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4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千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一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斤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座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观。那位在讲台上一讲数小时，讲话既无阴阳顿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严医师，却频频招呼摄影记者「把这些美妙姿态照下来」。我虽未带照像机却高坐于讲台之上，整个会场一览无余。眼见那些满嘴胡须，粗壮无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与邻座指手画脚的东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场大魔术表演，不见不信。据严新说，他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带功讲座」，听众有十九万人之多，盛况可知。我这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学徒，也告诉他说，我要拜他做老师。－－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领！不是瞎扯淡的嘛！我想：我如是个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个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追随到底的。舜犹人也！读者与作者亦「人」也。做个「人」，则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相通之处。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看过严新，就不免使我联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来了。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锈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爱滋病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体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挺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带功讲座」的本领，可能比严先生还要大上几倍，也未可知。洪秀全就是以「带功讲座」这一类的方式开始，领导数万农民造起反来的。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广西在今日大陆政治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在我国少数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中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捷径。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观念。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带功讲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高丽参」）、皮货等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在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番禺所谓「金钱堆满十三行」是也。来华贸易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八十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附注】满清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仁、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赵紫阳……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一八四二）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哓哓，如何是好？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哓哓，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严新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满清入关之初，颁剃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Ｑ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毋需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长毛」佳名的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的服式的来源。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太平天国」兴亡年表「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裁剪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作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生肖属鸡。家境贫寒。一八二九（道光九年己丑）：秀全十六岁，赴广州应试落第。一八三二：秀全十九岁，广州再落第。在街头收到宣传基督教小册子梁亚发著《劝世良言》，未读，藏之。一八四三：秀全三十岁。洪老童生在广州三度落第。返家沮丧。卧病、「升天」、见「上帝」和「耶稣」。始读《良言》。一八四四：秀全三十一岁。与冯云山往广西贵县传基督教。一八四七：秀全三十四岁，赴广州投美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受教义，为同门教徒排挤，未受洗而归。再往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组织「拜上帝会」，有信徒三千人。开始与清军冲突。一八五一：秀全三十七岁。一月十一日纠合伙伴起义于桂平县之金田村。九月克永安州，建「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十二月封：杨秀清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东王总其成。一八五二（清咸丰二年）：太平军克全州。南王战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长沙不利，西王战死。克岳阳练水师。一八五三：一月克武昌。二月弃武昌，顺流克安庆、芜湖。三月二十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不利。清军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一八五四：曾国藩始练「湘军」有成。颁〈讨粤匪檄〉。全军出击，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一八五六：秋，太平诸王腐化、内讧。北王杀东王；天王诛北王，株连甚众。一八五七：翼王避祸出走，死于蜀。太平开国元勋一时俱尽，朝政沦入洪氏家族四人帮之手，危亡立见，距建国不过四年耳。一八五八～一八六四：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二千余人。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与清室湘军、新建淮军及英美雇佣军（常胜军）作殊死战，终不敌。一八六四：六月一日，秀成自杀，年始五十。七月十九日天京为清军攻破。「太平天国」亡，前后十四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详论之。*一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脱稿于台北中央新村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三期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位创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和后来奠立「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实有极多的相似之处。洪、毛二人都是有枭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于一再落第之后，沮丧卧病，终于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见耶稣，才决心舍正途走偏锋，搞他个一知半解，半调子的洋宗教来除妖济世。泽东考不进大学，在北大「偷听」时，受尽当时一批趾高气扬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齿钻入「地下」，受学于马恩列斯，以至终生抱他个有窍不通的半调子洋主义，来「兴无灭资」。以流寇方式起家，领导农民暴动，二人后来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后，二人皆强不知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但是他二人命运的收场，却有云霄之别。毛氏寿终正寝，被装入水晶棺内，公开展览，任人瞻拜或唾骂。洪某畏祸自杀，被裹以黄绫，扔入阴沟，任人鞭尸或叹息。总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胆大妄为的风流人物、草莽英雄；同为半通不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员、私塾先生，而幸与不幸之间，悬殊若斯！胡为乎而然呢？暂将毛公留入后篇，今且一论洪公的成败，以就正于高明。「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怎样叫做「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不幸自「鸦片」战后，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的逐鹿中原豪杰们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把名词上的「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杨洪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二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所以在十九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今日大陆上，养尊处优于中南海深宫之内的「八老」，「可能」就属于此类。笔者此处对「八老」的评价，只敢用「可能」（英文里叫Probable或Possible）二字。将来历史的演变，和史家对他们作正面的评价，也是有「可能」的。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胆月旦之者，却也是根据一项历史上的「必然」——此一必然，则为六四「天安门事变」，在今后历史书内的「必然平反」。六四在「必然平反」之后，则历史家又怎样去安插「八老」呢？故笔者不待蓍龟而斗胆先说之。以今鉴古，言归正传，我们再去看看洪杨之变：我们读史者，如把「太平天国」十四年中所已经发现的史料和史书，摊开来心平气和的去审查审查，我们便觉得他们在「智慧」与「机运」两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对他们所起的并且只是些负作用；而「机运」对他们也只有半个是正面的——洪杨那个时代，他们只具有个极大的「改朝」的机运，而无「换制」的机运。洪秀全搞了十四年，所靠的就是这半个「机运」。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个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换制」的问题的。