好摔跤，也会点武术嘛的，正血气方刚。要不是那时候，我一个能让他们俩 仨，我是能把气往肚子咽的人吗？　　有一次，我大哥犯病，夜里喊闹，被邻居一个农村来的亲戚，拿扁担打得满地滚儿，头 破了，流一地血。同院另一家看不落忍，拉着那农民叫着：“他是个精神病人，不能打 呀！”那家还有个亲戚，喊着：“我们打的是房产主，资本家的儿子！”我下夜班回来，已 经完事了，否则就会一场恶战。我真要发狂了。我看着地上的血，拿小铲铲起一块小血块， 豆腐脑赛的，放进笔记本里，我哭了。我很少哭，男子汉掉眼泪没出息，可我掉了，嗓子眼 直往外窜火，脖子上的筋崩崩直跳，我想豁命，但归齐还是把自个压下了。我不傻，我想这 一拼，准算“阶级报复”，我父亲，我全家就更完了。里里外外还得指着我哪！这口气比铁 疙瘩还难咽，可咱爷儿们咽了。现在我总想，我家没有对不住邻居的，我家又没恶人，以前 也没跟谁家作过死仇。再说，房前屋后还都处得挺热乎，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 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操他妈的“文化大革命”。　　我想了，要打算让家里处境改善得好一点，就得要求进步，好好干活，拿出真格的来， 把这口气挣回来。　　我在厂里没白天没黑夜玩命的干啊。我是车工，我那车间是全厂最关键的车间，也是最 累的车间，最累的组，最累的活。组里二十多台车床，两班人。定额每人每月二百二十小 时，那时嘛奖也没有，我每月都干三百小时以上，甚至达到四百小时。除去喝水上茅房，一 站到机器旁边就一天不动地儿。在“文革”这些年里，我没迟到早退过一次，没请过一天事 假病假。热天里，我光膀子干活，车下来的铁屑落在地上直冒烟，一百度。车床的转数快， 进刀量大，铁屑乱蹦，有时蹦到膀子、脖子、脸上，粘在眼皮上，烫肿了，照样干。在二百 多人的车间里，咱干活把他们干服了。年年评“五好战士”、“大庆标兵”嘛的，都有咱 的。可是，我敢说，要拿我当时那表现搁到现在，全国劳模咱也能评上。　　外边干着活，家里边不肃静。我哥哥的神经病总受刺激，愈闹愈凶，晚上吵得人睡不好 觉。送到医院，出身不好又不收，就这么死在家里了。我妹妹本来可以留在工矿企业，我家 论经济算“特困”，在学校评选票数又最多，凭票咱绝对该留城。可政审不台格，满完。送 到内蒙大草原，一去几千里，背着政治包袱，受那苦那罪，就甭提了。那时出身不好的百分 之九十去内蒙，出身好的去北大荒农场。她水土不服，加上心情不好，十六岁去，二十七岁 回来，已经满头白发，赛白毛女一模一样，就那样白，这二年才变回色来。你说我这当哥哥 的心里嘛滋味？父亲在厂里烧锅炉，每天下班不回来，捡煤核，为他妈表现呗，天天十一、 二点回来，他神经不正常，一帮子王八蛋拿他找乐，动不动一下子把他扔在地上爬不起来。 他是神经有毛病的人呵，宪法都规定保护，那会儿没人管这些。我这个当儿子的，眼瞧着父 亲叫人折腾着玩，还叫嘛儿子？我真想找他们去，把他们全撂了，可不行，我没别的路。有 次部队到厂里招兵，我咬破手指头写一份血书，这几个字“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 祖国，要求参军。”我想，我参军家里就是军属，政治待遇不就完全不同了。我身体棒，体 检没问题，又是厂里先进，部队想要，可一外调，说我的出身没定下来，不敢要，还是没路 可走。　　咱这么干，厂里倒也受感动，为了我出身问题，到父亲单位去了二十多次，一次次碰回 来，总悬着。这么大点儿的事，压了我一家十年。我当年一百五十斤的摔跤能手，如今一百 二十斤，连累加气，得了胃病，切掉一半；犯愁犯得神经衰弱，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到末了 也没把家里的处境改过来，算咱没能耐吧！可“四人帮”一完，我父亲一下就没事了，还那 个人，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他妈的，这怪！我去他单位要求平反，他单位说，关牛棚挨斗 是运动闹的，可他一直没正式定过资本家，无所谓平反。他们倒容易，一句话了事。我这口 气憋在肚子里却出不来。我真想掉过头把这气朝他们脸上一放，倒痛快。可这不是咱男子汉 办的事。你说，你是条硬汉子，你该怎么办？唉，这就是我从头到了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