「换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长久。后来的孙、袁、蒋、毛、邓五公，对这个「换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况洪杨乎？此笔者所谓之「时代设限」也。【附注】李登辉总统可说是部分的解决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换制」问题。可贺也。但是这一换制「阶段」之跨进，非李公个人之力也，「时代」与「机运」使然也。……千万不能棋错一着，走火入魔！但是话说回头，洪、杨如真是英雄，他们应能掌握那半个「改朝」的机会，学学闯王李自成，一鼓作气把北京打下，登极太和殿，号令全国，过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几十年（如「毛主席」）的皇帝瘾。并此而不能，终至尸填沟壑，及身而败，那就太窝囊了。笔者于此短篇拙作中，无意效颦贾生，来写篇《过洪论》，只想就其滎滎大者，略举数端，以见太平兴亡之由耳。洪天王就是凯撒琼斯据笔者的一家之见，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他、败也由他。洪秀全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如一般史家所称颂的，什么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相反的，他从头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sect）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当他这个狂热教门形成之时，却正赶上发自广西的清末改朝换代的机运。洪氏及其一些狂热信徒乃被卷入了这个有时代性的政治漩涡里去；从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来，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变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终至酿成死人数千万的「太平天国」大悲剧。「宗教」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虽然它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闯过太多的祸乱，但是在所有其它民族的历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谓宗教战争，已不知发生过几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兰教之兴起、十字军之东征、圣女贞德之奇绩，固不必提。且举一两椿近在目前的小例子，来比较一下，便可概其馀。近在一九七八年，美国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师。他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生了神灵感应，使他变成了一位有奇异疗效的医生。他能为病人医治一些奇病杂症，包括肺癌。一时声名大噪，信徒四集。群众增多了，琼斯竟自称是「耶稣转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说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为「凯撒大帝」（Caesar）。号称是苦难人民的救世主、社会主义之大护法。他并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叫做「人民庙」（Peopleˊs Temple）。庙内废除私产。全体信徒同吃同住同劳动。琼斯视其全体信徒为上帝儿女；全体「儿女」亦齐呼琼斯为「爸爸」（Dad）。大家毁家紆难，捐献相从。三藩市附近一时被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鱼乱。居民与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驱逐。琼斯终于在美国无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窜至中美洲之盖亚那（Guyana）南部，人迹罕至之热带丛林中，自建其「琼斯堂」（Jones-town），割地称王，不受美国法律之约束。然琼斯本人及其绝大多数之信徒究系美国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来，不加闻问。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国家广播公司」（NBC）亦想抢此奇特新闻，前去一探虚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乃由国会议员里奥.阮(Leo J.Ryan)氏率队乘小飞机，前往视察，孰知打草惊蛇，「人民庙」中的狂热叛逆分子竟认为阮氏一行四人为政府特务，乃一举将其枪杀。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九百一十一人(亦说九百一十三人)，竟于十一月十八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太息唏嘘，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耶？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因此这一种在世界各地，史不绝书的「宗教狂」，在我国历史上却不多见。偶亦有之，它也不能为我们知识分子（包括古今的历史家）所能了解，所能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来登大宝、夺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因此我国传统历史家，对这一类史籍秉笔直书之时，不是咒骂他们「妖言惑众」（如赤眉、黄巾、白连教和天地会）；就歌颂他们只是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陆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搞宗教只是「伪装」或「假托」而已。我国传统和现代两派执笔人都把这极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给完全忽略了，因为这宗史实在其他民族中（包括奉行犹太教、耶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全部），虽然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史中却发生的太少了——我国史家没有对这项史实执笔的经验，所以一碰到宗教难题，往往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不幸的是，我们「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凯撒琼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洪秀全也是我国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再举个小例子：在目前美国还合法存在，并且活动频繁而怨恨蝟集的另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鲜明牧师（Rev.Sun Myung Moon），不也是说他见过摩西、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还分别和他们谈过话吗？您说他在胡扯，而文牧师这位韩国佬却能指定数以万计的美国男女青年，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集体「盲婚」。他后来又去南韩的汉城搞集体盲婚，规模更大。这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和南韩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可以说是人类万年历史上，最桀骜不驯、最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师有啥魔术，能把他（她）们数万人，指定盲婚？据最近消息，文鲜明已打入苏联，看样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来搞其盲婚了。这就是「宗教」啊！毛泽东、希特勒、斯大林也斗它不过的「宗教」啊！明乎此，我们对一百多年以前，洪秀全、杨秀清，这两位「禾乃师」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过半矣。文才不足，宗教层次也不高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才，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等《双照楼》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毛泽东也是一位土塾师，他那几首旧诗词，什么「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也就不够通顺了，而洪塾师还远不如他。洪秀全的文才大致是在毛泽东夫妇之间。毛夫人有诗曰：「江上有青峰，藏在云雾中，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和洪天王的「暂且偷闲跃在渊」，真可说是无独有偶了。洪秀全虽没文才，他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二十五岁那一年，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再度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一个全家乃至合族的投资事业。往往合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合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的，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名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两度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四十余日，在昏迷中便发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 「下凡除妖」。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的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做「巫师」（shaman）。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cian）了。根据上项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穆罕默德原是个文盲。据说他那部《可兰经》，便是上帝（Allah）的圣意，通过穆氏口述，由穆罕默德那位颇有文化，比丈夫大出十来岁的富孀夫人，一口气笔录下来的——信不信由你。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当然更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啣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凯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型态的shaman（巫师、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状态（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伏首听诏了。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一八四八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后，「天父」还要藉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藉辞笞剳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邪术惑众」和「聚众闹事」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新约圣经》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的本领（《见洪仁玕自述》）。清方的资料也有记载说「韦（昌辉）妻病危，医药罔效，洪逆治之立愈」的故事（见半窝居士著《粤寇起事纪实》）。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二十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十九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洪秀全三十一岁（一八四三）于广州三度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的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包括国、共两党）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君不见今日朝中邓小平等「八老」都在靠气功师保健、保命；但是他们对风起云涌的民间气功组织，马上就要下禁令了。气功何伤哉？「聚众」犯法也。因为在中国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传统里，「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闹学潮……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管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有机枪、有坦克，杀它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鸟兽散，佚机再聚。没机枪，没坦克，又招安无方，那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洪秀全的「老三篇」再者洪秀全在丁酉年（一八三七）「升天」时所看到的哪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六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他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份，把《圣经》窜改了七十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迨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生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一八四四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的还认为他悟道不深。因此他于一八四七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的，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历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理由是这样的：我们这宗已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却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也可说是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上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是鬼，分身不得。可是现在好了，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了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它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籅风水、阴阳五行、三教九流……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筹，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最近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六三四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治「穆斯林神学」（Muslim theology）的可兰经学家们，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之下凡，是上帝派他把阿拉伯民族由泛神转向唯一真神的救世主——亦如摩西之感化犹太；耶稣之感化欧洲白人也。偱理类推，则洪秀全便是黄种人的穆罕默德了。不幸的是洪秀全所遇的「曾妖」，却远比穆氏当年在麦加所遇的异端，要强大的多，所以太平天国，就没有「鄂图曼帝国」那么幸运了。「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一八四七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十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se。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上，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椿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篇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它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晤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的古怪教义了。「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琼斯堂」的生活。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二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极之前早就出现了。金田「团营」是什么回事？且看我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它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后来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但是团营以后，又怎样的一步步造起反来呢？原来广西省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械斗成习，聚众滋事，早已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导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一千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安定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洪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散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萎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内，而企图大举了。【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官书故意写成亚溃。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一八五○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三百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籍教主三十八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对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喜欢写「诏谕」的教主。他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曌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二十余年之后，竟被封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金田起义既没有个确切地点，而且没个确切日期，也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他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玕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近年美洲发生「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一八五一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 、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胁则愈来愈大，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境界。三月二十三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极，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九月窜入永安至羿年四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举动便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为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罗」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太平军盘踞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挡。攖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三十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攖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张献忠传》，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小天堂」中不能自拔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奠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的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孤城三座而已。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旄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的太快了。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千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脱稿于纽约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六期三、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杨最近从香港传来的大陆故事说，新任国家元首江泽民对中国古老的预言书《推背图》，发生了兴趣。此一传闻可能是好事者所捏造。但是纵使实有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试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我国历来的统治者有那个不相信讖纬之学和子平之术？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他与佛有缘。孙公说这句话的背景也曾有一大堆类似「启示」（Vision）的故事呢！连绝对相信神灭论的胡适，不也说过「麻将里头有鬼」？仅供四人合玩的麻将里头都有鬼；那么共有十万万人合玩的大麻将里头，怎能没有鬼？！我们的历朝统治者，包括最近的江主席，想在这场大麻将里，找点鬼言鬼语，有什么稀罕呢？！朋友，江公今日虽然位尊九五，贵不可言，他这个交大毕业的工程师之为「人」，事实上与足下和我，也差不了太多。兴致好的时候，谈谈《推背图》，聊聊《烧饼歌》，算不得什么「提倡迷信」也。——茶余酒后，我们谈得，他谈不得？只是我们谈后直如清风过耳；江公谈后，就要变成小道消息罢了。其实「迷信」这种东西，原是社会里一个少不掉的「体制」（institution）。——梦露姑娘的棒球明星丈夫迪玛吉说，他和梦露结婚，不是跟一个女人结婚而是和一个「体制」结婚，正是此意；而迷信这个体制在中国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可不在女人（美女）这个体制所发生的影响之下啊！清末的太平天王，慈禧太后，和民初的洪宪皇帝，都是他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受害了，我们老百姓才跟着倒霉。「九十九先生」的谜底可是「预言书」这宗迷信是在世界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每每都有奇验。古朝鲜即有一宗预言说:釜山这个东海小渔村，在某个时代要为该国首都。近百年来那个韩民相信呢？谁知一九五○年韩战爆发，李承晚大统领败退南下，据釜山为反攻基地。它一夕之间就变成国都了。我国的预言书《烧饼歌》，就更古怪了。这个《烧饼歌》自明代唱到清末，一般都觉得它很灵验。可是我们民国时代的新青年，却有理由的斥之为「事后伪作」。然事有蹊跷，它在我们及身经历的民国时代，却也唱出些什么「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来。试问「九十九」这位老兄是谁呢？在抗战中重印于重庆的《烧饼歌》，即有注者解释为「一位姓白的」。盖九十九便是一百少一也，这册重庆版是笔者亲自看过的。这一破解当时对那位名重国际的桂系大将，小诸葛白崇禧将军，乃至他整个桂系的政治前途，是祸是福，真很难说。不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历史已证明白崇禧、李宗仁都无此福分，至多做个配角。当时亦有人解之为蒋「中正」、「介石」先生。因为蒋公这两个名字也各有九笔。合起来也正是「九九」先生也。这可算是「验」了。可是后来历史证明，仍然只是「一部分正确」（Partly correct）；还有人比他老人家更为正确呢！——原来「九十九先生」也叫「二十八画生」。二十八者九加十加九（9+10+9=28）等于二十八之谓也。「二十八画生」原是毛泽东当学生时在长沙办《湘江评论》的笔名；也是他向《新青年》投稿时的笔名。因为毛泽东三个繁体字加起来，共有二十八画，故名。这一来，「九十九先生」由蒋、毛两位民族英雄平分之，也倒是很公平的。可是他二人今日如相逢地下，再携手来搞个「国共第三次合作」，毛如要多占点便宜，蒋恐怕也无法拒绝。因为毛公还多两三个「九十九」为蒋公所无。原来在一九四九年秋季，中共在北京升旗建国时，据说毛公的风水先生劝他选一个「大日子」迁入中南海，毛就选了个九月九日。这个「据说」可能是损毛的人附会的。毛或无此意，但是纵使是附会，或风水先生拍马屁，可是毛公最后去见马克思的日子，别人就不能拍马屁；他自己也无法选择的了。——毛公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也算是个巧合吧！再者，毛氏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登基，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南海后宫龙驭上宾，他老人家在中国也整整的做了二十八年的皇帝，也算是个巧合吧！最不可思议的则是《推背图》在这方面也把毛公描画的须眉毕露。在《推背图》第四十一象的「颂」中，预言者写了下面的四句：帽儿须戴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九十九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在这四句中，除第一句仍然不可解之外（或者也可解之为「帽子乱戴，血债无头」吧），其他三句不是把毛氏对中国大陆二十八年的统治，说得入木三分？吾人如试把隐语除去，真言恢复，把这四句改写成：帽儿乱戴血（债）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二十八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延（安）州。这不是现今历史家对毛公很正确的评语吗？在延安时代，董必武颂毛诗中便有「不教佳誉出延州」之句。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把陕甘宁边区（古秦州地区）的确搞得很好，誉满国际。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只是个「方面之才」。一旦入主北京，做了皇帝，他就才有不胜，浩劫连年呢？《推背图》的作者竟能于千年之前为吾辈「预言之」。——纵使是迷信、是伪造、是巧合……无论怎样，身经此劫者，在家破人亡之后读之，也是发人深省吧！历经沧桑的《推背图》《推背图》这本怪书有图象有讖语，据说是唐太宗贞观（六二七～六四九）年间李淳风与袁天罡合撰。新旧《唐书》中有传；《宋史?艺文志》中也有著录。因其乱测朝政为统治者所不喜，宋太祖赵匡胤做了皇帝乃以死罪禁之。然此书已流传数百年，不禁还好，愈禁愈红。朝廷不得已，乃取旧本把其中预言颠倒紊乱使读者搞不清次序。无从相信起。但是自古以来的统治者禁书（包括秦始皇）都是只禁民间之书，真正好书好画孤本绝版（如今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保存的孤本殿版《金瓶梅》），大皇帝还是要秘藏禁宫，自己去细细「御览」的。因此这册唐版《推背图》，便在宋元明三朝大内中幸存了，直至闯王犯阙，崇祯上吊之后，才又自宫廷中解禁出来。可是清初康雍乾三朝，文网甚严，文人多不敢犯禁。至英法联军（一八六○）和八国联军（一九○○）相继占领北京，禁城文物国宝一再被洗劫之后，古本《推背图》就和古本《金瓶梅》一样，才飞入寻常百姓家。至于本书被禁之后，和再度被复印，终于大量流入民间的详细情形，当前两岸目录学家一时还难断言。因此其中许多看来灵验非凡的的讖语预言，一般读者，包括笔者自己，时至今日，仍然觉得是绝对不能相信的。因为根据科学原理，乃至最肤浅的常识，这种预言必不会准确到连后世统治者的真名实姓都可以呼之即出的。——不像「九十九」只是个数。洪水滔天苗不秀且看《推背图》第三十四象，巽卦，对太平天国的那项预言；全文如后：讖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颂曰: 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附注】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其后原有的「金圣叹曰」则删去，笔者所用本子原藏先岳遗书中，无出版标志。嗣后香港购一《预言七种》，亦无出版处，然字句相同也。上面的「头有发」是长毛，毋需解释。长毛的「官」所穿的制服有红有黄。因此红黄二色为官服颜色，民间绝不许用。用者斩首不留。民间一般都穿蓝青乌黑等「杂色」。公务员和一般干部，尤其是头有原始长毛的「老长毛」，绝不穿「白」！这种「衣怕白」的长毛习俗，不但一般读者没有印象，后世的专研太平史的专家学者，有的也未曾注意，而预言书作者却小题大做之。——我国古代秦人尚黑、汉人忌白，都与迷信有关。「太平时，王杀王」，下文将详论之。至于「五色章成里外衣」，这也是事实，盖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他所封的东西南北翼五王，也是旗分五色的（翼王旗即为青色）。所以这位预言的作者，纵使是「事后伪撰」，而撰者也是个颇有火候的党史家呢！这首预言诗，如是「事后伪撰」，作者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怎能去学老名士张佛千教授，写「嵌字诗」，把洪秀全三字，真的嵌出来了呢？——这一下便牵扯到哲学和神学上「有神论」（theism）和「无神论」（atheism）两大纠缠上去了。许多大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都绝对不信「神」的存在。笔者有缘竟有一次亲眼看到他老人家在一座教堂内，背上帝而坐，大谈其无神的宇宙论。可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很多拔尖的科学家，和顶半边天的女人），都是相信有神的。「天父上主皇上帝」不用谈了；就是以男身化女身，救渡苍生出苦海的观世音菩萨，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信宗教的朋友们（他们是有神论者）会说：「诚则灵」。你如果真相信上帝或观音，你可能有时会察觉到「有求必应」的「灵异」现象。但是你如死不相信（像爱因斯坦那样），那你就是个无神论者。你心目中既然无神，他两位老人家也很民主。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河水不犯井水。——你平时既不烧香，临时可别来抱我佛脚啊！有神与无神所以，朋友！你如果是个有神论者，虔诚地相信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万能的上帝难道说还不如一个白发老翁张佛千？张教授会作嵌字诗，而上帝不会？——作嵌字诗要汉学底子好；难道观音菩萨的汉学底子还不如张佛千？要去向张教授投「门生帖子」?因此凡天下任何事理都不可说的太绝。我们信任无神论者的辩难至百分之九十九；也要给有神论者百分之一的机会，让他们尽其所欲言。——万一将来的考据学家、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真的证明了上述有关太平天国的预言诗，确是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天京事变」）之前的作品，那我们对这首预言诗，如何处置呢？纵迟至科学大昌明的今日，天下事还是有许多不可解的。我的前辈老朋友李宗仁将军曾告诉我说，当年他的参谋长叶琪将军坠马而死之后，他曾和白崇禧等叶琪的老友，去访问一位可以招魂的巫婆，这巫婆在昏迷状态中，竟然发出叶琪的声音；并交代了叶琪生前的私事。笔者的岳丈吴开先先生也是（且用他自己的话）「绝对相信人类是有灵魂的」；因为他也有过相同的经验。以上所举只是两位名人的经验。其实类似的例子在社会上是举不胜举的。笔者幼年曾旁观乡人「扶乩」。一次竟被叫上乩坛和一位堂弟共同「扶」那绑着一枝筷子的纱箩，这筷子竟在下面的沙盘里写出许多字来。这些字加在一起，经长辈断句，竟然是一首诗。我知道那诗不是我作的；我也知道那首诗不是我堂弟作的。堂弟连「总理遗嘱」都不大看得懂，那能作出那首典雅的旧体诗来呢？——但是这首诗是谁作的呢？真是天大的疑问——我自己经验中，数十年也无法解决的疑问。读者们若批阅拙作至此，可能会设想笔者也是一位有神论者了。其实非也，我只是和我老师胡适之先生一样，觉得「麻将里头有鬼」罢了。——有神云乎哉？小顽童敌不过老顽固天下事之不可思议者正多。但是人类却是一种自作聪明的动物。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愚者一得，往往就要以一得之愚，强人从己，向别人搞「专政」。——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可说是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被专政之中。古代和中古的西方、西亚、南亚和拉非落后地区的人类（包括我们自己的洪天王），可被他们自己制造出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各种上帝和伟大神祗专政专惨了。他们的圣人、哲士、先知、弥赛亚等等，知识贫乏到连一只小蚂蚁也制造不出；却斗胆的发明了无数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伟大的上帝和神明，来向自己同胞或其它民族专政，一专便是千年以上，真是不可思议。在这方面，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比较轻松多了。糊涂的洪天王之外，我们向来没有为上帝流过血。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是鄙视「怪力乱神」的。但是说也奇怪，我们却也被反对怪力乱神的先生们，专了两千多年的政而不能自拔。我们这项不谈怪力乱神的专政制度一直专到清末咸丰年间，才出了个「一神论者」（monotheist）洪天王。他挺身而出，向这个无神和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poly-theism）挑战。掉一句社会史学的专门名词，那就是洪秀全这一干人是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有神的西学传统来向无神的东学传统挑战。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再者在异文化挑战下的社会转型（也就是现代化或西化运动）原是渐进的，阶段分明的。最早期的西化（也可说是异化）往往是最幼稚、污染的成分最大，也是糟粕最多的。同时也是他那个对手方，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老传统阻力最大的时候。——小顽童敌不过老顽固；小顽童就要遭殃了。——洪杨悲剧是有其历史上的必然性的。不要被赛先生、德先生牵着鼻子但是洪顽童的必然失败，并不保证他对手方那些垂死老朽的苍髯永驻。他老人家还是要继续他那由老而死的必然程序。——朋友，这也就叫做历史的必然！君不见「曾妖」那个老传统在西学挑战之下，还是延续不下去的。时未逾一甲子（六十年），孔家店不是又被打得稀巴烂？迨红卫兵来了。那千年无损的孔家三座老坟（孔丘、孔鲤、孔伋），不通统都被挖掉？！今夏余偕老伴谒三孔（孔庙、孔府、孔陵），见其墓草青新，固知其土下无物也。但是生而为人，就是命带专政的。继孔孟而来的，我们还不是被马列专政、阶级专政、民主专政又搞了数十年。当前的世界上的穆罕默德专政还不是方兴未艾？德先生和赛先生联合专政，不也是如日中天？！朋友们相信吗？赛先生、德先生也只是先生之一耳，胡适之先生有诗曰：「那个猫儿不叫春？那个先生不说话？」若论说话的本领，则德赛二先生就未必比孔孟、马列、耶穆诸二先生更强呢！他们三组中马列之外，都各有千年以上的专政史；赛德二先生才风光了几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大家在各自的时代，各领其风骚，谁比谁强呢？谁又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被一时时髦的思想所专政，圣贤豪杰所不能免，况我辈凡夫俗子乎？那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未遇敌手的英雄好汉，他还不是不敢与马斗、与列斗？老聃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说穿了，圣贤豪杰，也只是一束刍（禾草），一条狗而已。狗有什么自由意志？听主人安排罢了。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位聪明绝顶的胡适老师吧，他分明知道四人合玩的麻将里头有鬼。闻一以知十的他，为什么就不能演绎一下、推测一下说，四万万人合玩的大麻将里头更有鬼呢？有学识的人，往往是其「学」可学也；而其「识」不可学也。胡适则是一位学、识兼备的人；何以他识不及此？其实胡氏不是识不及也；他是学不敢也。他老人家服膺科学、民主，服膺了一辈子。被赛德二先生专了政，而终身不能自拔！谈到非科学、反民主的任何事物，他就碰也不敢碰一下了。胡适非不爱自由意志也；非有疑处不疑也。只是自由意志，被外来意志长期专政之后，「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如此而已。震铄古今的大思想家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迷失于教条主义的小作家，和平凡的我辈！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作者下笔千言，说了这许多离题万里的话，无非是——再引一句胡适之先生的名言——「围绕着方法二字在打转」。吾人治太平天国史，甚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态度可得大方一点。不能拘泥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方法」，而自我顶枷。我们有时连「迷信」也得让它三分。不可嗤之以鼻。朋友，你说所有的神仙都不如你？那你也未免自我膨胀得太厉害。你打麻将——现在港台日本和海外华侨社区乃至大陆上许多城镇，每逢周末，「碰」、「吃」之声，都响彻云霄——你和不了牌、输了钱，你把枱子砸通，还是和不了。可是麻将「鬼」一旦给你以青睐，「好张子」便一张接一张扑人而来；你「坐庄」、「霸庄」，接连不断。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不乐煞人也。麽哥，有心脏病的赌友，有的乐极生悲竟为之一命呜呼。「麻将里头有鬼」是违反科学的；但它却是实验主义者在科学实验室里，实验出来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吾人如把世事真看成一桌麻将，一切由上帝安排、神仙作主，那也未必。因为神仙（如画《推背图》、撰《烧饼歌》的那些聪明鬼）纵使不幸言中，他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知其所以然，纵是神仙也得看看社会科学家，是怎么去分析的呢！或问：子不言乎，吾人不能让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牵着鼻子走，何以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奢言社会科学歟？曰：非也。吾所戒惧者，专政也。科学专政与民主专政同是死胡同。一经专政则专者与被专者，皆面目全非。——胡适圣贤也。一朝为科学所专政，则不敢妄言鬼神。晚年大钻其原不值一钻之《水经注》；而不敢稍钻其大有可钻的麻将里头有鬼。天下任何事理都是走着瞧的。一经专政或独崇，则成佛徒所说的「着相」，便走火入魔矣！所以社会科学家纵连迷信也宽容它三分。如此而已。两百年转型的最后关头前已言之，在社会科学家的电脑里，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只是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中的第一阶段。吾人今日在这个走着瞧的程序中，回看这个转型运动，自鸦片战后发轫以来，大致需时一百八十年至二百年，始能竟其全功。显然的它现在已进入其最后阶段。如无重大意外，下一个定型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初季应可酝酿成熟矣。——国事在社会科学家的电脑里，似乎也是可以预言的呢！再者这一记阶段分明的转型运动，不是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它是走三步退两步；甚或是走两步退三步地缓缓地向前移动而至于今日。这也是辨证论者所强调的「对立——统一」的公式吧！迂回是难免的，前进则是必然的。明乎此，我们对「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的知其然，就可以提出社会科学也能够加以诠释的所以然了。「流窜」 、「割据」、「围剿与反围剿」须知我「汉族中心主义」的武力和文明向外扩张，自古以来是自北向南的。从吴越的归宗，到南粤（越）的同化，到越南之加盟，是程序分明的。可是洪杨诸公这次却领导了大批粤匪，逆流而行，打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北伐！（其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只是竟其未竟之功。）洪杨这次北伐，其来势之猛，真是世界史上所寡有。吾人如把它十四年的历史分段而论之，大致也可分成三大阶段：曰流窜时期（一八五一～一八五三）；曰割据时期（一八五三～一八五六）；曰围剿与反围剿时期（一八五六～一八六四）。一八六四以后的捻军和华南一些会党的继续活动，只能算是围剿与反围剿的余波了。所谓「流窜」者，简言之便是传统的黄巢、张献忠的斗争方式。农民在揭竿而起之后，由小股化大股，与官军你追我赶，不守一城一地，在国内四处流窜。钻隙前进，拖死官军。洪杨起义的最初三年，便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没有根据地、没有后勤、没有固定兵源的中国传统历史上所记载的流寇——近人所谓农民大起义。这种农民起义所以能愈战愈强、愈滚愈大者，是有他们特殊的社会条件的。那就是政治腐化、官逼民反；社会瘫痪、民不聊生。在这个人心思乱的国度里，一般饥民和他们的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则星星之火，很快的便可以燎原（《毛选》中以此为题）。永安突围时的人数问题洪杨于一八五二年春自永安州突围北窜时，连妇孺在一起不过二、三千人。——读者中的洪杨专家们，且慢……，先让在下谈点个人的小考据：关于永安突围的人数，我的业师郭廷以先生（中国近代治太平史的第一位权威），和后来的简又文、罗尔纲诸先生都说有数万人之众。笔者于五十多年前在沙坪坝的大学课堂里，便向郭师质疑。我认为这个数目字太大。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个人经验。那时我也是个形同流寇的流亡青年，与数千流亡伙伴自陷区突围到西南山（苗）区去的。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像永安那样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难容纳像我们自己那样从天而降的「三千小儿女」的。慢说吃喝住，连大小便都无法容纳呢！第二是历史档案。当时向永安合围的官军总数不过一万四千人；而被围者其后总说是「被围于数倍之敌」。如此则突围者不过二、三千人，实是个合理的数目了。后来笔者在美国大学里教书，自己和学生一道读洋书，不意竟忽然开朗；原来当时参加永安突围的重要领袖之一的「国舅」赖汉英，便是如此说的。汉英是洪秀全原配赖「娘娘」的弟弟；也是后来捻军杰出领袖赖文光的堂兄弟。他自金田起义、永安突围、进军长江、奠都天京（南京）、到略地江西……，可说无役不与。后来进封「夏官丞相」，位至极品；实是太平开国元勋中，仅次于八王的重要首领。历来官书私籍对他的记载都是触手皆是的。晚至一九七五年他花县故乡还有他受伤还乡的传说。可是汉英在外交方面的经历，却鲜为人知。他是洪杨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个与外国使臣接触的天朝外交官。原来洪杨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底克复并正式建都南京之后，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便试图与新朝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其行径与一九四九年秋的英国在沪宁一带的活动，前后如出一辙）。同年四月下旬驻华英使兼香港总督乔治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乃偕译员密迪乐（Thomas T.Meadows）乘英舰哈尔密斯号（The Hermes）直驶南京。由于外交礼节的难以如愿，英使拒见太平官员，而密迪乐则接触广泛。他所见到的印象极佳的新朝官员便是赖汉英；他二人甚为投契。密氏并赠赖氏欧制望远镜一架以为纪念。他二人的交往可记者颇多，密迪乐记录弥详；简又文教授亦曾加摘译。在他二人交谈中，赖即谈到当年永安突围的往事，颇富史料价值，而汉籍中则未尝见也。简君译文中竟亦疏于选译。赖说太平军在永安时陷入重围，弹尽粮绝，但是士气极高。在天公威灵感召之下，「全军二、三千人，置妇孺于中军，不但一举冲出重围，且将敌军彻底击溃。」（见Thomas Taylor 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London：Smith，Elder，1856；Reprint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Reprinted in NewYork，1972.P.282.并请参阅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a selection of Docu-ment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2.P.44n.）密迪乐所记录下来的赖国舅的「口述历史」，显然是可信的；也是合乎事实的。金粉香里的开国昏君太平军自广西永安（今蒙山县城）突围（一八五二年四月五日）之后，人数虽少，却如猛虎出柙，锐不可当。全军沿途裹胁青壮，实力迅速膨胀。各路英雄好汉、激进工农，更是附义如云。台风横扫，草木皆兵。四、五月间，围攻桂林未克，乃北窜全州屠城而去（六月三日）。入湘以后，长沙之外无坚不摧。会党矿工船民参军者数万人。五二、五三年之交遂进据武汉三镇。全师至此带甲凡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五三年二月乃尽掳三江一湖（湘江汉水与洞庭湖）中的民船数万艘，顺流东下。樯橹如林，旌旗敝天。下九江、克安庆、破芜湖，如入无人之境。三月十九日乃攻入南京，斩清廷两江总督陆建瀛及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翌日又攻破南京城内之满城，将清廷之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以下之满族男女老幼四万人，悉数屠杀。同时清查合城汉族户口。凡曾任清政府公职者皆视之为「妖」，随意捕杀。妖之外的一般男女市民，则勒令分为「男行」、「女行」。青壮男子则编入军营；妇女则编入「女馆」，随同劳动。百工技艺亦按职业性质，编入诸「馆」。所有公产均入「圣库」；市民私产则勒令「进贡」，加以没收。家人不得私聚；夫妇不许同床。违令者「斩首不留」。合城上下除王侯高干之外，同吃同住同劳动，整个南京城遂恍如一大军营。——此实中国历史上，在百年后中共搞「大跃进」（一九五八）之前，破天荒的有实无名的「人民公社」；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之彻底施行！一切粗具规模，天王洪秀全乃于三月二十九日自下关江边，舍「龙舟」登陆。这条龙舟是什么个样子呢？想读者或与笔者有同样的好奇心。让我们且抄一位当时目击者的报道：洪秀全坐在船上，船首雕一龙头，饰以金彩；舵间装一龙尾，伪称王船。遍插黄旗。两旁排列炮位十余尊，钲鼓各一，朱漆龙棍大小各二。船上点灯三十六盏。（见简又文著《太平天国全史》页五一三，引《盾鼻随闻録》）。至于洪天王初入他的都城「天京」是怎样一种气派呢？再让我们抄一段当时在场看热闹者的口述：……其日，东王杨秀清躬率诸王百官及圣兵恭迎天王于江干龙舟中。东王衣红袍，戴貂帽，如宰相服饰。其余各首领或戴官帽，或插竖鸡毛，带兵十数万，簇拥跪迎。是日天色晴明，旌旗敝空；各官皆骑马，带兵勇前驱。其次则各王皆坐黄轿，轿顶一鹤，后皆有王娘及大脚妇数十人骑马从焉。天王之帽如演剧长生殿唐明皇之帽，黄绣龙袍，黄绣龙鞋、不穿靴，坐一黄色大轿，轿顶五鹤朝天，用十六人抬之，舆夫皆黄马褂，黄帽。前队旗帜兵卫数百对。次锣鼓手若干对，次吹鼓手八人，各穿制服，太子（皇子）二人，一骑马，一抱在乳媪手中。天王轿后，妇人三十六人从，皆大脚短衣长裤，不穿裙，骑马，手执日照伞。最后拥兵卫者，亦不计其数。盖驱策万众，喧嗔数十里，居然万乘之尊。（见同上书页五一二转引自《养拙轩笔记》）。洪秀全这位落第老童生，三家村的私塾老夫子，至此可说是吐尽鸟气，与百年后屹立于天安门上，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小学教师毛泽东，踌躇满志之情，可说是后映前辉了。至于他心中究有多少苍生，多少人民，吾不知也。但是大丈夫当如此也。治史者终不应以责备圣贤之笔，以丈量草莽英雄也。好汉既入深宫，难免纵情声色。据幼主小天王殉国前之回忆：乃父在金田起义时，已有姬妾十五六人。突围永安时「娘娘」已增至三十六位。天京后宫之内，则同床者多至八十八人。如此粉阵肉屏之中，大脚小脚应付之不暇，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言歟？自起宫墙自绕，这位开国昏君，不论生死，就再也不愿全尸离此金粉之乡了。*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二期四、「四不像」的洪杨割据笔者于四十年代之末，抵美留学时，曾在纽约市动物园看过一些来自中国的珍禽异兽，真不胜感叹。其一便是熊猫。标签上写着中国特产，是否为蒋宋美龄夫人所赠者，已不复记忆矣。牠灰溜溜的，看起来像是一头「花猪」，横卧墙角，亦引不起访客的重视；哪像三十年后，专机来美那一对娇娇滴滴的毛主席儿女，在华盛顿那样风光！愚夫妇好奇，亦曾驰车去华府恭谒。骄阳之下，排队半哩。乍睹芳颜，真疼爱无比。牠二位香巢之华丽固无待言矣。而贵伉俪一举手一投足，槛外同谒者，无不鼓掌欢笑，声震树木。然这对贵族夫妇，与三十年前鄙所见之「花猪」，究有何不同呢？猪犹一也，而贵贱穷通，悬殊若是！苏秦先生若在此，可能也要感叹而言曰：「猪生富贵，岂可忽略哉？！」另一头中国特产，标签上是否有拉丁文名字亦忘之矣。只记得其名为威妥玛拼音的「四不像」（Ssu-pu-hsiang,按今日大陆上的汉语拼音，则应该是si-bu-xiang）。牠老人家被放置于一亚洲欄内，与一般亚洲来的牛马同列而嚼其枯草焉。一般拖儿带女的动物园游客，谁有此耐心和雅兴去分别牠们是牛是马呢？大家只有望望而去之。至多评头论足一番而已。谁知竟有个好奇的打工仔，为此一汉语拼音所惑，真把那生锈的铜牌读下去。一读，不得了，牠老先生本是我国的贵族。原来是锦衣玉食，生于吾皇的御花园「三海」、「南苑」之内。不幸八国联军侵华，闯入御园，把牠捉去当了俘虏。所幸牠未参加「义和团」；既未「扶清」、更未「灭洋」。戴不上「战犯」的帽子。但是帝国主义的洋兵却不管这一套，硬是把牠捉了，枷锁至纽约吃枯草已数十年矣。老贵族为何取个名字叫「四不像」呢？同来自中华的青年打工仔历史家，曾为前辈细查之。原来牠「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颈似骆驼」。结果弄成个非鹿非驴非牛非骆驼的「四不像」！如今事隔数十年，牠老贵族早已物故。遗骸可能已变成标本，伫立何方。但是老前辈留给我的牠那慈祥古怪的「四不像」，却永志不忘。其实牠老人家为何不能名为「四像」呢？牠不是既像鹿、又像驴、又像牛、又像骆驼吗？！近来笔者整理书稿，翻及太平天国诸卷。因想把洪杨政权按社会科学原则来分分类：基督教政权？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革命？农民大起义？神权国家？反封资修的无产阶级专政……？分来分去，吾分不了也。可是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我的同侨而有忘年之交的老前辈「四不像」来，才恍然大悟。——洪杨政权原来是个「四不像」的政权。思想搞通，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太平史面面观洪杨政权既然是个「四不像」，历史家、哲学家、政论家、宗教家等等，如果硬要以一己专业的兴趣，来加以妄评或妄攀，都是要走火入魔的。前篇已言之，国学大师钱穆就是认定洪杨政权是个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他拥戴曾、左、李、胡的卫道行为，而洪杨则罪该万死。可是洪杨之后六十年，国家最高学府中的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不是也要打倒孔家店？！此外，洪杨之「田亩制度」、「解放妇女」、「不许缠足」、严禁「吹烟」（吸食鸦片）、酗酒、禁娼、禁赌、禁淫、胆敢奸小弟（同性恋）者，斩首不留……。则视孔孟之邦空谈仁义，奴役女性，举国吸毒；虽名士高官，亦以奸小弟为风雅……。两两对比又何如哉？！太平灭后，评其功过，名士汪士铎立论就相当公平。汪说：「贼（指洪杨）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等类……无卜巫术数，禁烟及惰……此皆胜我（清朝上下）万万也。」汪且强调说：「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见汪著《乙丙日记》）。旧儒奢言道统者，实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通达人士如胡适之者，也反对洪杨。胡氏反洪杨的立场是从他一贯的「反战争」、「反暴力」、「反革命」的理论出发的。他认为在社会上使用暴力解决问题都是错误的，得不偿失的。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但是社会上何以会发生暴力，则非适之先生这样的白面书生之所知了。国民党人谈洪杨，始则是之，如中山先生和一些早期的革命党人（包括早年的蒋介石）；终则非之，转而崇拜曾、胡（包括晚年的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何以如此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由「在野」到「在朝」。在太平诸公的「四像」、「四不像」的形象中，捉摸不定的缘故。——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欠缺深入的了解。凭常识论史，所以往往就驴牛难分了。洪杨功过的两家之言可是治太平天国史，而弄得四像不清，从一而终的，最高史学权威亦不能免。今世治太平史最深入者，莫过于简又文和罗尔纲两先生。两君著述都数百万言！而简君在太平「四像」中则咬定个驴。他认定洪杨革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汉族反满的民族革命。为此，简公亦终身颂之。简氏成长于国民革命时代，立论盖与时代精神有关。罗尔纲先生则走向另一极端。他老人家咬定一条牛，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伟大光辉的「阶级革命」。认定这一伟大目标，虽千万人吾往矣，罗君竟以太平天朝的正统史家自居，而斥曾国藩等为「汉奸」、为「反动派」、为「封建地主」……，义正词严，有时简直目眦尽裂！罗君广西人，幼曾承教于胡适之先生，著有《师门辱教记》记其在胡家受学之经过，为适之先生所称赏。然其治太平天国史则与师承完全相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治太平史，数十年来在大陆上领袖群伦，已蔚成一代宗师。近数年来由于中国开放，「苏东波」解体改制，马列史学之权威在大陆已引起怀疑。青年学者尤多喜新厌旧，而罗公老骥伏枥，信心弥坚，初不稍让。余读罗公太平史书数十年，知其包罗宏富，考证精辟，马列史学中之重镇也。近著《太平天国史》精装四巨册（一九九一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第一版）都百余万言。余亦搜购一部，细读之，详批之。颇有所获，亦颇有惊异。试略述之，或亦为海外同行所乐闻，盖该书为太平史学界，最近在大陆出版之重要巨著也。再者适之先生当年与笔者聊天亦时时提到罗君，颇多念旧之辞，笔者亦尝继续罗公未竟之功，整理胡父铁花先生之遗稿也。今读罗氏巨著，遥念当年的寒士助理，今日的老辈衰儒，亦不无相濡以沫之感，因突出罗公，多写两行，也不算是滥用篇幅吧！罗史评介一九九一年才出版的四卷《太平天国史》，应该是罗尔纲教授治太平史数十年的一个总结了。单从该书的外形来说已经很不寻常。它是文革以来笔者所见大陆出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书之中，唯一的一种用繁体字直排，采取三十年代通用的标点符号的布面精装巨著。【附注】六十年代文革以后，用同一类形式在大陆出版的书籍盖只有《标点本二十四史》和章士钊著的《柳文指要》。然前者为古典，不可用简体字；后者为钦定，是毛主席亲批，周总理指定发行的。而罗公今日亦居然能破例行之，也可见其自视之高，和名位之隆了。其与《标点本二十四史》以同样方式印行，作者或有其作「正史续编」之雄心。然此一雄心居然能实现者，亦见作者政治地位之不平凡也。再者，本书所采用的史学形式也是直承马、班传统的「纪传体」，奉「天朝正朔」来写的。书内日期悉用「天历」。这个不阴不阳的「天历」，是南王冯云山在金田起义之前，在清朝牢中私订的。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是个累考不售的落第秀才，修订历法绝不是冯的知识所能胜任的。他为迁就农民所用的「二十四节」，乃硬性的把节日固定了；然地球绕日却不听王爷的话来那么循规蹈矩的转动。冯氏不得已，乃把冯历弄成「四十年一闰」，比阴历更要糟。加以洪、冯二氏早期对耶教文献最熟悉者，盖为《旧遗诏书》（旧约），把犹太教义混入耶教（笔者有另文记之）。盖犹太人礼拜上帝为星期六、耶教于星期日、回教于星期五。冯云山显然是把耶稣和摩西弄混淆了。他把「天历」的「礼拜日」订在「礼拜六」（星期六）。把星期六当成星期天，因此在「天历」中星期循环的安排，就与一般基督教徒所用的阳历相差一天，而弄得天下小乱。郭廷以老师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花了年把时光，才把它们弄出个头绪来而得了硕士学位。罗君为尊天朝为正统而用天历纪元，也为读史者略增了些小麻烦。——知其所以然还要三历对查，也是个头痛的事。这也是作者坚守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正统观念」的旧史学在作祟焉。一九八二年罗尔纲先生为王庆成教授的大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作序时说：「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知道，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得到。」（见该书罗序，页二）。其实洪杨这个「四不像」政权，恐难以社会主义或阶级革命这一「像」而概其全。治史者纵精通马列主义而加以诠释，也只是一像之言。而笔者在罗公大著之中，除见其骂太平对手方为汉奸、为反动派、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恶言恶语之外，亦未见多少马克思主义。新旧对参，固知罗书亦转型时期「四像」「四不像」的转型巨著也。再者，吾人如把太平天国看成一个独立的小朝代，它也是我国史上涉外最多之一朝，而作者对涉外史料（除三数本汉译西书外）未能直接而充分的利用之，亦是美中不足。然瑕不掩瑜，尔纲先生毕生治太平史之贡献，在其掌握大纲，而细枝末节，均有其极精深之考订，与简又文先生实为瑜亮。忆年前曾有一读者函余，谓《中国时报》和《传记文学》上所印出之「天王洪秀全像」，实为「天德王洪大全」云云。时因旅途匆忙未即答。其实根据简、罗两先生之考证，「洪大全」实无其人。在永安突围时为清军所捕，解往北京凌迟处死之「洪大全」，实为湘人焦亮也。亮为湖南天地会小头目，自命才济诸葛，故取名曰亮。因不洽于洪杨，陷于清军时已在太平军枷锁中矣。哪来此王冠黄袍之像呢？（见简书，页三三二，洪大全之研究；罗书，页二三七七，焦亮传。）总之，太平天国实为一「四像」、「四不像」之改朝换制（不只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政权。治史者不能自限一格而论其一像也。「四不像」是转型初期常见的现象有的读者可能要问：太平天国何以变成这种「四像」「四不像」的政权呢？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里是不难找到答案的。原来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之下，双方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但余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则多属污染。其中最糟的就变成了非牛非马的「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试看十九、二十世纪中，亚、非、拉三洲之内所存在的列强殖民地（包括我国通商各口岸中的「租界」），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你说他洋吧！表面看来，穿洋服、吃大餐、进教堂、说洋话，歌台舞榭、灯红酒绿，真是洋得十分彻底。可是究其实，那里又能找到什么法治民主、救弱扶孤、守秩序、重公德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呢？反过来看看我们土著的社区，其中烟、赌、娼，泛滥成灾；帮会盗贼横行，贪赃枉法、贫穷、疾病、肮脏、糟乱，都达于极点，哪里又能找到一点点我们自吹自擂的「四维八德」呢？——总之在攻守文明之间，同取其糟粕（今名谓之「污染」），是早期强弱文明对流的必然现象。但是一个被强势文明挑战的弱小（或弱大）民族，如不是一窝颓废的群居动物，双方交流日久，渣滓淘尽，渐取宾主之长，那就是今日世界崭新的文明了。——在那儿华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前殖民地新加坡，这项转变中的表现，就是个很标准的实例。虽然新加坡朝野亦有其不太光鲜的一面！瞻念前途，吾华裔其勉之戒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言归正传，我们的洪杨政权，也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对流中的产儿之一。更确切的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也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真伪杂糅、善恶难分、用舍不当，才搞出这么个「四不像」的政权来。举几个小例子来说吧！太平政权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但是他却保留了「朕即国家」，君贵民轻的最反动的政治哲学。甚至把含义以人口干戈为重的「國」字，硬性改为一王独大的「囯」字，作为国号以教育人民。这就是最矛盾和极反动的了。演变的结果，太平朝中阶级森严。为王为官，可以为所欲为。为农为工的小百姓，则豚犬而已。无限制权利、无限制腐化的政治哲学中的定律，在洪杨诸公「进城」后的印证，真可说是淋漓尽致。以短节零篇来窥其全豹，盖为不可能；然举一反三，或亦可略知轮廓。洪杨在「进城以后」在今日大陆享有特权的中共干部之间有句史学术语，叫做「进城以后」。盖中共原为一工农政党。抗战期中，由于农运得法而打平天下，才从农村进入城市。此共产党人所谓「进城」也。「进城」因此对该党来说，实在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百年回头，我们看到洪杨诸公，也真是个照本宣科！笔者于前篇曾突出描述洪天王于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举行的盛大的进城式。其实这一伟大场面，只是个开始。记得《战国策》里有一则关于秦始皇生父吕不韦的故事说：不韦是个「买贱卖贵」的大商人，家赀百万。但是他还嫌利润太小，因问他父亲说：务农可获利十倍；经商可获利百倍；如果搞政治「立主定国」，可获利多少倍呢？吕父说：那倍数就数不清了。不韦乃决心搞政治。最后居然搞出个秦始皇来。在中国历史上搞政治获暴利的名人，洪秀全也可算是一位佼佼者了。一八五二年春初，他还是个一无所有的贫农头头。一年以后自南京下关「进城」，在十万军民跪迎之下，他就变成「富有四海」，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万乘之主了。——老洪，乖乖！这时有八十八个老婆。你能说这位耶稣的弟弟是牛？是驴？是鹿？还是骆驼？有这许多老婆，放到哪里去住呢？所以洪天王进城之后，第一椿急事便是大兴土木来建造「天朝宫殿」了。金陵自古帝王都！朋友，你如抢滩大陆，要与邓公小平来搞个「一国两府」，那你第一个应抢占的城市便是南京。南京之为国都，已积三千年之经验。它那儿除掉「万岁爷」和「太监」之外，供奉皇帝的东西，要啥有啥——宫娥彩女、黄金白银、奇工巧匠、捧场文士、磕头谗臣等一切，无不具备。老兄，你有本事做皇帝，「进城以后」——万事齐全；一切就等你黄袍加身！遥想那虎踞龙盘、物华天宝，钟山似金、长江如练，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真是天堂之首、帝国之都，何等气势？！回看那吱吱喳喳、烟尘弥漫的小台北政坛，相去何止霄壤？有心搞「立主定国」的大富商小政客们，真有志气，南京才是个去处呢！这虽是题外之言。可怜我们的洪老师从那个最落后的穷乡僻壤的「紫荆山」，一下看到那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的「紫金山」……这都是陛下我的「江山」吗？！洪老大沉不住气了。真是恨不得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一下淹死算了……。洪秀全是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阴历二月二十日；天历二月二十五日）进入南京的。进城不过数星期，他就开始划定皇城、修建皇宫了。这座他所圈定的城中之城的皇城，占地约数十方里，分内外二城。其规模大小似乎不在北京禁城之下。其中殿阁巍峨、雕龙画凤是不用说了。它在天历四月（阴历五月）兴工，工匠凡男女万人，日夜赶工，半年告成，十分壮丽。不幸初步工程方竣工，便发生大火，烧成灰烬。一八五四年初春又在原址重建。规模更大，其正殿称为「金龙殿」。高广似不在北京「太和殿」之下，「梁柱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画龙虎狮象，禽鸟花草，设色极工……。」（见罗著《太平天国史》页一四四四四，引吴绍箕，及毛祥麟。）据目击者言，正殿之后有后殿；后殿之后，左右各有一池，方广数十丈。池中各置石船二艘（其一今日尚存，在当年「国府」，今日「江苏政协」园内）。池后为内宫，分为左右两区。每区大楼五层，高八、九丈，深数丈。这显然就是洪秀全八十八位老婆住的地方了。后楼之后为花园，其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之盛，就毋待多费笔墨了。（见同上）太平天国遗存文献中的里，即保存一首洪天王游后苑的诗。诗曰：乃「拉」车对面向路行， 有阻回头看兜平。苑内游行真快活， 百鸟作乐和车声。洪秀全这首「诗」虽让人笑掉大牙，但也是他的真情流露。读其诗可想见那洪天王一个大男人，当时带了几百个女人，同游后花园的「快活」神情。真是读其诗，如见其人。洪某虽然考不取秀才。这首诗却不失为宣泄私欲之真品。也不比毛泽东那首「远看一个仙人洞」差多少也。天王的性变态我为何说天王游后苑只「一个大男人」呢？原来洪秀全（像许多cult leaders一样，包括今年五月份在克林顿治下率徒众数十人集体自杀的那个邪门教主）也是个「性变态」教主。他和海狗（fur seal，学名Callorhinus Ursinus）一样，是有性独占欲的。——海狗是个古怪的动物。雄海狗虽然占有数以百计的雌海狗，牠那个大男狗主义，还是不允许另一只雄海狗出现的。牠这个一夫百妻制，因而也误导我们中医把「海狗鞭」当成「补肾药」。洪天王显然就有类似的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傍午的时刻，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件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所以我们可以开个玩笑的说：洪天王不但像驴像牛像鹿像骆驼，他也像一头雄海狗呢！读者贤达以为这首笔者倚老卖老，对天王不敬吗？非也。这是弗洛伊德学派中的主要的严肃的议题呢！——不客气的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行为，在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看来，也有这种很严重的倾向呢！这就叫做「以社会科学法则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我们写中国近代史，连《推背图》都要容忍三分，对弗君的不朽之作，岂可充耳不闻哉？！阉割幼童和民间选美洪秀全既然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有其海狗之癖，他那雄伟的「天王府」，就不许其它任何雄海狗擅入了。——除非像北京一样，也来搞一群李莲英、小德张等老幼「太监」，作为奴隶。前节已言之，南京这个现成的帝王都，对洪天王服务是「万事俱备」的，只是独缺「太监」这阵东风。——天王府内尽管多的是来自两广的大脚女兵，但是任重道远，究不若膀大腿粗的男性苦力。天王东王因而也就想在天京制造些太监来，以便与北京的咸丰爷，分庭抗礼。朋友，制造太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体呢！我们儒家道统，集三千年之经验才把阉割太监做得个干净利落，有伤无死。施阉割之术需有高度消毒防毒，去腐生肌，蜡条通便，温（蚕）室护理等尖端医学。还要长短大小、分厘不爽、手快眼明、钢刀锋利等高级手术和器材。为避免被阉者精神异化、发疯寻死，它还需要有诸种「复身」、「娶妻」、「纳妾」等阿Q制度来加以慰藉。这都是极高深的心理学……，如此这般，才能制造出大批「公公」，来保证万岁爷作雄海狗的特权！——这都是我汉家文化极卓越的「成就」，始克臻此。读者贤达，您知道制造太监，哪能像我们东王的干法——到民间去捉些幼童来，把他们的「小鸡」割掉，就可变成公公呢？！据可靠的证据，洪杨等人确实杀掉幼童无数人，而一个太监也没有制造出来啊！我们写历史的人，落笔至此，想到天下父母心，不禁抆泪一问：教授先生，您还要说洪杨政权是「阶级革命」，为人民服务？！太监既然制造不出来，那么偌大的「天王府」和「东王府」就全靠女人来服务了。所幸来自广西的女兵（尤其是客家妇女），都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劳动妇女。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有极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见该书第二章）。长毛军中的女兵，尤其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军东征战役中打下扬州、死守镇江，女兵都是主力之一部。迨天京事变时，洪杨同室操戈，为天王守卫宫廷的，也全是女兵。这不但国史上之所无，世界史上亦所未见。可是劳动损朱颜；花木兰、穆桂英都不可能还是窈窕淑女。贵易交、富易妻，所以洪杨诸公（和他们未来的革命晚辈一样），进城以后，看到多情湘女，软语吴侬，他们就心慌意乱了。据资料显示，一八五二年冬季太平军攻占武昌，为时虽短，东王已迫不及待地学着古封建帝王的恶行，在民间开始选美了。东王有令要全城十三岁至十六岁少女，通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令者罪及父母。在那个「杀头之外无它法」的革命政权淫威之下，谁敢违令？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其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便选了美女六十人，挟之而去。洪杨这种暴政，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太不成话了。但是我国自有史以来，打天下的和助打天下的无不如此吗！司空见惯，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唐明皇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借回纥兵、平安史乱」（见《通鉴》和新旧《唐书》）。他给回纥的条件便是，乱平之后「江山社稷归大唐、子女玉帛属回纥」。果然不久，回纥就把长安打下了。但是唐肃宗这个混球有什么「子女玉帛」去酬劳番兵呢？回纥乃大掠长安，尽掳「子女玉帛」而去。被回纥所掳去的「子女」，恐怕连洗「一盆清水」也没有机会呢！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东王的声色之好以上所说是壮丽的天王府和后宫。现在再看看被许多历史家捧上天的东王杨秀清的排场。杨秀清（一八二三～一八五六）原是广西桂平县里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但是此人有军事天才。当太平军永安突围时，秀清才二十八岁，已经是实际的革命军总司令了。奠都南京时，洪秀全（四十岁）原是虚君；秀清（不足三十岁）已是全朝大权独揽的宰相。但是秀清究竟是个不识字的老粗，「有雄才而无大略」（引张学良评张作霖语）。一朝得志，便发起烧来。进城之后，他至少有老婆（她们叫「东王娘」）六十余人。【附注】东王在一八五六年为北王所杀。同时被戮，在后宫殉夫而死的有美人五十四人。至少还有几个幸存者嘛！所以笔者估计，他老婆至少有六十人。北王杀东殿后宫，着重在斩草除根（有孕者必杀）。少数无孕者可能被掳或潜逃，见下节。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六十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姐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姐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姐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一八五三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弗洛伊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四十八人……。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街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种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队，虽白天也一样的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繖（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和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页一二一四，引《贼情汇纂》卷六。）读完这段报导文学，我们不妨闭目试思，在今日北京和台北，除了国庆和党生日大游行之外，哪有这种场面呢？毛泽东在文革时代发烧，其场景或有过之，那也只是偶尔一次。哪能像东王杨秀清「每一出府」，都来这么一下呢？！再者，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有如此实权的东王，每次出府，在轿前轿后，都要玩两个三十六节的大龙灯，算啥名堂呢？朋友，这就是「知识」（Knowledge）与「趣味」（taste）的等级问题了。知识高者，趣味随之上升。知识低者，则趣味也随之降级。国人叫做「低级趣味」；西人叫做poor taste是也。毛泽东把刘少奇打为「工贼」。其实刘少奇是个搞工运的士大夫，非工贼也。像王洪文那种人，才可以叫工贼。他是确确实实的工人，但是在厂内他却不是勤勤恳恳、努力生产的好工人。他是个调皮捣蛋、无事生非、里戳外捣、上拍下压的捣蛋鬼。但是这种人往往是领袖人才，善于活动，长于组织。一旦时来运转，工运爆发，他们就会乘直升机，扶摇直上。工人如此，农民亦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他最欣赏的一些什么「打烂伞的」、「穿破鞋的」……（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版。《毛选》中被删去）都是这种人。毛的马列水平甚低，他把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渣滓普罗阶级」（lumpen﹒proletariat，原文为德语），误为普罗的主力。因为只有这种渣滓才能帮他在农运中抓权。这一不幸，一直延长到「解放后」。在中共土改期间，受难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应得，可是「贫、下中农」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也被他们斗的家破人亡，实在是人类社会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会不平」（Socialinjustice）。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利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利，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际观察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它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请看四人帮。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他会不会玩这两条大龙灯、讨五十四位太太呢？——洪文不会吗？但是周恩来如果做了东王，他会不会呢？你把老周杀掉，他也不会搞出这种badtaste来也。朋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今日的「高知」），和渣滓普罗之别也。渣滓普罗再加个动不动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就要下凡的洋教邪门，那就更弄得非牛非马，四像四不像了。洪杨这一来，就把中国传统士大夫如曾左李胡（和他们的幕友文案）和西化高知（如容闳），通统赶入敌营，来和他们作对。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都是无赖和流氓打下的。但是「起朝仪」订制度，却有赖于高知。所以一群无赖如搞帝王政治，那就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作士农之首（毛主席不是说「你怎么也少不了他」）！如搞西化政治，那就要「转」农业为工商，自做工商之主。洪杨二君那时还只能搞点「立主定国」的传统政治。而搞传统政治却少了个「他」，其不败待何？知识分子的杯葛忆幼年读《古文观止》，背诵王安石的，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评那位专搞渣滓普罗的孟尝君的话，实在极有道理。王说：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狼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洪杨二君在基本上是次于刘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们需要张良、陈平、刘基、房杜等知识分子为他们来出谋策画。不幸他们却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彻底杯葛。然考其实，非知识分子杯葛洪杨也。洪杨「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诸位就看看东王爷那两套大龙灯吧！那个有修养、有学问、有taste的知识分子，张良、陈平、诸葛亮，周恩来、容闳……吃得消那一套呢？！纵谈那项有反清复明意义的「长毛」吧！长毛非洪杨故意「蓄发」以对抗「薙发」也；那也是深山区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尚未进步到经常理发修面之现代文明呢！英人密迪乐访南京（见上篇）时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们十分骄傲地说他们的头有「原始长毛」。换言之，也就是他们自十几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一辈子未理过发。洪、杨二公生于十九世纪西风东渐下之中国，却要保留这个落后的习俗以为革命特征。在一个经常不理发、不修面的生活条件之下，试问读者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所以在长江流域被卷入长毛区的汉族男士，一旦脱离长毛，第一椿事便是剃头修面。安全考虑固属第一，另一则是卫生上的要求。理发之后，无不有「还我头颅」之感。——吾人读过十数家清人类似的笔记，纵使是亲洪杨者，亦有相同描述也。至于洪杨诸公所炮制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诏书」，其荒诞固无待言，其鄙俚之词，亦酸人骨髓——那个张良、陈平、王安石、周恩来……吃得消呢？真是「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没有知识分子来为二公出谋画策，而二公又不愿依样画明、清两朝之老葫芦，那他们的政治设施就愈来愈走样，愈没章法了。第一，洪杨没个中央政府。洪塾师熟读四书五经。根据《周礼》，他搞了一套王国官制来，官分爵职而以爵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诸「王」（最尊者有东西南北翼五王，世袭罔替）。王之下有侯。其后王、侯之间又加义、安、福、燕、豫五等勋爵，以赏有功。官职则文武不分，最高者为丞相。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排长）。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十二级。其它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职同」（如国民党军中文职什么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谓「军简一阶」、「军荐二阶」等等名目）。其后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么「义上王下」的天将、朝将、神将来。其实天朝是没个可行的制度的。「天王」这个国家元首，似乎是个虚君制。按《周礼》称「王」，不称「帝」。看来又像伦敦的英王。但他有个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却没个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无权。真正在中央大权独揽的是东王，而东王则与中央内阁无关。他有他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一般称之为「东殿」。「东殿」之内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国政。东殿甚至可以单独举行「科举」，名曰「东试」。一八五三年东试秋闱的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所以「东殿」实在和国民党时代的「委员长侍从室」，和共产党时代的「林办」，差不多性质，只是权力更大得可怕罢了。洪杨合作时期的太平天国一直是军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军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值得一述的，是它没有个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实上只是个堡垒、军营。扎在孝陵卫的清军「江南大营」距朝阳门（今中山门）只数里之遥——笔者在南京当中学生时，乘公共汽车，两站路也。所以洪杨的天京日夕皆可听到炮声。只是清军十分窝囊，连朝阳门一块城砖也打不掉。太平军在苏浙皖赣鄂诸省所占领的其它城镇，很少占领过三年以上的。所以它没有多少「地方」需要治理，因此也就没个「地方政府」了。中外史家历来所讴歌的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事实上这宗社会主义的土改方案，只是个无名氏的纸上作业。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一样，一天也没有施行过。至于在解放区暂行征税办法，太平军所实行的制度，还是最简单的老办法——「照旧完粮纳税」。他们搞不来什么「三三制」呢！可是太平军打仗，动辄十万八万人，军饷哪里来的呢？上引史学权威郭、简、罗诸前辈，都未能说服我，有关太平天国的财政问题。在五○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余不谓然也。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盐官、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茶官，与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国营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曹学」开了个新渠道；它对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烟丝披里纯」。洪杨割据东南，内战打了十余年，丝茶之功不可没也。——「太平天国」实在是中国内战史上，第一个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啊！这也是「转型」期中特殊的历史现象之一吧！经营丝茶，禁绝鸦片若论丝茶贸易对太平天国的关系，专书也、博士论文也，岂可轻碰？然既已提及，则不妨三言两语为读者略陈之。盖十八、九世纪中我国对外贸易，一直是巨额出超的。欧美原先运来者只是整船整船的白银，而我们出口的则是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可是这一出超贸易至鸦片战前，突然逆转，因为英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土耳其发现了鸦片。他们可以无限制供应，我们也可以无限制内销。因此我国顺差贸易，顿成逆差。迨两次鸦片战后，西人可公开对华贩毒，这一来黄河决口，烟毒泛滥，我们就不成个国家了。可是我国财富集中在东南长江三角洲；外贸的死结则全在鸦片。一旦能把鸦片根绝，则外贸便顿成顺差，黄金白银自会滚滚而来。以我东南人才之鼎盛，资源之丰硕，「四小龙」何足道哉？果然一八五三年天王定鼎金陵，彻底禁烟。据祁寯藻著《贼情访问记》所载：「贼（太平军）禁食旱烟、水烟、潮烟。有吸鸦片者立杀。」长毛杀人，可不是讲着玩的啊！所以东南烟毒，一时皆绝。